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哈佛见到李光耀的，那是在1967年。当时，新加坡刚刚独立，而李光耀就是这个新生国家的总理。

那时的哈佛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半社会主义政党的党魁，因此假设他是一个“兄弟”，必定会赞成他们的政治观点。他精神抖擞地走进房间，然后问在场的哈佛人：“我想听听大家对越南（战争）的想法。”他们接着辩论林登·约翰逊到底是个精神病患，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战犯，却没有达到任何结论。于是，系主任就转而征求李光耀的意见。他原本以为会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支持，不料李光耀的答复竟然是：“你们令我感到恶心。”这就是我从李光耀那里听来的第一句话。接着，他继续说明为什么一个强大而且自信的美国，对他所在的区域的势力均衡是如此的重要。他说，在一个美国不够自信，不能扮演其不可或缺的角色的世界里，新加坡是很难生存的。他并不是以一个冷战战士的语气说话，而是像一个国际时事观察家那样地冷静分析。可是，哈佛人的领悟能力似乎没有那么高。两年后，他们再次宴请李光耀。我没有参加那次的晚宴，是在事后听说的。据知，有一位人士在介绍李光耀时是这么说的：“总理阁下，我听说你不赞成大家对在越南发生的可怕事情的担忧。”这一次，李光耀更全面地阐述了美国应该对世界肩负起什么责任，尤其是在亚洲。

从此，我和李光耀就成了好朋友。我去新加坡的时候，经常都会去拜访他；当他来美国的时候，有时会住在我家里，大概有五六次吧。

在一无所有，只能依靠人民的精神和承诺的情况下，李光耀把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经济繁荣，并且在国际事务上颇具影响力的国家。新加坡被驱逐出马来西亚，是建立在它没有能力独立生存的想法之上。也就是说，新加坡迟早得乖乖爬回去，让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再次沦为被歧视的族群。知道这一想法的李光耀，在通过电视向人民宣布独立时，一度哽咽，泣不成声，要好几分钟才能平息下来。他为布满荆棘的新加坡前途感到担忧。在这个多族聚居的国家的人口中，有70%以上是华族，有15%是马来族，其余是印度族和其他族裔。它缺乏天然资源。但是，在情绪平复以后，他做出了英雄式的决定：绝不允许新加坡成为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相反的，他坚信自己能够依赖新加坡人的素质，尽管那时的新加坡人并没有展现出他所期望能够激发出来的潜质。长期以来，新加坡就是一个英国海军基地，从来不具备任何自治机制。

但是，只能背水一战的困境迫使李光耀必须完成他的使命。他没有灰心丧志，也没有捶胸顿足，更没有向国际社会求助，使新加坡沦为一个仰人鼻息过日子的国家。他没有走上闭关自守或保护主义的道路。他认为新加坡的相对优势，就在于国人的献身精神和优异表现，因此必须以此为基础进行社会建设。那时，跨国公司通过剥削世界各地的劳工来致富是一种流行说法。但是，李光耀却说“欢迎来剥削我们的劳工”，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开始建设”。

他最初引进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工业，但是他能够说服惠普及其他大型企业相信，来到新加坡投资，也能在这里盈利。在10年内，新加坡不经过第二世界的阶段，就直接从第三世界跃进到第一世界。伟大的成就是离不开高瞻远瞩的，更需要超群的风骨，以从事普通人所无法想象或没胆尝试的事业。李光耀确实是改造了他的社会。他的一些政策成了无情攻击他的文章的简易箭靶——禁止口香糖、强制如厕后抽水、守时运动。我记得每次李光耀派人来接我去见他时，帮我开车的司机都会担心自己若不能准时把我送到，以后就再也不能帮别人开车了。但是，早到也不行。所以，他设法计算交通灯的时间，以便我们能准时到达。但是，当李光耀开始执政时，他一无所有。

除了让独立后的新加坡成功实现了内部转型以外，李光耀成为国际体系的良心的一面，也值得大书特书。希望大使阁下能原谅我的坦率，从本质上说，李光耀就是一个中型城市的市长。他治理的城市经济繁荣，但是像这样的市长大有人在。但是，李光耀从未未了实现目标而卑躬屈膝。这么多年来，我和他见过很多次面，谈过很多次话，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没有为了新加坡向我伸手要过什么。他会向大家解释新加坡在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并且深信自然会有聪明人会在这里投资，帮助它发展。

我经常安排他在华盛顿的访问行程，但这是一件苦差，因为太多人想要和他见面。除了会见总统以外，他还想见一些重要的内阁阁员。可是，有不少参议员也想见他。他们为什么要和他见面呢？他不会跟他们谈新加坡的事情。他会告诉他们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能让他们反思自己该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

他对中国的立场是极其矛盾的。一方面，他是一个华人，我认为他在家里也是讲华语的。可是，在另一方面，熟谙历史的他也知道中国一旦强大了，就会自动寻求把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变成类似历史上的朝贡国那样的国家。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也就没有尝试改变这种情况，而是接受中国人传统上的“天朝上国”观念。他说，要因应这样的现实情况，只有让美国人继续留在亚洲，同时希望中国人和美国人都能够保持精明，这样新加坡就能在中美达致势力均衡的态势下生存。

这是在邓小平复出掌政的初期。那时，我们对中国的情况认识得并不多。但是，至今我仍然能清晰记得和李光耀之间的对话内容。他对我说：“幸亏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拖住了他们的步伐，让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来发展经济和建立身份认同。”我视他为良师，向他学习了很多。

务实而不相信意识形态

李光耀格外重视忠诚。在“水闸门事件”刚刚发生时，他正在加拿大。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可以在纽约安排一次非正式见面。他想知道美国政府的权威有没有被削弱。这又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影响？我们在纽约像朋友一样交谈，然后他返回加拿大，接着很快地来华盛顿进行正式访问，显示他不会背弃自己的朋友。这么做一方面来他自对朋友的忠心，另一方面则来自他的责任感。

一贯务实的李光耀相信，新加坡应当采纳全球的最佳实践（best practices）。他并不对任何做法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却会研究那些在其他地区有效的做法。

李光耀曾经跟我说过邓小平1978年初访问新加坡时出现过的一幕。新加坡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强迫国民储蓄，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来购买公共住屋。结果，每个新加坡人都有房子。邓小平参观时，只要看到一个组屋区，就拍一张照片。李光耀问邓小平，为什么不只拍一个。邓小平跟他说：“我回国后，告诉他们这里有一项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政策，他们都不会相信我。”所以，他们拍了所有看到的组屋区的照片。

那时，美国还在为如何定义其在亚太区的角色所困扰。李光耀大胆地向我们所阐述的观点——美国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没有可放弃其责任的余地——是一种使命感在召唤。他就是这样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人物，我们以前向他学习过，今后也应该继续学习下去。

接下来，我想简单地说一下他的人格品质；除了聪颖、务实和坦率以外，他还有很多优点。我常跟人说，他是一位益友。如果你们要我举例说明，比如问我“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是你很好的朋友”，我确实很难明确回答。但是，当你需要李光耀的时候，他就会在那里。对李光耀来说，我们之间的友谊，并不需要什么明确的宣说，但却维持了将近50年。我相信，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的。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一点，就是他和一生所挚爱的妻子的关系。她晚年发生了不幸的遭遇：因为中风而失去了沟通能力。人们无从得知她是否能听到别人说什么。尽管如此，李光耀并没把让她留在医院，而是坚持把她接回家。在三年的时间里，他每晚都会守在妻子的床边，读书给她听，因为他坚信她能够听得到，并且认定自己必须这样做。李光耀是一个性情中人。我有时会想，当李光耀周游列国向我们传授经验时，我们的情况就跟他的妻子差不多。他并不清楚我们是否理解他所讲的，或有没有在听他说话，但他相信我们会。他相信我们会聆听。而我们这些在场的人都听了他的话。这就是大家今天齐聚于此的原因。谢谢。

本文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纽约举行的建国总理李光耀追思会上讲话的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