上海复兴东路隧道夜间开放新闻的社会学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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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叠的隐喻与城市的脉动，上海复兴东路隧道夜间开放新闻的社会学透视

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以其对未来城市社会阶层与时空资源分配的想象，获得了广泛关注，并促使人们反思现实社会中的结构性不平等。小说描绘了一个物理上被分割为三个独立空间、按不同时间轮转运行的城市，象征着社会资源的固化分配与阶层间的深度隔阂。

近期，上海复兴东路隧道在每日凌晨0:00至5:00时段对非机动车（主要为电动自行车）开放的决策，引起了公众讨论。该措施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深夜时段部分市民，尤其是依赖非机动车出行的劳动者（如外卖配送员、代驾司机等）跨越黄浦江的实际困难。然而，这一看似局部的交通政策调整，实则触及了城市运行中关于空间使用权、时间分配、社会群体互动模式以及技术设施公平性等深层议题，与《北京折叠》中“折叠”概念所蕴含的社会分层与资源区隔主题，形成了具有启发性的对照。也许可以运用社会学理论框架，多维度的解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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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间的生产与“无形壁垒”：城市空间的社会建构
《北京折叠》中的物理空间分割是社会区隔的极端表现。在现实城市如上海，虽然不存在这样的物理机制，但不同交通方式和不同社会群体在空间使用权上的差异，构成了不易察觉的“无形壁垒”，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性折叠”。

空间社会学的核心观点认为，空间并非纯粹的物理环境，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与反映。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中强调，空间是被社会性地建构出来的，是权力关系、经济活动和社会互动的具体体现。城市空间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实质上反映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影响力以及彼此间的权力动态。

长期以来，大型城市的交通基础设施规划，如桥梁和隧道，在设计和管理上往往优先考虑机动车的通行效率和安全。这导致非机动车在这些关键通道中的通行权受到限制或完全被排除。这种规划逻辑虽然有其在交通流量管理和安全方面的考量，但也客观上压缩了非机动车使用者的出行空间，增加了他们的出行时间和成本。尤其对于那些工作性质需要在城市各区域间频繁移动，且经济能力有限、依赖非机动车的群体而言，这种空间配置上的差异性对待，体现了“空间权力”分配的不均衡，并引申出关于空间正义（Spatial Justice）的讨论——即城市空间资源和使用权应如何在不同社会群体间进行更公平的分配。

复兴东路隧道夜间开放前，深夜需要跨江的非机动车用户主要依赖绕行更远的桥梁或等待有限的轮渡服务。这对于时间敏感性强、工作时间不规律的夜间工作者（例如外卖员需赶时间送单，代驾司机需尽快到达客户位置或返回）构成了显著的障碍。隧道夜间对非机动车的开放，可以被视为对这种“无形壁垒”的一种调适，是对特定群体在特定时间段内空间需求的确认和回应，是城市管理者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新平衡的尝试。

二、 时间的分配与“时间压力”：加速社会下的生存策略
《北京折叠》将时间描绘为一种严格配给的稀缺资源，不同阶层拥有截然不同的“时间窗口”。现实社会中，虽然不存在如此明确的时间配给制度，但不同社会群体在时间的支配能力、时间价值感知以及所承受的“时间压力”上，存在显著差异。

时间社会学关注时间如何被社会性地定义、分配、体验，及其与权力结构、社会不平等的关系。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的“社会加速”理论指出，现代性伴随着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给个体带来普遍的时间压力。

深夜跨江的非机动车群体，其中相当一部分从事着对时间效率要求极高的服务性工作。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如外卖、即时配送、代驾服务），通过算法对服务时间进行精密的计算和管理，进一步强化了从业者的时间压力。为了满足平台要求、获得更多收入或避免处罚，他们往往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这使得他们的工作时间高度紧张，个人可支配的闲暇、休息乃至睡眠时间被压缩。这种现象可被视为一种形式的“时间贫困”（Time Poverty），即个体缺乏足够的时间来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和个人发展需求。

平台的算法管理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形成一种“时间规训”（Temporal Discipline），使得劳动者的时间自主性降低，个体节奏被外部商业逻辑所主导。快速、准时地穿越黄浦江，对于这些深夜工作者而言，不仅仅是便利性的问题，更是维持生计、在“加速社会”中进行日常经济活动的关键一环。隧道夜间开放，直接缓解了他们在特定路径上的时间压力，是城市基础设施对特定群体工作节律和生存策略的一种适应性调整。

三、 社会分层与“可见性”问题：符号互动与群体认知
《北京折叠》中，“第三空间”的居民生活在城市的“背面”，他们的存在和需求容易被上层空间所忽视。在现实城市中，某些群体，尤其是从事低收入、非正式或高流动性工作的人群，也可能面临“可见性”（Visibility）不足的问题。

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强调，社会现实是在人与人的互动中，通过符号（语言、标签、行为模式等）的交换和阐释而建构的。社会对不同群体的认知和评价，往往受到刻板印象和社会标签的影响。例如，外卖配送员、代驾司机等职业群体，在公共舆论和日常互动中，可能被赋予某些特定印象，这些印象可能影响到社会对他们需求的感知和重视程度。

当一个群体的需求、困难或贡献在公共视野和政策议程中“可见度”较低时，他们就容易被边缘化（Marginalization）。城市规划和管理决策，可能在无意中优先考虑那些“声音”更大、社会资本更丰厚或被认为对城市“形象”贡献更“正面”的群体的需求。深夜跨江非机动车群体的困境，在隧道开放之前，可能就属于一个相对“低可见度”的问题。此次隧道开放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这一群体及其需求的“可见性”，表明城市治理开始更积极地回应那些以往可能被忽视的声音。这涉及到社会如何认知和对待不同阶层和职业群体，以及如何打破可能存在的“污名化”（Stigmatization），促进更平等的社会互动。

四、 技术应用与社会效应：技术社会学的审视
《北京折叠》中的核心技术——物理折叠，最终服务于并固化了阶层隔离。现实中，技术（包括硬件设施如交通工程，也包括软件系统如平台算法）的应用同样并非价值中立，其社会效应值得审视。

技术社会学（Sociology of Technology） 研究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塑造关系。技术的设计、采纳和运行模式，既受到社会结构、经济利益和文化观念的影响，也反过来重塑社会关系和资源分配格局。大型交通基础设施（如隧道）的设计标准、通行规则，体现了特定时期对效率、安全、服务对象优先级等问题的权衡。最初将非机动车排除在隧道通行范围之外，可能有其技术或安全上的理由，但同时也产生了将特定交通方式及其使用者边缘化的社会效应。

数字技术如平台算法，在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加剧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者的风险。这种由技术应用差异或排斥性带来的差距，可称为 “技术鸿沟”（Digital Divide） 的一种表现形式，它不仅指设备接入的差异，也包括技术使用能力、从技术中获益机会的差异，并可能与现有的社会分层结构相互强化。

复兴东路隧道的夜间开放，可以看作是对现有技术设施（隧道）应用规则的一种社会性调适。它并非改变技术本身，而是调整了技术应用的社会界面，使其在特定条件下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用户群体，特别是那些在早期规划中可能未被充分考虑或被排斥在外的群体。这提示我们，需要持续关注技术应用的社会后果，并通过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引导技术发展朝着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前进，缓解而非加剧社会不平等。

五、 迈向更具包容性的城市治理
《北京折叠》描绘了一个需要警惕的未来图景。它提醒城市规划者、管理者和所有市民，城市发展不应仅仅追求经济增长和运行效率，更需关注社会公平、居民福祉和可持续性。

复兴东路隧道夜间开放事件，作为一个具体的城市治理实践案例，蕴含着重要的启示。它鼓励我们反思城市中存在的各种“无形壁垒”和“社会性折叠”，正视不同社会群体的差异化需求和困境。为了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宜居和可持续的城市未来，也许需要：

强化空间公平理念： 在城市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中，更系统地评估不同交通方式和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保障基本的出行权利，促进空间资源的合理共享。
审视时间分配机制： 关注“加速社会”对个体，尤其是对基层劳动者时间自主性的影响，探索如何在保障效率的同时，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和生活品质。
提升社会包容性（Social Inclusion）： 努力消除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和歧视，提升弱势群体的“可见性”，建立更畅通的诉求表达和回应机制，营造相互尊重、守望相助的社区氛围。
秉持审慎的技术伦理： 在推动技术应用（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时，充分预估其潜在的社会影响，通过制度设计和监管，确保技术进步能够惠及所有社会成员，防止“技术鸿沟”扩大。
结语
上海复兴东路隧道对非机动车的夜间开放，远不止一项交通便利措施。从社会学视角审视，它折射出当代大都市在空间使用、时间分配、社会分层互动以及技术应用等多个维度上的复杂动态和潜在张力。借助《北京折叠》的隐喻，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识别出城市中可能存在的“社会性折叠”现象——即不同群体在资源获取和生活体验上的结构性差异。该事件及其引发的讨论，凸显了城市治理需要超越单一的效率导向，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性。持续关注和回应城市中“不可见”群体的真实需求，才是避免社会走向深度割裂、构建真正具有包容性与活力的城市未来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