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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帝国的养成（文明五纪实）	日志随笔	不爱吱声 2013-3-28	36 6557	tanis 2014-9-19 2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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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解放前的山东（转）: 热度 1 gordon 2017-3-26 10:13; 鲁西南周期性的自然灾害深刻地影响着山东西南部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先前多产的、有利可图的农业经济现在面临经常性的灾难威胁了。大片土地成为经常性的洪水泛滥的牺牲品，以至于只有穷人和乞丐才定居于此。然而并非所有地区都受到同样程度的自然灾害威胁。地势高一些的地方完全可以维持比较富裕的生活，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便由此而起。此外，还有一个历史——政治因素也在发挥着作用。长期以来，中华帝国在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一直存在着人员不足、经费欠缺问题。到19世纪末期，国家更多地撤离地方社会了，特别在边缘地区和那些经常遭受反叛或自然灾害蹂躏的地区。尽管国家不顾其他事务而把镇压反叛（太平天国起义）或动员民众抵抗帝国主义压迫（自强运动、洋务运动）放在首位，但是传统的行政管理机器已经不能保证在这些地区成功地重建或维持秩序了。由于严重的财政困难中央政府在1891年彻底放弃了直接的河水治理工作，它责令地方当局承担此项任务，然而后者只拥有少量的财政和组织资源。对于这一发展过程，山东西南部展示了一个经典的事例。作为国家从其传统任务领域（诸如治水、赈灾、慈善事业等等）撤离的结果，广大民众的严重贫困化便在这个地区出现了。许多农民常常一贫如洗，只有铤而走险，以“打家劫舍”为谋生手段。农村里的穷人们成帮结伙，试图以非法的方式求取衣食。在这些“强盗式的生存战略”之中，既有侵犯财产权的轻微犯罪如偷盗农田里的庄稼等，也包括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如合伙拦路抢劫和向整个村庄敲诈勒索。曹州府就以强盗云集而闻名全中国；人们也担心强盗从这里出发到河南和江苏两省作案。由于政府无力管辖，当地村民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自发组织起民团或秘密结社，例如“大刀会”等；这些团体也被用于巩固个别富农大户在村社共同体中的统治地位。于是，那些与帝国行政管理部门或科举功名获得者有着不同经济和政治利益的社会力量便脱颖而出并开始与行政管理精英争夺地方社会的统治权，例如富农大户抗拒缴税。他们不少人也参与了食盐或鸦片走私活动，并因此与土匪强盗发生冲突。随着公共秩序的崩溃，整个地方社会彻底军事化了。武力到处都充当着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可经历的结构因素。在这种形势的压迫下，村庄变成了组织严密、能攻易守的军事共同体，它们为防范外来威胁筑起了高高的围墙，经常处于某个富裕家族的绝对控制之下。 ************************************************************************** 鲁西北山东的西北部同样属于低洼、平坦的中国北方平原地貌。在19世纪末期，这里甚至比山东西南部更多地受到黄河洪水泛滥的危害。因土壤盐碱化而导致的农作物产量低下和由于普遍缺雨而出现的水利灌溉困难是影响农业经济的主要因素。在这样的先决条件下，农业经济根本无法提供剩余产品进行商品贸易，因此93%以上的居民都务农。而这里的人口居住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250人以上，远远高于山东省其他地区。同中国北方的整个情形一样，在这里，小农的家庭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从未超出勉强维持生存的水平。这就不能不导致乡村的退化。乡村退化的典型症状则是农民家庭经济框架内农作物产量的低下与人口众多这两点的结合，就是说，集约耕作（劳动力的大量投入）与人均收入下降（由于环境条件恶劣和人口过多所致）的联结。在鲁西南，黄河向北改道之前也经常泛滥，这里的人们很久以来已经习惯于此了。与之不同，鲁西北的居民还没有多少同洪水共生存的经验。该地区的农业经济只能提供少量收入，以至于受过教育的地方精英（科举功名获得者）大都出走了。同其他边缘地区的情形一样，他们的统治地位也被富农大户取而代之。一旦儒学取向的精英离开了这个地区或者当地根本不存在这样的精英阶层，传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秩序和稳定因素就失于匮乏了。儒家精英们经常承担着重要的共同体任务，例如资助和领导像规划、建造和保护水坝之类的集体劳动。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组织起第一批救助行动，并且为了自己的利益，参与生产自救和重建公共秩序等活动。此外，他们担负着维持公学的责任。现在，因缺少儒家精英而出现的权力真空被个别乡村首领或富农大户、民团头目、秘密会社、非正统宗教教派领袖以及到处流窜的强盗和土匪等填补了。另一个可能性则是：因为缺少作用显著并且以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及其广泛的联系网络形式出现的平衡力量，政府衙门便获得了对农村共同体的绝对权威。县衙门的官员经常利用他们的权力来提高附加税，索取贿赂。公益金，例如用于维修水坝的款项，也常常遭到侵吞或挥霍浪费。如果没有某位精英的代言和积极参与，农民们根本不可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财政或组织帮助。; 22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 热度 16 草蜢 2013-12-10 03:06; 欧立德的成名作是《满洲之道：八旗与晚期中华帝国的族群认同》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但是好像只有英文版的。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33619695.html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Elli ott)访谈录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立德(Mark Elli ott)访谈录欧立德(Mark Elli ott)，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中国与亚洲内陆史 Mark Schwartz教授，著名的清史研究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史(尤其是l600年以后)和内陆亚洲史(尤其是中国与内陆亚洲关系史和满族史)。欧立德于l981年和l984年在耶鲁大学先后获得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93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93年到2003年年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2003年迄今任教于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主要教授中国史和满语。作为“新清史”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欧立德非常强调在清史研究中对满文文献的利用，其具有先驱性的代表作《满洲之路：八旗制度与清代的民族认同》即基于满文文献而成，此书也成为“新清史”领域的代表作之一。欧立德还著有《乾隆皇帝》和一系列论文。 2008年下半年，笔者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进行学术交流。10月，有幸采访了欧立德教授，请他谈了自己的治学之路及对清史研究中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学习清史和满语之路贾建飞(贾)：欧立德教授，您最初的研究领域是欧洲史，后来是什么因素促使您将研究领域转向了满族史和清史研究？欧立德(欧)：我在大学读本科的时候学习欧洲中世纪史。到大学毕业时，应该是20世纪70年代末，我的兴趣开始发生巨大的转变。长期以来，我一直被中国所吸引。1972年2月，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对于美国来说，尼克松访华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件。1979年，吉米·卡特总统实现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正常化，邓小平第一次访问了美国。那时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我想也许我应该学习汉语。1979年秋季，我选修了史景迁 (Jonathan Spence)教授的中国历史课，这是我学习的第一门中国史课程，同时我还选修了中文课。从耶鲁大学毕业届，我又通过富布赖特奖学金来到了“国立台湾大学”的斯坦福中心学习了一年中文。不过我最想去的还是中国大陆。后来，由美国国家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国家教育部共同成立的“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启动了中美双方的交流项目。我最终幸运地被这个项目选中，于1982年在辽宁大学学习了一年。这一年，我在学术上收获颇丰。我学习和了解到了一些东北的历史，去过沈阳故宫及美丽的北陵(皇太极之陵墓)和东陵(努尔哈赤之陵墓)。我开始对东北这个地区以及满族这个中国历史上很特别的民族产生了兴趣。于是我决定继续学习中国历史。申请回耶鲁大学读研究生。我给史景迁教授当助教，给学生讲授中国边疆史，因为我真的爱上了中国边疆研究。有100名学生听我的课，这是我所教过的学生最多的课。同时，我选修了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教授的讨论课。在美国，还有一个大学拥有较强的中国历史专业并开设有满语课，那就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于是，我申请了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教授的博士生，顺利地进入了伯克利。包森(Bosson)教授是我的满语老师，我跟他学习了两年满语。随后，我获得了日本政府奖学金前往日本，因为学习满语和使用满语资料在日本一直很盛行。我的老师是岡田英弘教授，我和他以及清代史研究室的另外一些学者一起，组成了一个研究清代满族历史的研究班。我们最初阅读和翻译的文献是《内国史院档》。 1990年2月至l2月，我曾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我的博士论文所用的满文文献就是这个时候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搜集到的。在伯克利和东京的满语训练使我有能力利用这些满语文献，而这些满语文献正是我的《满洲之路》一书的基础。在美国保持满语教学的传统贾：就我所知，在中国有很多人想学习满语，可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满语老师。但是您却在哈佛保持了教授满语的传统，您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欧：是的，我想这是很困难的。人们总是很难找到好的满语老师来教他们满语。我知道在美国不止我一个人教满语，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在这么做。我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之一是，哈佛给我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来教授满语，让我能够将所学到的满语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学生。我当初在北京的时候。中央民族学院(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还有一些教授教满语，尤其是季永海教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屈六生也教过满语；北京大学语言学系也有一位老师教满语：另外还有东北的李树田教授。所以，那时中国还有一些地方的学者关注满语教育，学生可以学习满语。但是这种机会并不多，美国也一样。在过去的l0～15年中，美国和中国等国家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满族的历史和文化，但是也正是在这个时期，满语学习变得比过去更加困难。以前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在一些研究中心可以学习和研究满语，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那些教授们已经退休，却无人能够替代他们。在日本也一样，没有多少地方能够提供满语学习和利用满语文献的机会。所以，我把教授满语作为我在哈佛的一项很重要的工作，想把这种传统保持下去。在汉学中，满语研究的历史很悠久。西方的汉学肇始于l6世纪，尤其是l7世纪清廷中的耶稣会士，他们是西方的第一批中国研究学者，都懂满语。所以满语研究的历史很悠久。现在，许多研究清史的学生开始利用满语文献，还有蒙古语、藏语和察哈台语文献。我很高兴能够待在这样一个位置，拥有这么好的学生。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很好的语言天赋，满族史和清史不可分割贾：中国一些学者把满族史和清史割裂开来，只有部分学者如王钟翰教授和定宜庄教授等注重两者的结合，而您的著作《满洲之路》很好地将这两者结合了起来。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满族史和清史之间的关系的？欧：我一直在努力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1990年我在北京的时候，王钟翰教授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和王教授相识在东京，当时王教授受邀去东京作学术演讲。我来到北京后，和王教授取得了联系。我和他谈了我正在进行的满洲八旗制度的研究，他对此也很感兴趣，在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专门组织了一次会议。我在会上就我的研究作了一个简短的报告，大家给我提了许多意见和建议。我非常感激王教授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读过王教授的所有成果，他是致力于将满族史和清史研究相结合的先驱。就在那次会议上，我结识了定宜庄教授，她正在进行有关“八旗驻防”的研究，和我的研究非常接近。对我来说，与定宜庄教授的相识和她给我的指导帮助是很重要的。同样，结识刘小萌教授也使我在满族史研究上受益匪浅。日本的情况和中国差不多，满族史与清史研究经常是割裂开的。中日学者都认为，满族史截止到l644年。而我想说的是，满族史在1644年以后仍在继续，l644年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并一直持续到现在。如今，中国还有许多满族人，如何解释满族的历史？这正是我所感兴趣的问题。贾：作为一个人口并不多的少数民族，满族是如何较为成功地统治整个中国的？以往的研究者如何炳棣等以及现在的一些学者，依然强调“汉化”的重要性，这是一种以汉族为中心的观点，一些美国学者不赞同这种观点，他们强调的是满族的认同作用。您认为何谓满族的认同？它对于清朝的统治又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欧：从我在台北开始做博士论文时谈起吧。我的论文是要证明满族并没有被汉化，满族人也没有变成汉族人。但是，我在查阅了几个月的清代原始档案后，发现这种同化的确发生了。虽然我不主张使用“汉化” 这个词，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满族的同化，在某种程度上“汉化”确实发生了。我一开始探讨的问题与辛亥革命时期那些关于满族的宣传有关，我在耶鲁大学时就这个问题曾给史景迁教授写过一篇论文。传统的观点认为，到辛亥革命时满族已经完全汉化了，我认为这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大问题：如果满族人完全汉化了，满汉没有区别了，那么为什么还会有那些反满的宣传？为什么还会有满语这样的语言？人们又为什么要关注他们呢？人们在260多年后谈及这些所谓的“北方蛮人”时还会表现出激动的情绪，这个事实提醒了我，满、汉之间的关系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所以。我想要解决的问题是，尽管出现了同化的现象，满族人为何还保留着他们的认同。我的观点是，满族人在同化和认同二者间达成了某种平衡。我们应该折中理解何炳棣教授和罗友芝(Evelyn Rawski)教授的争论，折中理解汉化的问题，这才是最好的方式。比如，何炳棣教授在其文章中列举了很多满族人被同化的证据。但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满族人和汉族人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有些人认为满族人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他们完全汉化了，但另一些人则认为满族人的成功是因为他们避免了汉化。我觉得折中理解可能更为合理。我在书中没有讨论满族没有汉化这个问题，而是提出了大量的满族同化的证据。我想要说的是，即使存在同化，但在某种程度上满族人还是保持了他们与汉族人的区别。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区别，他们就会丧失作为一个统治群体的自我认知。这在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譬如女真建立的金国以及更早的匈奴，这些群体后来由于完全同化而丢掉了权力。满族对此的认识是非常清醒的。那么，如何避免这种命运的发生？对于所有的统治者而言，其主要的任务就是确保其统治权，把权力移交到下一代，这才是头等大事。对于满族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将权力掌控在满族手中。所以，同化是可以发生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汉文化吸引了他们，人们当然需要一种更好的生活方式，譬如优雅的诗篇、艺术、戏院和食物等，满族人吸纳了这些东西。不过，满族人也对此进行了一定的改变，例如北京方言、京剧等。所以，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满族人正在被汉族人同化，但同时汉族人的很多东西也被满族人改变了。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很有意思，非常值得研究。我在书中对此也进行了一些讨论。 l9世纪的满族人与l8世纪初期的满族人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满族人，其他人也仍然认为他们是满族人，只不过是他们的满族特性发生了变化。即使在清朝灭亡以后，他们仍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在今天依然被称作满族。; 2563 次阅读|3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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