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潘晓事件”女主角的人生之路2019-02-16 07:30
1980年5月1日，《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一封署名为“潘晓”的来信。这封题目为《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的信，诉说了一位青年对生活满怀憧憬，在实际生活中却屡屡遭受打击的人生际遇。该信引发了“人为什么要活着”的人生观大讨论，持续半年之久，轰动全国。这一事件后来被称为“整整一代中国青年的精神初恋”。 如今，已近40年过去了，“潘晓”后来找到自己的人生意义了吗？《北京西城报》编辑郭晓霞采访了“潘晓”的原型之一——黄晓菊，为读者讲述了“潘晓”几十年来的人生经历。
著名的“潘晓来信”
见面时，黄晓菊给人感觉很坦诚，语速很快，对于笔者的提问，她直抒胸臆，正如她对自己的评价一样，“喜欢表达，而不是憋在心里”。她有一句口头禅：“您懂我的意思吧？”她愿意坦诚相见，渴望别人能读懂她的内心世界。她认为真诚是最重要的品质。
1980年的黄晓菊 磕磕绊绊几十年岁月中，黄晓菊一直在追寻人生的意义，寻找心灵的家园。童年的亲情缺失对她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她没有因此而变成孤僻的人，而是更加渴望与人沟通。她努力坚持“站着挣钱”的自尊，面对失业、离婚等一系列生活的磨难，她仍然坚持自己敢想敢说敢做的真性情。而对于年轻时的“文学梦”，她仍然念念于心。
成为“人生观大讨论”主角
黄晓菊的母亲是北京人，年轻的时候自愿响应国家号召支援边疆建设，到包头去开拖拉机。在组织的介绍下，母亲与一位军人结婚，留在了包头。黄晓菊是家里的长女，出生时条件很艰苦，母亲奶水不够，奶粉、牛奶在当地都很缺乏，因此她自小身体就很弱，患上了黄疸型肝炎，因严重缺锌，还患上异食癖，到处吃土。为了加强营养，黄晓菊从1岁就被送到了外祖父家，后来父母又生了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本来父母打算让她过一段时间就回内蒙古去，她每年放寒暑假也都回父母家，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她已经适应了北京的环境，而且从小离开家，与父母和弟弟妹妹在感情上很生疏，也就不愿意回去了。
1972年，黄晓菊初中毕业。那届初中毕业生，1/3上高中，2/3插队，她因患有严重的关节炎而免修体育，因此没有资格上高中，也不能去插队，在家待业了两年，整天为前途而担忧。当时她一个同学的妈妈是月坛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让她把情况写下来，向组织上寻求帮助。1974年，黄晓菊被分配到了北京市第五羊毛衫厂当工人，从此干了七八年。她有了新的烦恼：难道就这样一辈子与机器打交道吗？
为排解精神上的苦闷，黄晓菊读了很多名著，比如《怎样做人，为谁活着》《简爱》《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朵夫》《呼啸山庄》等。“我在书中找到了共鸣，原来书里主人公也有和我一样的苦闷，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因此感觉很亲切。如果一辈子只读一本书的话，那么我选择《简爱》。”《简爱》女主角对社会命运的不妥协，对自我的勇敢探索，对平等、独立爱情观念的坚守，给黄晓菊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通过读书，黄晓菊发现了未知的自己，自我意识逐渐觉醒。
青年黄晓菊
1978年、1979年，黄晓菊参加了三里河工人俱乐部一个文学培训班，在这里遇到了李燕杰老师。李老师在课上有许多个人感悟跟学生们交流，他也不按考试大纲来提问，而是很自然地触及个人的经历，引发大家的思考。黄晓菊说：“李老师当时讲的课，我记得是‘德才学识与真善美’这个主题。他把‘德’排在第一位，然后才是‘才学识’；‘真善美’中‘真’是首要的，没有真，哪来的善和美。他当时讲的内容现在看来都很时尚、很不一般。我经常在课堂上提问题，也不局限于小说，很多都是探讨人生问题。李老师在生活中也愿意用自己的热情去影响别人、正面引导别人，这对我起到了积极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也不太关注物质层面的东西，我的奢侈品是希望人能够懂我。”
在李燕杰老师的帮助下，黄晓菊与同学祁大伟采访了诗人艾青，并将采访经过发表在《艺苑蓓蕾》杂志上。 1980年初，《中国青年》杂志编辑部收到了很多来信，都在诉说青年的人生苦恼，于是该杂志酝酿在青年中发起一场人生观的讨论。具体负责这一工作的编辑马丽珍和马笑冬深入北京的机关、学校、商店、工厂，召开座谈会。其中一次座谈会，邀请了一些大学毕业生、在校生、在职工人、回城知青等参加。正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文学培训班学习的黄晓菊被俱乐部推荐给编辑部，作为街道工厂的工人作了发言。
“潘晓”来信发稿原件 “潘晓”来信发稿稿签
《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觉得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很有代表性，请她把自己的想法毫无隐瞒地写出来，供青年讨论。于是黄晓菊用长诗的形式给编辑部写了一篇稿子。最后见刊的那封信，许多内容都取自于黄晓菊的稿子，此外还揉进北京经济学院学生潘祎的一些话。最终发表的时候，编辑从黄晓菊和潘祎的名字里各取一个字合成了“潘晓”这个笔名。这封信于5月1日刊发，半年内编辑部收到6万多封读者参与讨论的来信。
刊载“潘晓来信”的《中国青年》1980年第5期封面
在这场轰动全国的人生观大讨论中，黄晓菊一夜成名：经常有陌生人堵在工厂门口要求见她，要跟她“谈理想、谈人生”；还有给她写信的，有邀请她作报告的，有一些人甚至与她成为多年的好朋友。其中有一位北京化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后来成为了她的丈夫。 但成名也带来很多烦恼。黄晓菊在工厂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在《中国青年》杂志的帮助下，她被调进了中国青年出版社发行部。当时出版社职工子女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就会被安排到这个部门做事。在黄晓菊眼里，这样的岗位与她“到一个书多、读书人多的地方”的期待还是有很大距离，于是她又“不安分”了。
这时，黄晓菊应聘当上了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图书资料员，负责整理十几种杂志。她在为单位订阅杂志时，想到社科院是研究“人”的单位，于是在专业杂志之外又选择了些“有人味的”，比如《世界博览》《世界电影》等。可是在单位机制改革时，她却遭遇停聘，“罪状”之一就是“未经领导允许，超范围订阅各种自己喜欢看的杂志”。“停聘就停聘，”黄晓菊想，“年纪轻轻难道还怕养不活自己和孩子吗？”于是拿着社科院给的三个月工资回家了。而在丈夫眼里，所谓“与众不同”的“潘晓”，在家庭生活中与其他妇女也没什么区别。失业的煎熬再加上与丈夫的诸多分歧，两人决定离婚。
在生活的重压中打拼
1988年离开社科院后，背负“潘晓”标签多年的黄晓菊在痛苦地反复思索“我是谁”的问题。既然离开体制内的工作，何不趁此机会到改革开放的前沿去闯一闯？黄晓菊想脱离这个标签，证明自己的价值，证明自己在普通人的人群中能生存下去。 于是，她把孩子托付给自己的姨妈，去海南找工作。她在海南特区报找到了工作，但是整天要低声下气拉广告，她无法忍受，于是毅然离开这家报社，打算去深圳碰碰运气。
从海南去深圳的时候，黄晓菊30多岁，由于不会熟练使用电脑，英语也欠缺，远远不如20多岁的年轻人有竞争力，所以到处碰壁。当时甚至有社科院教授拿着一摞自己写的书去找工作，用人单位说：“我们这缺扫地的，你扫吗？”当时深圳就是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不管你过去的资历如何，都要从头开始。
就在黄晓菊要放弃、想打道回北京的时候，朋友介绍说，一个日本人家里需要一名家政人员。刚开始说就是需要一个普通话讲得好、有一定文化程度的人，代替雇主与政府部门打交道。黄晓菊到雇主家实地一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买菜、做饭、打扫卫生样样都得干。男雇主是一家工厂厂长，重度残疾，他的妻子是韩国籍，叫索荣花。索荣花知道黄晓菊不会干家务，但离婚后急需挣钱养家，便说服丈夫留下她。日本人的地板需要跪着擦，黄晓菊从来没干过这样的活，索荣花就手把手地教她，把地擦得一尘不染。黄晓菊本来就有关节炎，再加上要经常跪着擦地，双膝跪得生疼。好在这家日本雇主的饮食比较简单，早饭总是面包片加煎鸡蛋，正餐基本上都是米饭加白灼海鲜，所以也能应对；并且工资每月3000元港币，而当时北京平均工资只有几百元。黄晓菊之所以能留下来，一方面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源于索荣花对她的信任与尊重，后来她们还成为掏心掏肺的好朋友。
当时深圳有一档女性广播节目叫“月亮湾——女人的港湾”，节目组负责人通过熟人找到黄晓菊。刚开始只是去做嘉宾，后来变成热线，黄晓菊从此成了“知心姐姐”，要回答听众们打热线进来提的各种问题。过了一段时间后，黄晓菊觉得，她的热线电话只能做到让听众抒发一种情绪，不能为他们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而她自己在走出广播电台的大门之后，为维持生计，还要回到雇主家继续做自己的家政工作，感觉自己的回答特别虚伪、苍白无力。于是她再一次选择了离开，告别了“知心姐姐”的角色。
黄晓菊的深圳之行，使她从众人瞩目的“潘晓”做回了尘世中的黄晓菊，使她对自我价值有了更客观的认识。经过很多激烈的思想斗争与困惑，她对自己真正的生存状态有了更清醒的认识，它不是理想中空洞的想象，不是别人眼中预设的形象，而是在生活的“泥与土”中生存，真正面对生活的种种不完美，凭着每一天的努力劳动挣取自己和家人的面包，那是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她的最大收获。
坚持“站着挣钱”
在日本雇主家工作了两年多，黄晓菊联系到自己的成长经历，感觉长期离开孩子不利于他的成长，而且这种缺憾今后将无法弥补，于是从深圳回到北京。
1993年，黄晓菊回北京加入朋友的服装公司，后来干脆自己干，将面料加工为成衣销售。黄晓菊在纸上将衣服款式画下来，交给裁缝做出样衣，再去木樨园进行批量加工销售。这些服装摆进了北京各大商场，但因为不善于跟大商场负责人拉关系，黄晓菊的服装常被撵到最不好的位置。她说：“我的服装有特点，有特别强的时尚感，不怕积压，三年前做的服装，三年后仍然能卖得出去。我的生意没做那么大，因为我的心思一直在生意之外，做生意挣点儿钱，踏踏实实养孩子，然后赶紧做其他我喜欢的事情去。”
她单枪匹马在市场里头闯荡了十几年，后来服装的大品牌全面进驻，个体户被一个个挤出了大商场的柜台。她说：“在每个大商场我都是坚持到最后的个体户，这是让我感到很骄傲的事情。商场换了一任又一任的领导，但是我还在。”
后来她在广播电台对面的一个铺面开起专卖店，又坚持了几年。但是由于受到了网络购物的冲击，即便每天坚持10—12个小时的工作，也经常是无效的劳动，成交率是零。随着聘用的导购一个个离开，黄晓菊不得不自己每天在服装店看店。“在那会儿还看了不少的书，有时还看得痛哭流涕，顾客来了赶紧把书收起来，很可笑。但那是我的乐趣，我感觉就是小姑娘的情结一直没有得到释放。”最后某干果专卖店以高于原房租的价格一下子与房东签了十年的合同，她不得不离开那里，结束了自己的生意。由于入了社保，黄晓菊在年满50岁的时候办了退休手续，享受到了退休工资。
黄晓菊通过卖服装解决了生活问题，独自养大了孩子，还把三里河外祖父母的老宅子也买下了。说起做生意，她自认是个有能力的人，“强迫症”般地负责任，有很强的时尚感，服装款式“可以一眼看十年”，把自己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我很善于跟顾客沟通，但是我很多时候不愿意这么做，而是很情绪化。如果我喜欢一个顾客，会跟顾客聊上半天，卖不卖出去东西都无所谓。而喜欢跟我聊天的顾客，聊着聊着可能一下子就买了好多东西。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各色的’、不亲和的，有的顾客很挑剔，我就不能忍受，就会跟顾客吵起来，你认为我的东西不好，我还认为你不是我的顾客呢。我挺明白姜文那句话的意思，‘站着把钱挣了’。蹲着跪着能挣100，站着可能只能挣60，但是我不愿意受那40块钱的气，我就站着挣钱。”
黄晓菊很自豪能将自己的个性坚持到底：“从年轻的时候交下的朋友，包括因为‘潘晓’交的朋友，再见到我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呦，还那样！’不能说一点儿没变吧，但仍然保持那种真性情。做生意这么多年，变化肯定是有的，但根本的东西没变。”
再续“文学梦”
对于青年时的梦想，罗曼罗兰是这样说的：“很多人在半途迷失了，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足够的耐心在任何情况都坚持不懈、不屈不挠地等着这束光舒展开来，将这一丝微光牢牢地握在手里。”
退休后，黄晓菊终于可以不用再为生计奔波，这些年在谋生的压力下变得有些模糊的文学梦又渐渐清晰起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在写随笔，每天都要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下来。许多朋友都劝我发表自己的作品，但我从内心来讲缺少这种原动力，我不需要再用这种方式证明自己。”尽管在“潘晓”来信中已显露出一定的文学才华，在出版业发达的今天，个人出版也不再困难，但经历了年轻时的意外成名，又遭遇了之后一系列的生活波折，黄晓菊更加感觉到名利的荒诞，所以刻意地回避可能与之有关的事情。
但是，经过漫长岁月的沉淀，黄晓菊感觉还是有很多话想说，于是加入了一个电影公司。这个公司专门拍一些文艺片，获得很多国际奖项。
黄晓菊说：“其实，我对电影的热爱由来已久。当年在开服装店的时候，宁肯损失每天将近千元的租金，关上店门，我也要去电影资料馆一场接一场地看电影节展演。因为好多是平时难得看见的资料片，我总是从早看到晚，一天能看四部电影。进入电影行业后，为了获得镜头感，我现在一年要看300多部电影。我善于表达，善于用语言传递内心的感受，又有经历、有生活的积累；我的当下感也很强，不落伍，所以善于跟90后的导演沟通。我想影片获奖不是目的，生活中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能不能再深入一点，再人性一点，挖掘出来，用真情打动人？它们可以充分表达内心纠结的过程，拥有虽然不完美但一定是光明的结局……我希望这些能鼓舞人的、真实恳切的故事，能被大众所接受；我希望能在电影中实现我的文学梦！
黄晓菊近照
回望来路，当笔者问她“对于在80年代人生大讨论中所持的观点是否有变化”时，黄晓菊说：“‘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的提法太简单机械了，不完善、不准确，我愿意修正这个观点。当时的提法‘为自己与为他人’有先后之分，我（现在）认为不应该是有先有后，而应该将二者融在一起。”
在我们结束这场采访两个月之后，黄晓菊告诉我说，关于那天的谈话，她深感有未尽之意，于是在日记里进一步梳理了思路：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是当时历史环境下的思想产物，所以它当然也不是一个绝对正确或错误的概念。它存在的价值只是在当时的精神生态中，撼动了被长期禁锢的、单一的、僵化的思想体系，唤醒了人们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去认识自己的人生。所以它不是真理，也不应是所有人的行为准则。今天的精神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对‘自我’的认知、理解更加多角度多层面，各人的人生观、价值体系，也会因各人处境的不同，形成认知的差异、趋向意义上的多元化。‘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也不再仅仅是个‘主观客观’、谁先谁后、谁主谁从的问题。它更值得探讨的是一个互相包容、互为成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态平衡问题。”
选自《纵横》2019年第1期，作者：郭海霞；责任编辑：于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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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3-7 10:22:18
78年计算机，真干出来的可就是大牛呀
发表于 2020-3-7 11:3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