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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啥事都让	男人帮	闲云野鹤 2012-8-7	16 159	维京老海盗 2012-8-9 1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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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过度优化是万恶之源 —— 论改革开放的困难（二）: gordon 2017-1-19 01:14; 要是回头看的话，就会发现，幸好当时改革了 ************************************************************************** “大步兵+ 虎头要塞” 对付苏联坦克集群的它要改这个东西啊，最困难在 “旧力已去，新力未生”。实际上，苏德坦克大会战，也是建立在苏联飞机性能不落后的基础上的。就像朝鲜战争，长腿、短腿不论。至少米格机不落后美国的飞机。这是苏联坦克集群最基本的一点。 ************************************************************************** 朝鲜战争，只是把坦克部队换成步兵了；就是苏联式的战争下承接抗日战争时期，武汉会战的模式。 ************************************************************************** 和平典范计划，是一个很大胆的构想两个小组，一个是歼八的，一个是歼七的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是巴基斯坦的；一个是国家的项目，一个是商业的项目。给中国的东西，巴基斯坦为什么不能用啊 ************************************************************************** 在海湾战争之前，幸好早走了十年前面的目标，只是达到苏式水平。飞机、坦克改进一下 ok 了后来，决策都没办法决策了 ************************************************************************** 到海湾战争的时候，要把下视能力改到预警机，空天一体当然改到空天一体，又好整了 ************************************************************************** 正如华为所说，我要是知道这条路这么难的话，我就不走这条路了幸亏早走了十年 ************************************************************************** 晚走十年，都不知道该怎么弄了; 14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过度优化是万恶之源 —— 论改革开放的困难: gordon 2017-1-19 01:01; 虽然我们都知道，过度优化是万恶之源但是，你要不使劲弄，当时那个槛，你就过不去注：这个问题没有人谈过，我只是讲讲我自己的经验。（王垠都搞不明白这个事情；因为他工程实践不行嘛） ****************************************************************************** 我跟你讲课，当然可以这么讲。或者拉长时间，在时间长河里，跟你讲一些特殊性的局限，最后被一般性代替当时，实际上在当时，不如此，就过不了当下的门槛你要出产品啊，它必定是特殊的，和特殊的时间，特殊的地点、环境有关。你说它伴有局限性，那是后人那么看的。 ****************************************************************************** 创新，就是很麻烦。它诞生的时候，或者这么说，它诞生并且能立住脚跟，这就是伟大的至于以后的改进，那是以后的事情了，当时就根本考虑不到这个 ****************************************************************************** 当时，能轰动一下子，这就很厉害了。正如彭恒武所说，你说对人类有什么贡献，没有什么。物理这个事老是变的，就是当时轰动一下子; 1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权力的逻辑 —— 粮票换鸡蛋: gordon 2016-4-27 16:40; 这国的人骨子里都是迷信权力的，读书是为了做官，所以，这国的读书人基本上也是不信知识的。他们所有对事物的判断和分析，都是另一种对权力的致敬！另外一种的表现就是试图跟权力抖个机灵而已。如果权力那么牛逼，为啥还要改革开放？为啥直至今日整天还喊着改革？没有人能战胜逻辑，权力也不能！这个简单的道理，就像没人能抓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简单！中国人认为权力就是一切。奴性，跟风，富不过三代，一切皆由此而来。 ********************************************************************** 呵呵，这孩子 “粮票换鸡蛋” ，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搞不明白，智商真是有问题哈哈; 11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刘仲敬的《缺少土豪的世界》 —— 统治术的变更 ... ... .. ...: gordon 2016-4-8 09:10; 阿姨之所以某些看法是错误的，就在于他对于统治术的不了解。刘仲敬尽管说中国30年在价值观或人心上的混乱，但并未说，为何这种混乱没有带来权力的更替，而是社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继续前进。这也就是说，虽然价值观乱了，但社会（作广义）仍是稳定的。这岂不是与他的想法有违？答案是，他眼中的游士的知识，真的只是知识罢了。也就是说，这种瓦解，瓦解的只是知识体系或话语秩序本身，并没有对权力者发生冲突。这种知识体系，也可以视为作为权力者的话语。那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权力的话语可能不断更替，但却未影响权力本身呢？答案还在话语本身。后一出现的话语（如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会比前一个话语（我爱科学）更有统治效果，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权力机制更新或者治理术的问题。注: "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宣传口说的东西，和实操是两码事。呵呵 ********************************************************************************* 本朝以 “计划经济” 治国当年宗主国英国信奉社会主义，幸得郭伯伟 (Cowperthwaite) 这位英国公务员，殖民地香港才追随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政策。郭伯伟最初在1945年被分派到香港主理财经事务，并于1961至71年担当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他的继任人夏鼎基创造的“积极不干预”一词，所描述的正是郭伯伟的施政原则。注：干预或者不干预，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 *******************************************************************************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刘仲敬的《缺少土豪的世界》听说刘仲敬最近很火，今天才来及看，不知道有没赶上潮流。他的演讲是《缺少土豪的世界》。我有一点想法，写下来。刘仲敬的观点，我想，是这样：改革开放30年，是社会重建过程，但整个过程却又是社会原子化过程，形成作为流沙社会，与作为常态的有机社会相对……我把他一些说法形成的语义学系统画出来：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功能* 功能之结果* 结果之特征* 历史定位* 土豪团结（？）有机社会稳定性强共同体常态* 游士瓦解流沙社会稳定性弱原子化异常* 知识——————————社会注：？为我不确定他有没说过此关键词；*是我加上的。这个语义学系统，并无稀奇，包括流沙社会这个提法（不知道算不算概念），甚至社会学门徒都会接受。但奇怪之处在于第一列，即知识分子，这是他的分析起点。这个分析起点还是有个前提假设，就是大众是无知的，相较于知识分子的无知。换句话，他是在知识—社会这基础关系中展开的。知识作为划分标准，被他割成知识分子与大众，而知识分子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知识效果（effects of knowledge）。我尝试对他这个语义学系统进行一些内在与外在的分析。 1. 两种自然状态 1.1 刘仲敬的说法的启发在于，他暗示着对自然状态的两种态度（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自然状态）。他认为中国（以下中国均简称为改革开放后30年的中国）是通过自然状态，制造社会原子化，进而以杀熟等释放个体的自我保存能量，实现市场经济繁荣。 1.2 霍布斯在谈自然状态的时候，是将自然状态作为前提，人们通过告别自然状态来进行社会交往与经济生产。 1.3 刘的说法有特别吗？也许未必。霍耐特在谈福柯的时候，认为福柯对“霍布斯难题”给出的答案与帕森斯解决方案相反。霍耐特说：“一种被设想为不断受到威胁的权力地位的复合体能通过使用技术上更有效率的权力维持维持工具而降低自己的不稳定性。”（2012：159）换句话说，刘仲敬的想法与福柯的一致，刘认为中国当前是以自然状态作为常态（上面语义学系统中的异常，视角颠倒，便是常态了）。我们可以以选定主位，来思考这对刘仲敬/福柯与霍布斯的差别。刘/福：自然状态——后自然状态霍布斯：前契约社会（即自然状态）——契约社会这种转换的原因在于，刘以为，中国30年来价值观颠倒多次，都还在自然状态之中，这个后自然状态未必是契约社会，或稳定社会或有机社会，亦有可能是另一种自然状态。霍布斯同理，不赘。 2. 话语的不可见与可见刘仲敬尽管说中国30年在价值观或人心上的混乱，但并未说，为何这种混乱没有带来权力的更替，而是社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继续前进。这也就是说，虽然价值观乱了，但社会（作广义）仍是稳定的。这岂不是与他的想法有违？答案是，他眼中的游士的知识，真的只是知识罢了。也就是说，这种瓦解，瓦解的只是知识体系或话语秩序本身，并没有对权力者发生冲突。这种知识体系，也可以视为作为权力者的话语。那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权力的话语可能不断更替，但却未影响权力本身呢？答案还在话语本身。后一出现的话语（如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会比前一个话语（我爱科学）更有统治效果，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权力机制更新或者治理术的问题。这些诸话语正是土豪的以团结之动机制造的话语！刘仲敬原来是想为当权者说话？未必。反过来，再看，他是想反对游士。游士的作用是什么？游士的作用是瓦解，制造有瓦解作用的知识。刘仲敬是说，通过这些游士，比如苏秦张仪，有利于建成富国强兵。但这里其实可能犯一个错误，就是话语的可见与不可见问题。可以这么说，国家不会打着瓦解的口号，他会打着团结的口号来做这些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于是，游士说的其实是团结的话，作打的是瓦解的主意。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思考，团结与瓦解被混淆的关系。以瓦解为例，其实是有两个内涵。第一个，是上面所述的，作为游士以团结话语作为瓦解话语的不可见之面。第二个，是作为土豪的以瓦解话语作为团结话语的不可见之面。这其实是将刘的分析引入了权力的技术，使之复杂化。第一个说过了，谈第二个。第二个，他自己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一个土豪竞选台北市长。这个土豪其实是在瓦解权力集团，用福柯所说，就是哲学家都过提示知识的效果，指出诸斗争的战术……。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上面的分析，其实又错了。刘仲敬给自己做了个限定，就是，我一切所谈，都是谈社会重建。也就是说，我这里不谈国家，不谈统治者。这个瓦解与团结的对象是作为国家对立的社会。所以，上面的话，只是为了把刘仲敬的本意揭示出来。如果按他的前提，只在社会里谈，便可以去掉其不可见之面，保留可见一面，便契合了刘仲敬的说法。如此说来，刘仲敬还是很谨慎的，他有一些问题不谈，如不可见之面，但他其实是不是在给当权者说话。 3. 原子化真的很危险吗？生命政治作为答案如果接受刘仲敬的分析，就意味着原子化=异常！那岂不是与西方思想史上诸多论述相违背？！刘仲敬错在哪里了？或许他本身其实是对的？！他的问题在于没看有看到社会的统计化。这是刘新的说法，但其实是凯特莱尔—涂尔干等人的想法。面对原子化的诸个体，具有复多性，于是，文革那一套的否定式、监控式治理成本便很高。刘仲敬轻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他以为，市场经济不过是作为多次价值颠倒的一个环节的表象罢了。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市场经济的作用在于，它将复多性的诸个体以其自然性一面之理性、效率达到诸个体之联结，进而既导致治理以统计概率的方式，通过控制一定的区间、一定的平均数，达到治理效果。作为诸原子的人由此变成了作为物种的人类。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游士或土豪，大众作为无知者，以其无知之自然性被作为治理术的概率世界直接统治。缺少土豪的世界，其实是生命政治的世界。 ********************************************************************************* 注：正是因为有个性，整齐划一那一套东西，搞不成了。成本很高，还老hao 社会主义羊毛。或者偷懒，卸责，“能者多劳” 嘛我们穷人总是有好多办法的人性复苏，生命多姿多彩，呵呵弄到现在了，还不知道它为啥搞不成了。《好兵帅克》，因为底层变了，上层建筑，没有办法，只好跟社会适应了。老虎，老虎算个屁啊。我们除了虎气，还有猴气。老虎睡觉了，揪老虎耳朵。呵呵当年是游击队，民兵连连长，专门挖坑的。; 13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的点评: gordon 2014-5-14 07:1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财政政策历史简要回顾 2010-04-07 由于目前许多人对未来财政可能出现的巨额赤字（2010年预算草案为1万500亿，实际肯定会突破）和恶性通货膨胀忧心忡忡，我觉得有必要先回顾历史，因为前三十年我们一直就是这么熬过来的。我们30年的经验就是：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 1、1979年：促进国民经济调整的财政政策，中央集权开始松动　11届3中全会后，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经济出现过热现象，（当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绝大多数投资资金都来自于财政）引发严重财政赤字，通货膨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外贸逆差增加（具体数据可上网查，）。　　紫阳真人这时提出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1）、改革财政体制，实行“分灶吃饭”，促进各级财政实现收支平衡。这是导致今天产生诸侯经济的后果（这个背景我有一个专门讲分灶吃饭的帖子，可以到我的家园去找来参考） 1980年起，除北京、天津、上海继续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体制外，各省、自治区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新财政体制，打破了统收统支的局面，调动大家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2）、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投资需求。1979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加强基本建设财务拨款管理的通知》，要求基本建设不能突破国家预算指标范围；严格按照国家计划供应资金；严格执行结算纪律，防止和制止拖欠贷款；严格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纠正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的做法（这时各省都发明了许多钓鱼工程技术，许多技术今天还在使用）。对引进的项目和1000多项未完工程，除保留必要的部分外，全部停建、缓建；对大部分非生产性项目也实行停建、缓建（所以我们永远不要低估了政府治理危机的能力）。同时，严格基建投资的审批手续，并将基建资金逐步改为有偿使用，强化了投资硬约束（这是后来投融资体制改革的萌芽）。这些措施把国家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每年的增长速度控制在10%—25%之间。注：“ 边设计、边施工、边生产 ” ，这个我都干过，没钱嘛，利率高，周转要快。 1958年大跃进就是这么干的，符合人性。压基建投资，这也没什么可说的，标准宏观经济学的做法。（3）、控制消费需求，压缩各项开支。尤其是对社会集团购买力实行计划管理，限额控制，1980年，规定文教、科学、卫生、体育等事业单位和行政机关实行“预算包干，结余留用，征收归己”的办法，一事一报批，控制扩大支出和年终突击花钱。同时还开展了财务纪律大检查，控制奖金总额和超额津贴。（相信年纪大点的人都有记忆，集团购买要指标，指标=粮票，比资金还难搞到）注：压消费需求，依然是宏观经济学。指标，这个事，要是理解了贺屋兴宣的做法，就理解了。居民手里一有钱就通胀，消费引起的通胀。（4）、增加农产品和日用品供给能力，增加农业、轻工业投资。 1979年安排了174亿元财政支农资金，1980年支农资金150亿元，同时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年，国家将粮食统购价格提高了20%，在此基础上超购加价幅度从原来的30%提高到50%，也提高了油料、棉花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1980年，国家财政的粮油价差补贴、超购粮油加价补贴和粮食企业亏损补贴支出共计108.01亿元，比1979年增加了47.39%，但是这时粮油副食品开始大幅涨价。（这时我还在科大读书，印象最深就是四食堂的菜梗耳皮价格一夜之间从1毛5涨到2毛）。国家计委这段时间安排了大批轻工业基本建设投资（很多我后来接手的烂企业都是这种匆忙决策的产物），还增加了轻纺工业挖潜改造和专项贷款15亿元。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资料类投资过多，要补生活资料类，没有啥问题。计委做法没问题，在补 “ 计划经济时代” 的窟窿。（5）、控制需要大量补贴的产品出口，减少高亏商品的出口，减少国家对外贸的财政补贴，调整进出口商品结构（这是官办外贸企业开始走下波路的原因）。　　这些政策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从1980年的7.8%降到1981年的5.2% 。（所以紫阳真人管理经济水平真的不怎么样）注：还是补 “ 计划经济时代” 的烂帐，出口换外汇，进口设备。 “杀鸡取卵” 的做法不可取，这个经济增长率降的好。这还是计委管的吧。瞎猜是会猜错的。 2、1982年：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改革的春雷终于炸响　　面对国民经济大幅下滑，就业压力的增大（有年纪的人应该记得当年找工作的艰辛，以能进国营企业，甚至大集体企业为荣，返城知青为就业问题闹事是那时各大城市最常见的风景），1982年开始被迫放松银根，开始真正的财政体制改革：企业实行利改税，这就意味着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国家不能都全部拿走了，工人不再是只会干活吃饭，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具，而是只能按规则拿走一部分剩余价值（这是后来一切城市改革的先锋：承包经营，股份制，私有化，mbo等等都是从这个嫩芽长起来的。这个改革的意义是非常大的，类似商鞅变法，把公有制的井田制改成了私有制的雇佣制和租调制，是中国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变的最大转折点，是广大工人从奴隶转为自由人的转折点）。　　　这个改革释放了中国人民疯狂追求财富和幸福的动力，我们国家从此走上了疯狂的增长道路。　　　从1982年开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逐步回升，当年增长9.1%，增幅较上年提高3.9个百分点，1983年加快到10.9%。注：还是压投资，保吃饭的节奏。继续擦 “ 计划经济 ” 的屁股 3、1988年9月：紧缩的财政政策，8平方出现的宏观经济背景简介　　　从1984年开始，国民经济过热的迹象又逐步显现，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差额不断扩大，投资消费高速增长，价格总水平大幅攀升。为满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要求和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的问题，国家不断扩大财政赤字，而为弥补赤字，银行超量发行货币，又加剧了物价指数上升。相信经历过6平方的人，对那段时间疯狂的通货膨胀记忆犹新（官方公布25%，实际超过35%），这也是价格闯关的背景：华山一条路，没办法只好铤而走险，结果导致一个民族悲剧，今后 100年也无法释怀。注：所谓赤字就是基建投资，这个时候的投资过热是消费类基建。生产过剩的物资，90年代让牟其中拉到苏联换飞机去了。　　　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实行了紧缩财政、紧缩信贷的“双紧”政策。　（1）、停止建设项目。从1988年9月至1989年第一季度，停建、缓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共1800多个（导致大量隐性失业，民怨沸腾）。将调整预算外基建投资作为压缩投资需求的重点，限制“楼、堂、馆、所”及住宅等非生产性投资的规模（我的印象是国家计委基本停止批准任何非生产性项目，甚至连一些大型科研项目和军工项目都停批和停止拨款，例如系统所参与的核潜艇项目就在此时下马的）。（2）、降低老百姓生活质量。把专项控制商品由19种扩大到 32种，全国性停发国有企业奖金（企业发人均50元以上奖金得报省政府或工业部批准，各省和部委奖金额度包干使用，实际上没有企业能够获得批准），大幅提高储蓄存款利率（我的印象当时1年期定期储蓄超过10%，具体数据可以上网查），对高档耐用消费品如冰箱、彩电等采用专卖和工业劵（我记得当时我家买的第一台彩电就是在单位抽签抽到的工业劵)。由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价格大幅上涨，国家财政继续增加定额补贴（我记得8平方时在广场与某些老工人聊天，最不满的就是物价上涨：以前烤白薯是孙子辈吃的，现在成为爷爷辈吃的----背景是从2毛一斤涨到1元一斤。绝大多数机关工作人员养家糊口已经十分艰难：当时大学毕业的一月工资136元，又没有什么腐败机会，而当时有票供应的五花肉是不到2元左右一斤，无票的黑市肉已经到3元多，一月工资在黑市上只能买40斤五花肉）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没啥说的。（3）、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国有企业停止财政补贴，对落后的小企业进行整顿和关停并转（这是东北国有企业悲剧的开始，是后来前任总经理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的原因，这都是紫阳真人留下的烂摊子）；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到1990年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上年的42.2%压缩到 7.3%（可以想象当时已经变态到什么程度，无所不用其极，当时已经在开会讨论关闭解散中科院了，其他的单位自然下场更惨）；对所有单位持有的1981— 1984年发行的国库券，推迟三年偿付本息（这是我知道的第一次，当然绝对不是最后一次，中央赖账，借钱不还）。注：国库券这个狠。（4）、进行税利分流试点和税制改革。（这是后来前任总经理大搞国税地税分离的原因）。　1988年在重庆进行税利分流试点，1989年扩大试点范围，企业利润先以所得税的形式上交国家，税后利润以一部分上交国家，余留部分归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贷款由税前利润归还，改为由税后利润和折旧基金及其他企业自主财力归还。与此同时，对税制进行改革，1989年开征建筑税，将自筹基建投资建筑税由原来的单一税率改为差别税率，对非生产性建设、计划外建设和非重点建设实行高税率，对小轿车、彩色电视机征收特别消费税。　　这一堆猛药的结果就是8平方爆发，企业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大量企业停产停工，经济增长速度的快速回落，隐性失业数巨增，居民收入增幅下降，财政困难日益加剧。社会开始不安定。 4、1993年：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东风吹来满眼春带来的危机　面对上面经济下滑危机，为了证明执政的合法性，1992年南巡讲话和十四大东风吹来满眼春鼓舞下，通货膨胀达到25%，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我有一个帖子讲前任总经理如何处理这个危机的，可以参考）。（1）、1993年提出了宏观调控的16条措施（记得这些措施公布当天我正好去某银行行长办公室，当时他十分悲观的跟我说：这么搞下去国事不可为了。这是一个出身金融世家的经验丰富的银行家）。（2）、 1994年起实行分税制，强化中央在税收分配上的主动权，增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以增值税为主体的新流转税制度，扩大了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营业税的税目也进行了调整，国有企业不再执行承包上缴所得税的办法，取消了所得税前归还贷款，要上缴国家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国家预算调节基金，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在原来六项的基础上又新增加了五项。（事实是极大的增加了企业税负负担）。（3）、1993年，颁布实施了《企业财务通则》及《企业会计准则》，全面实行税利分流，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从1992年开始，税利分流在全国试点企业达到了4000多户。税利分流理使中央可以运用税收和利润两种渠道来提高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4）、严格控制投资规模，清理在建项目，严控新开项目，强化税收征管，清理越权审批减免税，限期完成国债发行任务，把预算会议费压缩20%，控制出国活动和各种招商办展活动，控制各项债券年度发行规模和债种；控制地方政策债券发行。（总之，前任总经理的手段都是霹雳手段） 1996年，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挤压了过热经济的泡沫成分，又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形成了高增长、低通胀局面，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成功典范。 5、1998年：积极的财政政策，亚洲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1997年7月2日，亚洲金融风暴爆发，我国外贸受到了严重冲击，产业结构不合理、低水平的产能过剩、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经济结构问题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产生了放大效应，国内大量企业停工停产，失业严重。　　　为了扩大内需，从1998年7月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1）、增发国债，加强基础设施投资。 1998年7月，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国债，1999年上半年又向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至2004年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 亿元。国债资金主要投向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等方面，截至2004年末，七年累计实际安排国债项目资金 8643亿元，并拉动银行贷款和各方面配套资金等逾2万亿元。（2）、调整税收政策，支持出口、吸引外资。分批提高了纺织原料及制品、纺织机械、煤炭、水泥、钢材、船舶和部分机电、轻工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加大了“免、抵、退”税收管理办法的执行力度；对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实行贴息办法，中央外贸发展基金有偿使用项目专项资金也正式开始使用；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从1999年起，减半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至2000年暂停征收；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购置国产设备的投资，按 40％的比例抵免企业所得税；对涉及房地产的营业税、契税、土地增值税给予一定的减免；对居民存款利息恢复征收个人所得税。（3）、增加政府消费。例如教育经费所占中央财政比例从1998年起连续五年都比上年提高1个百分点；1998年中央财政安排144亿元补助资金和借款，专项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增加转移支付20亿元支持省级统筹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4）、增加工资，改革分配制度，增强居民消费能力。1999年至2002年，连续三次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标准，还实施了年终一次性奖金制度，使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月人均基本工资水平翻了一番。中央财政大幅增加对中西部地区行政事业单位人员工资和城市低保的资金补助，加快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5）、开始大范围的国企破产。2002年中央财政拨付关闭破产补助资金129.58亿元，安置职工38万人。（6）、开始组建央企巨无霸。电力、电信、民航石油、石化、冶金、有色、汽车等行业的巨无霸都是这时组建，并对他们实行所得税返还政策，提供对外承包工程保函风险专项资金，用国债作为财政贴息资金支持技术改造技术引进。（7）、减轻企业负担。从1997年开始，取消不合法和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近2000项，降低近500项收费标准。1998年清理了涉及企业的政府性基金和收费，减轻企业和社会负担370多亿元。（8）、实行债转股。通过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将银行的债权转为股权，降低企业资产负债率。（这个对我来说有刻骨铭心的痛苦：国家付出巨大代价，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留下一堆废墟）　总之，1998年至2002年的宏观调控，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为主，在扩大投资、刺激消费、鼓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等方面做出一些主动应对措施，减小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通货紧缩的趋势得到了遏制，社会需求回升，经济获得增长。 6、2004年：稳健的财政政策　　上述天魔大法政策的后果是到2003年，宏观经济又出现了投资巨大，流动性过剩，电力、煤炭和运输紧张，通货膨胀开始抬头（这点大家应该都有印象）。　　现任总经理上任第一件事情就是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控宏观经济。（1）、减少国债规模。2004年国债发行规模比上年调减300亿元，主要用于农村、社会事业、西部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试图引导社会投资和民间资金向上述方向转移，缓解经济局部过热（结果是什么也没有得到）。（2）、减少建设项目。2004年1—4月，全国基本建设支出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1％，5月，全国财政支出速度也明显放慢，当月支出1721亿元，同比仅增长 1.9％，其中基本建设支出降幅达15.4％。放慢了国债项目资金拨付进度。1—6月，累计下达国债资金预算246.34亿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08.23亿元，占全国国债专项资金指标的15.64％。（试图降温，但失败了）（3）、有保有控。大力支持农业生产，对农民种粮实行直接补贴、加大对农民购置良种和大型农机具的补贴力度、减免农业税。（全国28个省区共安排良种补贴资金16亿多元，其中中央财政补贴13个粮食主产省区 12.4亿元）加大对就业、社会保障和教科文卫等资助，2004年上半年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同比增长了11.5％；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增长19％；全国教育支出增长16.9％；科技支出增长37.8％。（4）、税制改革。2004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了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降低了农业税税率；到2005年底，全国已有28个省（区、市）全部免征了农业税，全国取消了牧业税；2006年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同时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对减轻农民负担和增加其收入起了重要作用。　　　同时改革增值税。自2004年7月1日起，在东北地区进行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允许纳入试点范围的企业新购进机器设备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额在企业增值税税额中抵扣。　　　调整个人所得税。2006年将个人所得税工薪所得费用扣除额由每月800元提高至每月1600元，随后又调高到2000元。　　　调整企业所得税。2007年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并于2008年1月1日起在全国实施。　　　调整资源税。提高了11个省的煤炭资源税税额标准。　　　调整消费税。扩大了征收范围。　　　多次调整了出口退税率，取消和降低了部分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对部分不鼓励出口的原材料等产品加征出口关税，降低部分资源性产品进口关税。（5）、大力支持房地产。调整房地产税，2006年将个人购房转手交易免征营业税期限延长至5年，并调整规范了土地收支管理政策，完善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政策，调整了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和征收标准。　　这些政策的后果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2006年，2008年，以及今年的持续不断翻烧饼，国家宏观经济不断坐过山车。; 0 个评论

分享改革开放是一场复古运动 —— 雪千寻我们重新开始: 热度 2 gordon 2013-10-24 06:17; 这个得对历史非常熟不可。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就是工业合作社（乡镇企业），然后是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不是领导人有多么厉害，而是他把以前干过的，又干了一遍。农村包围城市，小城市包围大城市，根据地的基础不仅仅是农村，还包括小城市和适合小城市的工业。国统区小城市的工业就是X 党领导的，借鸡生蛋，老手法了。孔祥熙出的钱，蒋介石还当过运输大队长呢，孔祥熙出点钱算什么。这涉及到一个人，陈翰笙。学者指出：1949年以前30年，“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有两条线索。许多留学欧美的学者，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的训练，回国后积极传播欧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旧中国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也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迅速地在中国传播。前苏联在较短时间里迅速取得了令世界为之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这样的事实对于以救亡图强为己任的中国知识分子自然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在国内的以西方经济思想为主要理论倾向的学者，在其研究工作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注2〕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早期传播中，“译而不述”、“述而不作”的现象似更普遍，往往限于“对号入座”式的原理解释及其论辩——但是，30年代陈翰笙发起的农村调查及其成果，是一个重要“例外” 〔注1〕。 1928年，陈翰笙应蔡元培之邀，出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蔡兼所长）。他先后聘用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在中国东部数省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农村调查。其成果，既不讳言所持的“反帝反封建”政治目的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也是 “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 。因此，不仅对国内外知识界颇有说服力，产生了广泛影响，且被认为给中共“新民主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基础，更培养了孙冶方、薛暮桥等一批政治经济学人才，进而对后来的新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注3〕满铁调查也是如此，依严格的学术规范写就的专业报告与论著。陈翰笙还和满铁那一帮人有着一定的联系。仅仅这个调查费用就节省了一大笔开销。朝鲜战争用的还是日本人的地图，不然苏军顾问肯定抓瞎，彭总那时候依据国内战争的经验还不相信地图呢。当年，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在满洲部分工业并不在大城市，而在中小城市。老大是去东北以后才学会工业建设的。我的意图只是说，中国的建设是依据正规的学术规范来的。一点猜测：“马歇尔计划” 对法国的重建对他们肯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毕竟“赴法勤工俭学” 这批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重建，苏联当时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莫洛托夫计划”（西方人的称呼）。据毛选第三卷《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九四二年十二月）》里说，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人想发展 “ 大工业 ” 了。　　发展经济的路线是正确的路线，但发展不是冒险的无根据的发展。有些同志不顾此时此地的具体条件，空嚷发展，例如要求建设重工业，提出大盐业计划、大军工计划等，都是不切实际的，不能采用的。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发展路线，一方面要反对陈旧的保守的观点，另一方面又要反对空洞的不切实际的大计划。这就是党在财政经济工作中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参考书目：〔注1〕胡寄窗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注2〕林毅夫胡书东，《中国经济学百年回顾》，载《经济学（季刊）》第1卷第1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注3〕雷颐，《陈翰笙先生与“中国农村派”的理论与学术贡献》；侯建新，《谈陈翰笙30年代农村调查的政治意义和学术价值》；薛暮桥，《陈翰笙与中国农村调查》，以上均载《陈翰笙百岁华诞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注4〕四个时代的我（陈翰笙）（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8年7月）另：军事地图一事出自《彭德怀军事参谋的回忆:1950年代中苏军事关系见证》；和彭总吵架的那个拉佐瓦耶夫，曾是“二战”后期苏军进入朝鲜向日本关东军进攻时的苏军集团军司令员。苏军撤回国后，他改任为苏联驻朝鲜大使，实际上是朝鲜人民军的总顾问。 ×××××××××××××××××××××××××××××××××××××××××××××××××××××××××××××××××× 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实施于1936年4至5月间，共调查了16个县的25个村。方法仿照伪满洲国“产调”的“满洲农村实态调查”；而调查表和理论，据调查班长伊藤武雄称，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巴库（注：巴库(John Lossing Buck)，1890年生，美国经济学家，1916年来中国，曾任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中国财政部顾问等职。曾指导中国学生在山东盐山等地进行调查。）和苏联学者马歇尔（注：马歇尔(Madyyar)，苏联颇具代表性的中国研究学者，1928-1931年任莫斯科国际农业经济研究所东洋部长。）。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的为首者是伊藤武雄（注：伊藤武雄，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满铁，曾长期在北京、南京工作。1930年起历任交涉部庶务课长、总务部调查课长、经调会干事、天津事务所长、上海事务所长、总裁室参与。多次兼任军“嘱托”、顾问。），他当时是经调会驻天津“干事附”。关于调查缘起，他起初说是因为闲暇而“制定了冀东十三县农村实态调查计划”，“结果意外地”得到军方赞同。（注：〔日〕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东京，劲草书房1982 年版，第204页。）由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遭到质疑，后来他又改口称：“满铁最早在华北进行有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以天津军即中国驻屯军名义进行的第一次冀东调查。”（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160页。）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是天津军采取华北农村对策的需要。就像日本占领台湾之后进行“台湾旧惯调查”，侵入东北时进行“满洲旧惯调查”一样，正在处心积虑以“自治”之名吞蚀全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华北人民和建立殖民统治，他们不能不对占华北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美国著名中国农业经济学者john lossing buck 是赛珍珠前夫，美国人拍的中国电影，震撼了吧。 ×××××××××××××××××××××××××××××××××××××××××××××××××××××××××××××××××××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研究　　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研究的兴趣在于界定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问题并由此而展示解决问题的方案。由于受到原始资料的限制，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很不一样，甚至对同一地区使用同一套资料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正如马若孟(Ramon Myers)指出：他和黄宗智(Philip Huang)及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都利用满铁（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0-1940年代在中国农村所做的调查资料对近代华北农村经济做了研究。在他1970年出版了《中国农民经济》一书后，美国学术界对其做了否定的批评，认为他的结论是错误的，过多地使用了日本人的资料；而黄宗智和杜赞奇在1980年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华北农村的文化、权力和国家》中得出与马若孟南辕北辙的结论后，学术界却称赞他们的见解新颖独到。到了1990年代，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又认为马若孟对史料的运用是准确的。（注：马若孟著、史建云译：《中国农民经济》，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这些研究结论的不同和学术界的反复恰恰表达了美国学者对历史资料的重新认识，对中国农业经济和中国革命的重新理解，以及他们意识形态的取向。　　一、卜凯和研究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起源　　完整理解美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必须从卜凯(John Lossing Buck)开始，因为卜凯不仅划时代地建立起了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一套最完善的调查资料，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看法一直影响着后来的学者。而卜凯太太赛珍珠(PearlBuck)在1931年出版的写中国农村的小说《大地》不仅当时获得了普利策和诺贝尔文学奖，并且至今仍是许多美国高中的指定读物，常成为普通美国人认识近代中国农村的第一本书。（注：New Hanover County Library,"High school summer reading list",North Carolina,summer,1999.）《大地》讲述中国贫农王朗(Wang Lung)由苦干而变为地主的故事，其中展现了卜凯对中国农村的认识：中国农村存在着平等的机会，只要肯干，就有可能上升。　　卜凯1914年毕业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农学院，1916年到达安徽淮北传教，1920年受康乃尔大学的校友、金陵大学农学院院长芮斯纳(John Reisner)的邀请担任了金大农学院农业经济学的教授。1924年卜凯回到康乃尔，于1925年完成农业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又回到中国。19世纪30年代，卜凯在出版了《中国农场经济》和《中国土地利用》两书后，广泛被尊为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　　卜凯是从农场经营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的。在他看来，从经营的角度，或者说从农业投资、管理、产出、收入这些范畴来分析，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主要问题是广义技术上的“落后”，除此以外没有其它特别严重的问题。中国农业经济直到15世纪以前还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欧洲和北美前进了，经历了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而中国的农业生产却没有进步。因此，对卜凯来说，解决近代中国农业问题的办法实际上很简单：改善农业经营的方式，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卜凯为此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一整套、共108条改进农业经济的建议，其中包括建立农村金融设施、使用良种与化肥、改善交通运输条件等等。（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pp.162-165,181-183.）　　卜凯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看法在30年代初发表后就受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1930年代陈翰笙、钱俊瑞等曾在《中国农村》杂志上撰文批评卜凯对中国农业的调查方法和结论。他们认为卜凯没有使用地主、富农、贫农等这样一些概念去调查，因此无视中国土地的分配不均，没有看到中国的租佃剥削关系。（注：雷颐：《中国农村派对中国革命的理论贡献》，《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107-126页。）卜凯当时没有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评作出直接的反应，但他显然认为自己对中国农业的看法是正确的。卜凯于1922年第一次在安徽芜湖对102个农户经济做了调查；然后在1922-1924年对中国7省17个地区2866家农户经济做了调查，最后1929-1933年研究中国土地利用时调查了22省168个地区近16786家农户。这些调查使卜凯对中国的农户结构与土地得出的结论为：华北80%以上是自耕农，长江流域自耕农为60%左右，在四川和广东自耕农为50%左右，并且中国自耕农平均拥有3.1亩（1英亩＝6.07亩）地。（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175-178,184;Joseph Esherick,"Number games",in Modern China,1981,vol.7,no.4,pp.387-411.）即在卜凯眼里，中国农村是一个以小自耕农为主的社会，土地分配并没有特别不均。此外，在租佃关系上，西方的佃农比例比中国要高得多：中国农民中有23%为完全佃农（不包括半佃农），美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38%，英国的完全佃农占农民总数的89%，但英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因此，认为佃农率高了便会导致剥削和农业生产的停滞并没有其必然性的依据。（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173.）　　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卜凯批评的要点是认为卜凯没有把中国农村的问题看成是一个社会问题。美国学者史特罗斯(Randall Stross)在1980年代也指出：卜凯从美国农业经济教科书的观点来认识中国农业经济，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视而不见，因此没能正确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史特罗斯举例说，卜凯在1920年刚去金大农学院要教4门课：农业经济、农村社会学、农场经营、农场工程，而他手头主要参考书只有康乃尔大学农学院教授华伦(George Warren)1913年所出版的《农场经营》一本教科书。不仅他的4门课全从这本教科书发展起来，并且他对中国农业经济的认识也以这本书为基础。而这本教科书是从经济学角度谈如何经营300英亩理想规模的美国标准家庭农场，不能真正用来诠释中国农村社会经济问题。（注：Randall Stross,The Stubborn Earth,pp.162-164,216.）但卜凯毕竟对中国农村经济做过大规模的调查，并且对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也有认识。例如，卜凯向国民党政府进言108条建议中曾提出要把租佃率做公平的调整。但卜凯显然不认为租佃率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是建设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此外，正如卜凯在《中国土地利用》一书的第一页所表白：他不准备“从农民和其他社会阶级之间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来考虑所谓的土地情况” 。（注：John Lossing Buck,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Nanking:Univeristy of Nanking,1937,vol.1,p.1.）换句话说，卜凯认为他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中国农业经济学家，他的责任是认识中国农业的经济问题并提出解决的方案，而不是中国农村的社会问题；社会问题需要通过政治和社会政策来解决，这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学家的责任，而是中国政府的责任。　　因此，从卜凯开始，不仅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实证研究发展了起来，并且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认识也分成了两种观点。卜凯认为中国近代农业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解决的方案是广义的技术进步。这一思路形成了后来瑞斯金(Carl Riskin)所称之为的“技术学派”。陈翰笙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1930年代也对中国农村的局部地区做了一些调查，使用了阶级分析的方法，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最主要的问题是土地分配不均，因此解决的方案是重新分配土地和财产。这一思路形成了瑞斯金所称之为的“分配学派” 。技术学派的观点曾成为国民党政府制定农业政策的基础，而分配学派的观点则成为共产党社会革命的理论基石。（注：Carl Riskin,"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in Dwight Perkins,ed.China's Modern Econom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49-84.）　　二、中国革命的冲击和1970年代关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辩论　　卜凯的技术学派观点很快受到了中国革命强有力的挑战，使得分配学派的观点在1949年之后一度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如果中国的农业经济的问题不是社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会展现为一场农民的社会革命？或者说如果卜凯的观点正确，那么中国革命便不会有社会经济的动源。然而，当人民公社与大跃进灾难性后果逐渐展露出来后，美国学者又禁不住要问：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对农业问题的正确性又在哪里？　　正是在这种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不确定认识之中，马若孟在1970年出版了他的经典性著作《中国农民经济》。马的这本书写的是河北和山东，或中国的华北。马在60年代为这本书做了充分的研究准备，利用了大量的满铁资料，并与当年满铁在中国的调查人员做了许多访谈。　　马若孟认为：理解近代中国的农业经济不能只依赖于1930年代前半期的调查资料，因为这正是中国农业经济受到1929年以来世界性经济大萧条冲击的时刻；陈翰笙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在1933-1936年所做的调查只回顾了10年左右的时间，因此必然会得出中国农业经济恶化和农村社会破产的结论。马若孟把他的研究范围确定在1890-1949年之间，即考察从19世纪末期中国向西方敞开大门开始到20世纪中期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一段相对长的时段。马对满铁所调查的沙井村等河北与山东的村庄资料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出了与卜凯一样的结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是广义上的技术落后，它没有其它大毛病。（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Hopei and Shantung,1890-194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p.292.）　　马若孟认为：首先，在1890-1937年间中国的农业产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虽然超过的幅度只有很小，但它表明中国的农业生产并没有因人口的压力而导致人均产量的下降。第二，在外国和国际市场的影响下，中国的华北农村经历了商业化，使农民受益，并在长时段里维持了人均收入水平。第三，华北农村的地权不平均，但它没有变得更不平均。满铁的资料显示：自1890年以来，华北的大土地所有者逐渐消失，而佃农和雇农的比例也有所下降。这两个变项说明中小地主和自耕农的增多，地权分配实际上可能变得相对平均。这些变化与商业化的发展和农村中的分家有关。商业化使种植经济作物和从事手工业的贫困农民有机会增加收入和购买土地，而农户在儿子们中间的分家则使土地所有权分散化。第四，华北的租佃关系变化比较有利于佃户而不是地主。1880-1930年，华北的租佃关系逐渐从实物分成地租转向实物定额地租。而在这一时期，华北农产品价格上升，在1913-1938年间上升了40%。在实物定额租下，佃农一方是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主要受益者。而在灾害年成时，佃农又经常回到实物分成租去，以使地主也承担部分由歉收所带来的损失。因此，华北的租佃关系并没有变得不能容忍。第五，最关键的是华北与中国有着竞争性市场，即人人都有权利和机会自由进入市场交易，没有任何个人或集团能以使用非经济力量来操纵市场价格来为自己牟利，而这一点正是中国农业能最后籍以市场经济以获得发展的关键。在满铁资料里，马若孟没有发现华北有不利于竞争性市场的因素或条件。（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07-210,220,229.247-257,292.）　　因此马若孟认为，发展中国农业经济的关键在于广义的技术进步，比如发展农业教育与科研以培育农业人才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建造基础性的设施以便利农民进入市场，建立新型的农业金融机构使较贫苦的农民也能获得生产进步所需要的资本等。（注：Ramon Myers,The Chinese Peasant Economy,pp.213-214,292-295.）马若孟比卜凯在研究上更进了一步。卜凯是通过他的学生们在中国农村以问卷方式普遍性但比较粗糙地建立起他的数据性资料和相应的观点，而马若孟则是基于满铁调查员对一个个村庄进行长期细致的调查，其论述涉及了家庭经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从微观上补正了卜凯的基本思想。卜凯认为中国地主土地的拥有量太小，不足以使他们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统治阶级，而马若孟更通过对竞争性市场的考察，证明地主的超经济强制性剥削在市场上并不存在。　　马若孟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观点在1970年代遭到了批评并引起了辩论。批评者中最为严厉的是黄宗智。黄讽刺说，如果近代中国农业经济是象马若孟所论证的那样为一片机会平等的土地，那么穷人之所以穷则岂不是要埋怨他们懒惰和在农业生产上不够聪明能干吗？黄宗智利用满铁的资料，举出河北沙井村的农民杜乡（音）为例。沙井村人均有3.1亩土地，而杜乡家9口人共有11.5亩，人均只有1.3亩。由于土地不足，杜乡租种了7亩地，而租这7亩，杜乡要先缴100元的租佃押金，这对已经负债的杜乡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没有足够的土地，杜乡家将永远负债贫穷。因此，土地分配的不均是穷人期望改变和中国革命的社会经济原因。（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Revolutionaries Versus Western Scholarship,"in Modern China,1975,vol.1,no.2,pp.132-160.）　　但要从伊懋可(Nark Elvin)的理论看来，把土地分给杜乡并不解决问题。沙井村人均只有3.1亩土地，把这些土地重新拉出来平均分配一遍有什么意义？它既不能改变沙井村人多地少这一事实，也不能根本性为沙井村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无论3.1亩或1.3亩，数量都微不足道。伊在1973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的范型》一书中认为，中国农业经济在近代以前就达到了所谓“高度均衡陷阱”，即农业的传统技术已发展到了顶点，资源的使用也发展到了顶点，人口的增长也达到了农业耕作所能支撑的顶点，使得农村的生活只能维持在生存线水平，经不起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破坏。跳出这个陷阱需依靠工业革命，但中国却恰恰缺乏工业革命一项最起码的条件：资本。由于人口压力和农业停滞所造成的粮食和其它物价的上涨，中国无法积累起剩余的资本而自己跳出高度均衡陷阱。（注：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0-319.）因此伊懋可的理论表明，平分土地没有意义，因为土地已经稀少，并且越来越难以支撑日益增长的农村人口。假如沙井村将土地平分了，过20或30年后人均地下降到1.3亩，那么整个村庄都可能会象杜乡家一样困难重重。而事实上在长江三角洲江南的一些地区，1930年代人均土地已经只有1.3亩左右（松江区为1.1亩，无锡和江阴县各为1.4亩）。（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1350-1988.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0,p.342.）因此，从平均分配土地这一思路来认识和解决中国农村的经济问题不见得正确。　　黄宗智给出的另一例是沙井村农民杨泽（音）。杨泽在1941年38岁，有35亩土地，家里5口人中3个为未成年的孩子，人均土地占有量超过了村庄人均占有量的2倍。村里能干的农民最多能种20亩地，所以杨泽应该请一个长工。但杨只是请一个两个月的短工，基本上依靠自己耕种。黄宗智想证明，杨的人均之上的生活水平主要是得益于他继承了较好的土地，否则杨也会象杜乡一样贫困欠债。可是杨泽毕竟一个人耕种了35亩。因此黄解释为：杨泽或是非同寻常地强壮与勤劳、或是其妻也参加了非同一般多的生产劳动。但杨的3个孩子分别为13岁、4岁、1岁，其妻参加田间劳动的可能性可以说几乎没有。（注：Philip Huang,"Analyzing the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ountryside.）因此，说杨泽因聪明能干而维持了人均之上的生活也未偿不可。　　当然，黄宗智举证杜乡的例子要点在于说明租佃制度的剥削性，对此马若孟则以租佃契约来说明租佃是一种合理的经济关系。沙井村的租佃契约形式已经延续了几百年。无论是书面还是口头契约，地主与佃户都协商了各自的利益，并且这些权益在几个世纪中都得到了严格的遵守。佃户没有为地主做非农业生产性的劳役，在契约之外并不存在强制的剥削。而在契约之内，权益则是由双方议定，具有互惠性。由于租佃基本上是短期，在地主提出的契约不合理时，佃户可以不接受而改换到本村或外村的地主家。所以在马若孟看来，不能说有租佃关系就是剥削，而是要检验这种租佃关系赖以存在的法律或习惯的基础是否合理。沙井村的租佃习惯上长期遵守互惠，契约中没有显示出一个集团或个人强加于另一个集团或个人的经济意志，因此，该村的租佃关系应该是合理的。（注：Ramon Myers,"North China Villages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Socioeconomic Relationships,"in Modern China,1980,vol.6.no.3,pp.243-266.）　　由于马若孟、黄宗智和其他参加1970年代辩论的学者们都各自利用了不同甚至相同的资料引出了各种数据，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问题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激起了周锡瑞(Joseph Eshrick)在1981年写了一篇题为“数字游戏”的文章，对各方所使用以及他能搜集到的中国近代土地数据资料作了各种对比，对参加辩论的学者作了批评。周指出：取决于每个学者的立场和每人研究的区域，中国近代土地数据资料在做出修正值后几乎可以游戏般地让每个学者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这些数据资料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于中国近代土地分配的真实状况，虽然周本人倾向于认为19世纪30年代中国有很多地主，这些地主占有大量的土地，不能简单被视为是一个小自耕农充斥的国家。（注：Joseph Eshrick,"Number Games".）　　三、中国农业改革的影响和1980年代以来的辩论　　198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农业经济进入了新的一轮辩论，开始了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根本性问题的新的理解。首先，1970年代的辩论显示学者们对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的根本性问题、土地分配、租佃关系的理解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消解分歧不仅需要对这些问题做更深入的研究，并且还需要另辟蹊径，开拓视野。同时，通过1970年代的辩论和对话，学者们也需要通过更深入的研究来修正或检验自己的理论。比如马若孟就承认自己在《中国农民经济》一书中没有给予土地分配问题以应有的考虑，并指出土地产权制需要改革。（注：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第2页。）　　第二，1979年以来的中国农业改革使一些学者对近代土地产权分配和租佃制度的重要性产生了根本的怀疑。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30年内一些重大的农业政策是错的，造就了许多悲剧，以致于1970年代末不得不采取农业经济的改革政策，把土地的使用权交还给农民。　　第三，196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著作使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革命与农业经济的关系。　　在这些背景下，黄宗智在1985年和1990年分别出版了他的两本经典性著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这两本书都大量地使用了满铁的资料。在《华北》一书中，黄的核心概念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并由此而派生出“社会分化”，不再以土地分配和租佃关系来解释中国的农业经济和革命。黄认为，明清以降，华北的农业生产有了增长，但却没有赶上人口的增长，因此只是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或者说，农业生产的总量增长了，但人口增长更快，对土地造成了压力，使得人均生产率和人均收入递减。但在这没有发展的增长中，近代的农业经济由于商业化而起了变化，出现了经营地主。他们通过购买或租佃建立起了规模为100-200亩地的经营农场，通常雇佣3-8个劳动力，以远高于普通农户的效率进行生产。此外，他们的农场通常以市场为取向而进行专业化生产，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以远高于普通农户的效益进行生产。结果是，这一部分经营地主富裕了，但更多的农民变得没有地种，沦入贫困化。因此近代商业化所带来的资本主义式经营农场在华北导致了社会分化。（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21-137,155-168,293-310.）　　在《长江三角洲》一书中，黄宗智更发展了自己的理论，提出了“内卷化”、或有时被称做“过密化”的核心概念。黄反对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依据西方经验所表述的西方经济学的主流看法，认为商业化并不一定会导致斯密和马克思所相信的近代资本主义和工业化的发展。黄指出，从明清开始，江南出现了高度的商业化，但商业化导致的并不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所预期的小农经济的瓦解，反而是它的巩固和增强。明清之季江南的农业已面临强大的人口压力，而商业化造成了市镇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对花纱布和丝绸形成了很大的需求，因此而促成了家庭手工业和副业的发展，给农业的多余劳动力带来了出路。然而这发展和出路却使得男耕女织的小农家庭经济更为凝固。在男人种地时，妇女和家庭的其他辅助劳动力通常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劳动力高度集约化的花纱布和蚕桑业的生产。这些家庭劳动力一般不计算经济学上的工资报酬，但为家庭带来了收入；由于没有劳动力成本，他们的产品具有巨大的价格优势，是市场上机器所生产的同类产品所难以竞争的。这种亦农亦副的生产在家庭内部形成了劳动力的分工和农副业收入的互补，巩固了小农的家庭经济，使得工业革命没有可能和必要。但也正由于他们不计劳动力成本并常常增加工作时日，他们的生产率和劳动力的日平均报酬则是边际递减，使江南的家庭农村经济形成一种总收入增长而单位时间收入下降的内卷化发展。瓦解这一小农经济的凝固力需要靠增加“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把小农经济中的大量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其它行业中去，虽然黄并没有指出替代性的工作机会怎样才能发展起来。（注：Philip Huang,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pp.1-5,11-15,77-92,137-143,161,305-324.）　　黄宗智的这两本书为近代中国农业经济问题贡献了新的看法。通过否定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适用性、证明中国是一个例外，黄宗智为“中国特色的道路”从学术角度做了最好的注脚。　　但黄宗智的理论也激起了辩论，其核心是人均收入问题，因为黄是从农民的人均收入递减的角度建立起他的理论的。1989年，布兰特(Loren Brandt)在其《商业化与农业发展》一书中指出：在他所研究的中国东部与中部5省中，农民的人均收入在1870-1937年中有了增长，其原因是商业化导致的市场的专业化发展。这一专业化导向农民为市场而进行生产，为他们创造了新的收入机会，又反过来为农业生产提供了新的投入。比如在1930年代5省中已有40%的农民使用了商业肥料，显示出较高的再投入。因此，布兰特认为，商业化的发展正是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原因。（注：Loren Brandt,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1870-1937.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p.178-180.）在同一年，罗斯基(Thomas Rawski)和付大伟(David Faure)也分别出版了《战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和《解放前中国的农村经济》。两位学者都各自论证和指出了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商业化和国际贸易给中国农业带来了发展，人均收入没有递减。（注：Thomas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280-329;David Faure,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in Jiangsu and Guangdong,1870-1937.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pp.202-211.）这三本书表明，黄宗智的理论没有为许多美国学者所接受。并且，由于黄的两本书都已译成了中文，一些中国学者也参加了辩论。吴承明1989年在《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一文中赞成黄对中国近代农业经济所做的“内卷化”的分析，而慈鸿飞在1998年《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一文中则指出：近代华北农村市场是竞争性的市场，农民有平等的机会进入市场，并因此而增加了人均收入。（注：吴承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力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第63-77页；慈鸿飞，《二十世纪前期华北地区的农村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91-106页。）　　如果中国近代农民的人均收入没有递减，那么黄宗智对中国近代农业问题的整个看法失去了基础。另外，黄的《华北》一书中提到经营地主的农场只占整个华北农业生产的10%，以这样的比例来论证华北农村的社会分化论据显得不够充足。白凯(Kathryn Bernhardt)在黄的《长江三角洲》之后所出版的《长江三角洲的地租、田赋、农民抗争》一书中指出，自清明以来，江南永佃制度盛行，地主纷纷进了城，结果是佃户和地主通常互相不认识，而地租通常由官办的租税谘议局等机构代收。这种永佃制对佃农有利，它使佃农完全控制土地的使用权。并且，在民国期间，官办机构常以对佃农有利的方式来议定地租，在灾年时为佃农争取减租免租。（注：Katyryn Bernhardt,Rents,Taxes,and Peasant Resistance:the Lower Yangzi Region,184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1992,pp.225-232.）　　如何认识近代农业的基本问题及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道路？黄宗智指出，中国人多地少的状况决定了中国与西方有着根本的不同，因此西方经典资本主义以自由市场经济来促成经济的发展不能解决中国农业经济的问题。中国需要建立符合中国实践的理论模式。（注：黄宗智：《略论农村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以长江三角洲和华北平原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89-94页。）马若孟则认为，日本和台湾以人均算比中国大陆更加人多地少，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使它们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为什么不能相信自由市场经济会使中国实现农业现代化？（注：Ramon Myers Interview,June 1,1999.）; 452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 <转>改革开放20年沧海桑田: 热度 1 gordon 2013-4-11 17:34; 注：短板是什么？就是一直填坑听不见响，就叫短板。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赫鲁晓夫的不少战略思想被否定，苏军开始重新强调常规武器的重要性。在陆军方面，勃列日涅夫认为，“坦克应是陆军的主要突击力量。” 于是，加快第三代坦克的研制，成了陆军上下共同的信念，从而使苏联在第三代坦克的角逐中，走到了美国的前列。　　苏联之所以加快第三代坦克的研制步伐，是因为T62 坦克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不敌美国M60 坦克，而且，当时德国研制的“豹”I 坦克性能也较优异，T —62坦克已显得落伍了。设计第三代坦克的任务落到总设计师尼古拉·肖明的肩上。经过几年努力，肖明领导的设计局研制出新型坦克，这种坦克被命名为T64 坦克。它在结构设计、装备配置方面有许多创新，突破了从T —34到T —62坦克的传统结构，第一次采用了自动装弹机，在车体前部安装了新的装甲材料，采用了小负重轮带托带轮的新结构改善越野机动性能，车内有防原子、防化学、防生化武器系统，有自动灭火装置，火控系统以模拟式计算机为核心，配用3 种分装式炮弹，特别是其首次装备的125 毫米口径滑膛炮，其口径之大、威力之猛使其成为作战能力最大的坦克。据披露，在一次试验中，T —64坦克发射的炮弹曾轻而易举地击穿了千米之外的M60A1 坦克的装甲。　　T —64 坦克一问世，就赢得军内外广泛的好评，苏联陆军最高装备部门立即批准T —64坦克投入批量生产，并从1970年秘密装备苏军装甲部队。然而，尽管T —64性能优异，但其技术复杂，造价昂贵，就连一向不计成本的苏联军界也感到负担太重，仅仅生产了几千辆就停止了生产，远远不能满足苏联装甲部队全面更新换代和出口的需要，所以，苏联军方又向肖明提出了新的要求：研制一种技术性能与T －64相当，但又成本低廉、便于大规模生产的坦克。　　经过肖明领导的设计局设计人员的全体努力，苏联于1972年完成了命名为T —72的坦克的定型和批量生产，这种坦克1975年装备部队，之后还大量装备了华约诸国、古巴、印度、伊朗、利比亚等，总产量达2 万辆。　　从外观上看，T —72坦克具有和T64 坦克相同或相近的火炮、炮塔、观瞄装置、车体和车首上部的三角形挡水防护板等。其明显不同之处有：T72 坦克的红外大灯安装在火炮的右侧，有6 个较大的负重轮和3 个托带轮。　　T —72战斗全重41吨，车体长 6．4 米，宽3 ．37米，高2 ．19米，主要武器为一具全长7 米、125 毫米口径滑膛炮，身管外部套有2 毫米厚的铝合金热护套，抽气装置位于身管中部靠前，备有尾翼稳定杀伤榴弹22发，脱壳穿甲弹12发，空心装药破甲弹6 发。辅助武器为一挺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和一挺7 ．62毫米的并列机枪。该坦克的主要优点是火炮口径大、命中率高，穿甲弹初速高，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此外，坦克本身机动性好，速度快，行程大，重量轻，体积小。当然，其缺点也是明显的，由于车内容积小，其操作轻便性、舒适性及弹药基数均受到一定的限制，火控系统和发动机也不够先进。　　对于T —64和T —72坦克的研制和装备，前苏联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当时，西方各国将这两种坦克的性能描绘得神乎其神，直到1977年10月，苏联公开让法国国防部长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参观装备T —72坦克的苏军装甲部队，西方才真正了解了苏联第三代坦克的真正性能。　　在苏联全力研制和生产T —64和T —72坦克时，美国五角大楼的决策者们心急如焚，因为，在苏联装甲部队已全面换装第三代坦克时，美国装甲部队装备的仍是以M60 为主的第二代坦克。经过军防部官员的紧急磋商，于1972年2 月决定成立一个研制“超级战车”XM1 坦克的特别任务小组，经过激烈竞标，美国著名的机电公司——美国通用动力公司承担了设计任务。　　经过长达8 年的时间，在花费了数亿美元之后，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终于推出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型坦克。1980年2 月，美国新一代坦克XM1 样车终于驶出位于俄亥俄州的利马斯陆军坦克厂，为纪念二战中美军著名的坦克指挥官、原陆军参谋长艾布拉姆斯将军，美国国防部将该型坦克正式命名为M1“艾布拉姆斯”坦克。1980年11月，M1坦克正式投入全面生产。　　M1坦克战斗全重55．5 吨，车长9 ．76米，乘员4 人。驾驶员位于车体前部中央的驾驶窗内，行车时以半卧姿势操纵车辆，用三具潜望镜观察，夜间行驶时，中间一具可用微光潜望镜更换。其主要武器是一门口径为105 毫米的线膛炮，弹药基数为55发，放置在装甲板隔开的弹药舱内。辅助武器为安装在主炮左侧的7 ．62毫米并列机枪，另有12．7 毫米和7 ．62毫米高射机枪各一挺。　　M1坦克性能良好，结构可靠，易于保养，在装甲防护力、机动性以及可靠性、可用性。可维修性和耐用性方面都有显著改进，是美国坦克史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不过，就其总体性能来说，M1坦克的防护性能和机动性能有余而火力不足，与其他国家的120 毫米或125 毫米口径坦克火炮相比，其装备的105 毫米火炮在进攻能力方面要弱一些，因此，美军决定 1985年后的车辆将用联邦德国的120 毫米火炮代替现装备的105 毫米火炮，从而出现了M1A1型坦克，战斗全重也增加到57吨。　　 M1坦克是目前惟一单独使用燃气轮机发动机作动力的坦克，其寿命长，体积小，加速性能好，柴油、汽油。煤油都能用，可使坦克最大时速达对千米／小时，最大行程达498 千米。　　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在设计M1A1坦克时提出，M1A1不仅要有“三防”能力，还要有空调设备，为坦克兵创造舒适的环境。他们认为，人的智能取决于人所处的环境条件，坦克乘员在不良环境下操作，战斗力会下降 30 ％～50％。所以，M1A1采用了带环境控制的超压式集体防护系统，极大地改善了坦克的内部环境，为坦克兵提供了舒适的环境。　　在第三代坦克中，“豹”II坦克也是其中的佼佼者。本来，联邦德国曾参与美国研制“超级战车”计划，后因设计思想上难以统一，便与美国分道扬镳，另起炉灶了。联邦德国设计师们与美国设计师分手后，重新对早在1970年已开始整车设计的“豹”II坦克进行改进设计，1977年正式定型并开始批量生产，1979年装备部队。　　“豹”II坦克装备 120毫米滑膛炮，装有立楔式炮闩和液压式半自动装填机，具有较好的加速性、通过性及较高的越野和公路行驶速度。其战斗全重55吨，乘员4 人，最大速度 68 千米／小时，越野速度 55 千米／小时，最大行程520 千米～540 千米，最大爬坡度31”，越壕宽3 米，克服垂直墙高1 ．2 米，有准备时涉水深2 ．25米，潜水深4 米，车长9 ．74米，车宽3 ．54米，车高2 ．49米。　　“豹”II建成后，其装备的120 毫米口径滑膛炮可在2200米距离上击穿苏联T —72坦克的前装甲。相比之下，美国M1坦克配备的105 毫米线膛炮显然已经落后了。美国军方很快认识到，德国新研制的120 毫米口径滑膛炮是西方国家惟一能与前苏联T —72、T —64坦克主炮相抗衡的武器。经过权衡，他们当机立断，引进德国技术，为M1坦克换装120 毫米口径滑膛炮，这就产生了M1的改进型M1A1坦克。从乔巴姆、布拉泽到贫铀装甲　　1991年，名为“沙漠军刀”的海湾战争打响了，在这一引起世界注目的作战行动中，有一支名为英国皇家陆军第7 装甲旅的装甲劲旅。这支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北非战场中就是英军装甲部队的主力，曾多次立下赫赫战功。1991年2 月25日，装备157 辆“挑战者”I 型坦克的第7 装甲旅奉命向科威特城进发，行进途中与数量明显占优势的伊拉克坦克部队遭遇，经过一整夜激烈的战斗，英军以无一坦克受损而击毁伊军300 辆T —72等型号坦克的战绩取得绝对胜利。100 小时的地面战争结束后，英国第7 装甲旅旅长科了准将自豪地说：“挑战者”的防护力无与伦比，它是为战争造的，而不是为了竞争…… 　　科丁的自豪是有道理的，尽管“挑战者”在世界军火市场上并没有争得多少份额，但它在坦克发展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它率先采用了具有开创意义的“乔巴姆”复合装甲，使坦克的防护能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乔巴姆是英国的一个并不起眼的小镇，英国一个著名装甲研究院位于这里，“乔巴姆”复合装甲就得名于装甲研究院所在地。　　“乔巴姆”装甲为什么能够大大提高坦克的防护能力呢？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破甲弹说起。　　破甲弹1936年诞生后，一枚破甲弹对均质钢装甲的洞穿能力大约是弹头直径的5 倍～7 倍，也就是说，一枚口径为100 毫米的破甲弹，可以穿破500 毫米～700 毫米厚的钢装甲。如果为了提高坦克的防护性再加厚装甲，将极大地增加坦克重量，降低坦克的机动性，甚至根本无法打仗。所以，坦克设计师们只好加厚正面重点部位的装甲厚度，就是这样，仍然难以抵挡大口径破甲弹或导弹的攻击，装甲落后于弹药成为几十年来甲——弹之争的主旋律。　　为了提高坦克的防护能力，英国乔巴姆装甲研究院的专家经过反复试验，终于研制成功这种后来称为“乔巴姆”的复合装甲。这种装甲为钢、陶瓷、铅等多种材料的夹层结构，根据不同部位的防护要求，做成不同的厚度，并用螺栓固定到车体和炮塔上。这种装甲不具有结构功能，可根据需要随时更换。　　据英国官方人士介绍，“乔巴姆”装甲对付破甲弹的能力是原来钢装甲的3 倍，也就是说，穿甲弹的破甲深度仅有原来的1/3 。从此，有不少穿甲弹就难以击穿装上“乔巴姆”装甲的主战坦克，使“甲一弹”之争的天平开始向装甲一方倾斜，以至于许多武器设计师们开始着力研究提高反坦克武器的威力，以打破“装甲领先” 的局面。由此看来，说“乔巴姆”装甲是装甲技术中划时代的贡献并不过分。　　“乔巴姆”装甲防弹能力强源于它是一种有多层结构的复合装甲，它内层和外层均是又硬又韧的钢装甲，中间一层则是厚厚的陶瓷装甲，用作装甲夹层的陶瓷装甲，如氧化铝、氧化锆等，不仅硬度高，耐高温，抗热冲击性好，更重要的是它在高速冲击下的强度（科学上叫雨果组弹性强度）要比钢高出10多倍，可以有效地抵御破甲弹金属射流的冲击。可以认为，在“乔巴姆”装甲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中间的厚厚的陶瓷装甲。不过，尽管我们说得似乎很清楚，但我们仍仅仅知道它的一些皮毛，至于“乔巴姆”装甲的各层到底有多厚？它的各层装甲的成分如何？结构和加工工艺方面有什么诀窍？由于英国人一直将其作为“机密中的机密”，所以，外人根本无法知晓。　　之后，除英国的“挑战者”外，美国的M1、德国的“豹”II等主战坦克也都加装了“乔巴姆”复合装甲。　　然而，科学是无止境的，人类发明了“乔巴姆”复合装甲不久，又发明了“布拉泽”反应式装甲，这种装甲在1982年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中有过不凡的表现。　　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之前9 年的第4 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坦克在苏制“赛格”反坦克导弹的攻击下，伤毁很多。然而，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中，却出现了另外一片景象，以军以60辆坦克的损失，击毁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叙利亚军的500 辆坦克。最令人惊奇的是，被击毁击伤的60辆以色列坦克中，乘员竟无一人伤亡，且约有1 ／2 的受损坦克经战场维修，很快就又投入了战斗。　　战后，阿拉伯国家经过多方探寻才得知，以色列坦克之所以能够出奇制胜，是因为其坦克上披挂了一种名叫“布拉泽”（Blazer）的反应式装甲。　　直到今天，人们对“布拉泽”反应式装甲到底是哪国发明的，仍说法不一，有人说是以色列发明的，也有人说是原苏联发明的，不过，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以色列人在入侵黎巴嫩的战争中，首次将反应式装甲用于实战。　　反应式装甲就是能爆炸的装甲，所以又叫爆炸装甲，以色列拉斐尔研制所将这种外形像一个个长方形钢铁盒子的反应式装甲命名为“爆炸块”（Blazer），中国人将它音译成‘布拉泽”，这种“爆炸块”很不起眼，装在坦克上像一个扁扁的小盒子，盒子的两头是只有1 毫米～3 毫米的薄钢板，中间夹着一层薄薄的钝感炸药，用螺栓固定在坦克主装甲板上。当敌破甲弹或敌方导弹的金属射流击中反应式装甲块时，薄层炸药爆炸，将薄钢板向外推，对金属射流起到干扰作用，使它对主装甲的破甲威力大大降低，贯穿力降低大约 75 ％左右。　　从发明创造角度看，反应式装甲的构思是极其独特的。大家都知道，装甲是用来抵御炸药一类爆炸、穿孔的，而反应式装甲则不再是靠厚厚的装甲来防范破甲弹，而是和破甲弹“对着干”，使破甲弹的射流能量分散、消耗，从而消减其破甲威力。　　在反应式装甲内，目前还有不少秘密外人还无法探知，最大的秘密就是反应式装甲只对破甲弹一类大型反坦克武器“反应”，即只有大型反坦克武器的弹头击中时才能引爆，而对23毫米以下的小型弹、炮弹碎片、电弧焊、气割等不敏感，20毫米炮弹、机枪子弹等打到反应装甲上根本不“反应”，不爆炸。再一个秘密是一块反应式装甲爆炸后，不会引起周围的反应式装甲爆炸，就是说，只有破甲弹接触到的反应式装甲才会爆炸。此外，还有一些较为专业的秘密，外人也未能探知个中原因。　　不过，“布拉泽”反应式装甲也不是完美无缺的，它最大的弱点就是对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不起作用。此外，专门设计反坦克武器的专家又发明了串联式战斗部的破甲弹，其前端的小型破甲弹引爆反应式装甲，反面的大型破甲弹爆炸再攻击主装甲。现在，反应式装甲设计师们正开动脑筋，专门研制对付串联式破甲弹和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的新型反应式装甲。　　80年代后期，美国科技人员又研制成功贫铀复合装甲，这一战果是20世纪80～90年代坦克装甲技术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进展之一。　　贫铀复合装甲首先应用于M1A1坦克上，称为M1A1HA型，这种装甲目前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装甲。关于贫铀装甲的详细情况，美国人一直没有介绍，只是在M1A1HA型坦克于1988年末装备美军驻德国的第 7军时，美国陆军发言人才宣称：这种装甲不仅能抵御当时前苏联坦克炮弹的攻击，而且还能抵御当时正在研制中的前苏联新坦克炮弹的攻击。; 29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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