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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洋旗的价值（四） —— 清政府尽力了: gordon 2017-5-19 05:16; 1824年，清政府试行将运河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水手陆续失业。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在没有安全网的社会里，这些人干什么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当了盐枭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入太平军，稍后又有部分盐枭和土匪转入捻军，还有一些加入了镇压太平军的湘军。 1886年，运河漕运重开。1901年，由于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漕运最后停止。失去饭碗的六大漕帮又干什么去了？他们流入江湖，赌博贩毒，走私敲诈，组成了强大的黑社会——清帮。《经世文续编》卷41概括说：“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为为贼捻。”所谓“势不得不……”，这种逻辑，就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逻辑，即生存竞争的逻辑。这是比市场经济逻辑更硬更原始的逻辑。上述历史事实，都发生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甚至就发生在眼前，真所谓“殷鉴不远”。对社会和官府来说，到底是救济一个失业者合算呢，还是逼人为匪抢劫谋生合算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在实际操作中，清朝官员也采取了减少失业的政策，但是他们的办法更加省事，只消画一个圈，批几个字，驳回轮船的运营申请，不许他们“与小民争利”。 ********************************************************************* 英国福公司，也是一样；不允许 “与小民争利”。 ********************************************************************* 只是我们运气不好。日本发展纺织，外向型经济的时候，中国自然经济还没解体。小农 + 纺织，要谋生现代化纺织业建立不起来钢铁行业和欧洲列强是竞争的日俄战争、一战后，纺织业发展起来了，当时国际市场不好。一直到二战后，因为发达国家才开始从不发达国家进口工业品，我们已经闭关锁国，搞计划经济了。 ********************************************************************* 天平天国，也是因为改海运了。; 40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甲午战争与冯子材（转）: gordon 2016-4-21 10:02; 　　八旗和绿营军的衰弱，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暴露无遗。洪秀全起事后，驻防各地的国家军队溃不成军。最后，清政府只得默许汉人官吏曾国藩招募团勇，抵御太平军。可是，团勇没有国家正式编制，说白了就是民兵。甲午战争爆发时，可以调配的军队中没有八旗、绿营的一兵一卒，冲在前线的都是民兵。就连左宝贵这样的将军，也不得不借用绿营的编制才能转正。身在东北统帅奉军的左宝贵，官衔竟然是绿营广州总兵。这种官衔与职守风马牛不相及的情况，在清末比比皆是。　　勇营军队没有国家编制，国家也不负担他们的军费，给养都由地方政府承担。当兵入伍的士卒们都是穷苦农家子弟，他们普遍抱着“吃粮当兵”的观念。当兵是为了“吃粮”，至于保家卫国云云，根本没有概念。因此，甲午战争的陆军战场上，经常出现兵败如山倒，士兵四散奔逃的现象。　　为了防止逃兵的出现，许多将军不得不扣押士兵三个月饷银。如果跑了，三个月的钱就没了。甲午战争进行到白热化时，三个月银子也已经留不住人了，军队就扣半年银子。饶是这样，也控制不住汹汹的逃兵潮。　　另一方面，清军的军事素质也十分低下，许多士兵在上战场之前，甚至都没有真正开过枪。甲午陆战后期，取代淮军出任统帅的湘军将领吴大瀓，一度曾“参用泰西之法”训练新勇。然而，新法练兵没坚持多久，就因弹药不足而不了了之了。吴大瀓的幕僚回忆，由于军械不足，军队只好转而操练大刀、梭镖和土炮。　　畸形的军队制度和士兵低下的军事素质，在甲午陆战最大的一场战役——平壤之战中，暴露得淋漓尽致。　　9月14日，日军兵分四路集结到平壤城下。驻守城中的清军也已经挖好战壕，枕戈待旦。进攻平壤的日本陆军共16000多人，山炮44门。清军共15000多人，野炮4门、山炮28门、速射炮6门。两军实力可以说旗鼓相当。然而，真正交起手来，清军远非日军敌手。　　15日8时，战争进行了5个小时后，平壤城的制高点牡丹台失手。全城笼罩在日军的火力之下。未几，镇守玄武门的左宝贵血洒平壤城头。此前经历过成欢之败的清军统帅叶志超，已经动了弃城撤退之心。　　15日晚上天降大雨，平壤城北的静海门、七星门悄然打开，中国士兵蜂拥而出，冒雨北撤。然而，日军早在这条路上埋伏多时，清军死伤惨重。后来一个被日军俘虏的清军军官栾述善回忆了当时的惨状：　　兵勇冒雨西行，恍似惊弓之鸟，不问路径，结队直冲。而敌兵忽闻人马奔腾，疑为劫寨，各施枪炮，拦路截杀。各山口把守严密，势如地网天罗，数次横冲，无隙可入。且前军遇敌击，只好回头向后；而后兵欲逃身命，直顾奔前。进退往来，颇形拥挤。黑夜昏暗，南北不分。如是，彼来兵，不问前面是敌人抑是己军，放枪持刀，混乱相杀，深可怜悯！前行士卒，既遭敌枪，又中己炮，自相践踏，冤屈谁知？当此之时，寻父觅子，呼兄唤弟，鬼哭神号，震动田野。人地稍熟者，觅朝鲜土人引路，均已脱网。惊惧无措，非投水自溺，则引刃自戕，甚至觅石碣碰头，入树林悬颈。死尸遍地，血水成渠，惨目伤心，不堪言状！　　《清史稿》在提到叶志超时这样写道：“迳定州，亦弃不守，趋五百馀里，渡鸭绿江，入边始止焉。”他狼狈逃跑的形象，甚至被写入了中学历史课本。叶志超成为怯懦的清朝将领的代名词。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望风而逃的叶志超，早年在与太平天国和捻军作战时，曾因打仗拼命而得了一个“叶大呆子”的诨号。　　是什么使战场上的“叶大呆子”，变成了贪生怕死的败军之将？栾述善在《楚囚逸史》中提到，15日黄昏，叶志超在众将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上说：“北门之咽喉（牡丹台、玄武门）既失，子药又不齐全，转运不通，军心惊惧，设敌军连夜攻打，何以防御？不如暂弃平壤，增彼骄心，养我精锐，再图大举，一气成功。” 　　“增彼骄心”云云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子药不齐”的确是当时清军面临的重要问题。栾述善回忆，当叶志超提出撤退的主张后，在场众将无一人反对。虽然，后世也有学者拿出许多数据，证明“子药不齐”乃是托词，日军同样面临缺乏给养的问题，但是将甲午陆战一溃千里的原因归结于个别将领的临场怯懦、贪生怕死，似乎也失之于简单。现代战争乃是从体制，到后勤，从指挥，到军士执行力的一个系统工程。哪一环跟不上趟，都会在战场上一败涂地。注：都是官话，“ 增彼骄心 ” 。 ********************************************************************************* 　　 “万国枪械展” 　　甲午战败后，李鸿章总结中国军队一败涂地的原因时认为：“行军制胜，海战惟恃船炮，陆战惟恃枪炮，稍有优拙，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 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敢撒手举办，遂觉相形见绌。” 注：老李的看法是，日本人武器比我们先进。 ********************************************************************************* 　　甲午的失败是由于枪械不如人吗？后世许多学者表示质疑。事实上，自从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见识了洋枪队的威力，清政府的维新派就一直致力于引进先进的洋枪洋炮。　　甲午开战前夕，清政府对外采购的武器数量非常庞大。湖广总督张之洞，先后从海外购买各种新式快枪9250支、火炮30尊、子弹700万颗、炮弹 14400颗。两江总督刘坤一购置枪支15000支、子弹280万颗。北洋大臣李鸿章购买的武器就更多了。1894年10月，他奏报已“先后订购西洋各项快炮五十六尊、各项快枪二万八千三百二十余支、大小各项枪炮子弹一千五百二十余万颗”。12月，他又委托驻德、美、英各国公使代购毛瑟、哈乞开斯、马梯尼等快枪23300支，子弹622万颗，以及小炮若干尊。相比之下，当时日本军队使用的则是相对落后的国产村田枪。　　然而，先进的洋枪洋炮并没有为清军带来胜利，反而节节败退，还不时出现“子药不足”的现象。历史学者陈悦认为，这一现象不是因为清军枪炮买得少，而是因为清军枪炮买得太杂了。　　据陈悦统计，仅以淮军为例，在甲午战场上使用过的步枪型号就有将近20种。清兵手中的枪械如同万国博览会。有的是毛瑟枪，有的是雷明顿步枪，甚至还有用美国西部牛仔最爱用的左轮手枪的。这些枪的口径不同，有的7毫米，有的11毫米。有时候后方补给的子弹跟士兵手中的枪口径不一，根本装不进去。　　中法战争中名震一时的老将冯子材奉命北上时，曾经向张之洞建议：“军中用洋枪虽便捷，惟药码难购，且间有伪者”，不如制造抬枪抬炮。这种枪炮虽然笨重，但是好在“其子药随处可造”。冯子材的建议正反映了清军枪械型号不统一的尴尬局面。　　另一方面，清兵军事素质低下。连发的毛瑟枪虽然威力大，但无奈他们都不会用。据说，当时前线士兵反馈，连发的毛瑟枪虽然一次能装很多子弹，但是需要瞄准，还得拿标尺量，太麻烦，反而不如抬枪好用。抬枪里面装的是铁砂和火药，不用瞄准，对着日军一轰，打死几个算几个。 ******************************************************************************** 其实冯子材的建议，也非常扯淡，不瞄准嘛，散弹枪。当然，对白刃战来说，有优势。但是抬枪太长了，锯短的散弹枪，白刃战好猛。 ******************************************************************************** 　　与乱象纷呈的陆军相比，北洋海军绝对称得上训练有素。然而，仅凭官兵们过硬的军事本领，并不能挽回武器装备、军队体制，以及后勤方面的缺失。; 13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有时候你会觉得清政府和北洋，根本没有那么不堪 —— 利奥波德二世的殖民统治 ... .. ...: 热度 1 gordon 2015-12-4 19:39; 大屠夫，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他在刚果弄死了1500万人。这逼是个著名的砍手党，因为如果工人没割到足够多的橡胶，他就会砍掉工人老婆和孩子的手，作为惩罚。这些都发生在100年前。他最初的目标是中国，后来感到俄国和日本太强大，放弃了。(图，父亲看着女儿被砍下的双手发呆) ********************************************************************************** 19世纪下半叶，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非洲的狂潮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卷入了争夺刚果河流域地区的竞争。1878年，利奥波德筹资成立了“上刚果研究委员会”（1882年改组为“ 国际刚果协会 ”），并雇佣殖民鹰犬斯坦利为其代理人，开始了其在中西非地区建立殖民帝国的侵略活动。他以“国际刚果协会”比利时分会的名义，与斯坦利签订了五年的协议，规定斯坦利应从刚果河口向东到上游湖泊地区修建一条200英里的大道，使刚果河下游的酋长们承认并接受“国际非洲协会”的保护。但比利时议会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不愿意为国王拨款，利奥波德干脆就自己掏腰包来资助斯坦利。从1879年开始，斯坦利以利奥波德二世的代理人身份，在刚果河流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诱使当地的酋长签订了450多个条约，建立了22个“商站”。但斯坦利在刚果的活动遭到法、葡、英等国的抵制和反对。　　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帝国主义列强召开了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利奥波德利用列强间的矛盾，进行会外交易，争取到英、法、德等15个国家的同意，将今刚果（金）地区划归他个人所有，号称“ 刚果自由邦 ”，4月30日，比利时议会通过法案，承认刚果为国王的私人领地，同意利奥波德二世就任刚果自由邦国王。8月1日，利奥波德二世通知列强，正式宣布刚果自由邦成立。柏林会议划分了利奥波德的统治范围，但界线不明。这是因为，当时与会者对刚果的地理情况并不十分清楚，许多地区仍是欧洲人一无所知的空白点；加之其他列强对刚果的土地也极感兴趣，笼统圈划范围便于他们插手。法国和葡萄牙分别觊觎乌班吉和隆达，英国则企图染指加丹加。因此，利奥波德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王国，就必须与这些对手做交易。1887年4月29日和1894年8月14日，利奥波德二世与法国签订了两个协定，划分了双方在乌班吉地区的边界；1891年5 月，与葡萄牙订约，确定了刚果自由邦同葡属领地——卡奔达和安哥拉的边界；1894年5月12日，又同英国签订条约，划定了刚果自由邦同英属罗得西亚的界线。　　“刚果自由邦”还曾行文我国当时的清朝政府，甚至在1898年7月，不远万里专门派员来北京签订通商条约。虽仅两款，却是我国同黑非洲国家最早签订的条约之一。这事已经赫然载入我国史册(见《清史稿·邦交》之八)。注：那时候我们也是强国。至少不把比利时这种国家放在眼里。打不过日本（总动员了），镇南关大捷，还打不过法国殖民地军队。　　在与列强谈判的同时，利奥波德继续组织许多支武装探险队，四面出击，对刚果自由邦圈定的范围实行有效占领。早在柏林会议前，斯坦利等殖民探险家的活动已为利奥波德攫取了刚果河下游的大片土地。因而此后的探险多是在边缘地区进行的：乌班吉—韦累河流域，开赛河—宽果河流域、加丹加及洛马米河以东地区。　　1886—1892年，自由邦先后派出范热尔、巴埃和范克尔克霍文三支探险队渗入乌班吉—韦累河流域，凭借武力，迫使当地酋长签订条约，接受自由邦统治。刚果人民以部落为单位，顽强抵抗殖民者。1888年，亚科马族武士击溃范热尔纵队；1891年，布贾人大败范克尔克霍文纵队，歼灭殖民军60人。但由于各部落互不联系，各自为战，终被殖民军各个击破。　　对开赛河—宽果河流域的占领由沃尔夫、维斯曼、勒马里奈尔和范德维尔德四支探险队负责。前三支在1885—1889年间考察了开赛河及其几个支流，修建了卢埃博、卢卢阿堡和卢散博等几个军事据点。后一支在1890年建立了东宽果河区。与乌班吉—韦累河地区不同，这些地区是刚果古文明中心之一，库巴、卢巴和隆达王国虽已衰弱，但仍统治着这些地区。比利时人的征服行动遭到了他们的反抗，其中隆达王国卡松戈的抵抗尤为顽强。1885—1900年，姆韦内·普图领导人民英勇斗争，屡败殖民军。最后，比利时人采用分化瓦解的卑鄙手段，勾结当地贵族，杀害了姆韦内·普图，征服才得以完成。　　对加丹加的占领从1890年展开。年底，勒马里奈尔由卢散博据点出发，1891年4月到达姆西里首都本凯亚，向他提出接受刚果自由邦保护，遭到姆西里的坚决拒绝。4月15日，在利奥波德授意下，一批企业家成立加丹加公司，同刚果自由邦订立条约，负责占领和开发加丹加，作为交换，刚果自由邦拥有加丹加公司 1/10股份。5—10月，公司相继派出斯太尔斯等率领的武装纵队。12月20日，斯太尔斯部下杀害姆西里。22日，姆西里的儿子班达被立为酋长，成为比利时人的傀儡。　　洛马米河以东地区是阿拉伯人的天下。在整个19世纪80年代，比利时人慑于阿拉伯人的威力，采取怀柔政策，只不过是缓兵之计。到80年代末，其他地区的绥靖工作接近完成，征服阿拉伯人的任务便提上日程。刚果自由邦以强大殖民军为后盾，收起怀柔政策，强征象牙税。双方矛盾激化，冲突时有发生。1892年5 月，霍迪斯泰探险队悍然在里巴—里巴升起刚果自由邦旗帜，与阿拉伯人发生武装冲突。探险队几乎全部被歼。此时，阿拉伯人拥兵10万，刚果自由邦只有 3500人，阿拉伯人占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注：古老文明并不差，黑非洲是太差了。　　在洛马米河畔恩冈杜的泰泰拉人的酋长贡戈·卢泰泰是阿拉伯人的忠实伙伴（他曾是蒂波·蒂普的奴隶）。1890年—1892年，卢泰泰率本族人民英勇抗击比利时人，一度还与卢巴王国的卡邦戈协同作战，屡败殖民军。但在近代化的军队面前，泰泰拉武士还是失败了。1892年9月，卢泰泰投降。泰泰拉人并未屈服，在1895、1897和1901年先后举行三次起义，坚持斗争到1908年，沉重打击了殖民者。　　早在1886年，鲁马利扎的军队已同刚果自由邦部队发生冲突。鲁马利扎聪明能干，善于指挥，深受战士爱戴。军队战斗力颇强，屡败刚果自由邦军队。1892年后，刚果自由邦增调四支远征队合力围剿，经过两年血战，到1894年3月才将鲁马利扎赶至德属东非。　　蒂波·蒂普虽在1890年返回桑给巴尔，但其主要力量仍留在刚果，包括驻守在卡松戈的塞富（蒂普之子）、斯坦利瀑布区的拉希德（蒂普之侄）、卢阿拉巴河的基邦热素丹和里巴—里巴的恩塞勒拉酋长都是他的羽翼。1892年5月，恩赛勒拉一举消灭霍迪斯泰远征队。不久，塞富也在卡松戈杀死刚果自由邦驻节代表。战争全面爆发。1893年4月22日，重镇卡松戈失守。10月20日，双方在洛马米河进行决战，阿拉伯人惨败，塞富死于此役。1894年12月，基邦热兵败被俘。　　至此，刚果自由邦完成了对其2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实际占领。这是一场自始至终通过无数场血战完成的真正的军事征服。 ********************************************************************************** 利奥波德二世的殖民统治　　在刚果自由邦，利奥波德推行一种专横独断和残酷剥削的制度，史称利奥波德制度，因其臭名昭著，竟成为“残暴”的代名词。其主要内容有二：　　第一，在政治上，国王极端专权。刚果自由邦的军队、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由他独掌，政府各部门的高级官员由他任免，并向他一人负责。他本人则不受任何约束与限制。中央政府（设在布鲁塞尔）包括中央办公厅和外交、内政、财政三部及一个最高顾问委员会。地方政府由总督（设于1887年4月，在此之前是行政长官）统领。它包括执行委员会、咨询委员会以及区和分区政府。总督是国王的代表。他有权任免地方官员，有权颁布具有法律性质的命令，必要时有权中止国王的某项命令。整个行政机构的官员全由欧洲人担任。据统计，1891年白人官员有290名，1897年有684名，1904年达到1424名（其中有900名比利时人）。刚果自由邦军队由直属国王的军队司令统领，包括一个教导营和若干正规连。1888年有8个连，1893年增至16个，1907年达到127个连。军队人数由1895年的4000人增至1905年的16000人。士兵从非洲人中招募，服役期为5—7年。军官全由欧洲人担任。　　第二，在经济上，推行租让制，通过私人垄断资本对刚果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野蛮掠夺。这一制度以剥夺非洲人的土地为前提。1885年7月1日，刚果自由邦颁布法令，规定除土著土地（即法令颁布时非洲人耕种、居住及暂时休耕的土地）外，其他的土地为空地，归国家所有。1891年9月21日、10月15日和 1892年5月又接连颁布三个法令，宣布国有土地上的产品属国家所有，非洲人不得利用，并明确规定自由贸易为非法。这几个法令剥夺了非洲人对自己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在此基础上，利奥波德推行租让制，即把大片土地连同土地的垄断经营权租给私人资本。早在1886年12月27日，以比利时大企业家蒂斯为首成立了刚果贸易和工业公司，首先得到10万公顷土地。1889年，它的子公司——刚果铁路公司因承建马塔迪—利奥波德维尔的铁路工程又得到大片土地，从而使公司所占土地超过100万公顷。1891年，租让制正式推行，私人垄断财团纷纷涌入刚果。加丹加公司、安特卫普公司、开赛公司、英比橡胶公司等相继获得大片租让地。利奥波德所以要推行租让制，一是考虑其财政困难。刚果自由邦不是比利时的殖民地，国王得不到政府拨款；比利时大多数金融资本家对刚果自由邦的价值持怀疑态度，他们不愿为风险投资枉花一分钱。利奥波德独木难支。至1885年，刚果各项事业的投资已花去他1000万法郎，1890年增至1900万法郎，这使他负债累累。二是考虑到租让制对自己最有利。作为出租者，利奥波德可以分享各公司红利。一般公司上交25%利润，个别例外。如加丹加公司因负担占领费用，只交10%利润；而刚果铁路公司则因其产品出口税被免20%，需上交利润的40%。同时，他又是最大的承租者，许多公司有他的股份（他占有英比橡胶公司、安特卫普公司50%资本），因此，股份分红又是他一大收入。据莫雷尔估计，1904—1905年，单这一项就为他带来36万英镑收入。1896 年，他通过一项密令，将11.2万平方英里的好地划为王室领地。十年内，这一领地生产橡胶11354吨，获得1500万美元。租让制带来的巨额收入，使利奥波德迅速摆脱财政危机，并挥霍无度。他向皇室成员发放大笔津贴；购置大批地产；修筑离宫别墅；收买报刊舆论为他宣传，美化他在刚果自由邦的统治。各租让公司也都获得巨额利润，大发其财。英比橡胶公司在六年中获纯利72万英镑，每一股的价值竟由46先令6便士增至35英镑。　　刚果人民在利奥波德统治下遭受巨大灾难。当时刚果自由邦的经济收入主要靠象牙、橡胶、棕榈和花生出口。殖民政府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这些物产，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实物税。即强迫非洲居民向政府和公司交纳实物，主要是橡胶和象牙；在不产橡胶的地方，以棕榈和花生代替。税额由行政人员确定，各地不一。如蒙加拉地区，每人每月交橡胶9公斤，东方省为2—4公斤。殖民政府为鼓励多收橡胶，对税吏实行奖罚制度。据有关资料记载，税吏报酬分两部分：一小部分是工资，另一部分是从他收集的橡胶中提取2%的佣金。若完不成税额定量，不足部分则从其佣金中扣除。收集橡胶的多少直接与税吏的利益挂钩，促使他们随意提高税额。(2)强迫劳动。它有两种形式：一种与实物税相结合，强迫非洲人为政府和公司收割野生橡胶。1903年，殖民政府颁布法令，规定土著居民每月必须为国家劳动40小时，名为人头税（又称劳动税）。地方政府常任意将这40小时的劳役折成实物税，其税额高到惊人程度。据资料记载，刚果人实际上每月要劳动20 —25天才能完成定额。另一形式是各种名目的徭役，如为政府打杂当差、运送货物、修筑公共工程。后两项劳役十分沉重，往往造成大量死亡。例如，修建马塔迪 —利奥波德维尔铁路的工人1890—1892年死亡900人，而铁路才修9公里，每一公里就有100人付出生命。服徭役的刚果人几乎是无偿劳动，所获报酬微乎其微，往往是发给一些毫无用处的物品。(3)杂税和其他负担。除实物税和各种徭役外，刚果居民还被迫承担一些额外杂税和负担，如为军队提供食宿，向殖民官员送野味、家禽。以有一百间茅屋的奔巴村为例，该村除人头税外，还要上交5头羊或猪、或50只鸡、125担木薯、15公斤玉米或花生、15公斤山薯。 (4)严刑峻法。为防止非洲人怠工或反抗，殖民者制定了极其残酷的惩罚措施。他们扣押土著妇女和儿童作为人质，迫使男子完成税额。人质集中营生活条件极差，死亡率很高。刚果人只有交足了税收，才被准许以货物赎回人质。在一般情况下，刚果居民若完不成税额，轻则处以鞭笞，重则砍手、砍足、割耳朵乃至枪杀。殖民当局常常派出武装讨伐队，窜入村寨，烧杀抢奸无恶不作。讨伐队返回时，除满载的劫掠物外，常带上一筐筐被砍下的、经烟熏烤的手臂，作为向当局邀功请赏的物证。有的殖民者闲极无聊，竟以土著为靶子，比试枪法。种种暴行令人发指。　　殖民者竭泽而鱼的掠夺，在当地造成严重的恶果。第一，天然橡胶林大面积被毁。非洲人为完成重税，被迫采用快而省事办法，将橡胶树砍下来，或者剥下橡胶的皮，这是一次性使用。而租让公司只顾眼前利益，从不培植新橡胶树。因此，橡胶林逐步趋于枯竭，产量成倍下降。以英比橡胶公司为例，1903年生产橡胶 951吨，1905年便减至358吨。第二，象牙产量急剧下降。据统计，1903年刚果自由邦输出总额为218.4万镑，其中橡胶占了190万英镑。第三，青壮年劳动力都去割胶、服徭役，农业被忽视，大片土地荒芜。第四，更严重的是，土著居民人口锐减。据估计，刚果自由邦建立时有2500万人，到利奥波德统治末期，据官方的乐观估计，人口已不超过1000万。　　这就是血腥的利奥波德制度。其全部内容可归结为一句话：运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居民，使他们把最后一点东西交出来，把最后一点劳力贡献出来。它混合了16世纪海盗式殖民主义者的野蛮和残酷以及20世纪金融资本的狡猾和贪婪，是殖民史上空前黑暗的制度。　　刚果人民无法忍受这一吃人的制度，进行了不屈的斗争。逃入人迹罕至的密林或法属赤道非洲是广泛采取的形式。据不完全估计，至少有3万非洲人逃离刚果自由邦辖区。许多地区的人民举起义旗，开展武装斗争。1885—1905年，刚果河下游地区爆发了不下12次起义。其中布迪亚和博瓦橡胶种植园的非洲劳工反对强迫劳动的起义一度发展到5000人。尽管这些起义在无情的镇压下都归于失败，但意义是巨大的。它揭穿了披在刚果自由邦外面的伪装，向外界暴露了它的残暴，促使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1890年，传教士格拉特恩·吉纳斯在英国首次披露了刚果自由邦的真相，但影响不大。进入20世纪后，国际垄断组织的矛盾激化，刚果问题开始受到各界重视。1903—1904年，英国人莫雷尔和凯斯门特发表一系列文章，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在刚果的暴行，引起国际社会的震惊。人道主义者首先起来猛烈抨击这种极端丑恶的隐蔽的奴隶制；欧美一部分资产阶级出于自己的经济利益反对这一制度；英美等国政府也对比利时施加压力。面对指责，利奥波德绞尽脑汁，负隅顽抗。 1904年，他派出一个调查团，以应付国际舆论；1906年，他大批引进外资，力图堵住投资国的嘴；同时，在刚果自由邦进行一些剜肉补疮的改革。但这些措施在强大的反对浪潮面前均无效果。1908年，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刚果自由邦已经在道义上丧失了受国际承认的任何权利。国际社会一致要求结束利奥波德制度，比利时资产阶级或因没能从租让制的红利中分得一杯羹，或因对利奥波德向外资让步不满，都认为由议会控制刚果要比国王单独控制好得多，纷纷要求政府兼并刚果自由邦。1908年8月20日，比利时议会通过由国家接管的法案。在移交之前，利奥波德急忙将23000万公顷的土地租给五家他拥有股份的私人公司。通过这一形式，他保留了大量的地产。这五家公可都有大量外资。如上加丹加采矿联合公司，英国资本拥有50%的股份。外国垄断资本的大量涌入，为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刚果准备了条件。不管怎样，利奥波德在刚果长达24年的独裁统治结束了。刚果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死亡150—300万人。　　在刚果自由邦人民的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下，1908年10月18日，比利时政府颁布《殖民地宪章》，规定刚果殖民地归国王和议会组成的宗主国当局管理，从而在法律上终止了国王的寡头政治。1908年11月 16日，监察官吉兰在博马市升起比利时国旗，正式宣布刚果自由邦由比利时政府接管，改称比属刚果。; 326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清政府不行，我们行？: gordon 2015-6-19 23:15; 为什么呢？呵呵因为文革; 17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仅仅引用材料是不够的: 热度 1 gordon 2014-9-28 03:08; 当年大学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是左派的，引用这些材料加以论证不一定靠谱。它们干的事就是修改材料，虚假材料。还有被当地人所骗，呵呵调查时候被当地人所骗它们是先有观点，后有材料。注：当年美国的大学，完全是党同伐异的，进步主义一手遮天，其它观点的学者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这是社科类学术界的一段黑暗史但是时代局限吧，这个也没有办法。现代社科研究基本上是中性的，不预设观点。 ××××××××××××××××××××××××××××××××××××××××××××××××××××××××××××× 柏拉图的学说，基督教把它推广以后，一直就是那样。它老在考虑 “应然” 问题，而不是 “实然” 问题进步主义的一些东西，你没办法说，你知道它是不真实的，就OK 了。 ××××××××××××××××××××××××××××××××××××××××××××××××××××××××××××× 真正比较靠的住的证据，还是中国赔款比较多。还有不能把近代政府和清政府比，清政府是永不加赋，所以清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不行。民国收苛捐杂税，但是它的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很强，能打大仗。 ××××××××××××××××××××××××××××××××××××××××××××××××××××××××××××× 民国一直没做错什么，它从清政府那里接手一个烂摊子，货币改革，英国放弃金本位，都到抗日战争前了，根本没有机会。如果说它真的做错什么的话，就是军事上输了。注：战败赔款，那是清政府的赔款，又不是民国的赔款。反而由于民国外交比较强，每一次打仗都赢了。; 1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民选政府力压清政府 90年（转）: 热度 5 gordon 2014-5-25 07:02; 序事实上，我们已经知道了，1840年的鸦片战争和万恶的东印度公司无关，而和另一派人有关。中国由于某些历史原因，为尊者讳，虚拟了一个靶子，狂打，非常无厘头，也挺有意思。现在我们就来揭开 1840年鸦片战争的幕后黑手。第一季牛顿篇 1693年，伦敦，三一学院。数学系办公室的一张软椅中，躺着年过半百的剑桥大学首席教授艾萨克·牛顿。他手里攥着瑞士数学家丢勒寄给他的信，沮丧和绝望击中了他——结束了，他们之间，一切都结束了。 24年前，他还是意气风发的青年，被天才数学家巴鲁教授视为掌上明珠，他在剑桥大学一众学者名流的掌声中走马上任，成为该校最古老的学院之一、数学界顶级学府——三一学院的首席教授；7年前，他发表了《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作为自己44岁生日的礼物，引发学界大地震，奠定了他英国最伟大科学家的地位，他已走到了事业的巅峰。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的母亲患上重病并于两年后去世，悲恸中的牛顿结识了自己的崇拜者、瑞士数学家尼可拉·法第欧·德·丢勒。接下来的4年，两人频繁通信，而他却从来不把个中内容向旁人透露半分，这种亲密关系令外界议论纷纷。众所周知，牛顿19岁那年因过于专注研究而耽误了未婚妻斯托勒小姐，随着他拿到剑桥的录取通知书，斯托勒也成为了别人的新娘。深受情伤的牛顿从此再不敢轻言恋爱，并且由于其清教徒身份，接下来的数十年，他都刻意与女性保持距离，似乎成为了爱情绝缘体。直至丢勒的出现，人们惊讶地发现：牛顿的平淡生活似乎因那一叠叠来自瑞士山间的信件而出现了一缕活泼的阳光。而年轻人丢勒，却并不是一位小姐…… 正是在1693年的夏天，丢勒给牛顿寄出了最后一封信，两人的关系突然中断。不知是因为学术矛盾，还是个人恩怨，丢勒从此音讯全无。人们只知道此前他曾与牛顿的敌人、欧洲著名数学家莱布尼茨交换过几封信件，但没人知道详情，也没有人敢去找当事人打听缘由——因为，牛顿已精神崩溃，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他的行为越来越偏激、乖僻，他的学生越来越听不懂他讲课的内容，有兴趣参加其学术讨论会的同仁越来越少，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一代天才将会从此陨落。而这一切，都被一个人看在眼里：查尔斯·蒙塔古，英王宠臣，受封哈利法克斯爵士，家世显赫的他曾是牛顿的学生，后来也成为三一学院的讲师，是牛顿身边极少数受到信任的好友之一。这十几年来，蒙塔古一直为牛顿在三一学院所受到的待遇忿忿不平。牛顿就任首席教授一职多年，研究成果与著作无数，却蜗居在日渐残破的公寓，从未有任何晋升机会，薪酬仅能糊口。而同辈的科学家都纷纷获得教会和皇室的赏识，或出任政府要员，或享受国家颁发的终身荣誉，名利双收。蒙塔古自己也是身居高位，在皇室和贵族圈中人脉极广。眼看牛顿终日寒酸，自从遭受丢勒的打击后，更是日益低落，他认为自己有义务给老师兼好友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于是，他曾和贵族朋友一道，推荐牛顿出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院长一职，可校方却以得不到教会支持为名，否决了此项任命。 1694年，事情出现了转机。蒙塔古受封为帝国财政大臣，手握重权的他依然没有忘记那位忧愁的大科学家。1696年，他给牛顿写了一封信：“亲爱的朋友，我是多么的高兴，因为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上好的机会来证明我对您的友谊，同时也是国王陛下对您渊博才学的尊重。财政部下属的皇家铸币局总监——欧维东先生，即将被任命为海关专员，于是其总监一职悬空，而国王亲自答允我将您——牛顿先生作为铸币局总监接任者的不二人选。我思来想去，这份工作实在是太适合您不过了，不仅属于铸币局最高长官之一，每年还有500至600英镑的丰厚收入。更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其实没有太多的事务需要处理，您可以随心所欲地打发闲暇时间，甚至保留您在三一学院的教职。” 这位学生兼朋友的诚挚心意最终打动了牛顿，他答应接受这份工作，并从此投身政界。正是这一次的选择，成就了英国乃至世界金融史上的一件大事，引发了英国货币发展进程中一场意义深远的改革，甚至为日后英国在全球建立经济霸权奠定了基础。而这一次的选择，也是大科学家牛顿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分水岭。他 “三十年治学，三十年从政”，成为后世众多史学家争议不断的一个话题：选择高官厚禄的牛顿，究竟是一个在困苦多年后疯狂追逐名利的小人，还是一个高风亮节、守身如玉、视名利为浮云的君子呢？尽管铸币局总监的确是一份闲职，可牛顿并没有掉以轻心。如何做好本职工作，赢得英王信任，是他此时最大的考虑。他很快走出了抑郁症的阴影，每天都准时前往皇家铸币局所在地——伦敦塔上班，不仅主动参与新币种的技术攻关和数量发行，还跑到血淋淋的刑场亲自监督处决制贩假币的罪犯。 1699年，搞金融和搞物理同样出色的他获得英王嘉许，升任铸币局局长——管理帝国货币业务的最高长官，年俸上涨至1000英镑，而且还被允许从每次重铸货币的工作中提成，牛顿的总收入因此达到了每年1200英镑至1500英镑不等。这在人们看来已是备受艳羡的事情了，据说当年建造格林威治天文台，也只花了500多英镑！更高的职位意味着更重的责任。事实上，皇家铸币局的工作并非只有铸造新币、打击假币那么简单，个中的玄妙和矛盾之处随着英国经济实力的飞速进步而愈加复杂。在金属货币仍然大行其道的那个时代，铸币局的决策维系着全国乃至欧洲货币体系的健康和稳定。牛顿，正是手握决策权的关键人物之一。 17世纪，黄金还未受人们的青睐，流通量极少，银币才是英国的主要货币。但金属货币却有着天生的缺陷，那就是容易磨损，一枚银币经过多年的手手相传，花样和面值几乎都模糊不清了，银币重量减少，其所代表的财富也在人们心中逐渐掉价。银币不能长期保值，促使部分人宁愿将未磨损的新银币熔化成银块，去换回价值更为稳定的黄金甚至外国货币。旧的货币因磨损逐渐贬值，新的货币因不受信任而遭抛弃。两种原因作用下，流通中的足值货币数量大大减少，造成通货紧缩，伊丽莎白时代英国财政总收入中，不足值的硬币甚至占到了50%，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而在当时，新大陆已被发现，海外贸易兴起，通货紧缩无疑给成长中的国际贸易带来沉重打击。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假币伪币制造技术随着工业的发展也是精益求精。铸币局为保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于1662年将机械化引入银币生产，所有银币边缘都铸成复杂的锯齿状作为防伪标记。然而，再繁复的铸币技术也总有被成功模仿的一天，假币制造者们偷采银矿、私铸银币的活动屡禁不止，尽管英国当时对制假贩假行为的量刑极为严苛，若达到一定数量还会处以斩首等极刑，但假币利润之丰厚却不断诱使不法分子铤而走险。由于其私铸工艺精妙绝伦，伪币的锯齿边缘和真币一样精致，这伙人甚至拥有自己专门的头衔——“剪刀手”。牛顿面对的问题，不仅有来自外部的冲击，还有来自内部的投机取巧。因为造假者除了“剪刀手”，更多的还是铸币局下属数家造币厂的负责人！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了硬币的质量及成色，但很多造币厂依然以次充好，故意铸造不足值的硬币从中牟利。更棘手的是，这种“官方造假”行为有时竟然受国家指使，但是，堂堂大英帝国怎么会搬起石头自己砸自己的脚呢？然而事实确实如此。 17世纪的英格兰，先后陷入内战、反荷战争和反法战争，国家军事体制也发生了变化，由从前的臣民自备武器组成军队保家卫国，转变成国家出钱聘请雇佣军，军费成为战时英国的最大财政支出项目。在牛顿掌管铸币局的时代，正逢大同盟战争(1688年 - 1697年)时期，国家若以降低银币成色的方法发行新币，再以新币支付军费债务，便可用较少的白银来偿还较多的欠债。但民众对政府的这种“小聪明”并不买账，坊间流言四起，银币价值一落千丈。1696年，政府公信力破产，导致英格兰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人们纷纷抛出银币换取黄金以保值，使得市场金价在短期内上涨了50%！流通中的银币数量骤减，通货紧缩日益严峻，英国政府为稳定民心不得不再次铸造和发行新货币，以增加市场中的银币数量。如此一来，增加多少银币，确定多少面值等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内阁中由此出现了两派截然不同的意见：以新任财政大臣威廉·郎兹为代表的“保王派”，和以牛顿的好友、哲学家洛克为代表的“保民派”。双方言之凿凿，各持依据，出现僵持局面。有国王撑腰的保王派提议将所有新币的面值提高25%，但重量只保持原先的80%，将“货币成色不足”彻底合法化，令货币贬值成为事实。这种做法无疑对国王最为有利，因为他可以堂而皇之地用少量的白银铸造更多的货币，以清偿堆积如山的战争贷款和国家债务。保民派的代表人物洛克是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个人威信极高，同时也是三一学院的教授，他反对降低成色和减轻重量，认为货币面值必须与其价值对等，否则货币的最终使用者——普通民众，尤其是商人，将承担货币贬值所带来的一切损失。至于市场流通中的银币短缺，他认为一方面是由于国家处于战争这一非常时期，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新大陆采掘银矿的西班牙船队在海上受阻，未能及时将银子运回欧洲所致。另外，针对民众储存黄金进行保值，洛克认为货币的本位应该是银子而并非金子，如果两者的价格出现落差，则应该由政府出面调价，降低黄金价格。学者洛克无论在皇室和政府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牛顿身为物理学家，对国家金融现状也没有太多的了解，便义无反顾地将赞成票投给了自己的好朋友。国王最终在外界压力面前做出让步，同意维持新货币面值，并以对等的白银重量进行铸造。保王派的失败、保民派的胜利，让民众尤其是民间有产者的利益得到了维护，而作为债务方的国家和政府不仅花费了一大笔白银来铸造新货币，还承担了比以往更多的债务压力，而直接顶受这种压力的，便是皇家铸币局。毫无心理准备的牛顿，面对的正是这么一个麻烦的烂摊子，当初他与洛克站在一起，反对财政大臣郎兹的建议，纯粹是出于学者间的惺惺相惜。因为哲学家洛克的理论曾让他痴迷不已：天赋人权，人应受自然法的制约，政府的建立须以人民的意愿为基础，政府决策应以人民的利益为最大前提。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即使蒙受损失，也应由政府买单。然而，现实的复杂性永远高于理论，若一味遵从理论而不进行变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牛顿本人，也为现实困境而头疼不已：他对保民派的支持是如此的坚定不移，所以在新币铸造过程中对银币重量和成色执行了极为严格的标准，结果到了年底，白银储量正式告罄，几家造币厂叫苦连天，明明是银根短缺，甚至无银可铸，却仍要承担越来越多的铸造任务，新币发行根本难以为继。铸币局的尴尬一直持续了3年，结果还是没能完成当初规定的铸造数量，以国家和政府作为权威担保的银币，在公众中彻底失去了信誉。身为铸币局最高领导的牛顿，无疑是打了自己一个响亮的耳光。抱着高尚的哲学思想、却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的牛顿，开始冷静下来、认真研究洛克货币政策的可行性。洛克也好，郎兹也罢，两方的货币政策如今在牛顿看来都应各打五十大板，而他自己却无法推出一个有个人特色的金融创新观点。但是，身为学者的他却秉持一种信念：理论永远落后于现实，所以，无论何时都必须立足现实。现实是怎样的呢？随着银币公信力的荡然无存，白银的外流愈加严重，人们纷纷以白银换取黄金，连铸币局自己也开始大量储存价值相对稳定的黄金。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导致金价上扬，金子成为炙手可热的商品。而伴随黄金的大量流入，金价也开始自动回落，正式成为价格受市场调控的流通贵金属。起初，牛顿依然坚持推行洛克货币政策，他还向内阁提议：教会和贵族拥有大量银器，不妨把这些华而不实的东西熔掉做为铸币之用，以解造币厂燃眉之急。这种幼稚的建议当然不会得到采纳。随后，牛顿参考了欧洲其他国家的经验，得出种结论：白银流失已经是不可逆转的了，人们都拒绝使用白银作为支付手段，所以，不如彻底放弃白银铸币！这种观点无疑是破天荒的，毕竟白银作为主要流通货币已从中世纪延续至今，是最根本的货币金属。要彻底推倒白银，选用其它货币，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洛克本人便是银币的忠实拥护者，他甚至顽固地认为：银币如天赋人权一般，是上天赐给人类的基本财富，普天之下，只有金属、也只有银金属才能担当货币的职能，其它东西，尤其是纸币，那简直如废纸一样不具任何价值意义。洛克始料未及的是，当初坚决拥护自己的好战友，今天居然站到了与其对立的方向上，而他的观点竟然比郎兹还要“大逆不道”！面对广泛的质疑，牛顿还是一如既往地选择了沉默，并未对此进行针锋相对地抨击。不久后，牛顿因才学卓著受到女王的赏识，获封艾萨克爵士，从此跻身贵族之列。社会地位的上升为他增添了不少信心，他勇敢地向内阁递交了自己亲自撰写的调查报告，结合了东印度、中国和日本的例子，详细论证了白银如何大势已去、沦为辅币，黄金如何普遍流行、升为主币。在报告中，他并没有强求政府彻底放弃白银，而是想方设法说服对方认识黄金的重要性，并对其进行国家统一定价。 1717年，议会通过决议，将英国的黄金价格定为每盎司（纯度0.9）3英镑17先令10便士，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定价决策，从此，黄金价值正式与英镑面值挂钩，而在当时的英国市场，黄金早已取代白银成为主要支付手段，于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金本位制度终于建立了！十年后，牛顿去世，遗体被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五十年后，英国正式立法，对银币的使用日期进行了限制，银币最终完全退出历史舞台，金币成为公认的基本货币。又四十年过去，1817年，英国正式立法，确认货币金本位制度。而正是在这100年的岁月里，东西方历史发生巨变。大不列颠，这个日不落帝国的铁蹄在踏遍全球各个角落的同时，也将自己的文明成果——金本位制度推行到世界各地。第二季洛克篇　　约翰·洛克，虽然不为中国人所熟悉，但早已被贴上了各种各样的标签：自由主义政府之父、美国立国思想的源泉、宗教宽容的提出者、革命权利的捍卫者、最早重视经济和财产问题的哲学家，以及科学家牛顿的亲密朋友。人们一方面无法否认，这位谨慎的英国人在很多方面都是现代思想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不愿意过多研究他那寡淡无味的著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洛克的后人拉乌雷斯（Lovelace）伯爵将洛克的大量遗物公之于众，其中包括很多手稿、笔记和通信，使洛克一下子呈现出一副完全不同的面孔，在洛克研究界带来了巨大的震荡，也重新激起了人们对洛克的兴趣。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通过解读其中的《论自然法》，特别是对其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地方的仔细推敲，得出结论说，洛克并不像自由主义者们所崇拜的那样高尚（或肤浅），而是骨子里与邪恶的霍布斯一样，只不过以非常含蓄的语言传达了相同的思想而已。剑桥大学的思想史家约翰·童恩（John Dunn）则把他早年文稿中一些矛盾和幼稚的说法归结于青年洛克的思想不成熟。他通过分析对勘洛克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稿，得出了和施特劳斯完全不同的结论：洛克不仅和霍布斯完全不同，而且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充斥了他的著作的基督教说法。同样一批材料，为什么会导致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呢？　　在这批档案中，虽然《论自然法》相对较长、较系统，而且可以补充两篇《政府论》，但最吸引人注意的，是一系列有关宗教宽容的文稿。其中有两篇《政府短论》，一篇是英文的，一篇是拉丁文的（我们分别称为《英文短论》和《拉丁文短论》），应当是青年洛克的习作，讨论的都是宗教宽容问题，而且其中的论调都与后来那封著名的《论宗教宽容：致友人的一封信》完全相反：早年的洛克竟然是完全反对宗教宽容的。只是稍后写的一篇《论宗教宽容》小文（后文称为《宽容短论》），才变得支持宽容了，而此文的写作时间，恰好是在洛克加盟自由派领袖、辉格党的创建者沙弗茨巴利（Shaftesbury）伯爵的集团之后不久。这几篇文稿的发现不仅让人们对洛克的思想转变发生了兴趣，甚至使人质疑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真诚。难道，洛克仅仅是因为投身到了自由主义的权贵的阵营，才开始鼓吹自由主义和宽容论吗？如果他的那套自由主义思想只不过是迎合沙弗茨巴利伯爵的官样文章，这位御用文人提出的那点思想又有什么价值呢？注：现实是，人民大众大多是愚蠢的，休谟著《英国史》的时候，就受到辉格党的攻击。　　但施特劳斯和童恩都没有怀疑洛克思想的真诚，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洛克思想的复杂性，或者说，整个现代自由主义的复杂性。虽然童恩指出，洛克究竟是先加入了自由主义集团才改变了立场，还是先改变了立场才加入的这个集团，仍然是个无法确定的问题，但他相信，成熟的洛克所表达的那些观点，不是用应景文章就能写出来的。因此，重要的不是猜测他如何发生了这个转变，而是这种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　　两位政治思想史大师虽然得出的结论迥异，但他们对待洛克的态度是一致的，即，无论洛克的这种思想变化是怎样发生的，都不能归为简单的见风使舵。在他那看似简单的自由思想背后，其实有着很不简单的考虑。洛克思想的多重面相，反映的是整个自由主义思想的多重面相。只不过，两个人对这种复杂性的理解完全相反。施特劳斯认为，表面上冠冕堂皇、道貌岸然的洛克，其实要把他的自由主义政府建立在和霍布斯的一样低下的人性基础上；但童恩所看到的复杂性是，在洛克那看似很世俗的自由主义政治背后，其实有着比较深的神学考虑。显然，他们所关心的都不只是洛克本人，而是如何重新理解现代西方的自由政治。它究竟只是一种精致的霍布斯主义，还是基督教文明的一种现代形态？它是对人的自然本能的一种满足和控制，还是有着更高贵和神圣的考虑？　　除了施特劳斯和童恩之外，拉乌雷斯档案造就的又一个重要成果，是毛里斯·克兰斯顿（Maurice Cranston）的《洛克传》。克兰斯顿不仅详细研究了拉乌雷斯档案中的洛克文稿，而且厘定了洛克的藏书、账单，和别的大量遗物，令人信服地勾勒出了这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浮沉、思想发展，以及生活变迁，成为现代任何一个洛克研究者必读的经典著作。　　依照克兰斯顿的描述，洛克不仅不是一个书斋中的学者，而且精明谨慎得近乎敏感。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以“投机”描述，但在成为沙弗茨巴利伯爵的家庭医生后，洛克的确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他从此在身份上和思想上都别无选择地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这给他带来的并不仅仅是好处。沙弗茨巴利伯爵领导的辉格党坚决主张把天主教驱逐出英国政坛，因而与左右摇摆的查理二世发生了很多冲突。特别是在天主教徒约克公爵即位成为詹姆斯二世之后，沙弗茨巴利支持的蒙茂斯公爵叛乱被镇压。沙弗茨巴利死后，洛克也遭到监视，只好颠沛流离，到了荷兰。直到光荣革命，威廉三世和玛丽二世从荷兰到英国继承王位，洛克与玛丽女王同船回到了英国。随后，他迫不及待地出版了《人类理解论》，一举成为著名的哲学家；而他的《政府论》上下篇和《论宗教宽容》也相继匿名出版。虽然这些著作的作者是约翰?洛克这件事很快就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但洛克始终守口如瓶，直到死前不久才承认自己写了这些书。　　洛克精明谨慎的性格，不仅给那些怀疑他的思想真诚的人提供了借口，似乎也成为寻找他所谓“隐微的教导”的理由。不过，谨慎小心并不等于鬼鬼祟祟，精明也不等于虚假，政治斗争的复杂未必只会带来藏头露尾的无奈。对洛克的所有这些新发现，确实使我们不能简单接受很多固有的标签，但也不应该使学问变得更加素隐行怪。　　比如，把洛克简单当成一个宗教宽容的支持者，确实已经显得非常肤浅，但若以为他那主张宽容的主张背后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或是他的宽容主张完全随着政治的风向变化，则是矫枉过正了。　　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统治的二百年，对于现代社会的基本建构和精神气质都有着根本的塑造作用。而在这风云激荡的二百年中，教派之争始终是英国的一个核心问题，从亨利八世成立圣公会开始，到汉诺威王朝的乔治一世登基结束。而思想史上的很多著名人物，像托马斯·莫尔、理查德·胡克、约翰·弥尔顿、托马斯·霍布斯、艾萨克·牛顿、约翰·洛克等，都以不同方式或多或少地卷入了这种宗教之争。洛克和牛顿这对朋友是这些人物中的最后两个，分别在政治理念和科学观念上为现代文明奠定了基础。与其说洛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如说他一方面为解决英国二百年的宗教问题提供了一种理论方案，同时以自由主义政府终结了这些思想巨人的努力。正如教派之争是这二百年的英国问题的一个集中反映，洛克对宗教宽容问题的反复思考，也是他的思想努力的一个集中反映。　由此就不难看出，虽然宽容论是对这一问题的集中解决，但无论就英国政治的现实层面而言，还是就洛克的理论解释而言，问题的焦点从来都不只是究竟是否应该宽容，而是如何处理天主教、圣公会、清教等新教派别之间的政治关系。而洛克虽然在是否宽容上几经变化，但他的立场和目的一直没有变，即，如何从根本上把天主教赶出英国。　　我们若仔细看当时的英国政治，詹姆斯二世并不是一个尤其反对“宗教宽容”的国王。甚至可以说，在斯图亚特诸王中，詹姆斯二世在宗教问题上算得上相当开明的一个。他在1687年颁布的诏令明确主张宗教宽容。但洛克所属的辉格党集团还是在第二年推翻了他的统治，迎立他的荷兰女婿。詹姆斯二世之所以遭到反对，根本上并不在于他是否主张宗教宽容，而在于他是一个天主教徒；英国人之所以在1688年推翻他，就是因为他生了一个儿子，从而有可能把这个天主教王朝延续下去。　　早年的洛克主张对天主教实行更加严厉的手段，要求国家直接插手宗教事务。而在加入沙弗茨巴利集团后，他虽然在《宽容短论》中就表达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但对天主教的态度始终没变。洛克在文末清楚地指出，无论宽容还是不宽容，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持政治稳定，驱逐天主教对英国政治的干预。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就有必要团结新教各个教派，甚至那些宗教狂热分子。　　若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考虑，洛克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主义者。宗教宽容的想法，与其说出于一种自由的理念，不如说出自对现实情况的深思熟虑和精明判断。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洛克与霍布斯都可以归为政治现实主义者，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最终的思考目的，而不像菲尔默那样，顽固地以某种理念来衡量现实政治的是非成败。甚至可以说，洛克比霍布斯的现实主义更加彻底，因为，霍布斯是从他的一套物理学和心理学观念，推出了自己的政治学说，而洛克是从一个现实的目的出发，回过头来寻找相应的理由和解释，因而就会出现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达到同一种政治目的的情况。　　不过，更彻底的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更彻底的投机主义或相对主义。真正能想得开的人，也往往更清楚德性与价值的意义。我们更应该相信洛克自己一再的声明，即他并不是一个隐蔽的霍布斯主义者。而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恰恰是施特劳斯最看重的自然法问题。早在《拉丁文短论》中，洛克在主张对宗教问题不该宽容的时候，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法律结构：神法，即道德法，包括制定法（即各种明确的诫命）和自然法，是最高的；其次是人法，即世俗国家的法律；再其次是兄弟法，或友爱之法，即各个宗教团体之内的制度法规；最后是私人法，是每个人给自己定的法律，包括道德自律和私人发的誓。在这四个层次中，较低一级的法应该服从更高一级的法，而上一级法律有权插手下一级法律，因而人法不能违背神法，兄弟法不能违背人法，私人法不能违背此人所属的教会的兄弟法。正是因此，洛克认为，国家大法虽然必须服从自然法，但各个教会内部制定的法律必须服从国家法律，而且国家有权力干预它。这就是当时的洛克反对宗教宽容的理论依据。　　虽然这只是早年洛克的理论，其中却透露出他对一些基本问题的一贯看法。比如，对于自然法的观念，洛克就始终没有像霍布斯那样理解，而是继承了中世纪以来的传统，特别是有着胡克的极大影响，把它当作神法，即道德法，的一部分。成熟期的洛克虽然没有再明确谈这样一个四层的法律结构，但他在中期的《人类理解论》和晚年的《保罗书信诠释》中都有过类似的法律分类，虽然与此并不完全相同，但除去很少再提私人法之外，其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即使我们不把这个结构当作洛克思想的基本架构（像神法－自然法－人法是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基本架构那样），它至少揭示了洛克的重要倾向。这个倾向并没有随着洛克对政治与宗教的具体态度的变化而发生根本的改变。　　晚年的洛克长期住在伦敦附近的小镇奥兹，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对保罗书信的解读中。牛顿应该是他这个时期交往最密切的朋友之一，而他当时对圣经的兴趣也非常浓厚，经常与洛克讨论对一些段落的理解。两个人或许都感到，要使他们提倡的自由和理性成为一种可以依赖的生活方式，必须在经典中寻求更多的支持。洛克一定知道，无论他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讨论，还是对自由主义政府的设想，都还存在着很多缺陷和漏洞，而对新约的诠释，或许能够帮他找到理性思考所无法找到的答案。毕竟，要使自然状态下的人生成为可能，还要依赖人与上帝的关系。　　可惜的是，《保罗书信诠释》未竟其功，洛克就离开了人世。他为自己写的拉丁文墓志铭或许能够帮我们理解他对自己和他所设计的新的生活方式的评价。试译如下：　　“过路的人，请停一下。这里躺着的是约翰·洛克。你要问他是怎样一个人，答案是，他安于中道。他被培养为一个学者，就以献身真理为业。你可以从他的文字中读出这一点；你要想知道他更多的事情，这些文字也可以忠实地告诉你，强过墓志铭中这含糊的悼词。如果他有点德性，那也实在微不足道，不值一提，更难以成为你的榜样；至于他的罪过，就埋葬了吧。德性的榜样，你可在福音书里寻找；罪过的榜样，最好没有；而必朽的榜样，这里当然有（这会于你有益），而且哪里都有。他生于公元1632年8月29日，死于公元1704年10月28日。刻铭以记，但这碑铭也将速朽。” 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也就是1931年9月21日英国放弃英镑金本位。这个事件之所以不突出，是因为被更大的事件盖住了。实物货币的金本位对于后发国家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用廉价劳动力买不了多少高智力产品，因为根据供需法则，你需求的越多，它就涨价了。而廉价劳动力产品因为供应的多，就跌价。如果说以前西欧的工资高，是因为金银比较多的话，工业革命后就变成了高智力产品的垄断地位 —— 有钱且聪明。直到挑战者的出现，说起来中国应该大力感谢德国，终结了英镑霸权。二战时期主要工业国的竞争也顺道感谢一下吧，经济危机下，竞相脱离金本位，廉价贱卖工业品。 ×××××××××××××××××××××××××××××××××××××××××××××××××××××××××××××××× 别一篇：辉格史观所谓“辉格史学”(Whighistory)，本义是指以英国辉格党(大约1860年以后称为自由党)的观点解释历史。辉格史学家将自己的信仰、实践和制度看作前人信仰、实践和制度的目标，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再现历史进步的征程，重点则集中在那些为现在预先作准备的过去的发展。巴特菲尔德在《辉格史观》(1931年)一书中给辉格史学下了一个更为一般的定义：“许多历史学家站在新教和辉格党人一边进行著作的一种倾向，目的在于赞扬已经胜利的革命，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便写出的历史即便不是对现在的赞颂，起码也是认可。” 这种辉格史学的主要失误在于，全力注意表面上是现代的观念和运动，而不管它们在其所处时代的重要性，同时对一切相反的潮流拒绝作历史的理解。辉格科学史像辉格政治史一样，以其粗糙的形式退化为一部英雄（即推进了与科学知识的现状相一致的那些观念的人）与恶魔斗争的故事。对这种事要宽容一点，人民群众造假和胡说八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不过以前上学交钱的就亏了，白交钱，没学到真东西，还被骗了，呵呵不过我们还是认为这些 “人民之友” 是一些伟大人物，例如牛顿和洛克其实现在我已经懒得说这种问题了，“只会老老实实，不会乱说乱动”。 ×××××××××××××××××××××××××××××××××××××××××××××××××××××××××××××××× 英国的崛起还是有其自然条件的背景，海军不象陆军，不用进行无限战争。象德国的“总体战”，英国永远不会搞这个的。所以，它才有条件对王权进行限制，币值稳定，国王要发动战争，需要国会同意，进行举债。小政府、大民众法国，纯粹就是胡弄，那是因为财政破产，处处崩溃，找一个道德借口，进行抢劫罢了。事实上，也是从拿破仑战争开始，“总体战”才进入到欧洲各国的视野。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英国人还是很牛叉的，它不搞特别过分的东西。; 407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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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清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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