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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微写作1】发布会&看电影: 热度 21 清风徐来 2017-5-19 14:33; 管理学的核心，是人。人只要有愿望，就要行动。一行动，就会发现自己实际上是困在一个局里。所以，管理学，本质上就是教人“如何破局”。——摘自宁向东“001号知识发布会”演讲。罗辑思维公司5月18号晚上的001号知识发布会我没看。不过事后看消息，得知将又有若干款新产品在“得到”发布，其中包括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开设的订阅专栏《宁向东的清华管理学课》（小标题：人人都用得上的管理学）。看介绍说，这个栏目精心选择了几百个中国人的工作场景，不讲理论，只讲破局的智慧。这栏目还蛮吸引人的，又让我蠢蠢欲动。不过又转念一想，已经订阅的若干专栏都梗阻在哪里让自己有些消化不良，再订阅一个，是不是要让自己变成屯积症？没看发布会，是因为我去看《摔跤吧，爸爸》了。首先要说的是这部片子真的很好看，全程2个多小时始终吸引着人，一直跟着它的情节，时而紧张，时而激动，时而哈哈大笑，直到剧终。印度国宝阿米尔汗再次成功的塑造了一个冷酷严苛、不苟言笑、为了把孩子培养成摔跤世界冠军而近乎疯魔的父亲。全剧充满了爱国主义热情和励志的煽情。弱小者的成功逆袭，配上爱国主义的进行曲，永远热泪盈眶，永远热血沸腾。我查了一下，这部印度神剧在淘票票上38W+人的评分是9.7分，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分，超过了豆瓣评分排名第一的《肖申克的救赎》的9.6分。不能说它在故事性、情节性、艺术性上拍的比肖申克的救赎好，但是可以预见的是这部片子将创造一个令人瞠目的票房奇迹。; 807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敌后兵工厂的回忆（转）: gordon 2016-10-15 13:09; 作者：刘鹏 1939年初，我从延安治伤重返抗战前线，刚刚踏上离别数月的工作岗位——八路军总部第三科（通讯科），正盘算着怎么把总部的通讯工作搞得更好，这时，朱总司令把我叫去。他说，根据毛主席关于《论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我们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要作长期准备，首先要自力更生搞好自己的家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要在根据地办兵工厂，开辟军火生产，这是战胜敌人的决定性条件之一；中央来电指示我们要在一年内增加一万支枪，主要靠自己造；搞军火生产要有专门知识，总部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人才，从现在来看你搞通讯工作多年，懂技术，做这项工作比较合适。我当时对军火生产一无所知，怕搞不好，影响全局，不敢接受任务。朱总司令先后七次找我谈话，详细的讲了党中央关于建设敌后兵工厂的决定和总部建设兵工厂的方针，并鼓励我大胆地去工作。同年3月，八路军总部管理军事工业的第六科宣告成立，我被任命为科长。开始第六、员只有我和秘书、警卫员、饲养员四个人，与总部机关同住襄垣县北村。不久从一科调来高原同志又从抗日军政大学分配黄枫、黄浩、白英三位同志来任科员。这四位同志对工业生产都较熟悉。高原是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白英、黄枫、黄浩曾在重庆、广东、上海的兵工厂当工人，他们都是为抗日救国而投奔到根据地来的。第六科的主要任务是统一管理晋东南、冀南、豫北地区我部各师、旅、团、支队及地方政府的修械所和炸弹厂（那时对地雷、手榴弹统称为炸弹）。经过我们分头到各地调查，当时，部队和地方抗日政府都先后成立了一批修械所和炸弹厂，但规模很小，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修械所只能少量的修修配配，不能制造枪械。炸弹厂的产量也很小，规格不一，质量不稳定，要发展军火生产，就必须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改造，扩建成兵工厂。我们首先接收了两个条件较好的修械所和炸弹厂，并以他们为基础，改造扩建成两个兵工厂。这两个单位是：八路军总部修械所，设在山西榆社县韩庄村，由总部军实科（第四科）创办，于1938年秋成立，职工和设备是由115师344旅修械所、129师高平修械所、晋豫游击支队阳城修械所合并起来的。有职工280余人，切削机床7部，三节锅炉1台，总部军实科副科长徐长勋担任所长，老红军张广才担任政治委员。第六科成立以后，总部决定韩庄修械所交由我们领导，为很快扩展成兵工厂，我们将韩庄修械所搬迁到山西黎城县水窑山黄崖洞旁，新建厂房，集中机器20多部，职工 680多人，建成了我军的第一个造枪厂，月产七九步枪380多支。武乡鞞山铁厂，设在山西省武乡县柳沟村。于1938年4月成立。由武乡县抗日工会开办，利用当地的煤矿、铁矿资源，制造手榴弹兼农具出售，有职工260多人。我们于1939年接收，委派高原任厂长，张先进任教导员。后扩展到300多人，月产手榴弹1万枚。 1939 年6月，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对军火生产的要求越来越大，为此，管理军事工业的领导机构也要加强。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第六科为基础扩大组建军工部，直属总后勤部领导，军工部机关迁驻黎城县上赤峪村，与黄崖洞兵工厂紧紧相连。部长开始是我，1940年5月刘鼎同志从抗日军政大学调来后，他任部长，我改任副部长。刘鼎同志曾留学德国与苏联，毕业于苏联东方大学，大革命时期在方志敏部队担任闽浙赣兵工厂政治委员，有军火生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经验。同时，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孙开楚同志也调来军工部任政治委员。军工部成立后，根据总部的指示，召开了军工部党代会，会议决定迅速调集一批人员、机器和材料，加速兵工厂建设，增加武器生产，支援前线。当时，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建设兵工厂非常支持，要啥给啥，在人员上，先后从抗日军政大学、各部队、地方政府抽调了1000多名技术干部和工人支援兵工建设。仅1939年冬就从延安中央军委军工局抽调来300余名干部与工人，其中郑汉涛、陆达、刘贵福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技师，就是这个时候来的；在物质上，从延安、西安经过长途跋涉运来一批较好的机器和器材。其中有办军火工业急需的硫酸、无烟药、水银和其他贵重金属材料；在资金上，拨给专用经费，由开始每月5万元，增加到10万元，以至后来上百万元，一切费用总部包揽实报实销；在安全上，工厂都派部队驻防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并将保卫总司令部的特务团驻守黄崖洞兵工厂，工厂外围还有还有陈赓、陈锡联旅兼防。兵工工厂建设初期，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和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几乎天天来电话询问工厂建设和生产情况，经常到工厂检查指导工作。鼓励职工加紧生产。 1939 年夏到1941年底，我们在太行山上很快建立起14个兵工厂，职工发展到3000多人，能生产手榴弹、地雷、步枪、炮弹、50小炮和复装枪弹，这些武器送到前线，有力地支援了我军对敌作战。同时，兵工厂的建设与发展也引起了敌人的仇视，每次‘扫荡’他们都把兵工厂作为重点破坏目标。从1940年10月到 1943年6月先后10次在根据地搜索、袭击炸毁兵工厂，仅1941年11月一次就集中兵力5000余人攻占黄崖洞兵工厂，我部队奋起阻击8昼夜，才使工厂人员和设备安全转移。由于当时的军事形势是敌强我弱，兵工厂难以就地固守，我们采取了“化整为零，分散转移”的方针，把每个工厂按照产品的专业化，划分成几个小厂，转移到更隐蔽的山庄。厂房、宿舍都是借用农民住宅与庙宇。藏厂于民，坚持生产，这样提高了工厂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即使敌人发现，工厂也能在几小时内全部转移，不致遭受严重破坏，敌人“扫荡”队伍一走，工人就迅速恢复生产。这一方针的实施不仅没有减少军火生产，相反，而是促进了兵工厂的建设与发展，到1945年上半年，我们的军火生产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增加了60炮弹、82迫击炮弹、自制枪弹无烟发射药和烈性炸药。工人每天生产十几小时，大量的枪炮弹药，不仅供给晋冀鲁豫区部队作战，而且还供给晋察冀、晋绥、华东等区作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引自《军工史料丛书：晋冀豫根据地》第101页.; 2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世界老大的这把交椅，中国是坐定了！: 热度 32 香盈袖 2016-9-2 09:01; 世界老大的这把交椅，中国是坐定了！（深度）本文来源：金融界网站，作者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有删改）世界中心正从西方走向东亚，这是人类历史的大势所趋。早在 80 年代日本就崛起了，为什么没有人说世界是东升西落？而现在中国崛起了，我们凭什么说世界开始东升西落了呢？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日本能成为东亚的中心，这简直就是妄想，中国还没动呢，日本是成不了气候的。究其本质，只有中国才能代表东方，只有中国才能代表东方文化！如今世界中心开始向东亚转移了。有人说是“亚洲的崛起”，这是胡扯，亚洲谁崛起？亚洲不就中国崛起吗？别的国家都在衰弱。中国不崛起，让那些亚洲国家都崛起，解决问题吗？还是解决不了。中国的崛起，要使这个地区发生变化，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在这个地区，而且很快中国经济规模，现在认为不会晚于 2020 年，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就是世界第一大和世界第三大都在这里。根据我的预测，到 2023 年，东亚这个地区 GDP 总量都要远远超过欧洲，“ 10+3 ”在 8 年之内经济总量远远超过欧洲，他们的国防开支总量会超过欧洲。这个地区成为世界第一大发动机， 8 年之后更是决定性的，没有任何一个地区可以跟他竞争。每年这个地区创造的 GDP 的增量，不是说有多大，而是去年多的这块占世界最多。现在中国一个国家就是世界第一大发动机。和第二也就是美洲比，那距离是巨大的。这个地区的力量在成长，成为世界的中心，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将成为财富产生最多的地区。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能理解东亚地区将是一个大国争夺世界的所在地区和大国所要争夺的地区。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地区成为世界中心。你观察一个地区是不是世界中心，还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办法，你看哪国际会议多，一定就是世界中心。纽约开会多，有联合国，欧洲开会多，因为有日内瓦。现在已经越来越多地区建立国际组织，开国际会议，什么博鳌论坛、 10+3 、 APEC ，越来越多的论坛，重大的 G20 、论坛都在这些地区开。哪开国际会议多，哪就是世界中心。就像上海，我们今天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上海的中心 , 杭州 9 月份就要召开 G20 了，也就是说中国的二线城市都召开重大国际会议了，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东亚地区出现争夺、竞争、出现摩擦，这不是坏事，这说明我们越来越重要。这样一个转变，就是要解读政府常年讲推动国际多极化发展，很多国家希望多极化发展，但是世界到底是向多极化发展，还是向两极化发展？这都是由各国政府的意愿决定的，不是说你希望多极化，就多极化，欢迎多极化就多极化。不是这样的。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一个国际格局的否决权，光希望这事是做不到的。国际格局像树一样，是自然长出来的，而不是像计算机，是人造的。国际格局有单极格局、极格局、多极格局。单极格局就是冷战后的美国，一个大国，现在世界从一极格局向两极发展还是多极格局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决定了中国崛起、中国民族复兴国际环境的变化，决定了你在世界上必须用什么样的策略才能最有效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如果现在是一极格局，在第二层次上有很多国家、大国，我们就可以继续韬光养晦，可以在几个大国里把别人推在前面，我们躲在后面，避免跟美国发生冲突、对抗。这是做得到的。 2003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中国躲在后面，不同意签署法、德、俄三国提出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联合声明。结果这个三个国家法国带头反对，美国跟法国的关系搞得非常不好。我们庆幸，把法国推到前面，我们在后面。但是今天出现了一个问题，世界已经不再是第二层，逐渐从第二层向第一层进发了，这个时候你还能把别人推到前面吗？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2011 年我们还采取韬光用晦的策略，伊拉克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投了弃权票，结果就是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说中国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大国。我们非常不理解，五个国家投了弃权票，俄罗斯、德国、巴西、印度、中国，为什么就说我们不是负责任的大国呢？我问一个东南亚国家外交官，他说因为是你们中国带的头。我说怎么就算中国带头？你们为什么不认为是印度带的头？他一句话就把我顶回来了，世界上有弱国带头的吗，不是你带头，是谁带头？我们真没有带头。也就是说，你带头不带头，都说是你带头。美国遇到任何困难，就说是中国带头作对。到叙利亚，我们就不敢再投弃权票。从冷战后长期投弃权票，大使有个外号，“弃权大使”，这个时候不好使了。我们没有弃权选择余地，在美国跟俄罗斯两家支持、一家反对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支持俄罗斯，没法支持美国。弃权肯定是会被强烈谴责的。格局化的趋势，是向两极化发展，不是向多极化发展。为什么？ 2014 年国民生产总值前 10 个国家，美国是最大的，第二就是中国，往后是日、法、英国、巴西、俄罗斯、印度。这些国家经济增长无论如何丢过不去 3% ， 2% 都算好的，差不多都是负的。就算这些国家维持 5% 的增长，他们有可能缩小跟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吗？我们先看跟美国的关系。美国是 17 万亿，印度、俄罗斯、意大利、巴西，都是 2 万亿，美国增长 1% ，他们得增长 8% ，美国增长 2% ，他们得增长 16% ，可能吗？就算做到了，也仅仅是维持跟美国的差距不变，不是缩小。日本、德国跟美国的经济关系，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日本是美国的 2/3 ，德国是美国的 1/3 ，当时美国只有 6 万亿，日本 4 万亿，德国 2 万亿。现在经过了 20 年的发展，美国 17 万亿，日本 5 万亿，德国将近 4 万亿，日本从原先美国的 2/3 变成现在将近 1/3 ，德国从原先美国的 1/3 变成接近 1/4 。差距是在缩小是是在拉大？全世界除中国之外，所有国家跟美国的实力差距都是进一步拉大。没有中国，美国世界霸主地位，今天仍然如日中天，而且是更加强大。美国的相对衰弱，相对于谁？就是相对一个国家，就是相对中国。中国 2014 年是 10.6 万亿。最近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心做了一个重新的统计报告，根据 20 年中国的统计情况以及我们修订的统计数字和经济普查调查结果，他们认为中国的 GDP 至少得增加 10% 。不是中国故意隐瞒，是中国经济没法精确统计。大量非正式经济你哪统计？举个例子，有多少人往外租房子的时候需要政府报税？现在很大的一个麻烦，住房公积金说你租房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问题是所有房客都说，我可以租到房子，没有任何一个房东可以开一个证明说把房租给我了，因为他开了得向政府报税。全中国一年多少人在租房子？这个是不计在内的。追究这样不可统计的经济数是巨大的。所以他们做一个分析，认为中国至少得增加 10% ， 2014 年中国已经是 11.6 万亿，不是 10.6 万亿。就按政府说的 10.6 万亿，我们是美国的 60% 。美国增长 2% ，就能够跟他平稳。他增长 2% ，我们增长 3.6% ，就能跟他平。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即使 5% ，也会缩小跟美国的差距。有人说为什么美国老防范中国？美国说不防范你，你说我防范谁？你找得着吗？我想跟大家说，就是因为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在跟美国缩小差距，其他国家跟美国的差距都在拉大，所以想让中美关系能有实质性改善，这是做不到的。这不存在好和不好的问题。就像中国现在三大运营商，电信、移动、联通，他们三家的竞争能不是你死我活吗？改成两家，那更是你死我活。如果现在电信 100 家，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就剩两家了，空客和波音最典型了，世界市场你多分 1% ，我就少 1% ，我抢过来 1% ，你就少 1% ，就是零和关系。你怎么改变零和关系？人类没能力改变零和性，只能找到处理零和性矛盾的方法。就像你不能解决万有引力，但是有办法可以克服万有引力。这样中美之间现在的形势，就是两强之间，像美苏冷战时期那样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发展。有人说，不能光看经济，还得看其他的方面。我们看国防开支。 2013 年中国已经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世界超过 1 千亿美元的国家只有两个，中国、美国。其他国家都是以百亿为单位。而且中国每年 10% 的国防开支的增长，是必然的，美国国防开支奥巴马说每年减 10% ， 7 千亿减 10% ，变成 6 千 4 。所以今后不是美国政府要不要增加国防开支，而是财力决定他继续增加国防开支已经很困难了。 GDP 你才多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内普遍要求减国防开支。这个方面中国跟美国的差距在减少。现在我们国防项目建设速度比较快，不是说中国已经赶上了美国，而是现在除了中国，没有人可能和美国缩小差距。原来南海最大的岛礁是太平岛， 0.51 平方公里，我们这次在很短的时间就把岛造出来了， 2.8 平方公里，相当于 5 千个足球场。原来我在美国住在一个市，才 2.4 平方公里，有游泳馆、体育馆、中小学、图书馆、银行、政府、有警察局，也就是 2.4 平方公里，长期有人居住，成为一个社区是没有问题的。中国这方面能力的上升，使得美国对中国的警惕越来越强。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只能日益深化，不会缓解。中美之间想弥合矛盾，是非常困难的。是有利益存在的。我们 C919 刚下线，本来国际市场大飞机就波音、空客，突然出第三家，能不跟人家分割现有的市场吗？首先中国航空公司可以不买他们的，买自己的，只要中国不买，就有很大一块缺失。何况你还要在其他国家卖。这个竞争不发生可能吗？不可能。现在什么都在做互联网 + 。我估计金融理财也躲不开，最后也得走互联网 + 这条路。互联网将是美中之间的最大竞争，核武器都屈居第二位了。现在的一个想法，将来不需要手机了，为什么？手机就像手表这样，到处都是，每个桌子、椅子，卖出的任何东西都可以作为终端使。你不用带手机了。如果到了这个时候，网络就把世界控制起来了，全世界谁都逃脱不了。政府也觉得很恐惧。网络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技术，不像大飞机，政府工作，从底下做很困难。他们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技术，往上发展，政府也控制不了。所以网络势力极其强大，他们在改变这个世界。连“十三五”规划都得写上“互联网 + ”。各国政府都得顺着它们。更何况我们小民呢？现在已经到了网上买票、农民工得求人帮着买，上岁数的人，像我，打车不会使滴滴软件，得求着人。网络和核武器最大的区别，就是军民两用，而且它的重要性已经和空气、水、食物同等重要了，没它，你就不能活，不能生存。美国能不重视吗？控制人类命运的东西，美国能不看得非常重要吗？不是一个简单的制度问题，是谁在这里拥有领先的规则决定权的问题，规则按谁的来。美国现在在控制网络规则，说是没有，但所有运行都按美国的。今后我们主要竞争对手是美国，已经无法改变，问题是你如何能赢得竞争？那这个竞争，别的国家怎么看呢？别的国家非常实在。现在发明了一种二元结构或者双轨结构，就是“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就是保命靠美国，挣钱发财靠中国。大家非常实惠。美国传统盟友都开始走“经济靠中国”这条路线。我们在国内的确看到中国经济形势下行很不好，这是事实，谁都不会否认，问题是在国际社会，不是看谁的经济下不下行，而是比谁比谁更不好。有人问为什么我们崛起，国内困难这么多？我说你看世界自古以来，从有国家开始到现在， 5 千多年的历史中，有没有一个崛起的成为帝国的、超级大国国家，在崛起过程中国内困难小的？都是国内困难多的。然后问为什么感觉我们困难很大？这个道理很好理解，给你扎一针，你觉得疼，扎别人一针你疼吗？你经济减少跟我没有关系，我只关心我的经济有没有增加，关心我退休金涨太慢，根本不关心你的退休金在减少，你退休金减少那是你的事儿。其实是因为你感觉不到人家国内有多困难。全世界都很困难。有人认为，世界进入“长萧条”时期，就是低增长，百分之 3 点几就不错了，还得靠中国 6% ，如果中国只 3% ，全球就只有 1% 、 2% 了。没有中国的 6% ，全球连 2% 都不到。这个二轨结构，大家向经济靠，怎么靠？去年中英联合声明，定位就是“黄金时代”。这个定位非常准确，中国跟英国关系，就是金钱关系。除了钱之外，什么关系都没有。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双方愿意根据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原则，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这种精神，双方人彼此对自身政治体制、发展道路、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重视”。大家想象，西方发达国家什么时候说我们承认中国你们的政治制度是合法的？明确在文件里说你制度是合法的，这是第一次。第一次在文件里写上我承认你的制度，叫“双方认同对方的政治体制”。“核心利益”，中美没法达成的重要的一项，就是没法跟你说相互尊重对方核心利益。因为你核心利益在不断扩大，明天你增加一条，后天又增加一条，都变成你核心利益，我没法尊重，美国不想尊重，他说尊重不了。我尊重你，台湾是你核心利益，我武器还怎么卖？说尊重中国核心利益，什么是中国核心利益呢？不是英国说什么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国告诉英国，这是我核心利益，你不能碰。我告诉你什么是核心利益，你按我说的办，就完了。“双方对围绕彼此重大倡议即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和英方基础设施升级投资计划机英格兰北方经济中心开展合作抱有浓厚兴趣，将现有机制下就中英基础设施联盟进行进一步探讨，愿结合中欧共同投资基金和互联互通平台，探讨相互对接方式，包括支持中方与欧洲投资银行开展合作”。全是钱，没别的。这就是 “黄金时代”。跟英国的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纯粹的经济方面的关系。跟德国的关系。德国跟英国就是不太一样。英国做点事，马上在世界讲，也很得意，说我们第一个加入亚投行，我们第一个跟中国签署公报。德国人不宣扬，做事非常实在。英国在安全领域，不可能像德国这样跟中国走这么近。德国想向中国出口军事技术，英国不会。就是说我们跟德国的这种合作，是更有实质性的。英国的合作仅仅在金融领域，看着很热，但是我们跟德国的合作，是全方位的，政治、经济、金融、外交各个方面全包括了。英国是经济上靠中国，德国在政治上、安全上也靠中国。法国奥朗德来，也签了一个联合协议，就是关于气候的。欧洲国家已经非常明确了，在双轨上、经济这个轨上开始向中国靠拢。虽然美国通过了 TTP ，和 12 个国家，但是所有欧洲大国明白，这个所谓跨太平洋协议，都不知道哪年能实现。而且实现以后，所起的作用在货物贸易上的作用不大。因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中国今年 10 月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连美国都无力摆脱他跟中国的贸易关系，无力摆脱说他的对外贸易主要靠中国，美国都得采取“安全靠盟友、经济靠中国”。中国已经是世界上 120 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我预测到 2023 年世界上至少 150 个以上国家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现在还剩下 20 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个时候可能只剩下十几个是最大贸易伙伴了。连加拿大都不是了，中国取代了加拿大。这样的性质下，“经济靠中国”不只是那些跟中国没有政治矛盾的国家，就是政治上跟中国有极大矛盾的国家，也得采取这样的策略，“经济靠中国、安全靠美国”。也就是日本。日本无路可去，在慰安妇问题、钓鱼岛问题、政治问题上跟中国对抗，但结果就是经济也得靠中国。现在我们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定位，大家看到的不是今天现有的存量，而还是看到他的增量，即使维持 6.5% ， 10 万亿的 6.5% 就是 6500 亿，这个就相当于菲律宾国家两年的 GDP 总量，而且这个增长速度很快，基数很大。所以我们财富增长的概念和经济增长，跟很多外国人是不一样的。你的概念是，我们的钱是倍数增长，现在 1 亿，十年以后不到 2 亿就很郁闷，人家不是，现在 1 亿，十年以后还 1 亿就不错了。中国在世界的经济地位，随着财富的增长，客观影响力就有了。中国游客现在每年已经超过 1 亿，号称今年年底大概到 1.2 亿，中国的目标是到 2020 年有 2 亿人次出国。不说 2 亿，就是 1 亿，有的国家才多少人？我们十一黄金周一放假，首尔被堵得走不动，说中国一放假，把首尔马路都堵死了。游客很不满意，到了那打起来，原因就是把东西买光了。说我那么老远来，你卖没了，人家说我不是想卖没，谁想到你们来这么多人？一天 26 万人。就是说中国规模经济的能力对别人的影响，我们太多人老是看我有多少钱，人均 GDP 多少，你家多少，现在就是钱太多了，对别人产生的影响太大。我们自己体会到，我们现在要改变国际环境，不是靠别人干什么，而是靠我们自己干什么。过去我们一讨论国际形势，老是说别人有什么变化，当我们说别人变化的时候，跟别人讨论国际关系，别人说中国有什么变化。全世界过去担心的是美国经济增长情况，因为他增长不好，影响别人，现在大家担心中国经济增长不好，因为你增长不好，你影响别人。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就是说，中国股市的变化，现在会影响世界的股市变化，这是以前没有的事。所以我们得考虑，你影响别人。当然你影响别人，挣钱大伙儿都高兴，要是赔钱怎么办？就因为中国一调整汇率，股票完了、不行了，全跌了，他不抱怨你抱怨谁？我再说一点政治，再讲经济。政治“两极”格局不仅仅取决于经济关系，跟政治关系紧密相连，因为方面已经形成两极格局，跟经济上不一样。讲了两极格局，我想说什么？一件事，由于两极格局形成，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已经具有了全球性的影响力。我们从 2013 年提出一个战略，“奋发有为的外交战略”，同韬光养晦走向奋发有为，不是说我们觉得变得骄傲自满了，是韬光养晦、执行不下去了，我们才讲，只能是奋发有为。 “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就是进一步开放，进一步采取国际上通行的经济方法，体现在最具体的，就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准入后负面清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什么叫“更高”，第一就是“走出去”，“引进来”也做，但是“走出去”是推动的重点。 “走出去”是要更高层次的，不再卖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赚取外汇不是重点，以后不需要赚取外汇，人民币就是外汇，赚取外汇没有意义了。这个时候，要把我们资金、产品、技术、管理经验以及服务全部推向国际。“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我想特别强调，我们不但是参加世界经济，我们要提供公共产品，让别人搭我们的“车”。大国才有能力让别人搭车。有人问，我们凭什么让人搭车？没有好处，谁都不会搭。让人搭车，是因为你也有好处。好处是什么？别人搭了你的车，你才能保障你的收益是确定的。举个例子，在十字路口，没有红绿灯，每天都会发生车祸。小公司一周一辆车，一年 52 次，可能一次都撞不上。大公司车多，一年走 300 多趟，每天 10 辆车，一年里平均下来至少可能 30 次车祸，算 1% 的几率。你算修红绿灯，少修 15 辆车都比修绿灯更省钱。中国反复强调我们要“提供公共产品”，这不是说增加你收益，而是减少你损失，使你收益确定有保障。这就是为什么公司越大，越愿意提供公共产品。美国过去长期给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没有好处的事美国不会做。中国一样。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需要通过公共产品减少我们的损失、减少风险，使收益有一定的确保，提出我国“在全球治理中制度话语权”。我们对外开放，从政府来讲就是要争取权利。就是我得说了算，我花了钱，就是得我说了算。我们的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金口河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要建成安全高效、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个经济体要是开放的，一定要能够跟世界经济出、进都紧密衔接。这个目标要五年就实现。也就是说今后“十三五”规划，如果能取得成果，产生的历史作用就像我们 1978 年改革开放一样。当年我们从不开放走向开放，这次是从“引进来”变成“走出去”，而且“走出去”的开放是从 2002 年就开始了，区别是原先是摸索着走出去，现在是有计划地走出去、有设计、推动全民走出去。为什么要“走出去”？我们说中国有 13 亿人口，这 13 亿人口的消费解决了经济发展，但是整个国内消费上不来。也就是说，我们国内一定有因素制约了中国 13 亿人某的消费能力的增长。但是这几年没成功，证明我们前几年转型失败了，准不过去。中央不是没有下决心。 2011 年我们就提出要经济转型，当时中央在中央党校召集会议，把全国所有的各个省的一二把手召集开会，会上讨论的就是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就是出口导向型转向内需消费型。现在已经提出了民族要复兴，过去在衰败，现在要崛起，这个复兴过程，蓝线假设是美国，是超级大国，一直在发展，黄线这是日本，这个国家也在发展，只是比超级大国发展得慢。再看我们，红线，也在发展，但是我们慢慢要超过其他的线了。只有赶上大国，缩小和大国的距离，才叫崛起。日本是发展的，我们是崛起的，你崛起带来的结果和美国的结构性矛盾日益艰巨。习近平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我国已经进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阶段”，这是 2014 年讲的。“我们越发展壮大，遇到阻力和压力就越大，面临的外部风险就会越多，这是我国由大向强发展进程中无法回避的挑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绕不过去的门槛”。告诉大家，我们面临的困难只会越来越大，不会越来越小。我们很多人认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要几百年才能实现。这个想法我自己认为，第一就是不负责任的，是想把这个责任推卸给自己的子孙后代。你说我这会不行了，那是你的事了。所以我们现在发现孩子上大学之前特别玩命，上了大学又解放，大学毕业结婚生子，然后你就说历史责任到你们了，你们要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一代一代传下去。实现民族复兴，要“我”来实现，而不是让孩子实现，你都实现不了，你怎么知道你儿子比你强？如果下一代比上一代强，怎么会一个朝代一个朝代走向灭亡？大秦帝国嬴政 13 岁继位，党政 22 岁勤政，到 39 岁统一了中国，一共 26 年。罗马帝国凯撒 40 岁党执政管， 58 岁被暗杀，养子屋大维建立罗马帝国，一共 33 年。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 10 岁即位， 17 岁掌权，赢得与瑞典北方战争后称帝，共 33 岁就建立了欧洲最强的国家，到 52 岁死亡也就掌权 37 年，也是把俄罗斯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苏联二战结束于 1945 年，被德军炸得夷为平地，是一个落后的国家，美苏 1972 年签署战略核武器协议，正式承认苏联为超级大国，后来尼克松访苏与勃列日涅夫签署 10 项文件，共 29 年。我们这代人现在有这个机会，让这个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别指望下一代！; 1262 次阅读|15 个评论

分享香港人的表叔数不清---2011年2月21日。: 热度 21 燕庐敕 2015-5-3 20:52; 作者余昌民，湖北人，60年代末清华大学本科毕业，曾留日，又是79年第一批清华管理学院研究生。中信董事长常振明的围棋启蒙老师，当年蛇口招商局和特区里，袁庚的重要助手之一。曾与陈祖德，王汝南，黄进先等围棋元老颇有交情。本文写作时，还没有“蝗虫”的故事。我第一次在北京西苑袁宅见到袁庚，他方六十五岁，正着手一个改变中国的了不起的试验。而如今六十五岁即将向我这个缩在家里的寓公叩门，真是愧对先贤。袁庚虽贵为招商局（李鸿章创办的现代民营企业，后为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的 “ 第二十九代掌门人 ” ，也推辞不掉香港人发明的带有鄙夷嫌弃意味的头衔—— “ 表叔 ” 。因为他是根在大陆、外派在港的外来户，听共产党的话，守涉外纪律，而且阮囊羞涩。这样的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多，现在早已不可记数、且景况大不同前了。其实 “ 表叔 ” 并非香港人的发明，而是 “ 活用 ” 。革命样板戏《红灯记》里铁梅唱道：“ 我家的表叔数不清 ……” 这只是取其形；取其神的是下一句： “…… 没有大事不登门。” 香港人的凉薄与讥诮你能不叹服？我一九八三年夏来到蛇口，随即参加引进浮法玻璃项目的谈判，时常过海去香港。重振前的招商局自有的大厦位于上环，被比肩相邻的楼宇挤压得只剩下窄窄的门脸，局促的通道牵着南北两条马路，中间正对电梯设有服务台，上班时间职工纷至沓来，服务台就会被淹没掉。我最常去的是20楼的发展部和22楼的研究部。发展部的业务是项目引进与投资管理，与蛇口企业室对口，除此以外，凡因公赴港的蛇口人员都须去它那里报到，然后坐几站 “ 当当 ”( 有轨电车)到西营盘第三街的华达阁，便可在仅可容膝的小单间里暂且安身了。（招待所后来改在了招商局附近的华泰大厦）。当时发展部里最耀眼的要数曾南、张诗湘了，曾来自武汉长航，张来自上海海运学院，都是标准的 “ 表叔 ” 。曾瘦削，剑眉英挺，眼珠炯亮；张丰满，牡丹含笑，风度翩翩。曾干练果决，普通话里透出汉腔；张舞步矫柔，普通话里藏着沪韵。说他们耀眼，一方面是能力明显高出一筹，另一方面与我们蛇口来人亲近无间。有一次会议间隙，曾南扯了扯我身上T恤的领子，英眉一挺说： “ 以后别穿这种廉价的货色了！ ” 曾南、张诗湘这样的 “ 表叔 ” 把家安在蛇口，数年后在蛇口落脚，曾南创建南方玻璃有限公司，成为掌持上市公司的铁腕人物；张诗湘则主理港口机械有限公司，后不慎落马，十分可惜！招商局的中上层骨干大都有神秘战线的经历，性情偏于阴沉，风格趋于古板。在 “ 表叔 ” 到来之前，员工有三类人：有背景、亲大陆的香港人，在大陆出生和读书的香港人，土生土长的香港人。例如许康乐是大陆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的侄儿，属于被信任的香港人，因此在员工以及蛇口干部的面前不免张显出优越感。他会当面嘲讽蛇口人来香港太勤；在美国，他夺去我的蛇口同伴手中准备再次使用的纸杯揉掉，不屑地说： “ 照你们这样，工厂都要倒闭了！ ” 我的一件西服忘在了美国酒店里，酒店寄到了香港，他拿给我的时候，好像是他做了一件很不值得的事。后来蛇口的一家合资工厂的高管因谋私利而暴露，据说他也牵扯其中，就此消失了。宽厚的陈思明、瘦小眼弱的卢良明则对蛇口人平等友好，与他们是半截子香港人有关。卢良明担任过谈判桌上的英语翻译，出场时脸红声结如受煎熬，看着叫人着急。后来他专做接待蛇口人员的工作，渐渐做得有滋有味，交了许多朋友，对蛇口的事件轶闻了如指掌，常常指点月旦，一舒平时委屈压抑之气。那时的规矩，蛇口人员初次到香港，发展部会招待一餐饭，陪同看一场电影，卢良明也就乐在其中。早年袁庚说过 “ 看三级片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要不怎么了解世界 ” 的话，指的是个人行为，足见观念之开放、环境之宽松，与卢良明的份内的工作是两回事。对于 “ 心头的魔鬼 ” 许康乐的栽倒，卢不禁拍手称快。一般的香港人在招商局多是做些 “ 跑街 ” 之类的杂事，薪酬偏低，也引不来有本事的鸟，但 “ 表叔 ” 的待遇，比他们还低得多，这种情况许多年以后才缓缓改善。中信集团掌门人常振明整改有方，曾使巨额亏损的香港中信泰富起死回生，我问过他关键所在，他答道： “ 敢于用人，用境外的能人。 ” 在这方面，招商局的魄力差得很远。蛇口工业区的兴旺，也为招商局带来了好福气，最重要的莫过于充当了招商局的人才基地，这几乎无心插柳之作，才使得招商局在变革中免于颠覆。二十多年来，如蒙锡、杨天平、涂波、刘志民等等不计其数的蛇口青年俊彦轮换到招商局，招商局才有了今天的图景。他们家在蛇口，往来两岸如履平地，加之责权、待遇今非昔比， “ 表叔 ” 的色彩已经悄然退去。早年我去香港，同事们托办的事情通常不外乎三样：买味精、买丝袜和冲洗彩色照片。这说明蛇口的开端并不容易。在被香港人视作 “ 表叔 ” 的大陆人中，蛇口人其实是比较接近世界、不那么捉襟见肘的特殊的一类，但在我不得不搜求便宜商品的年月，也受过奚落和坑骗，在我气质成熟、静静打量高档商品的时候，也因被错当作台湾人、日本人而心情酸楚。我不算百分之百的 “ 表叔 ” ，却冷观过港岛上 “ 富亲戚 ” 的种种表演，徒生世态炎凉之浩叹。拜改革开放之赐，如今大陆民众尽管礼仪素质不克到位，钱囊却是鼓得多了，精明的香港人开门延客，大陆人的消费带来百业兴旺，对香港走出经济低谷功莫大焉。看到港岛满街满谷欢欣、蒸腾、喧嬉、争吵的 “ 表叔表婶 ”，不禁泛起当年的苦涩情结。富强之日，不可不知曾经的酸辛之时。; 858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中国媒体的节操——对比楼继伟讲话和媒体报道: 热度 29 财迷心窍 2015-4-28 10:48; 最近这个楼继伟讲话很热门，看了我就觉得很奇怪水平太次，看今天终于看到了全文，看来不是部长水平差是记者水平太差媒体原文财政部部长楼继伟4月24日表示，中国在未来的5年或10年有50%以上的可能性会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并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太快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引起的。原文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楼继伟是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称，现在中国关键的任务是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6.5-7%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就要求我国在未来的5至7年的时间里，做好全方位改革，解决市场中仍然存在的扭曲。对于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措施，楼继伟主要列出以下五个方面的措施：不知道这5个方面是如何总结出来的，但大体都还能找到对应原文一是农业改革，减少对粮食的全方位补贴，鼓励农产品进口。楼继伟称中国人总有战争思维，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农产品会被阻断，但他认为即便发生战争，也能靠“换草退耕、还湿退耕”来保证农产品库存。因此目前应鼓励农产品进口，才能进一步转移农村的劳动力，弥补制造业、服务业的劳动力短缺，使工资增速低于生产率的增速。原文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二是户籍改革，要从法律的角度，打破迁户口的障碍，让各地允许租房落户。他说，国务院于2014年7月颁布的户籍制度改革文件，截至目前为止只有14个省市出台了落实方法，但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却没放开。因此，为了打破劳动力流动的一些阻力，国家要提供教育、医疗等资源，让转移的人口真正稳定到城市里面去。原文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三是在劳动关系上，不能像欧美国家，员工以区域或者行业为单位进行联合，与雇主强势地谈判。要让企业和员工个体决定，增加就业的灵活性。没找到原文，最接近的两段 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四是土地改革，农村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工业用地、集体的经济用地)交一笔钱以后，就能像城镇土地那样流转。在土地交易的过程中，政府不能征地拆迁，而由农民应自主决定，并和买地的一方谈判，怎么再就业，怎么交社保领社保。没找到原文，最接近的一段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五是在社会保险的问题上，要划拨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以适当降低社保费率，真正建立“多交多得”的机制。因为1997年以前，社保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国企职工没有缴纳养老保险，只有靠划拨国有资本才能解决之前未交部分的亏欠。而目前的社保制度的给付、收缴、投资收益及替代率等比率必须做出相应调整，不然我国将过不去即将到来的快速老龄化。没找到原文，最接近的两段 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 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37%，8+8（实际上是14%，2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 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楼继伟认为，如果完成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关于2020年的任务，我国将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但同时他也提出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去杠杆化的问题。他提出不能再积累杠杆率，否则高杠杆爆发之时是无法收拾的。另外推荐仔细阅读全文，基本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财税政策的框架了。懒的做摘要总结了。财政部部长楼继伟4月24日在清华大学举行的“清华中国经济高层讲坛”上发表演讲。演讲结束后接受提问“下一轮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是不是从中国开始？” 楼继伟回应称，经济危机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中国应对经济减速的工具箱还有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在推广PPP不仅对当前，而且对长远的经济也会产生影响。楼继伟表示，当前经济问题主要在欧洲，而且还很多。以下是发言全文：经济改革方面的研究经历和改革经历：一直是重要的参与者。波浪式发展，虽然有时落入循环往复的轨道，但最终是前进的。公财、税制改革。建立规范有效的财政体制。研究生期间：价格讨论在高层展开，与周小川撰写文章，强调改革的目标与过度。又写了汇率、利率。2011年，孙冶方经济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营改增，预算透明化，加强政府预算体系统筹，规范地方财政，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的逻辑性与逻辑性的改革。财政税收研究所，与有关部门合作，持续进行税式测算。定期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考入计算机系，但是一边学一边觉得，有前途的是经济学，因为经济学需要拓宽思维，经世济民，士大夫精神。和钱院长都是提前毕业，他提前毕业是留洋了，我是国内学的经济学。当时学经济学的时候没有教科书，萨缪尔森的原版还没有翻译，其他的教科书更少了，好像有姚宇庆的金融学，人大的一位老师的财证学，但是一直在琢磨。当然不是说计算机系没有感情，论文全是数量经济学。和官员有点不同：是学者型官员。只能说自己踏上脉搏了。最近的事情，可以说，三中全会对于财税方面的任务很明确，也是我们力主推动的。今天不讲这方面，更加宏观的。大家都很关注，原来是高速增长，现在是中高速增长，可能吗？什么路径去实现。对同学有点启发，因为很多问题都可以变成研究的题目。财税今天基本不讲。国际经济学会，到场讲了六个问题：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不同，与姓资姓社无关。今天只是做点启发。今天讲3个方面，简单的回顾一下到目前为止的经济增长的特征。着重从劳动生产率和工资增长的关系上谈。从改革开放开始，80年代，到90年代中早期，这时是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增长，是成本真实化的表现。当时我挣70、80块钱，广东打工的挣200、300。之前是把工资压得低，利润很高，增加利润交给国家。早期有一个成本真实化过程，到90年代中早期。 90 年代中期开始，把压抑的工资基本上解决。由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很快，刚开始有点快。之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改革，之前不反应在工资中，反映在企业的其他成本中，现在变得真实化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确定，十四大，之后多元所有制兴起。这段时间劳动力释放，劳动释放率得到释放。人口红利释放充分。早期是乡镇企业，这个时候基本上垮掉了，因为市场放开，乡镇企业竞争不过，劳动力真实流动。人口红利大规模进入制造业。一直到2007年，工资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前面的两个阶段，经济增长达到9-10%，基本健康，当然也有很多扭曲，比如养老、医疗、住房都有很多毛病。我只从工资讲，其他方面的成绩和毛病也很多，总的来说是健康的。存在扭曲但是被巨大的人口红利冲销，使得经济增长比较快，除了中间的挫折和外部重击造成的通胀或紧缩。 07年是个拐点。 07年在讨论劳动合同法。这个法很有弊端，这样说很多人不高兴。从2001到2006年，农民工的工资年均增长6.7%。07到12年12.7%，超过劳动生产率了，弊端比较大。弊端在于：一方面是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雇佣灵活性，工人可以炒雇主，雇主无权炒工人。推行集体谈判是对的，但是提出了行业集体谈判和区域集体谈判是可怕的。美国说：你们的劳动合同法非常好，在美国都做不到。美国讲负面清单、劳动权利，我们把法律给美国看看，美国人不说话了。底特律就是福利太高，最后垮台只好往回走。另外一个问题在于，老龄化社会即将当来，劳动力增速减慢，农民工是第二代了不同于第一代，需要尽快的调整政策。什么叫尽快调整？如果不调整，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自然要落，而且很多。恰恰在这个时候，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四万亿出台，大规模投资驱动，掩盖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刺激之后到现在，问题是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必然换挡：老龄化，65岁以上人口占比，2011年的时候是8.1，现在是10.1，进入老龄化；劳动阶段的人口开始净减少，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16至59岁），以后还要减；工资增长大于劳动生产率。人均 GDP 去年是7500 美元，比马来西亚低，跟泰国差不多，但是上海是吉隆坡的1.16倍。工资没有灵活性，加上被劳动合同法削弱。光是这些，如果劳动生产率，如果适龄人口减少，GDP就上不去。光看这一点就是换挡期。我的看法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政策措施，GDP增长率会小于5%，这已经考虑了最近两年工资增长快，沿海地区机器换人。一半以上的机器人，中国来用；一半的机器人由中国生产，但是程序、精细控制不是中国的。第二期：经济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在经济学上讲是structural reform。我后边说。先说前期政策消化期：造成了我们的杠杆率居高，最近彭博社说是280，也有说230，最简单的说，M2/GDP是193。拿这个比较其实不合理，美国只有 80多，因为他们是以资本市场为主而非银行为主。真正可比的可能是M2，只有欧洲，但是欧洲不过160，我们是193。在08年以来，提高了4、50个点。增加的杠杆有40%是地方政府大规模搞的。现在地方政府债务，直接由政府偿还责任的是15万亿，间接的，搞不好就是20万亿。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消化期消化的是杠杆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下降。设备投资回报下降，大量投资在于地产，造城。还有就是过剩产能。稳妥的去杠杆：去大了，像美国08年至10年快速去杠杆，失业率10几（实际是16），中国没有政治基础接受这个事情，所以得缓慢的稳妥的消化产能、去杠杆化，还要恢复劳动生产率，这样经济增长恢复不是很乐观。第二期：如果我们在结构调整期，改革开放，下大力气，中期增长可能在6.5至7之间。另外一半的可能是在下边。今后的五年、十年，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很大，五五开。中等收入陷阱：1050美元到12000美元，都是中等收入。我们在中等偏上。是个停滞陷阱。拉美在8000到10000停滞了很多年，四小龙也在停滞。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们老龄化、劳动力下降，我们的刘易斯拐点来得太快。现在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下降。65岁以上占比，7%到14%，世界平均是40年，我们23年，14%到25%，世界17年我们11年（数字不详）。劳动力人口下降以每年2、300 万的速度。怎么滑入这个陷阱？农业人口转入非农，如果政策上讲求有效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没有当时先鼓励生育再计划生育一折腾，可能就会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资本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就可能脱离停滞陷阱。从农业人口转入非农的过程，没有完成就是陷阱。此外还要灵活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产权保护，要素流动尤其土地，开放的经济环境。拉美的问题：经济不开放，劳动力市场僵化，民粹主义。东南亚法制化更差一些。还有一条铁律：正常情况下，工资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80年代是工资真实化的过程。一般规律：政府收入占比（宏观税负/GDP）逐步提高，提供再分配。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滑入陷阱。往往是在综合的，特别是民粹之后社会浮躁、法治消失。我们来说：还没有这么悲观，已经有了一些条件：开放是一直有的，是开放的受益者，进入WTO的受益者。现在我们自己不说，欧美都认为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财政能力应该说是比较强且谨慎的。劳动力的流动性在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灵活性下降但并不是很严重，因为有法不依。之前在谈行业经济谈判和区域谈判，是不是想进入欧洲啊？马上就不能干。一个企业内部，雇主和企业主谈判，但不能有行业和区域谈判。南欧被干掉，是区域的集体谈判。银行工资全涨，通货膨胀，债券利率20%，怎么增长？这是巴西。但是我为什么不乐观？在其他国家可能有20、30年的过程，但中国未富显老，我们只有5到10年的调整期。三中全会定的任务是到2020年。有些任务写得不明确，财政这快还不错，任务很明确。做那么多事情，在这么短的时间，要必须完成，同时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有些改革是从消化期来，可能造成风险，需要权衡。比如房产税立法，按照原来的进度现在应该进入一读了，现在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反应。三中全会讲到加速房地产税立法，改革个人所得税，在时间顺序上，税的逻辑上也是个税在后面，所以个税也在后面。三期叠加：换挡期是客观的，不用环境约束，只说人口就要换挡；消化期，是杠杆率、全要素生产率下跌、产能过剩。进入停滞陷阱的可能性是五五开，一点都不矛盾，搞不好就大于50%。这是我们不作出很有作为的调整就会落入停滞陷阱。不落入陷阱，怎么样的途径？第一，最大的潜力在于释放农业人口。14年的城镇化率比相近的人口低10%。12年是52.6。但是户籍人口很低。日本，老龄少子化根本不可能。怎么办？第一个是改革农业。从种子到餐桌，全程补贴，干预了资源分配。东北：大豆高粱。最低收购价代替了市场，最后都去种玉米了。实际上6000亿斤粮食就够口粮，剩下的是工业的。退耕还林。如果回到承包制。现在是国家用经济杠杆配置资源，而非市场配置国家补充。怎么办？把价格放开。保护轮种，休耕补贴，放开价格，进行进口。我们总有战争思维，如果说别人卡我们怎么办？拜登只有一件事：中国人什么时候买他的牛人？阿根廷：你可得买我的大豆。他们会卡着不给我们吗？现在进口大豆最多的是美国、阿根廷、巴西。阿根廷出口大豆还征40%关税。其他的，东南亚大米就让东南亚种，互相补替，把农民释放出来。留库存就可以了。农民如何征收？种其他的东西比粮食都是4、5倍的收益。土地流转，现在已经开始了。集体建设用地的流转。国有土地在用途管制的情况下，每个省选一个市去试点，大户就越来越多。我们可以适当的对粮食补贴，但不要补助全过程。现在连用什么样的拖拉机都管。实现农机械补贴后，工业生产值增加了3000多亿，其中一半是补贴。实际上做后补助，爱怎么种怎么种，把标准卡住，农药残留是多少的就不要。现在我们用了世界1/3的化肥，造成污染，分解为氮氢化合物。这样释放出了劳动力和农地，提高农业生产率，农民增收。第二，户籍改革。公共服务，特别是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要随着人的流动而流动。现在跟教育部合作，终身学籍支付。上次给了亚行的行长面子，考虑了常住人口因素，没有全部安装常住，因为受不了。100个人小学，农村就不错，教师配6个。走掉了50个，难道只剩下3个？不太现实。所以转移支付要根据人口流动而流动。户籍制度必须改革，但是不理想。去年七月份，国务院发了文件，现在十四个省市出台了落实的方法，但是人们最愿意落户的省份，一个也没发。第三，是合理的城镇化是我们巨大的内需。必然是大城市、特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带，才有就业机会。从设计、品牌、物流、生活服务、制造业。西部地区围绕省会和一两个重要城市。过程中出现农业人口进入非农时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十四个省市出台的政策。我们必须打破劳动力流动的阻力。各地都有很多限制。实际上人是有自由迁徙权的，但是58年之后就逆转了，因为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实际上没有了。在劳动力充分流动方面，正文中，我们没有改过，导言、总纲上略加一点。因此就有，某些城市，必须有产权才能落户，租房为什么不能落户？德国人80%是租房。改这些东西需要修改宪法，是市场经济的东西。劳动力要去的地方就让他去，当然要有一些限制。去纽约也有限制，比如交税时间、学校贵，但是人家没有户籍。对于服务业和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发展。第三，市场解除管制，国务院在推动简政放权，也有一定的效果。总理一直在讲，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看到，企业的创新能力要差一些，很大程度上是企业的创新能力要上来。适当的要向高端引导，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基金，FOF，引导社会上的基金做引导性的工作，减少腐败机会。当然这里面有税制改革和财政改革。房产税是必要的。土地财政被夸大，之后农地变为农民建设用地，同等入市。建设用地分为：宅基地、副业、经济用地，符合用途管制下的要同等入市。现在说土地财政有很多收入，实际上地方在土地方面的净收入只有20%，因为还要拆迁补偿等成本。同等入市后收一笔钱。总之地方财政收入会少一点，但不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用地来解决问题。最近的七八年，建设用地增加了70%，常住人口增加了 50%。同样的城市，比世界平均的人口密度低得多，而且交通还更拥堵，说明激励机制不对。今后应该有好的激励机制，房产税是好的激励，做一个好的城市。还有财政改革，该做的事情都要做。社保制度改革：必须要改成国家直接管，否则要流动怎么办。管，不需要对每一个人都直接做，让制度做成劳动力自由流动。我们必须要改制度，现在是负激励，不改成正激励，提高统筹梯次就是灾难。社会保险精算平衡、投资收益。需要重新调整，否则就过不去，当下过不去，快速的老龄化也过不去。医疗保险问题更多。医疗改革，隔壁大学都错了。要重新考虑怎么改。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三中全会都讲了。四中全会的依法治国改革，沈阳设立最高法院的巡回法庭，深圳。全国还得设立，处理跨区域问题。中央财政占比提高，处理跨区域制度。两个地方试点，之后继续，就可以市场统一和公正。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确定下的任务都完成，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大。现在的时间非常关键，我们只有10年要做很多事情，才能使得全要素生产率上去，走出停滞陷阱。最大的难题还是去杠杆化，不能再积累了，不然之后风险爆发无法收拾，而又不能失速，地方债务。新的预算法，只能是发债方式，但是只有1万1千的，地方融资平台是国务院在08年发文搞的。4万亿中，财政花的1万亿，其他的是银行。间接税是跟PPI挂钩的，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很快。但是现在问题出来了。现在如何去掉杠杆，只有新发债的方式。老的债务怎么办？得认账。发了一万亿替换额度，还有继续的；做PPP项目，我也很害怕，全国已经有了1万亿的了，马上要出规范文件，怎么是真的PPP。企业方面，股本市场好的时候，应该发展PE\VC，资本加大。不大可能很快压缩债。美国出问题的时候，银行死活就不贷款了。我们不能让泡沫破灭。去杠杆，不失速。改革需要规范，清理税收优惠，行政性的各地优惠政策竞争。但是清理的厉害了，企业就跑了。所以有些措施就在于权衡。社会稳定和改革进度，改革进度与改革力度直接的平衡。08年的法律是超前的法律。11年出的劳动保险法，规定个人账户可以继承，还叫保险吗？保险是大数定律，是互济原则，短寿补长寿，短寿的人继承了，长寿的谁来做啊？这是储蓄了。医疗保险是一辈子交保费，退休后也要缴费。这些是老龄化面对的问题，也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老百姓理解吗？要权衡。难度比20年前大多了。我们可以不采取措施，5以下的速度，改革，6.5%到7%。两个一百年目标，2020年全面小康，从现在开始要6.6%的人均GDP速度。如果没有真的措施达不到。这次比94年那次难多了，94年是抑制通货膨胀，现在是通货紧缩，三期叠加。而且现在社会观念在发生变化，劳动致富不像以前那么受到认可了。我们现在的工作，就是按照习近平主席亲自起草的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中的要求，全力推进。现在我们也在研究十三五规划，不仅要提出发展指标，更是要落实措施。 Q：我最近看到丰田的股价已经又涨到140元了，所以说下一个经济危机是不是又快来了？而且我很怀疑，下一次是不是在中国开始？ A：第一，不太可能是从中国开始危机，因为比中国糟糕的地方多的是。第二，我们现在起草十三五规划的时候，上层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不同的人采取的应对方法可能不同，有的偏当前，有的看得长远。就像总理讲的，我们工具箱里的工具还很多，比如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还可以带来劳动力的释放。第三，现在我们的要求是降杠杆、不失速，所以我们推广PPP，这是一个当下、长远都有用的方式。不论如何，我们要先混过当期。至于说经济的风险点，我想主要还是在于欧洲，问题很多。 Q：我想问一个关于土地财政的问题，最近读了一篇新闻报道，他们说土地招标出售和交付现金有先有后，不知道是不是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压力？ A：哦我刚才说的夸大，是指那些认为土地转让的净收入是我们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的说法。当然了，把土地整熟是建设过程。有些人拿毛收入来讨论是夸大了土地的贡献，我们在讨论时必须列收列支。对于土地出让，第一是补偿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征地后给农民补偿。第二，在统计上，我们遵循了IMF的方法，是国有资产从一种形式转换到另外一种形式，不算收入。第三，对于地方财政，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问题，那么多建好的工程能卖出去？为了保增长，我们在做棚户区改造、低收入保障房，基本上采用PPP的方式。可是对于那些房子，问题在于没人要，是周期问题。 Q：我想问一个关于社保的问题。您刚才提到要提高缴费，具体的参数能透露一下吗？另外国企资产补贴是什么样的形式？ A：哦我刚才只是讲精算平衡原则，缴费率是其中一个参数。我们国家的缴费率，8+20，是偏高的，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在97年之前的人，没有缴纳过养老金，只能靠后人提高缴费率来弥补，是个欠账。这部分钱因为成本没有真实化，变成了国企利润，最后上缴政府，一部分用于投资，另外就是支出了。我们现在要补充，可以，那我就要加税，所以最后还是要拿出资产。第二，如果我们维持当前的替代率，美国是37%，8+8（实际上是14%，2个点给了医保），而中国是 40%，8+10，就够了。第三，有负激励问题，没有实现三中全会中的多缴多得的愿望，最后就是傻瓜多缴纳。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同：东北是8+20，不够，所以在费基上做文章；山东是8+18，深圳是8+13，浙江是8+16。 Q：楼部长，您说没有高增长了，是说我们就要过上苦日子了吗？现在我们连房子都买不起，以后是不是更买不起了。 A：我们要鼓励租房，这个观念要变。现在是姑娘没房子不嫁，小伙子没房就不算成家立业，不行。房价现在太高，租金要上涨。而之后我认为房价会下跌。 Q：大众创业能带来多少GDP的增长？我是指在需求上。 A：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根据国际的统计惯例，只要半年有工作就算就业了。 Q：对于放开二胎，之后会不会有更加大幅度的政策出台？ A：二胎虽然放开，但是生育率上升比有关部门的预计要低。据研究，收入到7000美元的时候就不愿意生了。我怀疑，很快计划生育政策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笑）。; 1409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NYTimes：清华教授劝诫港人接受“不完美”普选: 热度 13 一丁七丈三 2014-8-30 16:01; 香港——周四，在北京就香港选举规则做出决定前夕，中国一名顶尖学者给出了一系列理由，解释香港700多万居民为何应该降低对西式民主的要求，并坚称“不完美”的民主胜过没有民主。香港将在2017年通过普选选出最高领导人，即行政长官。中国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就该地区应如何进行选举，给出指导性意见。北京的态度是，候选人必须接受一个提名委员会的审查，但民主活动人士和亲建制派人士均表示，提名委员会会筛选出所有被北京视为不可接受的人。周四，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在香港发表讲话时称，“世界上没有哪里的民主”是完美的。 “绝大部分香港人和中央政府都希望看到2017年实行普选，”他说。“我们不应该让人们失望。多就是少，少就是多。不完美的普选胜过没有普选。要给未来的发展留一些空间。”在外交部的安排下前往香港解释新规则的王振民还向香港民众保证，和已发表的报道相反，随着中国自己向一个更依赖规则的制度发展，香港的独立法庭将受到尊重，并在未来几年里蓬勃发展。他说，称法官将受制于“爱国”的政治要求的报道，是对中国的一份白皮书的误解造成的。但他的陈述主要围绕的是这个原英国殖民地的选举规则。一名对北京的考虑有所了解的人说，全国人大几乎肯定会坚持要求候选人接受提名委员会的审查，提名委员会不会允许公众直接推举候选人。因为相关讨论性质敏感，这名人士要求不具名。香港立法机构中的民主派誓言将阻止任何不考虑自由、公平选举的措施，一个由宗教领袖、学生乃至香港金融界部分人士组成的广泛联盟则誓称，如果政府的计划限制谁将出现在选票上，他们将进行大规模抗议。在身为亚洲顶级金融中心的香港，这类抗议可能会扰乱商业。王振民承认，香港对北京的意图存在不信任。中国同英国签订的一项协议为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铺平了道路。根据该协议，香港的运行与中国其他地区分开。香港民众享有中国其他地方没有的多项公民权利，包括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许多香港人担心这种自治权正在被侵蚀，并以媒体最近受到的压力，以及今年早些时候北京发布的一项有争议的政策文件为证。王振民说，“自1997年主权移交以来，我们在建立香港与大陆的互信方面，并没有取得太大进步。” 他把北京中央政府比作一位绝不会做任何事去伤害自己孩子的母亲。“母亲总是会为自己的孩子着想，”他说。“她的目的很单纯。” 王振民还表示，控制提名过程的一个原因就是要保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这个至少名义上仍在实施社会主义的国家，这个说法是一个不寻常的理论飞跃。 “我们得照顾到每个阶级，”他说。“每个群体、每个人、不论贫富。不能忽略任何人，不能落下任何人。尤其是在实施普选后，那些利益被会他人分享的人。”许多香港商业大亨一直担心民主制度会促使香港开始实施欧式福利制度，为了支撑这种制度，他们就需要缴纳更高的税款。数十年来，香港一直被视作世界上市场经济自由化程度最高的地方之一，这些商业巨头就处于香港社会阶层的顶端。自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以来，一个约由1200名选举人组成的委员会——选举最高领导人的机构——的坐席都被这些大亨占据，香港第一任特首董建华就来自这个阶层。王振民提到了十多年前，允许资产阶级进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理论上的变化。所谓的“三个代表”政策正式结束了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的敌视商业阶级的官方态度——即中国的成立就是为了维护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在周四，王振民的态度似乎又进了一步。他把富人的利益放在了其他人的利益之上，称他们在香港享受的权力与其人数不成比例。 “尽管是一小群人，一个非常小的人群，”王振民说。“但他们掌控着香港的经济命运。如果我们置他们的利益于不顾，香港的资本主义就会停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方面认可在香港实施普选，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香港资本主义的继续发展。” 民主党创始人李柱铭(Martin Lee)说，在民主社会中富人的利益将无法得到保护这个观点，与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经验不符。李柱铭参与了一些香港法律的拟定，这些法律将在2047年以前单独适用于香港。 “美国有共和党，英国有保守党，对不对？我是说你可以组成自己的党派，”李柱铭在王振民讲话后接受采访时说。“没有理由要去违反法律规定，然后使他们的利益凌驾于其他人的利益之上。我们谈论的是权利平等，他们并不比其他人享有更多特权。” 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是《纽约时报》记者。; 1416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 <转>抗战前的清华大学数学系: 热度 2 gordon 2013-4-28 15:48; 早在1925年，清华大学就开办了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作为导师，极一时之盛。但由于资源分配、大学部学生与研究院学术间权益冲突等原因，于 1929 年秋停办。同年7月，即国学研究院停办之前，经校评议会议决，清华大学决定遵照《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的相关规定，自1929年度起，开办研究院。随后设立文、理、法 3科研究所。理科研究所设有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学、心理学 6部。注：这个规定是指《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第2章第4条：“国立清华大学，得设研究院，以备训练大学毕业生继续研究高深学术之能力，并协助国内研究事业之进展。” 1930年至1937年算学部仅录取6人：陈省身、吴大任、施祥林、庄圻泰、闻人乾、许宝禄。抗战前算学部录取的6位研究生，只有陈省身、施祥林、庄圻泰正式毕业，吴大任、闻人乾、许宝禄肄业。清华大学是一所在中国旧教育体制之外另起炉灶的新制学校。教师留学欧美者较多，基本没有旧社会的包袱，易于接受先进思想，进行教育革新。同时，清华大学经费源自美国退还之庚子赔款，较为稳定，其他高等院校大都望尘莫及。注：怪不得他们敢吹自己能和国外的高校平起平坐，事实如此。 ×××××××××××××××××××××××××××××××××××××××××××××××××××××××× 1926年清华大学升格为正规大学，但筹备中的数学系尚不能为专修生开设“完备之四年课程”。因此，4月26日校评议会决定：数学系只能作为辅系。为了改变这一窘况，又计划延聘在数学界及科学界声望较高的胡明复任数学教授。不知何故，胡氏不愿就清华之聘。为了聘到胡氏，求贤若渴的清华评议会决定将月薪增至300元，并请胡氏在康奈尔大学的同班同学赵元任“去函劝架”。可是最终仍未如愿。在这种情况下，清华物理系主任叶企孙出面聘请熊庆来到校执教。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早年留学比利时、法国、曾先后就读于格诺布尔（Grenoble）大学、巴黎大学、蒙柏里耶（Montpellier）大学、马赛大学。1921年返国后先在云南工业学校、路政学校等处任物理、数学教员。半年后，应郭秉文之聘到东南大学创办数学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1924年，叶企孙也应聘到该校执教，与熊氏相识。1925年清华学校改组大学之际，叶氏被聘至清华执教，次年出任物理系主任。1926年接到叶氏之邀后，熊氏曾考虑到清华留美教师较多，“只我一个留法的，不好相处。”不过，最终还是应聘了。熊氏留法之际，法国学术研究的空气十分浓厚。那时正值欧洲科技突飞猛进，社会不计浅近功利，高度推崇纯粹学术研究的重要时期。居里夫妇因发现镭，获诺贝尔奖；庞加莱（1854-1912）逝世不久，巴斯德（1822-1895）逝世亦不到20年，他们的声望与精神仍在社会上产生着巨大影响。由于欧洲科学文化的濡染，熊氏返国后常与孩子讲起巴斯德等科学家的故事；尤其推崇巴斯德以其科研成果使当时频临危机的法国蚕丝和酿酒业再度繁荣，帮助战败的法国渡过经济难关。 ×××××××××××××××××××××××××××××××××××××××××××××××××××××××× 熊庆来 1913年赴比利时学习采矿公费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得转赴法国，并获蒙柏里耶（Montpellier）大学理科硕士学位。 1921年秋，国立东南大学（后更名国立中央大学、南京大学）成立算学系，熊受郭秉文之邀聘担任教授兼系主任。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高等数学系，以往中国大学数学系的水平相当于当时欧美国家中学数学的程度。１９３２年，熊庆来赴瑞士苏黎世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会后，他利用清华大学的休假期一年，转赴巴黎从事研究工作，与著名的函数论专家Ｇ．瓦利隆（Ｖａｌｉｒｏｎ）一起致力于函数值分布理论的研究。后来又请假一年，以《关于无穷级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论文于１９３４年荣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１９３４年，熊庆来返回北京继续担任清华大学算学系主任和教授。当时真是没人，后来的杨武之（1928年）和孙光远（1927）都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熊庆来执教东南大学时，孙光远是熊氏的助教。 1925年春，孙光远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攻读微分几何，1927年以毕业论文《曲面对的射影微分几何学》，获博士学位。 1928年夏，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杨武之还有斯坦福大学的学位，在1923年斯坦福大学中国会的名单中，第11人杨克纯就是杨武之。杨武之的博士论文，首先在美国数学会的会议上作了介绍（1928年4月6日）。同年美国数学会通报第34卷，第412页上曾对此作了报道。以后全文发表于1931年的《清华理科报告》。杨武之在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时，曾与吴有训同住一间宿舍，成为室友。吴有训后来成为很有名气的物理学家，曾经帮助他的导师康普顿（Arthur Holly Compton，1892—1962，192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教授纠正哈佛大学反对“康普顿效应”实验的错误。 ×××××××××××××××××××××××××××××××××××××××××××××××××××××××× 战争期间，为了尽快制造出原子弹，在洛斯阿拉莫斯集聚了大量一流的科学家；战争结束后，大部分科学家面临重新择业的问题。事实上，在1945年夏天当杨振宁准备离开昆明的时候，费米就在考虑战争结束后干什么？到哪儿去？他最想去的地方还是大学。正在这时，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康普顿教授高瞻远瞩，及时向大学当局提出一个有希望的科学发展纲要，提议建立三个研究所：核物理研究所、放射性生物研究所和金属研究所。康普顿想以此为契机，把洛斯阿拉莫斯正面临选择的最优秀的科学家吸引到芝加哥大学来。结果，费米、尤利（ Harold Urey ，1893—1981，1934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和洛斯阿拉莫斯的首席冶金专家史密斯（CSSmith）分别接受了还在组建之中的三个研究所的任命。不过，费米表示愿意到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来，但拒绝担任研究所的主任，他不愿意承担行政工作。他成功地劝说他的好朋友萨缪尔•阿里森（Samuel KAllison）担任主任之职，这样他既可以全身心沉浸到研究工作之中，不受行政职责的打扰，又同时确保研究所有一位真正优秀的领导。 1945年12月31日，费米和他全家离开了洛斯阿拉莫斯，回到了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大约是在1945年圣诞节前后，比费米早几天赶到芝加哥大学。杨振宁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知道费米很快会回到芝加哥大学，心情才平静下来。杨振宁回忆说： 1945年11月，我由中国来到美国，决心拜费米或维格纳为师。但是我知道，战时的研究工作使他们离开了他们各自的大学。记得我到纽约后不久，有一天走了很长一段路来到普平楼，登上八楼打听费米教授近期是否即将授课。遇见的几位秘书对此都一无所知。然后我到普林斯顿去，结果又大失所望，因为在下年度里维格纳要休假。但在普林斯顿，我从张文裕教授那里得到消息说，有可能在芝加哥大学会建立一个新研究所，而且费米会加入该所。我随即去了芝加哥大学并在芝加哥大学注了册。但直到1946年1月，费米开始讲课，我亲眼见到了他，一颗心才放了下来。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因为芝加哥大学核物理研究所还没有破土动工，费米只好先在国家阿贡实验室（Argonne Laboratory）的反应堆做实验，这些实验都是战争时期研究工作的自然延续。芝加哥大学的新研究所直到1947年6月8日才破土动工，而这个研究所的回旋加速器直到1951年春天，才产生第一个束流。也正是由于这一具体的原因，杨振宁想跟随费米做实验的计划失败了。这是因为费米只能在阿贡实验室做实验，而阿贡实验室是对外国人保密的国家实验室，杨振宁初来乍到，根本不允许进这个实验室工作。费米也没有办法，于是建议杨振宁跟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教授做理论方面的研究，实验方面的研究可以到阿里森的实验室去做。特勒后来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在杨振宁将要请他做自己博士论文的导师的时候，他在美国已经是一位十分重要的科学家了。战争刚结束时，他家门口甚至派有卫兵站岗保护他。当康普顿想雄心勃勃地把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办成“物理学圣地”时，特勒也被聘请为核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费米非常欣赏特勒非同一般的、丰富的原创性思想。特勒除了在此后直接领导了美国氢弹的研制工作，在理论物理学的许多领域也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如1936年与伽莫夫（GGamov）合作，提出β衰变理论中的选择定则；1937年与雅恩（HJahn）合作，表述了决定分子对称构型稳定性条件的雅恩—特勒效应。费米亲自向特勒推荐了杨振宁。 1946年秋天，由于杨振宁很想通过物理实验做博士论文，因此费米就把他推荐给阿里森。特勒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后来有一天，杨振宁找到我，说：‘我总得回中国去，回国后，我觉得理论物理没有什么用，中国需要的是实验物理，所以我要做这方面的工作。’于是，杨振宁舍弃了我，转而跟随阿里森。” 阿里森是费米的老搭档，两人关系十分融洽，合作得很好。阿里森为人谦虚，在费米劝说下，担任了芝加哥大学新建的核研究所主任。阿里森早期曾与康普顿一起从事X射线领域的研究，很多物理学家都是通过康普顿和阿里森合写的《X射线的理论和实验》（Xrays in Theory and Experiment）一书来学习这个课题的。在战争期间，他在洛斯阿拉莫斯担任实验室助理，做了康普顿的得力助手。在洛斯阿拉莫斯与费米认识后，他和费米成了彼此完全了解和信任的朋友。后来，阿里森一直从事核物理和反应堆建造方面的研究。杨振宁到阿里森实验室的时候，这个实验室正在建造一个40万电子伏的考克饶夫—瓦尔顿（Cockeroft—Walton)小型加速器，准备用它来做一些低能核物理实验。实验室原来就有六七个研究生，杨振宁加入进来以后就和他们一起来建造这个加速器。大约干了一年半的时间，加速器装备完成，然后他和其他几个研究生开始利用它做一些实验。杨振宁后来说：我初到美国，本来想写有关实验物理的论文，倒不是我擅长或特别爱好实验，正因为我自己没有接触到实验物理，在这方面是一片空白，实验物理又是物理的精神所在。后来到了实验室之后，发现这并不是我的特长。; 625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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