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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王明对于林彪的评价: 热度 32 席琳 2014-1-2 12:36; 2014-1-1 王明和林彪，是中共历史上少数尚未公开平反的十几次路线斗争的反党集团的头目和当事人。这两个人，都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诧风云，大红大紫，也都曾经被国人口诛笔伐，大事编排，并踏上亿万只臭脚，至今不得翻身。而且这两个人，也多少都和前苏联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莫须有的关系。王明早年留学苏联，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首，晚年携妻子孟庆树流亡苏联，以至于客死异国他乡。林彪是在平型关大捷后去苏联疗养，并在九一三事件时，和妻子叶群林立果一起，折戟沉沙，死在了逃亡苏联的飞机上。可谓是惺惺相惜，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殊途同归。只不过和林彪相比，王明得以善终，并有幸成为林彪事件的历史见证人。 1974 年3月，王明自感身患重病，来日无多，遂抱病在去世前五天完成了四卷本的回忆录《中共50年》，并在该书第四部分《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中的第二节，花了颇大的篇幅，以亲历、亲闻、或亲见的当事人身份，“坚持反动立场”，绘声绘色地叙述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等人的关系。所以正如东方出版者在2004年重新出版该套丛书时所说的那样，看一看王明对于林彪事件和林彪本人的评论，对于研究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以及把握和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不无裨益。而且通过阅读这本书，人们也可以认识真正的王明。至于林彪，那么从 1933 年起毛泽东就已千方百计地使林亲近他，并要林做自己的 “ 接班人 ” 。当时林彪并不信以为真，而是把它当作笑话告诉了博古。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先是滥用红军总政治委员的地位，以后又滥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地位，此时也企图把林彪拉到自己一边，把林当作自己的军事支柱。关于林彪对毛的利害关系问题，毛泽东和我的两次谈话就能略为说明。第一次谈话是在 1939 年春，毛泽东一字一句地说： “ 王明同志，为什么您要挖走我的林彪？您听着：挖我的这堵墙是不允许的！ ” 我当时十分惊讶地问他： “ 您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 他反问我： “ 为什么去年夏天您在汉口隆重欢迎国际青年代表团时，讲了称赞林彪的话？ ” 我回答： “ 我讲这些只是因为指挥著名的平型关战役的林彪将军也是年轻人，这怎么能说我企图把他 ‘ 拉到 ’ 自己一边，怎么能说 ‘ 挖 ’ 您的墙脚？ ” 他继续说道： “ 既然您说了称赞他的话，这就是说您挖了我的墙脚。您听我说：我搞军事已经二十年了，这期间只有林彪一个人和我交上了朋友。他真正是我的人。他的军队真正是我的惟一的军队，我只能依靠这支军队。其余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不是我的。所以，您必须慎重，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挖林彪这堵墙。 ” 第二次谈话是在 1949 年 3 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毛泽东当时武断地说，我在全会上的发言有十大 “ 毒素 ” 。其中两个正是涉及到林彪的。当时他问我： “ 为什么您在二中全会上又讲林彪的好话？为什么您赞扬他叙述军事形势具体而生动？要知道，早在十年前我就跟您说过：称赞林彪就是挖我的墙脚，我的军事支柱。现在您又来赞扬他，难道这不是放毒吗？ ” 我回答他： “ 十年前我已经对您说过，我的看法是，党的一切干部，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属于党的，把他们分成 ‘ 我的 ’‘ 您的 ’‘ 其余的 ’ 或谁私人的，都是荒谬的。因此我的发言根本无意把林彪 ‘ 引诱过来 ’ ，并使他成为 ‘ 我的 ’ 人。您说过，你们之间早已有了密切的关系，但是，难道只要谁讲了林彪的好话，他就要成为 ‘ 引诱者 ’ ？ ” 从这两次谈话中，一方面可以看出毛泽东依赖林彪到了什么程度，他是多么需要林彪；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对林彪又是多么没有把握。毛泽东对林彪的这种骑墙态度主要说明，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绝不是在共同的斗争目标和理想下团结起来的战友的关系。实际上，毛泽东滥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党中央主席的地位，通过施加压力和许愿的方式拉拢林彪，使林彪成为自己的军事支柱。然而，林彪追随毛泽东去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的愿望并不强烈。因此，在 “ 整风运动 ” 时，毛泽东决定不直率地把白已伪造党史及其他鬼蜮伎俩和阴谋诡计告诉林彪。除了上面已经谈到的以外，还可以列举一些我亲自经历过的事件来谈谈，这些事件表明，林彪并不是始终地、在一切方面都同意毛泽东的。 1、1937 年 12 月，在我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后参加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就如何评价平型关战役和我党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了两点不同的意见。毛泽东认为：平型关战役超出了游击战的范围，它具有运动战的性质，今后不能再重复这类战斗，因为在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而不能去打运动战。这就是我们的战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项英，新四军的名义副司令、实际领导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其他同志认为：平型关战役证明，在有相当准备和有利的条件下我们今后也还能打类似的仗，以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我们的军队还缺乏品种比较完备的现代化武器时，作为主要斗争方式的游击战，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应该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但也不应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因此，会上还讨论了由我转达的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建议：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利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以建立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独立部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来源，将从苏联支援中国国民革命军的武器中抽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关于这一点，早已与蒋介石达成了协议。此外，斯大林还请我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转达： “ 炮是现代化战争之神。八路军和新四军必须首先建立炮兵部队。为了能够修理炮、机枪、步枪和其他武器，自己也要生产器械和弹药。我们准备帮助你们建立兵工厂，为此我们将提供一切设备和技术人员。 ” 政治局的全体同志，除毛泽东一个人外，都拥护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的这些建议。毛泽东却说： “ 抗日战争中我们只能进行游击活动。我们为什么要炮？我们为什么要建兵工厂？这些只能给我们添麻烦。 ” 他的意见不仅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是完全错误的。林彪当时不是政治局的成员，所以他未能参加可以谈出自己意见的政治局会议。但是，我从同政治局同志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林彪是反对毛泽东的观点的。 2、1948 年 11 月，有一天我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正赶上他在生气。我就问： “ 毛主席，谁惹您生气了？ ” 他回答： “ 林彪！ ……” 我又间： “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毛泽东回答： “ 林彪不听命令，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命令他用猛攻拿下长春。可是他怎么也不听！他坚持要用围困法拿下长春，迫使驻防军投降 ……” 3、同年 12 月，我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又碰上他在生气。我问道： “ 毛主席，您为什么又在生气？ ” 他说： “ 又是因为林彪。 ” 我又间： “ 为了什么呢？ ” 他答道： “ 又是他不听命令！我给傅作义写了最后通牒，把它寄给了林彪，让他把最后通牒交给傅作义，要求傅立即投降。否则我们将立即发动总攻，并且全歼他的部队。林彪不服从我的命令，而去听邓宝珊式的调停人的建议，他们说什么：傅作义是北方人，脾气固执，不会投降的，不过有可能作为 ‘ 起义者 ’ 转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向他提出最后通牒，那么他就会调动他的三十万军队同我们决一死战。在失败的情况下他会坐飞机跑到南京去，而结果是北平及其周围地区将为战争所破坏，这对我们太不利了。就是因为这一点，林彪还在等待傅作义 ‘ 起义 ’ ，并且对我的多次命令都不予理睬。 ” 由此可见，林彪在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上往往有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在所有方面都盲目服从毛泽东。;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3590 次阅读|27 个评论

分享平坟市长岳文海: 席琳 2013-12-4 13:49; 2013-12-3 一年前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原平坟运动的闹剧，终于落下了幕布。以强力推行平坟而名噪一时的周口市市长岳文海，于担任市长刚满一年，就因健康等原因，主动辞去了市长职务。而被岳文海强令平掉的两百多万座坟头，在今年春节和清明节前后，几乎又全部被村民们给圆了起来。根据中国经济网周口2013年6月14日综合报道， 6月13日，河南省周口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决定刘继标任周口市人民政府代市长。会议同时表决通过了《周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岳文海辞去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的决定》。据说，岳文海是在2011年12月从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位置上被当时的省委书记卢展工（后来被当地人誉为掘坟书记）空降到周口市，任代市长。并于2012年5月23日，在周口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的。从一次会议上台到七次会议下台，用当地农民的说法，是连七都没有过。平坟市长岳文海（1958 -）本来说这人民政府是要为人民服务，为官一地，造福一方的。而岳文海说起来也真够倒霉，生不逢乱世，还摊上那么一位好大喜功不学无术专门在私底下使坏的顶头上司。说起来他出身于河南偏远的桐柏山区，大学和研究生期间修的也都是农民经济，当官了也都是在中原地区打转转，应该对传统的中原文化和中国农村的现状，有十分深入的了解和足够的思想准备。否则不会做如是想，听风就是雨，官迷心窍，甘当为千夫所指的中原掘坟运动急先锋的。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岳文海之所以被解职，从他推力平坟运动之始，就已经在预料之中了。周口是老聃和袁世凯的故乡，历史上也名人辈出，吴广谢安谢灵运，都祖籍太康。至今保存完好的尚有淮阳太昊陵、陈氏始祖墓，鹿邑老君台、李母坟，和太康墓等等。就是原来没有了的名人遗址，近年来也都被各级官府大兴土木，巧立名目，修建了起来。其实这岳文海，在历史上并非是掘人祖坟的第一个人。远的先不说，近的就有孙殿英，还有文革期间的红卫兵。即便是在周口，也称不得是平坟第一人。因为早在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华国锋当政的时候，当地就有那么一位公社党委书记，名叫张继斌的，在全公社范围内，强力推行挖坟和平坟头，并以生产大队为单位，建立公墓，当时号称是死人给活人让路，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结果也是劳民伤财，不了了之，还造成自己家的祖坟被村民们盗挖。自己的父亲，一路骂到公社。自己的独子，后来在部队里得白血病去世。当地的农民，都说这是报应。时代，是在不断地进步，可以说是天翻地覆，一日千里。但是历史，却是惊人地相似！附：　平坟市长的简历　　岳文海，男，汉族，1958年1月生，河南省桐柏县月河镇徐寨村新庄人，大专学历，经济学硕士，198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6年9月参加工作。　　1976.09-1981.09 桐柏县月河公社徐寨大队学校负责人、生产队长、村民兵连长、大队团支书　　1981.09-1983.07 唐河师范学校学习　　1983.07-1984.08 桐柏县回龙乡党办干事　　1984.08-1986.07 河南农业大学农经系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　　1986.07-1987.04 河南农业大学农经系办事员　　1987.04-1987.11 开封市农牧局经财科科员　　1987.11-1990.07 开封市委办公室干事、副科长、科长　　1990.07-1990.12 郑州市委办公室正科级秘书　　1990.12-1992.06 郑州市委办公室第一秘书处副处长　　1992.06-1994.08 郑州市委办公厅副主任　　1994.08-1995.11 郑州市委副秘书长　　1995.11-1996.12 新郑市委副书记、市长（其间：1993.02-1996.07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专业在职学习，获经济学硕士学位）　　1996.12-1998.12 新郑市委书记　　1998.12-2001.04 新乡市副市长　　2001.04-2003.02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机关党组成员　　2003.02-2006.05 河南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省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党委书记　　2006.05-2009.06 河南省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　　2009.06-2011.08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兼省民航发展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2008.01-2009.09 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2011.08-2011.09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兼省民航发展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党工委书记　　2011.09-2011.12 河南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郑州新郑国际机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郑州航空港区）党工委书记　　2011.12-2012.05 周口市委副书记、市政府代市长（2011年12月曾兼任郑州市委副书记）、党组书记　　2012.05-2013.06 周口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　　2013.06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公司董事长。; 个人分类: 小小说|574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最早提出日本必败的江公怀: 热度 13 席琳 2013-9-27 12:34; 2013-9-26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1937年1月创刊的《时代评论》上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江公怀。《时代评论》是香港抗日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上，都有江公怀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就叫做《日本必亡论》，发表在1937年第一卷第二期上。江公怀，何许人也？在《张圣才口述实录》第28章，有这样一段文字：江公怀，是我政治上的领路人，他住在上海。我请他到我这儿来，说了我的情况。他那时不反对我参加军统，说，既是要抗日，国共合作，要团结，你帮助做这个情报工作是不要紧，只是蒋介石现在同意抗战，但可能半路投降，这个我们就不能不留心，所以，抗战时帮他们做事可以，但应该在他们里面布一些我们的人，做得让他们欲罢不能，蒋介石要投降也不可能才好，这是那时大家的看法。而在《张圣才口述实录》第14章，则有更详细的介绍：江公怀是我在福建协和大学的同学，大革命时参加北伐，（后来）在福建省党部宣传部做干事，对国民党十分忠实，他是能写文章的，在宣传部颇受重视。1929年省党部宣传部由部长康绍周带头，组织了一个闽西剿共宣传队，要去闽西工作，这个宣传队是反共组织，江公怀是这个队的秘书他和康绍周带队经过厦门，要去龙岩，到厦门时，江公怀来找我，说了他的任务。那时江公怀忠实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全无了解，采取敌对的态度，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清党活动，让我看出这是一个走帝国主义路线的党，对中国的前途是很大的危险（危害），我在思想上从此与国民党无共同之处，但我当时于病中，不能参加任何工作。江公怀来找我，多年不见了，我们倾谈国家大事，他当时的思想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意识形态。我就将我的意见告诉他，我指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国的形势，还有实实在在对中国有利的政治路线，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那时同情共产党，觉得共产党反帝的路线是正确的。江公怀受我影响，就说，我去闽西看看，了解一下闽西的情况再说。他就跟着反共的宣传大队去了，一个月后，他回来厦门，他说他已经大彻大悟，国民党是反动的，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没理由再支持他们，他退出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不当干事，准备再去读书。江公怀与我见面后又离别，我所知道的是他投考庚子年赔款去美国留学，他在哈佛大学就学，他说在哈佛几乎没有正式上课，大量时间泡在在图书馆读书，哈佛大学图书馆马列著作很多，他研究了很久，觉得马克思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很认真，天分又好，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得很熟。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觉得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不应该留在美国，一定要回来参加革命，他在１９３１年年底就回上海了，本想争取去江西苏区，但当时没有人引荐，而苏区当时正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他没法去参加共产党的队伍。这时，江公怀得到朋友胡愈之的帮助，暂时在上海大夏大学做教授。胡愈之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人，所以把江公怀的一些文章拿去登在《东方》杂志。江公怀因去不了苏区，在上海就酝酿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叫“中国生产革命党”，这个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为何不用共产党呢？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是已经成立的，有力量的组织，不能再以共产党的名义。按他自己所说的意思是，先做一个党外组织，等到能与共产党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个组织归属共产党，甚至可以取消中国生产革命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希望将来能融化在共产党的组织里，（或）接受共产党的指挥。同意这个组织的，还有一个人，也是发起人吧，张延哲，张文理。原来也是福建协和大学学生，两年后就去燕京了，他做过燕京学生会会长，后也去了美国，攻读农业经济。１９２９年３月，呃，是１９３０年，被苏联当专家请去了，在苏联工作了一年多，遇到“九一八”事变，张文理不愿意呆在苏联，就回来了，想抗日。他首先到北京，联系老同学，和同学们一直想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知道江公怀在上海，就到上海和公怀说了这个意思，他们达成一致（共识），发起这个中国生产革命党。江公怀继续在大夏大学做教授，写文章发表。除此之外，他用大量时间从事一本著作，《中国生产革命论》，他很认真地写作这本书，多数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来发挥的。江公怀很有天分，很认真去研究，可以随时拈出对自己有用的词句等，一如基督徒读熟了《圣经》，随时可在某篇某节拎出句子来用。江公怀写作是多数有马列主义理论根据的，那时有个朋友来帮他写作，叫邱岛人，这是彭湃在海陆丰土改革命时的秘书，此人对共产主义马克思理论所懂的有限，但倾心信服马列主义，这个人也能写文章。彭湃失败后，由朋友介绍来与公怀合作，替他做抄写与油印，这本中国生产革命论，差不多有一百万字，当然当时没法出版，只是让邱岛人油印了几百本，让同情这个活动的人来读，邱岛人是胡愈之介绍给江公怀的。我到上海的时候，与江公怀碰头之后，决意与他们合作，就打电报给张文理，叫他来上海见面。文理也是我的同学，协大读两年又到了燕京，在协和大学我比他高班，大家见面都很亲热，对中国生产革命党这事，他更有理论，大家交流之后，决心去做，总的来说，在还没与共产党合作之前，先成立这个过渡性组织，能合作时，就（准备）取消这个组织。这样子一介绍，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江公怀，就是当时的军中小孟尝陈铭枢中国生产人民党的始作俑者，他后来参加闽变，在香港公开反蒋，并加入抗日大同盟，就不足为奇了。（“闽变”的时候，在福州，）那天，土桥在上坂的一间日本料理店上坂旅社，请我们五人（张圣才、江公怀、陈碧笙、高诚学、林荫）吃饭。我们按时去上坂旅社，与土桥谈话。好几个人都发言了，说话最多的是江公怀，他说你们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中国人民，这种行为是不可能让中国人民原谅的，所以在中国争取好感是很难的！江公怀了解日本，指出日本的许多弱点；其二是陈碧笙，他是日本留学生，可以说日语，他用日语直接与土桥对话，我听得懂，他是坚决的反日分子，直接提出了许多警告。刘火子文存《香港有声了，追记1936年香港举行的鲁迅纪念会》一文记载说：這是一次政治性的集會。會場秩序井然，發言的除了香港大學的馬鑑教授講述魯迅生平以外，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爭著登台發言。有個叫吳邁的上海律師，把花圈送到台上，端端正正地擺在魯迅像前，然後發表了鋒芒畢露的反蔣演說，博得台下一片掌聲。接著上台的是一個叫江公懷的經濟學家，詞鋒之激烈不下於吳邁。泓莹日志所载《黄猷先生口述实录》中，则有这样的披露：张圣才最早在上海办的杂志叫《石生》，封面有个地球，有支旗，是绿色，当时他在上海和江公怀联系，江公怀也叫江启泰。据张圣才先生的长子张石生回忆，他懂事的时候，江公怀常在鼓浪屿他家吃饭，是有点神经质的人，他是带枪的，他们常常在家里高谈阔论，当年在鼓浪屿的张家，房子是租来的，吃饭的人倒川流不息。黄猷先生说，人都是复杂的，江公怀最后得花柳病去世。关于“中国生产革命党”的创始人江公怀的资料很少，但网上还可以查到他当时写的，发表在《东方》上的文章。查江启泰，有《德化县志》和如下的百科词条：江启泰，字信和，又名少康，德化县水口乡祥光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民国8年(1919年)年底毕业于永春私立崇实小学，后就读于莆田哲理中学，民国16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政治系。民国17年春，任永春私立崇实初级中学校长，下半年调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工作。民国19年春，赴美公费留学，入哈佛大学经济系，修业3年，获得硕士学位。民国22年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曾加入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参与陈铭枢的“闽变”公开反对蒋介石。闽变失败后，避居鼓浪屿租界。抗日战争时期，流落香港。民国33年，香港沦入日本侵略军手中，江启泰权衡时局，洞察形势，在报上发表《日本必败论》，痛斥日本法西斯侵略我中华的战争罪行！讨日檄文，洋溢着满腔爱国赤忱，恼怒了穷兵黩武的东洋日酋。因而被日寇杀害，终年40岁。毕竟江公怀是死于花柳病，亦或是死于日本人的子弹，看起来还是个问题。;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297 次阅读|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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