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修改稿）

听风看雨通三统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

今天，随着中国与西方的实力的强弱易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越来越明显体现出来，相应的，西方的体制的问题也越来越充分地暴露出来。由此，西方所宣扬的那些“普世价值”，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了。而今，却是中国亟需提出自己的体制的普世性价值，才能真正在意识形态斗争中赢得主导权，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环境。
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一愚之得，以就教于方家。具体形式，就是梳理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进行理论的总结，最后得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普世性价值的论述。

引    言

我们分析所谓“普世价值”，首先要明确四点认识。
第一，普世价值不是先天存在的，具有超越时代的特质的价值观。而是在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下，最适应这个生产方式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为这种社会组织方式进行合理性论证的价值观念。
   
第二，在某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下，可以有相应的普世价值。但是，这个普世价值不能真正适用于所有的国家。这个是由各个国家的国情的差异所决定的。
   
第三，即便是在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这个普世价值也不是自动实现的。而是要经历艰苦的建设和探索，出现若干反复和波折，才能被人们所认识，被社会所确立。
   
第四，普世价值，并不能解决一个社会的所有问题，反而会有一些社会成本发生，带来若干问题。
   
如何理解这四点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类比。这个普世价值，就好比考试中的评分标准。为了更好说明问题，我们就以大家都熟悉的高考作例子吧。
   
这个普世价值，就好比高考中的评分标准。所有想通过考试进入自己理想的大学的考生，都要被这个标准来衡量，最后给定一个分数。按照录取的名额，决定是否可以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但是，这里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那些考试中的标准，是否天然正确？所有经历过考试的人，都会说“未必”。但是，它应该是一个特定时期或者标准下的“最正确”的；第二，不是所有考生都能考一个高分，那个标准本身就是区分不同层次的天分和基础以及个人努力等综合构成的“素质差异”的“硬指标”；第三，即便考了高分的考生，也绝少生而知之，更非全知全能。即便考到满分，也未必就是对考察的知识点完全透彻掌握的；第四，就是那个标准，既是单一的，自然就不会是完全合理的，更不可能是一个可以全面衡量人的“素质差异”的标准。恰恰相反，因为要对所有考生确立一个普遍适用的标准，它就必须是“单向度”的。因此，既不公正，也不合理。但是，只要参加考试的学生，就意味着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标准下“一考定进退”的规则。至于这个规则如何更加公正合理，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指在一种经济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最能适应这种经济生产方式要求的，可以给社会带来繁荣和稳定，使人民相对安定、富足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为这种社会组织方式进行正当性、合理性论证和规范的意识形态论述。
   
经过前面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普世价值，是不宜强行推广的。不论是武力的“推广”，还是自以为是的说教，都不能使一种制度和价值观念被普遍接受。而且，任何一种普世价值，都有自己的负面效应，其确立的过程，也是有社会成本的。但是，第一，在一种经济生产方式下，就会有相应的普世价值；第二，这种普世价值不能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但是，符合这种普世价值的地区，人民生活就会相对安定富足，社会也会比较稳定和谐。而不能落实这个普世价值的地区，或者那些普世价值的代表性的地区，当它不能很好落实这种普世价值的时期，经济社会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表现得比较落后，或者动荡。
   
这就好比，一个考试标准并不全面，也不合理，所以不完全公平。但是，只要是考试，就会有一个标准，而且这个标准可以决定大多数参加考试的人的人生历程。所以，不论如何自我标榜矜夸，任何一个“普世价值”都不是什么神圣或者天然正当，可以万世永续的东西，但是，它一定包含有一些适用于一切时代和地区的人类社会的合理性。同时，只要社会经济生产方式到了一定阶段，凡不能适应该阶段的普世价值的社会，一定是要处在落后和动荡之中的。直到时代环境发生了变化，或者这些社会适应了普世价值的要求，使普世价值得以落实，才能改变自己的经济社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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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普世性

有了上面的认识，睽诸中国和世界的历史，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大体的结论：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是代表了普世价值的。而在工业文明时代，先是英国，后是美国，代表了普世价值的一个层面，苏联则代表了另一个层面。而当人类社会进入产能过剩的信息文明时代，则需要确立新的普世价值。目前看，中国有望再次为世界贡献普世价值。这是所谓的“中华民族要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内涵所在。
   
对此，应如何理解呢？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

    首先，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中国的历史。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或曰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基本的经济生产方式是农耕文明。由于中国特殊的自然条件，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大江大河的全流域的政权体系。这个政权体系的功能，体现在对整个流域的规划和治理，使得不同区域的农耕活动都能得到有序进行的基本条件。而其权威性则体现在：不仅要权威性地分配水利，还要权威性地分配水害。这是中国与欧洲的一个根本的不同。由于中国的水资源分布的特点，使得水利和水害的权威性分配，成为农业生产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此点认识，既然写出来，就是要文责自负。但是，却不能掠人之美。必须说明，这是我从一位在强国社区和左派网站中比较活跃的网友那里得来的见解。那位网友是河南的一个下海的国家干部，父亲曾担任郑州市副市长。作为黄河的“豆腐腰”的枢纽，想必郑州人对这一点有深刻而独特的体认。
   
那么，如何使得水害，也就是农业生产的社会经济成本的分配，最终被普遍认可呢？我们可以想见，水利的分配，是勉强可以通过流域各地区的协商和博弈来解决的。而水害的分配，以及治理的成本的分担，就需要一个统摄全流域的高度集权的体制来完成了。为了使这个体制被广泛认同，在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下，最现实的，不是靠着垄断性暴力机器的压迫与威慑，而是要确立起一种伦理责任的论述。这种论述，可以被全体社会成员所接受，成为所有人的信条，一旦这种伦理责任被背弃，整个社会的体制将彻底崩解，人民将陷入河干鱼烂的困境甚至绝境。那么，这个伦理体系的枢纽又是什么呢？
   
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生产力因素，除了现实的生产资料，就是农业生产和应对各种自然环境的经验的传承和青壮年劳动力的体力的再生产。前者要靠对长者的尊重来实现，后者要靠对后代善加抚育来完成。因此，中国社会就形成了以“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为核心的家庭伦理。也就是以血缘为纽带，居上位者，要公平慈爱地对后辈尽到责任，而后辈对少数长者，要绝对地敬服。如此，一个家庭才能在农业生产中有效地分配和利用各种资源，不断积累起家族的财富和人丁，进入“家和万事兴”的良性循环的理想状态。如果有一个家庭，因为长辈或者后辈的原因，没有能够实现这样的理想状态，就会在一次次“分家析产”中家道败落，最终，就是“家不和，外人欺”的恶性循环。

这种伦理准则由家族扩展为整个社会的规范之后，就会成为社会基本的组织形态和意识形态。这就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忠孝一体，家国同构”的伦理。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核心价值，就是家族的核心价值的扩展，使得这种核心价值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因此，在中国首先成为了“普适价值”。就是因为这种普适性，使得这个文明体系内化为所有中国人的基本信念，只要这个族群没有消失，反而不断扩大，这个文明体系就不可能断绝。因此，中国人可以自豪地宣布，中国文明，是唯一的传承数千年而未曾断绝的文明。
   
这种文明体系，最大程度地整合了全社会的资源，也激发了所有人进行劳动和财富积累的积极性——置业兴家，光宗耀祖，不仅仅是一种责任的召唤，也是一种伦理诉求，是人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农耕文明时代最发达的地区。在农耕文明时期，显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代表了当时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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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

当然，中国文化有着她的另一面，也就是一些负面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如孔夫子所言，“爱有差等”，责任伦理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就会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上位者的私心，得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为了家族和团体的利益。一位形象比较正面的演员，要在某影片中扮演一位由劳模蜕变为贪腐的领导的国企负责人。他自己回忆，一开始怎么也找不准把握角色的感觉。但是，当想到“我”是为自己的孩子在“化公为私”的时候，就一下子找准了感觉。
   
因此，贪腐和裙带关系引发的各种问题，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不可克服的痼疾。一个上位者如果不能照顾好小团体的利益，就不能聚拢起一批人来“支持自己工作”。如此，作为上位者必须完成的一些社会责任，将无法落实。这样的上位者，在行动力上，就会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样的“寡人”如果是帝王，就难免身死国灭；如果是一个官僚，也无法做成什么事情。
   
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哲学，也是讲究“从经”和“从权”的：既要遵循忠孝节义的伦理准则，也要讲究一定的妥协和灵活。如此，才能真正尽到一个上位者的责任。但是，这个“经”与“权”之间的尺度，往往是“存乎一心”的。在这样的“自由心证”的“软约束”下，人的私欲的膨胀是难以遏制的。由此，贪腐和裙带关系就是一个王朝末世的普遍现象。这一次次导致王朝败亡，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噩梦，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此，也使中国社会经历了一次次治乱兴衰的循环。事实上，中国传统社会真正能够落实前述的伦理本位的普世价值的时间，只占二成左右，多数时间里，是鲁迅所谓的“欲作奴隶而不得”的扰攘动荡，民不聊生的困境。
   
当然，越是如此，就越显出了那些忠实地信守传统价值的君子的人格的伟大。而且，在事实上，中国社会的扰攘动荡的程度，还是弱于欧洲的中世纪。在人的基本生活资料都不能充分保障的农耕文明时期，不论在人民生活、社会治理的“内政”方面，还是在抵御游牧文明的武力侵扰的方面，中国还是优于欧洲的。即便陷于文明全境的沦陷，中国的文化传统也得以保留。而且，如果武力征服者不能迅速皈依中国传统文化，成为被中国人民普遍认可的文化的正统，其统治也是会迅速崩溃的。因此，作为中国人，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妄自菲薄，而应对我们的先人抱有足够的钦敬，以及同情之理解。
   
这种文化的第二个负面影响，就是这种文化尚合不尚分，导致逻辑学很不发达。如果我们不能定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逻辑”，最起码可以定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发展出一套可以被普通劳动者广泛接受和掌握的逻辑体系。如果我们认定中国先民的智力水平并不低于西方的先民，就只能在文化上面总结一些原因了。最直观的差异是，西方的数学发展，由于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的确立，使其逻辑“表述能力”，与中国有了一个根本的不同。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只要有了社会需求，西方的自然科学就有了一个革命性的飞跃，并迅速转化为可以被劳动者普遍理解和掌握的工艺技术成果。如此，现代大工业文明在西方的突破，就是必然的。而在中国，一代代能工巧匠的发明和工艺经验，不能在全社会迅速推广，生产出的产品，只能被少数人享用，再有就是在国际贸易中“出口创汇”。但是，这种脱离了大多数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传统的农耕主体的社会中，带来的却是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分裂，以及统治阶层整体的迅速腐化。这就是现在被普遍津津乐道的宋朝和明朝的中后期，既是中国商品经济和工场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时期，也是社会矛盾激化，国力孱弱的时期的根本原因。这不是简单的官员腐化和武备不修的结果，而是前述的少数人背离了社会基本伦理，又无力建构起新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必然结果。因此，有清一朝，迅速完成了“生产力的倒退”，却使中国传统社会回归了自己的“正轨”，从而迎来了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相对稳定繁荣的“盛世”。但是，当大工业文明的冲击袭来，中国却陷入了全面的被动。这是一种文明不至于全境沦陷，却似乎看不到希望的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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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核心命题

今天，当我们完成了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建设，又亲历了西方文明绝境下的中国与西方的力量对比的根本逆转，自然有理由重拾辜鸿铭那样的“文化自信”，嘲笑西方文明是“机关枪逻辑”：因为崇尚物质的力量，所以只能接受“武器的批判”而“愿赌服输”，根本无力以一种合乎伦理的文明的方式实现进步。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只要有着对于中国文明的清醒的责任感，而不是抱着鸵鸟的心态“怡然自得”，就会明白：如果不能“师夷长技”，中国虽不至全境沦陷，但将彻底沦为一种更有效率的文明的附庸，永世不得翻身。那么，这种更有效率的文明，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能够深入全面地总结历史，我们需要梳理出一个脉络。主要是下列几个问题：
　　
第一，现代大工业文明的普世价值为何产生于欧洲，发扬光大于英美海洋文明国家？其正面价值和问题何在？
　　
第二，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前景如何？
　　
第三，中国遭到冲击后，所进行的“中体西用”的改良的成就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第四，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制度设想的价值何在？为何失败？
　　
第五，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论述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第六，改革开放的实质是什么？出现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第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思想文化内涵是什么？
   
下面，我们就顺着这个脉络，做一个历史的回顾与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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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现代大工业文明的价值

本章讨论第一个问题，现代大工业文明的普世价值为何产生于欧洲，发扬光大于英美海洋文明国家？其正面价值和问题何在？

第一节   历史的破局

发起于西方的现代大工业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和工艺水平的工场手工业的根本不同，就在于使用了非人畜的动力系统，以及其生产工艺的规模化基础上的模块化、标准化。对于热能和电能的掌控，使得生产的布局，得以跨越固定的依托水力的地域的限制，而能够与各地的资源相结合，实现更优化的配置。而为了适应这种配置的广泛性，就需要一个统一的模块化和标准化的体系，才能使整个经济活动有序运转起来。而这只有在西方文明的框架内才能发展起来。根本原因，在于前述的西方文明的正面价值：强调逻辑的严谨，因而数学很发达。在阿拉伯数字和十进制被引进到欧洲大陆后，使得这种逻辑的思维有了一个最简明的普遍推广的载体。这就为一种普遍适用的工艺原理和标准的推广，进而培养足够数量的，按照统一的模块进行精确化的分工的劳动者，建立起了基本的思想基础。
   
如此，西方文明当它的文明程度没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样一个社会表现得非常的专制、非常的野蛮。但是一旦它突破了这样的生产力发展和资源限制的双重瓶颈之后，就会实现一种物质和人口的双重大爆炸，在这样一个物质和人口的双重大爆炸，同时社会又能维持一个基本的稳定和繁荣趋势的时候，它的文明和发展速度，完全就是一个在中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加速度的展开。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从自己的极盛迅速的被西方赶超，进而遭到西方强烈冲击的这样一个根本的原因。
   
另一方面，为了使这种现代大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得以完成，且使其市场得以不断拓展，这种大工业文明就必须首先进行野蛮地扩张和掠夺，进而必须具有一种持久的布道的狂热。
   
原始积累的血腥，这里就不需要提及了。而那种布道的狂热，我们可以用一则轶事来进行一种对比分析。
   
蔡元培先生出掌北京大学之初，属意的文科学长人选，并非陈独秀先生，而是他的浙江同乡，著名的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他热忱电邀马先生北上出任文科学长。但马先生的回电却是八个字“古有来学，未闻往教”。我们今天无法设想，如果马一浮先生欣然北上，会不会有后来的《新青年》和“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等一系列的风云际会。而马一浮先生的回复，却是体现了一位国学大师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原则的深切体认。
   
中国传统文化是立基于农耕文明的，其经济基础的要求是具有“地理决定”的特质的。当一个地区不适于农耕文明，则在这个地区强行推广中国传统文化，将无法获得经济条件的有力支撑，最后只能是劳民伤财，费力不讨好，还给人一种强加于人的印象。因此，真正信守中国传统文化真精神的大师，绝少在其它文明背景的人面前表现出好为人师，喋喋不休的布道的狂热。以至于一位执着于理想，却并未曾喋喋不休的苦行僧唐三藏，在被周星驰卡通化表现之后，成了广大中国观众心中一个并非正面的形象。中国传统社会对于“外夷”的态度，基本就是坐等上门，然后如果该外夷表现出虔心向化的意志和悟性之后，才会把中华典章制度传授给他们。至于是否把这些典章制度带回自己的原籍，中国人并不很看重。
所以，对自己的文明已经覆盖的地区，中国主流文化的教化规训的意识很强烈。而对于“化外之民”，中国人表现出的即便是优越感，也是很有些“设身处地，不强加于人”的真正的“精神贵族”的意味的。也就是说，一个相信自己的文明的价值的中国的文化人，他的文明的自信在于：确信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和悟性接受自己的教化。对于“化外之民”，只要各安其位，互不相扰，中国人是对其抱有足够的友善与包容心的。
   
而西方文明的自信则在于：相信自己对终极价值的理解是最接近于“神意”的。或者说，是相信自己最终会理解和掌握最接近“神意”的真理。因此，当自己在一个普世的逻辑下，经过分析，觉得确实不如别人认识得深刻，就会衷心敬服，认真研习；一旦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先进”，就会产生一种“布道的狂热”，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能够也理解自己发现的“真理”，最后共同沐浴在神的意志的光辉之下。
   
在中世纪，这种逻辑带来的是思想和学术的不断发展，还有就是教会体系对欧洲大陆的人民的思想的束缚。当现代工商业文明在欧洲首先实现了突破后，现实的攫取资源和开拓市场的需要，与这种文明特质结合，就会产生一种意识形态的狂热。
   
也就是说，中国人相信的“普世价值”是推己及人，即以同理心去理解其他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慎施于人。而西方人对于自己认定的“普世价值”的态度，也是“推己及人”，就是把自己认定的“好东西”一定要推广到真正的“普天之下”。而在现实的资本主义扩展的过程中，有些只对自己有利的制度安排甚至是产业结构设想，会被一些人包装成普世的“好东西”，从而使他们的殖民活动，得到一种宗教精神的支撑。这种对于“好东西”的包装，对推广活动的主体和客体，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欧洲完成了思想启蒙和思想理论的重大突破之后，它需要解决的一个瓶颈，就是它的资源占有量无法满足这样一种工业化的经济生活的需要。在当时，整个基督教世界，被伊斯兰教世界压得抬不起头的情况下，它只能将希望寄托于向马可•波罗等人所记述的那样一个富裕而繁盛的东方进行贸易活动。但不幸的是，通向东方世界的商路和传统的海上通道又被伊斯兰世界所把持，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西方文明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另辟蹊径。

今天我们可以嘲笑当年的哥伦布和资助他的西班牙女王两个人几何没有学好，刚刚好把需要航行的距离算错了一半，然后就冒冒失失地开始了这样一次航行。但是，中央电视台的电视片《大国崛起》之中，之所以赞美那位女王的智慧，我想可能更真实的历史在于，其实哥伦布和那位女王他们并没有算错，他们很清楚真正的距离是多少。但是以他们当时能凑集的船队、所能携带的物资而言，如果算对了距离的话，他们就会丧失信心。只有在所谓“算错了距离”的情况下，然后再集中比哥伦布还愚昧的，基本处于文盲状态的水手，整个欧洲文明才有勇气开始那样一个伟大的航海时代。历史慷慨地回报了欧洲文明这样一种探求的勇气。在哥伦布所计算的那个距离达到极限的时候，果然进入了一片崭新的大陆，然后哥伦布强行地将其命名为印度，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这片大陆被印度了，这片大陆上的人民被印第安了。在这之后，就是对这个所谓的印度和印第安的大规模的开发和屠杀。对此，哥伦布是直言不讳的。

1493年3月哥伦布在发现美洲新大陆后的一封信中说:“我将回报给他们想要的任何数量的黄金,还有香料、棉花、玛蒂脂,以及红木,还有陛下们想要的奴隶。”信中提示的及后来更多发生的,不外乎是历史常识: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桶金”与血腥的奴隶制三角贸易密切相关——从非洲“低成本”掠夺土著居民,贩卖到美洲殖民地做奴隶,使金银开采及其后的种植园经营得以形成“规模经济”,占有“规模收益”返回欧洲宗主国,殖民者就用这些财富来参与全球贸易,争夺世界霸权。

由此，西方文明终于突破了自己资源的瓶颈，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天地。
   
回顾历史，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文明就是这样在一个错误的数学计算之后，进行了一次没有任何成算可言的冒险，然后把握住了这样一次历史机遇，又调动了人类卑劣的但也是最强烈的欲望，进行大规模的屠杀和征服，最后，使得西方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如同我们不能够简单地用善恶、对错来评价中国文化一样，对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以及这个历史进程背后驱动它的那样一种文明的逻辑，我们同样不能用一种简单的善恶、对错来进行评判。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人类文明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这是其正面价值的体现，主要体现在这个推广的主体的欧洲大陆今天的繁荣与和谐。（现在再提这个，似乎有点在现实对比下的怪怪的感觉。但在十年之前，是不会有多少人怀疑这个提法的）而在这个推广进程的客体而言，其影响却是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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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西方文明的复杂影响
   
西方文明是一种典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在基督教哲学里面，集中的体现就是奥古斯丁的双城论，也就是所谓的上帝之城或者是天上之城与人间之城。天上之城是指伦理或终极的价值观念的观照。而人间之城是现实的秩序，奥古斯丁提出：神的归于神，王的归于王，也有人翻译为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事实上讲的是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的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西方文化认为，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最终在人的自然生命结束之后的，灵魂的生命却是无限的。人如果希望自己的灵魂最终能够进入天堂而不是落入地狱，现实自然的生命中的行为，就要遵循神的意志，而这种神的意志是什么？事实上人是无法掌握的。

经过马丁•路德的新教改革，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的发展，一方面解除了思想上的束缚，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宗教神学对接的这样的一种巨大的，同时带有一种宗教的激情与焦虑的，最强大的精神动力。但是这样一种最强大的精神动力，事实上就是对天上之城与人间之城的，终极价值与现实欲望的生硬的对接。

这样的一种生硬的对接，使得这种对外的扩张以及自身的发明创造的活动，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效率和激情。而对外扩张的过程，同时又会得到最忠实的拥护者和最激烈的反抗者。只有这样认识，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斯特尔斯在征服玛雅帝国的过程中，会把玛雅送来作为献祭的贵族女性，转变成自己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和最优秀的“贤内助”。我们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一夜美国人”，以及别的一些更激进的这类言论。

同时往往又是最深入理解了这样所谓的主流文明的，落后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一些精英分子，他们又会成为反抗主流文明的最激烈的，也最具有奉献精神的一群牺牲者。这都是由于这样的一种生硬的对接，所赋予的这种征服和扩张活动本身的一种特殊的说服力和魅惑力，以及对于这种生硬的对接本质进行深刻的认识之后，所激起的基于道义的巨大反抗的激情所导致的。今天的基地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就是出身于些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受益最大的阿拉伯世界的精英群体。但是，他们却成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最激烈的抵制者和反抗者。

同样作为志在接轨的某些后进国家的某些知识分子，他们事实上可能是出身于未必能够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阶层和群体，但是仍然还会热烈拥抱这种文明。对此我们不能简单的用一种现实的利益去理解。有些人其实没有得到太多的现实的利益，但是仍然会被一种所谓的普世滥情常常感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对接，赋予了某些特定国家对于整个世界的控制和掠夺的过程，一种浅薄的道义的基础。这样的浅薄的道义基础，对于那些思想不够深刻的人，它具有一种天然的正当性。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小学生眼里，他的读初中的哥哥，就是世界上最博学的人。对于一些从文化积淀和传承不是很深厚的氛围里生长起来的，又有一些个人天分的年轻人或者所谓的知识分子群体，这样一种和人的欲望、现实的世俗利益相联系的，对于所谓普世价值的最浅薄的论述，往往是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最深刻的思想和最远大的抱负。因此，他们有浅薄的，又是强烈的道德的激情，来投身于宣传某些普世价值的运动。这样的过程，从整个西方的对外殖民的进程一开始，就在被殖民的国家和地区不断的产生这些“天然的盟友”。
   
有了强势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欧洲的文攻武斗的推广，又有各地一批坚定的拥戴传播的人士，自然这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逻辑，就会成为大工业文明早期的真正的普世价值。这种普适性既是由其先进性决定的，也是由其扩张性决定的。也就是说，中国传统社会代表的农耕文明的普世价值，既体现在其先进性，也体现在其对“化外之民”的内敛和包容。正因为其不强加于人，才真正是普世的。而西方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文明，是新的普世价值。这种普适性，既是因为其先进性，也是因为其推广的过程虽然狂热甚至于血腥，却能在各个地方得到一大批最忠实的拥戴者。

由于这种制度的推广和产业结构的布局必须通过航海活动来完成。因此，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航路要冲的英美，就先后成为这种普世价值的最大的受益者，也自然承担起了体现和传布这种普世价值的世界霸主的责任。但是，这种制度和文明体系，其最终的指向，是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经济的繁荣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资本运作的载体和副产品。因此，它必定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就集中表现在经济危机和贫富分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单向度发展中。那么，这种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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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的物化与解放

本章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工商业文明的发展前景如何？

第一节    心与物

一位哲学教授称：哲学就是“没事找事”。而一位作家称：哲学就是把人人都明白的事情说得自己都糊涂的活动。而在西方文明的原初，哲学的本意是“爱智慧”。在西方文明的原点的“圣经”中，赋予了人类文明起始的认识方法：区分出概念，建立起逻辑，然后对其本源进行不断地挖掘和追问。在对一个现实的存在的逻辑起点的不断质疑和探寻的过程中，深化对于世界和自身的认识。而更终极的价值在于，平复人在现实中产生的对于自身价值的焦虑感。
   
这是一种很“轴”的思维方式，却吸引着西方一代又一代最睿智的头脑投入其中，孜孜以求，最终建立起恢弘的西方文明体系。这个体系的最高峰，就是欧洲大陆哲学。这个最高峰的至今无法超越的结晶，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面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困境，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最繁盛的，还是在技术上解释各种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不如人意，并论证其不可避免和可以周期性地自我修复的特质。这些成果，也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但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次次陷入危机的现实，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实际只能改变资本主义的内在的不可克服的困境引发巨大的社会灾难的周期和形式，而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困境。只有在哲学上能够论证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的必然性，其根本的不合理性，最终规划出一个人性化的发展方向的思想体系，才真正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和号召力。
   
在资本主义最先确立，又有着深厚的哲学基础的欧洲大陆，资本主义的萌芽、确立与逐渐僵化的过程中，都有其各自的哲学论证的结晶。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确立起来之后，一方面人在自然面前似乎是无所不能，但人内心的焦虑，却由于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和谐，迅速膨胀起来。因此，在新的社会形态和现实矛盾的观照下，对于现实的合理性做出有力的解说，为未来的发展指明一个可预期的前景，就成为西方哲学必须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
   
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现实是，所有人在人格上的平等，与人在物质财富面前的非主体性地位的困境，所以，近代以来的哲学的核心问题，就聚焦在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上面。也就是：人是否有能力主宰外部的世界，是否有能力主宰自身的欲望。对这一问题，逐渐形成了两大截然对立的思想体系。一种就是所谓的唯物主义，一种就是所谓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存在决定意识。唯心主义强调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意识决定存在。
   
这两种思想实际上反映的是两种价值取向，前一种价值取向认为，人的主体性的实现，是无法摆脱物质的。因而，人的主体性最终应该落实在对物质的征服或者对于自身之外的自然和社会的征服和占有上面。而后一种所谓唯心主义主张的是，人应该成为自己外部世界以及自身的那种浅薄的欲望的主宰者，而不应该被它所主宰。前一种唯物主义，可以很成功地或者说很有说服力地解释西方文明的基本的现实的历史进程。但是它缺乏一种道义上的感召力，也缺乏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可持续性。而唯心主义可以赋予人类文明一种可持续性，但是却无法解释历史和现实，更没有办法找到现实的可行的实现这样一种价值追求的基本的方式和道路。

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进行论战，使其各自达到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之后，黑格尔的思想应运而生。黑格尔认为人类是具有主体性的，人类是可以进行自身意识指导下的创造历史和改造世界的活动的。但是，同时人类又无法摆脱在冥冥之中控制着所有人，控制着整个世界的最终极的逻辑。这种最终极的逻辑，被黑格尔称为历史理性，或者说历史规律。任何人类在这样一种终极的历史规律面前，获得其主体性的活动，事实上都是挣扎，任何挣扎中出现的各种曲折和波动，其实都是所谓的“理性的狡计”。
   
也就是说，人类在一种主体性价值观的激励下，不断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和探索，但是这些活动和探索，事实上无法摆脱那样一个所谓的历史规律，或者说一个终极的逻辑。在黑格尔的思想体系里面，那个宗教中的上帝、神转化成了他所说的，一个在人的主观世界和实践活动，以及社会现实和自然之外的终极的逻辑。这样一种终极的逻辑，也就是所谓理性的神，是真正的一切的主宰者。
   
但是，如同神的意志不是直接体现出来，需要人进行各种揣摩，在这种揣摩指导下进行各种活动，最后神对各种各样活动的人进行最终的末日审判一样，这样一种历史的终极逻辑，也不是直接体现出本来的面目，而是任由人对这种规律进行揣摩，然后在各种揣摩的指导下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最终这个规律来决定这些活动的成败或者说进步、倒退的价值，以此来体现自己的真实的意志。这就是所谓的“密涅瓦的夜鹰，总是在最后时刻展开自己的双翼”。
   
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所谓的客观唯心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的一种最高的表现形态。他既承认了人的主体性，同时也强调在人的主体性之外，还有一种终极的规律。他基本上否定了主观唯心主义，也就是否定了人的头脑中所固有的某种意识，或者人的内心中的某种冲动，对现实世界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又强调一种外在于人的，外在于自然的，外在于世界的终极规律的最终决定性作用。他既有效地解释了此前的人类历史的现实，同时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人的实践活动，或者说人的第一性的价值。这就是黑格尔的思想的全部的价值和他的局限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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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人的彻底解放之途

马克思的思想就是从黑格尔的思想生发出来的。马克思认为，世界固然有一个基本的客观的规律，但是人是可以掌握和运用这样的规律，来进行自己的实践活动的。换言之，那个黑格尔所说的不能被人所理解和揣摩的所谓的终极的历史规律或者说历史理性是否存在，对于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或者生活在一代一代的具体的现实中的人，其实并不是最有价值的。最有价值的问题在于，人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去面对自然，去面对自身，去面对社会。这种思想的集中概括，就是马克思完成于1845年的《关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提纲》里面的那句话：此前的人们，总是试图用各种方式去解释世界，而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它的基本含义就是：对于人类的理性活动来讲，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来讲，是否存在黑格尔所说的那样一个终极的理性的逻辑，或者说是否存在宗教中所说的那样一个神，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或者说真正有价值的，是人应该以一种什么态度，去面对自己所不可能完全掌握的那样一个所谓的客观的规律。

马克思认为，人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能够体现出自己主体性的一个基本的方式就是，第一，承认有一个客观的规律；第二，在每一个时代，都从自己的时代条件和实践水平出发，结合前人的一些被事实证明的是正确的基本结论，来提出自己这一代的，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并且在这样一种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理解基础上，进行一种实践活动。只有一代一代地进行这种实践的不断的发展和积累，人才称其为人，人才是所谓的“万物之灵长”，而不是一种被一个自身之外的客观的先在，或者主观的观念所主宰的自然的存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文明，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活，而不是生存。

    马克思认为，在当时的，在他所处的那样一个时代，束缚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因素，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以及为这种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的正当性、合理性、永恒性进行论述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维护这样一种私有制的相应的社会组织方式，包括政治、法律、宗教等等。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与上层建筑，也就是法律、军队、政府、宗教等等的社会制度设计与主流价值观念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自人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社会以来，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现实，就是人的主体性的实践的需要与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关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因为有了这样一种矛盾与冲突，所以才会有种种现实中的不合理。只有终结了这样一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才可以确定，每一个人的价值，不体现在他占有了多少生产资料，不体现在他通过占有生产资料可以对于其他人的生活，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意识形态等等发挥那样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力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人能否实现自身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并且为其他人，为整个社会所有成员的自由和全面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以及这种贡献的大小。

    马克思认为，这才是人所应该追求的价值。因此，在《共产党宣言》里，他强调，经过一场生产资料由私有制向公有制的最终意义上的革命，人类文明才真正地开始。在那样一个社会里面，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一种自觉的君子行为的表现。因为没有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就没有了通过控制生产资料来体现自己价值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人，如果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如果要得到对于自己以及他人对于自己的肯定，唯一的方式，就是在自己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服务于社会。换言之，也就是在推进他人和整个社会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自由发展，这就是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在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实现自由和全面发展，所有的人都可以在为整个社会的所有成员自由和全面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体现出人的尊严。

    马克思认为，在一个阶级社会中，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的集中体现。当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的时候，也就是旧有的生产关系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革命。最终，一种新的生产力的之下的新的主要的生产资料，就会被一个新的群体所掌握和支配，在这样的一个掌握支配社会的基本生产资料的过程中，也就确立了这样一个群体或者说这样一个阶级对于整个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控制。这就是所谓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进入私有制的最高阶段，也就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阶段的时候，这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实质不在于商品的交换——这种所谓商品的交换，中国传统社会比西方要发达得多。这种资本主义文明的实质在于，它是一种机器化的大生产，也就是说主要的动力和主要的工具，不再是人的体能和畜力，而是在某种原理和思想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现代的机器工业的生产体系。
   
当这种机器工业的生产体系，与人的体力劳动相比较的时候，它具有两个人类单纯体力劳动无法企及的优点。
   
第一就是它的能量。在能量方面，传统的人力、畜力，或简单的自然的水力、风力，是无法与蒸汽动力和电力相抗衡的。这就决定了，在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人只要控制资本就可以控制一切，由资本来获得机器，由机器的效能来取代单纯的占有人力资源的优势。也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掌握生产资料或者说控制生产资料垄断地位的群体，与单纯拥有劳动力的群体之间，他们的博弈关系，从来没有如此地不对等。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机器生产和机器文明的一个核心特质，在于它的标准化和均质化。这样一种标准化和均质化，一方面因为相关的部件以及设备的匹配，使得生产活动可以在最大的范围内进行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比如说在传统的社会中，比如在欧洲社会，生产和交换的场域，往往就是一个庄园的规模。每一个庄园都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体，往往不同庄园中生产的同类商品，产品规格、基本工艺要求可能都有差别，这样的差别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也就无法使得资源在不同庄园中间形成优化配置，而现代的机器工业文明它所依托的这样一个现代的科学技术体系，使得任何一种产品，任何一种工艺，都可以进行一种可以被全世界所普遍理解和接受的，公式和理论化的表述。只要掌握了这个公式，只要真正理解了这种理论，就可以同时按照这样的理论，按照相应的工艺，生产出相匹配的机器设备，或者说可以接纳和掌握这种机器设备和工艺。这就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决定的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被压到了最小，而这种均质性和标准化就可以推进到最大。也就是说，即便在全世界甚至在跨星际的范畴中，不仅仅是国际，而是在星际过程中，这个资源的最优化的配置，在技术上是真正可行的。
   
上述两个特质决定了，如果不能改变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则掌握生产资料的群体，将彻底主宰整个人类的生产、生活、消费、娱乐，乃至最核心的价值观念的认同。同时，这个掌握了生产资料的群体或者说阶级，也将被异化为资本的逻辑的人格载体。最终，整个人类社会都将被资本异化：资本本来是人所创造和运用，却反身成为整个人类的主宰者。这将是一个虽然有周期性的波动，却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商品交易极为活跃的社会。这是资本主义制度显而易见的优越性。但是另一面，不仅仅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周期性波动，硬性调整的过程中，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甚至人道主义悲剧。更重要的是，在人性的解放——人的主体性全面实现的意义上，这是一种无法容忍的悲剧性的自我禁锢。

也许，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资本主义制度也可以在自己的周期中不断发展和调整，而慢慢变得不那么血腥，甚至还可以有一些“人性化”的制度进步。但是，在最终极的意义上，却是毛泽东的那句怒吼，才揭示了这个制度最核心的困境：不造反行么？！不革命行么？！

在现实的世界中，马克思认为，实现这个人类彻底解放意义上的革命的唯一的方案，就是由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而被剥削的同时，又掌握了实际生产过程的工人阶级，与这种新的掌握生产资料的剥削阶级，也就是资产阶级，进行一场命运的总决战。同时，因为这样一种资源配置和生产活动分布的均质化和标准化，决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这样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命运的搏斗或者说阶级的搏杀，它天然地具有一种全球性和国际性的特质。
   
同时，马克思认为，因为工业化的文明，才真正地解决了人的现实的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问题。因此，只有在工业文明得到推广之后，人类才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必为了基本的生存资料而接受一种奴役般的社会分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规划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路线图是：资产阶级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并向全球推广，最终在全世界形成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最后进行两个阶级的总决战，最终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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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两点辨析

以上内容，应该不难理解。只要受过高中以上程度的教育，应该都有印象。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再说明一下。
   
第一，马克思称，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是“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只有在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否则，即便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早产的，不稳定的社会。这个在逻辑上似乎讲得通。但是，在现实中，资本主义制度至今仍然在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具有相当的潜力，是否就可以由此推出结论：当年的苏联东欧，今天的中国，其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早产儿，唯一的前途就是“退够”，退到资本主义制度去？在1980年代，陆续有一些人，还提出了新的认识：所谓的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其实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完成国家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这个过程完成后，就要退到比较高级的资本主义制度，即私人资本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对这种说法，该怎么分析呢？
   
从直观的逻辑来分析，这种说法确实在逻辑上和事实上，都有充分的依据。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两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达，财富充分涌流”，是什么意思呢？
   
本人分析，应该是马克思在完成《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已经确定，在全世界的范畴内，生产力的问题已经或者即将基本解决。也就是说，在他的论述中，生产力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确立，已经基本解决。否则，我们无法理解，为何在这之后，马克思会热切地关注每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尝试。那么，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
   
一般人的理解，应该是阿Q的那句名言:我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或者有些人畅想的，具体化的诸如“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或者“土豆烧牛肉”之类的。其实，本人更愿意理解为大邱庄的农民当年对“好日子”的向往：进到城里下馆子，大碗的炸酱面，吃了一碗再要一碗，管饱管够！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充分涌流的指向，并不是可以满足人们一切的物质欲望，因为这是任何社会都做不到的。而是可以确保所有人都能够在温饱有余的前提下，过上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有尊严的，没有物质上的明显差距的生活。比如，在1850年代，让所有人都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今天，却是一个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目标。实现这个目标的两个前提，一是生产力的充分的不断地发展，二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就如今天，没有人否认美国的生产力的水平远远高于中国，但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水准来衡量，似乎美国的白领并不比今天的中国的同龄白领更为优越。而且，在一些直接和民生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方面，美国现在似乎与中国已经有了差距。
   
对此，可以做出各种解释。但从根本而言，就中国而言，应该是有体制的问题。但不论是改革这个体制，还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对中国而言，还是要以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而对于美国而言，恐怕更多指向的结论，还是那句著名的论断：体制问题！绝对的体制问题！在今天的美国，确实有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但是，不能快速地发展生产力，充分将其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成果，应该还是要归因于美国的制度体系的问题。
   
可见，今天的西方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公认的生产力最为发达的美国的制度设计，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主要的制约性因素。因此，西方现在才是最需要发生制度革命的。这就是一些人有意无意忽略的另一个重要的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宋明理学的伦理指向，就是“存天理，灭人欲”。很多人把这混同于欧洲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要满足人的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需要，但要杜绝无止境的欲望。一个人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成为一个儒家的君子。一个社会只有这样的君子成为主体，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社会。在这一点上，中国的理学思想是和马克思主义有着内在一致性的。一些人热衷于把中国的理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都曲解为“禁欲主义”，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在消费文化的支撑下无节制地发展“破除思想障碍”。但在现实中，无论是当年还是现在，如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没有这样的“障碍”，就只能把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到“硬着陆”的境地。中国传统社会的硬着陆方式，就是王朝腐朽崩解，人民遭遇河干鱼烂的惨祸之后，回到一个相对质朴清明的状态；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硬着陆方式，就是经济危机、战争和革命。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仍然没有能够摆脱这样的逻辑。这是社会主义理想真正的生命力所在。
   
那么，为什么在当年的苏联，后来的中国，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而在今天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和制约性充分暴露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却没有能够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呢？为什么苏联会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近70年之后，又发生了和平演变，以至于很多反社会主义的人士，可以“理直气壮”地质问：为什么现在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少，而“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却是“垂而不死”反倒欣欣向荣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需要重点说明的第二个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
   
熟悉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的人都清楚，黑格尔有一个重要的认识：历史的发展，都不是自然而然地嬗递的。不是有一个先在的客观规律，支配着所有的事物自然而然地向某一个方向发展。而是在每一个历史发展的环节，都有各种可能，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实践，最后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未必总是指向一个“不断胜利，不断进步”的方向，而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的。
   
在黑格尔那里，这个最终的实践的结果，不是人类可以把握的，只能经过一代代的努力后，不断接受那个“历史理性”的检验，才能迎来自己的结局。而在从马克思到列宁的思想体系中，则是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以一种更积极的态度，确定了一个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最具有革命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此，只要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就是站在了推动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即人性意义上的彻底解放的立场上。代表或者说认识到了人类解放的规律的先进分子，就要从这个立场出发，分析现实，制定策略，力争使得历史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能够沿着人类彻底解放的方向不断前进。
   
需要注意的是，这只是一个理论的设想，也是一种价值取向的论述。在实践中，究竟能否实现这个设想，顺应这个方向，却是不确定的。力量对比的悬殊，客观条件欠奉，以及在认识上和策略上的一些错误，都有可能使斗争的结局向着始料不及的，甚至与人的主观愿望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
   
最极端的例子，就是1980年代的苏联共产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主观愿望应该也是改革社会主义制度，使之更具有活力，但最终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有人认为，那应该是以某位领导人为首的一个“官僚资产阶级集团”窃取领导权之后，为了使自己控制的国有资本真正化公为私，从而让自己对于财产支配的权力可以一直传递下去，才进行了一场有意识的“自我革命”。这种认识，解释不清楚一个现实：在苏联解体后，苏共中央主席团或者政治局的成员，或者他们的后代，并没有成为新的寡头集团，苏共中央总书记，更没有成为俄罗斯第一大寡头。因此，我们应该可以确认，根本原因，还应该是当时的最高决策层，在一个善良的愿望下，选择了一个错误的实践的方向，然后一错再错，最终导致了那个结果。
   
对照此前七十年苏联历史的辉煌，不能不使我们感慨系之。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肯定：没有以列宁为核心的苏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的建立；没有以斯大林为核心的第二代苏共领导集体，就不会有后来苏联的辉煌，特别是不会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两大阵营的出现；没有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末代领导集体，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指导思想，开始了改革，就不会有苏联的那样的结局。
   
同样，回顾中国的历史，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没有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就不会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也不会有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如果今天或者以后的中共领导集体选择了一条错误的思想路线，走上错误的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中国的结局，会比苏联的结局更加凄惶。
   
但是，我们还应该明白：今天的俄罗斯，历史并没有终结。如果能够出现一位列宁式的人物，俄罗斯民族必将迎来新的辉煌，社会主义运动将迎来新的高潮；而中国即便出现河干鱼烂的惨祸，只要有一个新的毛泽东式的人物出现，仍然可以把历史扳回新的航向。
   
所以，在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及中共的几代领导集体的思想谱系中，最突出的一个意识，不是什么“客观规律”、“历史必然”，而是实践中的历史的自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真正的价值取向。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剥削制度，不可能如此前的剥削制度间的嬗替那样，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的过程。而是必须在人的主体性觉醒之后的，一个超越事物自然的发展路径的过程。也就是说，此前的剥削制度的嬗替的过程，是一个“顺产”的过程。尽管也会有阵痛和牺牲，但却是不可阻挡也不可逆转的过程。而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或者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而确立的过程，却是一个“计划性”的，同时又是“草鞋没样，越打越像”的，甚至可以称之为“逆天”的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能够发生，且最终有了越来越大的成算，不仅仅是因为有一些杰出人物的远见卓识和艰苦卓绝的奋斗、可歌可泣的牺牲，更是因为革命发生时，一些社会矛盾已经极其尖锐，非经过激烈的革命，完成制度的“超克”，则不可能摆脱整个民族沉沦的命运。这才是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的最深刻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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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两种制度的对接与对峙

搞清楚了上述两个问题，我们就会明白：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必将造就对自己的制度进行根本的革命的条件。但是，这些条件能否引发革命，革命能否成功，成功后能否巩固，却都是不确定的。
   
历史的事实是，革命在苏联、东欧和中国都取得了成功，也建立并巩固了自己的制度。但是，却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僵化。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承认，苏联和中国的改革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形态，展示的是一个人类发展的全新的前景，也在自己的国家真正落实了现代大工业文明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尽可能广的空间，按照统一的工艺标准，最优化地配置资源，从而最大程度地激活生产力，创造出物质财富。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的基本取向，是资本收益的最大化；而社会主义的生产组织的基本取向，是实现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主体性地位，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在现实中，这两种制度体系，在实现了创造财富的最大化的同时，也都暴露了自己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在创造财富的积极性的激发的方面，确实有些差距。但是，却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浪费；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创造财富方面确实有明显的高效率，但却不断造成资源的恶性错配，只能靠着把盘子越做越大来消化这些恶性错配导致的泡沫，或者直接发生“硬着陆”性质的经济危机，来对这种恶性错配进行硬性的调整。

可以说，两种制度代表了现代工商业文明的两个侧面。如果能够成功对接，则具有了大工业文明在全球推广之后的普世性价值的特性。

随着两种制度长期对峙的发展，两种制度事实上也发生了互相的借鉴和渗透，形成了相互对立、相互依存，又相互渗透的矛盾状态。这种状态，如果没有苏联错误的改革导致解体，使均衡状态彻底倾斜，本来是可以逐步在对峙中实现交流融合，形成一种全新的制度形态的。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历史的平行四边形合力的方向。但是，历史事实上走上了另一个方向。
   
当苏联解体后，很多人乐观地确信：历史已经终结，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制度形态。这个制度形态本身，在不同民族和不同区域，其表现也是参差多态，但基本的制度取向，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这是一种庸俗的唯物主义史观观察现实，必然得出的结论。但近二十年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了这个确信的浅薄。当然，有些人还可以坚信，今天资本主义制度暴露出的问题，可以靠着继续做大盘子，或者硬性调整的方式，顺利地度过去。现在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质疑，是一些“没有历史感”的人的幸灾乐祸或者哀鸣。历史将再一次证明他们的“洞见”。真正能够使这个“洞见”落空的，不是什么危机的进一步的发展。如果没有中国的自主发展转型，这个危机的进一步发展，其实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真正实现硬着陆或者进一步拓展的一个最强劲的动力。但是，因为有了中国的自主发展转型，这个拓展或者硬性调整的前景，其实是无法实现某些人的“洞见”的。这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和制度探索的历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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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冲击与反应

本章讨论第三个问题，中国遭到冲击后，所进行的“中体西用”的改良的成就和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节    中国近代的改良性探索

    中国在近代遭到大工业文明的冲击之后，虽然有人在抱残守缺地进行抗拒，但也有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必须适应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动员方式都优于自己的一种文明的冲击。这个新的文明，确实有自己不可克服的局限性。但是，比之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组织方式，在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却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文明的冲击，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组织动员的效能上实现赶超，则自己文明的任何价值，在这种实实在在的效能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在遭到明显冲击不到三十年之后，就开始了这种借鉴和赶超的过程。这就是洋务运动。
   
领导洋务运动的士大夫官僚，由于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既是这个思想体系教育和筛选后的佼佼者，也是受益者，因而，就必然是这一套体系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所以，他们提出“中体西用”的基本思路，并非面对保守派阻力时的策略，而是一种深刻的文明自觉所使然。他们很容易就可以看穿西方的文明优劣之所在，认定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整个文明体系。他们确定的方针是：在主体性的层面，保持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和基本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和形态；在具体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动员方式的层面，引进借鉴西方的一些成果。最终，就可以实现对西方的赶超，同时又避免西方的制度和文明的负面影响。
   
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很可贵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精神。但是，在现实中，却招来了彻底的失败和屈辱。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可以把“中体西用”式的改良进程，理解为一台移植手术。中国原有的传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制度设计，就好比一个有序运行的机体；而西方的具体科技成果，生产和社会的组织动员的方式，就好比一个重要的器官或者系统，被克隆了一份之后，将其移植到这个机体之中，目的是迎来这个机体的强健新生。这是一种很好的思路。但是，在现实中，我们都知道，移植手术中，手术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固然是难题，但最困难的，也是真正决定了一场移植手术成败的，其实还是移植中出现的免疫反应。
   
受体和移植的器官之间，有着一定的差异。这样，把一个器官移植进机体的过程，这个机体的自我保护性质的免疫系统，就会对其产生排斥反应。这种排斥反应，是一种机体必要的自我保护能力。炎症就是在一种体外物质进入体内之后，机体的免疫功能作用的结果。所谓“消炎”的过程，根本上来讲，就是杀死那个进入机体的异物的过程。但是，在移植之后，发生了这种自我保护的排斥活动，却不能简单地杀死这个移植进来的器官，而是要有效解决排斥反应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情况，使整个机体不至于死于这个排斥反应，最终建立起一个新的免疫机能，使这个移植的器官可以真正在这个机体中发挥正面的功能。这才是一次移植手术成败的真正的决定性环节。
   
一般而言，受体和器官之间的差异性越小，也就是配型越接近，排斥反应就越弱，也就更容易成功完成移植；再有，医生在手术准备、实施和术后的有效正确的处置，也是决定性的。反之，往往就很容易把一个接受手术的人“折腾死”。
   
不幸的是，对于中国的“中体西用”的“制度移植”而言，这两个条件都是极其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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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改良失败的内因与外因

    就“配型”而言，中国传统文化是尚合不尚分的，没有建立起一套很容易被大多数劳动者接受的逻辑体系，所以现代大工业文明所需要的普遍的合格的劳动者，就无法在传统的文化和社会产生出来。虽然少数人在同文馆、船政学堂、矿业学堂这种新技术的教育机构，甚至是直接去欧美留学，学习到了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有了一个全新的头脑。但离开学堂或者学成回国后，却在中国成了上下不着的“悬浮物”。一方面，他们的知识没有一个现代的普及性的教育体系支撑向全社会的劳动者传播，使他们没有施展的根基；另一方面，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就与掌握实际资源的士大夫官僚群体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使他们没有一个真正按照自己的意图做事的施展的空间。为了获得这个空间，就必须取得士大夫群体的认可和支持。如此，就形成了一种对士大夫群体的依附关系。由于中国的各种现实资源有限，且已经分配完毕。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直接被洋务派的实际操作者运作的空间，必须在现成的社会形态和处事原则的既定限制下，得到一些空间，创造出一些增量财富，然后指望这些增量财富逐步做大，最后完成与传统势力掌握的资源的强弱易势，使改良活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个过程中，再逐步建立起现代教育、出版等体系，开启民智，最后得到足够的空间和现实的社会根基。如此，改良才可谓大功告成。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这个“中体西用”的改良过程，欲真正实现“富国强兵”，主观上，需要主导者的清晰的筹划和持久坚忍的意志，以及必要的政治技巧；客观上，也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好比一场移植活动，在配型不很理想，又必须“尽人力而听天命”的背景下，医疗体系的技术和设备、药物等的支撑，就是决定性的因素。
   
回顾历史，我们必须承认，领导洋务运动的统治阶级，从太后、亲王开始，到士大夫官僚和实际操作的经营、管理、技术骨干，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一时之选，甚至可以说是“黄金组合”。但是，就是这样的“黄金组合”，他们也并不是“凭空创造历史”，而只能在历史给定的空间中活动。他们要受到内外的先在的条件的制约。或者说，他们必须要让内外两种先在条件接受，才能得到机会，展开他们的改良活动。就内部而言，他们必须掌握权力，才能施展自己的抱负。而在没有进行根本的社会革命的前提下，就必须向原来那个社会的基本逻辑妥协，甚至必须把自己打造成那个基本逻辑的最得力的代表者，才能掌握住做事的权力。
   
由于是经过科举考试的筛选，又是在实际的理政掌兵的历练中脱颖而出的，一方面，他们确实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和威望；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成长和建功立业的过程中，确实建立并依托于一个以自己为枢纽（对太后而言）和核心（对洋务派大臣而言）的体系。这个体系支持他们，他们才能做成事情；这个体系如果不支持他们，他们只能归政于皇帝或者被保守派的官僚在权力斗争中扳倒。若果如此，则一切事功都无从谈起。因此，维护小集团的利益，满足自己依托的体系的方方面面的要求，就是他们掌握权力，完成改良的一个前提。如此，则这个体系的裙带化和贪腐，就是不可遏制的。特别是机器工业和新式武器装备的引入，既为经济和军事带来一些新的气象，也极大地激发了这个洋务派官僚体系对于利益的贪婪。在只要一个个小团体抱团，则任何反贪腐的机制都奈何他们不得的背景下，这种贪腐事实上已经是不可救药了。同时，这种贪腐也在不断强化着整个体制内洋务派官僚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倾向。这可以理解为这场制度的移植运动中的最显著的免疫反应。

究其本质，洋务运动的本意，是希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这两个体系的正面价值，实现融合对接，完成跨越式的发展与赶超。但是，在现实中，两者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剧烈的冲突。而两者的负面的因素，却可以在欲望的驱动下迅速对接。因此，这场改良运动，既是充满希望的，也是充满着风险的。如同一场必须进行的移植手术，既带来了新生的希望，也带来了“折腾死”的巨大风险。

那么，是否这场移植免疫反应，就会直接让这场运动彻底失败呢？未必如此。

如果中国当时有一个比较宽松，甚至比较优越的外部环境，也许中国真的就可以靠着自己丰富的底蕴，以及这种底蕴淘炼出来的，洋务派官僚体系的高超的政治技巧和强烈的责任感，最终冲过这个危险期，迎来一片全新的天地。不幸的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却是极其恶劣的。这个恶劣的环境的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两个也在进行相似的移植对接的邻国，沙俄和日本，都需要在中国进行掠夺，来补强自己同样因移植免疫而虚弱的躯体，让它们挺过自己的危险期；与中国相距万里，却有着同样的需要的法国和德国，也越来越热衷于对中国的讹诈和侵夺，只是这两个国家只有对中国的利益要求，而没有领土野心而已。
   
在这种情况下，清廷仍然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在对现实的全新的国际关系基本规则不很熟悉的前提下，清廷把握住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利益的争夺、交易和掣肘，提出了“以夷制夷”的方略，虽然损失了一些权益和领土，但发展的势头还是很可观的。这种可观的发展势头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靠着全面引进，也建立了以陆上炮台为依托的，以重型铁甲巡洋舰为核心的，远东第一大海军实力。但就是这个远东第一大海军实力，非但没有能够捍卫自己的权益，反倒给自己招来奇灾大祸，导致洋务运动彻底失败。
   
英国作为现实的全球霸主，美国作为候补的全球霸主，两国的战略家和决策圈，将对海权的控制，视作其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因此，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一支海军力量在任何一个局部，具备超出自己部署在当地的海军力量的实力。对中国而言，建立并切实掌握一支远东第一大海军，其意图在于保障自己的主权和利益；而在英美看来，这就是在挑战自己的国家战略利益的核心关切。因此，必须击沉这一海军力量。但是，由于英美是现代资本主义工商业逻辑的集中代表，在他们的观念中，自己出手直接击沉中国海军，不利于自己在中国和远东的整体利益的实现。而如果能支持日本击沉中国海军，并且通过割占中国海军前出基地台湾，来对中国海军力量“去势”，则可以在中日之间制造出解不开的仇怨，自己再以仲裁者的面目出现，这才是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唯一正确的手段。
   
当时的日本，不仅被登陆情结困扰，更是经历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面发展带来的剧烈的社会分化，内部矛盾根本无法靠自身消化，只有对外侵略，才能转嫁自己的社会矛盾，争取使自己顺利挺过这个危险期。因此，对侵略中国具有巨大的积极性。最终，中日之间只能以一场战争决定各自的命运，或者说是历史进程。胜利的一方，可以顺利实现工业化，或者能够继续推进工业化；而失败的一方，则意味着其近代工业化努力的彻底失败。如果不能找到新的发展道路，则将永远被锁定在半殖民化的地位，无力自拔。
   
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输掉了这场决定历史进程的战争。而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战争主力的北洋系洋务派官僚群体的彻底腐化。这场战争失败的直接后果，就是清廷失去了可以依托的，在洋务派官僚阶级中有着最强实力的北洋系李鸿章集团。在这之前，靠着李鸿章在群臣中的绝对的实力优势，只要笼络住李鸿章一人，清廷就可以维护住自己的权威。而这场战争的结局，使得清廷和李鸿章集团都失去了驾驭整个官僚阶级的威望和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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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传统社会的末路

无论保守派发起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还是意图做最后一搏的光绪帝发起的“激进”的变法运动，都没有得到东南半壁的实权派官僚的响应。特别是清廷对八国开战后，东南实力派官僚干脆将宣战诏命称为“乱命”，先是敷衍，后来干脆拒绝奉诏，却径直搞起了“东南互保”。这个举措传递出的信号是：清廷如果要维持周天子那样的“政统”，地方实力派官僚自然还会服从；但要他们牺牲地方乡绅和工商业资本的利益，去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则他们宁可选择战败后分摊赔款，也绝不为战争而拔一毛。

此后的清廷，实际分裂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北方的中央政权，在安全上完全被列强挟持，只能接受任何对中国的侵夺凌辱的背书者的地位；另一部分是东南沿海的实权派官僚，代表着乡绅和乡绅出身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益，热衷于对外屈辱妥协，靠着依附性的地位，凭着所谓的“比较优势”，发展出买办性的，接受列强的跨国资本和官僚阶级双重操控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这样一个帝国，不论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在西方列强面前，都是被挟持和宰割的代理人角色。这实际已经是一个半殖民地政权了。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是传统的中国统治阶级，面对现代大工业文明冲击，为争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而开始的，在不改变中国制度和文明主体的前提下，主动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的一场“移植手术”性质的文化自新的运动。洋务派统治者，体现出了一个古老文明的可贵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希图用比较平和的手段实现文化自新自强。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中国由此进入了又一次大解体、大动荡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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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西对接的成与败

本章讨论第四个问题，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基本制度设想的价值何在？为何失败？

第一节    中西对接的文明抱负

今天，由于种种原因，很多人对辛亥革命的意义，也发生了强烈的质疑。我们应该承认，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确实进入了近四十年的虚弱动荡的状态。对此，连孙中山先生都有论述。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是我们的先辈，在文化和制度上做出的一次重要的，也是开创性的探索。

这场革命，在文化和制度上的核心追求就是，明确了一个基本思想：单纯地死守原来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形态、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是没有出路的。只有进行积极的制度探索，通过政治革命完成社会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才能闯出一条新生的道路。尤其可贵的是，这场革命的取向，不是简单照搬当时比较先进的西方的制度和文化，而是力图将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与西方的制度和文化实现对接，力争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制度和文明。这是那一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的对自己民族自信心的最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中的真正的天下情怀的集中体现。

那么，所谓“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究竟是什么呢？它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对接，又有什么意义呢？

本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其实就是强调一种责任伦理。这是与西方文化有着根本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二元对立观照下的超越追求”，而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多元共生基础上的和谐取向”。

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就集中体现在范仲淹和王阳明的思想中。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是：一个真正的儒者，对自己一时见不到的人，你要为他操心；对眼前的人，你要对他负责。所以，才会“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用北京老百姓的话讲：您累不累啊？！

确实，在中国，做一个真正的精英，其实是很疲惫，也很无奈的。但也正因为他坦然承受了这份重负，他的心灵，其实是充实而光明的。因此，王阳明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弟子问他有什么要交代的？他坦然回答：此心光明，夫复何言！

而西方文化，不论什么人，他的内心其实都是充满着“末日审判”的焦虑的。他并不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真的符合神的意志或者超验的某种逻辑。所以，要么彻底放弃伦理的追求，追逐现实的财富和享乐；要么就是以自己的一孔之见，试图强加于人，实际是在“末日审判”的焦虑下，为自己拉一些“壮胆”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焦虑下的“自我实现”的需求，就会表现为追求控制更多的资本，从而可以更大程度地支配更多的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念。这就是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的本质。因为文化内在的不和谐，自然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人与自然之间的，人与社会之间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只能以财富的扩张和掠夺来掩盖，再以一次次经济危机的“硬着陆”的方式来调整。

作为既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和规训，又直接感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先进性和局限性的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们，很自然地就确立和接受了一种抱负：中国将以一种全新的制度和文明的形态，为已经衰落的中国和已经走入绝境的西方，同时探索出一条新的生路。中国文化也将由此走出谷底，焕发出新的生机，中国也将重新回到世界之巅。

这种全新的制度形态和价值观念，就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和“五权宪法”的制度设计。它包含了三个似乎互相矛盾的价值取向：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效率本位的制度设计；对资本的有效节制，使发展的成果为全社会共享的伦理追求；以及一个选贤与能，超越任何阶级利益取向的政治体制。

也就是说，这场革命的价值追求是：建立起这样一种社会机制：社会的精英在全面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某些制度设计之后，仍然能够实践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创造财富和掌握生产资料的目的，不是驾驭和支配更多的人，以实现自己“新教伦理”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为了使自己有更大的能力，更多的财富，为天下苍生承担起一个传统的儒家君子的责任，最终实现社会的大同。对这样一个社会政治理想，中山先生总结为“天下为公”。

在此，我们应该恭录领会一下孔子的论述：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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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辛亥革命的成与败

乍一看，这有一些“一步登天”的“梦想家”的气质。但是，这正体现出先行者们的历史自觉。在当时的中国，其实是出现了这样一场革命成功的历史机遇期的。这主要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

第一，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文化已经衰落，原有的已经彻底保守腐朽的官僚体制已经极为虚弱。最重要的是，当时的清廷已经对日益做大的地方督抚失去了统驭的能量。因此，对于革命的直接的镇压能力，其实是很孱弱的。

第二，帝国主义势力虽然全面挟持了中国的政权，但对中国社会的深层渗透和控制，却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而清廷和各地的官僚乡绅群体，对帝国主义还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因此，帝国主义很难通过清廷来压制革命。反倒极有可能出于对国家利益的复杂考虑，坐视甚至支持革命的发展。

第三，就是中国的资产阶级当时也是极其孱弱的。中国还没有出现一个能够以自己的利益偏好，来塑造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反倒是，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场革命，来为自己的发展创造一个基本的国内外的环境条件。因此，在革命中，可以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在革命成功后，也不难建立起一个制度框架，使资产阶级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为均富、和谐的价值提供物质基础，而不是异化为西方资本那样强势的力量。

因此，这种看似“梦想家”的“空想”，其实体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行者，对于历史机遇的敏锐把握的能力。如果真的能够成功，将是一个全新的世界的模板。即便不成功，起码也可以把沉闷的中国搅动起来，把一些新思想最大程度地向后来者的青年才俊们，乃至于向全体国民尽可能传布开去。这就会为中国注入一股全新的力量。也许这个力量暂时不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也许这个力量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甚至造成一些问题。但是，只要能够通过革命，把新思想的种子播撒向尽可能广大的中国人民的心田，这个种子就会生长成为中国社会的决定性的力量。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那一代先行者就无愧于自己的理想，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乃至于整个人类的历史。

在这样的理想的驱动下，革命志士们在力量对比极其悬殊，成算渺茫的情况下，仍然一次次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身家性命，冲撞着那个历史的闸门。事实证明，辛亥革命确实“开启了中国历史进步的闸门”。辛亥革命的全部价值和局限性，其实都可以在鲁迅的小说《药》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红眼阿义对街上的人眉飞色舞地说：那个夏瑜，居然说“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不是皇帝一家的”。“这还是人话么？！”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一家一姓可以私相授受的。这种观念，在当时确实深入了大多数青年知识阶层的内心。但是，对普通民众，却没有找到与他们切身的利益关切的契合点，也就没有一个有效的教育和动员民众的方式。因此，辛亥革命利用了前述三种力量的虚弱和涣散的状态，取得了制度和文化上的部分成功。但是，却没有能够真正改变中国社会。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能够唤醒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性自觉。因此，这场革命被叛卖，就是必然的。

应该承认，以秋瑾、徐锡麟、林觉民为代表的烈士，凭着自己的家世背景，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上很优渥的生活；而另一些革命志士，也是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干，过上人上人的生活。但是，他们却都以天下苍生为念，投身于革命，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对于这些先行者，我们是不能苛求于他们的。但历史是残酷的。只要没有找到真正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方法，真正动员起中国人民的历史主体性自觉，任何宏伟崇高的制度理想，都可能结出最苦涩甚至惨烈的社会成果。

如果说，洋务运动是在保留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和制度安排前提下的，引入西方技术和具体制度的一场移植手术，那么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将中国与西方文化的正面价值进行全面对接的手术。革命的直接代价，只是革命者的身家性命。而更重大的代价和风险则在于，这场对接的排异反应，很有可能使中国社会经过一场大动荡之后彻底崩解。坦白地说，除了将“驱除鞑虏”改为“五族共和”，孙中山并没有什么应对这种排异反应的成熟的方案。倒是被称为“腐朽没落”的清廷统治者，表现出了足够的明智和历史责任感，接受了逊位的安排，将一个比较完整的版图留给了一个全新的中国。中华民族的概念由此产生，中国文化的强韧绵长，使中国避免了解体。但是，革命本身的“排异反应”，却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涣散。

在完成了搅动社会，传播思想的历史使命后，辛亥革命的一代人仍然在苦苦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以北洋军阀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势力，也在进行着重建传统社会价值的努力。由于这两股力量各自把持和依托着一部分内外资源，又都无力动员和组织起中国人民的力量，造成的结果就是：主观愿望上都要救国救民的“民国范儿”们，只要一进入社会政治实践的斗争，就各种“范儿”不断对冲，国事越来越不堪闻问，这些“范儿”们也越来越困惑迷茫。北洋军阀虽然对列强有相当的依附性，但最终毕竟都守住了民族大义的底线。孙中山先生忧心戮力，在不足60周岁就去世后，他的遗嘱的起草人汪精卫，却逐步滑落为一个汉奸。他的另一位“正统传人”蒋介石，也逐步从一个“激进革命者”蜕变为一个“独裁无胆，民主无量”的统治者。终于，在自己的声望达到巅峰之后，因无力控制住自己的集团的腐化，最终带着自己的集团一起沉沦了。

事实证明，只有救国救民，甚至天下大同的良好愿望，没有正确的思想方法，不能有效动员和组织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力量，这样的团体，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历史正面作用，却无法根本改变整个中国所面临的困境。而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种困境，随时可能转化为中华民族彻底沉沦的危机。历史需要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进一步的探索和奋斗，带领中国人民真正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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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列宁主义的中国分店

本章讨论第五个问题，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完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论述的文化内涵是什么？

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共产党建党历程时，曾经以“其做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来概括党的历史成就和基本经验。确实，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其建立是有国内的阶级基础、时代要求和国际环境等基本条件的。但是，在当时的中国，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薄弱的。因此，按照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可以说是必然的；但是，其能够发展，并最终建立新中国政权，并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这样的成就，却是没有“必然性”的。今天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不是自然而然发展过来的，而是经历了一次次惊心动魄而又艰苦卓绝的探索、奋斗、挫折的进程，才成熟起来，并取得成功的。直到今天，仍然要不断面对新的问题、挑战，乃至危机，才能继续开拓新的局面。可以说，思想理论的探索、成熟，以及在新的探索中不断深化、千锤百炼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基本的历史经验。总结这个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把握自己的本质，应对新的挑战，不断在新的条件下，践行自己的使命的根本。那么，作为“内在一致，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谱系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战略思想，其思想文化内涵究竟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

在这一节，先总结一下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涵。

第一节    列宁主义的背景和内涵

列宁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进入“稳定期”的背景下产生的。

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在不断“完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先发国家，都解决了生产力发展的瓶颈，以生产力论，解决自己本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已经不是问题。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设想，应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激化，最终引发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做出了一些调整，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逐步地被赎买，斗争性实际在逐步下降。恩格斯曾于1858年10月7日致信马克思:“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最终走向了帝国主义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力向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扩散，提高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但同时也越来越深刻地锁定了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依附地位。因为这种依附地位，使得先发资本主义世界，可以有效地获取超经济利润，以此转嫁和缓和本国内部的矛盾，但却事实上不断激化那些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地区的矛盾。事实上英国不仅是早期工业化国家中殖民地面积和人口规模最为可观的国家,同时还是向海外移民最多的国家。1871至1900年的三十年间,英帝国的土地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被称之为“日不落”的大英帝国移出约三分之一人口,相对贫瘠的苏格兰高地约有一半人口移出,这就是信中所说的“道理”。殖民化还使法国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则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850万居民。

这些地区，既有可能引发革命而取得跨越式的社会进步，也有可能彻底被锁定在依附性的地位上，从而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一个“坚不可摧”又沉闷僵化的阶段。

以上，就是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面临的两种可能。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历史和人性的自觉，不能正确分析时代的本质，做出正确的规划，开始新的阶段的实践，则资本主义制度将极有可能彻底锁定为人类唯一的发展方向。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列宁从原来与普列汉诺夫一起主张按部就班地在沙俄首先发展资本主义，同时教育和组织不断成熟的无产阶级，最后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样的“沙俄的马克思主义”，迅速完成思想的飞跃，提出了被称作“列宁主义”的全新的思想体系。

列宁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在以沙俄为代表的的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因为本国的资产阶级不能够真正地独立和成熟起来，这就使得本国的无产阶级相应地也不能够真正地独立和成熟起来。而本国的资产阶级，往往会成为那样一个跨国资本与本国的无产阶级之间的一个缓冲器和防火墙。在这样一个缓冲器和防火墙的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可以作出的选择非常有限，而资产阶级可以作出各种各样的选择。比如它可以选择对外的斗争，它也可以选择对外的妥协；它可以选择对内的缓和阶级矛盾，也可以选择对内加大这种剥削的程度；同时它还可以选择一种所谓的赶超性的扩张。这一切都使得在后发展国家的无产阶级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讲的那样一种单一的可能性。

因此，就需要各个国家的，主要是后发展国家的无产阶级，在本国的这种依附性资产阶级发展的过程中，根据不同时期的一些基本的形势，以及当时的本国的资产阶级和其他的剥削阶级，他们的具体的策略和具体的处境，来决定在自己在特定时期的基本策略。因此，对于后发展国家的无产阶级，当时主要是对于俄国的无产阶级来讲，就不能够简单地按照教科书或者某种程式化的要求，首先实现所谓的——也可能是永远也不能真正实现的——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再照搬欧洲中西部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斗争，或者议会斗争两种方式中的一种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必须更大程度地发挥这种历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来针对当时的俄国状况进行一种探索。

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的指导下，列宁根据俄国当时的现实的状况，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发生的具体变化，最终确定了一种有创造性的，在俄国实现巴黎公社基本经验的一套策略。

列宁认为，在俄国这样的国家，首先应当利用本国的资产阶级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的矛盾，以及本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与传统的社会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根据这样一些错综复杂的矛盾，加上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形成的社会状况，进行一种真正的面对现实的科学的深入的分析，进而确定自己的基本策略。最理想的状态就是在一个时机成熟的情况下，进行一种跨越式的社会革命。完成社会革命之后，就可以掌握当时整个沙皇俄国所有的资源，用来支持欧洲大陆的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比较成熟的，比较有战斗力的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在当时的情况下，应该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最终推动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斗争的胜利。

因此，列宁认为，在俄国，尽管无产阶级并不成熟，但是由一个同样不成熟，却有着强烈的历史的主动性和进取性的，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全国人民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环境下，选择不同的策略，有可能因势利导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然后以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权，掌握了整个俄国的资源之后，再去支持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完成社会主义革命。

这样的一种策略的确定，尽管是有它理论的合理性和历史的进步性，但是要在现实中被其他同志接受是非常困难的。同时这只是一条道路和策略的设想，在它的引导下进行的社会革命是否一定会取得胜利，所有人都没有太大的把握。但是，列宁认为，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如某些理论家所设想的：它有一个客观的自然而然的规律，你只要进入这样一个规定的程序之内，然后顺其自然地发展下来就可以了。而是更大程度地取决于人的活动。

也就是说，世界并不是自然而然就是这个样子，而是很大程度上，由于人的主体性的活动，在客观上，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决定具体的社会进程和社会面貌。这就是列宁从根本上对黑格尔的思想继承。所以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论述，他总是喜欢前推到黑格尔，这是一个根本原因。因为黑格尔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人的主体性，在一种客观的现实面前的这样一种创造性的决定性的作用。

经过内部的论战，也由于当时的客观的世界环境，以及俄国自身的特殊的国情，使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成功。但是在这之后，俄国动用自己的资源对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的支持，却是以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西方各个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联合绞杀作为结束的。在这之后，列宁必须对他原来的进行俄国和世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做出一种基本的调整。这样一种基本的调整体现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

从对内而言，他必须使得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首先在沙皇俄国的基础上能够生存下来，能够发展起来。其次，他必须使得这样的一个无产阶级政权领导下的新兴的国家，既能够维持自身的发展势头，同时同那些先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一种有效的交易和斗争。这就需要对于在俄国这样的国家如何实现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进行一种基本的经济制度上的探索。为了这个政权能够在外来武装干涉的压力下生存下来，他选择了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当这种外来的压力解除了之后，或者说暂时缓解了之后，他马上又选择了新经济政策。这一切都是为了使这样一个新生的政权能够生存下来，然后在经济上能够尽快发展起来。同时，在不丧失自己基本原则的前提下。与发达国家进行有效的接触、交易，并从中汲取一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

从对外的层面来讲，列宁认为，当时的无产阶级和当时的苏联还没有能力支持某一个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或者说整个先发展的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无产阶级，与这个先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面对面的直接的斗争，来完成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对这样一个所谓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体系，进行一种釜底抽薪式的斗争。

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斗争的主要方式，就是支持那些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位的民族，进行民族解放意义上的革命。这样一种民族解放意义上的革命，它的方向究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方向，还是走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方向，或者说仅仅是取得民族独立，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的方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这个革命开展了起来，不需要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进行直接的面对面的斗争，而是对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基本的基础进行抽离和瓦解。在这之后，无产阶级革命就可以以一种曲折的方式，来取得自己决定性的胜利。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这些经过民族独立运动的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会在这样的状况中逐步成熟起来，最终在这些国家完成社会主义的革命。这就是列宁建立起共产国际的一个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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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早期探索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列强之中只有俄国，才有可能对于中国的谋求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斗争给予真正的、真诚的支持。这既是由他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由现实的国家利益的需要决定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支持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因为，这种支持在实际的过程中，很容易转变成单纯的服从于苏联一个国家的利益。同时也由于在给予具体的资源的投入的过程中，苏联的决策者必须要进行一种功利性的算计。这种功利性的算计是现实的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单纯的个人或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但是，这样一种算计，必须要在真正深入地理解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现实的斗争状况的前提下来完成。而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住在莫斯科的大机关里的那些政治家，那些革命者，尽管他们的主观愿望是真诚的，是要推进和帮助这些国家完成自己的民族独立运动的，但是在客观上，他们不可能很深入地、正确地理解这些国家的国情和现实状况。因而，这样一种支持和指导，它必然是简单的、粗暴的、脱离实际的。

但是对当时的中国来讲，是俄国的革命，使得中国同时在两个方向上看到了希望。

第一个方向，就是可以有一个国家出于真诚的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考虑，支持中国的民族独立运动，或者支持中国维护自己民族独立的斗争。另一个方向，就是在已经证明传统的乡绅阶级、士大夫阶级以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或者因为腐朽，或者因为自身的虚弱以及与其他的势力之间的内在联系，都无法领导中国进行这样一种坚定有力的斗争的情况下，俄国有少数的精英分子，动员和组织大多数处于基本上是懵懂状态的民众，使后者由这些精英分子的教育、动员和组织，或曰“正确领导”，最后爆发出巨大的能量，建立新政权。而且这个新政权顶住了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武装绞杀和经济封锁，不仅建立起来了，而且生存下来，发展起来，还有能力帮助中国的革命。这样一种基本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先进分子的启示和鼓舞作用，我们怎么样去理解都不过分。

在当时的中国的先进分子中，当他们真正地意识到了，此前的中国的历次对外斗争的失败，不是简单的某种策略或者某种偶然性因素所决定的，而是因为那样一种斗争的主体，他本身的腐朽和虚弱所决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间有这样的一个成功的模式和成功的经验，而且愿意对自己给予真诚的无私的帮助，一些人喊出“苏俄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等等口号，同时，也是很朴实地、很迫切地拥抱了这个国家，而缺乏了某种必要的警惕性和判断力，我们应该给予他们充分的理解。

在苏联的鼓舞和指导下，同样的无产阶级的阶级基础稀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准备极不充分的中国社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出于最直观的也最迫切的救国救民的现实焦虑，最终选择和拥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个历史的选择，它不是极少数人头脑发热的结果，也不是某些阴差阳错的因素决定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党是在理论准备很不充分，阶级基础非常稀薄的情况下成立的，所以，除了最热切地拥抱了这个党的人，大多数人其实并不看好她。这个党早期最核心的两位精神领袖，都没有参加党的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尽管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脱身的理由，但是更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恐怕还是连他们两位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时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事件。事实上，在建党之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也锤炼和淘洗出了一个坚强的组织结构。但是，在思想上却一直是在探索的阶段。自然，也就没有一个成熟的领导核心。最终，是毛泽东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阐述和发展，才使这个党真正成熟了起来。那么，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列主义的中国化和时代化的阐释和发展，其基本内涵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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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内涵

如果说，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文化的弥赛亚情结结合的产物，那么也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文化中的通变哲思与务实态度相结合的产物。

如前所述，中国文化很难找到被称作“哲学”的那些西方文化的终极观照的价值追求和穷究思辨的逻辑探寻。就价值取向而言，中国文化更肯定的是可以推动整个社会功利发展的实用主义的态度；就思想方法而言，中国文化中“较真”的方面，更多还是在伦理的层面，强调人性的自律和现实的责任担当。对于终极价值的追索，确实没有达到西方文化的高度。同时，以形式逻辑为核心的“理性”的发展，也确实不是中国文化之所长。这一方面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思想，都不可能在中国最先产生出来。在这方面，中国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者，事实上只能是西方的制度和思想的“启蒙”的对象。当然，这个启蒙的过程，其实是非常粗暴野蛮的。

但是，一旦被自己的“先生”“打醒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民胞物与的伦理追求和通变务实的思维，就可以结出人类文明最灿烂的成果。这个最灿烂的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后，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不断进行在中国将“西方先进思想”实现中国化落实的过程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最终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以正确的思想方法为核心的，一个既有坚定明确的立场和方向，同时又是千机百变，却能不离其宗的，具有“打不倒”的特质的思想体系。简单地说，这就是以“矛盾论”和“实践论”为核心的，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思想方法。

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中的“是”，是“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由于中国本身的体量，也由于中国本身具有的世界历史进程的代表性，这个“中国革命”天然具有不低于俄国革命的世界意义。因此，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就是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在中国的具体体现。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先在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既是一个正确方向的规定，也是一个世界史意义的阐述。

也就是说，第一，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后来的改革开放，都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巩固、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实践，而不是单纯的生产力的发展和某些人意图夹带私货解释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能概括的；第二，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如前所述，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是代表了农耕文明时代的普世价值的；在大工业文明在西方产生之后，中国的衰落乃至于危机，首先是文明的意义上的地位的下降，乃至于全境沦陷，彻底在文化上沦落到非洲和印第安文明那样的结局的危机；待到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成熟起来之后，中国共产党所探寻的“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就是西方文明的最高成就与中国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结果，也是整个人类文明进步探索的最重要的部分。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天命所归，也是中国文化的天命所归。也就是说，在中国共产党人成熟起来之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的总结和理论化阐释，就具有了“普世价值”的意义。

实践证明，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最大的光荣，是中国文明为人类文明做出的最大的贡献。对此，只有从思想理论的高度分析，才能明白其真正的内涵所在。在经历了近现代近百年的屈辱和焦虑之后，中国终于可以为世界提供新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普世价值，也是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其内涵的。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一代共产党人，最重大的思想理论贡献，就是经由毛泽东的总结和论述，以及示范性的实践，确立了一种正确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的核心，就是“矛盾论”和“实践论”。

讨论毛泽东思想，首先就要强调其人民性的内涵：毛泽东始终相信，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那些看起来坚不可摧的力量，而是暂时弱小，却代表历史发展规律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就需要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特质，就是毛泽东总结的愚公移山的精神：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领导和组织人民，完成各种看似不可能的目标的组织。面对现实的巨大困难，共产党就是愚公，人民就是上帝。共产党就是要在各个时期都能凝聚起先进分子，挖山不止，最后就可以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创造出一个个人间奇迹。如果哪一代懈怠或者变质，哪一代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和信任。因此，党需要不断进行面对新形势的思想建设和严肃的思想理论斗争，不断保持和重建自己的先进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

毛泽东提炼的基本思想方法，就是所谓“两论起家”。

矛盾论认为：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所在。矛盾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每一对矛盾中，又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要矛盾。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可以转化的。这就需要把握历史机遇，采取一些正确的策略，完成这种转化，使原来相对弱小，即居于次要方面的力量，转化为主要方面。最后解决一个矛盾。这时，就会有新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有时则是因为形势的变化，使得前一个阶段的主要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前一个阶段的次要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就需要在基本判断和战略规划上做出调整，适应新的形势，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

所谓“实践论”，本质是研究和阐述如何分析矛盾，把握时机，最后实现转化的规律的。

简单说，实践的原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实事求是的“是”，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规律，而非别的什么规律；实事，是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而非别的什么实践。每一个立场都会有自己的出发点，但不同的立场决定了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向，决定了在矛盾中的地位，是主要方面，还是次要方面？如果忽视了这个前提，“实事求是”就会迷失方向，甚至走上错误的方向。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所谓“原则性的错误”，其实就是迷失和走错方向的错误。

同时需要注意，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但斗争并非总是你死我活的。在和平时期，以及阶级斗争阶段的统一战线内部，多数的矛盾斗争，表现为矛盾的两个方面对于主导权的争夺。因此，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哲学，但并非总是你死我活的意识。

总结上述内容，我们可以认识到：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基本逻辑就是：共产党就是人民创造历史主体性的种子。深入群众，回应群众最迫切的要求，唤起和组织群众，实现社会进步的目标，就是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对共产党的实践而论，核心力量，就是由那些有信仰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共产党组织；而这个组织的核心，是那些在政治上真正成熟起来的领导者组成的党中央；实践中的共产党的依靠力量，也是社会基础，就是那些从根本利益上和共产党一致的社会阶级和群体，即人民群众；而团结和统战的对象，就是其根本利益与人民群众有交集的那些力量。

这个特质决定了，共产党的体制，只能是民主集中制。只有充分发挥民主，既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保证所有的党员和群众都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才能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共产党的本质；只有形成集中统一的意志，才能使党的行动真正有足够的效力，有效实现各种目标，推动实践的发展，落实人民的根本利益。

党的领导核心，以及各级组织的领导，既要靠严格的组织纪律形成权威，归根结底还是要凭着自己在实践中被证明为正确的路线，来确立和巩固自己的威信，并以强有力的宣传动员，使全党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政策策略，才能确立和增强自己的权威。

明确上述内容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共产党在制度设计和建设中的探索，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在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当时中国的现实状况下，总结出的唯一可行的实现最低纲领的策略性的路线图。其基本内容是：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保障，争取对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的主导权，团结一切爱国的，具有进步性的力量，支持共产党取得政权，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不论是抗日斗争，还是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都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的斗争，不能简单理解为“搞摩擦”。同样，国民党顽固派对人民军队的封锁和斗争，也是自己阶级立场出发的必然。

在苏联解决关东军，解放东北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握住历史机遇，实现了一个大发展，逐步确立了在军事和政治斗争中的优势，最后解放了整个中国大陆，实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制度基础。但是，这实际是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与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一定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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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败

在抗美援朝之后，在苏联的支持下，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体制，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这个过程，是一个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的过程。共产党人忠实于自己的信仰，而不拘泥于具体的政策宣示，推动了历史的进步，奠定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但是，这个过程也积累了相当的人民内部矛盾。这同样可以说是一种制度和文化移植对接产生的排异反应。

第一波排异反应，就是从百家争鸣到反右。代表地主乡绅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在文化上，即话语能力上占有双重优势（有国内外各种支持，不掌权也不承担实际责任，不会在实际中伤害某个群体的利益）的一些知识分子，向党进行了清算。实际是要求共产党放弃土地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由此使整个风向发生了转变。由帮助党整风，转向向新民主主义制度“回归”，甚至是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恢复旧制度的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只能布置开展反右斗争。

应该承认，在斗争中，一些有着不健康情绪的，本来是整风运动所要触及的对象的干部，利用这个转变，扩大矛盾打击面，以简单粗暴的政治斗争代替严肃的思想斗争，使运动扩大化。一些受到右派思想影响的学生、干部、专业技术人员，甚至只是对领导提了一些具体意见的人，也被打击伤害。但是，客观上，由于运动确立了党的官僚体系的权威，也使一些青年干部经受了考验，对这种扩大化，也不能因二十年后“一风吹”地摘帽平反而彻底否定。一些右派并非错划，这是他们自己也承认的。真正值得反思的，是这种以简单的政治斗争代替严肃的思想斗争的教训。

这种情况，除了干部个人的一些思想原因，客观上，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很不成熟，与已经成熟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有很多一时认识不清的问题。这使得党组织在斗争中，为了“解决问题”，树立权威，只能采取“选基本盘”的策略：唤起人民群众，包括出身劳动人民的党员干部的受压迫的历史记忆，以简单的阶级意识，激起“除恶务尽”的斗争意识，以“扫荡性清除”的思路进行斗争。

总之，对反右斗争扩大化，也要做多重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

在这之后，党集中了一切资源，也承担了全部责任。一方面，党始终牢牢把握主要矛盾，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是真正的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另一方面，因为主观认识的不成熟，也因为客观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发生了一系列失误，也积累了很大的社会矛盾。

由于人均资源匮乏，外部环境严峻，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保持社会基本稳定，就只能采取“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广就业”的原则。这就需要全体人民，特别是党员干部，都要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之间，做出正确的，有时也可以说是残酷的选择。在这个背景下，人民群众的一些现在看来正当的意见和要求被压制，反映这些意见和要求的学术、文化成果也遭到了简单粗暴的批判和处理。

这种批判和处理的方式，一方面使得国家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取人民的剩余价值，完成国家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也掩盖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偏好导致的价值取向之间的差异引发的移植对接中的排异反应。表面上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朴素清新，积极向上的，甚至有些亢奋的情绪；实际上，一些根本的思想认识问题并没有解决，只是被掩盖了下来。

总之，这个阶段是一个带着巨大的问题和隐患，但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发展的成就，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一些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还是这些问题和矛盾在发展中的解决，都需要党带领人民进行新的探索。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至今，这些论述仍然具有全局性的指导意义。但是，具体的实践，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摸索，才能把一个正确的原则，在实践中不断落实和发展。

1958年，为了尽快度过阵痛期，最大程度调动人民群众的觉悟，全党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开始了脱离实际的盲目跃进。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初衷，是以体制创新推动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的成果，确立和巩固体制创新的成果。各级干部群众则是热衷于大干快上，使一切瓶颈都可以实现突破，一切合理的生活需要，都能在一代人的奋斗中得到满足。结果，简单的热情鼓起的干劲，非但没有完成跨越式发展，反而受到了规律的惩罚。毛泽东虽然不停降温纠左，但全党都卷入了“宁左勿右”的逻辑。如此，非但纠左不见成效，本意纠左降温的庐山会议，却得到了一个大家都不希望的结果。

此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勇敢地承受了规律的惩罚，独立自主地战胜了困难，完成了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奠基，解决了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也形成了一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框架性的制度成果和政策总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次历史机遇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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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文革”的是非

此时，毛泽东与刘邓为首的大多数党员干部，却发生了根本的路线分歧。

后者认为，应该把握历史机遇期，实现现代化，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不论国内外的反共反华力量怎么折腾，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已经扎稳，“帝国主义想反也反不了”。所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样就可以彻底杜绝社会主义制度被颠覆或者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

而毛泽东认为，这个“正气”除了现代化的物质成就，还有人民的自主管理，监督共产党的干部的主体性觉悟。这个“邪”，既是指“帝修反”所概括的国内外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也有共产党自身发生蜕化变质的倾向。因此，探索一个发动群众起来监督和清除共产党的各种危险因素的基本模式，就是真正的万世之基了。毛泽东认为，这个模式只有通过一场“大演习”性质的群众运动，才能真正摸索确立下来。这样一个运动，毛泽东自信只有自己有足够的意志和权威去发动和控制。

因此，毛泽东决定，在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要领导人民完成这个探索的过程。只要完成了这样一个自体免疫能力的建设，付出一些代价，甚至错过一次实现民族复兴，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机遇，都是必要的、正确的。

历史证明了那些对“文革”“三个很不”，即“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干部的意见的正确性。毛泽东的忧患意识是正确的，但在时机的选择上却是值得商榷的。而以方式方法的实际效果论，却是在客观上把那些在既定的“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低工资广就业”战略下形成的，又被党的权威压制住的人民内部矛盾，以一种“敌我矛盾”的形态表现出来。

因此，总结“文革”的结果就是：在客观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机遇期被人为错失，周边一些地区的威权资本主义制度，表现出了暂时的“优越性”；在主观上，一些思想敏锐，又缺乏两种制度的亲身经历的社会阅历有限的年轻人，包括相当一批党员干部，因为当时中国直观的“贫穷落后的现实”，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的信念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从探求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机制的良好愿望出发，这些人形成了一套脱离中国社会实际的“洋教条”洗脑后的思维定势。中国的“贫穷落后”为他们这种思维定势的“正确性、先进性”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事实依据”。三十年来的改革发展的成就，在他们看来，都是和“普世价值”接轨的成果；现实中国的种种不尽人意，在他们想来，都是“接轨不彻底”结出的“恶之花”。

也就是说，毛泽东寄予希望的那些没有旧社会的阴暗记忆，因而对共产党少了一些感激之情基础上的迷信盲从，思想上受到“敢想敢干敢于斗争”教育的，有着自己的棱角的“社会主义新人”，本来应该是官僚系统蜕化变质时，维护社会主义原则的免疫力的核心。如今，却成了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得力的力量。因此，这场“文革”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伤害是巨大而深刻的。但是，我们不应由此彻底否定晚年的毛泽东。

应该承认，毛泽东比任何人都清楚：在1960年代的中期，他即便退居二线，颐养天年，其地位和权威也是无可动摇的。只要中国能够在以他为核心的那一代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的个人功业，其实是可以被公认超越了那些被他以“俱往矣”一笔带过的人物之上的。但是，因为有了这一场运动，人为错失了一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也为下一代共产党人的事业留下了诸多实践中的矛盾和意识形态的难题，也因为“文革”过程中，因为一些排异反应被“放出笼”之后发生的惨剧，其实使得他个人和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和号召力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坚信：“文革”是一场“代价最小最小，成就最大最大”的运动。

因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是必须肯定的。那是共产党的宗旨和原则的一个“错误的体现”。 但是，不能因为现在一些被毛泽东预言的情况已经成为现实，就幻想可以通过重新来一次“文革”，就彻底解决那些问题。特别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具有无可替代的权威，所以他还能把握住大局，不至于彻底失控。但是，在他之后，已经不会再有哪一个领导人有那样的权威。所以，一旦“文革”重演，社会的失控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彻底否定“文革”，是绝对正确的，也是绝对必要的。

这里还有必要对中央对“文革”的基本结论，进行进一步的辩证的分析。

在“文革”之后，先是在十一大上正式宣布“胜利结束”，后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彻底否定”。其实，决议并没有否定毛泽东的主观愿望。但是，对于毛泽东当时对形势的判断，以及具体的方式，是彻底否定的。

其实，毛泽东应该清楚，当时的干部有些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特殊化，都是事实。但是，说那些干部蜕化变质了，绝对是无中生有的。毛泽东的本意，是趁着自己还有权威，就发起这样一场大演习，虽然会有一些混乱，会耽误现代化的建设，但只要有他的权威在，就不会有大的崩盘出现。如果他不在自己还有能力的时候搞这场大演习，他之后的领导人即便有心，也未必有胆，更难以有力发动这场运动。道理很简单，共产党的官僚体系，平时只会让人感受到它引人反感的种种不是。但是，一旦失去，就会使中国社会失去维护基本秩序的枢纽。只有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可以暂时打倒党的官僚体系，凭着他的权威和军队的绝对忠诚，暂时维持一下秩序，然后还要迅速重建党的组织体系，再把军队干部赶回军营。所以，这个大演习是只有毛泽东有条件，也有胆量搞的。

因此，对后来的共产党领导集体而言，“文革”本身的是非是另一回事。但是，“文革”肯定是以后绝对不可取的方案。因此，在理论上彻底否定这个方案，就是政治上的必需的措施。一方面，一些对“文革”有很大意见的老干部和工农群众，随着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实际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彻底否定“文革”，又可以避免有些人遇到问题就想起那个方案造成的混乱和危机。

所以，中央坚持决议的结论，与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一些忧患的正确，就是决议后三十年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一种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紧张之所在。因为有了这种紧张，才能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方面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造成巨大的思想混乱，甚至颠覆基本体制的意见成了事实上的主流；另一方面，因为那个仅次于“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武革”的“文革”的存在，使得有些事实上成为官僚资产阶级的政治人物有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和恐惧。

这既是“文革”的意义，也是那个“彻底否定”的决议的意义所在。只讲任何一面的意义，都只是迎合现实中某一派的政治正确，并不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