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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位地产大佬对房市的判断	黑虎帮	大卫 2014-12-16	8 551	profer 2014-12-18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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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我们该买房,还是卖房?: 热度 27 hotmen 2015-12-2 19:21; 潘石屹演讲,提出1. 房子过剩。 2. 央行发钱。其实还可以加个参数:房产税。以下为潘石屹的演讲实录（摘自北大国发院网站）潘石屹：我想讲三个故事，也是我人生三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92年。我们六个人创业，赚到了第一笔钱。我们创业的时候，还有一个故事，你们的张教授到了牛津大学去读书。他在双安商场双榆树这边的一个宿舍，就成了我们六个人筹划的地方。等张教授从牛津大学毕业回来的时候，要占股份，说创业是在我的宿舍里面创业的。要是张教授在国内的话，我们一起就算七个人了，在他的房子里面创业，他能不占股份吗？ 90年，我们成立了万通公司，到91年，我们赚到了第一笔钱。都是二十岁出头的人，赚到第一笔钱非常兴奋。我记得冯仑常常说一句话：你看看，我们没钱的时候都赚到钱了，现在有钱了，不知道要赚多少钱！这已经成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了。他这句话也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我们也觉着可以赚很多钱，就不断地在海南岛炒房炒地。几单之后，炒其中一个楼房的时候，突然王功权提出：这房子有没有产权证啊？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们不能只认钥匙，万一把钥匙拿过来，房产证不是我们的，不也白搭么。他就派我去海口市规划局去查一下，有没有这个证件。那时候有没有房产证，就是规划批没批，有没有土地证这些证件。我去查的时候，海口规划局的一个干部说不让查。我想，不让查，王功权给我的任务怎么去完成呢？结果碰到一个朋友，就和他说，要查查一个项目有没有规划的审批，这个规划局的干部就不让我查。他说：海南岛人你还不知道，我给你出个主意，五斤橘子，两条三五烟，带上去，百分之百让你查。我完全按照他说的，买了五斤橘子，两条三五烟，带着上去了。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这小伙子把抽屉打开，橘子倒到里面，烟放到里面，给我一个大本子，说你自己去看去。我就自己看。查了一下我们的项目，是有（证件）的。我这人特别好学习，除了看完自己的，我还要看看别的项目的。我就一个一个看，五斤橘子两条三五烟不能看一个数就走啊。当时海口的常住人口好像是十五万人，还有我们这些跑着去的，没有户口的人，大概也有十五万人，一共就有三十万人。我把海口市规划批了的面积，也就是市政配套费都递交了的，加起来，除了一下海口的人口，我记得数字是四十九平方米。当时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七点四平方米，而海南刚刚建省，在海口这样一个不富裕的地方，电都没有，一个红绿灯都没有的地方，建房子要接近五十平方米，北京才七平方米多。这就是房地产泡沫啊，跑的越早越好。于是我就赶紧跑到北京来，做了第一个项目，在阜成门这边，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不少钱。海口的企业家，多少企业家，基本上全军覆没，出来的很少。有好多人说，我们几个人，能够从海口这边逃着出来，能够从海南岛的92、93年房地产泡沫里逃着出来，非常聪明，很有远见。其实呢，就是算数，就是建筑面积除一个人口数。就是常识。不要把这些商业的东西搞的多神秘，一会儿佛了，一会儿道了，一会儿鬼了，一会儿神了，没有这么神秘的东西，就是要尊重常识。当全中国最好的城市，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七平方米的时候，你作为海口，接近五十平方米，就是有问题的。所以就能逃到北京来，发展得还不错。现在冯仑的口头禅就是：我们从海南岛逃出来了，北京的CBD一半是我们建的。当然有星城国际、我们建的SOHO现代城、建外SOHO、SOHO尚都、朝外SOHO、阳光100几个项目，我们六个人出来，把北京一半的CBD建起来了。如果是当年没常识，我们还在海南岛呆着，早就破产了。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故事，我总结的道理就是，不要把任何事情看得太深，要尊重常识。当然张教授讲的这些曲线、数学模型，该学的也要学学。这东西有点太复杂了，他出一本书就送我一本，没有一本是我能看得懂的。讲第二个故事吧。到北京来，我们做了万通新世界广场，赚了好多钱，赚的当时都没有概念了。因为当时土地增值税还没出台，成本很低，我记得每平方米的土地的价格是两千七百块钱，建安费几千块钱，最终成本是五千到六千块钱。最后销售的价格是三四万块钱。赚完钱后，我看到一张报纸，记得是香港的《明报》。94年95年的时候，《明报》的记者就通过卫星的照片看了一下，朝鲜半岛上面，从“三八线” 分开，北边的一部分黑灯瞎火的，南边的一部分灯火通明。这个人就写了一篇文章，说一个地方富裕不富裕，GDP和这个地方的明亮程度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个 “三八线”是分界线，北朝鲜就没灯，南朝鲜灯就特别多。我看完以后，感觉很有道理。以后到什么地方去赚钱，就得顺着光走，到光明的地方去赚钱。但我手里也没有卫星啊，我怎么能够看到光呢？我有汽车，所以我就开着汽车，绕着环路转了一下，只要绕到北京的西边，就黑灯瞎火的，国务院的部委从来不加班的，一到晚上就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只要到了东边，就灯火通明。按照这个道理，越光明的地方，GDP越高，越光明的地方就越有钱。我就不能在西边，应该到东边去做，就到了国贸周围。所以我们SOHO中国，围绕着国贸桥方圆一公里的地方，大概做了十二三年，也才有了冯仑说的这句话：我们从海南岛来的，建了北京百分之五十的CBD。所以这个是我的第二个故事，就是到光亮的地方去，顺着光明走。第三个故事，今天，中国的房地产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政府说房地产是支柱产业，要健康理性地看待房地产。我是怎么看呢。今天中国的房地产，跟1992年海南岛的房地产是一样的，所有的情况都是一样的：过剩，房子非常多。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当北京的人均住房面积只有七平米多的时候，住房需求大，房价就压不下来。有段时间国家每年出一个政策，压房价，叫“国八条”了、“国六条”了、“国四条”了、新的“国四条”了，一年一个文件，压不下来，因为基本的需求在。可是到了今天，我们的人均住房面积是多少呢？现在已经是三十多平方米了，接近四十平方米了。而每年增长的速度是多少呢？每年竣工的面积是十二亿平方米，如果是六亿城镇人口的话，就是每个人每年增加两平方米。五年过去，所有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就能增加十平方米。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看二线城市、三线城市，烂尾楼、空置楼房非常多。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房子没有充分利用起来，钢材、水泥的需求量也大幅度下跌。我记得08年09年，钢材的价格是六千块钱一吨，而今天钢材的价格是一千九百块钱一吨。换算成斤，没有一斤大白菜贵。中国的钢材，要从巴西和澳大利亚把铁矿石运过来，再和中国的铁矿石一比一混合，到高炉里加热才能冶炼出来。大白菜呢，是一个小籽，放到地里，浇点水，就能长出来。现在钢材的价格还不如大白菜的价格贵，因此，房子的过剩，钢材的过剩、水泥的过剩，数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作为一个明智的开发商，又到了一个选择的时候。选择背后的道理，是常识。不要想的太复杂，东西多了之后，价格就不行了。有好多人问，你说房价会跌吗？我不敢说。为什么呢，因为还有一个央行。全世界的央行，自从有了以来，就爱发货币。中国的央行是这样的，外国的央行也是这样的。如果他把存款准备金再降低，利率再降低，市场上的钱多得不得了，好赖房价也会涨。可是从基本面来说，基本的需求已经大大地满足了，闲置的房子非常的多。我就思考，当我们的资源这样的过剩，每一个城市的房子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想了差不多三年时间，海内外看了一圈，差不多想明白了。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利用今天最有力的，最普及的技术——互联网的技术，把资源充分地利用起来。像滴滴打车，Uber，能够把汽车的资源利用起来一样。手机上的一个APP，把多少汽车管理的中间环节给消灭了。还有一个叫AIRBNB的软件，他就是把零零散散的对住房的需求，和全世界的房子链接在一起。没有给社会增加一套房子，可是把每一套房子的利用率充分地提起来了。做别的东西我不会，但我看到中国的办公楼空置率特别多。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个软件，把对这些闲置空间的需求都利用起来？我们做了一个共享空间，名字叫SOHO3Q。做完这个后，毛大庆从万科辞职了，要创业。我说SOHO3Q 先给你提供一个办公室，你先在这办公。他一边办公一边琢磨，结果做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东西。他问我怎么看，我说毛大庆，你在万科的时候，跟我们一样，跟 SOHO一样，在过去的二十年时间，给中国的房地产做了巨大的贡献。无论房地产的名声多坏，要很客观地来看，十年前建的房子，就没今天建的房子好，二十年前建的房子，就没十年前建的房子好。所以，房子的进步速度是非常大的。而建了这么多房子，把中国从人均五平方米、七平方米的住房面积，增加到接近四十平方米，这就是房地产开发商的贡献，是为这个社会做了有益的事情。可是今天，在全都过剩的时代，我们再去建房子已经没有意义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把已有的、没有充分利用起来的资源利用起来。张维迎：潘石屹先生的演讲很精彩，他核心的思想就是，很多企业家的判断力是来自于常识。能不能在再加一个故事，你当时为什么下海? 潘石屹：我下海那年是1987年。当时我在一个单位，这个单位是一个国务院的部委。现在呢，变了妾了，它的名字叫中石油。我就在这个单位里面，收入非常高。我记得我的工资收入是一百零一块钱，而我爸爸是工作了好几十年，又犯错误又平反，他的工资是六十九块钱。可是我在单位天天无所事事。在我们这个机关里面，八百多个人，除了一个调度室的人有点正经事情，剩下的事情，工会、妇联、宣传、组织部，包括我在的部门叫做总经济师办公室，什么事都不干。确实是百无聊赖。我分进去的第二年，又从别的学校来了一个女同事。我们科长说，陪这个女孩子去领个办公桌去。我说好，因为后勤部在哪我都比较熟悉。我就带着这个女孩，去领这个办公桌去。当时，我们领一个办公桌，然后每一个人发件石油工人穿的棉袄，就算成为石油战线上的一员了。帮这个女孩儿把棉袄领了，然后就来挑桌子。两个抽屉的桌子，挑了一个小时，我说咱们拿着个桌子赶紧回去吧。她说，潘石屹你可不知道，这张桌子要陪我一辈子的，我得仔细挑。我感慨，真是啊，要在机关里呆着，我就得和这个桌子陪上一辈子。所有的东西都不会变化的。我回去以后一晚上，我就琢磨，我说我得下海，就跑到深圳去了。这就是我下海的经历。 http://www.guancha.cn/economy/2015_12_02_343315_2.shtml; 1625 次阅读|18 个评论

分享死磕舒尔茨 —— 潘石屹为什么榨果汁（转）: 热度 2 gordon 2013-12-20 14:33; 注：专家强调，除了尽量远离洋快餐等高热量、高脂肪饮食外，儿童青少年尽量不要喝可乐、雪碧、果汁等含糖比较多的饮料。美国对20岁以下女性的一项10年以上的跟踪调查发现，在每天喝一杯果汁、每月喝一杯果汁和几乎不喝果汁的女性中，每天饮用一杯果汁 (非鲜榨)的女性成年后更容易出现肥胖、糖代谢异常、脂代谢异常等情况。而几乎不喝果汁的人则不易患上糖尿病。为了国家，请自我牺牲，每天一杯果汁，让糖衣炮弹砸向我吧。为了祖国，向我开炮。 ××××××××××××××××××××××××××××××××××××××××××××××××××××××××××××××××××××××× 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注：本文是作者2007年11月先后在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所做讲座的讲稿。讲稿大部分录自作者已经发表的论文，根据本文主题梳理连贯或重写，这里不再一一注明。别听黄宗智说的，黄宗智是个书呆子，懂个屁。他说要冰箱，晕。你有榨汁机就好办了，中国的小商小贩很方便，一买一洗一榨就成了。 ××××××××××××××××××××××××××××××××××××××××××××××××××××××××××××××××××××××× 相对蔬菜消费量，水果消费量偏低，但有上升趋势。全国人均水果消费量为34公斤，城镇中、上层的人均消费量为70公斤。发达国家的水果消费水平是 100-150公斤。水果消费水平偏低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中国人还没有饮鲜果汁的习惯。随着电冰箱的普及，水果和果汁的消费有很大上升空间。　　总之，食物消费转型是近年来在大规模非农就业和人口增长率下降之外的第三个历史性变迁。　　我们根据近年变化的趋势对未来的食品消费继续转型作了估计。从1995至2005的10年间，人均水产和肉类（猪、牛、羊、禽）消费以每年约 5%的速度增长，人均蛋消费的增长速度为3.4%，奶及制品为18％。我们如果假定水产和肉类继续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蛋以3%的速度增长，奶类产品以 10%的速度增长，那么， 10年以后，这些副食品的人均消费量将达到或接近增长的限值，即今天中上层的消费水平。　　这样的变化将会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因为粮-肉-菜兼重的农业多种经营模式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2005年每个务农农民平均169天务农，其中 136天种田，33天渔牧。若按一年250个工作日来算，约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失业的，即一亿左右剩余劳动力，这与学术界的共识基本一致。但根据我们的预测，10年以后，局面就可能会大为改观：每个务农农民要用176天种田，另外64天从事渔牧业，这就接近比较充分的就业。　　从农场规模来看，也能说明问题。根据我们的估计，10年以后劳均播种面积将从今天的7个播种亩提高到10亩左右，而25年之后将达到15、16亩。在改革初期以粮为主的农业结构下，一个劳动力的适度规模在江南起码是10亩，华北15亩，但是在今天向多种经营转型的农业结构下，只需要当年约一半的耕地。这里估计的25年之后的劳均15亩将会是超过一个劳动力（凭今天的技术）自己所能耕种的规模。即便假设在未来的25年里，农业劳动力下降的速度达不到每年600万，而是每年400万，到2030年农业劳动力总数为2亿，劳均播种面积约12、13亩，那么每个农民仍然需要工作320天左右。所以，无论如何，10年至25年内，中国的劳动力过剩问题应会明显改善。　　收入的估计比劳动时间的估计复杂许多，这里不可能详细重述。我们采用的是非常保守的静态估计，没有考虑到今后的技术更新、市场价格的上升或国家的价格调整（因为这些变化不好量化估计）。虽然如此，我们的估计是，到2015年，劳均农牧渔的净收入可能会增长到五六千元，增长速度为每年4%左右。到 2030年可能增长到10000多元。这些数字是根据2003年的不变价格来估算的，必须以今天的收入和价格结构来理解。　　即便是在上述最保守估计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农民如果在今天的收入和价格结构下能够单靠务农平均挣10000块钱，应会带来一系列的变化。首先，农业从业不会是像今天那样陷入绝境，只能解决基本的生存需要。相当部分急不可待要脱离农业的农民应会愿意留村，在农业经营中谋取出路。今天农村的青壮年几乎全体外流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应能得到缓解。此外，农业收入一旦提高，“农民工”工资必定也会相应提高（不然农民就不会愿意外出打工）。　　有人会认为工资一旦这样提高，中国将会失去其争取全球资本的“比较优势”。我们认为这是个盲点，其一，较高和较稳定的待遇应会提高劳动者工作效率，减少今日许多不合理的浪费。其二，即使工资成倍上升，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仍然将是世界上相对低廉的。（现今只是台湾、香港的约10分之1，美国的 4/50分之1）。其三，伴随经济进一步发展，对外来资金的依赖度也应会逐步减低。无论如何，今天的“三农问题”应该可能得到缓解。　　上面简述的这三大历史性变迁之中，两个——就业趋势和人口自然增长——直接关联人口过剩问题以及国家控制生育政策，乃是完全出于舒尔茨视野之外的因素。第三个——食品消费转型——也完全出于舒尔茨考虑因素之外。但正是这三个因素形成了今天中国农村问题的历史性契机。　　当然，这一切只是个模拟和契机，去实际还远。它需要一定的政策支持才可能实现。但当前农业政策在实施中已经把小规模农业的不能发展当作理所当然。地方官员心目中普遍把美国模式当作为中国农业的唯一可能发展方向。他们扶植的是大规模的专业化企业型农业，不是小规模的家庭多种经营。即便是反对美国模式、要求维护土地承包制度的官员们，也普遍认为小规模家庭农业发展潜力十分有限，中国农村必得等待更高度的城市化和非农就业，才有可能克服当前农业收入低、农村（相对）贫穷的问题。因此，观点对立的两派在农村产权问题上固然针锋相对，但却有一个基本共识，即农业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必须等待进一步的城镇化才有可能解决。也就是说，农业目前基本是个绝境。而我们提倡的则是要在农业本身里面挖掘走出中国过密困境的道路。　　　　（四）与美国模式的不同　　　　应该说明，我们设想的中国农业发展模式和舒尔茨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我们设想的小规模家庭农场和舒尔茨的完全不同。我们设想的是中国将来的劳均 10到15亩的家庭农场，而他心目中的则归根到底是美国的家庭农场，是今天劳均900亩的家庭农场。我们设想的是小规模的多种经营，而他设想的则多是相对大规模的专业经营。我们设想的是后工业化时期的21世纪的小农场，将会越来越多地使用后工业技术，尤其是生物技术。例如，农业部从2003年以来致力推广的“秸秆养殖”模式便可能具有相当潜力。配合新生物技术，农村很多被废弃焚烧的农作物秸秆，可以通过使用少量的生物剂而改成高质量、低成本的牲畜饲料。 ix 此外是生物能源。一个颇有潜力的可能是在黄河以北占全国土地面积的足足41%的草原地带种植甜高粱，用来生产可供汽车使用的生物能源乙醇燃料以及糖和酒精。（《中国的甜高粱》，2006；朱志刚，2006）上述的只是两个可能例子。后工业时代的技术，应会发明更多的可能，而使用生物技术的方法一般将会是环保型的生态农业，是绿色产品，是长期可持续的农业，也可以称作为“后工业化的‘小农经济’”。舒尔茨设想的则完全是从传统农业转向工业化技术的农场。　　更多的不同在于配套条件。显然，我们上面所说的历史性契机只不过是一个契机，去实际甚远，因为它的实现还需要制度性和其他的因素。我们模拟的小规模农业还不具备充分发达的融资条件，而舒尔茨心目中的则是根据美国现实把银行贷款等认作为既定条件。我们模拟的农场也尚未具备充分的运输、销售等等必要的进入市场条件，而舒尔茨设想中的则是把这些当作为既定条件。我们提出的未来估计只不过是需求方面的趋势，尚未具备具体的制度性设施的计划，而他的则是把制度性条件当作为给定前提。这些不同所突出的是市场化 "中" 国家的关键角色的必要。　　　　（五）国家的角色　　　　作为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国家干预越少越好。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信条是把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认为必须在政府干预最小化的制度环境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合理配置资源。x 新制度经济学则特别强调唯有在产权完全明确私有化的制度下，才可能接近理想的零"交易成本"状态，提高效率，由此促进经济发展。xi 对许多中国制度经济学者来说，这套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削弱国家机器，甚或通过休克治疗消灭现存政治体制。　　但实际上，中国近30年的市场化发展“奇迹”的动力其实主要来自国家，首先是乡（镇）、村级（集体）政府推动的乡村工业化，xii 而后是省、市、县级政府带动的"招商引资"。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体制的演变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完全相反，非但没有收缩，反而更加庞大。　　一方面，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国家体制显示更多令人不满的弊端，尤其是官僚机构的更加臃肿、权力的商品化、部门的牟利化等；但是，另一方面，它也明显呈现了一定程度的韦伯意义中的（“理性”或现代性）“科层制化”，建立或扩大了许多专业化的合理部门与管理体系，诸如环保、食检、质检、城建、机场、交通等等。xiii 　　其实，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同时包含三种不同来源的成分：历代王朝时期的“官僚”体系，革命时期得自苏联模式的“干部”体系，以及新近提倡的现代西方“公务员”体系。（袁刚 2007）高密度人口自始便是高度集权的历代政治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社会基础；（黄宗智2000b：第16章）由之形成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则是现代共产党革命所建立的全能政权的根源；而市场化改革下的模仿西方则是新公务员制度的来源。正是这三者的组合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国家政治体制。　　从经济发展角度考虑，这个“体制”在改革过程中，确实成功地激发了乡村基层和地方党政干部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让他们带动了全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点已是众多国外经济学家的共识。xiv 我们也可以说，中国的国家体制既是改革以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是其众多弊端的根源。 xv 　　对于改革30年的经历的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失误在于他们所认为必须削弱甚或消灭的“体制”居然在经济发展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旧体制内的村、乡政府，以及后来的省-市-县政府的推动，便不会有近30年的经济发展。请问：如果30年代的国民党在当时进一步放权给地方政府并号召它们推动经济发展，会能做到什么样的结果？又有进者：当前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协助，中国的企业怎能在国内外与跨国公司竞争？问题是我们该怎样去理解共产党的党政体制，以及它所连带的无可否认的弊端？怎样去进一步发挥它的积极性，而又同时改进它的众多弱点？问题不是怎样通过休克治疗去消灭现存体制。　　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舒尔茨理论的设想，强调要把国家干预最小化。今天需要的是认识中国农业的将来应以小规模农业为主体的现实。舒尔茨认为应该通过市场机制来激发农民的自发图利积极性来改造农业，不要把农村经济统、卡死，是正确的。但是，他无视中国人口过多的基本国情，把大规模的美国家庭农场当作中国农业发展的范本，是完全错误的。他更把美国模式构建为一个没有国家干预的纯市场竞争模式，也是错误的。首先，这不符合美国历史实际，美国事实上长期干预、扶持农业（美国联邦政府当今每年补贴全国农场200亿美元）。其次，无干预的农业经济完全不符合当代中国历史实际和农业的需要。事实是，强有力的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器使改革时期的经济发展成为可能，其生育控制则使中国农业当前的历史性契机成为可能，而今后农业与农村的可能改造的责任则非国家莫属。　　　　（六）两大国情的相互关联　　　　国家政治体制问题和人口过剩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两大基本国情——其实是紧密相关的。庞大的人口造成大规模的贫穷，导致社会危机，而古代的政权，虽然高度集中，同时也高度简约，对社会基层其实高度放任，由其市场机制自由运作。（黄宗智2007a）正因为如此，无法克服大规模贫穷的问题，造成周期性的农民运动与战争。进入近现代，正是相应这样的社会背景而促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以及其后国家对社会的大规模干预。由此，在原有的古代官僚体制之上，形成了现代革命对社会的“全能”控制“体制”，以及其强烈的官僚主义化倾向。　　面对权力如此庞大、如此高度渗透基层的“体制”问题，毛时代采用的主要是两种对策：一是通过 “开门整党”的群众运动来纠正政治制度的官僚化，最终走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极端。一是由中央的条条放权于地方的块块，赋予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更大的灵活性。后者正是改革时期所运用的方法。　　现在回顾， 80年代乡村工业化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在那个基层中的几种重要因素的巧合。先是毛时代遗留下来的习惯于为社区服务的优秀社队干部群体。再则是资源所有权和管理合于一体的集体制度。中央的放权激发了两者结合下的灵活性和积极性，由此推动了蓬勃的乡村工业化。当然，农业劳动资源过剩和此前的工业化也是关键性的前提条件。其后，在一定程度的经济发展之后，以及在国际资本全球化的大潮流下，投资供应和需求规模扩大，已非村-乡级集体所能承载，由此推动了经济主体上移到县-市-省政府。后者不像村-乡那样具有现成的集体所有制，因此导致了从以集体为主体到由官-企/商结合为主体的制度转向。但其动力仍然相当程度来自原来的放权到第一线所触发的灵活性，以及地方干部为本社区服务的价值观。不同的是，在新官方市场化理论和词汇所制造的大氛围下，同时激发了地方官员的私人牟利动机和行为。在市场主义意识形态下，追求一己利益被修饰为新时代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市场机制配置效率、发动“人力资本”的正当办法和行为。　　显然，今天的“体制”中的腐败和“官僚主义”弊端的根源不像舒尔茨设想的那样完全是毛时代革命遗留下来的“极权”体制，而可能更多地是市场化下为一己谋私利的资本主义意识。根据提倡休克治疗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萨克斯的模式，中国改革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功乃是极其偶然的，其非市场、非私有、非完整法制化的体制只可能越来越腐败，越来越低效。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全盘模仿西方理想中的纯粹市场经济以及其必备的民主-选举、自由-私产、法律-宪政配套。唯有如此，方才可能把追求私利的个人主义变成为原教旨市场主义中的那种必然会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的机制。xvi 　　当然，事实不会如此简单，也不会是非此即彼。上面论述的历史经验说明的是：（一）纯放任的市场经济，如国民党时期的农村经济那样，不能处理中国的大规模社会危机问题；（二）全能性的计划经济，如毛泽东时代那样，会导致官僚主义化的政治体制和一个僵化的经济；（三）中央条条放权于第一线的基层和地方块块，如改革时期那样，能够触发体制内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四）从计划机制到市场机制的“转型”，尤其是通过市场需求来带动生产，能够搞活经济，但也会导致贫富不均和官员腐败。总的来说，中国政治体制在改革中所起的作用说明国家所作的抉择十分关键。问题是：怎样去继承它原来为了社会公正而抓到和建立的 “全能”权力，而又同时让它通过放权和市场化来与社会的经济潜力连同促进发展？xvii 　　我们需要的是与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另一种学术思维方式，是从实际经验，也可以说实践历史，而不是理论信条出发的学术研究和理论建设。 xviii 中国近30年的经济发展过程十分独特，需要扎实的经验研究来掌握实际和创新性的理论概念来概括。在此过程中，固然可以，也应该借鉴于西方经济学所积累的非常丰富、非常慎密的理论概念与方法；但是，也应该同时认识到，它们主要是得自从理想化的"理性经济人"和纯市场经济竞争前提出发，通过演绎逻辑而得出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的长处是逻辑上的严密性；它们的弱点是无视与理论建构不同的经验的理论提炼。我们可以通过与他们对话来建立自己的理论概念，但决不应局限于他们的理论。　　思考中国的农业问题，必须认识到小规模农业将长期延续的现实，而小规模农业的现实则突出了国家扮演关键角色的必要。今天需要的不是硬搬不符合中国实际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美国农业发展理论，不是模仿美国模式，而是创建中国自己的发展模式。其根本问题在于怎样激发、扶持小规模家庭农场的积极性。这里应该包括一系列的制度选择：提供以小家庭农产为主要目标的融资渠道（如免息或低息贷款），触发以小家庭农业为主体的农业协作，为他们的生产、运输、销售提供必要条件，并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廉价后工业时代生物技术。这样，才有可能创建舒尔茨所强调的使用新技术的低成本、高收益经济环境，凭此充分发挥小农业的创新性和积极性。此外，由国家为农民提供基本医药保险，解除农民今天在城乡对比下强烈感受的不安全。事实是，唯有在国家的积极领导和扶持下，才可能触发舒尔茨理论中的那种农民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今天的三农问题的经济根源。　　困难是，当前的这个国家体制既是众多问题的解决出路，也是它们的来源。今天需要的是把国家从一个控制性、汲取性的机器改造为一个服务性的机构。今天需要的既不是计划经济下的集权体制，也不是舒尔茨设想中的看不见的手，而是一个扶持性的手的国家。问题是怎样转化这个体制，不仅只转化它的理论构想，更要转化它的实际运作。面对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习性，包括形式化作风和官僚主义的潜规则和潜意识，这是个艰巨的工程。但是第一步必须要梳理清楚我们对过去的计划经济的想法，以及对舒尔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想法。那样，才可能认识问题的真实性质，才有可能谈到对策。 ××××××××××××××××××××××××××××××××××××××××××××××××××××××××××××××××××××××× 周其仁：数以亿计劳动力从事的产业，技术含量不可能太高，产业组织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这是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经济的“主旋律”。不过这个论点，并不反对中国还同时可以并存数千万人的高科技产业，数百万人的尖端技术，甚至数万、十万人的超尖端技术。注：这个方法论以前在老虎的帖子讨论过，就是嘲笑陈鲁豫那个。改革不能闭门造车。既然说到这儿了，我就放开了说吧，其实我的观点是古典自由主义，而不是替政府说话。虽然形式上看是这样的，但英国这种古典自由主义就这样。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也称为 “保守主义” 斯密在《国富论》的第二章《分工的起源》开头提到：“分工并不来自有预见性的智慧设计，而是基于人类天性的必然的自然演化的结果。” 　　斯密以英国式自由主义的自然演化论为这章提纲挈领，否定了人的智慧设计在分工中的必然性。因为在英国式自由主义看来，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因此人类的智慧和理性思考是无法设计历史的，只能对历史进行总结和预测，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AxNDIzNjQ0/v.swf; 402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说英雄谁是英雄』—— 潘石屹真不易: 热度 9 gordon 2012-11-1 22:35; 潘石屹这个人，由于他长相的关系，我一直对他有某些排斥。虽然也受惠于他的某些经验，例如“鸡蛋换粮票”、 “馒头和面粉”之类的，但在心理上很难有认同感，尤其是他爱坏坏的笑。人的认识是随着阅历不断加深的，现在觉得他才是带着某种英雄气概的人物，早就听说过其咬破嘴唇的故事。潘石屹不容易，硬汉子，佩服，百弯不折。不过这个外在形象太差了，他应该跟ws学一下，也弄一个硬汉造型，也去爬爬山，例如香山。; 451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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