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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关于后勤的悖论: 热度 1 gordon 2016-12-1 10:06; 在抗日战争中总是有这样的感慨，如果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先进武器，早就打赢日本人了。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这些先进武器从哪儿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 日军的“无差别轰炸” ，后方的工厂、学校，文教机关，都够呛当然可以小型化，钻山洞这样的话，现代工业，规模就会受到限制，成本就会显著提高 ********************************************************************************* 要想摆脱轰炸，有一个稳固的后方，至少得有高射炮，有驱逐机 ********************************************************************************* 吃现成的，跟 “从原材料开始劳动” 的差别美国援助苏联的肉罐头，热量高关键还是净的热量。节省人力的不然一系列工作呢，装箱、包装、运输倒是没有什么创造性劳动，但是这个成本，省不下来。注：节省了很多人力，就可以把人力投到 “军重工” 去 ********************************************************************************* 跟粮食的商品化率的道理一样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自己还得吃呢，有一部损耗不可能都供应城市。商品化高的，几个人就干你们十几个人的活儿 ********************************************************************************* 日军本身后勤就差，游击队 “饥一顿，饱一顿” ，比日军后勤还要差游击队，人数不能多。人一多就有一个吃饭问题人少，可以跑到居民里面吃。（群众= 居民+ 游击队）都成游击队了，谁从事生产 ********************************************************************************* 后来没有办法了，必须得搞生产，搞 “屯垦”; 1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二战后的中国经济—— 生丝、桐油、猪鬃: gordon 2016-11-6 15:28; “生丝、桐油、猪鬃”，是二战前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中国在二战后，面临的问题和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类似，杜邦尼龙的发明，取代了生丝。以前降落伞就是丝绸的，主要是日本丝绸。后来换尼龙的了。 1938年尼龙没被发明以前，牙刷和毛刷制品绝大多数都是用的猪鬃。但是在此之后尼龙就代替了猪鬃成为第一位的制刷原料了。参考文献：邓力群《九一八事变后，太平洋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的回顾》 **************************************************************************** 中国战时生产局于1944年11月6日在重庆正式立成。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政府的官员谈话中，纳尔逊强调指出，中国不能期望美国向其提供数亿美元的援助，而必须自给自足、自负盈亏制定国家发展计划。纳尔逊建议中国仿效英、美，设立战时生产局。 **************************************************************************** 国民政府垮台有几个原因： 1、二战结束后，战时新技术发明，替代生产，出口下降。跟日本一战后发展重工业一样，世界贸易隔绝了，日本不得不发展重化学工业。（一战德国战败，引进德国的技术）另一方面，中国出口的桐油（美国找到了代替品）、锑、钨（南美进行开采）、生丝、猪鬃（尼龙等人造品） 2、美国战后的倾销一战后的教训，汉冶萍公司怎么停产的。不就是一战后，国外钢铁的倾销。 3、入不敷出借的军费拿什么来还，出口又啥也卖不出去。参考资料：《美援为何无效？——战时中国经济危机与中美应对之策》 **************************************************************************** 接管东北后，xxx 为什么懂战时生产？呵呵，因为抗日战争时候，战时生产局，美国派有顾问。或者，从苏联学过来的具体来源不知道。但是肯定他们懂。（不论从国民政府，还是从苏联来，他们懂这个） **************************************************************************** 伪满殖民地工业体系围绕军需工业这个核心构建的伪满殖民地工业体系，以 “重化工业” 为主，发展极端不平衡的畸形性是其最突出的特点第一次 “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制订之初,日伪确立的是重工业综合开发计划。而这种综合开发,是以煤炭、钢铁、液体燃料、飞机、汽车等为重点的。 1942年起实行的 “第二次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是以煤铁、石油、有色金属材料为重点的。注：第一次五年计划是个铺摊子，倒没有什么。第二次五年计划，涉及到有色金属，就厉害了。后来，新中国成立后，请东德的专家来搞。（德国经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停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唯一发展比较好的产业就是有色金属，钨矿） **************************************************************************** 这是个德国的盘子，还不是日本的盘子 “双轨制”，在 “莫干山会议” 之前，就知道了德国的经验。只是没有论证而已 “莫干山会议” ，作了一个论证。（论证是第一位的，“ 知道个信息 ” 不算啥）; 114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国民党抓壮丁<续>: 热度 22 苏双 2016-6-2 17:44; 妈妈:陈×的爹,按辈份你要喊三家公,被抓了壮丁去,后来去了抗美援朝,听说苦死-----他当火头军,仗火打起凶啊,一到时间,饭熟没熟都得背上去,走壕沟头,耳朵边枪炮猛且打,背上去大家抓几把吃,还得赶紧回来,在沟头滚...后头转业,给200块钱,那会儿钱好值钱哦,200块钱能买头好牛还能剩(我妈妈都是实物为度量衡),他家买了头大水牛,过了几年红火日子; 762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国民党抓壮丁: 热度 7 苏双 2016-6-2 17:11; 妈妈:国民党一开始是两丁抽一三丁抽二,后来打不赢了,就乱来了,只要是精壮汉子,就抓,你家公(就是外公)去交公粮,路上被项××逮着。我:项解放后没挨斗哦?妈妈:没有,他是狗腿子嘛,过错不大(过错不大?-----是啊,他拿工资吃饭的嘛,跟过去抓计划生育的跑腿一样的------我囧),他上头还有团长,保长...魏××家躲壮丁跑得惨,后头老四被抓去了,音信全无...我:家公咋个回来的呢?妈妈:你二家祖祖给县警察局长(旧社会这个好像比现在的官大)当文书,把你家公留在警察局煮了半年饭。; 486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西安中山军事学校: gordon 2016-5-10 20:14; 注：这是当时给冯玉祥部队配备军事顾问办的一所学校。西安依照黄埔军校的模式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称为西安中山军事学校。该校的领导人是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左派于右任，校长是中共党员史克轩，副校长是从苏联归国、后来在中央苏区牺牲的李林，校政治处处长和党组织书记是邓小平。; 0 个评论

分享能人：熊阔海，穷不怕: 热度 2 gordon 2016-3-29 20:52; 原载《河北日报》无奈卖儿筹经费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 5月30日，在沈阳市风雨坛街的住宅里，回首往事，86岁的高鹰老人不禁痛哭失声。“在那个年代搞地下工作太难了！为了筹措活动经费，实在无法可想的父亲才把我弟弟卖掉了。”采访中，高鹰几次喃喃低声念着这几句话，语音颤抖。高鹰的父亲高文华，于1935年2月接替朱理治担任河北省委书记。1935年6月，高文华任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此后不久，由于党组织缺乏经费陷入了困境，高文华与妻子贾琏将自己只有四个月大的儿子卖掉，换来50元大洋，维持了省委三个月的运转。“当时，上海中央局遭到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正在长征路上，省委与中央失去了联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好似一个孤儿，工作上得不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导，经济上没有中共中央接济，加上那年华北大旱，遍地灾民，困难可想而知。”河北省委党史办宋学民处长告诉笔者，高文华想尽办法筹集经费，但收效甚微。“没有经费，同志们不能出差，无法开展工作；北方局机关和同志们租住房屋的房东时时在催要房租；高文华的女儿饿得难受，不得不到田野里捉蝗虫，拿回来烧着吃；高文华患有严重的肺病，经常吐血……”当年在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的同志们后来这样回忆。由于没有药物，高文华只好喝盐水治病。当时担任北方局与河北省委秘书并兼职财经工作的贾琏看到高文华营养不良，病情恶化，非常着急，就想把挂在墙外装饰门面的一块腊肉取下来吃，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那块腊肉不光用来装门面、摆阔气，同时也是地下党同志前来联系工作时报平安的标志。贾琏多次把这块腊肉取下又挂起，始终没有吃掉。 “我爱人贾琏同志眼看着这种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她跟我商量，要卖掉我们的孩子，来维持一下这段困境。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廖东光)。那年头，男孩比女孩要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4个月大的儿子卖了50元大洋。” 在高文华的回忆文章《1935年前后北方局的情况》中，看不出悲伤甚至看不出细节的平白描述仍然可以让人想像当年抉择时的残酷。“分给王林(省委秘书长)10元，李大章(负责宣传工作)10元，解决吃饭问题。”高文华就是靠着这50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3个月的生活。“谈及‘卖子筹经费’的往事，高老低下头，想了很久，不说一句话。”作为党史工作者，原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唐振南处长近年来潜心研究高文华的革命事迹，曾几次访问高文华，1982年4月的一次座谈会上的情景令他记忆犹新。“最后高老说，在当时的情况下，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即使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高文华夫妇还保持着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警觉性。“高文华的女儿为烧蝗虫吃还受到了责备，因为当时高文华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商人的女儿是不会烧蝗虫吃的。”原益阳县委办公室主任刘谷东告诉笔者。 1988年，刘谷东曾专程到北京拜访高文华，并写下了名为《为了创建新世界》的文章进行发表。 ******************************************************************************************* 原题：《“母亲是钢铁炼成的女革命家”》她17岁手就拿两把缚着红布的大刀，率队打土豪开粮仓，还参加过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解放后，她历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广州市委书记；“文革”后，她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参与组织了数以万计冤假错案的平反。她就是前国家领导人陶铸的妻子曾志———穿越烽火岁月的女革命家。今年是曾志诞辰100周年，她的革命历程和传奇故事再次广受关注。昨日，省妇联在省委礼堂举行“学党史忆妇运明使命跟党走”纪念建党90周年系列活动第一场报告会“陶斯亮同志谈革命母亲曾志”。省直机关、珠三角地区妇女干部、妇女群众等1000多人聆听报告。斯人已逝，再谈母亲，陶斯亮直言，“人们对母亲的了解很抽象，认为她是个女革命者。但是她的喜怒哀乐，她最美、最感人的地方人们并不熟悉。我希望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时代，让他们的精神，如种子，深埋在中国的土地。” 母亲这样的女性不可复制问：你母亲的经历太神奇了，比现在许多电视剧中的人物精彩多了。陶斯亮：是的。我觉得，像母亲这样的女性太有故事了，是不可复制的。问：解放后，您母亲和离散的两个儿子重逢了，她怎么替他们打算呢？陶斯亮：母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但心里非常关怀别人，只是她所操的心与众不同，想法很实在。我大哥后来一直在农村务农，许多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妈妈却认为，留在农村有一块田地耕种，是最实际的。曾志同志的两任丈夫先后为革命英勇牺牲，3个小孩或忍痛送人或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而被迫卖掉，为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如今的时代环境完全不同了，当代人很难深刻地认识那一代革命者。陶斯亮：在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对我两个哥哥说：“我对不起你们。我当时要行军打仗，环境很艰苦，没有办法养孩子，我请你们原谅。”我母亲一生从来没有说过软话，但在生命最后时刻求儿子的谅解。以上种种，谁能忍心说这个坚定的女革命者不近人情呢？大爱无声，真水无香，这才是爱的本质。母亲一生活得精彩，真正做到了战士、圣徒、女人三位一体。 ******************************************************************************************* 问：她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是怎么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的呢？陶斯亮：她从小想当花木兰，整天看武侠小说。当她听说到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可以学军事，就毅然放弃了女子师范的学业，成为那个讲习所唯一的女学员，并且坚持到最后。她选择的是一条血雨腥风，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之路。; 27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文革时期的工作方法 ——— 中下层同志的回忆（转）: gordon 2016-3-19 08:57; 参加革命同日本鬼子斗，同国民党反动派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跟贫穷落后斗。自始自终只有一个信念：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来没有动摇过，谁知转眼变成阶下囚，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走资派。对此，想不通。可是想不通、不承认就得挨批斗、受体罚。拳脚、耳光、下跪、搞“喷气式” 就成了家常便饭。如果经不起皮肉之苦，违心地承认了这些强加的“罪名”，接下来还得交待具体“罪行” 。否则，就是“避重就轻”、“妄图蒙混过关”，少不了会有更严酷的拷打责罚。最令人痛苦的是逼着你揭发他人的“问题”。尽管你说的句句是实话，只要不符合造反派的心意，那就是“不老实”、“想对抗”、“搞攻守同盟”、“死不悔改”。在这种情况下，不承认不行，承认了更过不了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注：这就是 “死不悔改” 这个词的来历，有点象电影《拯救吾先生》里的张华，一堆张华，全他妈是。 **********************************************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都从未动摇过。而今又怎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去出卖同志，诬陷好人呢？我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道实情。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肉体上的摧残，人格上的侮辱，精神上的折磨，因而焦躁不安，血压升高。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 能不能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作用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可是，在那知识分子还是“臭老九”的年代，大批启用工程技术人员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这件事实施并不容易，光是我们敢顶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帮助科技人员本身解除思想压力，保护他们不再受到伤害。比如，xx 同志对重返技术岗位往往显得顾虑重重。他们总是强调再三，说自己是来下放当工人的，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进行自我改造...... 技术人员的思想压力是和他们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分不开的。注：神经病，知道吗？坏人得不到清算 ********************************************** 陈景润的科研环境那个时候，科研的大环境不好，被四人帮等搅乱了，但是，小环境在一段时间内，还是可以的，这样，他才能安心专研。如今，大环境好了，不过是似乎好了，小环境都毁了，凡是安心长期专研的，都不给活路，还搞什么创新？几乎每个科研单位的小环境都破坏殆尽当下的两个问题：一是常识在今日中国变成了异端；二是知识分子加入了赞美的大合唱中。良心，有良心的人都死了。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1MzYwOTA4MA==/v.swf; 18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张申府与黄埔军校（转）: 热度 2 gordon 2016-3-14 06:17; 注：早期国民党那帮人都是留日的，没有啥知识水平，understand？ 1923底，张申府从德国经莫斯科回国，李大钊认为广东形势很好，亲自介绍张申府前往广州。1924年春节后，张从北京启程赴粤，经上海停留时与陈独秀见面，陈支持张申府去广州工作。张抵达广州，适逢国民党改组，因有李大钊（时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陈独秀（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推荐，加上当时广州留学生无几，改组后的国民党迫切需要人才，张申府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兼农工部长廖仲恺等人的热情欢迎。　　思想敏锐而又喜好新事物的张申府，甫在广州这块革命热土上活跃起来。正值国民党筹办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黄埔岛，又称黄埔军校），2月6日筹备委员会在广州南堤二号（今沿江路239号）正式成立，蒋介石离开广州时由廖仲恺负责建校筹备工作，参与筹建军校的还有孙中山邀请的几名苏联军事顾问，他们中有说英语和德语。通晓英、德语的张申府很快加入进来，后成为蒋介石的翻译员。　　张、蒋认识并非始于黄埔，“那是1923年的11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四人在俄国考察，这是为国民党创办军校作准备的政治军事考察。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蒋介石对张申府“客气得很”，12虽然生性高傲的张申府私底下并不喜欢蒋，但也佩服蒋的军事才能。蒋这次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的最大成果，是苏联同意“为中国革命者建立军校”，这使蒋介石兴奋不已。这次的不期而遇，成为张申府进黄埔军校机缘之一。　　日本陆军振武学校出身的蒋介石在1926年前仍是国民党中派的“代表人物” （周恩来语），13他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虽然对苏俄心存戒心，但公开场合却以高姿态赞成“联俄”并接受“联共”。羽毛未丰的蒋介石深谙招揽人才为己用的道理，拉拢左派势力，包括年轻的共产党力量，以提高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正如黄埔军校教育长、后任代校长方鼎英所言：“ 本校政治部之共产分子，如熊雄等，皆为校长延揽而来。”14熊雄是共产国际为中共秘密培训军事人才的对象，蒋介石在莫斯科访问期间，熊雄是中共旅莫斯科支部派来的陪同，蒋、熊由此结识。熊雄后回国入黄埔，很快被蒋任命为政治部主任。　　由于各省均在军阀势力下，不能公开招生，国民党中央只好乘“一大”会议之便，秘托返籍各省中央委员私下招聘，其中最积极者为毛泽东、徐特立、于右任、戴季陶、居觉生等，经过当地考试合格后约有1300名考生云集广州参加复试，1924年3月27日假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今广州文明路）礼堂为考场，国文试题为戴季陶拟定，数学题由王登云负责，张申府和几位苏联顾问负责口试题，张还负责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第一期招生近500名，其中包括陈赓、徐向前、蒋先云、李之龙、周士第、左权、宋希濂、郑洞国、侯镜如等日后著名军事将领和政治人物。注：主席当年为黄埔招生，也是私下招的。由常识可知，王登云的数学水平跟张申府差的远。就是工科的，也不能跟数学老师比。张申府估计是顾问级别的，他也不懂军事。 *************************************************************************************** 王登云黄埔军校校长英文秘书。原名登云，别字宗山。陕西醴泉人。陕西省立第一高级中学、国立北京大学法学院预科、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政治经济系、华盛顿乔治亚城大学毕业。 1921年聘为旧金山华人报纸《醒华日报》编辑及总主笔，1921年回国。受到孙中山的赏识，任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后派任在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特派员。1923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驻美国联络处马素延秘书，加入国民党，后任加拿大《醒华日报》主笔。同年回国，经谢持推荐，任国民党赴苏联军事考察团团长蒋介石的英文秘书。1923年12月回国到广州，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历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中校英文秘书，兼军校政治教官，军校第一教导团党代表。1925年1月曾赴河南开封招收黄埔军校第三期新生。并在华北为军校招生而奔走。曾参加东征和北伐。1931年任第三十四师少将师长，第一军少将高参及办事处主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少将高参。兼陕南国民兵团团长，陕西省警察局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陕西省政府委员，陕西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议长，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及主任委员。1945年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1946年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1949年到台湾。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曾创办光复中学、明新工业专科学校。并任两校董事长，两校均建有“登云楼”，以示纪念。1977年3月5日在台北病逝。 *************************************************************************************** 　　张申府显然得到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的信任，5月12日，张申府被孙中山任命为第一批陆军军官学校教官，这批由蒋介石提名的十七位人选当中，只有张申府是中共党员。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同时任命的还有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竣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等。军校教官主要来源于日本军事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云南陆军讲武堂，从未接受过军事训练的张申府成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第一人，时年 32岁。　　张申府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一职并不偶然，与国民党改组后的建军思想有关。　　孙中山建军校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所谓革命军，就是要有革命精神，就要学习列宁经验，培养一批具有奋斗精神，为打倒帝国主义及军阀而战斗的革命战士。军校“仿效苏联政治第一军事第二的作法，与德日意绝对不谈政治的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是两样。”16“这种政治的训练，实为本校制度之特点，亦本校精神之寄托”。　　蒋介石虽有“联俄终无善果”的念头，但他的“利用俄国的援助把它变成自身的利益”的投机心理，并不妨碍他赞同和接受苏联军事经验。蒋曾仔细考察苏联红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他写道：我“学到了许多有关红军的组织。军中政治则由党代表负责。我研究了军中党务人员的实际工作示范。我发现红军陆军第144团的团长只负责军事指挥。政治与精神教育及一般知识性的教育概由党代表负责。军官与党代表权责分明，此种制度十分成功。 ”它使得部队团结一致，上下亲爱。蒋介石认为中国应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有“主义”的革命军队。军事与政治并重，在中国军校史上前所未有。　　虽然政治教育十分重要，但苏联顾问不涉及军校的思想政治训练课程，这是不得已的策略。当时英美驻华使馆人员以及一些外国报刊出于对苏维埃的恐惧，把黄埔军称为“赤军”，他们认为，在俄国顾问的控制下，黄埔军校是布尔什维克暴动分子之训练中心。为免被国民党右派攻击为“赤化”，苏联顾问只负责军事训练事宜。而改组不久的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缺乏明确的方针，加上本身也没什么政治教育方面的人才，于是孙中山与中共定了协议，由中共派年轻、优秀的中共党员到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领导职务以及担任政治教官或学校秘书等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共党员张申府被蒋介石选中。注：为了避免成为 “基地” 组织的嫌疑。 *********************************************************************************** gordon注：老蒋选他，估计是因为他是书呆子，谁知道他是搅屎棍，把另一批 “妖魔鬼怪” 给弄过来了。 ************************************************************************************ 　　当时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往往是“跨党”成员，但张申府则明确说自己是“为共产党工作”的，只是他在军校的作用反而不在本职的“政治教育”上，建校初期的政治部尚未成型。注：啥不会，越说自己擅长啥。越不会，越擅长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确实是个新鲜事物，在长达四个月的军校筹建时期并没有设立政治部，只设有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和军医五部，国民党对军队组织的建构还停留在旧式军校的传统观念上。政治部建制是军校正式成立时仓促推出，但很快被强调为黄埔军校“最重要部门之一”。从人员来源看，政治部不可谓不重要，颁布政治部正副主任的次日，“大元帅任命汪兆铭、胡汉民、邵元冲为政治教官，复于本月二十五日请委甘乃光为政治部秘书。政治部分事务、组织、宣传三科，于是本校政治部遂告成立”。　　汪精卫、戴季陶、胡汉民、邵元冲都是国民党大员，公务缠身，难以亲躬黄埔岛，更不用说负“主义上的训育及智育”责任。张申府是当时唯一联任孙中山“一武” （黄埔军校）“一文”（广东大学，后改称中山大学）学校的教员，岭南大学毕业的政治部秘书甘乃光也兼任桂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后又代理国民党中央实业部部长，一身数职，同样难以坐稳黄埔岛。于是，刚成立的政治部机构仍是个空架子，日常工作只有两位担任记录的书记。身为三人党务委员会成员之一的戴季陶仅来校两次，军校内也少见张申府的身影。按照军校“权责”规定，政治部主任“掌握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并督促党务之进行”，“副主任有辅助主任整理执行本部一切工作之权”。由于学校军阶分明，少校级的副主任不能逾越少将级主任之责。主任不作为，副主任也难以有所为。加上军校初办时期，财政艰窘，教材缺乏，政治部闲淡，甚至没有正常的政治课，黄埔军校早期学生的政治训练质量都不高。　　据黄埔一期生蒋超雄回忆道：当时“我们的课程表上没有政治课这一项，也从未听过政治部主任或政治部其它工作同志以政治为内容的报告。” 政治部的工作主要是组织“星期演讲”，除本校教员外，演讲者大多数是党部和政府名人，前后来学校演讲的有：　　谭延闿：“国民政府之组织及其工作” 　　李济深：“国民革命运动之过去与现在” 　　李烈钧：“中国革命战争略史” 　　甘乃光：“本党的阶级基础” 　　陈树人：“广东省政府之组织与工作” 　　宋子文：“国民政府之财政问题” 　　孙科：“肃清吏治问题” 　　陈克文：“本党农民运动概况” 　　罗绮园：“广东的农民运动之经过” 　　陈果夫：“本党组织概要” 　　彭泽民：“华侨与革命运动” 　　澎湃：“海丰农民运动之成绩”等等。　　这些演讲，既开扩了学生的视野，也成为政治部工作的一大特色，戴、张不常来校，甚至后来离校“跑了”，政治部“没有主任，每星期有人来演讲，也还是一样。” 　　张申府虽为中共在黄埔军校的第一人，他能发挥的作用不在于个人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而是在于他利用和廖仲恺等人的关系，将更多的优秀中共党员引进黄埔岛。这要从一封推荐信说起，信的内容和后果对中共日后在黄埔的发展非同小可，张申府这样说：　　 “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在张申府眼里，廖仲恺和戴季陶“都是当时国民党左派”，戴季陶甚至是早期中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张申府和戴季陶并不陌生。张申府于是写了一封推荐信给廖、戴，信上列有15 人名单，全是共产党人，第一人是周恩来，第二周佛海。　　张申府与周恩来早年认识，“1920年‘觉悟社’全体到北京，在陶然亭慈悲庵招待进步人士，共商“改造联合”；由刘清扬主席，郭隆真、张若溟接待，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应邀出席，刘清扬、周恩来、李大钊和我都讲了话。我与周恩来由此相识，以后周来京，常一道在来今雨轩茶话。”这一年，在北大当教师的张申府27岁，赴日本求学受挫回国不久的周恩来22岁。同年冬，张申府到巴黎后，见到先期到达的周恩来。他们经常在一起长聊，互相尊重，私人感情是他们两人互信的基础。1921年春，23岁的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八个发起组织之一的巴黎小组成员。在张申府看来，周恩来是一位行为高尚的侠义青年，且才华出众。　　周恩来当时还在法国，张立即写信邀请他速来黄埔军校工作，周很快回信，表示愿意回来，但说经济困难，希望能寄上路费。张申府将此事报告廖仲恺。当时政府财政拮据，军阀杨希闵把持广东财政，身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廖仲恺不得不“常常夜里要到杨希闵吸食鸦片烟的烟床旁边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尽管如此，廖二话不说，立即答应寄路费。类似的例子还有，当时廖仲恺也汇路费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曾参加中共“一大”的官费留学生陈公博，让他尽快回国。不同的是，陈公博的“这笔款不是从省政府汇来的，因为省政府很穷，这笔款是广东大学汇来的，那笔款算是预支，而以我回国当广东大学教授为条件。” 回国后的陈公博还没进广东大学，就被廖仲恺拉进国民党中央党部任书记长。显然，廖仲恺十分看重张申府推荐的人才。注：没钱，请不到啥人。“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 　　在此之前，由李济深引进黄埔的邓演达也很关心推荐名单一事，张申府与“如同老友”的邓演达“几次谈话，他（邓演达）总又提起推荐名单一事”。邓演达时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教练部主任李济深因不服气蒋介石当校长，基本不到校，只派邓作代表）兼总队长，因有掌军权的李济深撑腰，邓演达后出任教育长。看得出，校方上层对这份推荐名单抱有很大期望，那么，它的作用又如何？　　周恩来果然很快从法国启程，9月初抵达广州，并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见到张申府极为兴奋，言谈中，周对黄埔军校表现出极大热情。刘天回忆说，周恩来到广东之前，“在共产党内的地位，还只是一个地方干部而不是中央干部。但他是很聪明的，他看到了黄埔军校在革命过程中的重要。” 从一开始，周恩来就认定黄埔军校大有作为，以极大的热忱投入黄埔军校的工作。这并不奇怪，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是公认第一个认识到中国需要一支革命军队的人。黄埔军校成了周恩来戎马生涯的起点。　　两个月后，“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周恩来先生继任本部主任”。若干中共党史著作，对周恩来出任政治部主任只有两句话：“中共中央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先生的要求，派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周恩来去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张申府推荐一事只字不提。　　政治部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对全校实施政治教育，二是对人民负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之责。当戴季陶等主持政治部工作时，政治部机构尚未健全，“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 周恩来接手后，才逐步使之臻于完善。周恩来聘请不少优秀的共产党人任政治教官，如聂荣臻、李富春、恽代英、高语罕、熊雄、萧楚女、张秋人等，使共产党的信念共产主义占据军校政治训练主要方面，虽然黄埔军校是国民党建立党军的开始，但此时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权威还没有确立。　　周恩来重视发展军校中共党团组织，“那时在区军委周恩来的领导下，成立了第一个‘黄埔支部’，第一个黄埔支部的书记是蒋先云”。50当周出任政治部主任后，黄埔支部直接归周恩来领导。在中共党史上，黄埔支部（后改为黄埔特别支部）的地位令人瞩目，支部干事都是精英分子，活动能量极大，如支部书记蒋先云，湘南地区第一批中共党员（介绍人毛泽东），曾领导和参加安源罢工、水口山罢工，黄埔军校入学和毕业考试都名列第一，周恩来认为蒋先云是个将才，51蒋介石也把蒋先云视为自己最得意的学生。52宣传干事王逸常，上海大学毕业，1923年经瞿秋白、施存统介绍加入共产党，由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介绍投考黄埔军校。组织干事杨其纲，1923年就读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1924年加入共产党。　　中共在黄埔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从周恩来开始，周利用他的政治部主任身份，在黄埔军校秘密发展一支完全由共产党领导的学生军。周与叶剑英、叶挺成为亲密朋友，两叶是周的忠实支持者。周恩来在叶挺的协助下，组织一支100多人的铁甲车队，叶剑英则组织另两支亲共产党连队。日后这些武装力量都成为中共发动起义的骨干。史书对此定论是：周恩来的到任，从此开辟了黄埔军校乃至以后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说中共开始“懂得直接准备战争的组织军队的重要性……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 　　此外，据目前所知，这份名单上还有恽代英、周佛海、赵世炎、高语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这些人全都先后在黄埔军校（前六期）担任过军校教官。恽代英、高语罕和邓演达、张治中被王柏龄等人称为“黄埔四凶”。很难说这些人进黄埔与张申府推荐信有关，因当事人都已不在黄埔（廖仲恺被刺杀、戴季陶和张申府已离开军校，只有知道名单的邓演达在校），但可以说明的是，张申府这份名单上的人选，都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精英分子。　　　　三、“开了小差”——仓促离校　　　　张申府虽然作为黄埔军校第一个红色教官，但他在黄埔时间并不长，于1924年6月19日仓促离校，事后张称之为：“开了小差”。关于这个情节有三种解释版本：　　 1、难以和蒋介石共事：　　张申府说：“他（蒋介石——引者注）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以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54 　　 2、广州气候不习惯：　　晚年张申府对美国学者舒衡哲说：“1924年在广州从事共产党活动时，在夏天的时候开了小差，因为‘天气太热了’”。55 　　 3、既有个人原因，也有政治形势和党派立场等因素：　　 “等到开学后不久，一因黄埔不在广州城里，由黄埔到广州坐小汽艇也要一两个小时。我在广东大学教课，本已很忙，这样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再则蒋介石表现出来的刚愎自用的作风，我更看不惯。当时学校本规定，凡有布告都要党代表与校长联名才能发表，可是蒋介石却常常不待廖仲恺来校便发布了。还有那种习惯了的反动军人气焰也更使我难耐，另外这时国民党的右派又渐渐抬头了，戴季陶已经不辞而去，我当然更不能干了。”56 　　第一和第二理由的叙述时间均在上世纪80年代上半期，第一和第三理由有重迭成分，可略“一”而不论。　　第二理由，属和朋友私下聊天的“自我调侃”，同时张申府继续兼任广东大学教职，还在“气候炎热”的广州继续生活，此理由当不能成立。　　第三理由是1967年在红卫兵监督下写成的文字，行文虽然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用词语气，以符合当时的政治标准，但这是张申府坚持“用事实澄清个人历史”的信条写下的“自我批判”。他说，“我总希望，也总愿意，把每个人的历史如实弄清楚，功归功，过归过。”57这个版本内容具体详细，当可信。　　由于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拥有很大自主权，凡校务几乎由蒋说了算，和张申府关系极好的党代表廖仲恺经常被搁置一边。刚愎自用的蒋介石从不允许他人分享其权力，周恩来对此深有同感：“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58倨傲自负的张申府对蒋介石不满是可能的，但蒋介石的强硬作风并没有直接施加张身上。　　在张的回忆中，有两处提及自己是跟随戴季陶出走，而戴当时是“愤然出走”。戴季陶是中执委常务委员，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样一个煊赫人物为什么会“愤然出走”？　　由政治部主办的《黄埔潮》第24期“一年来政治部之概况”一文对此事记载道：“他（指戴——引者注）接事不久，因为和张继、谢持为争持共产党员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事起冲突，愤然离了黄埔军校到上海了。59张继、谢持均是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任命了相当一批中共干部充任要职，同时也指定对共产党人深怀疑惧之心的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和谢持五人充任中央监察委员，以“严防共产党人不合于本党主义之活动”。60孙中山对他们说：“ 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走。”61此时，张、谢对“联俄联共”越发不满，并于 1924年6月提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反对共产党在国民党内有党团活动。此案涉及戴季陶，他负责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被指斥有不少中共党员。　　对张、戴纷争事件，包惠僧的《国民党改组前后》一文有更详细的描述：张继骂戴季陶是共产党走狗，戴骂张是北洋军阀的走卒。张数骂戴：“你从保皇党干到共产党，是一个十足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并举拳就打，戴季陶打不过张继，当场大哭，于次日留了个辞呈，跑到香港乘船到上海。62戴季陶生性多愁善感，他的 “哭”在国民党高层中最为有名，轻则泪流满面，重则当众嚎啕。当年上海共产党小组成员正式入党时，戴季陶说因与孙中山关系不能成为中共党员时，也哭了一场。63张继为国民党元老，早年就读早稻田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前身），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3年被选为参议院议长，担任过国民党宣传部部长，曾与苏联代表越飞接洽，为孙、越会谈铺平道路，1922年9月，张继介绍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后所有中共高层负责人都由张继介绍加入国民党，但张随后对联俄联共政策持异议。《张隐韬日记》（张隐韬为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对此事也有记载：“近日民党中发生内部左右之派之争执，张继、谢持为右派中反对共产党及民党之倾向此主义的尤甚者。戴季陶所以不能在广东立脚而去上海。”64戴季陶是因国共纷争一事“愤然出走”。　　自国共合作以来，潜伏问题中最尖锐、对时局影响最大的是国共关系问题，按“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两党摩擦在所难免。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共决定从思想上、组织上加强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这个革命化似乎进行的很顺利，当时“差不多一切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下层组织都充满共产党，尤其军队的党部和政治部更充满共产党”。65共产党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会农运，被国民党认为“ 在那里煽动罢工，那无异乎挑动民众向国民党反攻，而且一个政府最大的作用是安定秩序，现在没有一天不罢工，没有一个工会不罢过工。”66当时流行的口号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就是国民党核心组织的优秀成员。　　中共的这种渗透策略引起国民党右翼极大不满，反共气氛日益浓厚。6月上旬，国民党在上海翻查到中共“三大”《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等文件。他们认为，中共不仅在国民党内进行党团活动，而且有在国民党左派中发展党员，扩展自身组织的明确目的，违反了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所作的“共产党并非党内之党”声明。张继与谢持，马上从上海直奔广州，一面与邓泽如等联名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执委提“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一面质询鲍罗廷。孙中山不顾鲍罗廷的“俄国的援助取决于共产党继续参加国民党”警告，同意将于8月召开的国民党二中全会讨论“弹劾中国共产党人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对此反应强烈，甚至提议退出国民党。　　在这种情形下，本来对马林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方针持不同意见的张申府，面对国民党右翼的挑衅更是心生不满，像戴季陶这样的人都不能立足，“我当然更不能干了”，更确切地说，张“更不想干”，于是随戴一起跑了。这一“跑”的背后，折射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党与党、党内派与派之争的政治背景。　　孙中山对心怀疑惧的国民党元老说：“ 如果俄国想要同中国合作，它便必须同我们党、而不是同陈独秀合作，如果陈独秀不服从我们党，他就会被撵出走。” 　　　　四、张申府“开小差”的党内背景　　　　张申府在黄埔军校所能发挥作用有限也与中共工作重心有关。当时中共专注发动工会和农民运动，但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中共十分重视黄埔军校，所引用材料基本是中共当时发出的两份通告，我们不妨就从这两份通告说起。　　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共办六期，毕业五期，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先后发出两份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军校的通告，它们分别为“第62号”和“钟字第22号”通告。　　从时间上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于1925年11月1日发出，68此时已是第四期生入学。“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于1926年10月3日发出，69这时黄埔岛的陆军军官学校已根据汪精卫提议，兼并各军开办的军校和讲武堂，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期生入校完毕。显然，“通告”动员各地青年报考在时间上给人滞后感觉。　　从内容上看：先看“中国共产党通告第62号”：　　 “各级同学们：广州黄埔军校正拟招收三千入伍生，望各地速速多选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同学及民校左派同学，自备川资和旅费，前往广州投考，以免该校为反动派所据。。。。。。”通告落款人为“钟英白”。　　这是处于半地下状态的共产党文件，里面带有隐语，如：　　各级同学——各级党组织，　　本校——共产党，　　少校——共青团，　　民校——国民党，　　钟英——中共谐音。　　再看“中国共产党通告钟字第22号”：　　 “黄埔军校现在正招收大批的入伍生，……各地均应鼓动KMT（国民党——引者注）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我们的同志应少派人前往，总以多找左派为原则。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为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想入黄埔者，亦可允其前去。望各地于接到此通知后迅速进行为要。” 　　中央确实是动员各地青年报考黄埔，但人员有限定，只鼓励“左派青年及无党派青年之有革命倾向者前往投考”，或者“能力幼稚，尚不能独立工作而生活又难自维持”，又或者“工作不甚重要之同学，少校（共青团）同学及民校（国民党）左派同学”。“通告”明确道：“我们的同志应少派人前往”，强调“凡已任有工作同志——尤其是工运、农运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显然，党中央重工农运动甚于军校。　　当时党贯彻的工作方针是，“我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所有的农民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72与黄埔军校几乎同时成立的、由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管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运动讲习所”，无论从农讲所的发起者（林伯渠），或到各届负责人都是共产党人，第一届38名学员中，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就占了20名。而黄埔一期生共635人，中共党员才28人，73甚至连身在黄埔的张申府也同样认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前途在于农民运动。　　如何在组织武装力量上发挥作用，中共并没有统一部署，往往看某个具体的人去推动，如周恩来、熊雄在军校活动等等。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学校组织军队的做法还是受到鲍罗廷的严厉警告：“不要制造摩擦，不要吵吵嚷嚷”，周恩来被迫让步。相反，蒋介石掌握了以黄埔军校为核心的党军，使之迅速成为广东国民政府的武装中心。　　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在如何组织拥有武器的人民反抗拥有武器的军阀方面，远未形成系统理论，在国共合作的战略部署上，中共工作的重点无疑在于通过领导和组织工人、农民以扩大党自身势力，而非在组织军事武装力量上。这个战略部署有一个致命失误，“中共没有发展武装，这个战略的失误，使得……1927年及其以后的国共分裂中，国民党军事力量几乎把中共全部毁灭。”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时也不得不承认：“共产党也没有武装工农群众、认真深入广州政府军队去建立自己力量的坚定方针。” 　　大革命失败10年后，周恩来还耿耿于怀地说：“1926年，如果我们能积极努力的话，还是可以在征募、装备十个师的，但我们放过了这个机会。” 　　这个致命失误实际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身份”有关，当时中共属于共产国际下的一个支部，李大钊在国民党“一大”会上也声明这点：“第三国际是一个世界的组织，中国共产主义的团体，是第三国际在中国的支部。”79不仅指导党中央的重要方针、政策基本来自莫斯科，而且在具体工作的指导上，一些基层组织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甚于党中央。陈独秀常发牢骚：广东区委似乎有了鲍罗廷的意见，就可以不尊重中央。在陈看来，广东区委常有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味道。80鲍“不仅直接领导了南方区委的工作，不理会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意见，而且企图支配共产党全国的工作，至少是全国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 81从中共按“马林方式”促进国民党改组，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到采取“魏金斯基战术”，支持国民党左派，反对国民党右派，以使国民党革命化，82再到鲍罗廷的“一切指导”，无一不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当时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心是农民革命。我们从1923年共产国际对中共三大发出的指示可看出这点，共产国际发出的十一条指示中，涉及工农内容的有六条之多：　　 1、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建立反帝战线和反对封建制度残余的农民革命是一致的，它的成功与否决定于能否吸引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　　 2、一切政策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　　 3、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必须为建立工农联盟而努力。　　 4、从这个基本问题出发，要教育广大的贫农认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重要。　　 5、其领导权不用说应在于工人阶级的党。　　 8、中共必须把国民党作为农民革命的朋友。　　（6、7、10、11条从略）　　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的国民革命及反帝斗争是农民革命，这是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里的组织农民革命的提纲之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任务就是组织工农运动。于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通过了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问题决议案》，动员农民参与国民革命，成了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之一。不仅如此，就连在共产国际推动下的国民党改组也把共产党纲领“扶助农工”作为自己的“三大政策”之一。这就可以解释以上党中央的两份通告何以如此地重此（工农）轻彼（军事）之缘由，中共还没有意识党指挥枪的重要性。　　既然中央的态度如此，我们也就不难想象张申府的私自离校，实际上并没有引起中央的太大注意，至少从目前文本看，还没发现李大钊、陈独秀对张申府“开了小差”的批评。既然中共的工作重心在于社会底层的革命动员，张申府在黄埔的作用，也就不在于个人本身能有多大能量以“影响国民党”。　　　　五、并非多余的结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　　　　张申府率性离开黄埔，实与个人因素有很大关联。　　虽是中共领袖陈独秀、李大钊推荐，但张申府如何在黄埔军校“为共产党工作”却有相当大的自主空间。这与刚建立不久的中共组织机构的特点有关。初创时期的中共内部还没形成列宁式的、铁一般的纪律约束。尤其人数尚少的核心成员，更多地依靠与陈独秀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开展活动，如同一个相互信任而又松散的、志同道合的自由组合。　　例如，张申府赴法前，陈独秀全权委托张申府在欧洲召募中国留学生加入共产党组织。张先后介绍刘青扬、周恩来入党，在手续上，只是事后“写一封信给上海的陈独秀，如此而已” ，在张申府看来，“不过是说一句话这样容易”。84在柏林，张申府把后来成为中共军事领袖朱德引进共产党一事，也是张回国后才向陈独秀汇报，陈也就放弃之前对朱德的片面看法表示同意。张得意地说，“本来我介绍党员，他没有不同意的” ，只因“我们互相尊敬”。建党初期，张申府也确是陈独秀和李大钊四年来最信任的朋友，这都使得张申府认为在这个自由组合里，个人仍有很大的自主性。三年后回国，张仍抱去国前的想法，如同在巴黎、柏林那样，继续发挥他的自主性，在学术和政治之间来回穿插，即任黄埔军校教官，也在广东大学当教授，负责高等数学、西洋哲学史、逻辑三门课，同时兼任图书馆主任。他离开黄埔的最直接理由是要专心致志地教学、做他的罗素研究，在广东大学和黄埔军校之间“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注：只因我们是铁哥们，啥也不因为。我介绍的人来，他敢不同意嘛。　　参加革命是张申府儒家入世传统对世情危局的一种承担，这种救世意识，是张个人意识和气质的选择，而非政治的需要，所以这种承担，并不影响他对学术的追求。事实上，不敏于政治斗争的张申府热衷思想讨论多于革命具体行动。在欧洲时，张虽为旅欧支部负责人，但历来重于“思想指导”，轻视具体实践，他将支部繁琐的事务，交给更为能干和精力充沛的周恩来去处理。中共旅欧支部成员郑超麟回忆说：张申府“一手指挥周恩来，另一手指挥赵世炎，再由此指挥整个组织。” 　　轻视革命实践与他的思想主张有关。张申府历来强调要以心灵解放的哲学改造人性从而改变社会，他在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中流露出这种坚持：“我现在所要努力的，究不在单纯的赤化上。我相信要换世界，须改人性与变制度。我是在改人性方面努力，要从人性上做点改人性的预备，从旁帮那直去变制度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张提醒学生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而不是透过政治推动制度的改变。在张申府看来，政治运动虽然重要，但不能替代批判性思考，如果国家借口需要人民替它效忠而可以禁止思想自由的话，爱国热情一样也可以。张认为现在需要的是“新思想”，这是打倒传统价值和愚忠的唯一力量。　　主张心灵革命的张申府与主张社会革命的毛泽东不同，在毛泽东看来，社会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阶级的暴力行动，毛强调以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制度。虽然张申府和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以改造旧中国，但从未放弃个人内心解放的最终追求。由心灵解放到人性改造，是张申府一以贯之的理性启蒙意识。　　也就不难想象，注重心灵自由的一介书生与黄埔军校的严明军纪生活实难相容。黄埔军校是按苏联军事制度而建，比一般党员更有一套严格规定，蒋介石首次训话就提到：“我们对党既要严守纪律，对校更要严守军纪，所以我们比普通党员要多守一重军队的纪律。”87不仅如此，按照军校《政治部服务细则》的规定，政治部人员甚至更要“特别遵守纪律，为革命军人与党员之模范。”88严厉的军纪约束，上司蒋介石刚愎自用的强硬作风，生性浪漫恣肆的张申府难以适应，这都是促成他率性而去的原因，加上他内心的隐衷：黄埔军校并非他第一选择。　　张申府回国后，本来希望继续在北大教书，李大钊为此致信胡适，但未获准，“也许是胡适认为我与他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我。”89这件事情对张申府影响很大，直到晚年张仍对此事耿耿于怀。他对舒衡哲说：“我的政治活动的代价是很大的，我受过两次学术压迫。一次是1924年我从法国回来，我希望回到北大教书，但胡适阻挡我的任命，他死命针对我，因为我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90实际上，胡不接受张，并不因为张“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党员”，早在1922 年，他们曾有几次激烈的思想交锋，双方的政治主张、社会观点和文化认同各异，按照冯友兰的划分法，91张申府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左翼，胡适则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右翼。92胡适不认同张申府一点不奇怪，但张申府对这次“学术压迫”记忆犹深，称之为“政治活动的代价”。他与革命意志坚定、一心一意投入黄埔军校的周恩来不同，他一心回北大教书愿望破灭，不得已才南下广州，黄埔军校成了这次“学术压迫”的偶然结果，惟其偶然，所以被动；惟其被动，所以勉强。一旦“两边来回跑，实在来不及”时，自然舍弃一方。　　同时，张申府对国共合作一直持不同看法，他认为中共不必与国民党合作可以单独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他说：“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力量。。。。。我们最后的目标不是联合战线，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保留党的组织独立性，并利用每一个机会宣扬我们的目的。”这位纯粹的共产主义理论和行动捍卫者，坚持党的独立性，虽然口头上同意与国民党合作，一旦遇上时局发展超出他所能理解的意义时，一个偶然机会（戴季陶被右翼排挤）就会成为他抽身而去的借口。　　 1921年中共“一大”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成为一个革命政党，不再是之前的共产主义研究性质团体。“二大”后，新章程确定中共的组织结构为列宁主义，即一切权力集于中央，党建立三级体系：地方、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地方和地区委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策，否则会受到中央委员会的惩罚，地区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实行委任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共产国际的组织者帮助中共建立一个为阶级斗争而严守纪律的组织。张申府三年后回国，他的观念仍停留在之前的“自由组合”上，“正是这种自由松散的友侪和同志的结合，吸引了张申府并维系他的兴趣”，一旦铁的纪律成为党员必须接受的标准时，自由恣肆的张申府是“第一个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拒绝他的羁縻”之人。94在质疑国共联合战线的文章发表三年后，张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会议上，张当场离开会场，并声明脱党。张的性情高傲，不讲妥协，自喻为“宁折不弯”。在和舒衡哲谈论周恩来和中共“四大”会议时，张申府仍引用这句成语，但却颠倒了两个字：“宁弯不折”的“周恩来投了统一战线一票，但我没有”，“我来自一个不讲妥协的读书人家庭”。　　这次会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次党代会中心议题是国共合作问题，早在1923年法国的比扬古大会时，张申府极力反对统一战线立场已是无人不知，此时他仍坚持自己的观点。负责党宣传工作的蔡和森讽刺张申府幼稚可笑，这在张看来，蔡和森的讥讽有算旧帐之意，因张申府曾在《新青年》曾撰文批评蔡和森为“幼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向倨傲自负和意气用事的张申府怒不可遏，一气之下，拂袖离场。周恩来追出来在大堂过道截住张，请求他不要退党，张听不进。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大钊、世炎等劝我不要脱党，我脾气坏，我说，赞成我多的（我）就干，赞成我的是少数（我）就滚蛋”。张申府固守“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士人原则。注：那几个人走不了。每个人的境遇都是不同的。　　张申府因此而退党并不是先例，之前李达、陈公博也因反对与国民党合作而退（脱）党。张申府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脱离共产党因为我觉着我不适宜集体生活。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罗素的信徒。没人可以破坏我的决心，批判性思想是我的避难之地。”96从他一生来看，“张申府似乎是个革命者，但又总是若即若离，有所保留。一些小小的事情，就足以引起他的怀疑。当其它的政治行动派为革命舍身的时候，这些怀疑使张三心两意，最终只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而已。” 　　张申府是中共黄埔第一人，但从政治家角度衡量，他似乎未能把握好这个角色，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总是接近事件的中心，但又从来没有全面卷进去。我可算是革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98他坚持心灵革命的主张，使他对社会革命始终是雾里看花，隔了一层。　　历史跟张申府开了个玩笑，张申府离开黄埔以后，本想一心一意在广东大学继续当他的教授，研读罗素撰写哲学论文，却又被政治打断，校长邹鲁把张申府当作左翼分子解聘了。1924年秋，张申府忿然离开广州，不久因坚持其“左”派立场而退党，退守书斋，此举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和张一起离开黄埔岛跑回上海的戴季陶却很快向“右”转，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他的“戴季陶主义”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理论基础。　　 1924，政治风云变幻多端的年代。　　　　写于2005年6月29日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31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的货币斗争: 热度 1 gordon 2016-3-4 06:07; 1944年，不但法币继续跌价，伪币的币值也迅速跌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敌后根据地法币的比价突然上升，伪币的比价突然下降。当年的判断是，由于美国和国民党政府阻止日本军队向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日本军队为准备逃跑，抛售他们所掌握的大量物资，敌区物价突然下落。（伪币值钱，抗币跌价；因为要用伪币去购买物资，伪币稀缺）抗日民主政府利用时机在新解放区大量发行抗币，驱逐伪币，把它送到敌占区去换回大量物资。由于我们及时行动，把几十亿元伪币从新解放区迅速排挤出去，使新解放区人民在不久伪币跌成废纸时，没有受到损失。注：抗币更烂，还不如日本人发行的伪币呢。法币伪币抗币第一句话的意思是法币升值，伪币下降。不说抗币，一般认为抗币是稳定的。抗日战争时期，抗币是比较稳定的。因为国民党和日本人超发货币嘛（主要是根据地小，货币流通范围小，不敢超发，没有信用）伪币对抗币突然涨价，管它呢，我还印票子，把伪币给搞过来。（它是个政府嘛）不超发也没用，人家不来你这儿。（穷山沟谁来呢）扩大根据地，这个决策太英明了。 *************************************************************************************** 我的判断呢，估计是信用跌价了，因为日本投降了嘛，所以信用跌价以后抛售伪币。只是一个心理预期不代表日占区物资比国民党地区差。黄仁宇的回忆在哪儿呢法币比伪币坚挺，伪币比抗币坚挺。（但后来是法币和伪币都跌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搞了大量的物资。（当时还占领大城市了，例如石家庄。这是一个铁路城市）其实南方铁路还少，铁路主要在东北、华北。 *************************************************************************************** 抗日战争时期，法币和伪币纷纷跌价，不是我们搞的，是因为他们俩超发货币。不要把自己搞的跟神仙一样说实话就是跟大哥混的，就是套购点物资。 *************************************************************************************** 有变化的抗日战争刚结束，法币的币值是最高，不是因为物资比日占区多，而是因为信用高。根据地的抗币就不行，比伪币还差。物资没有日占区多搜集伪币，到日占区套购物资。国民党生产没上来，信用就维持不住，法币就要跌价伪币是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 *************************************************************************************** 为什么不实行金本位？央行为什么要调节因为根据地的范围是在变化的，日军扫荡，时大时小。抗币的流通范围也经常发生变化。农村的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秋冬和春夏，货币投放量是不同的。 *************************************************************************************** 现在看啊，超发不超发也不重要，人性才是最重要的。穷山沟谁来呢只要不是低端风险被破，都不是啥问题。人还是 “好吃懒做” 的注：货币没超发，有什么用啊，人家就是不来。 *************************************************************************************** 实际上更主要的原因是，抗币的根基是食盐。抗日战争结束后，抗币就是掉价很利害根据地没啥东西，就是食盐、农产品必须进攻日占区，必须到日占区去，不然经济受不住。抗币vs 伪币，掉价太厉害了，没用物资补充，货币信用维持不住。 *************************************************************************************** 卖出伪币，买进法币；卖出伪币，套购物资；伪币迅速跌成屎那日占区的经济就停滞了，生产就停滞了。（没有货币下的经济，市场经济就停滞了。日本不是纯计划经济，它是统治经济，市场经济的一种变种）就是抢物资，国民党也是抢。为抢物资，国民党部队之间还互相开枪了。 *************************************************************************************** 形势急转直下在延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下，中共所属各武装力量纷纷向附近据守的日军发出最后通牒，令其投降，并对拒不投降者展开攻击。到8月26日，“共军收复大小五十九个城市和广大乡村，连以前所有，共有城市一百七十五个……华北方面，收复了威海卫、烟台、龙口、益都、淄川、杨柳青、毕克齐、博爱、张家口、集宁、丰镇等处”。 1945年下半年，国共两方军队围绕受降问题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山西上党，塞北平绥等地，北上的国军与当地或先到达的中共军队之间发生激战。10月，接收东北的国军乘美国运输舰到达大连时被苏联军队拒绝登陆，后转到葫芦岛仍无法登陆只得转在秦皇岛登陆。后在进发至山海关时遭遇中共军队阻击。 1946年1月初，在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双方下达了1月停战令，以迎接政治协商会议召开。2月，国共达成整军方案，决定整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但因政治摩擦最终未能进行。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的宪草修改提议案引起中共激烈反应，4月蒋中正就东北接收问题的讲话更引起中共报纸攻击。3月，随着苏联军队在东北撤退，国共重新开始在东北爆发军事冲突。1946年4月15日，中共在苏军撤走长春一个小时内突袭长春机场并占领长春，随后其紧随撤退的苏军占领哈尔滨，齐齐哈尔。随后，国共两军在四平街，长春等地激战，东北局势急剧恶化。注：根本就没有 “转圆” 的时间。; 20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黄郛 —— 蒋介石 “自立门户” 的首要人物（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3:25; 注：其实，政学系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非常之大，但是提到的少。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 注：黄郛一生没入国民党，是以私人身份帮蒋介石做事。 *********************************************************************************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嗦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万全之策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 “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度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 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 ”，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越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但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此却有不同解读。他认为是中共设计了“宁案”，目的在于吸引列强打击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对列强进行妥协和道歉，便可借机整肃国民党右派，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则会形成列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的局面，从而借列强之手消灭蒋介石。币原的第二个假设很快成为现实，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茫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他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行动。四月十一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 。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五月三十一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六月十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 ——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 黄郛为什么被认为是亲日派？黄郛在办理宁案、济案中都很屈从帝国主义，因此有亲日派之名。政学系原本创始于李根源和张耀曾。黄和李的关系很好，人们通常把黄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称为“新政学系”， ************************************************************************ 为啥老大反对 “上大学” ？早年有人认为是，老大在北大时候，心理受打击了。现在看，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恩怨还不少呢如果真是北大的事的话，胡适估计就不会提，老大自己就说出来了。胡适本身就是名人，能跟名人拌个嘴，都是一种光荣。再加上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就是体育那篇。胡适是和陈独秀是一辈，辈分高。很少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恐怕不是这个事情。注：不合常理，瞎猜的 “打是亲，骂是爱”，他说这个事，就说明这个事不是问题。 ************************************************************************ 跟现在的明星 “哭穷” 一样，起步越穷，越传奇。哪怕是个初中生呢，这是加分项，不是减分项，为什么？因为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跟罗永浩差不多。正常的心理取向应该是加分项才对，表现方式不同。; 46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技术官僚没什么用处 —— 政学系的落寞: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1:43; 　　国民党内部派系　　蒋介石自1938年担任国民党总裁之后，再无像胡汉民那样的人物对其发起挑战，权威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然而蒋介石集团内部又不断产生次生派系，如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掌控党务；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掌控军事；张群、王世杰等政学系，掌控部分行政权；孔祥熙、宋子文等姻亲，则控制财政金融大权。各个派系之间一方面必须依附于蒋，另一方面又都对蒋的决策产生影响，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冲突与矛盾，尤其以政学系与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学系主要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分忧解难，工作完全不涉及军事和党务，然其自身并无基层组织，所以很少有“简任”以下的小官，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任”官，主要负责国际交涉、财政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政学系出身的技术官僚，大多内心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有所不满，而是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战后蒋介石需要同政协其他团体以及中共沟通时，政学系大都主动承担这项工作。与此相反，陈果夫、陈立夫领导的CC系，控制了国民党整个党务系统，且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成员意识形态较为强硬、僵化，希望极力维护国民党的党治。可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先天不足、后天畸形，非但未实现党在国上，反而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 CC系成员在处理具体政务时又无实际能力，往往被外界视作“党棍” ，所以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多处于边缘的地位。　　双方在战后对待国共问题发生明显分歧。政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且应抱定忍耐、让步的决心，促成最终和平的实现。从国内现实状况来说，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民众均多厌战，希望能够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休养生息，且国内经济状况百业凋残，民力已尽，也不允许国民党再发动大规模的战争；一旦发生内战，大量民众无以为生，必将铤而走险，反而易受共产主义的影响。从国际环境而言，美苏两个大国均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内战，如果国民党执意行之，必将影响到美国对华援助，得不偿失。战后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之下，决定与中共展开和谈，故而大量起用政学系人士。1946年1月政协会议召开之时，国民党代表几乎均由政学系成员出任，最终政协协议得以达成，政学系的影响不容小觑。　　CC系的态度则大相径庭，非但不主张和平，反而无视中共实力发展的现实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呼吁以和待战。随着政学系主导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 CC系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独自垄断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则希望以此打倒政学系出身的政府要员，获取政治权力和现实利益。然而对于国民党而言，最不幸的是， CC系心怀私欲的各种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多数的心声：不愿放弃任何既得利益。如蒋介石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唐纵，在一则日记中就曾如此写道：在政治协商会议，政府好似在受裁判，其屈辱难堪，令人难受已极。正因如此，以CC系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政协宪法原则为突破口，试图推翻政协协议。 ************************************************************************** 政学系有技术嘛，到哪个政府干都行。cc 跟它利益不一样。注：所以我的看法跟忙师的看法完全不一样。政学系算是老成谋国，但在现实中行不通，“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 。当然，更根本的原因是，我搞技术也搞不过忙师。 ************************************************************************** 知道以前沙皇的农奴制是怎么形成的吗？呵呵世界没有新鲜事据忙师说，前任总经理有句名言：行政命令管半年，利益交换管一辈子。所以必须行政命令为辅，利益交换为主。中央必须给地方利益，不能把地方利益都拿走，拿走利益，也就拿走包袱和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 都是能人啊，哈哈; 2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说说国民党: 热度 27 silentdarkness 2016-1-28 17:32; 任何一个政党，不管以前多么有组织能力，多么有动员能力，多么有执行能力，一旦只考虑5%的顶级阶层利益，而忽视95%老百姓的利益，他的所有能力都会迅速泡沫化，被替代也就是时间问题而不是可不可能的问题。div忙总说的，我再说一遍/div; 957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 gordon 2016-1-20 10:03; 学日本，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比日本还穷还是曾经在国民党部队里当过兵的黄仁宇在其著名文章《日本，Nippon，Japan》中说出了国民党人在获胜后的心里话：　　　　V－JDay 〔VictoryoverJapanDay〕后国人只有极少数主张采取严厉态度对付日本，当中牵涉的理由非只一端。至今尚未为人普遍的注意：中国之对日抗战并未在势均力敌之条件下获胜，而系在万劫不复之环境内苦斗功成。战事开始时之三百余师，实际五花八门，无统一之编制装备战法，无统一之人事经理补给系统。即纠集此等部队于战场仍靠统帅向各省强人劝说，因之凡事仓皇凑合无从作合理之部署。作战方始半年，蒋介石所能亲自控制之德式装备三十个师即已损失殆尽。以后即无法补充。抗战后期仍称有兵力三百万，只有步枪约一百万枝，其火力不能与日军同日而语。一至国军被驱入内地，全国产钢量始终只有每年约一万吨（今日中国大陆产钢早已超过每年一亿吨）。即步机枪子弹之原料每月三百吨亦赖美机空运输入。制成之子弹平均每兵每月只分得四发（包括轻重机枪所用），一般各部队缺员自百分之三十至半。不仅缺乏炮兵及交通工具，而且缺乏医药绷带。当汪精卫出走投降之日即蒋之意志亦受损折，载在蒋日记。从日方资料看来，作战期间，日军至少有三次机会可以彻底解决中国，均因国际关系及全球战略剧变而作罢。迟至1943年蒋尚在其日记中提出，彼已可能无法完成“上帝所赋予之使命” 。即直至1944年犹在自身嘱勉，切勿存“一死报国之念” ，可见得此念已涌上彼之心头。又迟至1945年原子弹爆炸之前夕，中印公路已打通，美国军援已输入，国人估计战事尚需两年结束。以日军玉石俱焚之战法（详下），中国之东南必被彻底破坏，我人亦难保幸存。所以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已令人喜出望外，群情实已无心计较惩凶赔款。注：老蒋被日本人打怕了，赶紧把这群瘟神请出去了。 **************************************************************************************** 当然的，中国之内战随着抗战接踵而至，是对外缺乏外交实力之一大主因。不仅如此，即对处置战犯也不得不带妥协态度。冈村宁次为终战时“支那”派遣军司令官，他在“北支”派遣军司令官任内，因中共动员全民作广泛的游击战，曾执行“三光”政策，亦即在战场内外全部杀光，所有房屋庐舍全部烧光，所有道路桥梁也全部破坏一光。他的行动是否已违反国际公法，至少应受军事裁判。但是因为他在战事结束之后，谨遵蒋委员长命令，指示各部队向蒋派遣之将领解除武装得免于置议，事后以病被遣送回国，最为中共在当时指摘。然则终战时日军百余万仍占领中国大部所有重要城市铁道港口，当中发生任何事故，都足以为患深远或至不可收拾。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验，战败国如俄德均有军队叛变产生纠纷。以日本将领在华自由行动如上述东条板垣等事例，冈村所部亦至可肇事。我自己于1945年9月初随第三方面军先遣部队抵上海，又随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将军赴南京，此时京沪铁路全倚尚未受降之日军警卫，而一路秩序井然。黄埔路中央军校旧址为9月9日冈村签署降书场所，所有会场布置工作，一部由日本士兵担任，他们垂首听命毫无参差情节。据通日语之同事道及，他们下级军官对士兵训话仍保持十足威权，毫无恐惧失控情态。凡我所目睹身受日军上至将领下至士兵全部驯顺有礼。我与彼等相处数月曾未闻一句不逊之言，亦未见一个抱怨怀憾的表态。不久之前尚有一位友人在纽约《世界日报》为文称，彼曾在当日见及日军宪兵队尉级军官。因为日本宪兵平日为非作歹，终战后此等军官成日被居民痛打，但彼等受有冈村命令不得回手，以致每日脸部打肿，仍奉行命令如故。所以事在两难之间；不为华北无辜受害之民众伸冤固为心忍，若兹后仍将冈村宁次判罪处刑亦不近人情。 **************************************************************************************** 1945年至1946年之冬季，驻上海之日军第六十一师团在候船被遣回国之际，奉命做工修理沪杭公路，我与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少校参谋莫吟秋负责实地监督并联络。其警卫即由国军第七十一军辎重营派出。（此部队以后亦调往东北，在内战期间全军覆没。）我们深恐两方在数月前尚为死敌，中国士兵及下级军官文教程度亦浅，难免小事争执产生事端。以后看来如此顾虑全不必要，因为彼此身份职责均有共识，即无冲突之内因。有一日傍晚，我巡视至沿海一小镇，闻及七十一军之连长已与日军尉级军官镇中小饮，果然我倚候不久，四人带醉踯躅返队。此时日军为战俘，其装备齐整，国军为战胜者而衣服褴褛。但战俘只有每日给养，无薪给。国军之薪给为数亦有限，只因法币价值较沦陷区伪政府发行之“中储券”为高，尚可购得酒食。而此连长竟以本人薪给招待为彼监视做工之日俘。我刚一责问，他即辩说：“报告贵参谋：人家打了败仗，亡了国，实在可怜啦！我不过带他们吃一顿饭。叫他们散散心，也没有旁的啦！” 注：都是下苦力人，这个蠢蛋，呵呵（你就让他干呗） **************************************************************************************** 国军只有钱且衣衫褴褛，人家日本人装束整齐，真是，哎消费性通胀嘛，问题出在生产上。怪不得他们那么崇拜日本人，原来他们比日本人还差，呵呵 **************************************************************************************** 他怕日本人破坏，日本人也够意思，给他一个完整的体系。（横滨正金银行给它的，汪伪中央银行）他只要生产就行了，呵呵注：都饿成啥了，还跟我们打，呵呵（大生产运动）老蒋，goodbye **************************************************************************************** 蒋大哥怎么输的，他没有二线兵力。被歼一团少一团，被歼一旅少一旅。对于缺乏第二线兵力的敌人，这种战法最为有用。全歼，方能最充分地补充自己。这不但是我军目前武器弹药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兵员的重要来源。全歼，在敌则士气沮丧，人心不振；在我则士气高涨，人心振奋。 ———— 毛选第四卷《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 18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不查都是共产党，一查都是国民党，党的根基，最核心的战斗力，中央军委的两个副主席都 ...: 热度 37 silentdarkness 2016-1-20 09:21; 据说当初反对中国建造航母最起劲的就是外交部在国台办内部喊让利喊的最响的就是这个龚清概不下重手整党，苏联一幕难保不在中国上演; 1015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 No Zuo No Die 国民党: 热度 33 苏双 2016-1-19 09:34; 转进台湾岛后没几年，明明身边民进党这头不断成长的骆驼都挤占半个帐篷了，还他吗一门心思惦记着朝大陆扔香蕉皮。你妈，就算你要争衡天下，也得先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薅好不是？被土共揍了这么多年，还没明白中央社每年发“朱毛被擒指日可待”这种鬼话新闻有多少篇？这下帅，民进党整碗捧去。简直就是帮“大火都烧到屁股了，还说，哎呀，我这口红涂得不够红啊，先补补口红”的大天蓬。等待看国民党被清算党产苏双：忙师好,国民党这次一败涂地,基本退出历史舞台了。 Wxmang：是的，对我们其实是好事情。当局最大的意识形态敌人其实是台湾国民党，而这个敌人由于其特殊位置，你还无法大张旗鼓讨伐。而他们一点没闲着，一直在渗透，这几年市面上不断增加的果粉，就是他们渗透的结果。我前几年春节去海南琼海附近的一个叫伊甸园的庄园过年，这就是一个国民党渗透的基地，主人是原蒋经国卫士长。据他介绍，在李登辉上台后，他们一批同志，用国民党党产在大陆购买了一些土地（不仅仅是海南有，内地也有，最北到哈尔滨，最西是成都，最东是杭州），建立针对小孩子培训（以小学生为主）的项目，不断灌输国民党的伟大（三大主题：辛亥革命，北伐，抗战），教育台湾民主政治的先进（平民有上升机会，法制公平，舆论公正透明等等），来污染争夺年轻人，实质上已经取得不少成果，因为经过他们运作，他们建立的基地很多都成为当地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最近还要在珠海建海洋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这种项目渗透是挖TG墙角的，可惜还无法制止。现在台湾国民党完蛋，这些党产将成为私人财富（一直挂在私人名下），我想就不会再干这种挖墙脚的事情了。; 825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两岸: 热度 18 巴巴爸爸 2015-11-19 16:24; DS; 559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当年我们是如何打败国民党的？: gordon 2015-4-26 09:40; 国民党的统治忘于通货膨胀，这好像是一个常识了. 那么我们当年是如何控制通货膨胀的？这个好像没人提起这个说简单也简单，就是公家所有的收支都通过银行。民国的那个银行啊，老蒋控制不全。它跟摩根先生提出中央银行以前的美国一样，大大小小的私人银行。 ************************************************************************************* 我们是搞托拉斯的，所以说，老蒋有点low 嘛注：以前是储蓄负利率补贴银行，中国补贴美国。经济好，大家都挣钱，这也没人说啥。哎，现在这一套不好整喽你这么看，其实就是政府消费，老百姓补贴政府消费嘛。客户是上帝嘛，呵呵; 1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炸鱼了: 热度 30 洗心 2015-1-26 17:29; @铁血悍将汤恩伯抗日名将杨引之，湖南长沙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抗日战争时期他提出的战略被蒋委员长所采用，其下属的第十八集团军是抗日战争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军队，文革期间死于中国大陆，不久其妻入狱服刑十余年。他的儿子战死在朝鲜战场，至今仍在民间蒙受不白之冤。; 921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中国人了——专访“竹联帮”大佬张安乐 ... ... ...: 热度 46 李根 2014-12-8 23:38; 11月30日，狂欢一夜的台北恢复了平静。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出现在台北复兴北路的党部，助手递给他一份资料，他扫了一眼，扔在桌子上：“国民党惨败。” 就在前一晚，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出炉，六个“直辖市”中国民党只有新北以微弱优势胜出，南部依旧久攻不下，原先执政的台北与台中却被对手轻松拿下。评论家和名嘴们说，国民党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但在张安乐看来，这是年轻人全面“绿化”的结果。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中国人了。”在访谈中，张安乐反复强调着。 1948年，张安乐出生在南京，1949年就随父母来到台湾。在那个外省与本省人对立的年代里，原本是学习成绩优异的乖学生张安乐，却成了叱咤江湖的竹联帮大佬“白狼”。虽然后来他渐渐淡出了帮派事务，但江湖地位却无人能撼动。 2004年，台湾正值陈水扁当政时期。5月9日，张安乐率领二十余名志士前往广州祭拜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并在灵前宣誓成立台湾保护中华大同盟。2005年，台湾光复60周年，台湾保护中华大同盟正式改名为中华统一促进党，张安乐任总裁。 2013年，避居大陆17年的张安乐选择主动返台。他说，这是对未来的忧虑让他回来，这是时代的使命，否则他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回到台湾一年多后，面对蓝营“九合一”的惨状，张安乐感到对未来有些悲观。红色力量 2013年6月29日下午两点，从上海起飞的国航CA197航班抵达台北松山机场。被台湾当局通缉了17年的张安乐主动回到台湾，这位前竹联帮大佬选择在他65岁时，完全投身于促进两岸统一事业。当机舱门打开，几个全副武装的“霹雳小组”成员立即上前，给张安乐扣上了手铐。张安乐没有反抗，他微笑着配合，手里举着一本他自己写的书，深蓝色的封面，亮黄色的一栏上写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相机快门声此起彼伏，闪光灯照花了人眼。张安乐挥舞着小册子：“拍清楚些哦”。机场外，上千名中华统一促进党党员和支持者扛着红旗迎接，他对人群说：“乡亲们，我回来了。” 后来回忆起这一段，张安乐笑地有些狡黠，“我知道他们对看我被抓感兴趣，对看我被带手铐那一刻更感兴趣”，“可以说我回来，就为了那一刹那”。警方和媒体为他举书的动作打了一次又一次的口水仗。但他自己倒颇为坦荡：“我回来前跟他们讲，我要带本书。他们问什么书，我说是我自己写的书。他们也没问内容，以为是件小事，就没对上面通报，也没对下面人讲。” 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多里，张安乐受邀去参观拜访了很多宫庙。从历史系毕业的张安乐对中华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我们中国山川阻隔，交通不方便，各地都有方言，为什么可以凝聚在一起，就靠这些神明的故事或者是戏剧，大家共同信仰包公、岳飞这些神明，它们把中国人凝聚在一起。”在他的党部办公室里，随处可见关公的塑像。强调于两岸的文化连接，张安乐自己改编了《大中国》这首歌。第一段的歌词改为了“ 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香火绵延五千年，世界我第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开创我文明；儒墨道法大智慧，指导我人生”。原先的歌词中并没有出现台湾，张安乐觉得不妥，于是把第二段中描述中国幅员辽阔的词改成了“还有台湾和海南，是大海两明珠”。好友王丰曾评价他“有着极强的大中华情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张安乐公开表示自己是山西人。虽然是在台湾长大，他却倔强的保持着外省人的饮食口味。在参加名嘴赵少康主持的《少康战情室》节目中，他和民进党议员李庆锋正面交锋。当众人质问他的国籍时，他回答：“我是中国籍啊！”随后亮出自己的“中华民国”身份证。张安乐把中华统一促进党称为“红色”，在他的政治光谱中，统派是红色，认同一个中国；其次是深蓝，认同“中华民国”包括大陆地区；而光谱的对立一边是“台独”，追求台湾成为一个与中国大陆完全没有关系的独立主权国家。在张安乐看来，深蓝阵营是盟友，而深绿的“台独”是他们要与之对抗的敌人。 “绿化”的青年 11月30日晚，台北八德里二段的公园里。张安乐慢慢走着，几个路过的年轻人好奇地望过来。一个老伯默默走近，伸出手来，低声道：“白先生。”张安乐看了他一眼，点点头，与他握了手，拍拍他的肩膀：“加油。” 只有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人们才会突然醒悟起来，这位面带微笑的儒雅老先生曾经是威震江湖的大哥。但如今在公开场合，他更喜欢强调自己的另一重身份。张安乐名片的左上角，中华统一促进党党标的下方，写着“政治义工”四个字。在回到台湾后，张安乐接受媒体时说，“政治义工”就是“为政治付出，不想从中得到任何回馈”。一个高级党工告诉记者，在2005年中华统一促进党成立时，他们的党部办公室非常小，直到张安乐从大陆回台，他们才搬到现在这个办公室。 “没有资源。”曾经的江湖大佬在面对如今的政治现实时，也不得不感慨。学校教育的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里，他们无能为力。更让张安乐担忧的是，现在岛内潜移默化的把台湾与中国区分开，甚至是亲蓝的媒体也不例外。张安乐对统派的未来并不感到乐观。在采访的中途，他接了个电话，那是他一个老友打来的。老友在“九合一”选举中把票投给了民进党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张安乐笑了笑回答：“我们结果很惨。” 张安乐把此次蓝营的失败归结于台湾年轻一代的全面“绿化”，他不认为台湾有超越蓝绿的存在，而是全面“绿化”。张安乐曾经问过一个党工的两个大学生子女，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两个孩子互相看了看，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张安乐又问，你们是不是台湾人，他们点头说是。“经过这一年多的观察，现在两岸最大的危机是台湾已经没有中国人了。从李登辉开始，陈水扁去中国化教育做的很彻底，马英九又不敢拨乱反正，现在这些小孩长大了。现在30岁以下的都是从李登辉时代成长起来的。” “本来有的反中情绪在这几十年里发酵了。”让张安乐感到有些愤懑的是，很多外省二代、三代也渐渐向绿色方向倾斜。“现在完全是绿色的一个氛围，这些精英必须要有舞台。”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国族认同，不是蓝绿。”在被问到柯文哲现象时，张安乐如此回答。对话许晔谈“九合一” 凤凰网资讯：您回到台湾后感受是什么？张安乐：这个台湾就这样子，像讲说这次经过这一年多的观察，现在两岸最大的危机台湾已经没有中国人了。　凤凰网资讯：就是没有中国人这种认同意识了吗？　张安乐：他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大陆来的第三代都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因为从李登辉开始，陈水扁去中国化教育做的很彻底，马英九又不敢拨乱反正，这些小孩现在成长了，现在30岁以下都是李登辉时代成长的。现在台湾最大的危机没有中国人。不要说年轻人不认同，包括很多大陆过来二代的精英“绿化”，现在一连串人天天在骂大陆也好，骂国民党，骂马英九，这些精英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外省二代。这点很奇怪，怎么突然都一下变成这样。因为现在完全是绿色的一个氛围，这些精英必须要有舞台，这是恶性循环。你们感觉郝龙斌好像深蓝的对不对？在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建造一个北投公园，给日本人立了一个碑，后来台湾光复以后，那个碑除掉了，放的孙中山先生的碑，可是郝龙斌在日本始政119周年，重新替日本立碑，请的神风特攻队的后人来，把观光局局长女打扮成日本艺妓来招呼。悲哀的三个都是外省人，父亲都是打过日本人的，外省二代应该中国情怀很深的，现在他们的日本情怀可能还超过中国情怀，这是危机。台湾现在这次不是国民党败，是国民党败没有错，但是不是什么超越蓝绿，不是柯文哲超越蓝绿，而是选民结构已经变了。凤凰网资讯：您认为国民党“九合一”大败是因为选民结构改变了？　　张安乐：这种反中或者是去中国化，这几十年已经发酵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是马英九要负很大的责任，马英九为什么要负责任？他很低能。因为民进党是一个有理念的政党，他们就是要台湾永远脱离中国，国民党以前是有理念，两蒋时代有，现在国民党是没有理念的政党。国民党只是这几十年来利益感情共生的一个政党，只有共同利益没有共同的信仰。国民党的基层就靠地方的村里长，乡镇民代表，乡镇长。很多民进党的县市，县市长是民进党，可是乡镇长，乡镇民代表不是国民党籍的就是无党籍的，无党籍是亲国民党的，因为他的对手是民进党，大家都是这样。结果李登辉想废乡镇，陈水扁想废乡镇，我那时候写文章批评他，你废乡镇就是挖国民党墙角，结果都没废掉，马英九一口气废掉了五个县的乡镇，高雄县、台南县、台中县、桃园县、台北县。这莫名其妙。当时我到南部去，人家跟我讲报仇的机会来了，2012年选举应该教训他（马英九）一下损失200万票。当时人家有到，他要改所谓的六都，没有道理，改得莫名其妙。第二当然是砍公教福利，公教的福利陈水扁想砍不敢砍，马英九还很得意讲一句话，你们都说我没有魄力，公教的福利谁都不敢动，我动了。　谈两岸政策张安乐：今天其实大陆也有很严重的马英九心态。　　凤凰网资讯：这是什么意思？张安乐：我在大陆讲过很多次，不要认为深蓝的或者北部的一定是支持你的。现在我想这次选完以后要反省了，南部越来越绿，北部也绿化了。我举个例子。马英九大选胜利后跑到云林讲过一句话，他说自从我当政以后两岸关系都和缓了，我们云林的农产品可以登陆大陆了，结果当时的县长苏治芬当着马英九面讲，马英九你不要往脸上贴金，是我卖到大陆的。　我一个理论就是奶嘴理论，我的孙子他的保姆都是我请的，奶粉我供应的，可是每天谁喂他的奶？保姆。保姆抱着他，我说来爷爷抱抱，但是不行，我一抱就哭，他离不开保姆。牛奶我供应的，奶嘴是保姆的。今天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牛奶工厂是红色的，奶嘴是绿色的。人家怎么知道这工厂，就认这个绿色奶嘴。　台湾现在最大的问题没有中国人，一个是教育，李登辉时代的学校教育跟社会教育。媒体现在一片绿色的风貌，这些媒体都是国民党当年培养出来的精英，但是因为没有平台，必须在绿色的平台里面混，绿色话讲久了，自己也绿了。谈未来发展张安乐：社会教育我们还可以做，因为只要有资源你就可以了，学校教育你是没办法，教科书这个事情是没办法。第二做红色的公益，为什么呢？因为你做社会公益民众会被感动，比方来讲我到南部，没想到在台湾乡下发送白米，120公斤的白米，人家排队来领，你才知道南部贫富悬殊这么大。这种社会公益马上可以打动人，帮助弱势。我们送这东西其实可以打上五星标签，刚开始民进党都会骂，不要怕他骂，因为对受灾户来讲，我今天需要米下锅，什么颜色的米都不重要，我要米下锅，你一定要做这一步。第三，大陆一切善意透过红色奶嘴，比方来讲，还有这么不到10%的人还想为统一做贡献的，可以通过他们来在台湾采购，为什么呢？第一，他可以凝聚他的力量，第二在采购过程中一定有利润可以留下来，好好发展他的组织。第四就是信仰的交流，为什么？因为台湾公庙信仰的神都是华夏诸神，主庙都在大陆，促进交流，把主庙神请过来或者请这边人去那边这种做交流，这很重要。第五当然是民间的交流，还有村里长的交流、基层的交流，但是交流都希望透过红色交流，比方我们要组个团请里长去大陆，去那边后被大陆招待，我说不是我招待是人家大陆要招待，但这是我组织的，这样就可以壮大台湾统派的力量。这五个方式可以壮大台湾的红色力量。谈太阳花学运凤凰网资讯：太阳花学运期间，您也组织了很多人就是去立法院门口要反反服贸吗？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张安乐：看不下去了。蔡英文阴狠、王金平权谋、马英九软弱、郝龙斌投机，他们不做，我们来做，那已经是看不下去，太过分。学生把立法院变成他们的王国，他们把入口封住，警察要帮他们检查身份证，你要进他他们同意，变成他们的地盘了，这太过分了。　我们其实本来是准备进攻的，直接从后门攻，我说不要，先开记者会，我们格局不一样。我们开记者会说要去，去了以后，我们特别在4月1号愚人节去，意思是说反服贸是个骗局，假借反服贸，其实是反中。我们回来以后准备再开记者招待会说，如果学生礼拜五再不撤，礼拜六我们就进攻，如果因此发生动乱，不是我们责任，是学生跟警察的责任。结果礼拜天警政署得到了消息，一个高级警官跟我讲，如果你们开记者招待会的话，我们警政署就完了，因为我们礼拜一只要一进攻，学生就两难了，撤还是不撤，那警察必须要驱离他们了。他说，学生反正要撤的，可不可以再给他几天时间。我说好，因为我们也不想作秀，我们只想说让学生离开，就没想到礼拜天就完了。礼拜一他们就把王金平叫去，给他个台阶下，学生就宣布撤。本来如果我们礼拜一的记者招待会一开，警察局就很没面子，王金平也没面子。凤凰网资讯：但媒体上是把太阳花世代视作一种新的力量，因为最近台湾也有很多人在讨论公民社会的觉醒，您会认为有这种第三种力量吗？张安乐：他们藐视法律，为什么？因为台湾的法律、台湾的警察碰上绿色的就转弯，民进党这点厉害，警察你怎么样，就是暴力执法什么都来了。学生他们真的是英雄？英雄不敢出来？你违法了，躲在楼上开一个窗口来看，被人家拍下来。那天为什么要警察来保护？他们自己不出来面对，事后还怪警察没保护他，那警察还跟他们吵架，你现在讲我那天不是我保护你们，你们呢？台湾绝对没有第三势力，基本上就是现在一大一小，大就是绿，没有什么第三势力，理念都一样，只是“台独”是新世代的。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看完了之后写个读后感：台湾全面绿化，坏处是和统越发不可能，好处是武统的心理成本越发下降。综合起来，到底是好处多于坏处还是坏处多于好处，要看主政者的偏向。长期以来受经济条件制约，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以非精确制导的为主，台湾又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岛，一切都挤在一起，打起来有投鼠忌器的顾虑。现在出现了三个巨大变化，第一是器越来越少，鼠越来越多，需要顾忌的比例越来越低了；第二是解放军开始大量装备精确制导武器，可以在控制误伤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第三是器在台湾武装力量中的比例很高，面对解放军的导弹时，要他们豁出命来保护鼠，俺觉得他们没有这个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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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老罗 = 国民党，他完全没有严肃的分析: 热度 2 gordon 2014-12-7 11:26; 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问题出在哪里。量产，他说的解决方案，完全不靠谱。是靠更大规模的融资来支撑。可以给他倒数了。很多事情，不是钱能解决的。注：钱会害了他，他什么都学不到。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Type/Folder/Fid/23165978/Ob/1/sid/XODQzMDQ0NTQ0/v.swf; 355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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