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上部】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0-31 14:58:48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4-15 16:06 编辑

《序篇南园故剑》

据说对于许多“官场成功男人”来讲，人生的三大乐事，莫过于“升官、发财、死老婆”，女士们肯定会愤怒地谴责这种说法的用心如何歹毒，不过那些官场得意的公仆们，大概也会弱弱地为自己辩上几句：早上醒来，首先映入眼帘的却是枕边人日渐老去的黄脸，岂非“是可忍孰不可忍”？况且她老占着坑儿不挪窝，其他MM还怎么追求进步啊？

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一个最成功的官场男人死了老婆，这件事不大不小，但却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甚至可能影响到了帝国的运行轨迹。

这一年的农历三月十一日，清高宗的皇后富察氏，在陪皇帝、太后东巡途中病逝于山东济南府，享年三十七岁。死后，她的尊号如同气吹似的一涨再涨，直至成为长长的“孝贤诚正敦穆仁惠徽恭康顺辅天昌圣纯皇后”，但后人一般都称她孝贤皇后，或者孝贤纯皇后。

尽管皇帝还有为数众多的小老婆，但从宗法的角度来看，她们都是“妾”而非“妻”，因此这个名叫爱新觉罗.弘历的将近中年的男人——此人时年三十八岁，不过听说朝廷已经将中年人的认定标准，由以前的40岁提升到了45岁——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鳏夫。

两人于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七月十八日成亲，等到她病逝时，富察女士已经出嫁近二十二个年头，大概已成了黄脸婆。但很显然，那位在后世以花心著称的满清皇帝并不具有现代公仆的觉悟，起码他丝毫体会不到“三大乐事”之一的妙处——恰恰相反，面对亡妻的灵柩，悲伤的乾隆写下了通篇充斥着“信人生之如梦兮，了万世之皆虚”这样低落情绪的赋体文，并将其命名为光听名字就很哀的《述悲赋》。

而对于这位结发之妻的思念，让弘历终生都无法忘怀，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他又陆续作了许多充满感情的悼亡诗，这些诗尽管在文学上并没有完全突破乾隆本来就不怎么高的写作水准，但其中所体现的那些深入骨髓的哀伤和悲痛，已经足够令时人和后人有所触动，因此这些作品大概并不能——或者说并不完全能——归于皇帝刻意而为的矫情造作。

也正因如此，后人普遍把这些感情真挚的悼亡诗，放到那位号称史上最多产诗人——据说这家伙一生竟然写了近五万首诗，超过《全唐诗》所收录诗歌的总和——无数作品中数量极小的最上乘部分，也就可以理解了。

直到这位“老头子”——据说这是纪晓岚对乾隆的专门称谓——行将就木，当他某次路过亡妻的陵墓时，仍然无法抑制悲痛，挥笔写下了“齐年率归室，乔寿有何欢”的诗句，大概意思是说：老婆啊，自从你去了以后，我就了无生趣，虽然自己活了这么久，但与当年和你一起的欢乐相比，又有什么值得一提呢！

虽然身居正妻之位，但这位孝贤纯皇后大概并不是弘历的第一个女人，因为据史料记载，乾隆的长子永璜生于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五月二十八日，距离弘历与孝贤纯皇后成亲正好十个月左右，而他的母亲虽然也姓富察，但她的身份只是个侍妾，死后才被追封为皇贵妃。

当两人步入婚姻的时候，还是皇子的弘历只有十六岁，而后来的皇后富察氏更是年仅十五岁。据说这对小夫妻非常对脾气，弘历后来充满感情地回忆起两人“愁喜惟予共，寒暄无刻忘”以及“一日不见如三月”的情形，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了贾宝玉与林黛玉。很可能，对于在政治这个大染缸中越陷越深的乾隆来说，早逝的皇后不仅是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兼知音，还代表着他登基之前那段相对单纯的快乐时光。

而对于自己的其他为数众多的女人，包括很可能对他起了类似宝玉之袭人作用的侍妾富察氏（皇长子的生母），以及继任皇后那拉氏（得知她死的消息，皇帝甚至还照常打猎），乾隆显然更多地是从“饮食男女”的角度来看待，大概从没有产生对皇后那样的感情，所谓“南园遗爱，故剑情深”，概莫如此。

从某种角度来看，皇帝其实是天底下最孤独的人，弘历少年时的伙伴们都与他渐行渐远，其中就包括他曾经最要好的同学平郡王福彭——就在皇后死后八个月的农历十一月，郁郁寡欢的福彭病逝于自己的王府，年仅四十岁。

福彭尽管按辈分是乾隆的侄孙，但年纪却比乾隆还要大三岁，而且封王的时间也更早——福彭于雍正四年袭平郡王爵，而弘历直到雍正十一年才封宝亲王。福彭从小就被康熙相中，与皇子皇孙们一起在宫中接受教育，到了雍正时期，他又被皇帝下令入宫，专门陪皇子弘历、弘昼读书。因此，福彭与乾隆是双料的同学。

到雍正十一年（1733）四月，二十五岁的福彭已经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军机大臣，同年，雍正任命他为定边大将军，赴西北指挥清军与准噶尔作战，出将入相似乎已经成了他的必然。但乾隆刚刚即位，就立刻召福彭回京，以后再没有让他入军机处，也没有掌握过兵权。

于是，本来年富力强的平郡王只能每天混吃等死，直至抑郁而终。据说闲得发慌的福彭不得不寄情于诗词小说解闷，从而与文人圈子交往甚密，尤其是，对于自己一个名叫曹雪芹的落魄表弟——福彭是其姑母曹佳氏的儿子——他曾多次予以经济帮助，因此后人认为，《红楼梦》中那位风姿卓绝的北静王，其原型很可能就是该书作者这位不得志的表哥。

乾隆显然对儿时好友的遭遇也颇感愧疚，得知福彭的死讯，他特意派遣大阿哥永璜前去祭奠，并辍朝两天以示哀悼，不仅如此，此后他还以圣旨的形式，正式确认了福彭家族“世袭罔替”的特殊身份，而在福彭的儿子死后绝嗣的情况下，乾隆又特意将福彭的一个侄子过继该家，使得这一“铁帽子”王族——平郡王即后来的克勤郡王——得以延续。

弘历当年对福彭的冷处理并非是针对个人，而是与他坚持的总体用人原则有关。事实上，就连对待兄弟以刻薄寡恩而著称的雍正，起码还有允祥这样能委以重任的手足，而终乾隆一朝，包括皇帝的亲弟弟弘昼和弘曕在内，几乎没有王爷担任过真正的要职，曾经与弘历最要好的福彭自然也不例外。

另一方面在乾隆朝，尽管宗室皇族都统统靠边站，但外戚也就是后妃家族却得到高度重用，尤其是，对于自己的亡妻，皇帝的特殊照顾几乎可以用明目张胆来形容，孝贤皇后的弟弟们——从史料看她应该是他们的大姐——多被委以重任，而乾隆也毫不掩饰自己任人唯亲的目的：

“朕之加恩傅谦兄弟者，乃因皇后加恩，并不因其为大学士公傅恒之兄弟也。即大学士公傅恒之加恩，亦由于皇后，而况其兄弟乎。”我就是因为老婆才提拔他们的，你能把我怎么着？

不过话说回来，皇后的几个兄弟的表现确实也还可以，起码没有给姐姐丢脸。比如她的二弟傅清于乾隆十五年到拉萨担任驻藏大臣，在得知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联络准噶尔即将谋反的严峻局势下，他与另一位大臣拉布敦决定先发制人，而由于情况紧急，他们已来不及向皇帝请示了。

于是，两名驻藏大臣在几乎没有武装支持的情况下——当时清军已全部撤出西藏，仅给大臣留有极少数卫兵——毅然将藏王诱至大臣衙门，他们亲手将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杀死。可惜的是，二人随即都死于藏王余党的武装暴动，但他们的牺牲却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群龙无首的叛党很快便被达赖喇嘛平定。事后，乾隆评价自己这个成为烈士的小舅子“揆几审势，决计定谋，心苦而功大”，并称其是“为国除凶”的表率。

而对于孝贤纯皇后最小的弟弟傅恒，皇帝更是青睐有加，清人对此记载道，“后临薨，以傅恒为托，故上欲骤贵恒，且令得建大功，有以服中外，廷臣窥见其指，故甚重其行。”也就是说，姐姐临终前将弟弟亲手托付给丈夫，丈夫则含泪做出了承诺。这位傅恒正是本文的主角，只不过，身为压轴的清方大BOSS，他的出场自然要再摆摆谱，还要再等上一等才行。

不少研究者认为，孝贤纯皇后逝世的乾隆十三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弘历从此性情大变——变得异常严苛起来，不仅脾气越来越暴躁，还动不动就找茬杀人。就在为皇后治丧期间，心情恶劣的乾隆大开杀戒，礼部尚书和湖广总督都因为小事而掉了脑袋，更多的大员受到严厉斥责和处分，其中就包括一向谨慎小心的宰相张廷玉，甚至连两名二十岁不到的皇子，都因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哀伤，从而被父亲永远取消了竞争皇位的资格。而乾隆此前一直标榜爷爷康熙的所谓“宽仁”作风，处置臣下相当慎重。

有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认为这是一个痛苦鳏夫在失去家庭幸福后对外发泄情绪，但却因缺乏像皇后这样的安全阀，从而一发便不可收。类似的例子，还有朱重八在老婆死后肆无忌惮的杀人，而在那之前他还算比较克制，即使对胡惟庸案也没有追究到底（李善长等功臣大多是在马皇后逝世后被杀的）。也有人从生物学的角度提醒我们，可别忘记，乾隆不仅仅是康熙的孙子，他还是雍正的儿子，此前他没有表现出遗传自父亲的阴戾狠毒，只不过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性情，装模作样地戴上虚伪的假面而已。

尽管以上说法各有片面，不过也可能都有几分道理。从史料记载来看，进入中年的乾隆，大概比他那个以不好伺候出名的父亲雍正，要更加的不好伺候，甚至简直可以用吹毛求疵来形容。也就是从乾隆十三年起，此前一直被皇帝以礼相待的大臣们，此后便成了他颐指气使、呼来骂去的真正奴才，就连在雍正面前混得如鱼得水的张廷玉，最后也被他百般折辱，几乎没有任何尊严可言。

为了暂时忘却丧妻之痛，乾隆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到疯狂的工作之中。事实上，通过工作来压抑情绪，对清朝皇帝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他要处理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比如乾隆的工作狂父亲雍正在位十三年间的满汉文奏章，光是目前保存下来的就超过了四万件，其中至少两万两千件上有雍正的批语，有些批语甚至比奏章正文还要长不少。尽管不能和雍正想必，但中青年时期的乾隆还算勤政，尤其是皇后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更是成了父亲一样的加班狂。

乾隆疲惫的目光投向了远方的西南。大渡河的源头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的一方是朝廷官兵，另一方则是当地的土著嘉绒人。此时，这场仗已经打了两年，清军不仅进展缓慢，而且屡屡损兵折将，让一心想建立与爷爷康熙并肩武功的乾隆，感到越来越不耐烦。就在皇后去世前不久，帝国的国防部即兵部曾向皇帝上报说：

那个地方“地纵不过二三百里，横不过数十里，蛮口不满万人”，就是说对方无论土地还是人口其实并很有限。但就在这样的弹丸之地，我方“现在军营已集汉、土官兵及新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已至五万”，可以说形成了对敌军的绝对优势。不过嘛，兵部尚书话锋一转，反而认为情况极其不乐观，“乃闻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

就是说，清军的拙劣表现，真是丢尽了帝国的颜面，而灰头土脸就此撤兵的话，朝廷又心有不甘。

“派讷亲去！”乾隆十三年四月，忍无可忍的皇帝终于做了决定。当年，雍正以准备与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为借口，专门搞了个权力极大、类似于今天中央军委的新机构——即著名的军机处——从而架空了原来的宰相委员会即内阁，以及后金时期遗留下来的早已形同政治僵尸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彻底将军政大权牢牢掌握在皇帝自己手中。

而这位讷亲，此时正是首席军机大臣即军机处的首脑，也就是说，他是清政府事实上的首相。

除此之外，讷亲还有许多高贵头衔，比如宰相委员会常委（保和殿大学士），中央组织部部长（吏部尚书），帝国一等公爵等等，可以说是皇帝当时的第一宠臣，地位甚至在三朝元老张廷玉（军机大臣、大学士、三等伯爵）之上。而如果论与皇家的关系，讷亲则是康熙第二个皇后即孝昭仁皇后的亲侄子，因而算起亲戚来，他比乾隆还要大上一辈呢。

派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前线将士敢不卖力？皇帝于是下旨：“谕：大学士讷亲前往金川军营，著军机处行走监察御史马璟、主事兼佐领常亮随往。照侍卫例，赏给整装银两，给与驿马。”

乾隆考虑得相当周全，不仅安排了随从，就连差旅费和交通工具都照顾到了。至于皇帝在这件事上到底有没有私心，比如趁机让这位首相挪坑儿，好给已经是军机大臣兼户部尚书的国舅爷傅恒腾出位置来，以便实现自己对亡妻的承诺，那就不得而知了。

派出讷亲后，乾隆突然又想起来，尽管历来以“勤谨廉洁”著称，不过自己的这个亲信也有一处不足——他一直在中央机关工作，虽然现在是军机处首脑，而且此前当过一年多的国防部长即兵部尚书，但却从来没有领兵打过仗。

一方面，皇帝对讷亲的办事能力相当满意，甚至评价他为“第一宣力大臣”（其实，如果再翻翻史书的话，您也许会发现这个“第一”并不是真的只有一个，比如此前的张廷玉，以及此后的傅恒，都获得过这一荣誉）；可另一方面，此人毕竟没有实战经验，为了稳妥起见，必须给他配一个经验丰富的助手才行。于是，一个熟悉的名字自然而然地涌上乾隆的心头。

岳钟琪，这位在康雍乾时期战功赫赫，后来被弘历写诗赞为“三朝武臣巨擘”的盖世名将，当时正以待罪之身在家闲居。此前在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岳钟琪因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而被皇帝下令罢官治罪。岳钟琪被捕后，揣测上意的满朝文武乘机落井下石，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飞来。

最后宰相们“奏拟岳钟琪斩决”，建议皇帝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但一向刚猛果断的雍正此时却犹豫再三，始终没有舍得痛下杀手，还是下令“改监候”，也就是改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由于这种情况最后几乎都会因皇帝开恩而减刑一等，因此这一判决其实相当于无期徒刑。

乾隆登基以后，岳钟琪终于被特赦释放，这位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将军从此开始了十余年的闲居生活。鉴于之前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断送，今后肯定也会以平头百姓的身份终老一生，估计连岳自己对前途也不会有什么指望了，如果这时候让其戴罪立功，他能不感恩戴德？想到此，皇帝立即下令拟旨。

“谕：岳钟琪前在西陲用兵，以失机致罹重辟，久系囹圄，经朕宽恩，放还乡里。”

乾隆这是在提醒岳，你老小子是罪有应得，所以我爸当初才关着你不放，后来释放你回家，其实是出自我的特殊恩典，你可别搞混了。

“今当大金川用兵之际，因思伊久官西蜀，素为番众所服，若任以金川之事，自属人地相宜。”

这句倒是实话，岳钟琪在四川军界经营多年，史载他极其擅长以夷制夷之法，时不时就拉一派打一派，率领一拨土司以朝廷的名义去讨伐另一拨，而一旦前者坐大，他就立刻变脸，转过身又以朝廷的名义，带着后者去讨伐前者。因此四川各地土官无不被整治得服服帖帖，就连挑头带领嘉绒人与清军对着干的大金川土司，当年也是岳钟琪的得力部下，据说两人还交情匪浅。

“曾传旨班第、张广泗，令伊等酌量，如果应用，将岳钟琪调至军营，以总兵衔委用。今班第、张广泗，已遵旨调赴大金川军前，岳钟琪著加恩赏给提督衔，以统领听候调遣。”

班第时任兵部尚书，为了配合首相讷亲出征，乾隆下令这位国防部长亲自前往金川“出督军饷”；张广泗则是川陕总督，此前讨伐金川的清军一把手，讷亲一来，他也只能退居次席。有意思的是，张广泗当年正是岳大将军的副手，但当岳倒霉的时候，张却是弹劾他最力者之一，想必两人再见时，应别有一番滋味。

就这样，年过花甲的岳钟琪第二次获得了提督的头衔，此时距离他第一次获得该衔已有二十五年之久，当时岳钟琪还不到四十岁，他率先遣队第一个攻入被准噶尔人占据的圣城拉萨，从而成为帝国军界一颗冉冉升起的耀眼将星……弹指一挥间，真是恍如隔世。

“予以自新之路，俾得奋勉图报，以收桑榆之效。如果能迅奏肤功，更当从优奖叙。”

皇帝对岳钟琪可谓又拉又打，先是警告说，我已经给了你一条洗心革面的途径，至于如何把握，你自己看着办吧。然后又激励道，如果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成绩，我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让大学士拟完旨意，皇帝满意地合上眼睛养起神来，自己终于又可以摆脱俗务，继续沉浸在对亡妻的思念中了。他相信，这对宰相加宿将的超强组合，应该可以很快解决问题，从而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彻底结束这场对帝国来说并不怎么体面的战争。

可令乾隆没想到的是，这场战争竟然还要延续近三十年之久。期间，包括讷亲在内，他将会损失两名宰相即军机大臣或大学士，其中一人血洒沙场，算是死得其所（但如果细究起来，他的死亡过程其实相当窝囊），另一人则是因指挥不力，被盛怒的皇帝赐死；以及，三名总督直接因这场战争被杀，而一名巡抚的死也与其有着密切关系，因它而被处分的封疆大吏和高级朝官更是不胜枚举。

尤其令人悲哀的是，仅在战争的最后四年，清廷就派出了十二万名以上官兵参战，但阵亡者竟然将近一万五千人，战死的官员更是高达千人……更不要说，这场战争消耗的军费超过白银七千万两之巨，而清政府当时一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四千多万两而已。虽然清军终于惨胜，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最后的胜利，就是用鲜血和金钱堆出来的。当年的古战场的溪流里，至今还有一些红色的石头，据说那时漫天的血腥导致河水多次染红，从而留下了河滩里血石的传说。

这场惨烈的战争，后世称之为“金川战争”，或者叫“大小金川之战”。

大学者魏源曾对鸦片战争前清军参加的战争做过专门的统计，他发现金川战争的庞大军费在康乾盛世绝无仅有，比乾隆朝更加著名的新疆之战——包括消灭准噶尔汗国之战和平定大小和卓之战——的两倍还要多出不少。其实，如果不考虑嘉庆初年几乎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白莲教之乱的话，大小金川之战可以说是鸦片战争以前清朝花费最大的一场战争。

而大小金川的面积统共不过一万五六千平方公里，即使同相对于清朝已大大缩水的今日新疆面积相比，前者也不过是后者的百分之一，但清军在二者上的军费消耗却完全倒挂，难怪魏源发出了“功半而事倍”的感慨。

乾隆朝几乎所有名将，比如岳钟琪、张广泗、傅恒、阿桂、海兰察、兆惠、福康安等，统统都参加了大小金川之战，即使这样，这场战争仍创造了乾隆朝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当地土著即嘉绒人的战斗力，似乎并不在困扰了清帝国七十年前后三代皇帝的准噶尔人之下，尽管前者无论名声还是数量，都远远不如后者。

到了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也就是金川战争结束十六年之后，回首自己统治下的强大帝国和辽阔疆域，暮年的乾隆皇帝洋洋自得，他将自己一生的成就总结为“十全武功”，并于当年十月亲自写了一篇《御制十全记》，下令以满、汉、蒙、藏四种文体建碑勒文。从此之后，乾隆皇帝就自称为“十全老人”，意思是身为一个皇帝，自己已经做到十全十美了，不仅空前，而且绝后。

按照《御制十全记》的说法，这“十全武功”如下：“十功者，平准噶尔为二（即灭亡准噶尔汗国和平定阿穆尔撒纳之战之乱），定回部（即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为一，扫金川为二，靖台湾（即镇压林爽文起义）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这两场战争其实打成了平局，但对手毕竟在名义上臣服了），二次受廓尔喀降（即清与尼泊尔的战争，以后如果有机会写一下），合为十。”

也就是说，大小金川之战在乾隆的十大武功里，竟然占据了两个之多，与更为著名的准噶尔之战和廓尔喀之战并列。一方面，这是老皇帝越老越拉风，非要把一场战争拆成两场，这样才好凑够十个整；另一方面，恐怕也与这场漫长的战争在时间轴上，确实又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有关。

也许有人会认为，对于金川战争中一些倒霉蛋，尤其是那些被皇帝处死的官员们来说，如果乾隆十三年皇帝没有死老婆，或者说，如果皇后能再多活几年，他们的命运大概就完全不同，甚至连金川战争本身会不会继续下去，可能都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因为从时间来看，大小金川之战其实是乾隆“十全武功”中的第一战，而此前，弘历自继位以来从来没有发动过战争，他那位脾气非常温和的夫人在潜移默化间很可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蝴蝶效应的影响本来就是无法预测的，不是吗？况且，历史从来就不承认什么“如果”。

尤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据说对方嘉绒人的首领中有一位大美人，刚刚与丈夫离异的她，眼睛正紧盯着孝贤皇后刚刚腾出来的宝座，时刻准备着挺身而出，去填补那位天下第一鳏夫枕边的空缺，正所谓“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

（见匈奴冒顿单于给西汉吕后的国书，大意是：我没了老婆你没有老公，咱俩都成了单身，这年头又没有什么娱乐，不如用有的来交换没有的，不就两全其美了嘛。）

又据说，尽管此女最终没有得偿夙愿，但她仍凭借着自己的绝世美貌，撩拨得大清国参战的那些宰相、总督、将军们心旌摇曳，从而，上演了一幕堪称再世夏姬般的红粉传奇……这故事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后世稗野小说的添油加醋呢？

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0-31 14:59:43

大渡河与岷江上游这一带的藏族地区，东起雅安，西至甘孜州的炉霍，北达阿坝州的黑水，南到康定，具体包括四川阿坝州的金川、小金、马尔康、理县、黑水和汶川，以及甘孜州的丹巴、道孚、炉霍等地方，在历史上被称为“嘉绒”，这儿的人则相应地被称为“嘉绒哇”，意思是“嘉绒人”。

从地形上看，嘉绒是一大片山区。与湿闷的四川盆地相比，这里绝对可以称得上凉爽，但在普遍高寒的藏区中，它却又无疑让人感到太热了，于是就成了藏区特立独行的热带。正因为嘉绒相对温暖，一些通常无法在其他藏区生长的农作物，比如玉米，在这里却长势喜人，也因此，与许多游牧为业的藏族人不同，嘉绒人大多务农。

至于嘉绒人的来历，则一直是一个谜。尽管考古证据显示，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嘉绒地区就已经有人类居住，但一般认为，嘉绒人的正式形成，应该开始于公元7到9世纪的吐蕃王朝时期。当时，吐蕃人曾控制了大渡河与岷江以西，大量移民随着向东疯狂扩张的吐蕃军队迁徙到这些新占领的地方，从而逐渐形成了现代嘉绒藏族的祖先。

也有说法认为，其中一些嘉绒人的祖先，有可能是宋朝时生活在中国西北的西夏人，被蒙古灭亡后，一些西夏人长途跋涉迁徙到中国西南的大渡河畔，在此繁衍生息。据说嘉绒藏族常常瞧不起周围的邻居康巴藏族，自己是西夏王的后裔，祖先的血统天生高贵，自非那些动不动就出刀子的康巴能比。又据说，正是由于体内流着西夏王族的血，嘉绒地方的姑娘才会那么漂亮，比如丹巴县的“美人谷”至今艳名远扬。

更有可能的是，所谓的“嘉绒人”并非某个特定族群的后代，而是藏羌汉等多民族共同融合的成果。尤其是，当地方言嘉绒语与普通藏语差别很大，而是属于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羌语支，这种相当原始的语言被称为汉藏语系的活化石，保留了汉语和藏语的许多古音。尽管今天嘉绒人被划入藏族，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他们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在此不做过多讨论，姑且存疑。

与内地由朝廷任命有任期的流动官员相对应，旧时统治这片土地的，是大大小小世袭的当地土官，嘉绒人自己称他们为“嘉绒甲卡却吉”，意思是“嘉绒十八土司”，顾名思义共有十八家之多。我国自古以来人必分三六九等，因而这些土司也是分等级的，他们中最高级的是宣慰司，正三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部级；其次是宣抚司，正四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地司局级；再次是从四品安抚司，以下还有长官司、千户、百户等，不一而足。

按照今天行政区域的划分，嘉绒的这十八家土司分别是：

汶川县的瓦寺土司，理县的杂谷土司，丹巴县的巴底土司和巴旺土司，马尔康县的梭磨土司，宝兴县的木坪土司，以及康定县的明正土司，官衔都是宣慰司；小金县的沃日土司和赞拉土司（也叫小金川土司），金川县的促浸土司（也叫大金川土司），丹巴县的革什咱土司，官衔都是安抚司；金川县的绰斯甲土司官衔是宣抚司；马尔康县的卓克基土司、丹坝土司、松冈土司，泸定县的沈边土司和冷边土司，官衔都是长官司；天全县的六番土司，其官衔比较特殊，是延续自元明时期的招讨司。

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清朝四川当局接到了一件投诉，原被告都是嘉绒人的土司，一方控告另一方以武力侵占了自己的领地，请求朝廷为自己主持公道，从而，拉开了惨烈的大小金川之战的序幕。

按照《清史稿》中《土司传》的记载，这场日后几乎让乾隆财政破产的战争，竟源于一场普通的家庭纠纷，如同一部最狗血的八卦剧——怕老婆的女婿被强势的老丈人收拾了一顿，从而引起两边亲戚们的一片混战。《清史稿》这样写道：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把女儿嫁给了小金川土司泽旺，但泽旺性情懦弱，整天被老婆欺负。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老丈人莎罗奔不仅劫持了女婿泽旺，竟然还把朝廷颁发给小金川土司的大印给没收了——这其实意味着前者变相吞并了后者的领地。转过年的乾隆十二年，莎罗奔又变本加厉，开始攻打周边的攻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家土司。

大小金川地区正是嘉绒的核心，它大致包括今天阿坝州的金川县和小金县，以及甘孜州的丹巴县，涉及的有促浸即大金川土司、赞拉即小金川土司、沃日土司、巴底土司、巴旺土司、革什咱土司以及绰斯甲土司等多家嘉绒地方首领。

这次向清廷投诉的，正是遭受损失的革布什札土司，他又有革什札、丹东、革什杂、单东革西杂、革布什咱等多种称呼，“革布什札”据说是嘉绒方言中“学生”的意思，其官职是从四品安抚司，领地包括今天甘孜州丹巴、道孚、炉霍三个县的各一部分区域。

而被投诉的一方即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其实也曾是国家的有功之臣。前面我们说过，当年岳钟琪在四川当提督时，经常利用土司间的矛盾拉一派打一派，而莎罗奔年青时正是岳老大手下的小弟们之一。他曾跟着清军讨伐过今天的旅游胜地九寨沟（当时被称为‘羊同’或‘羊峒’），并深得老岳赏识。

在省军区岳司令的推荐下，当时的四川总督、后来不可一世的年大将军向妹夫皇帝上奏，请求嘉奖作战有功人员，莎罗奔因而被朝廷授予安抚司的头衔——《清史稿》写道，“莎罗奔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锺琪征西藏羊峒番，雍正元年奏授安抚司，居大金川。”

这里的“土舍”是土司的属官之一，通常为土司的直系亲属，其权力与一般大头人相当，但地位却高于大头人。莎罗奔本来是赞拉即小金川土司家族中的普通一员，官职只能做到土舍为止，而当上安抚司后，就意味着他与本家平起平坐，已经成了一家新的土司。他于是在大金川也就是今天的金川县自立门户，称为“促浸土司”，大小金川从此正式分治。

如果参照其他史料，我们会发现事情其实并不那么简单，其实莎罗奔早就与周边其他土司发生过多起领地纠纷，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四川官员们却照例和起了稀泥。怒火中烧的莎罗奔认为朝廷处理不公，干脆自己的事自己解决。他首先派兵囚禁了自己的女婿小金川土司，没想到过程出人意料地顺利，见朝廷压根儿就不管，莎罗奔食髓知味，随后又打起了附近革布什咱土司和明正土司的主意。

莎罗奔的女婿，那个懦弱的小金川泽旺——这个词在藏语是“长寿灌顶”的意思，本为宗教仪式的名称，后来成了藏人常用的一个名字——肯定属于莎罗奔的父系亲属，因为莎本人就是从小金川土司家族分出来的，但据说当时的嘉绒人并没有同姓不婚的禁忌，因而两家土司的联姻被认为是相当正常的事。

而泽旺的老婆即莎罗奔嫁出的那个女儿，则在后世鼎鼎有名，她就是无数稗官野史中津津乐道的大美人阿扣。

据说在嘉绒藏语中，“阿扣”是“最小的女儿”之意，但这个名字并不意味着阿扣真就是莎罗奔的小女儿。因为一方面，这只代表生她出生时候的情况，而即使阿扣出生时确实是老幺，但也并不能保证莎罗奔今后就不再生女儿（除非采取特殊措施，比如给他立刻结扎才行嘛）。

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是，清初有个叫阿济格的亲王很能打仗，在满语中，“阿济格”就是“小儿子”之意，可这厮虽然是努尔哈赤的第十二个儿子，但即使以一母同胞而论，他下面也还有多尔衮和多铎两个弟弟。类似的情况还有费扬古，清朝叫这个名字的人相当多，比如在昭莫多战胜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的那位抚远大将军，以及被鳌拜诬陷而死的那位内大臣等等，据说该词也是“小儿子”的意思。

另一方面，不仅阿扣姑娘的身份成疑，就连莎罗奔自己，其来历也并不完全确凿——《清史稿》说他因跟随岳钟琪讨伐九寨沟，因功被封为大金川土司，但也有清朝史料——比如同时期四川官员给皇帝的奏章中——说被封为土司的其实是他的哥哥，而莎罗奔只不过是在哥哥去世后继承了土司的位子而已，而阿扣很有可能是他兄长的遗孤，也就是说她是莎罗奔的侄女，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她其实是一个土舍的女儿。

为避免过多枝杈影响了故事主线，本文姑且按照最通行的说法，认为莎罗奔和阿扣是父女关系，而莎罗奔就是那位因军功而得封的大金川土司好了。据说，这位阿扣姑娘生得绝顶漂亮，人们形容，她晕红的脸颊有如彩霞般鲜艳，娇嫩的皮肤如玉般晶莹洁白，即使在盛产美女的大小金川地区，阿扣也是无可争议地艳冠群芳，甚至得了个“玉观音”的雅号。这样一个美人，自然追求者甚众，她的父亲莎罗奔为女儿的婚事颇伤脑筋，面对着众多的求亲者，考虑再三，大金川土司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自己的亲戚——小金川土司泽旺身上。

根据后世学者——比如民国时期的民族学家兼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的专门研究，嘉绒藏族严禁近亲通婚，这里的近亲指的是家庭成员，如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等，而除了这样的近支血亲之外，其他亲属在原则上都可以通婚，也没有汉人那样族内族外——比如表兄妹可以结婚而堂兄妹则不可——的分别，也就是说堂兄弟姐妹和表兄弟姐妹一视同仁，彼此之问都可以婚配。同时，嘉绒土司的婚姻也是土司之间社会关系网络建构的一个手段，土司们往往通过婚姻的选择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为妻，应该也属于上述的政治联姻。婚后，大概丈夫泽旺长得比较对不起观众，为人处事也不怎么让她满意，出嫁不久，美人阿扣就后悔了，按照民间的说法，她的心愿本来是想嫁个当大官的汉人，没想到一朵鲜花最后插到了牛粪上。于是，她便不停地向自己的父亲抱怨丈夫的种种不是，导致莎罗奔不仅对女婿很有看法，也打起了这个窝囊废的主意。

想当初在雍正年间，经过岳钟琪的推荐，莎罗奔才得到了安抚司官职，从而能够脱离小金川土司家族而自立门户，因而莎对岳感激涕零，也就是可以想像的了。不仅如此，由于四川总督年羹尧强制调整各方领地，导致嘉绒土司们之间爆发争斗，又是岳钟琪出面，做出了有利于莎罗奔的裁决，史载“四川杂谷、金川、沃日诸土司争界，羹尧令金川割美同等寨畀沃日，致仇杀不已。钟琪奏请还金川，而以龙堡三歌地予沃日，上皆许之”，这使得莎对岳更加感激。

稗官野史写道，后来岳钟琪再次来到四川做官，莎罗奔便找机会将老上司请到自己家中，带领整个家族成员隆重叩拜恩人，据说那位怎么看丈夫怎么不顺眼，便借口回家探亲散心的大美人阿扣，当时正好也在其中。

有道是美人爱英雄，见了威武的岳将军，阿扣立即就被震了，一颗芳心顿时暗许，马上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死活想和岳在一起的强烈思想感情。野史中绘声绘色地写道，见突然冒出来这么漂亮的一个姑娘，而且还非寻思寻活嫁给自己，岳钟琪的心头当时肯定也是小鹿乱撞，从？还是不从？

如果查一下年谱，就会发现金川战争爆发前，老岳其实已经年近花甲——此公是康熙二十五年即公元1686年生人，当康熙六十年（公元1721年），土舍莎罗奔随他征伐九寨沟的时候，岳已经三十五六岁，而莎应该还是个二十啷当的半大孩子，阿扣很可能还没有出生，否则也就不会用“小女儿”来起名字了。

这样算下来，如果金川战争爆发时阿扣刚刚结婚不久的话，按照嘉绒女子普遍早婚的传统，那么岳钟琪和阿扣起码有四十岁左右的年龄差距。

要知道这位绝代佳人可是位有夫之妇，而老岳不仅仅是位封疆大吏，世人可都知道，他还有另一个无比耀眼的身份——岳武穆的二十一世孙。身为“精忠报国”的血脉传人，老岳不得不拿道德楷模的最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生怕一丝一毫出错。

面对绝代佳人的火辣追求，老岳不由得天人交战。最终，还是一咬牙一跺脚，色字头上一把刀，由她去吧！就这样，阿扣孤零零地独自离去，怅然若失返回小金川。失恋后的她越来越不甘心，既然岳将军没法娶有夫之妇，那如果我恢复单身，是不是就......？

于是，阿扣每天找茬闹事，和丈夫泽旺土司打得不可开交，最后她宣布无法忍受家庭暴力，要和土司老爷离婚！受了一肚子窝囊气又丢了面子的泽旺终于发作，盛怒之下派奴才们把老婆狠狠暴打一顿。这下子可捅了马蜂窝，只顾出一口恶气的他，考虑到自己老丈人脸往哪儿放吗？

收到女儿的报告后，莎罗奔土司的反应相当干脆，他二话不说，直接派兵把泽旺从小金川抓到大金川关了起来，对女婿的土司大印和领地，老丈人自然也老实不客气地统统笑纳。这场大规模群体事件自然瞒不过四川当局，省里吓了一跳，赶紧派人告诉莎罗奔别惹事生非，马上放人，不要给上级找麻烦。

尚不想和朝廷撕破脸的莎罗奔不情不愿地答应了。泽旺灰头土脸地回到了小金川，但土司夫人阿扣却誓死不愿陪丈夫回去，她不仅宣布和泽旺离婚，还口口声声要去找自己家的恩人岳将军。拗不过女儿的莎罗奔没有办法，只好向省里的督抚大员打听岳钟琪的近况，方才知道这时岳钟琪因“年羹尧叛逆案”的牵连丢了官职，已经是戴罪之身的囚徒了。

野史把故事把威风凛凛的岳大将军描述成金川战争的起因之一，写得确实相当热闹，但很可能，这并不是事实。

在青海平灭罗布藏丹津之变后，大功臣岳钟琪来到老家甘肃担任提督（从一品）兼巡抚（正二品）。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他接替了自己的老上司——突然失势的年大将军，出任川陕总督（此前该职由年兼任），据说这也是清廷起用汉人——不包括汉军八旗——为总督的开始。四年以后的1729年，他又再次出任该职，并一直当到雍正十年（公元1732年）。

再往后，哦，再就没有往后了，岳钟琪被雍正关进了监狱，一直到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才放出来，成了在家闲居的平头百姓。其实早在此前的雍正八年即公元1730年，岳钟琪就已经再次回到西北前线出任宁远大将军，在巴里坤（今新疆哈密的巴里坤县）指挥对准噶尔汗国的战争，川陕总督不过是个兼差而已。

也就是说，此前岳钟琪在四川做官的时间下限，最晚也只能到公元1730年，而此时距离金川战争爆发尚有十七年之久，阿扣最大也不过是个几岁的儿童，是不可能结婚后回家探亲，跟着全家人一起叩拜岳钟琪并对岳产生男女之情的。况且尽管曾经与年过从甚密，但岳钟琪与“年羹尧叛逆案”并无干系，他被罢官是因为与准噶尔汗国作战不利，同僚们又落井下石，最后以“误国负恩”的罪名被雍正革职拿问。

不仅如此，《清史稿》写道：“莎罗奔以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乾隆十一年，莎罗奔劫泽旺去，夺其印。十二年，又攻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看上去似乎是莎罗奔首先挑起事端，主动攻击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家土司，而野史传说则有另一种看法，反而认为“革布什札及明正两土司”是罪魁祸首。

话说，眼见老恩人变身新女婿业已无望，莎罗奔就劝女儿不如改嫁给四川藏区势力强大的明正土司，无可奈何的阿扣只得同意。所谓“明正土司”，其实就是著名的康定土司，其全称是长长的“四川长河西鱼通宁远宣慰使司”，他是清朝川边四大土司（名正、理塘、巴塘和德格）之一，扼守着当年由川入藏的第一军事和商贸要地——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县。

明末清初，和硕特蒙古首领固始汗攻下了包括打箭炉在内的大片康区，并将其与西藏一起奉献给五世达赖喇嘛做供养，因此这里在理论上属于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地方政府的势力范围。后来，西藏当局向这里派出藏军，他们驻扎在康定的跑马山，也就是“跑马溜溜的山上”那个地方，这些家伙对明正土司屡加欺凌，不仅侵占了他大片领地，“盘剥商旅，苛虐土司”，最后竟然把明正土司给打死了。没有办法，继任土司只得向朝廷哭诉告状。

当时恰赶上西藏摄政桑结嘉措隐瞒五世达赖死讯并勾结准噶尔的秘密被揭穿，康熙正在气头，于是立即下旨将藏军的行为定性为叛乱，皇帝派出了以理藩院侍郎——理藩院相当于中央民委兼外交部，是清朝管理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也负责处理对俄罗斯的外交事务，侍郎是其副长官——和四川提督为首的大批人马，清军最终攻上跑马山，杀死西藏派来管理打箭炉的地方官，恢复了明正土司的领地。从此以后，打箭炉便纳入了四川当局的势力范围，清朝时多次与西藏有关的战争，比如驱逐准噶尔之战等等，清军都是从这里出兵的。

历史上，打箭炉的明正土司对中央王朝一向服从，康熙皇帝曾说过，“四川各蕃部中，明正一部最为恭顺”，他们甚至被朝廷称为“内土司”，大概是说这家土司尽管在外面把门，但朝廷把他当自家人看待，而他们进京朝觐时，也会享受到王公待遇。明正土司家族甚至还有一个汉人的姓氏——“甲”，这个姓在藏语里与“茶叶”的读音相同，同时也与“汉”或“汉人”的藏语同音。也正因为如此，明正土司在汉藏两边左右逢源，混得简直是如鱼得水，一边称其为“内土司”，另一边则叫他“汉土司”。

身为茶马古道上最重要的商贸中间人，明正土司在藏区富可敌国，在嘉绒十八家土司里是最有钱的，因而莎罗奔想把女儿嫁给这个大阔佬，也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但就在这时候，大金川附近的革布什札土司也来向这位艳名远扬的金川公主求婚，两家争得不可开交。一边是邻居，另一边是金主，莎罗奔对他俩都不想得罪，阿扣再婚之事也就一再往后推，迟迟无法定下。

仿佛还嫌不够乱似的，另一个竞争者又加入进来，他就是阿扣前夫泽旺的弟弟、也就是她曾经的小叔子良尔吉。民间传说，此人身材魁梧相貌堂堂，尽管体态稍微有些偏胖，但这小子却有一个特长：非常善于讨女人的欢心，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一个把妹高手。借着近水楼台的便利，他此前时不时就去嫂子那里献殷勤，和阿扣暗地里往来密切，据说两人关系相当隐秘。

见明正和革布什札两个土司争得不可开交，良尔吉突然扬言，阿扣早已经答应当我的老婆，你俩就都别痴心妄想了！两土司大怒，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能让给别人，他俩计议后决定，干脆帮前辈一把，于是联系上意图复仇的阿扣前夫泽旺，三家派兵一起杀进了大金川土司的领地，试图把水搅得更浑。

久经沙场的莎罗奔哪是好惹的，立即打起保家卫国的大旗，组织人马杀了回来。没想到几场仗下来之后，对面这三个土司都是欺软怕硬的主儿，一来真格儿的就怂了，三家联军节节败退。离大金川更近从而也损失更大的革布什札土司，不得不去省里上访告状，哭诉莎罗奔无缘无故打我，青天大老爷您可要为小的做主啊。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清朝四川当局接到的那件投诉。

当时四川省里的一把手是纪山，此公为满洲镶红旗人，曾以正二品的副都统身份去拉萨担任过几年驻藏大臣，回朝后当了国防部第二副部长即兵部右侍郎，后来又陆续升任从一品的镶黄旗汉军都统（清时满蒙可任汉军八旗都统，反之则不可）以及镶蓝旗满洲都统，直到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成为四川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

尽管《清史稿》中没有他的传记，但从清朝保存下来的皇帝实录以及满汉奏章等史料来看，纪山似乎是个颇为颟顸的满洲官僚，平日里对上面多磕头少做事，早请示晚汇报，遇事很少自己拿主意。这回纪山见四家土司陷入混战，其中还包括嘉绒藏区的核心大小金川以及地处川藏战略要冲的康定，终于感到事情有点儿闹大了，但是否出兵讨伐莎罗奔，他照例不敢做主，便写了份奏章向皇帝请示。

战争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乾隆将会如何批示这位奏章呢？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0-31 15:00:32

很快，乾隆的批复下来了。皇帝认为，桀骜不驯本来就是这些蛮夷的天性，如果是偶然的仇杀，他们自己慢慢就能消化掉，咱们不必兴师动众。只要对方不侵犯汉区边界，不骚扰朝廷百姓，不影响进藏的道路和传递信息的驿站，那么对于这些窝里斗，就随他们去吧。

显然，皇帝不想在此事上多费脑筋，他说：如果他们彼此杀上了瘾，把事情闹大了，那你应该派人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他们息事宁人，回家该干嘛干嘛。我们要见机行事，只要朝廷的声威足以让他们肝儿颤，使其俯首听耳，乖乖地臣服，这才是和谐社会嘛。

皇帝告诫纪山，这些蛮族又顽固又无知，咱们和他们打仗，无论胜负都得不偿失，那块鸟不拉屎的破地方，即使征服了，所获得的人口也不值得专门管理，所获得的土地也不养活不了多少人，咱就别和那些蛮夷太计较了。

不过嘛，皇帝话锋一转，如果当地蛮族确实有与朝廷对抗的意思，咱们也就不得不向他们展示皇威，这样才能保全我天朝的国体。一方面，你们应当见机行事，在开始阶段更应小心谨慎，不要轻举妄动。但另一方面，你们也不要教条主义，不能因为刻板地遵守朕的旨意，尤其是在有关天朝国体尊严，而不得不给他们点儿color see see的情况下，你们可别放不开手脚。

皇帝告诉四川巡抚纪山，凡事要和节制四川军事的川陕总督庆复商量着办，你俩要详尽地审时度势，做出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判断。乾隆专门提醒二人，当初的瞻对叛乱，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方也并没有冒犯朝廷的意思，而地方官员一经手办理此事，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兴师动众，结果仗打得一塌糊涂，京城不得不连续增派兵将。一直到当时还是宰相（大学士）的庆复亲自前去指挥，才最终平定了这场叛乱。因此乾隆告诫道，这都是由于事先没有规划好，才导致了这样的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对于如何安抚驾御这些偏远的蛮夷，全在因地制宜灵活处理。

皇帝以严厉的口吻说道，你们这些封疆大吏啊，就喜欢没事找事，而那些具体执行人员更缺乏深远的眼光，往往一有小事就兴师动众，最后导致星星之火竟然燎原。千钧的强弩却用来打老鼠，这不是资源的严重浪费嘛。你们应该加强自身休养，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文件精神，以建设和谐天朝的赫赫声威，让那些蛮夷们畏惧之下不得不遵章守法，你们要清楚，胡萝卜和大棒都各有各的用处，凡事必须提前计划好，不要临时起意而轻举妄动。

读完圣旨，纪山不敢怠慢，赶紧去找川陕总督庆复，两人一起研究起来。由于担心领会错了领导的意图，为稳妥起见，他们又叫来另一位大员——四川提督武绳谟共同商议，此人不久之前刚刚由广东潮州镇总兵升任该职。

成都城高官众多，除了川陕总督（通常为从一品）和四川巡抚（通常为正二品，但纪山以从一品的都统身份出任此职）这两位封疆大吏之外，一品大官还有四川省军区司令即提督（从一品，初驻打箭炉即康定，后移驻雅安，岳钟琪以后又转驻成都），即所谓“督抚提”三大巨头。后来，清廷又专门设立了从一品的成都将军，这也是清朝设立的最后一个八旗镇守将军职位。

通常情况下，除了河道、漕运等专门职务外，总督主管一至数省的军事，有时也兼管民事，巡抚则主管某省的民事，一般只负责军队的粮饷后勤而没有直接统兵权。督抚的品级与职权虽有大有小，但相互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而是直接对皇帝负责，在名义上都属于朝廷的特派员。

提督则是一省绿营兵的最高指挥官，名义上直接由皇帝管理，但通常归总督节制——不过后来，四川却有所不同，成都将军设立后，绿营兵改归将军节制，这也是全国唯一特例，因为通常情况下清廷出于分权考虑，是不会让统领八旗兵的将军再兼管绿营汉兵的，这就是《清史稿》所谓“将军兼统绿营者惟四川”。

鉴于提督武绳谟初来乍到，而当时还没有成都将军这个职位，因此对于是否讨伐金川之事，除了四川巡抚纪山之外，另一个能做主的人就是川陕总督庆复了。此公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父亲是康熙朝赫赫有名的宰相佟国维，换句话说，庆复是雍正曾极力笼络的那位“舅舅”隆科多的亲兄弟——在真实的历史中，隆科多是佟国维的亲儿子，而并非像某些小说中写的那样是佟国维的侄子。

哥哥隆科多的倒台显然并没有影响弟弟庆复的仕途，恰恰相反，就在隆科多垮掉之后，庆复便马上继承了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此后他在雍正年间又陆续担任了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正蓝旗汉军都统、议政大臣、工部、刑部、户部尚书等一系列高官。到了乾隆继位后，庆复更是代替了平郡王福彭，出任定边大将军之职。

乾隆前期，庆复可谓官运亨通——乾隆元年，他代理吏部尚书并兼户部尚书后又兼刑部尚书，乾隆二年出任两江总督并代理苏州巡抚，后调任云南总督并加加太子少保头衔，乾隆六年代理两广总督。乾隆八年，由于上文所说的瞻对叛乱的缘故，四川清军作战不利，做为皇帝的亲信宠臣之一，庆复被乾隆下令与川陕总督马尔泰互调，就这样从广州来到了成都。

那么，这场所谓的叛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瞻对之战是清朝在乾隆年间的第一场军事行动，但由于这场战争与后来的“十全武功”相比规模较小，因而知名度不算很高。但尽管如此，后人认为，瞻对之战虽然规模不大但影响却不小，甚至可以看做是后来那场无比血腥的大小金川之战的预演。

因此，我们不得不暂时停下来，先写写它吧。

所谓“瞻对”，其实指的是四川甘孜州的新龙县，解放后的1952年改为现名，此前那里分为靠北的上瞻对和靠南的下瞻对两部分，各自有土司管理。此地位于川藏南北路之间的雅砻江河谷，向北可通往川藏北路的炉霍县、道孚县、甘孜县和德格县，向南可通往川藏南线的理塘县和雅江县。

现在由于川藏公路的建设发展，远离公路主线的新龙已渐渐被人遗忘，即使是背包的游客，也很少有人去那里转了，但是在清代，由于地处川藏南北路中间的要冲，瞻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对于当时瞻对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清朝史料写道：

“上下瞻对，在雅砻江东西，夹江而居，各二十余寨。东有大路二条，西南北共有大路三条，俱属要隘。”

与大小金川是嘉绒藏族聚居地不同，新龙县是四川康巴藏族也就是所谓“康区”的核心区域，记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曾专门做过一期文章，名为《新龙：康区的圆心》，里面写道：

新龙地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腹心地带的雅砻江河谷中，周边与甘孜、炉霍、道孚、雅江、理塘、白玉、德格等七县交界，面积约9183平方公里，人口4.3万。县治茹龙镇，距康定485公里，距成都847公里。新龙地属沙鲁里山脉，位于横断山系中央。藏传佛教有旧说，称雅砻江河谷实为“地脐”通道，就仿如是康区这个壮汉上的肚脐。

瞻对的藏族属于康巴藏族的一个分支，名为木雅藏族，他们讲木雅藏语，一些学者认为，这种语言属于古代党项语的遗留，因而木雅藏族很可能与西夏人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这个地方民风彪悍，好勇斗狠，许多人以做“夹坝”也就是打劫的强盗为生，即所谓“性情蛮横，盛行抢夺”。据说当地认为不会做“夹坝”的男人根本就不算男人，会被全村人鄙视和不齿，而且这些“夹坝”们胆子极大，不仅抢劫过往的商旅，就连保障驻藏清朝官兵的军用物资的主意也敢打。

这里多说一句，“夹坝”之风在藏区至今尚存，尤以川藏北线和滇藏线上金沙江边一带为甚，不少司机驴友都深受其害。记得前些年西藏电视台拍了一部名为《达玛拉誓言》的电视剧，讲的就是金沙江边贡觉县，西藏昌都警方与“夹坝”强盗们殊死搏斗的故事，该剧根据真实案件改编，最后经过七个多小时的激战，三名身上背有多条人命的匪徒被击毙，而警方也有三人殉职，由此可见“夹坝”之凶悍。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由于“纵容夹坝”，被清军诱杀，瞻对人还以颜色，设伏消灭清兵二百多人，导致四川提督出兵一万二千前往讨伐。面对围剿，瞻对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术，退到雅砻江西岸，随即拆毁了江上的所有桥梁，清军无法过江粮草不继，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到了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从川藏南路重地江卡——也就是现在西藏芒康县——回四川换防的清军，竟然在瞻对遭到“夹坝”抢劫，遭受了相当大的损失。根据清朝史料，当时一名把总（相当于连长）带领着三十六名全副武装的兵丁由江卡撤回，途中遭遇二三百名“夹坝”的强盗，被抢走了马匹、兵器、行李以及银粮，据说在整个抢劫过程中，那位懦弱的把总竟然没有做任何抵抗，导致所有官兵束手被劫。而这件劫案的主使者，经查就是下瞻对土司班滚，他正是被清军杀死的前土司策冷工布的儿子。

见事情闹大了，四川巡抚纪山赶紧向皇帝报告，他在奏章里写道，“如瞻对即将夹坝首犯献出，另行请旨完结”，就是说如果班滚主动献出肇事者还则罢了，“倘或刁顽不悛，其作何示之以威，并善后之法，以及派委何员前往专办之处，容与督提二臣公同酌筹会奏”，倘若对方冥顽不化对抗到底，咱们该咋办呢，我得和总督、提督三人商量好后，才能给皇上您回话——很显然，巡抚可不愿独自担责，而是想和总督提督分担。

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班滚亦惟缴出赃物数件，并不查献贼首”，也就是说下瞻对土司只答应吐出少量财物，却拒绝提供肇事者。于是，川陕总督庆复请示皇帝希望能派兵讨伐，而四川提督李质粹也持同样看法，并认为“其多年来敢于不法，原因在于从前始终未曾大加惩创所致”，乾隆见这两个军事主官达成一致，巡抚纪山也随声附和，终于同意出兵。

就这样，一万五千名官军——包括四川驻防清军以及西藏郡王颇罗鼐、德格土司等派出的藏兵——分为三路，浩浩荡荡杀了过去：南路由夔州协副将马良柱率领，从川藏南路重镇里塘向瞻对进军；北路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率领，从川藏北路重镇甘孜向瞻对进军；中路则由建昌镇总兵袁士弼率领，从沙普隆（具体在哪我也不知道，西藏日喀则倒有个叫这名字的地方，但肯定不会是那里）向瞻对进军。另外，除了四川军界最高首脑——提督李质粹坐镇康定的东俄洛居中调度，乾隆同时还要求李的上司川陕总督庆复，从原总督驻地西安转驻到成都“会剿”。

不过，身为清军前线总指挥的李质粹提督，似乎颇有当年宋襄公的仁义之风，就在大军已箭在弦上之际，他竟然先礼后兵，派了个千总“前往晓谕”，以大兵即将压境相威胁，再次要求班滚献出祸首。结果是，本来没有准备的瞻对土司收到“晓谕”后赶紧布防，对各处险要之地都急忙派出守军，清军从而失去了突袭的先机。

除了敌人已经“闻风豫备”之外，清军自己的行动也极为拖沓，朝廷决定开战将近半年过去了，粮草还没准备停当，而就连总司令庆复竟然都没有抵达四川，乾隆非常愤怒，质问他们“兵贵神速，岂有贼已发兵阻挡，而汝等尚无出师之期之理”？

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农历九月底，庆复总算抵达了四川，各路人马粮草也终于到位，清军终于开始发动了攻击。初期的进展还算顺利，到十月下旬，本来与这次“夹坝”事件没多大干系的上瞻对土司，率先向中路清军指挥官袁士弼投降，其下属各个山寨也纷纷开门归顺，官军可谓旗开得胜。

袁士弼率军乘胜追击，向着雅砻江杀去。这条大江是金沙江最大的支流，它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南麓，从东南方向流入川西北，到了甘孜以后称为雅砻江，并沿着大雪山西侧流经新龙也就是当年的瞻对。该江宽度通常超过百米以上，而且水流相当湍急，险滩礁石遍布，多数地区很难通航，当地人来往两岸大多依靠有限的几处吊桥。

此前，下瞻对土司已经在雅砻江东岸建造了好几个防御阵地，这几处“卡隘”互为犄角，形成了一套彼此呼应的守卫体系。按照袁上报的战果，中路清军经过一番苦斗，终于将敌军据点一一拔除，一举杀到了雅砻江边。但是，瞻对人早已经故技重施，再次拆毁了雅砻江上的所有桥梁，袁士弼只能望江兴叹，除了等待另两路清军夹攻敌人外毫无办法。

随后，马良柱率领的南路清军传来捷报，号称“连破蛮寨十五处”、“毁贼寨九处”，随后又“毁贼寨二十三处”。宋宗璋所率北路清军也终于出动，与青海西宁派来助战的官军一起，攻破多处敌人据点，战报称“歼贼甚众”。清军形势一片大好，据说就连敌人的总BOSS下瞻对土司班滚，也托德格土司向朝廷转达悔罪之意，但按照清军总司令庆复的说法，这位总督大人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力求一劳永逸，因此根本没有理会对手的求和，而是仍下令加紧进攻。

只不过，在这一纷纷捷报中，后人却发现了不小的问题。要知道，光是南路清军攻克的“寨”——该词通常指一个山寨或村落——就已经超过了一百三十个，而包括上下瞻对在内，瞻对的全部人口大概也就两三万，这样算下来，清军岂不是已经把下瞻对灭门好几遍了？因此有研究者认为，官员们是在玩场面文章，这个“寨”，大概就是指一所房子、一户人家、一座建筑，弄不好连牛棚马圈都统计在内了。

此后，清军几乎就毫无进展了，一直在雅砻江东岸徘徊。到了年底，甚至连乾隆都纳闷，怎么近一个月时间庆复那边竟然连一点儿消息都没有。不久后，这位川陕总督终于给皇帝又送来奏报，但说的多时鸡毛蒜皮的小胜利，如攻克了几个寨，杀了几十个敌人等等，让乾隆极其不满，不断催促加紧进度。

转过年的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一月，见战事仍无什么起色，皇帝终于不耐烦了，于是明令庆复、李质粹等大员必须亲临前线督战。在乾隆的催促下，李质粹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来到冰天雪地的雅砻江边督战，在他的催促下，清军终于彻底荡平了雅砻江东岸的大部分敌军阵地，但由于这条咆哮的大江即使到了冬天也不结冻，因而仍无法打击对岸的敌人。

随后，中路与北路两军兵合一处，继续沿雅砻江东岸猛攻，告捷称“共毁碉五十五座”。这时候，下瞻对土司班滚大概觉得尽管有雅砻江天险挡着，但老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江东岸的土地此后怕再也不归自己所有了，于是便想了个茅招——他大概知道李提督颇有宋襄之仁，竟然派出自己的老娘前去清军大营求和，希望双方能恢复战前状态。

对战况判断颇为乐观的李质粹，断然拒绝了土司母亲的请求，不过，正如班滚所料，提督大人也没有为难老太太，反而允许她平安回家。此举令乾隆和庆复都极其恼火，他们认为，怎么能把这么重要的人质放走呢，李质粹办事也太不妥当了！于是，在皇帝的要求下，庆复亲往前线替换李质粹，自任前敌总指挥。

就在此时，又发生了一件怪事。西藏郡王颇罗鼐派出助阵的藏军，一直跟随马良柱的南路清军，见战局艰难，他们的指挥官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马良柱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总司令庆复对此极其不爽，于是上奏皇帝，要求对西藏严加惩处，军机处的诸位大员也纷纷嚷嚷要宰了冷宗鼐。但是，乾隆考虑到西藏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藏王颇罗鼐一向恭顺的态度，最后仅仅以冷宗鼐“愚鲁无知”的罪名，让西藏地方政府自己“酌加惩处”了事。

上前线督战前，庆复对乾隆打下了包票，说自己肯定会在五月份最迟六月份，就能彻底解决瞻对问题。但这位总督很快感到事情远不像自己想像中那么容易搞定，比如他发现清军将领们普遍谎报战功，“虚张声势具报不实”，而且由于藏军私自撤回，导致己方兵力严重不足。于是，在庆复的请求下，清廷不得不再次“添兵”，川藏南路的巴塘土司以及四川内地绿营兵奉命前往增援，乾隆并下令国防部长也就是兵部尚书班第，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前往督战。

一直到农历四月初，也就是开春天气变暖，清军的进攻才终于有了起色，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官兵终于强渡雅砻江。天险一克，以后战事的发展终于进入了正轨，四月十三日夜，清军攻克下瞻对土司的官寨，不过班滚却抢先一步逃了出去。次日，钦差大臣班第正好到达，于是他与庆复总督一起，幸运地过了一番受降俘虏检阅部队的干瘾。

收到奏报后，皇帝自然相当高兴，下旨给庆复加太子太保的头衔，并给庆复与纪山二人各自“加三级”。乾隆同时要求诸将再接再厉，不要给敌人喘息之机，官军应一鼓作气彻底荡平瞻对，并且必须除恶务尽，一定要拿下班滚的人头。

据说在此期间，西藏那位有名无实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也想出头露个脸，他很可能受了班滚的厚礼，于是招呼联络另一尊大佛班禅喇嘛，以及西藏的实际掌权者颇罗鼐郡王，一起请驻藏大臣傅清代他们向乾隆上奏，希望朝廷能给班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下瞻对土司会献出夹坝的祸首，同时朝廷也撤军。对此，皇帝当即批复不准——你们当初干嘛去了？他要是早答应，何至于大动刀兵，现在想后悔，晚了！

不仅如此，皇帝还严厉地要求自己的小舅子驻藏大臣傅清，认真组织驻藏官军和藏军仔细盘查川藏交界，如果班滚逃到西藏，那就唯你是问，要是真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会将你小子在西藏当众“正法”，绝不姑息！此时，驻藏大臣手头还有五百多名清军可供调遣，上不像后来傅清与拉布敦两人设计斩杀藏王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时那样，身边除了极少数保安外一无所有，成了真正的光杆司令。傅清得旨后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安排布防排查不提。

四月二十日，清军团团包围了下瞻对土司班滚最后的据点，并于二十三日发起了总攻。事后，根据庆复给乾隆的奏报，“各兵奋不顾身，直冲碉门，劈开挖孔，施放地雷，连烧大战碉四座，碉楼四十余座。在碉贼番男妇约计七八百人，尽行烧毙，鸡犬无一遗存。”也就是说，敌人男女老幼一共七八百名，统统与碉楼一起被烧得鸡犬不留。

至于班滚本人的结局，庆复报告说：“火起之时，各官兵四面围布，于火光中望见碉顶正中悬溢贼番三名，班滚及伊家口并恶木丁、姜错太等俱一并烧毙。”乾隆感觉这份奏章疑点颇多，批复道：“但据报烧死情形，尚有可疑之处。班滚系众酋头目，危急之际，未必即坐以待毙。其潜逃藏匿，自必有之事。即是烧毙，想其形迹，亦必与众人不同，断无俱成灰烬，不可辨识之理。”也就是说要求庆复严加核实。

不久，皇帝收到了庆复的回复，声称“随传讯各寨番人，均称班滚实系烧毙，并未逃出”。随后，钦差大臣班第也为庆复的说法做了背书，确认“遣官兵四处诘询，土人俱云班滚实系烧死，再四访查无异”。到了这种地步，乾隆也不好继续追查下去了，于是宣布大功告成，清军终于可以班师回朝了。

瞻对之战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清廷消耗军费五十万两白银，多名高级军官收到处分，期间提督李质粹与总兵袁士弼两人内斗，结果双双被皇帝革职，袁士弼甚至被判斩监候也就是死缓。更为严重的是，清军在战场上碌碌无为损失惨重，最后又虎头蛇尾草草收兵，让此前一直仰慕朝廷的土司们突然看出了纸老虎的本质，他们无疑对这个庞然大物起了轻视之心，仅仅一年之后，离瞻对并不算太远的嘉绒藏区便爆发了血腥的大小金川之战。

还有，下瞻对土司班滚真地葬身火海了吗？如果没有，他又躲到哪里去了呢？正是乾隆皇帝脑海中一直挥之不去的这个疑问，日后将庆复总督、李质粹提督等一干高官送上了不归路……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0-31 15:01:45

收到乾隆的批复后，督抚提三大巨头计议半天，最后认为皇上应该还是想息事宁人，除非土司们对川藏交通造成不利影响或者侵犯汉区，否则朝廷不愿意过多介入到他们的内斗中去，那咱们就等等吧，看看局势发展再说。

到了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三月，四川当局发现，局势的发展比他们事先预料的要严重得多，因为打箭炉也就是康定的明正土司送来急报，说大金川军队已经侵入了鲁密和章谷（今天丹巴县政府的所在地），那里是川藏北路要隘，距离打箭炉只有四日路程，也就是说，今川军已经迫近了内地的西大门，四川当局已经无法坐视不理。

于是，督抚提三官再度商议，以总督衙门的名义下了一道紧急命令，要求莎罗奔立即停止侵蚀别家土司的领地，必须马上撤军，否则将会遭到官军的严厉打击。但大金川土司收到该令后根本不予理睬，反而变本加厉——就在这个月，明正土司再度向成都告急：鲁密与章谷终于失守，当地驻守的少量清军被迫撤退，川藏北路已经不再通畅了。

迫于情况已经无法再继续和稀泥下去，四川当局被迫做出了反应，一名副将即副总兵奉命率兵出征，进剿大金川。前面在准噶尔侵藏战争的内容里我们说过，按照清朝军事制度，副将通常统领一个协的编制，总攻大概几千人马，如果再加上明正土司、革布什札等土司派来的辅助部队，总兵力应该也不会超过一万人。

不愿束手待毙的莎罗奔自然组织抵抗，双方在大渡河沿岸僵持不下，谁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吞掉对方。而时间一长，当初邀请清军讨伐大金川的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又打起了算盘，他们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的道理，怀疑起官兵老是磨蹭的原因，并非是对手有多么强，而是这些汉人想赖在自己的地盘不走，甚至没准儿有鸠占鹊巢的危险。

于是，两家土司与莎罗奔暗中达成谅解，然后突然反戈一击，对盟军毫无防备的清兵差点全军覆没。败退后，清军将领为了推卸责任，遂向上级报告战败全是客观原因导致，这个地方道险谷恶、大河环阻、兵少不足以堵截，兵多又易于迷失，真是没法子打啊。

对于这段战事，正史中记载有限，以上基本是稗官野史的说法，姑且看之。而清朝自己的少量史料则说，清军是中了大金川方面的埋伏而惨败，那两家土司并未倒戈。这一战，据事后统计，清军一名千总（大约相当于营长）阵亡，包括一名游击（大致相当于团长）在内的多名军官受伤，并损失牦牛等许多牲畜物资，可谓一败涂地。

见事情闹大了，对于是否继续扩大战争还是就此罢手，庆复、纪山等不敢做主，只能请更大的领导拿主意，就这样层层上报，奏章一直堆到了乾隆的桌子上。

其实，按照庆复的说法，早在一年前瞻对之战进行的时候，莎罗奔就已经蠢蠢欲动了，不过此人既没有帮朝廷也没有助班滚，而是在一旁坐收渔利，向周边拼命扩张地盘，导致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向朝廷投诉，而一直到瞻对被清军攻破，他才派土官前来朝见总督大人。

庆复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当时我就想收拾他，不过我了解到金川地势凶险，后勤运输极为艰难，再考虑到他们毕竟只是土司之间的仇杀，并没有侵犯朝廷利益，因此才放过了莎罗奔。如今大金川又主动挑起事端，是可忍孰不可忍，朝廷一定要好好教训他才行。

得知清军败绩后，乾隆自然十分光火。皇帝对于土司之间的争权夺利并不关心，甚至还有可能暗中鼓励他们这么做，但是，如果这些蛮夷玩过了火，搞出个一方独大的局面，甚至胆敢侵犯“汛地”，那可就是对朝廷的公然挑衅了，真是“猖獗已甚”！这里的“汛”通“讯”，本意是指用烽火传递消息，“汛地”就是官军的驻防区。尤其是，大金川土司的势力已经侵入了川藏北路，干扰到了清廷对西藏的管理，这更是乾隆无法容忍的冒犯。

恼怒的皇帝于是下旨，官军要彻底铲除大金川逆贼，“务令逆酋授首，铲绝根株，永靖边境”！也就是说，清军作战的目标不仅是大金川侵占的那些土地，更重要的是，还有莎罗奔土司本人的脑袋。

虽然乾隆已经下定了将战事扩大化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不过，鉴于庆复等人确实不是打仗的材料——庆复此前虽然代替福彭担任过定边大将军，但并没有经历战事，而此前他所指挥的瞻对之战的情形，人们估计也心知肚明——皇帝决定还是换个靠谱一些的统帅来指挥这场战争。

在这种背景下，在乾隆心中一直还算满意的庆复，被皇帝调回朝廷，升任大学士并兼任礼部尚书，从而进入内阁也就是成为了宰相委员会的常委。而另一方面，乾隆同时下旨，原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调为川陕总督并进驻川边，他将担任讨伐金川的清军总司令，会同四川巡抚纪山一起进剿莎罗奔。

此时，金川地区聚集了包括绿营兵和各地土司助战的土兵等两万多清军，数量早已超过了一年前瞻对之战中的一万五千人，可以说是乾隆自继位以来投入兵力最大的一次军事集结，而各路援军还在源源不断地向着嘉绒地区挺进，因此对于这场金川之战，清廷显然是势在必得。

那么，清军的新任主帅张广泗到底有何本事，能让乾隆委以如此重任？

前面我们说过，嘉绒地区多为崇山峻岭，地势极其险峻，遍布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要隘，庆复、纪山等人之所以不敢轻易用兵，除了对己方战力缺乏信心外，地理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考虑。而张广泗则不一样，他是帝国当时首屈一指的山地战专家，曾在围剿云贵群山中苗族抵抗组织的战争里屡建军功，因而被皇帝认为是最适合金川战场的统帅人选。

张广泗，汉军镶红旗人，监生——即明清两代官办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出身，他仕途开始得很早，到康熙末年，已经是贵州思州府的知府了。也就是说，他后来是由文官转为武将的，这与清朝沿袭自明朝的以文制武之国策有关，包括年羹尧、张广泗以及后面要讲的傅恒等人在内，清朝的许多所谓的名将，都是这样由文官半路改行而成才的。

雍正四年也就是公元1726年，张广泗知府迎来了他事业上一个巨大转机。那一年，雍正朝的两大权臣之一的鄂尔泰，以云贵总督加兵部尚书衔的身份，开始在自己的总督辖区内的苗疆，也就是云贵两省的苗族地区，大力推行“改土归流”——即在少数民族地区废黜世袭的土司制度，而改由朝廷任命并有一定任期的流官来管理——从而引发了一场耗时十年的漫长战争。

对阵的双方，一个自然是清廷，而另一个则是不甘心放弃权力的苗疆土司们。这场战争进行得极其残酷，一直到乾隆元年也就是公元1736年才算结束。期间仅在黔东南地区，清军就“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寨，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千有奇”。湖南凤凰（今湘西州凤凰县）、永绥（今湘西州花垣县）和乾州（今湘西州吉首市）这三个地方，原本有四千苗寨近四十万人，等到战乱平息之后，减少到只剩下一千二百苗寨和十一万人，也就是说四分之三的人口将近三十万人，都直接或间接地损失掉了。

在这场战争中，张广泗的表现极其出色，屡建战功，深得清军主帅鄂尔泰的赏识，仅一年时间，他就由知府提升为“署贵州按察使”，相当于代理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一年之后的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由于张广泗等人的大力镇压，云贵的“苗乱”暂时被清军平息下去，在鄂尔泰的大力举荐下，张广泗因功被雍正破格提升为贵州省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省委书记兼省长，并“加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该职相当于中纪委名誉副主任，清代都察院有左右两套官职，其中左职如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等为实职，而右职则通常是给督抚大员们加衔的虚职。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云贵被清军征服的广大苗族地区，被授予了一个专有名词——“新疆”，该词当时与帕米尔高原东部那片广袤土地即西方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毫无关系，而是“新开辟的疆土”之意。直到公元1757年，清军彻底征服准噶尔汗国，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后，在乾隆的命令下，“新疆”这个名词才由云贵苗族地区，转移到现在的那个自治区所在土地的头上，皇帝对其如此命名，据说是取这片汉唐西域之地“故土新归”的意思。

雍正九年即公元1731年，在宰相张廷玉的建议下，雍正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的远征，北路清军主力经由外蒙古方向对敌人本土进攻，名将岳钟琪以宁远大将军的头衔担任西路清军主帅，驻扎在今天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哈密一带，而此前在苗疆战功卓著的张广泗，则在另一位宰相鄂尔泰的推荐下，以正红旗汉军都统的身份担任了西路军副统帅，率领四千清军配合作战。

但没想到的是，随后发生的和通脑儿（在今天蒙古国的科布多附近）之战中，准噶尔大汗噶尔丹策零亲自出征，在大小策零两位名将指挥的蒙古铁骑，以及瑞典人训练出的准噶尔“包沁”炮兵团的联合打击下，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率领的北路清军几乎全部覆没。这是清准历次战争中清军损失最惨重的一仗，大批清军将领阵亡，除了一堆将军、都统外，其中还包括一名叫做阿哈硕色的不起眼的佐领，此人就是和珅的爷爷，也就是说，这个大贪官竟然还是烈士子弟。

如果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女婿、外蒙古喀尔喀郡王策凌在额尔德尼昭（位于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西部的蒙古帝国旧都哈拉和林）拼死一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和勇气，夜袭准噶尔军营并大获全胜的话，很可能整个外蒙古就不再归清朝所有了。史载此役准军败得极其狼狈，完全可以与合同脑儿之战中的清军匹敌，当地的河水都被人血染红，丢弃的辎重和牲畜塞满山谷，汗王噶尔丹策零以及主将小策零仅以身免，要不是周围的清军将领过于谨慎不敢主动出击，准军极有可能“一骑不返”。

在这个紧要关头，与北路清军的大悲大喜相对照，岳钟琪率领的西路清军的表现，却完全可以用碌碌无为来形容。此前，曾在西藏和青海多次上演千里奔袭好戏的岳钟琪，曾向雍正建议趁着准军在北路与傅尔丹纠缠，西路清军应该长驱直入突袭乌鲁木齐，一举杀入准噶尔的腹地，但这个大胆计划被皇帝斥为“轻进”而遭断然否决，胤禛要求岳钟琪“勿贪功前进，勿坐失机宜”，只允许他进行有限的出击。也许已经感觉到雍正对自己存有猜忌之心，岳钟琪此后表现得越发谨小慎微，凡事再不敢做主，所有军事行动都要先请示皇帝才施行。

可是，新疆与北京相距好几千公里，真要有军情急事，来回请示哪来得及，等皇帝批复下来，黄花菜都凉了。也该着岳钟琪倒霉，期间准噶尔人对他的防区发动了好几次袭击，尽管手握将近三万军队，但老岳没有得到皇帝指示，不敢自行决定，西路清军进退失据攻守混乱，结果导致哈密等清军控制区遭受了很大损失，本来就爱鸡蛋里挑骨头的雍正对其越发不满，多次下旨斥责，而这反而又给岳造成了更大的压力。

胤禛的宠臣鄂尔泰敏感地抓住了皇帝情绪的变化，他立即上书弹劾岳钟琪“专制边疆”的种种恶劣罪行，以及他“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不称职行为。见宰相已经带了头，满朝文武纷纷落井下石，一时间弹劾岳的奏章雪片般堆到雍正的书桌上，而其中表现最活跃的，正是岳钟琪的副手、同时也是鄂尔泰铁杆心腹的张广泗。

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痛陈“钟琪张皇刚愎，号令不明。题奏奉到谕旨，临时宣传，莫测诚伪”，也就是说，自己的主官性格上执拗，业务上无能，不仅在“调兵筹饷、统驭将士”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失宜”，而且张还隐隐约约地暗示，岳很可能有“矫诏”也就是假传圣旨的行为，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大罪啊。

尽管最后因这一事件，岳钟琪不仅丢了官而且险些送了命，但如果我仔细琢磨一下，也许会发现情况并不像表面那么简单，鄂尔泰、张广泗等人掀起的这场风波，矛头表面上直指岳钟琪，但实际上真正的目标却很可能不是岳，而是鄂宰相的政治对手、另一位宰相张廷玉。也就是说，此事大概并非单纯的军事分歧，而是一场政治斗争。

要知道，当时对于如何处理与准噶尔汗国的关系，张廷玉是最热心的主战派，而鄂尔泰则是慎重派。这场肯定不能算是成功的远征就是张廷玉向皇帝建议的，而且，担任主攻的北路清军统帅傅尔丹，也是张推荐的，和通脑儿之战败得如此惨，张廷玉似乎责无旁贷。尽管没有证据标明，岳钟琪出任西路主将之事与张廷玉有多密切的关系，但如果两路清军都捅了大娄子，那张宰相肯定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灰头土脸，在鄂宰相面前抬不起头来。

果然此事过后，鄂尔泰明显压倒了张廷玉，不仅如此，他还亲赴西北督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指挥前线的所有清军。而鄂的心腹张广泗也如愿以偿，顺利接管了岳钟琪的西路军，成为代理宁远大将军，他在任上的表现相当不错，尤其是在鄂隆吉大坂取得一场不小的胜利，斩杀了四百多名敌军，让鄂尔泰很有面子。

不久之后的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清准议和成功，两个政权从此二十年间相安无事，基本实现了和平，一直到公元1755年，乾隆发动了对准噶尔汗国最后的攻击。无事可做的张广泗率军班师，他被提升为湖广总督，但新官位还没有坐热，就又收到了调令，原来当年被他平定的苗疆发生了大事，苗人们又造反了，官军屡战无功，朝廷不得不让他再次出马平叛。

此时雍正已经驾崩，乾隆刚刚登基，而出自张廷玉系统的刑部尚书、“总理苗疆事务经略大臣”张照，虽然是位大书法家兼大画家，但他在军事上却没多大能耐，面对反抗的苗人束手无策。讨伐的清军“久无功”，而张照竟然有闲心掺合朝廷政斗，还多次参劾宰相鄂尔泰。最后，新皇帝对“挟私误军兴”的张照实在忍无可忍，终于将其就地免职，并将平苗专家张广泗调回云贵主持工作。

乾隆对这位宿将给予了充分信任，不仅让涉及苗疆之乱的所有七个省都归其统辖，而且还授他对辖区内所有军政官员的任免大权。张广泗也不负帝望，他上任后，立即将作战不利的扬威将军哈元生和湖广提督董芳两名一品大员撤职，随即亲赴前线重地——今天贵州的旅游名胜凯里——指挥作战，分兵三路“刻期并进”，以犁庭扫穴般的力度步步紧逼。

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正月，三路清军终于合围，发起了对苗人抵抗力量的总攻，张广泗以惨烈而血腥的杀戮，成为这场战争的终结者，史载“斩万余级，诸苗悉定”。战后，张广泗再次出任云贵总督，同时兼任贵州巡抚，并“进三等阿达哈哈番世职”，即为子孙获得了三等轻车都尉的世袭权利。

此后，张广泗又陆续平定了辖区内苗人残余势力的一系列小规模骚乱，并因成功审理了几个疑难刑事案件，而被民间称颂为青天大老爷，皇帝更对其欣赏有加。金川战争爆发前一年的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张广泗被授予太子太保的荣誉头衔，从而进入了所谓“三师”的行列，达到了人生事业的顶峰。

现在，眼看金川战事不利，乾隆不由得又想起了张广泗这个救火队员。不知道为什么，皇帝脑子里老是存在着一个奇怪的印象——“大抵番蛮与苗性相近”，也就是说他认为金川的嘉绒人与云贵的苗人是“性相近”的，因而，派“熟悉苗情善于抚驭”的张广泗出马，“以治苗之法治蛮”，想必“自能詟服其心，消弭其衅”。可是，乾隆难道忘了，《三字经》说过“性相近习相远”吗？

就这样，张广泗调任川陕总督，接替升职为大学士的庆复，前往金川前线督战。皇帝下令，“此番进剿一应机宜，专听张广泗调度”，不仅如此，新总督还可以在其参加平苗战争的旧部里，选择几个得力的将领，随其一起入川。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四月，张广泗抵达四川，与前任总督庆复交割工作后，正式接管了军队。其实，张广泗此行还肩负着一项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使命——乾隆一直怀疑瞻对土司班滚并没有被烧死，而是逃了出来躲在某处，甚至很可能就藏身于金川地区，“焉知不诡诈免脱，潜往大金川勾通致衅”。

但鉴于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死，皇帝又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要求张广泗来四川后一定要认真调查，他相信张由于从来没有经办过此案，也就不必因官官相护而有所顾忌，此前，张因为在云贵总督任上圆满地处理过好几项疑难案件，给乾隆留下的印象颇深，故要其到金川后“详细访察”本案。

张广泗来到金川后，认为这场战争本来由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发端，而莎罗奔劫持小金川土司泽旺，又欺压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肯定算罪魁祸首。但另一方面，稗官野史写道，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也不是好鸟，他们恩将仇报，与救援自己的官兵反目成仇，这么看来，蛮夷真是只图利益而不讲信用的家伙。

张广泗又想到，这些蛮夷受惠却不知感恩，如果自己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劳师远征，即使他们暂时归顺，恐怕翻脸就又会不认人，这样的胜利可谓得不偿失。既然如此，还不如仔细研究他们的诉求，让这些人各偿所愿，等喂完胡萝卜后再亮出棒子，这样恩威并施，让蛮夷们对自己既恨又怕，就可以搞定他们了。

鉴于这场战争发端于三角恋爱，张广泗于是决定，首先召见这场恋爱中的三个角：小金川土司泽旺，他的弟弟良尔吉，以及，众土司们所争夺的目标——那位绝色美人阿扣。

一条新的娱乐八卦由此诞生。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0-31 15:20:21

苏双发表于 2013-10-31 15:05
% t' u3 |! u2 x) F老芒好厉害，居然把京华烟云给请来了，历史版的大大牛啊。

惭愧，有萨苏这样真正的大佬，在下捧场而已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0-31 15:20:54

人在江湖发表于 2013-10-31 15:14 $ |# c4 j [. r c
哇，好久不见啊！！！！！4 x# ]' t+ t: N) A5 d( ?- x4 a B
您的几个大作的坑儿都坐等着您来填呢

填坑比挖坑难得多，呵呵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1-1 15:18:22

来到前线后，张广泗马上着手了解当地基本情况，他发现，大金川其实面积并不大，南北不到三百华里，东西不到两百华里，中间有一条南北向的大河穿境而过，它就是著名的大金川，也就是说该地是因河得名，整个大金川几乎都包在河谷中，当地人由北向南，夹岸而居。尽管河西岸也有居民，但大金川土司主要的军事据点都建在河东岸。

张广泗注意到，大金川四周雪山环绕，给清军的行动造成了天然的阻碍，而仅有的几条道路，也都必须要翻越悬崖峭壁。不仅如此，很可能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大金川土司将这些桥梁道路都建得既小又窄，并且在所有紧要的路口，都无一例外地修建了高高的堡垒，这就是后面重点要提到的碉楼。

显然，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对清军极为不利，强攻的话必然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如果能不战而屈人之兵，让反叛的土司主动归附，那自然是最好的选择，最起码也可以拉一派打一派，使自己不至于和整个金川为敌。于是，按照野史的说法，张广泗首先召见阿扣的前夫泽旺，问他有什么要求。丢了老婆，又在与老丈人的战争中屡屡损兵失地，这位倒霉的小金川土司雄心全无，他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总督哭诉：

“当初我鬼迷心窍，受了这个小妖精迷惑，一心想争到这股祸水，最后害得把祖宗的封地都丢了。如今我终于明白过来了，心甘情愿把这小妖精让给我弟弟，以后照旧当自己的小金川土司好了。”

既然本夫无意维系这场婚姻，那就好办多了，接下来，张广泗便叫来良尔吉，先说了下他哥哥的想法，然后问他对这事的态度，惊喜万分的小叔子立即大拍胸脯夸下海口：

“如果能得到阿扣当老婆，我愿意帮官兵攻打那两家忘恩负义的土司，即使对老丈人莎罗奔，我也保证劝他答应永远效忠皇帝，以后再也不带头闹事了！”

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搞定了！从此以后，泽旺与阿扣就算正式解除了婚姻关系，而后者便成了良尔吉的老婆。对于这几个人的建议，张广泗自然一一同意，于是众人皆大欢喜，一场盛大的宴会开始了。席间，泽旺、良尔吉自不必说，频频对总督大人拍马祝酒，就连阿扣自己，也婷婷娉娉来到帐前，向着张广泗姗姗下拜。

据说按照当地风俗，如果自己的妻子女儿受到别人爱慕，男人不仅不恼羞成怒，反而会感到十分荣耀。老张在云贵长期与苗等少数民族打交道，对这类事情相当有经验，他立即展现出领导本色，对这位女下属和颜悦色嘘寒问暖，为了体现自己没有架子的亲民作风，甚至和阿扣推杯换盏起来。

张大人大概甚是心安理得，因为他自认完全达到了让那位新丈夫十分荣耀的目的，而根据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面对这样一位绝世美人，事实上张大人并没像他所表现出的那样，一切行为仅仅是为了工作。

据说在新女婿良尔吉的斡旋之下，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颇有悔意，尽管他还没有从勒乌围土司官寨——这里是他的老巢，地点在今天金川县城河对面勒乌村——出来正式向新任总督请罪，但对清军的敌意已明显减弱了许多。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没想到变生不测，佳人的石榴裙下竟又冒出了一位争夺者——张广泗突然收到大金川土司派人送来的紧急消息，然而令总督大失所望的是，这并不是张期待已久的投降书，恰恰相反，从信的内容来看，莎罗奔自称是来给清军助拳的：

“我哥哥的儿子郎卡，对良尔吉娶阿扣不服，他盘踞在噶尔崖，作乱对抗官军，我也没办法让他消停下来。但如果官军去讨伐他话，我倒是原意帮忙。”噶尔崖又名噶喇依，此地在今天的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当年是大金川土司除勒乌围官寨之外的第二军事重地，莎罗奔专门派侄子郎卡驻守在此，由于史书中并没记载莎罗奔有儿子，因此郎卡很可能内定的是土司继承人。

前面说过按照当地习俗，除了血缘特别近的至亲之外，同姓亲属之间是可以婚配的，阿扣的这位堂兄对美艳的堂妹觊觎已久，这次眼看没有自己的份了，羡慕嫉妒恨之下，不良情绪终于发作。

身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张广泗马上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儿——老莎肯定和侄儿不和，想要借自己的刀杀人。不过嘛，胡萝卜已经给的够多，也该上大棒教训一下了，张大人于是笑道：“莎罗奔这家伙也想试探我吗？看来不给他们点color see see，这帮蛮夷真不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说到就要做到，野史写道，张广泗调集三万兵马，兵分两路向着郎卡杀去：一路由大金川河东岸进攻，目标是郎卡的老巢噶尔崖，莎罗奔则承诺率领当地土兵，与该路清军遥相策应；一路由大金川河西岸进攻，目标则是革布什札和明正土司的地盘。

按照张广泗的意思，各路蛮夷都在观望，不给他们几棒子他们是不知道厉害的，只有打怕了才会服软，但另一方面，这里道路险阻，谷深林密，清军根本没有足够的兵力多点开花，只能先专心收拾最不听话的郎卡，搞掉了领头的，下面各个小弟自然树倒猢狲散，不战自降就指日可待了。

不仅如此，野史还写道，张广泗又多了个心眼，阿扣的新丈夫良尔吉于是当上了先锋，情敌相见分外眼红，这小子想必不会手下留情。至于他私下里有没有让两人同归于尽的打算，那就不得而知了。就这样，良尔吉一马当先，引导着清朝总兵任举的主力部队向郎卡人马满盘踞的要塞杀了过去。

那么，真实的历史果真如此吗？

后人研究认为，当时嘉绒各家土司的实力大致如下：

最东边的是瓦寺土司，在今天的汶川，管辖百姓一千二百户，有兵丁二百多人，这家土司势单力薄，而且受汉文化的影响较深，很少参与嘉绒土司的争斗。

瓦寺西北为杂谷土司，这是嘉绒藏区最大的部落，控制着今天阿坝州的理县、茂县、黑水县一代，土司有属民一万多户，兵丁六、七千人，地广人多，是势力最强大的嘉绒土司。

归杂谷土司管辖的卓克基土司和松岗土司，都在今天的马尔康县，各有百姓三千多户，兵丁二千多人。这两家当时没有从杂谷土司分出，因而还都是土司下属的“土舍”而非正式土司。

党坝土司在马尔康县境内，当时还是从属于杂谷土司的土舍，在嘉绒首领中势力最为微弱，仅二百多僧众。

梭磨土司控制着今天马尔康、红原、理县、黑水县、阿坝县、红原县各一部分，甚至包括青海果洛和甘肃甘南的一些地方，幅员最为辽阔，但地广人稀，有属民五千多户，兵丁三千多人。

松岗、梭磨、卓克基、党坝四家土司，几乎是从东向西排列在嘉绒藏区北部的马尔康，他们被人们合称为“四土”，这几家土司的领地也就是所谓的“四土”地区（该词后来特指马尔康）。在历史上，这四家土司也经常抱团，做为一个整体行动，尤其是，他们都与杂谷土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往往归入杂谷土司的阵营。

瓦寺土司辖区的西南方向，翻过巴朗山便是沃日土司和小金川土司的势力范围。

沃日土司位于今天的小金县，也就是拥有风景名胜四姑娘山的那个地方，他管辖百姓七百多户，有五百兵丁。

本文主角之一的小金川土司，也位于今天的小金县，他管辖百姓六千多户，有兵丁四千人。

小金川西边即今天的金川县，是本文主角大金川土司的地盘，他有百姓四千多户，兵丁三千人。前面说过，大小金川是嘉绒的核心地带，这两家土司本为一家，关系十分密切，大小金川合起来的实力，超过任何一家嘉绒土司。

位于嘉绒最西北的是绰斯甲土司，地跨今天的金川、壤塘和色达三县，有属民九千户，势力相当大，但由于大部分辖区位置偏远——壤塘和色达已邻近青海，直到今天还是四川省最落后的地区之一——兵力调动并不灵活，很难对嘉绒中心地区造成太大影响。

西部、西南部为巴底、革什咱两家土司，都在今天的丹巴县，巴底土司有属民八百五十户，革什咱土司有属民八百三十户，尽管官职不低，但如果按势力来看其实都是小土司。

位于今天宝兴县的木坪土司和位于今天康定县的明正土司处在嘉线各部最南边，虽部众不少，但都更擅商贸而不善征战，这两家土司也很少参与嘉绒土司间的争斗，尤其是明正土司，尽管财大气粗，但其境内属民以及生意伙伴大多是康巴人，使得这家土司越来越康巴化，已经与嘉绒主流渐行渐远。

如果按照嘉绒人传统的的地理观念，大金川河与小金川河流域，包括“四土”即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四家土司，以及大金川、小金川、绰斯甲、巴底、巴旺、沃日、木坪，这十二家土司的领地，被嘉绒人称为“本部”，而大小金川即使在嘉绒本部中也是核心；鹧鸽山（位于今天阿坝州理县与马尔康县交界处）以南另外几家土司的领地，比如杂谷、瓦寺等等，则被称为“冲部”，意思是通往汉区的路口，这些地方被嘉绒人认为是边缘地带。

明末清初，嘉绒各家土司为了土地、人口而不断争战，其中最强大的并非是金川土司，而是杂谷土司，尤其是在清初良儿吉（与阿扣的继任丈夫并非一个人）土司统治期间，杂谷土司的势力达到了顶峰，包括金川土司在内的其他嘉绒土司都与其联姻，纷纷想尽手段对他讨好巴结，史载“杂谷酋长良儿吉，能以智谋驭压，诸部皆拱手听命，而金川、沃日、绰斯甲更以子婿尽小事大之理”。

有这么一件事，乾隆初期，杂谷的板地儿吉土司继承了兄长良儿吉之位，板地儿吉曾经娶了小金川土司汤鹏的姐姐，但很快就将她抛弃另寻新欢，尽管小金川土司在嘉绒也是一个大人物，但面对板地儿吉，汤鹏却屁也不敢放一个，“畏杂谷，不敢与抗”，由此可见杂谷土司势力的强大。

民族史学家认为，杂谷土司的强大不单单是靠其本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更主要的是，他的周围团结着有一个巨大的婚姻集团。如果小金川土司与杂谷作对的话，他的敌人除了杂谷土司本人，还会包括杂谷的姻亲沃日、绰斯甲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杂谷与他的姻亲结成的婚姻集团，是使金川土司畏惧的主要原因。

不过正所谓盛极必衰，板地儿吉的继任者苍旺显然没有充分意识到政治联姻的重要性，他的家庭生活极不稳定，几乎可以用瞎折腾来形容，终于给了莎罗奔以可乘之机，导致历代杂谷土司苦心经营的婚姻联盟土崩瓦解：“苍旺袭，三易其妻，绰斯甲、瓦寺之好俱绝。大金川色勒奔细乘间与结盟，誓定婚姻，杂谷于是孤立。”

莎罗奔领导下的大金川则再接再励，积极开展婚姻外交，除了把女儿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外，还将侄女阿纳嫁给绰斯甲土司，另一个侄女则嫁给了巴旺土司，这就是前文所说的“乘间与结盟，誓定婚姻”。

最后，大金川土司竟然隐隐已能与嘉绒霸主杂谷土司分庭抗礼：杂谷地广人多，在军队数量上占优，而金川则在质量上得分，当地人好勇斗狠，打起仗来十分彪悍，兵员素质一流。墙头草般的嘉绒各小土司便纷纷归附到这两大土司麾下，由此形成了了以杂谷、金川为首的嘉绒两大势力集团。

具体情况是，大金川、小金川、绰斯甲、巴底、巴旺等土司为一派，杂谷、梭磨、卓克基、党坝、松岗、沃日、革什咱等土司为另一派，两大阵营势均力敌，争斗不休。清廷则从中挑拨离间，时而拉这派，时而打那派，从中坐收渔人之利，让这两派势力此起彼消，无论哪派都始终无法形成太大气候。

对此，乾隆初期的四川巡抚方显，曾得意洋洋地讲过一句朝廷的心里话：“起金川以树杂谷之敌，抚杂谷以团金川之阱。”

就这样，为了削弱强大的杂谷土司的势力，清廷亲手培育出了莎罗奔这头怪兽。雍正初年，本为小金川土舍的莎罗奔随清军征战有功，大概因此被朝廷看做是自己人，于是在年羹尧、岳钟琪等四川军政高官的建议下，他不仅获得了安抚司的官衔，而且还从小金川土司分出，自立门户成为大金川土司，其势力迅速成长起来。朝廷当初的如意算盘，是让杂谷和金川麻杆打狼两头怕，“杂谷素惮金川之强，金川则畏杂谷之众”，双方“彼此箝制”，这样才能让汉区“边境颇宁”。

但令朝廷没想到的是，自己养虎自啮，现在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已经尾大不掉，力量大大削弱的杂谷土司已经无法对其造成足够威胁。尤其是经过瞻对之战，莎罗奔彻底看清了清军的纸老虎本质，从而开始肆无忌惮地向周边扩张，最终使得一支和稀泥的四川当局不得不干涉，但堂堂天朝两万多大军，竟然在金川屡战屡败，最后皇帝不得不临阵换将，把帝国最优秀的山地战专家张广泗调了过来。

张广泗有没有和美人阿扣发生暧昧关系，正史里并没有记载，但新任总督确实对阿扣的新任丈夫良尔吉印象不错。从清朝史料来看，良尔吉与嫂子阿扣私通大概是真有其事，莎罗奔很可能就是利用良尔吉与阿扣的关系，逐渐架空了小金川土司泽旺，最终抢班夺权，彻底吞并了小金川土司的领地。尽管在清廷的压力下，莎罗奔不得不释放了泽旺并退还了部分领地，但良尔吉与阿扣显然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夫妇，这大概就是后世野史传说的依据。

金川战争正式爆发后，清军杀入小金川，为泽旺收复了他所居住的美诺官寨（在今天小金县城中心的美兴镇），小金川土司总算复辟成功。见官兵势大，一直表现暧昧的良尔吉——此前他行踪一直不明，但很可能藏在大金川——突然带着妻子阿扣过来投诚，他竟然表示，愿意为官军带路，去打自己的老丈人莎罗奔。

与野史所说不同，此时清军与大金川仍处于战争状态，双方丝毫没有和解的迹象，因而在我们后人看来，良尔吉与阿扣的突然出现，应该十分可疑。但奇怪的是，清廷诸位大员似乎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警惕性，轻易就接纳了二人，这大概与庆复即将卸任进京，而张广泗正赶来接替的特殊时期有关，在此换老板的节骨眼上，可能没人愿意多事吧。

张广泗抵达前线后，迫切需要熟知当地风土人情的向导，但以勇悍著称于嘉绒的金川人，骨子里其实十分骄傲，没有几个愿意与杀入自己家乡的清军合作。良尔吉的出现可谓恰到好处，张广泗马上刻意笼络，委任他土守备的官职，并要其为进攻大金川的清军提供向导服务。

张广泗信任良尔吉，也许有不得已的苦衷，因为金川的地理状况实在太复杂了，尤其让人挠头的是，这里不仅地势险峻，而且还遍布着一种独特的军事堡垒，它就是高高的碉楼。

今天，在阿坝州金川县的马尔邦乡，仍保留着一座被誉为“中国碉王”的古碉，它就是马尔邦关碉，已经有近三百年的历史，据说所在地当年曾是莎罗奔的小官寨。马尔邦关碉的高度超过五十米，即使顶部也有三米宽，人完全可以在上面活动自如，它犹如一把“刺破苍天锷未残”的利剑直插云霄。

要注意的是，这种碉楼并不是旧时华北平原上常见的鬼子碉堡，前者瘦高后者矮胖，形状差别相当大。从目前保存下来的碉楼来看，马尔邦关碉那样高的大家伙不是很多，它们通常都是二十到三十米的身材，但即使这样，也都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摩天大楼了。

金川碉楼的主要建筑材料是石头，底部用坚固的石块，越往上石块越薄，最上面已经接近石片，因此重量分布相当合理，石块或石片之间交错压叠，结构相当密实坚固，而金川所在的山区遍地都是石头，自然可以随缺随补。

对于这种碉楼的坚固程度，举个例子吧，文革时这个偏远的山区也被殃及，据说红卫兵为了破四旧，用现代军用炸药在碉楼里埋设爆破点，但硝烟过后，古老的碉楼竟然还剩下一半，最后革命小将们没有办法，只好动员当地人们上去靠人工把石头一片片拆除，才总算拔掉了这个钉子。而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汶川大地震后，大小金川的多数碉楼都保存了下来，而那里离地震中心映秀和卧龙仅数小时的路程。

由于碉楼本身又高又瘦，里面开几个窗口向下打枪放箭即可，并不需要太大的视野，如果镇需要的话，可以在碉楼最上方向下施射，那里视野最广阔。按照清人的说法，当时的军用战碉比今天我们能看到的这些民用碉楼还要变态，上面“重重枪眼”也就是说遍布射击孔，几乎就没有什么不能照顾到死角。

其实，关于藏区碉楼在防御战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大小金川之战前清军就深有体会了——早在一年前的瞻对之战中，当地的碉楼就已经给官兵造成了大麻烦，时任川陕总督的庆复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写道：

“西番垒石为房，其高大仅堪栖止者，曰住碉，其重重枪眼，高至七、八层者，曰战碉。各土司类然，而瞻对战碉为甚。”

庆复认为，瞻对土司班滚之所以有恃无恐，就是因为拥有大量坚固战碉的缘故，这种高大的碉楼不仅很难摧毁，而且内部存储着大量粮草，当地土著可以长期坚守，还能时不时突然杀出来打敌人一个冷不防，是瞻对人可以依赖的好伙伴，让他们“藉为战守之资”。

因此，在瞻对之战结束后，庆复特意请示皇帝批准，将当地所有具有威胁的战碉全部拆毁，今后瞻对再也不允许兴建战碉，至于新建的民用碉楼，也要严格控制，规格不得超标，同时还规定了严格的审核制度：

“请每年令统辖土司，差土目分段稽查，酌量拆毁。嗣后新建碉楼，毋得过三层以上，仍令每年终出具印结存案。”

和华北平原上的鬼子碉堡多设在平坦空地不一样，金川的碉楼都建在山坡的制高点或险要处，人本身都很难过去，大炮这些重武器就更难运到，加之碉楼底部都是坚固的石块，很难深挖爆破点，如果把炸药放在表面基本造不成什么损伤，因此清军只能靠人肉步步推进，每攻到碉楼下面都需要付出相当惨重的代价。

清军如果不知道敌人的布防情况就贸然进攻，必将遭受严重损失，因此，对于向导的重要性，怎么强调也不过分，这也正是身经百战的张广泗老成持重的体现。而除了让良尔吉担任向导之外，初来乍到的张总督还信任了一个名叫王秋的汉人，这也正是身经百战的张广泗老成持重的体现。但可惜的是，用人不疑并非四海皆准的真理，正是这两个家伙，日后将这位平苗名将送上了断头路……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1-5 17:24:31

尽管稗官野史惯于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但这个名叫王秋的汉人，应该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好几部清朝正规史料中都留下了他的名字，只不过，关于此人的来历，正史中却没有相关记载，既然如此，我们也只好不得不引用非正规资料的内容了。

野史写道，王秋本是云南人，他对经史典籍略知一二，因此很可能是个读书人，或者最起码受过一定的教育。后来，此人大概做起了生意，因为金川战争爆发时他已经相当有钱，据说他带着大量钱财物资于少数民族地区游历，混得如鱼得水，在土司们中间很是吃得开，因而相当了解包括金川在内的各地“厄塞要害”情况。

野史继续写道，见到张广泗后，王秋对这位新任总督大人毫不怯场，侃侃而谈，他说：

“这些土著蛮夷并不是一定想要背叛咱天朝，否则他们不是故意找死嘛。莎罗奔与朝廷作对，一方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生怕权势受损，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迁就自己爱女阿扣的意思，因为她想嫁给小叔子良尔吉而把丈夫泽旺赶跑，也就是说莎罗奔与朝廷其实并没有啥深仇大恨。”

如果这些话真地是王秋所说，那么以我等后来者之心度之，王秋这小子很可能是收了莎罗奔的黑钱，也就是说他其实是来做说客的。见张总督听得津津有味，王秋继续道：

“蛮夷之间争来斗去，本来是寻常事，由他们自生自灭也就得了。现在咱们天朝劳师动众，还正儿八经地发布了讨伐莎罗奔的公告通知，好象发生了什么天大的事情而而不得不兴兵动武，未免有些杀鸡用牛刀了吧？这样的失误，确实是因为不了解蛮夷情况、不熟悉蛮夷性格而发生的啊！”

随后，王秋又从张广泗个人的角度分析了利害得失：“况且，大人您现在孤军深入，这里峭壁林立大河湍急，深山丛林中弥漫着有毒的瘴气，可以说您时时刻刻都处在危险当中。这场战争取胜了，占领这些山地对咱天朝也没啥用处，如果万一没有取胜，更会被世人耻笑。您如果不了解敌情的真伪虚实，就贸然孤注一掷，如果真发生什么意外，灭了大将军您自己的威风事小，您让天朝大国的面子往哪儿放啊？”

大小金川地区的海拔，大多在两千米至五千米之间，有些地方属于高原，这里所说的瘴气，应该指的是“冷瘴”，也就是著名的高原反应，古人不清楚这种高原疾病的致病原因，误以为是吸入了有毒的瘴气而造成，因而称之为“冷瘴”。

宏观微观都讲完了，王秋终于拿出了自己的方案：“我没事儿就在这些蛮夷地区逛，自认为对他们的情况还算清楚。根据我的了解，莎罗奔其实并不是铁了心与朝廷对抗，而是三心二意意存观望，假如咱们不夺取他宣抚司的官职，并且答应他的爱女阿扣得遂心愿嫁给良尔吉，那么莎罗奔一家必定能对您恭顺听令的。至于郎卡这厮，他反叛朝廷不过是因为觊觎阿扣的美色，莎罗奔如果不再支持的话，做事不走脑子的他只有坐而待毙，这就是所谓兼弱攻昧的道理嘛。”

至于具体的实施细则，王秋建议道：

“您不如派良尔吉去说服莎罗奔，让他与咱们秘密结盟，一起夹攻郎卡。其余其他土司您尽可放心，这些家伙只知道畏罪自保，根本不会来救援郎卡。如果这样做了，那么郎卡不日就可拿下，等抓到了郎卡，您就把他的地盘转给良尔吉，而让泽旺仍然返回小金川故地当土司。如此皆大欢喜，莎罗奔和泽旺仍当他们的土司，而有功的良尔吉也有了自己的地盘，而朝廷只要求您恢复失地，等到您大功告成的奏章一上，皇帝自然高兴，肯定也不会再去追究良尔吉这些细枝末节。”

王秋无疑是个高明的说客，他带给张广泗的，除了升官发财，更有美女的诱惑：“这样的话，大将军您不费吹灰之力，金川上下游千里之地就能唾手而定。等到大小金川都安定下来，将军您再和莎罗奔搞好关系，找个机会抓住良尔吉宰了他，那就像宰羊一样容易啊，阿扣不就归您了嘛！您不仅能把阿扣这样的尤物金屋藏娇，而且莎罗奔也会更加感激您，既然成了一家人，他也再不会有什么反叛朝廷的想法了。这样的美事，正所谓功利兼至，名实俱副者啊！”

见张广泗已经怦然心动，王秋决定打出最后的杀手锏：“您难道没听说当年岳钟琪将军与阿扣的故事吗？假如当初不是阴差阳错，岳将军早就娶了阿扣，那样的话莎罗奔根本不会谋反，也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小金川之战。现在又遇到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莫非您还要错过吗？”

这最后一手实在太有杀伤力了，要知道张广泗与岳钟琪一向是职场上的竞争对手，当初岳被罢官甚至差点儿掉脑袋，尽管有鄂尔泰存心整他的大背景在，但张广泗所告的刁状也可谓功不可没，但可惜的是，尽管张颇为努力而且在平苗战争中的成绩也确实不错，但他的军功相比岳而言，总感觉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儿。

对于张广泗来说，现在不仅有机会建立超越对手的不世功业，而且还能把他心仪的女人搞到手，这样的诱惑简直无法阻挡。况且，据说张一直对美丽的阿扣觊觎不已，而他早就隐约听说过阿扣当年追求岳钟琪之事，心中的羡慕嫉妒恨恐怕已经无法抑制，王秋的提议可谓正搔到痒处，于是张总督当时就拍板了，全盘采纳王秋的方案，清军不日启程，准备进攻郎卡盘踞的噶尔崖。

如果野史中上述记载有那么几分真实性的话，那么王秋给张广泗做的这番presentation，立论清晰，分析全面，措施明确，简直可以说是一篇金川版的隆中对。这个王秋显然十分不简单，只可惜他的真实生平一直笼罩在历史的迷雾之中，我们早已无从知晓。

因而，民间后来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王秋其实是一位反清复明的志士，而大小金川则藏有明朝最后的遗民，他们义不帝秦，誓于满清对抗到底，清军发动大小金川之战，其实为的并不是打击不听话的土司，而是要彻底铲除前朝隐患，否则怎么解释乾隆竟然不惜花那么大代价，非要拿下这块弹丸之地不可？据说王秋卧薪尝胆，不惜身犯险地去清军大营卧底，为的就是设法扰乱敌人的指挥系统，使之屡战屡败。

只是这种说法，无论在清廷还是藏族的正规史料中，都没有找到任何依据，因而极可能只是一种空穴来风，野史姑且记之，我们也姑且听之吧。

清朝史书记载，根据良尔吉、王秋等人的反映，张广泗所了解的敌情是，大金川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两处军事重地，莎罗奔土司亲自镇守勒乌围（在今天金川县城对面的勒乌村），而他的侄子郎卡则驻扎在噶尔崖（在今天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这两个守卫严密的要塞都建在大金川河的东岸，而河西岸也有数百里土地归莎罗奔所有。

与野史中描述的类似，张广泗做出的兵力布署确实是兵分两路，一路从金川西部进攻河东岸，一路从金川南部进攻河西岸。但与野史记载不同的是，河东的西路清军又分为四路，其中两路攻打勒乌围，而另两路进攻噶尔崖，河西的南路清军则兵分三路，挨个山头分别扫荡。从清朝史料记载来看，西路与南路清军的主将都是总兵，级别不低，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师长。

张广泗则驻扎在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在今天的小金县城所在地美兴镇），居中统一调度各路清军的行动。根据以往在苗疆战争的经验，张总督希望的时间进度是，最晚在这一年（乾隆十二年即公元1747年）的年底之前，清军将彻底结束战斗，即“斯以是年告蒇（chǎn，完成的意思）”，过于乐观的张广泗甚至将deadline上奏了朝廷，这无疑将乾隆的胃口吊得高高。

热切渴望胜利的皇帝决定帮人帮到底，在已经拨出六十万两军费的基础上，又大幅度增加了六十万两，不仅如此，当时已经被提升为大学士的庆复尚未从四川启程，为了避免这位新任宰相对张广泗指手划脚，乾隆特意下旨，认为前线有张广泗一人指挥已经足够了，要庆复赶紧回京。后来，也许是考虑到应该给庆复多增加些军功资历，乾隆又下旨说，如果庆复已经动身那就算了，如果还没有动身，那就在汶川先待着吧，等张广泗大功告成后你们再一同上奏。

此时，清军已增兵到三万人之多，其中还包括两千名相当擅长山地战的贵州兵——面对着崇山峻岭中高耸的碉楼，心中打鼓的张总督特意请示皇帝，从自己原来的云贵辖区调了他们来参战——总数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大金川的全部人口，更远远多于莎罗奔的区区几千土著士兵。

只不过，即使是来自贵州的这些优秀的山地步兵，以前也从来没有对付过眼前高高的战碉，因为苗疆虽然也有碉堡工事，比如汉人建造的那道南起凤凰亭子关、北到吉首喜鹊营的“南长城”，以及苗人自己建造的众多土楼，但这些碉堡无论规格、材质尤其是高度，都与金川的碉楼大相径庭。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乾隆终于收到张广泗发来的捷报，张总督兴致勃勃地报告，西路分出去攻打噶尔崖的清军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尤其是副将马良柱的部队连战连捷，敌人望风而降，如今已杀到距噶尔崖仅二十余里。而南路清军也攻克了敌人的三处要隘，敌人不得不逃入碉楼，投降应该指日可待。在张广泗看来，这显然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但乾隆却不这么想，从他对张广泗的批复，人们很容易看出里面透出的失望：“自从你上奏说年底解决问题，朕可是日夜盼望佳音。可现在我收到了什么呢，这只不过是破碉克寨的小小胜利，如此小题大做，让朕情何以堪！”

发泄了一番后，皇帝又说起了现实问题：“虽然马良柱等人还算勇敢，也还有有些成绩，可你们先是费那么大力气围攻敌人，随后却又接受他们投降，那么将来胜利的时候，对这些穷凶极恶的降将，你是想再追究他们吗？还是打算置而不问呢？如果故意揣着明白装糊涂，等再过了几年，难道就不怕他们卷土重来吗？你们也太欠考虑了吧？！”

曾凭借一部《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著名作家阿来，是位土生土长的嘉绒人，对金川战争颇有研究。在阿来的一本书里，他如此评价乾隆皇帝的上述批复：

“看来，皇帝对于军前的情形已经有些着急了，他可能没有想到金川这样一个小小的荒蛮之地，会惹起了这么多的麻烦。而处理这个麻烦，将成为他在朝之日时一个很大的麻烦。皇帝着急，而前线督军的将领却有自己面临的更具体的麻烦。随着这麻烦越来越大，金川这个名字开始在他们心目中有着越来越重的份量了。”

确实，对战况越来越感觉不安的，不仅有乾隆皇帝和张广泗总督，还有他们属下的众多参战将领。比如说前文提到的马良柱，大家想必还记得，他曾在瞻对之战中露过脸。

马良柱是回族，原籍甘肃张掖，后来又入籍四川成都，与岳钟琪的经历有些类似。他的资格相当老，早在康熙晚年就已经从军了，康熙五十四年升为基层军官把总（大致相当于连排长）后，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参加了对准噶尔的战争，并因功升为千总（大致相当于营长）。康熙六十年，他又随军挺进西藏，参加了驱逐准噶尔之战，在激战中还受了伤。

此后，在包括青海罗布藏丹津之变、四川瞻对之战等一系列藏区战争中，马良柱屡立军功，于乾隆八年升为副将也就是副总兵。据载，此人在清军中以勇敢善战著称，据说每上战场，他便手持一条沉重的钢鞭，在马上旋转如飞，往来驰骋冲杀，有万夫不当之勇，显然是一员孔武有力的猛将。

大小金川之战，马良柱再次发扬了自己一以贯之的刚猛作风。《清史稿》写道，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裹胁着小金川土司泽旺，一起进攻沃日（在今天的小金县）土司，清军都司（正四品武官，低于参将和游击，高于守备）马光祖率部去救，却不料中了埋伏，被敌人团团包围在一个叫热笼的地方——从发音来看，很可能是今天的旅游胜地日隆，也就是著名的四姑娘山所在地。

马良柱副将得报后，立即组织一支轻骑兵突击队前往驰援，在巴纳山——地点不详，有可能是小金、汶川和宝兴三县交界的巴郎山的异译——与金川军展开激战，马光祖也趁机里应外合，两面夹攻之下，终于“贼溃，围解”。此战过后，见官军势大，墙头草般的小金川土司泽旺再次倒向清廷，为表诚意，他不仅主动退还了自己所侵占沃日土司的三个山寨，还将自己的美诺官寨提供给张广泗做司令部。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期间，藏区发生了一件大事——统治西藏达二十年之久的藏王颇罗鼐于公元1747年去世了。做为与阿尔布巴之间那场卫藏战争胜利者，颇罗鼐于雍正六年即公元1728年攻入拉萨正式掌权，并由台吉晋封为贝子，乾隆四年即公元1739年又晋封为郡王，成为当之无愧的西藏第一人。颇罗鼐牢牢把握着地方政权，即使西藏名义上的最高领袖——七世达赖喇嘛，当时在他面前也只不过是个宗教象征。

西方学者评价道，颇罗鼐是西藏最有趣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依靠坚强的意志，巧妙地利用西藏的特殊情况和传统的派系纷争，使自己飞黄腾达起来。在能力情操方面，他既没有卓越的天才，也没有崇高的爱国思想，除了平静地统治自己这一亩三分地之外，其他的事情他不去也不想干预。

西方学者很可能带有偏见地认为，出于政治需要，他被动或主动地变成了清廷统治西藏的工具，但他很机智地设法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迫使清廷承认他是西藏不可替换的最重要的人。另一方面，颇罗鼐做足了表面文章，对清廷在礼仪上极为恭顺，小心翼翼地不使经常对他抱有戒心的北京政府找到怀疑他的依据。

按照西方的观点，当时西藏夹在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两大强权之间，在中亚政治大竞赛中像皮球一样被扔来扔去，在对外关系领域里也不可能有独立自主的行动。颇罗鼐决不可能制订自己的政策，因为清廷对他的监督极为严厉，而除了不在他控制下的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庞大黄教系统外，西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力量，无论是军事上还是政治上。因此，颇罗鼐明智地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金川战争开始后，颇罗鼐立即派出大批藏军参战，但这些人马似乎只是做给皇帝看样子，因为他们明显出工不出力，尤其是前面我们提到过，藏军首领冷宗鼐突然宣布自己生病需要回西藏治疗，随即便不等清军同意便擅自拔营而去，使得友军的侧翼门户大开，不得不临时收缩战线。尽管颇罗鼐对冷宗鼐做出了严厉惩罚——他宣布对冷以叛乱论处，主动请求皇帝将其斩首，不过乾隆不想为此伤了和气，认为处罚过重，最后改为死缓——但很难说其中有没有做戏的成分。

颇罗鼐死后，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扎勒继位，成为第二代西藏多罗郡王。对于金川之战，如果说颇罗鼐之时虽然有应付差事的嫌疑，但他毕竟派出了大批人马去意思一下了，那么到了珠尔墨特那木扎勒，则连表面文章都懒得做了。按照清朝和藏族两方史料的记载，这位藏王生性阴险暴虐，他一上台就派人暗杀了自己的兄长和侄子，随即秘密调集人马准备谋反，打算脱离清帝国做第二个罗布藏丹津，至于派兵去金川参战的义务，自然抛到了脑后。

其实这时候的国际形势，对清帝国还是很有利的。东北方向，中俄先后于公元1689年和公元1727年签署《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尽管对在这两个条约里中国吃了多少亏一直争论不休，但毕竟实现了两大帝国间一个多世纪的和平，况且金川战争进行时，沙俄正与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中明争暗斗，根本无暇东顾。

西北方向，经过和通脑儿之战与额尔德尼昭之战，清帝国和老冤家准噶尔汗国两败俱伤，终于在雍正末年实现了停火，随后又于乾隆四年即1739年正式勘定了双方边界，恢复了互市贸易。准噶尔在噶尔丹策零汗王统治下处在最鼎盛时期，农牧手工业兴旺发达，日子过得很滋润，战场上吃过亏的汗王专心治理内政，不想再主动挑起清准战争，而战场上同样吃过亏的清廷此时也无意西进，因此两国十几年间基本上相安无事。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时，清帝国突然收到准噶尔汗国提交的申请，说是噶尔丹策零汗王已经驾崩，新汗王派出一个庞大的使团，希望途径清帝国领土前往圣城拉萨，为先王的灵魂祈福，并向黄教僧侣们发放布施。准噶尔人笃信黄教，因此乾隆没有理由不批准这样一个看上去十分正当的要求，否则很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战争，于是只好同意。

该使团的人数超过三百，其规格相当高，包括三个高级行政官即宰桑，三个黄教大喇嘛以及其他几个次要的喇嘛。对于他们，帝国当局自然不会放松警惕，尤其是皇帝了解到，这个喇嘛教朝圣使团的团长竟然是一位穆斯林的时候，更加提高了戒心。乾隆也许不知道，在准噶尔汗国治下，中亚各种宗教友好相处，汗廷的常客里既有宰桑喇嘛，也有伯克阿訇，而这个名叫马穆特的伊斯兰教徒，应该也是汗王的高参之一。

在超过一千人的清廷护卫部队的严密监视下，准噶尔使团于公元1747年8月进入柴达木盆地，再经塔里木盆地前往西藏。此时正逢藏王颇罗鼐去世，西藏各方势力蠢蠢欲动，焦虑的乾隆皇帝不停地催促使团加快行程，赶紧办完事滚蛋。

西方学者认为，清廷的担心也许不无道理，是出于“预防严重的、长期的金川叛乱可能对西藏局势的影响”。据说有证据显示，在金川的叛军中，出现了大量来自西藏的喇嘛，至于他们是有组织地参战还是仅仅出于个人行为，则不得而知。

“由于中国当局从未放松警惕，金川叛乱才没波及西藏。”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对准噶尔使团入藏十分担忧，特别怀疑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刺探西藏情报”。于是，乾隆屡屡下旨表达对张广泗的进度不满，严令他尽早结束金川战争，其原因也就可想而知了。

正所谓站着说话不腰疼，深宫中的皇帝哪里知道深山中兵士的辛苦，到了这年九月，面对着大小金川高高耸立的坚固碉楼，举步维艰的张广泗仍无计可施，他沮丧地向乾隆报告：“大金川地势，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

仿佛是为了安慰皇帝的情绪，张广泗又说您先别着急，现在我又发现了对付碉楼的新招——“应用火攻”。他在奏章里写道：“现派弃兵多砍薪木，堆积贼碉附近，临攻时，各兵齐力运至碉墙之下，举火焚烧，再发大炮，易于攻克。各路行之，已有成效。”

那么，清军真地是“已有成效”了吗？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1-12 16:17:48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3-11-12 16:33 编辑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干嘛费那么大力气还搞啥火攻，直接把大炮推到碉楼前面，三下五除二轰他丫的不就得了！当年八路不就是这么端鬼子炮楼的嘛！您可别欺负俺没文化，俺记得起码打明朝起就有红衣大炮了，据说连努尔哈赤都是被那东东轰死的。

　　想法不错，可惜无法实现，理由也很简单——大炮确实有，可根本推不到碉楼前面，因为它们都不是野战火炮，移动起来十分困难，甭说推上山，连过条大马路都费劲。

　　先复习一下中学历史书，世界上有铭文断代的最早的金属管形火器，是元至顺三年既公元1332年铜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口径约10.5厘米，全长35.3厘米，重6.94千克。而中国军事博物馆也保存着一门元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的有铭文火铳，它长435毫米，重4.75千克，铳口直径30毫米。不过，2007年又发现了一门元大德二年即公元1298年的火铳，比前面那两门还要早一些。

　　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这些早期火器膛压都不大，身管也短，使得其射程和威力都很有限。另外我们也发现，它们都没有炮耳也就是大炮中部用于上下转动炮身的那个轴，调整射界只能靠垫高或降低炮身，可以说相当麻烦。

　　虽然中国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建立了专门的火器部队——神机营，装备了各种火铳，而且朱老四在和蒙古的实战中，还总结出“神机铳居前，马队居后”的使用战术，可惜进入十五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火器水平一直徘徊不前——其原因很多，就不细说了——反而是传到欧洲以后突飞猛进，取得了飞速发展。

　　十五世纪五十年代，欧洲人发明了制造颗粒状黑火药的工艺，大大提高了火药的威力、稳定性和防潮性，逐渐取代了此前的粉末状黑火药，不过也有人认为明朝其实也有类似的发明，不一定比欧洲晚。新火药也淘汰了此前分节铸造的低膛压火炮，促进了制炮技术的发展，其中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功不可没，对火炮发展史颇有研究的恩格斯曾写道：

　　“他彻底取消了可拆卸的炮尾部，开始铸造完整的青铜火炮，采用了炮耳轴和带车轮的炮架，并且只使用生铁实心弹。他还统一了火炮的口径，通常把较轻的火炮用于野战。

　　“在这些火炮中，双管炮装置在用35匹马牵引的四轮炮架上，其余的火炮则装置在用2匹到24匹马牵引的双轮炮架上，炮架尾部拖在地上。每门火炮都固定有一组炮手。”

　　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认为：“炮兵勤务有了专门的组织，这就使野战炮兵第一次成为一个特殊的兵种。小口径火炮相当灵便，在作战时可以和其他部队一起移动，甚至不会落在骑兵的后面。正是这一新的兵种保证查理八世在意大利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法国人一小时发射的炮弹比意大利人一整天发射的还要多。法国人依靠野战炮兵取得了福尔诺沃会战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意大利，于是这一新兵种便被认为是无敌的。”

　　西方关于炮兵以及炮弹飞行问题的理论研究，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意大利数学家塔尔塔利亚于1537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抛射体理论的书，他发现在真空中45度的射角可使炮弹达到最大的飞行距离。西班牙人科耳亚多和乌凡诺也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不可忽略的还有伟大的伽利略，他们奠定了炮兵弹道学的理论基础。

　　几乎在同一时候，意大利冶金学家比林古乔对铸造技术的研究，大大改进了火炮的制造法，而哈特曼又发明了口径比例表，用它可以按火炮各部分与炮口直径的比例去计算火炮各部分的尺寸，这就为火炮的构造提出了一定的标准，给此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开辟了道路。

　　尽管查理八世成就斐然，但军事史家公认，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才是炮兵武器最伟大的改革家。按照军事名著《武器与战争的演变》的说法，古斯塔夫的目标是要提高炮在与步兵及骑兵联合作战时的效能，他并不在乎提高炮的发射速率（虽然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要使炮能够及时进入恰当的阵地。这就要求炮具有很高的机动性，反过来也意味着必须减轻炮的重量。

　　为此，他把瑞典炮的口径标准化为适合发射24、12和3磅炮弹的三种口径。他取消了笨重的48磅炮弹的炮，又用机动性很强、发射速率较高的3磅炮弹的炮取代了8磅炮弹的炮。通过提高火药的质量，他使火药在炮管内产生的压力符合一定的标准，从而减少了炮管壁的厚度。接着他又大量采用了瑞典有着丰富资源的铜来制造炮，并替换下原来的一些木制零件，因而缩短了炮管的长度，减轻了炮的重量。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瑞典采用的结实牢靠的3磅炮弹的炮或称之为“团属炮”。这种经过反复试验后采用的炮长度为4英尺，连同炮架重625磅。它采用了整装式炮弹，从而简化了装弹程序，提高了炮弹的发射速率。军事史家认为，这种武器完全改变了炮兵的功能，古斯塔夫军队中的每个团都配备有一门这样的炮——后来改为两门——因此使瑞典军队的作战火力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在许多年里，配备有这种炮的团是唯一能够与步兵协同作战的军队。

　　如果按照中国的算法，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在吕岑会战阵亡的时候是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大明尚有十二年的国运。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间，弓马娴熟的八旗武士让拥有先进火器的明军节节败退，直至丧失整个帝国，这种现实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对火器的轻视态度。直到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开始的雅克萨之战，人数占据绝对优势的八旗军才猛然发现，对面俄军尽管少得可怜，但其猛烈的火力却能轻松压制自己手中的弓箭。

　　有一个统计认为，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中450名俄军有三百支火绳枪，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中826名俄军的火绳枪只有一百支，但却有八百五十支燧发枪——这种新式武器尽管在欧洲大陆早已经普遍使用，但相对落后的俄罗斯帝国还没有完全换装。而数千清军的主要远射武器还是他们赖以成名的弓箭，火枪不仅少——只有百支左右——而且还多是老式的“鸟枪”。

　　幸运的是，在明智的康熙皇帝的运筹下，清军当时把几乎所有能运来的大炮都推到了雅克萨要塞前，其中有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设计督造的二十门威力强大的红衣大炮，包括八门“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十二门“神威将军”炮，构成了对仅有三门炮的俄军的绝对优势。在重炮的轮番轰击下，要塞里的俄军损失惨重，战后也许为了推卸责任，他们不仅夸大其词地宣称对方有超过两百门大炮，还说对方的炮兵都是换上中国军服的欧洲雇佣兵。

　　我们有理由认为，雅克萨胜利后数十年间，清军的火器水平并没有多大进展，甚至可能发生了退步，他们的火炮仍然笨重拖沓。就以在当年曾大展威风的“神威无敌大将军”炮和“神威将军”炮而言，前者重量超过两千斤，后者也有近七百斤，根本无法翻山越岭运到金川前线，更别提推到建在峰峦峭壁的碉楼前了。

　　何况后人计算过，两千斤的神威无敌大将军其实只是六磅炮（装药三斤，炮弹六斤），即使按照一个多世纪前瑞典野战炮兵的标准，其威力也仅仅高于最低等的3磅野战炮，这两者的机动性却无疑判若云泥，而这种3磅炮，由于火力不令人满意，早在17世纪前就基本被淘汰了，当时欧洲各军事强国的主力野战炮已经是12磅炮。

　　其实金川战争中，清军也不是没用过火炮，不过由于重炮运输困难，因而只能抬动什么炮就用什么。从结果看，这些小炮聊胜于无，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史书记载，以西凤协副将任举为首的一支清军，协同友军将一座金川军大战碉团团包围，他们随即架炮开始轰击。可是接连开了两百多炮，碉楼的外墙上虽然被打得弹痕累累，却只是皮肉受损，根本没有伤筋动骨，战碉仅仅被轰塌了一个小角而已。

　　于是“举度我军炮小不能下”——任举终于明白了蚊子叮大象的无奈，只好想其他法子，比如先假装撤退，中途设下埋伏，等敌人追击时再突然杀出，依靠自己擅长的野战解决问题。用了几次后，效果还不错，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这只能诱骗莽撞的敌人，如果金川军在碉楼里死守不出，清军也就毫无办法了。

　　这位任举可不简单，他是雍正二年即公元1724年的武进士，一位真正的武林高手。金川战争前，任举一直在防范准噶尔汗国的西北前线从军，从守备（正五品的武官）开始，累积军功升到了宁夏固原的游击（从三品，位于参将之下），并代理参将（正三品，位于副将之下，管辖一营兵力）之位。

　　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农历十二月，固原爆发大规模兵变，乱兵们疯狂地冲击提督衙门，已经“毁辕门将入”。就在这危急时刻，武林高手任举挺身而出，他“手刃十余人，擒四十余人”，要知道他杀的可不是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而都是手头不但有家伙而且还练过的军人，这下子镇住了所有闹事者。事变平息后，川陕总督庆复对这名勇士非常欣赏，将他提升为正式的中军参将。

　　尤其让任举感动的是，据说乾隆得知他的情况后叹息良久，不仅赞扬他“胆略过人，才可大用”，而且还“惜知之晚”，就是说皇帝后悔提拔他太晚了，想想也是，此时的任举已经四十四岁了。后来任举死后，乾隆曾专门为他写了篇祭文，其中有“跃单骑以挥戈，驱除贼党；奠全城于安堵，拥卫民居”之句，说的就是他这段平乱往事。

　　从此，勇武的任举便简在帝心。随着金川战争爆发，痛感于此前瞻对之战中清军的拙劣表现，乾隆特地下令将任举等几个没有污点的将领调往四川前线，皇帝的调令中写道：“在军诸将狃於瞻对之役，庸懦欺蒙，已成夙习。今别用举等，皆未从征瞻对，无所掣肘，宜鼓励勇往！”看来，乾隆很清楚四川清军中欺上瞒下推诿责任已经成了日常习惯，不得不想办法来给他们注入新鲜血液。

　　被提升为代理重庆镇总兵的任举热情高涨，不过，习惯于辽阔大西北作战的任总兵，突然到了峰峦纵横的雪山峡谷，确实有些老虎吃天无从下嘴，他所擅长的马队和大炮在这里举步维艰，只能重新适应环境。但任举的工作态度无疑让赏识他的皇帝十分满意，面对敌人林立的战碉，他不等不靠，积极思考对策。

　　在实战中他发现，己方装备的小口径炮弹虽然对碉楼毫无办法，但打人却绰绰有余。于是在对碉楼阵地展开强攻时，他下令清军“凭高发炮洞其垣，令土兵缘沟潜进，毁贼碉，师循出山腰克贼卡”——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清军事先在高处构建炮兵阵地，炮兵以猛烈的炮火压制守军火力同时吸引敌方注意力，与此同时，步兵则沿山势悄悄匍匐前进，突然出现在碉楼下，对被己方炮火打得不敢露头的敌人展开强攻，力争一举攻克。

　　这就颇有些现代战争步炮协同的味道了，无疑对攻方两个兵种的配合程度要求极高，稍有闪失就会造成误伤，但从史书记载来看，这一战术实施得颇为成功，其中任举本人卓绝超群的武力以及身先士卒的作风恐怕功不可没，就连主帅张广泗也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称赞说“在川镇将，忠诚勇干无出任举右者”。

　　但清军的亮点也就到此为止了，除此之外几乎一片黑暗，可以说频频损兵折将。对于这些失利，正史的记载非常少而且混乱不堪，感谢现代的历史学者，他们通过对那一时段众多奏章、上谕、实录等庞杂史料的详细研究，已经捋顺了大致脉络，使我们能基本了解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原来，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农历九月初五，本已归顺清军的一个金川酋长突然再次倒戈，在他的带路下，金川军突袭并占领了清军游击陈礼驻扎的马邦山梁，一举阻断了前线清军的粮道。同年十一月，金川军乘胜追击，包围了清军副将张兴驻守的营盘，张兴手头只有不到一千人马，他多次向张广泗求救，但张却斥其无能，一直拒绝派出援兵。

　　由于粮道被截，到了十二月，在雪域寒风中已经坚持了一个多月的张兴部队彻底断粮，弹尽粮绝援兵无望的张兴不得不提出与金川军讲和。但就在和谈结束后，按约定撤出阵地的清军却被诱骗到一个山谷里，随即遭到金川军突然袭击，除三百多名先头部队拼命杀出外，包括张兴在内的其他五六百名官兵在大屠杀中无一幸免。

　　这是清廷自战争开始以后最大的一场败仗，而更可气的是，主帅张广泗却将战败的责任统统推卸给张兴等死人，此举使得本来就士气低落的清军更加上下离德，再也没有斗志。而高高在上的乾隆很可能并不了解这些情况，那部畅销小说中写到，张广泗谎报军情讳败为胜，也许不无道理。

　　只不过小说中张广泗诬陷兆惠、海兰察贻误军机导致战败，却是没影的事，因为当时兆惠正担任着刑部侍郎兼户部侍郎，他在这场战败后才来到金川督粮，而海兰察的年龄则要小得多，根本就不可能参战——他当时还只是个七岁的孩子。

　　与此同时，张兴部队的溃败，导致与其一直遥相呼应的的参将郎建业所部顿时失去互为犄角之势，清军的进攻优势也丧失殆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正月初二，金川军进攻大金川河边的重要军事堡垒噶固，驻守此地的八十余名土著士兵打开碉门投降，随金川军一起渡河而去。

　　正月十日，金川军猛攻并夺取了郎建业部队建立的七个防御阵地，清军指挥官游击孟臣被杀。二十日，在金川军的追击下，郎建业被迫率部退到巴底土司辖区内，本来情况尚可的总兵马良柱部队也只好撤退到了孙克宗碉寨组织防御。狼狈撤退的清军一路逃窜，军装和枪炮弹药扔了满地，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纵观乾隆十三年的春天，清军在金川军的面前屡屡受挫，包括副将张兴、游击孟臣在内的多名中高级军官战死，虽然任举等少数将领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整个战局来看“亦未大捷”，离皇帝期待的全面胜利还遥远得很。

　　不过，张广泗也并非一无所获，经过一番明查暗访，他高兴地报告，当初乾隆委托他查的那件事终于有了结果：皇上您圣明，果然料事如神，班滚这厮真地没有死，他很可能就躲藏在大金川！

　　还记得班滚是谁吗？他就是此前在瞻对之战中搅得四川清军痛苦万分的那个土司，这场战争从开始到结束，折腾了差不多一年时间，清廷消耗军费五十万两白银，多名高级军官收到处分。战争邻近尾声时，川陕总督庆复一口咬定班滚已经被烧死，而专程前往督战的钦差大臣、兵部尚书班第也附和庆复的说法，皇帝尽管怀疑，但苦于没有证据反驳，因此在张广泗来四川前曾要求他一定要认真调查。

　　有一天，清军擒获了两个敌人的逃兵，从他们的口中，张广泗知道这两人竟然曾是班滚的部下。两人供称，当年清军合围前，班滚就已经逃出，并跑到另一个寨子躲藏起来，因此当瞻对最后的残余部队和他们顽抗的据点一起被焚毁时，班滚其实并不在内。按照张广泗调查的结果，班滚此后很可能一直躲藏在金川，处于莎罗奔的保护之下。

　　不久以后，张广泗又从四川提督武绳谟那里得到了新的证据，武提督声称，部下有一个从理塘招来的新兵报告，他在理塘的时候曾听当地人说班滚并没有死，而且就藏在金川。综合这些线索，张广泗认为，当年班滚并没有被烧死，此事已经显而易见，他向乾隆保证，自己还会继续调查下去，等找到了班滚藏身的具体地点，再向皇帝上奏。

　　很快，乾隆的批复下来了，除了鼓励张广泗查访有力外，还认为，看来班滚确实还活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他除了去金川还能躲到那里呢！因此乾隆对张广泗说，打金川是一箭双雕，既可以铲除不服管的莎罗奔，又可以彻底解决试图东山再起的班滚，这事儿就全靠你了！

　　张广泗高兴了，可庆复却倒了大霉。此公当时已经升为相当于宰相的大学士，并兼管兵部，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哪曾想被张广泗这一状告下来，立即点燃了皇帝的怒火，烧得这位宰相焦头烂额。纵观瞻对之战以及金川战争初期，如果用无能来形容庆复的表现，大概并不为过，但他的官却越做越大，直到现在才真正遇到了大麻烦。

　　其实，乾隆也许并不在乎手下有多么无能，恰恰相反，对这位自诩为无所不能十全十美的皇帝来说，一个相当大的乐趣就是兴致勃勃地挑出臣下们的错误，从而显摆出自己的能耐，因此许多乖巧的家伙经常会故意留下一些小纰漏来迎合主子的喜好，而那些严谨得几乎没有漏洞的所谓正人君子，却往往会让皇帝感到相当无趣进而有意疏远。

　　你可以无能，甚至可以贪污，但前提是你一定要乖，要让我感到舒服。现在乾隆突然发现，一向唯唯诺诺的庆复竟然骗了自己，把班滚这么一个大活人愣说成死的，胸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于是，倒霉的庆复几乎立即被逮捕，关进刑部大狱等候发落。想当年，张广泗一状把顶头上司岳钟琪告得几乎送命，现在尽管十多年过去了，宝刀不老的他一纸状子，再次把顶头上司即分管军事的宰相送进了大牢，而此前两人在四川前线相处得一向不错，张将军当真是铁面无私。

　　所谓墙倒众人推，庆复下狱后，对他不利的证据便源源不断地涌出，其中最有力的一部分仍然来自于告状专家张广泗。张报告说，理塘土司向自己反映，说庆复当年其实早就知道班滚已经逃走，为了隐瞒这一情况，庆复竟然找来班滚的一个儿子来冒充他：“庆复得班滚子沙加七立，为更名德昌喇嘛，令仍居班滚大碉，冒称经堂。”不知道这个假土司最后是否死在那场大火中，如果真这样，那他死得可真是太冤枉了。

　　不仅如此，曾为庆复报告背书的兵部尚书班第也改口了，他承认当时“班滚已逃，仅得空寨”。时任清军前线总指挥的四川提督李质粹已被革职，当乾隆下令将其关入刑部，追究放跑班滚的的责任时，他终于招了：“曩报班滚焚毙，实未亲见；后闻藏匿山洞，亦未告庆复追捕。”

　　而清军的现场指挥官、四川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也供认：“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至此，班滚未死之事已确定无疑，而从方案策划者到具体执行者，一条完整的证据链也已然形成，曾经风光无限的庆复被死死地套在了里面，再也没有脱身的机会。

　　在皇帝的盛怒下，这位文华殿大学士、川陕总督、袭一等承恩公，“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被下令自尽，随后，李质粹、宋宗璋两名前高级军官也被处斩。但乾隆肯定没想到的是，从庆复起，这份长长的死亡名单才刚刚开头，而且，相比后来那些掉脑袋——无论是被皇帝砍掉还是被敌人砍掉——的高官，庆复这个全尸的结局，已经是好得不能再好了……

　　处理完了遗留问题，仗还得继续打下去，在皇帝看来，张广泗的进展仍旧缓慢，而事实上，清军不仅没有什么进展反而频频损兵折将，即使张广泗也已经无法掩饰。不过乾隆对张广泗还是信任的，为了减少张的负担，皇帝下令他此后只管领兵打仗即可，总督任上日常事务以及粮草军饷等后勤供应，另派其他大臣负责，以免分神。

　　负责押送粮饷的是我们的老熟人、兵部尚书班第，他到达前线后立即发现了大问题——官兵的情绪极其低落。在给乾隆的报告中，班第写道：“广泗自去冬失事后，深自愤懑，亟图进攻，第番情非所熟悉，士气积疲。”

　　就是说，虽然张广泗在战败后试图报复，但他确实不了解敌情，而且士气已经降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不断失利的官军竟然成了当地人的笑柄，“将弁怯懦，兵心涣散，土番因此观望”，再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钦差大臣、经略大学士的身份，帝国首相讷亲奉旨出征。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1-19 12:05:32

　　看了兵部尚书的报告，乾隆无疑吓了一大跳，看来前线的情况要远比自己想像中恶劣，他明白派个重量级人物前往督战已经迫在眉睫，但班第的地位似乎还不够。

　　在当时的乾隆朝，讷亲是当之无愧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讷亲出身名门，他的祖父是鳌拜的同事、康熙顾命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曾祖父则是努尔哈赤的老战友、后金开国五大臣之一的钮祜禄. 额亦都，这个家族在清朝十分显赫，一共出了四个皇后，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慈安皇太后。讷亲的亲姑姑是康熙的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可惜此女命薄，册封皇后仅仅五个月便撒手人寰，年仅二十五岁。

　　虽然当初因依附鳌拜，遏必隆在康熙亲政后被罢去太师并剥夺爵位，甚至下狱论死，不过小皇帝也只是要吓唬老丈人而已，没有下狠手的意思，不久之后就恢复了他的公爵，给了个管侍卫的闲差。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遏必隆病死前，皇帝还曾亲往探望，后来还封他的女儿为皇后。

　　说句题外话，遏必隆有一把佩刀很有名，清人笔记里多有记载，在本文中也是重要道具之一。这把刀在他死后晋入皇宫，据说清廷每逢大战，必以此刀监军，起着类似尚方宝剑的作用。除了金川战争外，它在太平天国战争也曾隆重出场，有先斩后奏之权，清末诗人丘逢甲甚至还写了诗说它：“中朝国法兼家法，遏必隆刀可在无”。

　　在民国初期反对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中，此刀再次出马——当时老袁派参谋次长陈宧（注意此字读yí，并非太监的‘宦’，现在的书籍刊物影视中大多写了白字。此人是黎元洪的死党，但奇怪的是，老袁对他却十分信任）率兵前往四川讨伐护国军，为表重视，专门派人去清宫中向溥仪小皇帝讨来了这把宝刀。

　　民国笔记写道，陈宧出征前，老袁还专门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授刀仪式：“项城遂诏文武百官齐集居仁堂，行授刀礼，仪式隆重。”不过陈宧入川后立马反水，配成了袁世凯“送命二陈汤”中的最后一味主料。后来的民国乱世中，据说遏必隆刀曾被冯国璋占有，此后则下落不明，但有人说它又回到了故宫，待考。

　　扯远了，再回到主题。早在雍正时候，讷亲就取得了挑剔的胤禛的信任，被封为内大臣，雍正十一年即公元1733年又升军机大臣，进入了核心领导层，并与鄂尔泰、张廷玉两大宰相一起，成为新老皇帝交接之际的顾命大臣。乾隆即位后，讷亲晋封一等公，不久又成为议政大臣并兼任兵部尚书。

　　两个职位一虚一实。议政大臣这个官职是后金时代贵族共和制的残余，努尔哈赤曾命八旗旗主与议政大臣一起开会决定国家大事，这就是著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后来鳌拜、遏必隆等权臣也都是议政大臣。不过康熙亲政后，议政大臣变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崇高头衔，再也没有实际权力，雍正时期更是彻底虚化，成为授予高级贵族或大学士、尚书等高官的荣誉职位。

　　前面我们说过，乾隆上台后，一改清廷以往重用皇族的传统，军机处中再也没有王爷们的位置，这就给讷亲等人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尤其是，尽管讷亲生年不详，但几位顾命大臣中，他无疑是最年青的，很可能比登基时只有二十五岁的弘历也大不了多少，相比起两大巨头鄂尔泰（六十岁）和张廷玉（六十五岁），他具有年龄上绝对的优势，而刚刚即位的乾隆，也迫切需要培植自己的亲信。

　　这时候军机处的首长即领班军机大臣是鄂尔泰，次席是另一位大佬张廷玉，排名第三的就是讷亲，这三人在乾隆登基后的十年间，牢牢把持了帝国政坛前三的位置。而另外几个军机大臣，则像走马灯一般来回轮换，而从比例来看，相比于喜欢任用汉人的雍正，乾隆时期汉人大臣的地位明显下降，而且皇帝还立下了一个规矩：汉人不得充任军机处领班，这基本上断送了汉大臣通往权力天花板的通道，即使张廷玉也不例外。

　　到了乾隆十年即公元1745年，鄂尔泰病故，一个月后，在皇帝的旨意下，军机处老三讷亲跳过了老二张廷玉，登上了帝国政坛的顶峰。这样的破格提拔连讷亲自己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向皇帝上书说自己才疏学浅，希望能排在张廷玉后面。

　　最后，乾隆做了个折中，从此军机处的奏章中，满文以讷亲排名第一，而汉文则以张廷玉排名第一，不过所有明眼人都清楚，争霸雍正朝以及乾隆朝前十年之后，鄂张两位大佬的时代终于结束了。

　　关于这位一等公爵、帝国新首相即军机处领班大臣、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讷亲，清人笔记写道：

　　“闻其人操守颇廉介，当隆隆赫赫时，门无苞苴。部院司员以公事关白，必反复驳诘，见有才器出众者，荐引惟恐后人。讷赞枢垣时，武毅谋勇公兆惠、诚谋英勇公阿桂，均为庶僚，讷即密保二人内堪尚书、外堪督抚，无一知者。迨讷身后，高宗将原折发出，人始服其论荐之公。”

　　解释一下，“苞苴”指礼物，引申为贿赂；“枢垣”指宋代主观军事的枢密院，引申为清代的军机处。这段话大致是说，讷亲极为清廉，从来不收贿赂，他做事非常认真，反复询问了解细节。不仅如此，讷亲还乐于提携有才的新人，兆惠和阿桂这两位后来的名将，就曾受过他的暗中帮助。而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却从来不让当事人知晓，直到他死后这些事迹才曝光，颇有当年娄师德的高风亮节。

　　这样一个人，显然不是无能之辈。而且，讷亲还有一项特殊本事——他的记忆力极佳，对皇帝说过的话过耳不忘，不仅如此，他的思路也非常快，每每与主子不谋而合亦或谋而后合，让领导相当满意。因而在乾隆初期，弘历到哪儿都带着这个人肉录音机，当时几位军机大臣中也只有他才有资格传达圣旨。

　　现在，帝国在金川遇到了大麻烦，如果要皇帝御驾亲征这么个弹丸之地，的面子往哪儿放，因此身为一人之下的帝国首相，讷亲已经责无旁贷。就这样，正在山东赈灾的讷亲被乾隆火速召回，皇帝要他立即前往金川前线督战。

　　乾隆认为：“由可信大臣亲履行间，既可察明军中实情，据实入告，又可相机指示，早获捷音。”也就是说，在皇帝看来，讷亲并不是去顶替张广泗的，而是充当皇帝与清军主帅之间的联络员，并以自己崇高的身份对前线将领的不恰当行为做出指导。那么，讷亲有没有这种指导能力呢？

　　不幸的是，我们的帝国首相似乎有着严重的性格缺陷，史书评价他“然以早贵，意气骄溢，治事务刻深”，也就是说讷亲少年得志没有受过挫折，不仅盛气凌人，办事又过于追求完美，从而导致“刻深”即苛刻严酷。

　　乾隆朝名臣、时任左都御史的刘统勋（刘墉刘罗锅的老爸，后来成为清朝仅有的两个汉人领班军机大臣之一）就曾上书批评讷亲“领事过多，任事过锐”，尽管乾隆最后给二人和了稀泥，让讷亲“自勉”也就是自己反省了事，但他吹毛求疵的名声显然已满朝皆知。

　　清人笔记也说讷亲在朝中人缘极差——“自恃贵胄，遇事每多溪刻，罔顾大体，故耆宿公卿，多怀隐忌”。笔记中还写了这么一个八卦：乾隆的亲弟弟、和亲王弘昼是个连自己皇帝老哥都不怎么在乎的混不吝，这位给自己办丧事吃祭品的著名荒唐王爷，对吹毛求疵的讷亲极其厌恶，有一天竟然故意找茬，在朝堂之上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帝国首相狠狠地揍了一顿。而乾隆当时就像没事人一样，坐在龙椅上装没看见，事后据说他单独召见了鼻青脸肿的宰相，谁也不知道两人谈了些什么，反正讷亲也再没提过这事，估计是认了这个哑巴亏。

　　而在野史传说中，则是这位“恃宠骄倨”的相爷主动请缨去金川前线的，野史写道，讷亲喜欢纸上谈兵，期待建立不世战功，他早就想出去指挥大军过过瘾了，正在上下运作的时候，正巧瞌睡遇到枕头，金川战事不利乾隆征询他的意见，讷亲便大言不惭地说，张广泗躺在征苗胜利的功劳簿上，再也不敢冒险，现在又被敌人的小技俩搞得疑神疑鬼，如果您派我去，我就当面对他责以大义，命令大军直捣敌人的老巢，一定不再让士兵们疲于奔命，白白地浪费军费。乾隆自然十分高兴，就命令他前往金川督战。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尽管讷亲名义上是去协助张广泗，但鉴于其高高在上的显要身份和舍我其谁的张扬性格，其实大家都清楚，本来是清军主帅的张广泗多了个顶头上司，最起码在明面上，他决不敢和这位帝国第一重臣争锋。

　　另一方面，对清军尚属幸运的是，皇帝这次派来金川的，不仅仅有讷亲，还有一位我们阔别多时的熟人——赋闲已久的老将岳钟琪。

　　此前，兵部尚书班第曾向皇帝建议起用这位宿将，乾隆派人征询张广泗的意见，而众所周知，岳张两人关系极其恶劣，早已经势同水火，因此张自然不会给岳什么好评，为了照顾前线主帅的情绪，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到了这时候军情紧急，皇帝也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下令让岳钟琪以提督衔军前效力，相当于讷亲与张广泗的高级军事顾问。

　　乾隆其实还打着一个如意算盘，他知道金川军的首脑莎罗奔当年和岳钟琪关系密切，而老岳在藏族地区名声极盛，许多藏人酋长都曾在他的麾下作战，因而没准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办法把对方首脑骗过来擒住。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想法未免是太天真了。

　　与岳钟琪一起出山的，还有另一位清军宿将——当年征讨准噶尔的北路清军主帅傅尔丹。和讷亲出身类似，傅尔丹是开国五大臣中的另一位——费英东的曾孙，他从康熙时期便已经崭露头角，在清军驱逐准噶尔的西藏之战中，他率兵从河西走廊西进，直接威胁到准噶尔本土，从而牵制住了敌人主力，使其不敢贸然增援西藏的大策零部队。

　　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傅尔丹担任北路清军主帅讨伐准噶尔，在外蒙古和通脑儿遭遇惨败，近两万五千人最后只剩下两千残兵，但令人惊讶的是，主帅傅尔丹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处，雍正反而对他勉励有加，甚至专门发了一道颇有人情味的上谕：“损兵诚有罪，朕因尔等竭蹶力战，特宽恕之。痛恻难忍，不觉泪下！解朕亲束带赐傅尔丹。”

　　后来，大概连傅尔丹自己也感觉没脸见人，他上书坚持请罪，雍正又下诏安慰道：“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事定，朕自有处置。”于是，傅尔丹仅仅卸任靖边大将军，调任振武将军，象征性地惩罚了事。

　　不过傅尔丹并没有转运，一年之后，他再次大败于准噶尔军之手，而雍正仍旧原谅了他，理由是敌众我寡——“上察傅尔丹兵寡，原其罪，命留军效力”。不过到了雍正十三年（公元1375年），傅尔丹竟然牵扯进了一桩侵吞军饷的答案，这下子可触及了雍正的底线，一向痛恨贪污的皇帝暴怒之下，傅尔丹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

　　就在这最悲惨的时候，他竟然开始转运——处决令颁布之前，雍正突然驾崩，乾隆即位后将他改为斩监侯即死缓，几年后，终于又和岳钟琪一起释放回家闲居。现在金川久攻不下，皇帝想起了这对难兄难弟，于是在起用岳钟琪的同时，也下令授予傅尔丹内大臣、护军统领的官衔，与老岳一起做为讷亲宰相的军事顾问。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农历六月初三，讷亲一行人终于到达了张广泗的总司令部——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结果第二天张广泗就跑到了清军另一个大营——位于大金川的卡撒（今金川县卡撒乡），显然他是抱着惹不起难道躲不起的想法，对咄咄逼人的宰相主动退避三舍。但是张广泗没想到，他还就真地连躲也躲不起，因为仅仅两天后，帝国首相就亲临卡撒军营，随即自说自话地布置起来，完全把这个正牌主帅凉在了一旁。

　　所有人都清楚，宰相大人这是抢功劳来了。这不由得让人联想起《三国演义》里，有一回名曰《守剑阁忠臣死战，灭蜀汉二士争功》，讲的是魏国司马昭大举伐蜀，两名主将钟会和邓艾彼此间明争暗斗，最后两败俱伤双双殒命的故事。因为钟、邓两人都带了个“士”字——邓艾字士载，钟会字士季——故曰“二士争功”。讷亲和张广泗此后的关系，大致如是，因为从到达金川前线开始，讷亲便“自恃其才，蔑视广泗”。

　　此前，张广泗的总体布署是兵分两路，一路从西路进攻大金川河东岸，一路从南路进攻大金川河西岸，河东的西路清军又分为四路，其中两路攻打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今金川县城附近），而另两路则进攻金川军另一重要据点噶尔崖（在今天金川县城东南三十公里的安宁乡），此地由莎罗奔的侄子、金川第二号人物郎卡镇守。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噶尔崖其实是“刮耳崖”的误写，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悬崖峭壁，如刀切斧剁，山断壁绝，号称崖似猴头、鹰过折趐、虎豹难攀，后来人们在此修建了栈道，但险要处仍狭窄难走，人通过时必须紧贴着悬崖壁慢慢移动，岩石不时就要刮着耳朵，因而得名刮耳崖。由于金川军的顽强抵抗，清军打得很艰苦，可谓步步惊心，当讷亲到来时，他们距离敌军的噶尔崖大本营还远得很。

　　首相抵达卡撒大营后稍作考察，立即全盘推翻了主帅的布署，他下令清军不再分兵，而是要集中所有人马，全力从噶尔崖上方的昔岭方向进行突破。这个叫“昔岭”的地方，顾名思义是一处山地，它是贡噶拉雪山的一部分，此山东西方向横跨大小金川，总长二十多华里，昔岭和噶尔崖都在这座山上。

　　讷亲之所以选在昔岭进攻，是因为它的阳坡方向就是沟深谷长的卡撒沟，正好临近清军的卡撒大营，这条沟中有一条东西流向的河流，雨季时山洪狂泻如同野马奔腾，故当地称其“野马河”。此时，清将任举也已经打探到卡撒还真有一条道路通往昔岭西部，“举察昔岭左有道通卡撒”，不过敌人已经在途中修筑了战碉，“中经得思东、木达沟，贼皆置碉焉”。

　　见已经发现了进军道路，讷亲宰相给大家下了死命令：“限三日克刮耳崖！”张广泗和他的小伙伴们顿时都惊呆了，我们打了半年多，噶尔崖的毛都没摸着，您老人家现在想三天解决战斗，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将领们的不满情绪顿时高涨起来，纷纷发起牢骚，表示这命令太脱离实际了，根本无法执行。

　　但是讷亲却早有对策——“将士有谏者，动以军法从事”——你不听话是吧，那就军棍侍候，要是还不听话，信不信老子宰了你？就这样，随着几个倒霉蛋或打或杀，终于“三军震惧”，大家再也不敢多言语了。

　　记得古罗马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有句名言：“当士兵们对主帅的恐惧盖过了对敌人的，那他们就再也不怕敌人了。”正是出于对残酷的克拉苏的畏惧，他率领的军团才舍生忘死，疯狂镇压了斯巴达克思的角斗士大军。尽管并不知道克拉苏究竟是甚鸟人，但讷亲宰相却深得其中精髓，他显然认为在不名誉地处死和光荣地战死之间，军人们大多会选择后者，更何况后者并不完全是绝境，尚有一线生机可言。

　　由于身为本省最高军事首长的四川提督通常并不亲上战场，而时任提督的武绳谟正率兵在川藏路上警戒巡查，随时准备截断西藏方面对金川叛军可能的支援，因此在金川前线的现场指挥官中，级别最高的就是总兵了。金川清军中本来有多位总兵参战，但现在却很可能只剩下了两名，即重庆镇总兵任举和松潘镇总兵哈攀龙，其原因却是说来话长。

　　此前我们说过，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因为班滚在逃事件，与前提督李质粹一起被乾隆下狱后处死，他留下的空缺由哈攀龙顶替。这时候，建昌镇总兵许应虎也捅了篓子——我们还说过，由于一个金川酋长的降而复叛，导致副将张兴全军覆没，而这一恶性事件的起因其实就是许应虎，史载“总兵许应虎驭之不以道，复叛”，许也“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被暴怒的皇帝下令斩首。

　　还有一位总兵，是我们曾多次提到的马良柱。当张兴被敌人包围后，马良柱立即要求前往救援，但却被张广泗断然拒绝。张兴部覆没后，金川军继续猛攻马良柱部，双方展开了惨烈的拉锯，清军虽然“力战”但“贼未却”。就在这时候冷空气突然降临，一连下了二十多天大雪，清军最后完全断粮，不得不“煮铠弩以食”，也就是把皮甲什么的都煮了吃，具体情形可参考雪山草地时的红军。

　　鉴于这支部队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张广泗只好答应他们撤退。但是清军撤退时出了大洋相，他们为了尽快逃命什么也不管不顾了，枪炮军械扔了一地，最后都被金川军缴获。倒霉的马良柱因此被张广泗弹劾，押送京城交皇帝处置，他留下的重庆镇总兵之职，则由刚刚调来的任举接任。

　　因此，此时四川清军最高级别的战场指挥官，就是任举和哈攀龙，当然他们下面还有一批副将、参将级别的中高级军官。鉴于宰相已经下了死命，两名总兵只得硬着头皮接令，商量后分头布置下去，稍微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已得知云南昭通镇总兵冶大雄正率兵向卡撒方向快速增援而来，此人带领的都是擅长山地作战的云贵部队。

　　任、哈两人率兵从任举发现的道路向着昔岭进军，这时候冶大雄率领的清军也从卡撒赶了上来，四川与云南两支队伍终于在昔岭会师了，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士气顿时大振。清军立即展开进攻，很快攻克了敌人在木达沟修建的战碉群，使用的方法则是张广泗曾在奏章中向乾隆提到的火攻，即不管三七二十一，围起来统统烧掉。

　　不过在下一个战碉群思东，清军却遇到了不小麻烦，大概因为这里缺乏可燃物，无法照葫芦画瓢来生火，而清军由于是突击行军地势又不利，也没法携带重炮。他们于是将碉楼团团包围，任举下令切断敌人的“汲道”也就是水源，然后冒着对方倾泻的弹林箭雨，亲自带领士兵冲到碉楼下，用大斧猛砍起石墙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嘉绒碉楼大多没有门，而是通过梯子由二楼或更高楼层进出外面，因此打仗时一撤下梯子，整个战碉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防御系统，清军没法像通常攻城那样破门而入，平时砍城门的攻城斧也只能砍墙了。

　　这种纯属业余的拆迁攻击，对付碉楼自然收效甚微，而看上去很严重的切断水源，影响其实也很小，因为大小金川的人类生活区多处在河谷地带，常年降水量都非常大，靠天吃雨雪就差不多够了，此前马良柱与敌军僵持，就遇到大雪一下二十多天，粮食吃光了而不得不撤退，因而金川军很少担心饮用水的问题。

　　但另一方面，清军这番折腾，尽管干打雷不下雨，其浩大的声势却吓坏了守军，这些人商量后觉得自己惹不起，咱们还是趁早走为上吧，于是便悄悄撤离了战碉。他们离开的方式很奇怪，史书上说“贼堕岩遁”，有可能是从碉楼靠近悬崖的一面缒下绳索逃走了。就这样，清军总算夺取了思东的三座碉楼。

　　到目前为止，官军的进展相当顺利，下面他们将要通过一道险峻的山梁，金川军在这里修建了一片战碉群，因其庞大得如同小城镇，时人称它为“色尔力石城”，具体地点在今天金川县的卡撒乡色尔岭村。一旦拿下这里，就可以直捣郎卡的老巢噶尔崖了。

　　卡撒大营的讷亲宰相很快收到了这些战报，他无疑会欣慰地佩服自己的神机妙算，看来三天内攻克噶尔崖是完全靠谱的嘛，那些什么碉楼也并非坚不可摧，先前都是张广泗这个酒囊饭袋耽误了进度。尤其是，他又收到前线的报告，说是三位总兵已经明确了分工，清军将兵分三路发起总攻，由任举主攻色尔力，哈攀龙在他右方策应，而两名副将唐开中和国良则在他左方策应，而冶大雄则留在三路人马后方做预备队。三路齐头并进，攻克噶尔崖指日可待。

　　很显然，四川清军不想让云南清军抢了头功，因而才故意让这些擅长山地作战的部队断后。不过以往眼睛里不揉沙子的讷亲，此时已经不想过于计较这些小事了，他只想安心等待着捷报的到来，这场胜利将再次证明他的高瞻远瞩和运筹帷幄，并为自己主子的脸面大大增光。

　　但没想到左等右等，宰相等来的却是一个晴天霹雳：

　　乾隆十三年六月己巳，清军大败于色尔力石城！

　　不仅如此，清军第一猛将任举总兵，竟然在碉群下战死，而且据说连尸首都没保住！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1-21 08:23:08

　　其实，在任举战死之前，清军就已经有一名高级军官在色尔力石城下阵亡，他就是参将国良。这位将领的姓氏很怪，他姓买，回族人，曾参加了驱逐准噶尔的西藏之战，有着在藏区作战的丰富经验。战死之后，买国良被清廷加官一级，追赠为副将也就是副总兵。

　　当时，参将买国良与副将唐开中一起，在任举的左翼做为策应。他们“越沟度林”，也就是翻山沟钻森林，一直攻到金川军在碉楼下设置的前哨阵地。该阵地应该是由大段木头搭成的堡垒即所谓的“木城”，在这里，唐开中与买国良率领的清军遭遇顽强阻击，主将之一的买国良就在此时阵亡。

　　买国良参将战死后，唐开中副将继续指挥部队猛攻，终于杀到了战碉群下，与中路的任举总兵和右路的哈攀龙总兵会师，清军随后展开了对色尔力石城的总攻。这位唐开中不是等闲人物，与任举一样，他也是位武林高手——雍正五年即公元1727年的武进士，而且此人诗写得很不错，山水画的功力相当不俗，可谓文武双全。另一名清将哈攀龙亦以勇猛著称，据说他平时练武用的家伙事儿都重得出奇，包括一百二十斤的大刀、一百三十斤的铁鞭以及重达三百六十斤的石锁。

　　不幸的是，三员一等一的勇将面对着敌人坚固高耸的碉楼，却是老虎吃天无从下口，清军又没有重炮，只能冒着暴雨般倾泻而下的矢石枪弹，延续着几千年来的传统战术，靠人力搭起云梯强攻。可是，金川战碉的高度通常都有十几米甚至几十米，远远大于中原的城池，清军制式的云梯大概连碉楼的腰都够不着，更甭说登顶了，而守军却能通过密布碉壁的射击孔，好整以暇地开枪放箭，下面的清军只能干瞪眼挨打。

　　屡次强攻却无进展已经够让总兵们挠头，金川军采取的积极战术更然他们雪上加霜，他们并不是一味死守，而是留出一部分机动部队，时不时就对疲惫不堪的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担任主攻的任举就是这样遭遇不测的，对于这位总兵战死时的情景，《清史稿》描写得绘声绘色：

　　“六月己巳，举与攀龙、开中合攻石城，城坚甚。我师方力攻，贼三百余自西南林内出，举督兵与战，被创，战益力，枪复中要害，遂卒。”

　　就是说，一支三百人的金川敢死队突然对碉楼下的清军发动了斩首行动，猝不及防之下，任举带伤坚持作战，直到光荣战死，确实没有辜负欣赏他的皇帝。死的时候，任举只是代理即“署”重庆镇总兵，其实际职务还仅是个副将。不过乾隆当时已经下旨要任举“真除”——即由临时代理转正为实授官职，这个词汇现在也还常见于港台媒体，但在大陆早已不用了——可惜这道升官的圣旨正在途中流转，而当事人已经永远收不到它了。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金川军进退有据攻守自如，似乎并非毫无章法的乌合之众，无论指挥还是战术都可圈可点。在给官军留下惨痛教训的同时，金川兵的勇猛强悍也给皇帝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付出极大代价终于平定大小金川后，乾隆专门下令在当地招募五百名土著士兵，以一千名士兵的钱粮供养，也就是说每人开双份军饷。

　　这支不大的金川民兵武装从此成为清廷非常重视的特种部队，皇帝每每把他们用在关键的刀锋时刻，在喜马拉雅山进行的廓尔喀（今尼泊尔）战争中，甚至在完全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中英鸦片战争里，都频频出现这些悍不畏死的特种兵们的身影。

　　相比清军，金川兵甚至连武器装备也不落下风，尤其是，尽管没什么火炮，但他们竟然装备了许多火枪，猛将任举就是被一枪打死的。又过了一个世纪，那位“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近代大思想家魏源这样描述当时的金川民兵：

　　“这些士兵非常擅长山地作战，对风霜雨雪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他们每年春夏两季进行常规训练，而秋冬两季则要去山里狩猎。他们都戴着虎皮帽，穿着牛皮靴，胸前挂着小佛龛，背着火枪、藏刀，挂着火药、干粮，虽然这些装备加起来足有二三十斤重，可他们却健步如飞，登山越岭如履平地。”

　　按照魏源的记载，金川民兵装备的火枪竟然优于清朝正规军的货色：“他们的火枪相比官军装备的所谓‘营枪’，既重又结实，而且射程要远许多，打起来弹无虚发。”当然，武器的优劣也许只是次要因素，更重要的是金川山民们迫于生活压力，在长期的狩猎过程中练就的过硬本领，这种艰苦的实战练习是那些平日里养尊处优的八旗兵无法做到的。

　　金川战争时的欧洲，燧发枪已经全面普及，火绳枪基本上退出了舞台，但在中国，老式火绳枪仍占据了火枪武器的主导，更先进的燧发枪不是没有，但它们一直只是供皇帝欣赏把玩、偶尔用于打鸟猎兔的新奇物件，从来没有大量列装部队。

　　清朝的火绳枪属于前装滑膛枪的一种，后人考证认为，清军制式单兵火器是所谓的“兵丁鸟枪”，其长度约两米，发射重一钱的铅弹丸，能装填三钱火药，射程大概百米。这种火枪不仅笨重，而且操作复杂装填麻烦，射速也非常慢，即使不考虑射击精度，每分钟最多也就两三发，这就造成了在火力延续性方面有很大漏洞，即使组成“三段击”或类似的轮流射击队列也无法保证不出现火力间隔；另一方面，火枪手本身的安全也成问题，开枪后往往还没有来得及再次装填，敌人就已经冲到了面前。

　　清军的解决办法类似十五世纪曾横行欧洲的西班牙步兵，即火枪手与长矛手混编，用长矛手来保护火枪手的安全，不过清军中火枪手的比例远不如西班牙（最多时火枪手与长矛手达到1：1），因此这个问题还不算突出，而且清军擅长骑射，即使长矛手不在身边，火枪手也总还有骑兵和弓箭手保护着。雅克萨之战时，同样装备了许多火绳枪的俄军火枪手则是自力更生，他们每人都带着一把两用的战斧——火枪发射时做为支架，而敌人冲上来后则做为肉搏武器。

　　金川士兵的解决方案则是强壮的身体加上著名的藏刀，他们的火枪手从来不与敌人纠缠，而是利用身体素质和地形优势来回机动，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见势不妙就撤退到高高的碉楼中，如果实在不得不进行肉搏，就拔出随身携带的宽刃藏刀拼命。清代大学者魏源如此描述他们的战术：

　　“金川兵组成一个个小分队作战，每队通常只有三四十人，顶多不过百人，每人都随身携带着攀岩工具，高山峡谷不在话下。到了战场上，小分队又进一步分散成三人一个的战斗小组，遇到敌人射击或滚木檑石，就迅速隐藏到岩石后躲避，风头已过便再次前进。等敌人一旦进入火枪射程，他们就会果断开火。”

　　我们前面说过，金川兵的火枪虽然更加沉重，但射程却大于清军的制式“营枪”，因此往往他们能打到清兵，而清兵却没法够到敌人，只能干瞪眼没法子。况且这些金川火枪手准头极佳，大清武状元任举就是这样，根本来不及进入施展卓绝武功的距离，便折在了敌人的精确狙击下。

　　主将任举突然战死，本来在战碉下就举步维的清军顿时大乱，不仅如此，任举在林子里阵亡后，其尸首也落在了金川突击队手中，这使得群龙无首的官兵更加情绪沮丧，敌人内外夹攻之下，此前张兴部队全军覆没的悲惨命运似乎已无法避免。

　　就在这即将大崩盘的关键时刻，清军一员大将挺身而出，他一马当先，身先士卒杀入林中。金川火枪手干掉对方主将后有所松懈，猝不及防之下，对手已近在眼前，他们已经来不及再次装填射击，只好拔刀肉搏。尽管双方都用冷兵器，但金川军以众敌寡，无疑胜算颇大，可他们没料到的是，来人怎么会如此生猛，己方竟然被连杀三十多人，阵脚一乱，本来已经到手的任举尸体又被此人抢回。

　　书中暗表，这个猛人正是清军另一名总兵哈攀龙，与任举、唐开中一样，哈攀龙也是大清武状元，不过相比雍正朝武进士的前两人，他是地地道道的晚生——乾隆二年即1737年的第一甲第一名武进士。身为回族的哈攀龙自幼习武，甚至乾隆都曾赞誉“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族，每出将种”，兼之他力大无穷，最喜欢的无疑就是现在这样的近身肉搏混战——“攀龙入林，殪贼三十余，夺举尸回”，清军被他从崩溃的边缘重新拉了回来。

　　收到皇帝爱将任举的死讯后，即使帝国首相也不敢隐瞒这一大事，讷亲不得不将消息奏疏上报。据说乾隆看了奏章后，眼泪立刻掉了下来，他长叹道：“举忠愤激发，甘死如饴，而朕以小丑跳梁，用良臣于危地，思之深恻。”这就留下了一句成语：甘死如饴。不过嘛，像吃糖一样快乐地去死，世上大概没有几个这样的人，恐怕只是皇帝给自己脸上贴金罢了。

　　对于烈士的后事，乾隆相当重视，他亲自写了一篇祭文，为任举建了纪念碑还亲自写了碑文，指示要按照提督的标准来抚恤其家人，而任举生前连正式总兵都没来得及当上。不仅如此，任举被赐予“勇烈”的美谥，赠予从一品的都督同知官衔，牌位进了烈士纪念馆也就是“昭忠祠”。四十年后，任举的儿子任承恩在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战败，依律当斩，乾隆特地赦免了他，皇帝的理由是不能让英雄绝后——“不可使举无嗣也”。

　　另一方面，从乾隆对任举的泣叹声中，我们也隐约感觉到，对于在“小丑跳梁”的“危地”所发动的这场战争，皇帝似乎有些后悔了，只不过，无论是乾隆本人还是帝国政府，都已经骑虎难下。而对于直接责任人讷亲宰相和张广泗总督而言，色尔力的大败让他们的地位岌岌可危，现在最迫切的当务之急，无疑是寻找一个合适的替罪羊。

　　讷亲和张广泗虽然互相瞧不起，但这时候却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个完蛋另一个必受牵连，彼此都投鼠忌器不敢轻举妄动。四川巡抚纪山虽为一省之长，可他担任的是文官职务，并不管用兵打仗，况且此时他被人参劾即将调离，正办理交接手续，早已经不管事儿了。另一位四川大员、省军区司令既四川提督李质粹当时正带着部队保护川藏交通，人家压根儿就没来金川，自然不能把战败的责任推给他。

　　要说在金川的帝国重臣还有一位，那就是兵部尚书班第，前面咱们说了，乾隆为了解除张广泗的后顾之忧，专门派国防部长来给他打下手。可讷、张二人琢磨以后，还是不敢让班第当替罪羊，一来班第根正苗红，是正宗的蒙古贵族，不仅与皇家沾亲带故，还当过军机大臣，资历深背景硬；二来人家只管押粮运饷，尽管是国防部长，可并没有指挥打仗的责任；三来嘛，一听到色尔力战败的消息，班第立刻就扔下粮车，带着几个人跑过去接管了指挥权，态度这样积极，皇帝夸奖还来不及呢。思来想去，讷亲和张广泗终于看中了一个人。

　　任举阵亡后，哈攀龙奋勇拼杀抢回尸体，勉强稳住了己方阵脚，但面对高高的战碉仍无计可施。这时候，国防部长班第跑到前线，还带来了两个手下，一个是陕西汉中营副将段起贤，他接替战死的任举暂时代理重庆镇总兵，另一个是大内侍卫富成，他是钦差大臣班第的随从。几个人一计较，终于商量出一招——夜袭。

　　要说金川军本来相当擅长夜战，魏源曾写道，这些山民挥映着火绳枪的引火绳做为联络信号，在漆黑的夜晚神出鬼没，割下敌人首级如探囊取物。不过这一次，连战连捷的金川守军却有些麻痹大意，认为久攻不下的敌人不过尔尔，于是放松了警惕，竟然在夜里被清军偷袭得手。

　　这场夜袭成果颇丰，焚毁了三座“木卡”即木质堡垒，还杀了五十多名敌人，清军趁热打铁，一举拿下了石梁、双沟等几处战碉，终于重新振作起来。可是就在这时候，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讷亲宰相和张广泗总督宣布：调查组经过认真研究，一致认定哈攀龙总兵应该对色尔力大败负责！

　　突然荣升替罪羊的哈攀龙自然不服，但正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比你大好几级的宰相和总督都一致认定就是你了呢。该调查结果已经发给了负责军人组织关系和奖惩升降的兵部，根据这份文件，兵部领导们也认为哈攀龙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建议将他降级贬官。

　　不过嘛，乾隆虽然看了调查报告，但这个无论智商还是情商都很突出的皇帝却认为该文疑点颇多，只是此时前线军情紧急，皇帝虽然觉得可疑，却又不想影响两大臣的战斗情绪，于是来了个折中，下令将哈攀龙押解回京，说自己要亲自审问。

　　——讷、张两人倒台后人们才知道，调查报告中只提到哈打了大败仗，对他之前和之后“克卡杀贼”的功劳却一个字也没说，夺回任举尸首的义举更是压根就没提。原来，起草报告的张广泗竟然把这些战功劳通通隐瞒了，显然总督大人只想将哈总兵以一个失败者的形像呈现在皇帝面前，这才是标准的替罪羊模样嘛。

　　就这样，在任举等人阵亡之后，清军高层一番内讧，又平白失去了一员猛将。

　　不得不说的是，任举之死对官兵的斗志影响极大，就拿他们中的第一人讷亲来看，色尔力大败之后，这位帝国首相如同斗败了的公鸡，顿时蔫了下去。对此，清史稿写道：“署总兵任举勇敢善战，为诸军先，没于阵，讷亲为气夺。”

　　而在非官方的清人笔记中，曾以“恃宠骄倨”著称、无论地位多高的皇亲国戚都不屑巴结的讷亲，此时的形像已经不再是那个廉洁奉公的官吏和识人善举的伯乐，而是变得越来越猥琐，甚至成了整个大军的笑料：

　　“讷自是慑服，不敢自出一令。每临战时，避于帐房中，遥为指示。人称笑之也，故军威日损。”就是说，宰相大人被彻底打怕了，从此他再也不敢下命令，一到了打仗的时候就躲到大帐里，远远地指手划脚却不敢向前一步，大家除了看笑话外，对他也无可奈何。在这么样的孱头领导下，官兵如果能打出军威来，那才真是没有天理呢。

　　清人笔记里有个故事，由此可见官兵士气的低落。当时三千多清兵攻打一处战碉，突然遇到一支数十人的敌方突击队“哄然下击”即呐喊着冲杀下来——前面我们说过，三四十人组成的小分队是金川军最常见的作战编制——没想到以百敌一、具有数量上绝对优势的清军竟然立刻做“鸟兽散”，眨眼间跑得一个不剩。

　　仗打到这份儿上，除了对手确实难缠以外，是不是也应该从自己内部找找原因呢？尤其是，为什么凡较大的军事行动，金川军都能应对自如，让清军每每无功而返甚至损兵折将，反而是个别将领临时的突发奇想，比如班第、哈攀龙等人发动的夜袭，却常常收获意想不到的成效。

　　看到这里，看过《无间道》的您大概也明白了，哎，别不是有内鬼吧？

　　这么一想啊，一个倩影自然浮现，我们怎么能够放过金川大BOSS的女儿——大美人阿扣呢。前面我们说过，讷亲没来的时候，张广泗下令大举进攻噶尔崖，与此同时，他派阿扣的新婚丈夫良尔吉去游说老丈人莎罗奔归顺。为避免良尔吉一去不回，清军就把阿扣留为人质，在大营中好吃好喝好招待地软禁起来。

　　话说那阿扣生得美艳卓绝，在着“玉观音”的雅号，据说看者无不心醉，就连见多识广的张广泗也不例外。不过这姑娘从小就自视甚高，她认为自己就是天仙下凡，凡人尤其是金川的凡人都是贱种，根本配不上她。小时候她听人说，中国皇帝是佛祖转世，正好是自己的佳偶，她以后肯定能当上正宫娘娘，于是便一颗芳心暗许，红线早已牵到了紫禁城里龙椅上坐的那个人。

　　长大以后，也确实曾有许多汉人官员垂涎于阿扣的美色，甚至迷恋到了对着尘土上她踩过的脚印，心甘情愿地顶礼膜拜的地步，但是高傲的阿扣一律不假以颜色，根本不屑搭理这些痴情种子。要说让阿扣动心的男人也不是没有，比如她就曾对岳钟琪一见钟情，只可惜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最后只能“三秋不见每惓惓，握手山林复怅然”，而她的新丈夫、那位胖大魁梧的良尔吉，很可能只是老岳的替身而已。

　　现在，阿扣成了张广泗大营中的人质，看看张大帅威风凛凛仪表堂堂，论官位也不比当年的老岳低，似乎比良尔吉更合适。而老张怎么可能忽视这么一个大美人，况且与此同时，他也正想着笼络利用当地高层，他知道阿扣是众多土司的梦中情人，搞定她就等于搞定了各家土司，于是正好公事私事一起办，每日里酒宴歌舞，拼命讨取阿扣欢心。

　　阿扣姑娘能歌善舞，在张广泗为自己举行的宴会上，她率领众多侍女翩翩起舞，那曼妙的舞姿撩拨得张大帅心旌摇曳，与席者的嘉绒酋长们无不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于是满场欢笑，军民雨水一家亲。趁着酒劲，心猿意马的张广泗嬉皮晒脸，对大美人开始动手动脚。见此情景，在场的酋长们更加推波助澜，他们欢声雷动纷纷起哄，高呼咱张大帅就是转世的活佛啊——前面讲过，据说只有佛才能配得上美丽的玉观音阿扣。

　　稗官野史津津有味地写道，就这样胡天黑地，在美人的陪伴下，老张在金川的日子过得无比滋润，直到讨厌的讷亲到来。在宰相“三日攻克噶尔崖”的严令下，身在四川却乐不思蜀的张广泗不得不强打起精神，派出干将任举率兵出战，结果在色尔力大败亏输，连任举自己都丢了性命。

　　据说，当时阿扣还救了张大帅一命，因为他本来想跟在任举后面，可是阿扣却带着自己的女奴们突然赶了过来，身后还带着良尔吉的旧部护卫。阿扣说，大帅这条路咱可走不得，您要走就跟我走那条吧。见老张犹豫不决，美人干脆催马向前，横在前面不挪窝了，死活也不让他继续前进。就在这时候，任举阵亡的消息传来，大惊失色的讷亲急令收兵，张广泗才捡了一条命，否则如果按原来那条道路走下去，他就很可能做了任举第二。

　　咱们推测，阿扣显然知道任举他们是去送死的，而从她连哪条路有埋伏哪条路安全都了如指掌来看，这位美女很可能清楚金川军的兵力布署。那么，这些极有针对性的布署是怎么做到的呢，事后诸葛亮的我们自然要怀疑到金川军大BOSS的女儿阿扣，以及张广泗帐下那个名叫王秋的来历不明的谋士。

　　可惜的是，“身在此山中”的讷亲和张广泗，似乎从未动过这个念头。那么，清军中真的一个明白人也没有吗？倒也不是，起码阿扣的单相思对象——岳钟琪就是一个。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说老岳跟着讷亲一起来金川了吗，过了这么久，他怎么迟迟没露脸呢？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1-22 08:05:28

江城如画里发表于 2013-11-21 10:15 : Z. f% t- s. ]2 C1 E% i
老魏这个打算出书吗？出书肯定来一本

暂时没这个打算，目前的审查制度下，这种民族题材的没人敢出，过不了剪刀手。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1-26 16:19:31

　　从乾隆二年从死牢中被释放，到乾隆十三年从征金川，期间十一年漫长的时间，一代名将岳钟琪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大概已经快憋出病来了。

　　遥想当年，风华正茂的岳钟琪登坛拜将，成为汉人官员中首屈一指的佼佼者，正所谓“终清世，汉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钟琪一人而已。”——在他之前拜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虽是汉族，但却是旗人也就是享受满人待遇的汉人，因而不能算汉大臣。不过，尽管授予了岳钟琪巨大的权力，但生性多疑的胤禛皇帝却未必真地信任他，尤其是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那件震惊天下的大事发生之后。

　　那一年的成都，一个名叫张熙的人突然找到了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这个书呆子竟然幻想岳钟琪会仅仅因为自己是岳武穆的后人，就毅然抛下所有的荣华富贵与锦绣前程，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反清复明的伟大事业当中。确实，由于掌握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岳钟琪同时也承受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时针对他的谣言满天飞——“督三省天下劲兵处，疑忌众，成都讹言锺琪将反”。最后，甚至雍正也不得不亲自出来为他辟谣：

　　“数年以来，谗钟琪者不止谤书一箧，甚且谓钟琪为岳飞裔，欲报宋、金之仇。钟琪懋著勋劳，朕故任以要地，付之重兵。川、陕军民，受圣祖六十余年厚泽，尊君亲上，众共闻知。”皇帝一拍板，总算给他定了性，老岳还是好同志嘛。

　　尽管被张熙的壮举吓得目瞪口呆，但姜还是老的辣，岳钟琪决定软硬兼施，首先将张熙严刑拷打，逼问幕后主使，但没想到这个书呆子竟然是个硬骨头，打死也不招。老岳不得不改变策略，痛心疾首地骗张熙说，自己其实一直牢记着祖先岳飞与满人祖先金人的世仇，内心没有一刻不想着起义推翻满清，此前的刑讯不过是试探他是否可靠而已，为的是验证他是不是朝廷派来的探子。据说为了达到目的，老岳甚至还和张熙拜了把子，发誓共同反清复明。

　　这招还真管用，读书读傻了的张熙很容易地和盘托出，主使者原来就是他的老师，一个叫曾静的迂腐秀才。曾静曾读过明末清初学者大吕留良写的几本书，颇受其反清复明思想的影响，听说岳钟琪饱受满人猜忌，便异想天开地派学生来劝他谋反。套出实情后，曾静、张熙以及吕门弟子严鸿逵、沈在宽等人被岳钟琪一网打尽，这就是当年震动天下的“曾静案”。

　　史载，“上褒钟琪忠”。尽管岳钟琪借此事表明了忠心，也受到雍正大力嘉奖，但在见到石头都要踢三脚的胤禛眼里，这个手握重兵的汉人大将恐怕更加可疑了，苍蝇不叮没缝的蛋，凭什么人家不找别人专找你呢？

　　岳钟琪仕途的坎坷，也许在那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后来，随着雍正末期清军远征准噶尔失利，身为一路主帅的岳钟琪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也差强人意，趁此机会，岳的副手张广泗一状告到了天子案前。世态炎凉，在张广泗的后台鄂尔泰宰相的授意下，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智不能料敌，勇不能歼敌”的岳钟琪终于在劫难逃，“大学士等奏拟钟琪斩决”。

　　虽然对岳钟琪越来越不满，但雍正显然清楚此人决非无能之辈，今后没准还有用得着的地方，犹豫再三，一向以“刻薄寡恩著称”的胤禛没舍得下杀手，干脆留给我儿子以后发落吧！十多年过去了，现在金川战局吃紧，乾隆终于能启用父亲留下的这员老将了。

　　在岳钟琪到来之前，兵部尚书班第就已经将朝廷这一人事安排传达给了清军主帅张广泗。见木已成舟，素与老岳不对付的张广泗也不得不表态坚决拥护皇帝的决定，他说，虽然当年自己与岳一起在准噶尔战线时关系很不好，但两人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冲突，现在既然皇上让他过来帮忙，那我一定会小心与其相处，争取实现双赢。显然，张广泗这是在以退为进，无论如何也不能打主子的脸嘛。

　　果然，不久之后张广泗就又上了一道折子，其中捎带脚地提到，岳钟琪出身将门子弟熟悉军旅，这固然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此人也不免官二代的纨绔习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而且缺乏应对紧急敌情的能力，有了错误也不改正，总之，这老家伙色厉内荏志大才疏，根本不是块做大将军的材料。

　　不过嘛，要说军功赫赫的岳大将军一无是处显然没人信服，于是老张最后又不得不夸了老岳一下：虽然当大将军难以胜任，但他军事经验丰富，做事雷厉风行，如果做个提督总兵什么的，还是难得的人才。

　　皇帝最后的决定是，召四川提督武绳谟进京述职，让岳钟琪接任四川提督。这样一来，岳钟琪在名义上成了川陕总督张广泗的下级（通常情况下总督与提督都是从一品，但总督主管一至数省军事，身为省军区司令的提督在业务上要受其领导）。不过，乾隆给岳钟琪的主要任务是辅佐军事经验欠缺的帝国首相，即归讷亲直辖，因此实际上老张也管不着他。

　　岳钟琪一到金川前线，国防部长班第就来找他谈话，问这位宿将对目前形势怎么看。老岳侃侃而谈，他说，用兵最关键的是要赏罚分明，越严格越好。在奖励方面尤其要做好，要知道，不仅土著士兵贪图利益，就是汉人士兵也需要明码标价公布悬赏标准，赏罚标准化才能够鼓舞军心，也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信赏必罚”。

　　“信赏必罚”这个词出自《韩非子》——“信赏必罚，其足以战”，意思是赏罚必须有公信力，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老岳说，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军令，或者临阵退缩，那就一定要立刻军法从事。这样的话，即使普通一兵也都会奋勇作战，重赏重罚下众志成城，咱们才能早日建立大功。

　　在兵力使用方面，具有统辖少数民族部队作战丰富经验的岳钟琪则表示，应该“兼用”绿营兵和当地土著兵”，使他们各展所长。他听说此前清军总是用当地人打头阵，绿营兵跟在后面，这样的话前面一旦遇到情况，土兵就会一哄而散，如此布署肯定不行。

　　鉴于土著士兵用的多是大刀长矛，只能近身肉搏，而绿营兵却装备了火绳枪和弓箭，十分利于远距离作战，岳钟琪建议，我军应该改变队形，将汉兵布署在中间，临战时他们首当其冲，远距离杀伤敌人，而土兵则在两翼左右夹击，与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汉土士兵密切配合才能取胜。

　　对于最让清军挠头的碉楼，岳钟琪的观点十分鲜明：搞这东西只能用大炮。由于当时清军的炮根本轰不塌碉楼，他建议攻打它们的时候，将汉兵和土兵分别编队，让装备了长程火器的汉兵在远处用炮轰击，实施火力压制，熟悉地势擅长攀爬的土兵则逼近碉楼展开强攻，双方各尽其用。这个招数，之前战死的任举总兵其实也曾用过，实际效果相当不错。

　　岳钟琪还强调，我们与助战的土司们要做到胜利了不争功，失败了不相互埋怨。如果再用土著士兵打仗，就必须先解除他们对咱们的怀疑，咱们才能有所收益。如果想用他们同时却又疑神疑鬼，这可是兵法上的大忌。

　　不久，乾隆又专门下旨征询岳钟琪对金川之战的看法，老岳认为，清军应该从金川北部的党坝方向突破，因为这里距离莎罗奔的老窝勒乌围只有五六十里的距离，一旦成功，就可以直捣敌巢。而据岳钟琪说，他也曾对主帅张广泗反映过，但张却不以为然，断然拒绝了这一建议，导致此事不了了之。

　　张广泗拒绝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党坝离勒乌围虽近，但却“碉卡严密”，敌人的防御工事极其难啃，而岳钟琪率领的全部兵力，包括绿营兵和土著兵只有七千多。老岳则说，鉴于自己兵力不足，他曾和总督大人商量，要求增兵三千，而“广泗不应”。很显然，岳的人马已经是清军中一支相对独立的力量，他们只听讷亲的命令，而张广泗虽然指挥不了他们，但却可以拒绝提供援助，张岳二人的关系仍然势同水火。

　　在岳钟琪看来，张广泗力主从昔岭和卡撒方向进军，选择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这两个地方不仅距离金川中心勒乌围有上百里远，中间还隔着一个噶尔崖，那里不仅险峻无比，而且战碉林立，由金川二号人物郎卡镇守，从地形来看，几乎是不可能拿下的，此前任举等人就是攻噶尔崖无果，殒命于色尔力战碉群之下。后来发展的情况也证明老岳的判断非虚——直到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郎卡的噶尔崖始终在清军的反复围攻下屹立不破。

　　狭路相逢勇者胜，岳钟琪认为，党坝方向尽管敌人防卫森严，但如果我方兵力足够，困难是完全可以客服的，因为敌人坚固的据点其实只有党坝附近的康巴达战碉群，其他阵地都是摆设，而且正因为这一路线不好走，敌人反而可能掉以轻心。清军只要攻克康巴达，就可以“直捣其巢”杀入金川军大本营勒乌围，一举解决问题。

　　在给皇帝报告的最后部分，岳钟琪提醒乾隆注意要两个人：“广泗信用土舍良尔吉及汉奸王秋等，恐生他虞。”这里的“汉奸”并非我们理解的那个意思，它其实指的是“汉人奸细”，而不是现在认为的“背叛汉人的奸细”。

　　与许多人想像不同，“汉奸”这个词其实出现得很晚，很可能直到清朝初期才诞生，开始大概还不是贬义。“汉奸”最早见诸史册，要迟至乾隆十二年，而且竟然与张广泗有关——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他在镇压“苗乱”中发现，有些汉人暗中支持苗民反抗满清，甚至成为苗人抵抗力量间相互沟通的结点。在给皇帝的奏章中，张广泗写道：“至苗民为乱，往往由汉奸勾结。”据说，当这些汉人被清军擒获，押赴刑场斩首的时候，他们还大呼：“人人都来当汉奸，还我大汉好河山！”

　　显然，本身即为汉人的张广泗是不会以现在的语境来定义“汉奸”的，这里指的应是“汉人奸细”之意。至于它转为“背叛汉人的奸细”，进而成为“卖国贼”的同义词，大概要到鸦片战争以后了。该词在清末使用尤甚，不仅清廷的汉族官员们被扣上了大帽子，就连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也通通被革命党斥为汉奸，具体不再赘述。

　　被岳钟琪宣布为“汉奸”的王秋，早已是张广泗帐下第一大红人，而阿扣的新丈夫良尔吉，也是王秋引荐给张广泗的，就是说王、良两人肯定是一伙的。张大帅对这俩委以重任，一个是参赞军机的谋士，一个是带领大军的向导。相比之下，同为汉人的张广泗可能对王秋更为信任一些，当他派良尔吉出去游说莎罗奔时，还要将其妻阿扣留为人质，当然这不排除张大帅有假公济私的成分。

　　按照野史的说法，面对女婿的建议，莎罗奔对是否和平解决犹豫不决，据说就在良尔吉的游说要有转机的时候，岳钟琪却出来搅局，他率领所部突然从党坝方向发动了进攻，这应该是出自讷亲的命令。不过，清军却出师不利，前进还没多远，营中便先发起了瘟疫，岳钟琪不得不顿兵不前，派人向讷亲请求增援。

　　但是，任举败死以后，讷亲像霜打的茄子立刻蔫了下去，整日里躲在大帐里，一切军务任凭张广泗发落。张广泗正致力于和莎罗奔谈判，对岳钟琪的拆台行为深恶痛绝，况且如果老岳真地从党坝方向一举拿下勒乌围，自己的脸往哪儿放啊。张大帅不仅对增兵请求置之不理，还对讷亲说，咱们刚刚吃了败仗，可千万不能燥进啊！万一再来那么一次大败，咱俩的脑袋可都保不住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讷亲深以为然，于是下令岳钟琪退兵。

　　野史继续写道，对张广泗的掣肘，岳钟琪感到无比愤懑，尤其是他偶然从别人处得知，那位曾仰慕自己的大美人阿扣，此时竟然就在老对头的军营中。见说者眉飞色舞啧啧有声显然艳羡不已，老岳不由得气炸了肺，他立刻派人去打探，正赶上张广泗大摆筵席，席上阿扣即兴起舞，与张大帅眉来眼去你情我意，正好被探子看了个正着。

　　闻听此言非虚，岳钟琪胸口如同压了一块大石头痛彻心扉，他忿然骂道：“老混蛋竟然得到那个尤物的芳心了吗？真是十年一梦恍如隔世，想当初，她为了我甘愿抛弃丈夫私奔，可我却没有在意，但两人好聚好散，也还说得过去。可没想到，现在她却投向了老混蛋的怀抱，大家每天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是明摆着让我自惭形秽，故意给我难堪嘛，让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放啊！老匹夫真是欺人太甚！”

　　“曾经有一分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给我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咳，对不起穿越了，但这些话大概正是老岳心情的写照吧。

　　于是岳钟琪气冲冲去找讷亲说理，他控诉道：“张广泗仗着平定苗乱那点儿可怜的军事经验，就自诩为熟悉战争，骄奢跋扈根本不听朝廷命令。您看看他帐下那个叫王秋的家伙，表面是奸商其实却是汉奸，他利用良尔吉与贼军内外通气，我军的底细都被他泄露光了。更何况，老张借口派良尔吉去敌营侦察，号称要用反间计，其实为的却是和人家老婆阿扣躲在帐中快活，没日没夜地荒淫无度，正事儿全被他给耽误，古往今来哪有这样的大将？您要是不宰了他，还怎么严肃军纪啊？！”

　　讷亲可不爱听了，他沉吟良久，方徐徐说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你也看到了，这么一个艰险的地方，我军根本没法深入，只要对方名面儿上答应归顺投诚，那么他要什么我们就只能答应什么。张广泗熟悉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延缓进攻想必有他的道理。我正后悔噶尔崖大败，当时咱们操之太急，以后可不敢这么干了。如果斥责张广泗，拒绝对手投降，那么一旦再打起来，咱们几个为国捐躯倒没啥，可天朝的颜面何在？我又怎么向皇上交待？”

　　宦海沉浮中早已精于事故的老岳立刻明白，讷亲还要靠着张广泗来打仗，因而不可能处罚后者，他赶忙改口说：“我当然不想阻挠和谈的大局了，只不过张广泗这厮贪恋女色，还做出种种不堪入目的举动去讨好阿扣，这地方虽然偏远，可人也不少，保不齐有谁把这事儿捅到朝廷，到时候您可就没法向皇上交待了。不如这样吧，先把阿扣暂时押在我这里，您让张广泗专心和谈，许诺一旦和谈成功就把阿扣赐予他，那样的话和谈的功劳就都归了您，而张广泗心有牵挂也不敢造次，您看如何？”

　　正所谓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讷亲早就听说阿扣国色天香，可惜一直无缘得见，闻听老岳的建议，心说当我傻啊，你以为我不知道你老匹夫啥花花肠子，押在你那里？那有押在我这里好！于是，他派人向张广泗传令，要求把阿扣立即送往自己的大营，理由是军务繁忙，张将军不要分心，等到大功告成，再把美女还你。

　　没想到张广泗也是老奸巨滑，早就猜到了宰相打的什么主意，靠，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得到，于是竟然主动把自己的老对头拉了进来。他写信答复讷亲说，大人您还年青啊，可不是我和老岳这样的过来人，要知道红颜祸水，如果阿扣到了您那里，您肯定会受这小妖女迷惑而不能自拔，一旦大错铸成便没法收拾了，那可就是俺老张害了您啊！您既然怀疑我，那不如这样吧，我把阿扣送到老岳那里让他看着，这样您总该放心了吧。

　　就这样，张广泗也不等讷亲是否同意，就迅速将阿扣和她的女奴们通通送到了岳钟琪的军营。当时，张广泗已经回到了小金川的美诺大营，那里距离岳钟琪驻扎的党坝很远，而离讷亲的卡撒大营却很近，为避免讷亲中途派人抢夺，老张竟然派人走小道护送阿扣等人离开。阿扣也乐于和老岳鸳梦重温，率领着手下，人衔枚马裹蹄，不声不响地一路小跑着就过去了。

　　野史绘声绘色地写道，岳钟琪突见美人驾到，自然惊喜交加，据说他当时高兴得都已经失了常态，一个劲儿地问你咋过来的呢？阿扣隐瞒了真相，只说自己思念岳将军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后来突然听说您来金川了，于是毅然离开张广泗，历尽千辛万苦潜逃到了这里。

　　当然了，阿扣还说了张广泗好多坏话，听得老岳不亦乐乎，现在不仅美人归了我，将来一旦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劝降成功，功劳也少不了我一份啦！于是，老岳大摆宴席欢迎阿扣一行，当晚新欢旧爱涌心头，一树梨花压海棠，自不待言。

　　据说，倒霉的讷亲宰相果然派人在大路上等待阿扣，但怎么等也不来，后来才知道人已经从小道跑到岳钟琪那里了。讷亲大怒：“这老匹夫端的狡猾，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他立即传见岳钟琪议事，见面后便劈头盖脸地责问阿扣之事。好个老岳，面不改色心不跳，他一脸惊讶地问：

　　“您还不知道吗？这个小妖女已经与张广泗约好了，要派侍女过来行刺我，她自己则要以身做饵，亲自去行刺您呢！这样金川一旦攻破，他老张就能独吞全部功劳了。我得到消息后不敢怠慢，赶紧把她们都抓了起来，现在正关在我的大营里，等着您发落呢！”

　　讷亲自然明白老岳什么鬼肚肠，但是经历了一场场败仗后，当年那个飞扬跋扈气焰嚣张的帝国首相早已没了脾气，他沉默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这可是谋反的逆犯啊，不如我亲自审讯得了，明天麻烦你把她们带过来吧。”

　　老岳戚戚然回到军营，他实在舍不得阿扣，可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可咋办？一个幕僚出了个主意，他建议不如把阿扣藏在隐蔽的大山里，然后就说她已经被张广泗抢走了。老岳依言照办，反而来了个恶人先告状，老张自然不承认，于是两人在讷亲那里吵得不可开交，搞得宰相一个头两个大。

　　野史继续写道，张广泗悄悄向讷亲建议，不如派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出马，肯定能找到她。他还提醒宰相，您现在看到了吧，老岳这人可是阴险无比，您还是和我合作吧，我保证一旦和谈成功莎罗奔归顺，头功肯定归您，条件是您再不能让老岳和这事沾边。讷亲半信半疑，姑且派了几个心腹随良尔吉出去寻找，最后竟然真的在一处极其隐秘的山崖后面，找到了在此躲藏的阿扣她们，这里房舍用具一应俱全，显然是老岳为了金屋藏娇特意准备出来的。

　　可是，金川公主却死活不愿跟老公回去，她说，自己的心已经属于岳将军了。良尔吉也清楚自己只是老婆的备胎，露水夫妻本来也没有多大约束力，他思来想去，突然计上心来：有了，民间不是传说阿扣会与佛祖配偶嘛，而她也一直以嫁给佛祖转世的中国大皇帝为志向，那咱就这么这么着。

　　于是，良尔吉对老婆说：“公主，中国的将军里面，岳钟琪是最高级别的吗？”

　　阿扣答：“不是，张将军的权力和地位都和岳将军差不多，就是不知道他俩之上还有谁。”

　　良尔吉哑然失笑：“他俩之上就是讷亲啊，那可是皇亲国戚，他在朝中是宰相，在军中则是大帅，都是天子之下第一人，正管着张、岳两个将军呢。现在张将军已经将公主举荐给讷亲，宰相答应事成之后就带公主进京，让大皇帝纳您为皇妃。公主的理想就快要实现了，干嘛非要为了岳将军，躲藏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呢？”

　　据说阿扣立刻怦然心动，她一跃而起，拔出佩剑狠狠砍向立柱，长叹道：“老岳差点儿耽误了我啊，咱们赶紧走！”就这样，金川公主骏马疾驰，火速投向了帝国首相的怀抱，宰相、总督、提督的多角恋爱，又拉开了新的一幕。

　　好了，八卦讲完了，下面该说说正事了。面对着林立的战碉，讷亲他们想出法子了吗？您还别说，宰相大人一拍脑袋，还真就憋出个主意，为了防止知识产权被侵犯，他立即将这个点子向皇帝上奏汇报。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2-4 14:40:58

　　在给皇帝的奏章里，异想天开的帝国首相竟然建议，既然金川的碉楼这么厉害，那不如咱们也赶快建碉楼吧！

　　对于自己这条神奇的“以碉制碉”之策，讷亲得意洋洋地解释道：敌人因地制宜，在险要处修建战碉并藏匿其中，因此才能以少胜多以逸待劳。现在我军既然已经逼近敌军战碉，那么自然也应该修建战碉，这就是和敌人“共险”。

　　与此同时，此举能向蛮夷表明，我们打算赖在这里不走，真要盖房子耕地过日子了，看他们怕不怕！修碉楼还有一个好处，碉楼里不用留多少人守卫，那么剩下的士兵就可以出去打仗了，这真是依赖险要地形出奇制胜的妙计啊！皇上您就等好儿吧，我已经下令各路人马日夜不停地盖碉楼，很快就要有成果了。

　　这下子，乾隆被彻头彻尾地雷翻了，他想破了头，也想不明白自己亲选的这个首相究竟是什么奇葩思路，朕让你领兵去打仗，难道你转行当上了包工头吗？在给讷亲的回信中，皇帝充满怨念地写道：“披阅再四，不能解办理之意。”——是朕智商太低呢，还是你本来就是个SB？

　　“彼之筑碉原以自守，我兵自应决策前进，奋力攻取，乃转令攻碉之人，效彼筑碉，是亦将为株守之计耶？”你们都躲在碉楼里，安全是安全了，可朕要的却是敌人的碉楼，像你们这样乌龟不出壳，还怎么去打敌人？你要明白，进攻和防守本来就是两个套路，怎么能混在一起乱用？

　　“今因彼守险，我亦筑碉，微特劳费加倍。且我兵已深入贼境，地利、气候素不相习，而守碉势须留兵，多则馈运难继，少则单弱堪虞。”你们每天把主要精力花在房地产开发上，不仅累得臭死，而且对当地水土气候都不服，长此下去难免要出问题。再说了，守卫这些碉楼就必须留下士兵，留多了吧就没法保证他们的粮草供应，留少了吧根本守不住，人家一个冲锋不就拿下啦。

　　“浮寄孤悬，客主之形既别，情见势绌，反复之虑尤深。师老财匮，长此安穷？”况且，人家是主场咱们是客场，你修的碉楼像浮萍般无依无靠，孤悬敌境势单力薄，这不就像穿着切尔西球衣跑到老特拉福德去捣乱吗，看人家不揍扁你？再说修这么多碉楼要花多少银子啊，那年头又不兴拍卖土地使用权，皇帝家也没啥余粮，朕哪有那么多拆迁款给你折腾。

　　“将来金川扑灭之后，其地不过仍归之番，是今劳师动众，反为助番建碉之举，恐贻笑于国人，跃治于番部矣。”即使今后这片地方平定了，金川仍然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蛮夷之地，现在你兴师动众修碉楼，其实是在为当地人无偿免费盖房子，这不是天底下第一号大傻冒嘛！这种SB行为不仅会让国人耻笑，恐怕更让蛮夷们欢欣鼓舞——既然对抗政府还有回迁房住，那我们是不是也打一仗啊？

　　最后，考虑到毕竟还要靠着讷亲为自己打理前线，气恼不已的乾隆还是压住了火气，他耐心写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朕想了整整一宿，越想越觉得修碉楼这事儿太不靠谱，你赶紧叫停，就到此为止吧：“思之一夜，终非善策，不如速罢之为宜”。

　　同时，乾隆考虑到金川前线已经堆积了大学士讷亲、尚书班第、内大臣傅尔丹、总督张广泗和提督岳钟琪五名一品大员，可是却频频损兵折将，那么是不是官兵素质不行呢？一直到这时候，攻打金川的清军主要都是绿营兵以及土司们助战的藏兵，皇帝感觉这些汉土士兵的战斗力似乎不怎么样，于是下旨要讷亲等人商议，是否调来号称天下无敌的八旗兵参战。

　　派出八旗兵参战，也许并不是乾隆的本意，而只是一个托辞罢了——汉藏士兵战败了，朝廷还可以托辞说没派出最强的，可如果八旗也打了败仗，那就再没有借口可言了，何况，即使高高在上的乾隆也未必不知道，此时的八旗兵已远非他们披坚执锐的祖先那样，弓马娴熟勇猛彪悍了。

　　果然，最信不过八旗子弟战斗力的正是前线刀头舔血的将军们，在给皇帝的回信中，张广泗、岳钟琪等人先是恭维了一下八旗军如何天下无双，然后又纷纷表示，这里都是悬崖峭壁的山沟沟，连人走路都困难，战马更派不上多少用场，只能用步兵来搞，八旗铁骑即使来了也没法施展本领，还是不劳他们了，让旗人英雄们就在后方为我等观敌瞭阵得了。将军们还给了皇帝一个相当充分的理由：派八旗兵来军费太高，还是上绿营和土兵更划算些。

　　其实这时候，清廷对这场战争已经没有多少信心了，《清史稿》写道：“上知讷亲不足办敌，谕军机大臣议召讷亲还，又念大金川非大敌，重臣视师，无功而还，伤国体，为四夷姗笑。密以谕讷亲，冀激奋克敌。”

　　就是说，乾隆已经明白这仗没法再打了，可如果把讷亲叫回来的话，又实在丢不起这个人。金川这么个弹丸之地，宰相亲自指挥却打得一塌糊涂，现在就无功而返，只会成为四夷的笑柄，咱堂堂天朝的脸面何在？于是乾隆只好硬着头皮再次告诉讷亲等小弟，你们无论如何，赶紧搞出点儿成果来，就算最后要跑路，怎么也得给我这个老大一个台阶下吧？！

　　清人笔记也写道：“上知其不足恃，然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看来这时候，乾隆已经不再指望讷亲了，只盼望前线哪怕能打一两个小胜仗，那么朝廷也就可以顺坡下驴——等“稍有捷音”再撤兵，官军就并非狼狈败逃，天朝和皇上的脸面也算保全了。

　　不过嘛，帝国首相再次让提拔他的皇帝失望透顶。好不容易憋出个合理化建议，却被老板冷水浇头，讷亲只好悻悻地停止了金川的房地产开发工作，可面对强悍的敌人和坚固的战碉，他照旧毫无办法，每天只知道伸手向朝廷要兵要钱，“讷乃毫无举措，惟日乞增兵转饷”。

　　不久之后，一个消息更让乾隆气炸了肺，皇帝得知，再次异想天开的讷亲这回把希望寄托在了神仙身上，他竟然打算请来西藏喇嘛和终南道士为自己念咒助战！

　　不过事实上，把这些屎盆子全扣在讷亲头上也不太公平，最起码后面那个神奇方案即请出终南山的老道，竟然与一位帝国监察官员——御史大人有关。

　　这个御史名叫王显绪，他于乾隆元年即公元1736年考中进士，在中央组织部即吏部当起了办事员，一直干到副局级调研员即员外郎，到了乾隆十一年，才终于熬出了头，当上了吏部最有油水的司局级级干部——考功司郎中，相当于掌管帝国整个文官系统绩效考核的司长。一年之后，他又平调为中纪委外驻特派员即监察御史，先后在贵州道和江南道任职。

　　就在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本来与四川八竿子打不着的王显绪突然给皇帝上了道奏章，他建议了一条“以番制番”之计，具体如下：藏区各土司与莎罗奔矛盾重重，而且这些人本性贪婪，唯利是图。咱们不如把金川附近的土司们都叫来，让他们派兵打头阵，官军只在后面呐喊助阵，同时咱也不让他们白干活，只要谁攻破敌巢抓住莎罗奔，就把金川的土地人民都赐予他。

　　这个建议听上去很美，不过乾隆却听到了似曾相识的声音，他批示道：“这些话好像以前听过啊，这不就是王显绪他老爸对朕说过的那些话嘛，可能是小王听老王讲得多了就当成自己的了，也可能是老王以前提议过但朕没有采用，现在借着儿子又旧事重提。”

　　原来，王显绪的父亲王柔确曾向皇帝建议过类似的计策，老王同志这时候正以按察使衔的道台身份，跟着张广泗去金川参战——王是张的老部下，他俩此前在云贵平定苗乱时结下了交情，张调任四川后便将他要了过来，准备一有机会就提拔他。

　　不过这次，也许是没有办法的缘故，乾隆对王显绪的提议并没有一棍子打死，而是将他的折子转给了讷亲，让他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可行，必要的话，讷亲可以找来王柔，当面详加询问后再行回复皇帝。

　　没想到的是，王柔到了讷亲那里，压根儿不再提“以番制番”的事情，反而又出了两个主意，第一个还比较正常，是派“汉奸”潜入金川，里应外合擒下莎罗奔，但该计策却因为没有合适人选而不了了之；第二个则是真正的天雷滚滚，老王隆重推荐请几个终南山道士助战，因为这些老道们擅长一种很拉风的法术——“五雷法”，据说它是因为雷公共有兄弟五人而得名——王柔声称，这种法术可以招来天上的霹雳，一举击毁敌人的碉楼！

　　此时，金川前线的高级武将中，任举总兵、张兴副总兵和买国良参将已经阵亡，马良柱总兵和哈攀龙总兵因作战失利而押送京城受审，唐开中副将在色尔力石城之战中受了枪伤至今未愈，而哈攀龙总兵也患了伤寒根本无法作战，也就是说几乎所有师旅级军官，死的死伤的伤关的关病的病，差不多都趴下了，导致数万人的清军竟然无将可用。在这种情况下，讷亲考虑这些上不得台面的茅招，大概也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因素。

　　但显然皇帝不这么看，对讷亲奏章上提到的主意，乾隆气不打一处来，他愤怒地批示道，这些想法完全是“无聊之思”也就是吃饱了没事干闲出来的，简直荒谬至极！不仅如此，皇帝很可能从中闻到了阴谋的味道，因为很显然，王柔的身后站着的那个人并不是上奏的讷亲，而是一旁看热闹的张广泗。

　　此前，对于讷亲提出的“以碉制碉”之策，张广泗不仅不加阻止，反而举双手赞成，乾隆就已经起了疑心：这样一个久经战场的人，怎么会同意如此荒谬的建议呢？岂不是明显等着看讷亲笑话嘛！为此，皇帝特意下旨，斥责张广泗“附和推诿，严谕诘难”，他还对讷亲说，张广泗的行为“殊添朕忧”，要讷亲今后一定要加倍小心。

　　确实，后世历史学者研究认为，讷、张二人的分歧已经越来越大，即使是在个人关系上，帝国首相与川陕总督也已经水火不相容，最后甚至已经到了不加掩饰的地步。前面说过，清军在色尔力大败后，讷亲便躲在大帐里不出来，把一切军务都推给张广泗，而张也欺负讷不懂业务，又见他这个熊样，对其更为轻视，凡事都自作主张。

　　不仅如此，张广泗与老对头岳钟琪更是矛盾重重，导致讷、岳二人越来越接近，最后很可能结成了统一战线。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岳钟琪弹劾张广泗两大罪状，一是兵力布署失误而且不分兵给自己，二是信任金川酋长良尔吉和“汉奸”王秋。虽然乾隆此前一直没有启用岳钟琪，但其实皇帝对这位老将的军事才能一直颇为欣赏，岳这一状告得有理有据有节，已经足够增加乾隆对张的疑心了。

　　不久之后，讷亲又向皇帝告状说，张广泗任人唯亲，“其好恶每多不公，人心不能悦服”。具体来讲，张只重用自己从云贵带来的那些军官，而对四川本地将领则故意穿小鞋，甚至打击报复，大家都不服他。为了强调他和张已经没法继续相处下去，讷亲甚至对乾隆说出了“臣与督臣势难共事”这样的狠话——有我没他，有他没我，皇上您看着办吧。

　　在对总体战局的判断上，宰相和总督的分歧更大。张广泗仍持乐观态度，他对皇帝说敌人“目下已日食不继，将来必益无以为生，可以坐待其毙”，就是说金川军已经饿得受不了，我们真地什么都不必做，慢慢等着他们饿死就可以了，到了今年冬天或最迟明年春天就一切OK，“当不难犁庭扫穴矣”。

　　讷亲则要悲观得多，他认为敌人防守严密，“我兵攻剿以来，一无可乘之机”，即使在卡撒和昔岭这两个重点攻击方向，我亲临前线督战，可猛攻数次却没有一寸进展二路，将领们想破了脑袋，可也没啥好法子，如果等到寒冷的冬季来临，咱们的士气恐怕更加低落。”

　　为此讷亲建议大部队应该暂时撤退，只留下部分炮兵驻守，让他们时不时就轰击一下碉楼，为的是让敌人也不得休息。等到明年春暖花开，朝廷再增援三万名精锐官兵，在气温已经合适的农历四月开始进剿，那么我军的兵力无论是兵分路进军还是直捣虎穴都足够用了，最迟来年秋天就可以结束战斗。

　　很显然，宰相还是在拐弯抹角地伸手向皇帝要兵要钱。不久之后，讷亲又修正了自己的判断，他说一年时间恐怕不够，敌人狡猾无比，而且困兽犹斗，逼得太急了反而对咱们不利，因此咱们不如把他们团团围困，等敌人累得受不了再打，不过这样的话，彻底解决金川问题恐怕起码还要两三年时间，“若俟二三年后，再调集官兵乘贼疲困，全锐进捣，自必一举成功”。

　　这些前后自相矛盾的说法，自然让乾隆感到不可理喻，他批示道：“岂有军机重务，身为经略而持此两议，令朕遥度之理？”你丫说话到底有没有准，难道攻也是你守也是你，你要内外都有理吗？皇帝愤怒地指出，“如能保明年破贼，添兵费饷，朕所不惜。如以为终不能成功，不如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始终。”——能干你就干，干不了你就给老子滚回来！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乾隆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自己的用人完全失误，他不得不决定再次换将。而这一次，鉴于讷、张二人将相不合政出多头的惨痛教训，皇帝打算将金川前线的领导班子连锅端起，讷亲和张广泗一个不留地统统扫地出门，定要换上一个百分百靠得住的人去坐镇才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助理宰相即协办大学士、已故孝贤纯皇后的亲弟弟、本文的清方大BOSS——傅恒国舅爷姗姗来迟，终于等到他出场的时间了。

　　傅恒的一个伯父在那部著名电视剧《雍正王朝》里经常露面——马齐，尽管他的名字看上去好像是位姓马的汉人，但这位康熙、雍正朝的宰相其实是满洲镶黄旗人，全名应为富察.马齐。马齐和他的弟弟马武在康雍两朝红极一时权倾朝野，直可以与当年的“佟半朝”媲美，人们甚至编了句顺口溜说“二马吃尽天下草”。清朝史官也写道，马齐“历相三朝，年逾大耋，抒忠宣力，端谨老成，领袖班联，名望夙重，举朝未有若此之久者”。

　　很可能是出于笼络大臣之目的——马齐兄弟曾是八爷阿其那的死党，新皇登基需要做出和解的姿态——继位后的雍正主动和富察家联姻，让自己的儿子弘历娶了马齐、马武的侄女，这个姑娘就是后来的孝贤纯皇后。尽管婚姻的初衷大概是缘于政治，但弘历也就是日后的乾隆皇帝，和他的结发夫人感情却一直很好。富察皇后的父亲李荣保（又是一个名字类似汉人的满洲人）死的时候，她的小弟弟傅恒还没有成年，因此姐姐便承担起了教养的重任，身为姐夫的乾隆是看着小舅子傅恒从小长大的，郎舅二人的关系显然非同一般。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富察皇后病危，临终前她亲手把幼弟托付给了丈夫，乾隆含泪答应。当时，只有二十多岁的傅恒已经是军机大臣、户部右侍郎兼内大臣，相当于中央军委委员、财政部第二副部长兼皇家禁卫军首领之一，这无疑是出于皇帝的特殊照顾。姐姐病故后，傅恒又被提升为户部左侍郎即财政部第一副部长，一年后又升为户部的一把手即尚书，并获得了议政大臣的荣誉头衔。

　　到了金川战争陷入僵局的时候，傅恒长长的官名进一步增加，此时他已经是军机大臣（中央军委委员）、户部尚书（财政部长）兼兵部尚书（国防部长）、领侍卫内大臣（皇家禁卫军一把手，不过该职通常不止一人）、协办大学士（助理宰相），以及因为安排姐姐的葬礼表现“勤恪”，从而得到了姐夫授予的“三师”之一“太子太保”的高贵身份。

　　到了这个地步，能引起他兴趣继续攀登的高峰大概只剩下两座，一个是帝国实际的首相、军机处一把手即领班军机大臣，另一个则是帝国正式的宰相即大学士，而所有人都不会怀疑，傅恒拿下这两个山头仅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这时候的帝国首相正是在金川督战的讷亲。从讷亲启程那时起，就一直有种谣言在京师流传，说首相的离开其实并不是因为前线军情真地那么紧急，而是因为皇帝要给自己的小舅子腾出坑儿来。讷亲肯定也听到了这些言语，他在金川打得三心二意，部分原因大概也与此有关。

　　对于这位“人亦敏捷，料事每与上合”的人精首相来说，自己的这个主子虽然表面一向标榜祖父康熙的“宽仁”，但自从老婆病死以后，突然成为鳏夫的乾隆性情大变，让大臣们真正明白了什么叫“伴君如伴虎”的危险，难保皇帝不打自己的主意，通过把首相位置转让给国舅爷，以实现对皇后临终时的承诺。

　　大概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乾隆多次表示“欲其稍有捷音，然后召还，以全国体”，但时不我待，首相显然已经等不及了，他屡屡上书要求返回京师述职，“讷亲惟请还京面对”，搞得乾隆不厌其烦，渐渐起了杀机。

　　乾隆十三年农历九月，皇帝终于下定决心，派遣一个名叫富成的大内侍卫去前线拘押了讷亲，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对帝国首相“双规”，要他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认真交待问题。出了例行调查之外，皇帝还给了富成一个特殊任务，要他认真观察讷亲的举止言语，并将情况及时向自己汇报。

　　按照《清史稿》的记载，根据富成等人提供的汇报材料，乾隆亲手整理出了讷亲的罪状，前后达好几千言之多，大致内容如下：

　　一、贪生怕死，临阵退缩：“讷亲受命总戎，乖张畏缩。疏言军夜攻碉，自帐中望见火光，知未尝临敌。又言督军攻阿利山，既回营，我军数十人各鸟兽散。知偶临敌，又先士卒退。”这些应该都是事实，做为清军的最高统帅，讷亲在战场上的不称职人所共知，应该没什么可辩解的。

　　二、表里不一，文过饰非：“富成疏讷亲语‘金川事大难，不可轻举，此言不敢入奏’。讷亲受恩久，何事不可言？如固不能克，当实陈请罢兵。乃事败欲以不可轻举归过朝廷，狡诈出意外。”这条也说得过去，讷亲和张广泗一样，始终在拼命推卸责任，尤其是后来，奏章差不多到了语无伦次的地步，显然宰相已经方寸大乱，皇帝认为，正是由于这个酒囊饭袋的不负责任，使得自己无法了解到前线的真实情况。

　　三、假仁假义，沽名钓誉：“又值续调兵过，辄言‘此皆我罪，令如许满洲兵受苦’。满洲兵闻调，鼓舞振跃，志切同仇。讷亲以为受苦，实嫉他人成功，摇众心，不顾国事。孤恩藐法，罪不可逭。”这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且不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能不能像任举那样“像吃糖那样高兴地去死”，就算俗语所谓“慈不掌兵”是真的，那也应该由任用他的人——也就是皇帝——来负上相当一部分责任，更何况，一向睚眦必报的帝国首相压根儿就没有过慈悲的名声。

　　与此同时，与讷亲争斗不休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也被罢官，皇帝的理由之一是张广泗故意对讷亲使绊子即“附和推诿”，二是讷亲弹劾张“分十道进兵，兵力微弱，老师糜饷”，三是岳钟琪弹劾张“玩兵养寇，信用良尔吉及汉奸王秋，泄军事于敌”。最后，“上责广泗贻误军机，夺官，逮至京师”，也就是皇帝以贻误军机的大罪，下令将张广泗押解京师受审。

　　讷亲和张广泗留下的职位——经略大学士和川陕总督——全由傅恒接任，在他抵达前线前，经略和总督则分别由清军两员宿将——岳钟琪和傅尔丹代理。为了让国舅爷这个经略大学士当得名正言顺，乾隆下令将其由协办大学士提升为保和殿大学士，不仅如此，皇帝还规定从今天起，保和殿大学士居诸殿阁大学士之首，也就是说傅恒已经是帝国法定的首相。

　　似乎还嫌不够似的，到了这一年的十二月，乾隆竟然又将太保头衔授予了小舅子，这可是位极人臣的“三公”之一啊！以往获得“三公”荣誉的要么是死后追赠的大功臣，要么是鄂尔泰、张廷玉那样行将就木的重量级老头子，而傅恒当时还不到三十岁。从此以后，傅恒彻底取代了讷亲，成为天子之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宣力大臣”。

　　新官上任三把火，国舅爷接管清军指挥权后下的第一道命令，把所有小伙伴们都彻底惊呆了——他竟然要将绝色美女阿扣斩首！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2-10 13:24:50

　　据说，当得知阿扣已经来到自己军营的消息后，讷亲欣喜若狂立即接见，刚看了一眼，他立刻就给震了，只见她艳光四射神采奕奕，那种充满着野性的美在中原女子身上完全看不到，当真是“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就这样，阿扣搞得我们的宰相大人五迷三道，他当场就惊叹道：“世上竟有这样动人的尤物吗？！”

　　讷亲马上大摆筵席欢迎阿扣一行，随后整整三天，他都与阿扣粘在一起，一步也不舍得迈出寝帐。

　　自从得到美人后，帝国首相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再也不理军务，而阿扣的丈夫良尔吉则狐假虎威，每日里在清军大营上串下跳，排场大的惊人，把总兵、副将统统秒杀，不仅如此，他自认为领回阿扣立有大功而怡然自得，再也不提与金川军和谈之事。

　　良尔吉的行为很可能是有人授意的，因为任用良尔吉的张广泗也想把这事拖下去，他认为时间一长，自己的老对头岳钟琪没啥战绩，必定会被皇帝召回治罪，到那时候再与金川和谈的话，便都是自己的功劳了。就这样几个月过去了，阿扣独宠专房，良尔吉飞扬跋扈，讷亲沉浸酒色，张广泗又故意不作为，清军大营早已怨声载道。

　　其中最郁闷的，无疑就是岳钟琪了。他和傅尔丹被重新启用后来到金川前线，可至今却寸功未立，让他俩寝食难安，这不，前一阵子乾隆已经专门下旨责问，皇帝搞不明白，这样两员曾在青藏高原威风八面纵横驰骋的宿将，怎么会在小小的金川毫无作为，难道朕起用你们这件事本身就是错的？这搞得岳钟琪更加有苦难言，皇上啊，不是俺老岳不想打，是他老张处处给俺小鞋穿，要兵没兵要钱没钱，俺实在是没力气打啊！

　　如果说职场的压力已经让岳钟琪不堪重负的话，那么感情的羞辱，则使这员老将彻底颜面扫地。野史写道，当得知阿扣随丈夫离开的消息后，老岳开始以为是张广泗指使干的，于是赶紧派人打探，但老张早有预案，到处散播这两口子已经逃回老家大金川的谣言，让探子信以为真。

　　岳钟琪果然上当，立即请求讷亲火速攻打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早知端倪的宰相笑而不应，只是劝老岳先准备着，过几个月没结果再动手不迟，现在还不能破坏了和谈的大局嘛，老岳见状只好悻悻而退。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以后，岳钟琪当然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原来美人早被宰相自己金屋藏娇了！尤其是当老岳得知，每次张广泗去讷亲那里办事时，阿扣都会找机会和他聊几句，据说态度极其“亲狎”也就是亲密得到了不顾旁人在场的地步，而另一方面，美人对讷亲却越来越待答不理，和宰相在一起的时候神情也极其落寞，显然已经再次移情别恋。得知此事，岳钟琪心如死灰，从此与阿扣彻底恩断义绝。

　　原来，那张广泗生得身躯伟岸相貌堂堂，加之久历战阵身体倍儿棒，而久坐办公室的讷亲虽然官大，却五谷不分四体不勤，其臃肿猥琐的形像让美丽的阿扣越来越讨厌。前面说过，她的最终目标可不是当讷亲的外室，而是要进皇宫做娘娘，之所以舍弃英武的张、岳二人投入宰相的怀抱，其实只是想把讷亲当做向上的阶梯，时间一久见进宫遥遥无期，心中自然颇为后悔，对讷亲也就不那么恭顺了，颇有与老张鸳梦重温的意思。讷亲当然对张广泗恨到了极点，整天绞尽脑汁想着怎么把老张弄回川陕总督或者云贵总督的原任上，这样自己才能独占阿扣。

　　就这样，讷亲向皇帝状告张广泗“老帅糜饷”、“玩兵养寇”，最终导致老张以“贻误军机”的大罪，被“夺官逮至京师”，而由于讷亲本人由于久离朝廷，担心自己的地位不保，屡屡请求进京面圣，也让乾隆十分恼火，最后干脆连锅端，你的宰相也别再干了。

　　野史写道，在两人罢官过程中，岳钟琪也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老岳一生戎马踏遍雪西两域，天下粉丝多不胜数，据说连皇帝的小舅子傅恒宰相也是他的崇拜者之一，他能被朝廷重新启用，傅恒在暗中功不可没。现在，金川前线将帅们的八卦源源不断传到京师，这些桃色新闻让满朝一片哗然，傅恒见机会到了，立刻派人告诉老岳，让其赶紧抢先举报。老岳依言而行，上表弹劾讷亲和张广泗的种种不法行为，火力攻击的重点自然放在了老对头张广泗的身上。

　　鹬蚌相争的宰相与总督终于在劫难逃，渔翁得利的国舅爷则顺利取代了二者的位置，以经略大学士兼川陕总督的身份，成为金川前线无可置疑的最高领导。为了给自己的小舅子提供最好的保障，乾隆特赐花翎二十根和蓝翎五十根做为前线将士立功的奖赏。

　　清制武职五品以上，文职巡抚兼提督衔及派往西北两路大臣，以孔雀翎为帽饰，缀于脑后称花翎，除因军功赏戴者外，离职即摘除；而六品以下则戴鶡鸟尾羽，称为蓝翎。说白了，这两种东西就是古代的军功章，虽然代表着崇高的荣誉，但却不值钱。然而，皇帝的支持并非都是惠而不实，他还拨下白银十万两，要知道这些白花花的银子可不是维持军队日常开支的军费，而仅仅是供国舅爷赏赐有功部下的奖金而已。

　　您要是荣誉终于生命，像任举那样“甘死如饴”，那么花翎、蓝翎随便您戴；而您要是像土司们那样见利忘义，不给钱就是不干活，国舅爷这儿钱也多的是，只要您肯卖命。显然，皇帝这次是下了血本了，他相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乾隆十三年农历十月，经略大学士傅恒正式由北京启程，乾隆特地在重华宫给他赐宴壮行，席间还赐了一首读起来颇有些狗屁不通的诗，诗曰：

　　壮龄承庙略，一矢靖天狼。

　　番部蕞个蠢，王师武必扬。

　　慰予西顾久，嘉汝赤心良。

　　挞伐敉么寇，抚绥集众长。

　　斯能成伟绩，用干不庭方。

　　儜看销兵气，敷天日月光。

　　不仅如此，为了这次远征，皇帝亲自到满族祭拜神灵的堂子，向自己祖先留下的两面军旗——吉尔丹纛和八旗护军纛——举行了隆重的告祭典礼。傅恒离开京师时，乾隆还命皇子以及大学士来保等大臣将傅恒送出四五十里地远，一直送到北京的西南门户良乡（今房山区良乡镇）才告别。对于这场隆重的出师典礼，清人笔记写道：“命将之典，实近代之所罕觏者。”——咱国舅爷这排场大的啊，已经有好几十年没见过啦！

　　书中暗表，傅恒这次可不是一个人去的，除了大批军士外，他还带了一大堆随从，其中有两个人咱们大概并不陌生，一个是前重庆镇总兵马良柱，另一个则是前松潘镇总兵哈攀龙，您也许还记得这哥俩吧？

　　当时，马良柱率兵与金川军苦战，双方正僵持不下，突然天降大雪，清军粮草断绝后不得不仓皇撤退，由于跑得过于狼狈，枪炮军服扔得满地都是，最后都被金川军得了去。此事让张广泗一本参到朝廷，导致马良柱罢官并押往京师治罪。

　　见到皇上以后，马总兵大吐苦水，不是俺不想给您老卖命，而是一连下了二十多天大雪，弟兄们最后一粒粮也吃不上，饿得实在动不了，那情形真是惨啊！乾隆还算是个明白人，他认为马良柱情有可原，而且任举刚刚阵亡，国家正是用人之际，这样的猛将不可多得，因而对其只是象征性地处分了一下，同时还交给了他一个特殊的任务。

　　原来，虽然自己频频损兵折将，但期间清军也抓获了一些金川俘虏，因此乾隆就想啊，都说金川的碉楼厉害，可这碉楼究竟长啥模样，它究竟厉害在哪里，今儿我倒要瞧瞧。于是，皇帝便命令马良柱带领这些金川俘虏，跑到今天北京香山那一片儿地方盖起了碉楼，乾隆的理由是要让京师禁军们学一下如何用云梯。

　　山寨碉楼落成后，乾隆亲身莅临指导。京师禁军现场演示如何爬云梯占碉楼，其过程很可能平淡无奇，因为按照香山现存遗迹来看，这些碉楼修得既矮又胖，与金川直插云端的修长战碉判若云泥，清军的制式云梯自然很容易搞定，估计是马良柱等人为了让禁军爬得方便些，才故意这么干的。

　　这场闹剧的高潮来自于马良柱本人，只见他现场练开了家伙事儿，挥舞着一条沉重的铁鞭，上下翻飞左右腾挪，直看得乾隆头晕目眩，继而龙颜大悦，当即予以赏赐——“良柱起舞鞭，称旨，赐大缎、荷包”。皇帝一高兴，得了，你也别委屈在这儿盖楼了，还是和我小舅子一起回金川吧！就这样，马良柱以副将衔风风光光地衣锦归来。

　　至于另一位总兵哈攀龙，他因色尔力战碉群的失败而成了讷亲和张广泗的替罪羊，被罢官等待处理。但乾隆感觉此事可疑，于是“责攀龙自陈”也就是让他自己说明情况。被冤枉的哈攀龙当然不会承认罪状，他将金川前线的种种内幕统统爆料，尤其是自己“屡克卡杀贼报广泗，广泗不以入告”的重大冤情向皇帝哭诉。

　　几番陈述后，各种情况一番核对，皇帝感觉哈攀龙说的不像假的，便将此事暂时搁置下来，也没怎么为难他。后来，讷亲、张广泗双双罢官，乾隆便借机宣布已经调查清楚，哈攀龙是被张广泗给黑了，随后让他与马良柱一起，辅佐傅恒杀回了金川。

　　显然，乾隆这一用人策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已身陷囹圄却突然获得解放，马、哈二人自然会对皇帝感激涕零，也肯定会为皇帝的代理人傅恒拼死效力。况且他们也明白，与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傅恒相比，讷亲和张广泗简直就是浮云，跟着皇帝小舅子一起干的前途，远比跟着那俩倒霉蛋要宽广得多，即使不再多动员，为了自己将来的职场生涯，两人也会自己去打鸡血。

　　讷亲与张广泗双双被捕之后，突然失去靠山的金川酋长良尔吉惶惶不可终日。一天，他突然接到邀请，说是清军副将马良柱请他带着老婆阿扣一起去做客。众人都知道马副将是来给当朝国舅打前站的，良尔吉巴结还来不及，自然不敢怠慢，赶紧和阿扣收拾停当，带着一些随从的女奴，直奔马良柱军营而去。

　　途中到了一个叫做邦噶山的地方（具体位置不详，有可能是金川藏族的神山嘎达山），良尔吉、阿扣一行突然遇见了另一拨人，一看还认识，原来是张广泗的前谋士王秋，他说自己也接到了马副将的邀请，要他前往军营议事。一核对情况，这几个都是人精啊，马上感觉此事蹊跷——怎么会这么巧，突然让咱们一起过去呢，据说此前岳钟琪就向皇帝告状说咱三人都是奸细，可别不是要一网打尽吧？

　　正在此时，一声炮响伏兵四起，两拨人马还没有反应过来，漫山遍野的清军立即将他们围了个水泄不通，为首的那人面相凶恶无比，一条铁鞭舞得花团锦绣，不是马良柱又是哪个？

　　良尔吉心知不好，他连忙满脸堆笑，上前正待请安一探究竟，哪知马良柱一言不发，当头便是一鞭，顿时打个半死一头栽下。阿扣等人大惊，正想拔刀，却见清军早已纷纷逼上，面对着白森森的刀剑和黑洞洞的火枪，金川众人眼看无力反抗，只得束手就擒。

　　原来，这正是傅恒设下的计策，就在离开北京的路上，他专门请示乾隆要对良尔吉等人采取断然措施，随即派出马良柱辣手摧花，史载：

　　“傅恒途中疏请诛良尔吉等，将至军，使副将马良柱招良尔吉来迎。至邦噶山，正其罪，并阿扣、王秋悉诛之。”

　　其实对于这几个人，乾隆早就想修理了，此前他曾专门派出一名大内侍卫前往金川，想征得张广泗同意后将他们统统正法，但侍卫却反馈说，张广泗死活不答应，声嘶力竭地表示杀了他们几个会出大事的，总督大人还撂下了这样的狠话：您要是非要杀他们，那就先杀了我吧！见老张一怒为红颜如此坚决，皇帝只好悻悻罢手。

　　现在良尔吉、阿扣的两大靠山讷亲和张广泗统统倒台，见自己的小舅子旧事重提，乾隆难免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不仅立即批准，还愤愤不平地说：张广泗庇护这几个家伙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了，军中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罪行，只是因为害怕他们上面有人而不敢举报罢了。

　　至于处死他们的细节，事后在给乾隆的报告中，傅恒写道：小金川土舍良尔吉因犯下泄露军事机密，欺压兄长、通奸嫂子等种种大罪，可谓恶贯满盈，我已经在乾隆十三年农历十二月十一日，将良尔吉在军门斩首示众。他的老婆阿扣，也已经在十天后的二十二日，于我军美诺大营被正法，她的首级正在四处传示。至于汉奸王秋，我将他押赴我军卡撒大营，待审理清楚后再处以极刑。”

　　而野史中则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认为是岳钟琪公报私仇兼杀人灭口。讷、张二人被罢免后，老岳临时代理经略大臣，成为金川前线的最高领导。他当机立断，拿到印把子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立即逮捕良尔吉、阿扣、王秋，把他们连同阿扣那些了解自己隐私的贴身女奴们，赶在傅恒到来前，砍瓜切菜一个不留，统统给嘁哩喀喳。老岳终于彻底出了这口恶气，而且对方所有当事人都已经死无对证，己方的人更不敢多说什么，他和阿扣私通的秘密也就保住了。

　　可怜绝代佳人终成红粉骷髅，不知那颗正在到处展览的滴血美人头，是否仍颜色同生眉目如画？其实，她完全可以安详地瞑目了，身为一名打入敌人内部的死间，通过最大程度利用自己的美貌和身体，阿扣早就超额完成了任务，为自己的家乡做出了力所能及的一切。虽然身死命灭，但同时她又是幸运的，不必亲眼看到故园的彻底毁灭和亲人的身首分离。

　　突然想起了两次世界大战中，敌对双方都共同传唱的那首忧伤歌曲——《Lili Marleen》（莉莉.玛莲），对于自主或不自主卷入战争的女性们，她们中大多数的命运也许注定都以悲剧收场。

　　Vor der Kaserne（在军营之前）

　　Vor dem gro?en Tor（在大门之前）

　　Stand eine Laterne（有一盏明灯）

　　Und steht sie noch davor（至今依然点亮）

　　So woll'n wir uns da wieder seh'n（我们要在那儿再见一面）

　　Bei der Laterne wollen wir steh'n（就站在那盏灯下）

　　Wie einst Lili Marleen.（再一次，莉莉.玛莲）

　　Wie einst Lili Marleen.（再一次，莉莉.玛莲）

　　Wie einst Lili Marleen.（再一次，莉莉.玛莲）……

　　至于那个“汉奸”王秋，下场则更要悲惨，他不但本人被杀，还连累两个儿子也丢了性命，而让乾隆火冒三丈的是，王秋竟然给自己这两个儿子起了极为拉风的名字：一个叫王者师，另一个叫王者宾。

　　对于这两个不请自来的师傅和宾客，皇帝愤愤不平地给傅恒批示道，如此狂妄自大的邪逆之徒，简直就和夏如春一个德性啊！这些“汉奸”心怀不轨，到处造谣生事，各省督抚今后必须要多加留意，一旦发现类似情况，就要严惩不贷！

　　乾隆提到的夏如春是贵州黔西的会道门头头，本是四川人，据说曾得到过两本“天书”，书上都是兵法阵图、呼风唤雨、遁甲符咒之类的神奇法术，他便自认为得到了天命。后来，夏如春生了个儿子，找来几个道士和秀才做表章告天，老道随后向他传达了天意，说你儿子日后有天下之分，不可呆在家里。

　　于是自乾隆三年起，夏如春就老带着自己这个据说能当天子的儿子出门，在四川、贵州等地到处传教，“以妖言煽惑”。为了向教徒们筹集经费，夏如春对大家许诺，将来俺孩子当了皇帝必定报答你们。后来，夏如春被当时总督云贵的张广泗拿获，与他号称有天子命的儿子以及众多信徒们一起，统统掉了脑袋。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被皇帝定性为与夏如春性质相同的王秋，被捕后招认的情况，却对擒杀夏如春的张广泗造成了致命打击。王秋供称，张广泗从小金川土司泽旺以及良尔吉、阿扣处勒索了大量金银财物。乾隆大怒，认为张广泗的索贿行为贻笑蛮夷，丢尽了朝廷的脸面，鉴于老张被抄家时并没有发现多少财产，皇帝认为他肯定私下转移了，于是下令将张的儿子和家人锁拿刑部严加审问，同时要求各省督抚必须配合严查，决不能漏过一两银子。

　　王秋和他的两个儿子是何时被处死的，史料中没有明确记载，大概应在乾隆十四年初。从此人一贯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暗中帮助金川方面、故意扰乱清军指挥系统，应该是确切无疑的，但并没有任何明确证据表明，他与反清复明运动有任何关系。我们从乾隆对他的定性来猜测，王秋很可能是个与夏如春类似的秘密社团首领，但与夏如春不同的是，王秋对满清心怀异志大概是肯定的，但却未必想自家当皇帝，而是想辅佐莎罗奔成就一番大事，否则他也不会为儿子取名“王者师”和“王者宾”了——这哪是要当皇帝的样子，明明就是大忠臣诸葛亮的做派嘛。

　　乾隆十三年的年底，当凛冽的寒风呼啸过青藏高原的时候，经略大学士傅恒终于抵达了金川前线，从京师到藏区，途中大概走了不到两个月时间，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而言，这个进度并不慢，甚至可以说相当快了，要知道庆复出征的时候，磨磨蹭蹭过了半年还没有到呢。其实，乾隆并不担心傅恒行动迟缓，反而怕他走得太急伤了身体，故而多次下旨要他“爱惜精神，务自爱养”。

　　也许是爱屋及乌的缘故，刚刚死了老婆的乾隆对小舅子关照得无微不至，他听说傅恒每天“起身甚早，行走甚急”，便要求大学士的随从们“留心视大学士体中若何，如行走从容，则可不必劝阻，倘稍有勉强，伊等即当竭力劝阻”，为了避免傅恒不听劝阻执意疾行，皇帝还苦口婆心地指示随从们说，“伊等乃朕特命随大学士前往之人。大学士亦应听伊等之言也”。

　　公平而言，尽管是含着银汤匙出生，但与前两任主帅张广泗和讷亲相比，国舅爷的工作作风踏实得太多了，工作态度更是判若云泥，而他的工作强度之大，甚至让当时正扮演加班狂角色的皇帝也感到担心。在一份上谕中，乾隆写道：

　　“经略大学士跋涉长途，冲寒前进，日间既鞍马劳顿，入夜又须将朕商定机务一一详悉办理陈奏。”数九寒冬，每日长途跋涉，白天骑马赶路，晚上又要给我写奏章商量事情，真是难为你了。

　　“朕虽屡经降旨令其节劳，而既有传谕事宜，在途次势不得不于驻宿之地查办，目下已至军营，诸事并集，悉烦经画，仔肩更重，调度更繁，精神更宜爱养。”虽然我一再让你注意身体，但迫于军情紧急，你也只能在每晚赶路的间歇来处理事务，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等到了金川大营，军务更多责任更重，你一定要注意劳逸结合，好好保养。

　　“日间虽无事驰驱，可以料理诸务，至夜间则宜稍为憩息，断不可复加勤瘁，以释朕悬注。”你白天忙碌也就罢了，到了晚上一定要好好休息，可别再连夜加班了，以免让我担心。

　　“现今军行旁午，朕刻在殷怀，经略大学士启处不遑，朕亦切为廑念。而万几在御，宵旰时勤，若更因经略大学士之夙夜殚心，萦神远注，不益重朕西顾之虑耶。”皇帝对小舅子不仅晓之以理，更动之以情，派你出征是为我分忧，可如果你累坏了身体，不是反而加重了我的负担吗？

　　皇帝还举了个例子，“即如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就拿今天接到的这道奏章来说吧，我注意到它是丑正二刻（大致相当于凌晨两点多）发出的，如果你不是彻夜加班的话，怎么可能那时候还办公呢？

　　“抵营后，倘仍似此劳瘁，实非朕拳拳驰谕之意。经略大学士其善体朕意。加意保重。”姐夫对妻舅惇惇教诲道，抵达军营后，如果每天还像这样劳累，那我就要狠狠批评你了。你要仔细体谅我的心情，一定要保重好好身体啊！

　　收到这些充满温情的家书般的圣旨，前线的傅恒想必会感激涕零吧。此后，国舅爷为皇帝兼姐夫东征西讨，简直成了乾隆朝的救火队员，雪山峡谷，大漠孤烟，到处都留下他疲惫的身影，直至在缅甸的原始森林中一病不起，不到五十岁便撒手人寰，让乾隆不由得哀叹“鞠躬尽瘁诚已矣，临第鸟悲有是哉”。

　　这对郎舅之间，你说帝王心术也好，士为知己者死也罢，总之他们确实成就了所谓君臣知遇的范例，而这位“第一宣力大臣”的盖世功业，正是从这小小的金川开始的。

　　与另一位“第一宣力大臣”、他的前任讷亲相比，除了与皇帝的关系非比寻常之外，此时的清军最高统帅傅恒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经历了这么多失败之后，乾隆给他制定的目标，再也不是打赢战争，而是要想方设法，尽快结束这场丢脸的战争。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3-12-19 14:03:37

　　除了巨大的人员损失外，金川战争也给尚处在鼎盛时期的清朝造成了极大的财政压力。据统计，当乾隆十三年底傅恒抵达金川时，清朝户部的存银已经从乾隆十二年的三千二百多万两减少到只有二千七百万两。而纯消耗更是惊人，后人估计，前后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金川战争总共花了清廷一千万两以上的白银，乾隆初期帝国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三千万两白银左右，直到乾隆二十年才突破四千万两。也就是说，当时整个帝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都填入了金川这个方圆不过几百里的无底洞。

　　因此，在派傅恒出征之前，收支越来越吃不消的乾隆已经决定，如果自己的小舅子能一战成功当然更好，但如果他仍然无法突破僵局，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以省币费，以惜人力”。换句话说，不堪重负的皇帝已经动了撤军的念头。

　　其实消耗是双方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折腾，此时的金川方面，也到了几乎灯枯油尽的地步。

　　后世学者研究认为，金川所在的嘉绒地区，既有农业又有畜牧业。但是，在畜牧方面，缺乏大片大片的肥沃草场；农耕方面，仅在河谷地带和半山腰栽种青稞、荞麦、碗豆等杂粮，而且耕作技术落后，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发展阶段。换句话说，当地农牧兼有，但无论牧业还是农业，水平都不高，因而经济发展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当初张广泗接管最高指挥权开始，清军就逐渐切断了金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我们一再强调，金川只不过是一个弹丸之地，战略纵横几乎没有，加之本地经济相当落后，因而清军实施全面封锁之后，金川军的供给只能靠吃老本来硬撑，时间一长，自然越来越捉襟见肘。

　　经过一年多的包围，等到傅恒来到金川的时候，当地土著居民已经处于绝粮断炊的绝境，即使莎罗奔土司驻扎的勒乌围和他的侄子郎卡镇守的噶尔崖，金川这两个最重要的据点也不例外。据一些投降清军的当地人称，除了勒乌围还有极少量的粮食储备外，包括噶尔崖在内的其他地方已经完全断粮，几乎所有人都饿得受不了——“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他们还说，现在粮价已经涨上了天，一两银子最多也只能买到十五碗青稞。

　　另一方面，金川的人力资源也几近枯竭。当地人口只有数万，从中选出几千士兵已经是抽丁的上限了，尽管金川军胜多败少，而高高的战碉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提供了绝佳的保护，但莎罗奔毕竟没有乾隆那样几乎无限的人力补充，绳锯木断水滴石穿，损失无论多小可也是损失啊。早年曾在岳钟琪帐下屡立战功的大金川土司完全清楚对手几乎无穷尽的人力资源，如果清军不顾伤亡持续进攻，自己这几千号人马迟早是要一个个拼光的。

　　看到这里，也许记性好的读者会有疑问了，你说得不对吧，前面不是写了，有不少西藏来的喇嘛加入了金川军吗，为此乾隆还曾怀疑藏王颇罗鼐和达赖喇嘛是不是别有用心故意派他们来捣乱，怎么现在又说金川军没有人力补充呢？

　　其实，乾隆当初的怀疑很可能是先入为主了，在皇帝的潜意识里，也许认为所有的藏人都是信喇嘛尤其是信黄教（即清朝重点扶持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喇嘛的，而事实上，金川人虽然属于嘉绒藏族，但他们却并非黄教徒，甚至，当年这些人连佛教徒都不是，他们信仰的是一种曾与佛教不共戴天的宗教——苯教。

　　苯教即苯波教，在民间俗称“黑教”，它是藏区最古老的宗教，信奉万物有灵，推行鬼神崇拜，许多学者认为它其实是萨满教的一种，“苯波”就是对该教巫师的称呼。苯波教曾是强盛一时的西藏吐蕃王朝的国教，后来由于佛教的传入而逐渐势微，当时佛教和苯教的斗争十分激烈，甚至直接导致了吐蕃王朝的灭亡——吐蕃赞普、狂热的佛教徒热巴巾被苯教大臣谋害，而扬苯灭佛的继任赞普朗达玛则又被佛教僧侣刺杀，群臣分别拥立朗达玛的两个儿子，吐蕃陷入群龙无首的军阀混战，强大的帝国最终解体，具体经过这里不再赘述。

　　吐蕃之后，随着佛教的再度复兴，西藏本土进入了藏传佛教的后弘期。苯教节节败退，其中心渐渐迁移到包括嘉绒地区在内的藏区边缘地带，而大小金川地区的嘉绒第一神山墨尔多，遂成为苯教新时期最重要的神山。今天，除了四川阿坝外，西藏林芝、甘肃甘南、四川甘孜和青海的部分牧区也还有少量苯教寺院存在，但该教早已不是藏区的主体宗教。

　　据说，被赶出西藏中心的苯教徒痛定思痛之后，明白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道理，于是吸收了大量佛教的经典教义和表现形式，形成了与原始苯教（俗称‘黑苯’）区别较大的雍仲苯教（俗称‘白苯’），这种新苯教剔除了以往血祭杀生等诸多不合时代的原貌，最后除了一些细节方面，其外形与藏传佛教已没有太大区别。

　　现在大多数的苯教庙宇，第一眼看上去几乎就是一座藏传佛教寺院，寺里的僧人也多按喇嘛着装，就连寺门上悬挂的都是佛教信徒赠送的“佛光普照”横幅，显然大多数普通民众并不清楚这两种宗教有什么区别，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

　　只有进入寺中，才能感受到苯教那些特有的标志，比如采用八字箴言而非六字真言，代表吉祥的卍字与佛教正好相反等等——与佛教徒顺时针转山转湖转经不同，苯教徒采用逆时针方式来转，这是双方一个明显区别。笔者曾去过几座苯教寺院，记得当僧人介绍说寺内供奉的护法神是释迦牟尼时，笔者不禁感慨万千，要知道藏传佛教的护法神们大多来自被降伏的苯教神灵，如今到这里反而颠倒过来了。

　　在嘉绒藏区，苯教曾是这里的主体宗教，但现在即使在嘉绒藏区的核心大小金川地区（包括丹巴、金川和小金县），曾遍地分布的苯教寺院如今也很难看到了。苯教在嘉绒的衰落与金川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前包括莎罗奔等人在内，嘉绒的土司们多信奉苯教，战争中金川军也获得了大多数苯教寺院的支持，而嘉绒藏区的苯教中心——金川的雍仲拉顶寺更是积极行动起来，不仅为莎罗奔出粮出力，还多次组织僧侣念经，试图通过诅咒杀死清军。

　　因此，那些跑来支援金川军的喇嘛，大概并非佛教喇嘛，而是各偏远藏区偷渡来的苯教僧侣，他们与西藏当局和达赖喇嘛并无多少干系。对于这些饱含悲情的殉教者来说，为莎罗奔（从留下的史料分析，此人很可能既是金川土司，同时又身兼苯教在当地的大祭司）而死，很可能有着圣战般崇高的意义：在持续千年的漫长退让后，他们自认为已经退无可退，只能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捍卫苯教最后的圣地。

　　此事还可以从侧面得到旁证——清军胜利后，在乾隆皇帝的严令下，大量苯教僧侣或杀或关，当地的苯教寺院大多被迫改宗为黄教，只有少数当初支持朝廷的庙宇才得以幸免。身为嘉绒苯教的核心和金川土司的信仰支撑，雍仲拉顶寺更是被彻底摧毁，清廷后来在其原址上兴建了黄教的广法寺，乾隆亲自下令该寺由京师直接选派黄教喇嘛进行管理。藏传佛教尤其是黄教，显然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使得苯教的嘉绒最终变为佛教的嘉绒，因而他们当初也不太可能派出僧侣火中取栗，匪夷所思地为异教徒对抗强大的官军。

　　就在两军激战正酣的时候，金川土司莎罗奔偷偷给嘉绒十八土司之一的绰斯甲安抚司去了一封信，后者当时加入了清军阵营，派出土兵配合官军共同攻打大金川，这家土司战后并没有受到牵连，反而不断加官进爵，其统治一直延续到解放前，这封信的内容因而能够保存至今。

　　在信中，金川土司恳请绰斯甲土司看在双方都是苯教徒的份上，别忘了唇亡齿寒的道理。莎罗奔写道：

　　“我促浸（大金川的别名）与你绰斯甲布遵奉的都是《甘珠尔》所传的遗教，两家修的庙宇供的神像都是一样，你想要是我们促浸灭了的时候，你绰斯甲布还能得好么？这一带传这雍仲苯教的只是我促浸与你绰斯甲布两家，我们两家要是灭了的时候，这雍仲苯教也就完了。”

　　《甘珠尔》本来指的是藏传佛教的大藏经，更确切的说是藏文大藏经的佛语部分，以与注疏部分的《丹珠尔》区别。前面我们说过，苯教徒逃离西藏中心后，吸收了不少佛教的教义内容和表现形式，其中就包括学习对手也像模像样地搞出了苯教自己的《甘珠尔》和《丹珠尔》。莎罗奔这些的意思是，请绰斯甲土司勿忘同教兄弟的情谊，不要支持身为异教徒的清军，否则就会严重危及苯教信仰的生存。

　　但是，绰斯甲土司并没有接受规劝，反而变本加厉地帮起了清军，究其原因，并不是此人天生犯贱非要搞窝里斗，而是他实在不敢把宝压在教友莎罗奔的身上。

　　为了支持自己的小舅子，乾隆可谓花了血本，亲口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朕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朕实为之抱惭。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

　　为此，皇帝下旨从陕甘、云南、湖北、湖南、四川、京师、东北等地再增派三万五千名满汉官兵参战，加上原有的汉土兵丁，金川前线的清军总兵力已经突破了六万，这个数目很可能大大超过了金川的全部人口。从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来看，清军具有二十比一的绝对优势，兵力微薄的绰斯甲土司怎么敢轻举妄动。

　　为了鼓舞士气，乾隆专门向金川前线的将士们颁发了谕旨，里面写道：

　　“金川用兵几及二载，尚未成功，固由士卒不能鼓勇登先，摧锋陷阵，然亦非独士卒之过也。”放心，仗打到这个地步，虽然有你们不努力的因素在，但也并不全是你们的责任，朕是不会追究普通官兵的过失的。

　　那么，究竟应该由谁对此负责呢？皇上说了：“讷亲、张广泗措置乖方，毫无谋略，畏缩懦怯，并未身亲督战，而且号令不明，赏罚不当，将弁因而效尤。至临阵时，亦择可以障蔽之地为全身计，惟令士卒冒险受伤，士卒独非身命乎？”显然，乾隆把主要责任推给了这两个倒霉蛋，宣称由于他俩的种种无能和怯懦，才给士卒们树立了极其恶劣的榜样。

　　“其士卒两年以来，重罹锋镝饥寒之苦，虽在军律，兵不用命，法所不容。但士卒实为主将所误，咎归主将，则伊等罪为可宽而情为可悯。”皇帝打一巴掌揉三揉，再次声明不会追究将士们的罪过，朕既往不咎统统原谅你们，即使要秋后算账的话，也要算在讷、张两个混蛋的头上。

　　“现在经略大学士傅恒赍往内帑银两，著将汉土军士，分别赏赉，以示投醪实惠，鼓励士心。”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傅恒宰相已经带着白花花的银子来犒劳大家了，我这个小舅子与那俩混蛋可不一样，他一定会与大伙儿同甘苦共患难，你们好好跟着他干，今后不仅有机会改过自新，表现好的话赏赐还大大的有。

　　乾隆这里用了个成语——“投醪”，该词出自《吕氏春秋》，讲的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与民共苦，如果有好吃的但不够大家分的话，他就干脆不吃，搞来酒的话也不独吞，而是“流之江，与民同之”——“醪”指的是江米酿成的浊酒，至今浙江绍兴还有一条投醪河，据说就是当年勾践倒酒的那条。

　　皇帝此言也不完全都是缪赞，前面我们说过，为了尽快赶到金川，傅恒在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后人曾统计过他的行进里程，发现傅恒平均每天要走二百里路，有的时候一天行程甚至超过三百多里，而即使每晚歇脚的时候，他也要连夜处理公文和报告，显然这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领导干部。

　　鉴于火炮是唯一能威胁到金川碉楼的武器，乾隆下令，派技师到金川当地帮助清军铸造大炮，与此同时，他还把京师能搜罗到的几乎所有大炮都运去了前线，这些火炮五花八门，包括冲天炮、九节炮、威远炮等等，其中的一些在当时已经算是难得的重炮。当然，如何把这些大炮跨越山峦沟壑运抵碉楼脚下，仍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虽然为傅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后勤保障，但乾隆对这一仗其实并没有必胜的信心，他偷偷指示自己的小舅子，如果能够活捉敌军主将莎罗奔和郎卡当然最好不过，可万一这些反贼“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也就是说他们要是病死或逃走的话，“而我兵能夺取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其用事头人”，那么我军只要能夺取勒乌围或噶尔崖，或者哪怕抓住对方一两个头头脑脑，“即可奏捷献俘，迅速返京”，便能够对天下人有所交待了，到时候你就赶紧回来吧。

　　显然，皇帝是让宰相意思一下就得了，见好就收不必太较真，以免夜长梦多。但是，跃跃欲试打算大展宏图的宰相，却不是这么想的。

　　傅恒到任后办的第一件事就震惊四座——令马良柱诱杀良尔吉、阿扣和王秋。此举无疑顺应了军心，因为除了讷亲和张广泗之外，几乎所有官兵都断定这三人是金川军派来的间谍，大家宣称：“莎罗奔之犯边也，良尔吉实从之，后诈降为贼谍。张广泗入奸民王秋言，使领蛮兵，我师举动，贼辄知之”。

　　这话一方面确有不少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清军上下普遍推卸责任的习惯使然，既然仗打得这么糟，咱们又都不愿意对此负责，那么不如彻底一点儿，把战败的原因都推给间谍得了。

　　得知三人被杀后，乾隆立即宣布傅恒立下了大功，下令奖赏他双眼花翎。所谓“眼”是指公孔雀尾羽上的眼状圆，一个圆圈是一眼，清朝的花翎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分，眼数越多越尊贵。清初，皇帝以及亲王、郡王、贝勒是不戴花翎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女儿的丈夫戴三眼花翎，镇国公、辅国公及和硕额附即妃嫔女儿的丈夫戴双眼花翎，而五品以上的上三旗武臣即使立下大功，也只允许戴单眼花翎，文臣（不包括担任武职的文官）则连花翎都不许戴。因此对于当时的清朝官员来说，双眼花翎是难得的殊荣。

　　皇帝还在谕旨中强调，国舅爷对花翎不得推辞。原来，乾隆此前对傅恒日夜兼程赶赴金川的迅速行动十分满意，尤其是当他得知妻舅每天在数九寒冬“经天赦山，雪后道险”，路艰难得无法骑马，竟然只能依靠脚底板“步行七十里至驿”的时候，更是感动万分，下令赐他双眼花翎，但被一向低调的傅恒“固辞”，因此这回乾隆特意要求他“毋更固辞”。

　　来到前任讷亲驻扎过的卡撒大营后，傅恒见这里地势凶险道路狭窄，虽然敌人不容易打过来，可己方出击也很困难，调动起来十分不方便。不仅如此，清军驻地与金川军前哨相当近，近到了“与贼相望”的地步，而且周围到处都是做买卖的当地商贩，“杂处番民市肆中”的军营简直成了闹市，一旦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这怎么能行啊。

　　傅恒马上下令另找地方扎营，考虑再三，他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总兵治大雄来办。大家也许还记得这个人，治大雄是云南昭通镇总兵，此前带领着手下几千名擅长山地作战的云贵部队来四川助阵。之前，他所率领的人马曾跟随时任云贵总督的张广泗，在镇压苗乱的战争中表现突出，因此老张到了四川后便特意将老下级调过来帮忙。

　　在惨烈的色尔力石城之战中，治大雄与任举、哈攀龙一起出阵，清军虽然惨败，但由于治大雄的队伍被安排在靠后的位置，因此基本上没受什么损失，而身为张广泗老部下的他当然也没遭到哈攀龙那样的处分。老张垮台后，治大雄想必忐忑不安，但没想到新任主帅傅恒却对他和颜悦色刻意抚慰，上奏皇帝夸他“历经战阵”，还将“总理营垒”的重任交他办理。

　　傅恒并没有看错人，这支云贵部队在山地作战方面果然有板有眼，所选择的营盘地点非常合适。不久之后，治大雄因组织移营“措置妥协”，新老板十分满意并上奏皇帝请求表彰，乾隆很快赐予他孔雀花翎以示嘉奖，治大雄喜出望外，对傅恒自然感激涕零誓死效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到治大雄这样显著的范例，张广泗旧部们的不安情绪迅速平定了下来。

　　事实证明，在为人处事方面，与吹毛求疵的讷亲以及任人唯亲的张广泗相比，傅恒实在是高明太多了，他不仅能让治大雄等清军旧将如沐春风，即使对明正典刑的金川间谍良尔吉的亲属，国舅也没有一棒子打死。除了良尔吉之外，阿扣的前夫、小金川土司泽旺还有两个弟弟，兄弟俩都叫朗素，为了区分，人们根据年龄分别称其为大朗素和小朗素。清军占领小金川土司的美诺官寨之后，两朗素跟随兄长良尔吉和嫂子阿扣，一起向张广泗归顺。

　　这三兄弟的命运各不相同，良尔吉因串通大金川泄露军机被傅恒斩首，而大朗素则与一些金川酋长的亲属一起被带到成都做人质，后来病死在一座寺院里。与两个哥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小朗素对新主人忠心耿耿，带领属下协助清军与大金川军拼死战斗，其表现可圈可点，在马良柱部队进攻江卡战碉群，以及任举等人进攻昔岭的战斗中，都能看到他舍生忘死的身影。

　　后来，见兄长良尔吉和嫂子阿扣的间谍行为越来越大胆，小朗素怕受牵连，于是托病回家。傅恒到任后，立即启用小朗素，升其为小金川副土司，命他带领良尔吉的旧部在马良柱麾下效力，由于小金川土司泽旺懦弱无能基本就是个摆设，因此小朗素成了小金川土兵事实上的首脑。

　　这一招十分高明，弟弟接替哥哥天经地义，总比派个外人来指挥要好得多，而以勇士著称的小朗素一向颇得军心，因此良尔吉被杀后原本人心躁动的小金川部队很快恢复了平静。感受到主帅充分信任的小朗素也没有辜负傅恒的期望，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得十分优异，史载“颇能出力”。

　　即使到了战后，在如何处置小朗素的问题上，傅恒仍然体现出了浓浓的人情味儿。当时，四川当局担心小朗素早晚是个隐患，于是请求将他押往西藏，逼其在达赖喇嘛处出家为僧，并让驻藏大臣严加管束。在征询了首相傅恒的意见之后，乾隆颁下圣旨，宣布咱朝廷不能过河拆桥，不公正地对待这样一个有功之人：

　　“小朗素无可安插，不若令其来京。”既然小朗素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置，那就来朕的身边吧。乾隆的这个前提可以说十分巧妙，完全堵死了小朗素留在金川的可能，尽管知道他忠心耿耿，但皇帝和宰相也无法保证此人今后百分百可靠，既然这样，还不如放在自己身边更安全，况且，对于一个土著酋长来说，来到天子脚下并非惩罚，而是难得的殊荣。

　　“如伊愿作喇嘛，即令为扎萨克喇嘛。京中庙宇甚多，如章嘉呼图克图、噶尔丹锡勒图呼图克图、济隆呼图克图等，不一其人，讲习经典，亦属便易。如愿还俗，当授以家室，给以二、三品职衔品级，以示优奖。”至于做不做喇嘛，还是让他自己来选择吧，如果愿意出家的话，就封他个活佛当，还可以让他拜章嘉等大活佛为师——“扎萨克喇嘛”是藏传佛教驻京高级僧侣的职衔之一，地位很高；如果不想出家想当官的话，就让其娶妻成家，给他个二三品的大官做，以示优待。

　　“即以大学士公傅恒之意，面加询问，并将已经奏明种种加恩之处，详悉晓谕。伊若必欲赴藏，则听其前往，如愿来京，着一面奏闻，一面委员护送前来。”你们把各种好处详细说给他听，务必要让他了解清楚，如果他真地想去西藏的话，那我们当然不拦着，但如果他想来北京，我们也会好好安排。朕尊重他的选择，这也是首相傅恒的意思。

　　“俾众土司知曾经出力之人，即蒙格外施恩，优加录用。庶人心皆思奋勉，是亦鼓励番众，永辑边疆之一策。”我们要让土司们都知道，朝廷绝对不会兔死狗烹过河拆桥，只要他们好好效忠，朕肯定不会让他们吃亏。这也是我朝优待少数民族，保障边疆长治久安的国策。

　　这道圣旨相当有水平，尽管再三强调尊重小朗素自己的选择，但清廷其实只给了他两个选项：要么去西藏，要么进京，其他一概不予考虑。权衡再三，小朗素最终同意进京，可惜的是，虽然这位勇士在战场上无所畏惧，但他习惯了高原高寒环境的身体却对内地的疾病毫无抵抗力，走到西安的时候便染上了天花，不久病死在那里。想必直到死的时候，小朗素对傅恒仍充满了感激。

　　就这样，情商极高的国舅爷在官场上几乎征服了所有人，那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又如何呢？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7 10:16:32

　　不久之后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正月，傅恒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章，在这篇报告里，宰相向皇帝详细阐述了自己对战局的看法：

　　“金川之事，臣到军以来，始知本末。”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已经大概了解了来龙去脉，唉！要提起这个破事儿，当真是小孩没娘说来话长啊！还是让我从头开始梳理一下吧。

　　“当纪山进讨之始，惟马良柱转战直前，逾沃日，收小金川，直抵丹噶，其锋甚锐。”这场战争是由四川巡抚纪山开头的，当时他派总兵马良柱进攻金川，我军开始打的十分顺利，已经越过了沃日（今小金县沃日乡），从莎罗奔手中收复了小金川（今小金县），一直攻到丹噶（今天丹巴县下宝垄的丹噶山），兵锋锐不可挡。

　　前面我们已经写过，当年马良柱虽然有所斩获，但若说取得了多大战绩，实在有些勉为其难，大概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被国舅爷收为马仔，老大才少不得要回护一下。另外，傅恒到来之前，发动金川战争的四川巡抚纪山因为与总督张广泗不和，被后者排挤出了四川，已经调任为驻藏大臣。

　　“其时张广泗若速济师策应，乘贼守备未周，殄灭尚易；乃坐失机会，宋宗璋逗留于杂谷，许应虎失机于的郊，致贼得尽据险要，增碉备御，七路、十路之兵无一路得进。”

　　这时候，如果我军主将张广泗迅速派兵支援，趁着莎罗奔还没有修筑好防御体系，消灭他们还是很容易办到滴。可惜老张这厮坐失良机，总兵宋宗璋在杂谷踟蹰不前，总兵许应虎又管理不力导致属下土著叛变，时间就这么白白耽误了，最后敌军完全占据了各处险要位置，可以好整以暇地修建战碉构筑阵地。后来，张广泗尽管先后分兵七路甚至十路，但却没有一路能取得任何进展。

　　“及讷亲至军，严切催战，任举败殁，锐挫气索，晏起偷安，一以军务委张广泗。”等到讷亲到了前线督战，他只知道不停地催促，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致使我军在色尔力石城大败，总兵任举不幸战死。从此以后，讷亲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再也打不起精神，每天躲在大帐里不闻不问，把所有军务都交给张广泗处置。

　　“广泗又听奸人所愚，惟恃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壕，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

　　没想到张广泗又轻信王秋等奸细的建议，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什么“以卡逼卡、以碉逼碉之法”。可是，我军的枪炮只能打到战碉的外墙，根本伤不到里面的敌人。每座战碉里尽管只有几个敌人把守，但他们躲在暗处弹不虚发，在明处的我军都成了活靶任敌人射击。就这样，我们只能打敌人的石头，敌人却能打我们的人。况且，敌军还经常在战碉外面挖出深深的战壕，我军没法越过去，他们却能躲在里面时不时就露头打个冷枪。

　　“又战碉锐立，高于中土之塔，建造甚巧，数日可成，随缺随补，顷刻立就。且人心坚固，至死不移，碉尽碎而不去，炮方过而人起，主客劳佚，形势迥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

　　一座座战碉就像刺破苍天锷未残的利剑，其高度超过了我们中原的宝塔，而且修建得极其巧妙，几天就能建成，一旦遭受炮击损坏，还可以随时用遍布当地的石块修补，其修复速度可以说“顷刻立就”。在这里，傅恒宰相对于金川军的战术和军心给予了高度赞誉，他不得不感叹敌人的“至死不移”，承认“攻一碉难于克一城”。

　　“即臣所驻卡撒山顶，已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峰堡，尤为得不偿失。”傅恒对乾隆举了个例子，就拿我军现在驻扎的卡撒山顶而言，敌人已经已经修建了三百多座战碉，假设咱们每十天半月拿下一座，那么仅仅攻克这些碉楼，每个几年根本无法办到。何况每攻克一座战碉，我军起码要付出几十甚至上百人的伤亡，想比当年唐军进攻吐蕃的石堡城，恐怕还要得不偿失。

　　显然国舅爷认为，如果像敲牛皮糖那样一个个拔除战碉，清军肯定是在做赔本的买卖，如果那样硬搞的话，即使拿下卡撒山上这三百多座碉楼，按照“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的损失率，自己属下的这六万人马恐怕都要统统填进无底洞。要想胜利，一定不能硬来，只能想别的法子。

　　“惟有使贼失其所恃，而我兵乃得展其所长。臣拟俟大兵齐集，别选锐师，旁探间道，裹粮直入，逾碉勿攻，绕出其后，即以围碉之兵作为护饷之兵。番众无多，外备既密，内守必虚。我兵即从捷径捣入，则守碉之番各怀内顾，人无固志，均可不攻自溃。”

　　为此宰相建议，金川军最大的资本就是坚固的战碉，只有让他们失去依赖，我军才能够施展自己的特长。咱们不如这么办，等到各路大军集结之后，选出一支精锐的突击队，随身带着干粮从小路悄悄杀过去，遇到敌人的战碉也不要恋战，而是想办法绕到他们的后面去。金川军本来也没有多少人，既然外围防卫森严，那么内部肯定空虚。我军走小路捷径杀进去，那么守卫碉楼的敌军得知老巢被捣毁，肯定兵无斗志不攻自溃。

　　“至于奋勇固仗满兵，而乡导必用土兵，土兵中小金川尤骁勇。今良尔吉之奸谍已诛，泽旺与贼仇甚切，驱策用之，自可得力。至沃日、瓦寺兵强而少，杂棱、绰斯甲等兵众而懦。明正、木坪忠顺有余，强悍不足。革什乍兵锐，可当一路。是各土司环攻分地之说虽不可恃，而未尝不可资其兵力。”

　　国舅爷先夸道，要论勇敢，咱八旗兵那是没得说，不过嘛他话锋一转，既然是在当地作战，最熟悉情况的还是土著部队。这些土兵中，要数与敌人一脉同源的小金川部队最能打仗，现在良尔吉这个间谍已经被我杀了，泽旺等人与莎罗奔有仇，如果派他们领兵，小金川部队自然会努力战斗。

　　沃日土司和瓦寺土司的部队，虽然战斗力强但是人数太少，杂谷和绰斯甲几个土司虽然人多势众，但战斗力太弱只能当摆设，明正土司和木坪土司虽然对朝廷忠心耿耿，但他们常年忙于经商，早就没了打仗的勇气。革什乍土司的兵力和战斗力都还不错，可以让他独挡一路。另外傅恒认为，当初王柔、王显绪父子关于“各土司环攻分地”的建议虽然不太靠谱，不过这些土司们手头拥有的武装，咱们还是可以借助一下的。

　　“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报捷。”最后，宰相对皇帝表达了必胜的信心，我已经决定派精锐部队深入，不与敌人争夺一碉一地的得失，只等各处布置停当，便出其不意直捣金川军的老巢，一举拿下莎罗奔的人头。如果一切顺利，今天四月份便会有捷报传来，到时皇上您就等好儿吧！

　　在具体实施上，清军突击队将从卡撒大营出发，沿途避开各处战碉，直取郎卡把守的噶尔崖。但就在傅恒宰相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之时，乾隆的批复下来了，皇帝要求自己这个在战争方面还是个雏儿的小舅子，别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方案，你就按老岳说的办吧。

　　其实，岳钟琪并不反对突袭金川，恰恰相仿，长途奔袭一直都是这位宿将的拿手好戏。遥想康熙末年准噶尔入侵西藏，当时还只是永宁协副将的岳钟琪组织了一支精锐的突击队，沿着川藏南线一路狂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竟然比其他部队提前二十多天，率先杀入拉萨，岳钟琪也由此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以胜利者身份进入圣城的汉人将军。

　　到了雍正初年，和硕特蒙古亲王罗布藏丹津在青海造反，整个大西北一片混乱，又是当时已是奋威将军的岳钟琪挺身而出，亲率数千轻骑千里奔袭，“一昼夜驰三百里”直捣敌人老巢。他“出师十五日，斩八万余级”，杀得罗卜藏丹津不得不“易妇人服”向准噶尔逃亡。清军一直追杀到今天青海与新疆之交的桑驼海，那里是片一望无际的红柳滩，搜索许久却丝毫找不到罗布藏丹津的半点儿踪迹，才悻悻地“不见虏乃还”。后人认为，这场漂亮仗完全可以与当年大策零偷袭西藏之役媲美。

　　即使在雍正末期那场导致岳钟琪声名狼藉的远征准噶尔之战中，身为西路军主帅的他仍向皇帝建议，趁着傅尔丹率领的北路军与敌人纠缠的机会，自己派出一支精锐的突击队，从乌鲁木齐直插伊犁，一举杀入准噶尔的软腹。但鉴于北路清军在和通脑儿惨败，狐疑不定的胤禛皇帝认为此举过于冒险，不仅没有批准，还下旨将岳钟琪训了一顿，斥责他“轻进”，搞得老岳灰头土脸好生无趣。

　　由此可见，身为突袭战术的绝顶高手，岳钟琪对于傅恒的大胆建议应当不会存在成见，如果他有不同看法，肯定有自己充分的理由。事实上，老岳对突袭本身并无意见甚至极为赞成，他所反对的是傅恒选择的方向——在这位老将看来，从卡撒突破过于危险，正确的方向应该是从自己所驻守党坝，为此他向乾隆详细阐述了理由。

　　在给傅恒的批复中，乾隆写道：“卡撒这条路实在是太凶险了，何况只派那么点儿人马。朕再三考虑认为，如果你们非要从那里进军，那么成功的希望极小，只会白白挫伤士气，又很难取得多少进展。”

　　确实，前面我们说过，卡撒离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太远，从那里只能攻打郎卡镇守的噶尔崖，而途中却横亘着一片令清军谈虎色变的庞大战碉群——色尔力石城，官兵对其屡攻不克，勇将任举等人甚至殒命于此。如果清军再次从卡撒出兵，恐怕会再次面临相同的难题，突击队即使能设法绕过去，也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被色尔力的敌军抄断后路的风险。

　　在否定了宰相的进军方向后，乾隆又说：“不若由党坝一路，避奇险之坚碉，乘可用之兵力，尚可连获胜阵，歼丑执馘，以为纳降奏凯之地。”我看还是走党坝方向比较稳妥，那里能乘虚而入，从而躲开敌人坚固险要的战碉群。还有，如果想搞突袭的话就别吝惜人马，要把能用的力量都派上，那么只要突破进去就可以依靠优势兵力连战连胜，一举杀入金川的心脏。

　　皇帝说，事情就这么定了吧，经略大学士傅恒与提督岳钟琪率领大军从党坝方向重点突袭，至于卡撒一路也很重要，就让内大臣傅尔丹带着几千人马在那边盯着，两路清军形成互相支援的犄角之势，你们大家都要见机行事。

　　最后，乾隆叮嘱自己初出茅庐的小舅子，军事上要多和岳钟琪、傅尔丹等老将商量，大家一起“协力共济”，才能把事情做好。

　　也就是说，皇帝确定的作战方案是，突袭还是要搞，但第一不是从原定的卡撒而是改为党坝方向入手，第二也不只是派出几千人的突击队，而是要尽可能集中人马形成兵力优势。这想法固然不错，也避免了孤军深入的危险，只不过这样一来，清军好几万人马闹哄哄的一起上，根本无法保证突然性，原定的奇袭其实已经变成了强攻。

　　根据皇帝的圣旨以及岳钟琪的建议，傅恒马上调整了兵力布署，具体如下：从六万多汉土八旗官兵中选出三万五千精兵，其中一万人从党坝和泸河（即大金川河的别名）方向水陆并进，一万人从甲索山的方向沿马牙冈和乃当两条山沟进军，最后与从党坝出动的清军会合，直取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

　　至于卡撒方向，则留下八千人马由傅尔丹带领，他们要等到前两路攻克勒乌围后再出动，前后夹攻郎卡镇守的噶尔崖。此外，党坝当地还要留下两千士兵保护粮草，又在革布什咱土司的正地寨留下一千士兵沿大金川河岸戒备，剩下的四千人马则做为预备队，在各路清军间往来策应。

　　至于战争的进度，岳钟琪表示：“期一年擒莎罗奔及郎卡。”也就是说，尽管己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而且做出了缜密布置，但这员老将仍相当保守，他认为结束此战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即起码要进入乾隆十五年才能见分晓。

　　相比岳钟琪的谨慎，主帅傅恒则要乐观许多，他不仅认为到了乾隆十四年春天就能结束战争，甚至对朝廷保证道：“此番必须成功，若不能殄灭丑类，臣实无颜以见众人！”这仗咱们肯定能赢，如果占了这么大优势还打败仗，我也就没脸再回来见大家了！

　　收到小舅子的奏章后，可把乾隆吓坏了，在给傅恒的回信中，他自称“辗转思之，竟至彻夜不寐”——你让朕担心得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啊！随后，皇帝开始诉起苦来了：

　　第一，这场仗花钱太多，朕实在吃不消了：“仳番金川军兴，供亿实为浩繁。视从前西北两路军营，费用较多数倍。彼时劳师远出，十有余年，所费不过六千万。今用兵仅二载耳，即以来岁春问奏凯言之，亦非千万不可。由斯以观，经费实亦难乎为继矣。”

　　想当年，朝廷在西北和准噶尔打了十多年仗，一共也才不过花了六千万两军费。现在我们只打了不到两年时间，可是即使按照你说的春天取胜来算，最起码也要花一千万两以上的银子。按照同比计算，相对于十几年的准噶尔战争，两年的金川战争“费用较多数倍”，帝国财政实在是难以为继了。

　　第二，金川这种弹丸之地，土地人口其实对我们毫无用处：“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宇。”

　　也许因为傅恒毕竟是至亲的关系，乾隆终于说了实话，朕为什么要打这一仗呢，其实不就是为了争个面子嘛，如果对莎罗奔的猖狂行为置之不理，那往后四方蛮夷还怎么能镇得住。乾隆当时说自己“亦非喜开边衅”，也许不只是脸上贴金，事实上，金川之战是所谓“十全武功”的第一仗，此前除了小规模的瞻对之战外，弘历从来没有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直到六年后征服了一向桀骜不驯的准噶尔汗国即“十全武功”的第二仗，这位皇帝才变得信心爆棚，开始频频发动边疆战争。

　　第三，你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姐姐啊：“经略大学士傅恒，体国公勤，忠勇奋发，将略优矣。征刍瞀粟，士马饱腾，物力充矣，然此就人事言之耳。倘万分之一，有出意料之外，或逆酋自恃天骄，如尉陀之处南粤，未遽扫穴犁庭。一过春期，经略大学士乃朕股肱左右之臣，岂可久劳于外？”

　　的确，我军兵精粮足，你又能努力办差，可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优势，而实际情况却难以预料，万一中间出了什么差池，到了春天我军还没有取胜的话，难道你就真不回来了？你可是朕的肱股大臣，以后还有许多事情指望你办，怎么能把时间都浪费在那种地方呢？

　　第四，我军不服当地的水土气候，加之军费难以保证，恐怕已经坚持不到秋天了：“且入夏雨多，进取非便，而京兵不服水土，又岂能暴露蛮荒以待秋晴攻剿?况以帑藏之脂膏，供不赀之糜费，尤为非计。”乾隆悄悄对傅恒说，你呀大概意思一下，做做样子给外人看看就行了，“我君臣如此办理，人事已尽，亦海内所共知。”

　　最后，乾隆表示：“朕意此时且应极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克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朕给你设定个最后期限吧，如果到了你所说的乾隆十四年三四月份，咱们还没有取胜，那就无论如何不能再打下去了，届时无论胜负，朝廷都必须收兵。

　　很明显，皇帝已经打起了退堂鼓。

　　要说姜还是老的辣，岳钟琪所建议的兵力布署在战斗中果然奏效，党坝一路清军的进展十分顺利，在敌人疏于防范的康八达山阵地取得大胜，“领兵攻康八达山梁，大败贼番”。

　　清军采用的是岳钟琪拿手的夜袭，他派出参将乌德纳等人，摸黑偷袭了康八达山脚下的战碉群，金川军猝不及防，被“夺毁大战碉二座、小战碉三座、平房四十间、木石各卡十座”。不仅如此，清军还占据了大片土地，“南北约四十余里，东西约二十余里”，进一步压缩的敌人本就有限的纵深空间。

　　很快，金川军组织了疯狂的反攻，试图同样利用夜袭夺回阵地，但清军早有准备设下陷阱，敌人再次失利——“是夜，贼番来犯营卡，遇伏伤败”。随后，沿着泸河也就是大金川河前进的一路清军部队也取得收获，攻取“大碉八间、小平房六问、木城一座、石卡四处，所破大皮船四只，前后杀贼甚众”。

　　但是，清军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突破康八达战碉群之后，前方的环境极为险峻，左侧是无法攀登的悬崖峭壁，右侧则是咆哮奔腾的大金川河，只有一条逼仄狭窄的道路通往勒乌围。而且与老岳此前预料不同的是，金川军竟然在这条路上层层设防，依托战碉布署了大量守军，与康八达山阵地的友军遥相呼应，形成相互支撑的犄角之势。

　　在给乾隆的奏章中，身为前敌总指挥的岳钟琪写道：“查看彼处，左倚山险，右近大河，前有恶尔溪大战碉六座，周围俱有石城，贼番甚众，又有日旁山贼及康八达山上贼众救应”。经过一夜激战，孤军深入的清军先头部队人困马乏，而后援又接应不上，最后不得不原路撤回，对此岳钟琪无奈地承认：“我兵攻战一夜，未免疲之，后无接应，因暂收兵”。

　　党坝方向的突袭行动虽然取得了一些战绩，但总体来看并不理想，清军在突破康八达山梁后遭遇金川军的顽强抵抗，最后彻底成了强攻，已经无法实现直捣金川心脏勒乌围的原定目标。身为岳钟琪的老部下，莎罗奔土司大概深知这位名将爱玩奇袭斩首的把戏，因此兵力布署并不是鸡蛋一般的外紧内松，反而是弹簧那样的外松内紧，压迫越大抵抗越强。至此，战局再次形成双方僵持的拉锯局面。

　　而前线造成的后勤压力，已经让清廷越来越吃不消了。重压之下，四川常务副省长、布政使高越被逼得破罐子破摔，他直截了当地向乾隆表示，参战官兵夫役每月所需粮草费用巨大，导致四川物力虚耗严重，“刁民乘机肆恶”，而且为前线提供军粮的江南也是米价飞涨，民怨之沸腾已经到了严重影响帝国政治经济稳定的地步，再这样下去肯定要出大事，皇上您赶紧拿个主意吧！

　　此时的乾隆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万万没有想到，小小金川竟然能导致如此严重的后果，在给小舅子傅恒的信中，皇帝表达了自己追悔莫及的心情：“朕若早知如此，并此番调遣，皆可不必。”要是早知道成了这样的烂摊子，我根本不会发动战争，也就不必派你去那里受苦了。

　　情绪低落的皇帝简直成了祥林嫂，他反反复复地对小舅子絮絮叨叨：“金川之事，朕若知征途险阻如此，川省疲惫如此，早于今秋降旨，以万人交岳钟琪料理，更不必调派满兵，特遣重臣，费如许物力矣。”我悔啊，肠子都悔青了！早知道这样，我就让岳钟琪随便应付一下得了，根本没必要派你去嘛。

　　“奈无一人具奏，朕实不知彼地情形。”就这样，乾隆很容易地将自己定位为被臣下蒙蔽的无辜者，他恶狠狠地写道：“此皆讷亲、张广泗贻误，不据实入告之咎也。”都是讷亲、张广泗这两个混蛋欺上瞒下，故意向我隐瞒真相，才导致了如今这样严重的后果。

　　被傅恒取代后，讷亲不仅丢了官，就连爵位也没了，乾隆先是勒令他“自具鞍马”去西北前线服役赎罪，然后又宣布将他押赴京师处理，此时讷亲正在回京的囚车里，而张广泗已经被打入死牢，皇帝宣布要亲自审讯他。几乎所有人都明白，这两个倒霉蛋没有多少日子可活了。

　　对于金川战局，乾隆无奈地表示：“目下既有为山九仞之势，则一篑之势难于中止。”这里用了个成语，出自《尚书》的“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是说如果想堆起一座九仞（一仞合一米六到一米八）高的山，即使最后只差一筐土，也没法堆成功。在皇帝看来，这场战争最后功亏一篑，已是必然要发生的结果了。

　　以天府之国的经济崩溃和帝国财政的进一步恶化为代价，去换取一个弹丸之地的臣服，这样巨大的牺牲是否值得，陷入战和两难中的乾隆已经无法决定。在给傅恒的信中，被丧妻的痛苦和不利的战事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皇帝表示，现在只能先尽人事，然后听天由命吧：

　　“今办理至此，筹划周矣，人事殚矣。若夫成功，则有天焉！”该做的咱们都做了，至于成功与否，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弘历甚至怀疑，金川人是不是得到了上天的特别垂青，上天就是不想让他们灭种。皇帝虽然号称身为天子，可毕竟也只是个人，人类怎么能与老天抗衡呢：“或上苍不遽绝其种类，俾偷生窟穴，原属化外，于国家何关轻重，而强以人力抗天心，其将能乎？”

　　而周边局势的恶化也迫使乾隆更加投鼠忌器，绝不能让金川战争进一步扩大化，否则会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要知道，清廷在金川陷入苦战，其初衷除了要彰显实力，惩治不听话的土司外，保障川藏交通畅通和西藏的稳定也是重要因素。大小金川向南可以威胁到川藏南路第一重镇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向西则临近川藏北路的道孚、炉霍，地理位置相当重要。

　　但是，发动金川战争的原四川巡抚纪山调任驻藏大臣后，西藏很快变得乌烟瘴气，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很可能想自立门户，成为第二个罗布藏丹津……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16 11:29:54

　　金川战争开始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病逝，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藏文史料通常称他的蒙古名字即达赖巴图尔）继承了王位。

　　满清皇室尽管自己并不搞嫡长子继承制——统观清朝的十二个皇帝，只有尚处于蛮族时期的努尔哈赤是嫡长子——但清廷对于臣下却是高标准严要求，帝国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疆域内包括内外蒙古各部等，一般都严格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推行嫡长子继承，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大老婆生的最年长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只有大老婆没有儿子，才从其他妻妾儿子中选最年长的继承。

　　但是，当时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藏文史料通常称其藏名益喜策丹）尚在，而这两个兄弟是同母也就是颇罗鼐的大老婆所生，显然按照宗法制度，哥哥比弟弟更具有继承权上的优先级，那为什么反而是弟弟继位了呢？如果参看相关的藏族史料，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就是扶苏与胡亥故事的翻版。

　　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相当有能力，早在颇罗鼐与阿尔布巴争夺西藏主导权的卫藏战争中，他就是父亲的左右手，为颇罗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珠尔墨特策布登率军镇守阿里地区——该地是康济鼐、颇罗鼐系统的老巢，无论是康济鼐反抗准噶尔占领，还是颇罗鼐发动卫藏战争，都是从这里起兵的，清廷迅速认可了这一任命，珠尔墨特策布登被皇帝赐予札萨克台吉的头衔，这是清朝为蒙古贵族设立的爵位，虽然位在辅国公之下，但已经属于正一品以上的超品大官。

　　珠尔墨特策布登在任内的表现很好，最突出的成绩是他成功解决了西藏与不丹的争端。从桑结嘉措以及拉藏汗时代起，西藏与不丹就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之中，到了公元1730年左右，珠尔墨特策布登率藏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不丹连战连败，最后被迫与西藏签署合约，承认了西藏对不丹的宗主权，西藏当局从此有权干涉不丹内部事务甚至任命摄政王。这项权力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910年不丹政府在英印当局的压力下进行改组，西藏的宗主权才逐渐成了空有虚名，但即使到那以后，不丹的使者还是照常在藏历新年前后来拉萨朝贺。

　　因为儿子在不丹的战功，颇罗鼐在公元1731年被雍正皇帝由贝子提升为贝勒，而珠尔墨特策布登则被提升为阿里公爵，该爵位属于辅国公级别，位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镇国公之下，当然是超品大官。珠尔墨特策布登镇守边疆达十多年之久，直到公元1744年才从阿里回到拉萨，这是因为环境恶劣的阿里高原严重影响了其健康，迫使他不得不回来养病。

　　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和颇罗鼐来说，长期的分离无疑使得父子间的感情逐渐淡漠，而由于其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存在并深得父亲喜爱，继承权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后者，西方藏学家对此评论道：“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长期不在拉萨，使他失去了如期继承他父亲位置的机会。”

　　在颇罗鼐的晚年，为了表彰其十多年如一日的恭顺服务，乾隆允许他自己指定继承人。也许在皇帝看来，这位西藏郡王会按照朝廷约定俗成的惯例让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继位，自己的恩典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但没想到的是，弥留之际的颇罗鼐竟然宣称长子的身体太差，提出由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承自己的统治权和爵位，金口玉言的皇帝不好反悔，只好答应了这个将死的老人。

　　这个违反惯例的安排无疑让世人议论纷纷，甚至一位当时正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写道：“中国皇帝指定益喜策丹（珠尔墨特策布登的藏名）为其父死后的继承人，但颇罗鼐却比较喜欢他的次子。”在这位神父看来，颇罗鼐所谓长子身体不好只是个借口，更主要的原因是珠尔墨特策布登是个虔诚的黄教徒，他经常身披袈裟念经拜佛，“对僧人至少表现出是表面上的热情”。

　　尽管号称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护教法王，但颇罗鼐私下里却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现在俗称红教）早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除了个人偏好之外，还由于权力分配的原因，他晚年与黄教僧侣阶层的关系极为糟糕，七世达赖喇嘛成了他玩弄于股掌的政治傀儡，各大寺院也被他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甚至一直有谣言认为，颇罗鼐之死正是达赖喇嘛率领黄教僧侣们恶毒诅咒的结果。

　　与崇佛的哥哥恰恰相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是个“尚武的、坚决的、傲慢的人”，欧洲传教士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颇罗鼐不仅非常喜欢他的次子，而且坚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权，会比可能成为僧侣手中工具的哥哥更有出息。”

　　果然，颇罗鼐刚刚去世，继任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就与七世达赖喇嘛闹得水火不容，前者甚至拒绝后者到父亲葬礼上念经祈福，只是在驻藏大臣傅清的强烈干预下，藏王才不得不撤销反对意见。乾隆也意识到了西藏局势的复杂性，他对珠尔墨特的行政管理能力表示担忧，写信要傅清务必留心观察，尽量缓和藏王与达赖的关系，同时要求他引导新藏王继承其父的施政纲领：“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

　　这位傅清，正是乾隆孝贤皇后和傅恒的二哥，当时以满洲正黄旗副都统的身份担任驻藏大臣。此人在历任驻藏大臣中属于干练的能员，接到皇帝的指示后，他立即进行部署。

　　首先，他请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返回西部边境镇守。这位阿里公爵此前一直在拉萨养病，具体症状是大腿疼痛（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痛风病），目前已有所好转，公爵答应返回，再度承担起西藏西部的防务大任。颇罗鼐再世时，西藏北部也就是靠近新疆青海边界的那曲一带，一直由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管，傅清便借口他已经担任藏王不便负责具体事务，随即让两名蒙古将领接管了兵权。

　　不久以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支准噶尔使团进入西藏朝圣，此时正值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屡屡损兵折将的清廷自然怀疑准噶尔人此时进藏，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神经过敏的乾隆于是要求大舅子傅清对使团要严加监控，一定不能让准噶尔人私下里和叛军接触。

　　西方藏学家写道：“因此，当有报告说准噶尔使团回去的路上突然出现上千名可疑人员游荡，北京方面自然大吃一惊，于是大批公文来来往往，大规模地进行调查。”但最后，帝国政府却尴尬地发现，此事查无实据，完全是无稽之谈，虚惊一场之后只得悻悻罢手。

　　为了防微杜渐，乾隆干脆下令，此后严禁与准噶尔人往来，并指示驻藏大臣傅清和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合作监视，再不让准噶尔人进入西藏。此举其实就是变相的闭关锁国，它有利有弊，一方面确实断绝了准噶尔人对帝国内部尤其是蒙古和西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清廷从此对准噶尔两眼抹黑，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准噶尔汗国下属的杜尔伯特部三个名字都带策凌的首领叛逃清朝，乾隆才知道这个曾经强大的对手陷入内乱已达十年之久，早已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傅清在拉萨任期到了，返回内地改任天津镇总兵，后来又升任固原提督。傅清留下的驻藏大臣之职，则由前四川巡抚纪山接替——由于与当时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不和，老张参劾他组织后勤不利，皇帝便将他调到了西藏。也就在同一年，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在藏北举行大规模狩猎活动，肆无忌惮地屠杀野生动物，此举引发以“不杀生”为信条的正统佛教徒们的强烈不满。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乾隆被新任藏王的甜言蜜语所蒙骗，采取了一个非常愚蠢的措施——他采纳了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建议，同意撤走帝国在拉萨的驻军，尽管当时拉萨仅有五百名清军驻扎，但皇帝仍将四百人撤了回去，只给后任驻藏大臣留下一百人的卫队。

　　甚至连西方藏学家都发现了此举的不妥，他们对此评论道：“这无论从哪个观点看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经验告诉我们，在拉萨只有足够的即便是小规模的驻军才能做驻藏大臣的有力后盾。此外，皇帝本来应该记住1723年雍正下令大规模撤走军政人员造成的严重恶果。”

　　的确，就在那一年，趁着帝国在青藏高原兵力空虚的时机，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突然发难，大西北陷入血雨腥风，清廷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场变乱平息。

　　为了扶持自己的亲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故意边缘化父亲的老臣，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后者的代表是噶伦班第达公爵，他娶了颇罗鼐的女儿，因此也是新藏王的内兄，为了控制班第达，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甚至将班第达的幼子也就是自己的外甥扣留为人质，这自然激起了老臣们的强烈不满。

　　他与其他噶伦的关系也相当糟糕，有一次甚至在争吵中暴跳如雷，举起长矛投出试图杀死对方，西方藏学家评论道：“像许多继承了绝对权力的娇生惯养的王子一样，这个西藏的卡利古拉（古罗马暴君）渐渐地疯狂起来。”

　　很快，新任藏王的行为引起了乾隆的警觉，因为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突然提出由帝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那部分藏区——即四川、云南临近西藏的康巴藏族地区——的敏感问题，此前乾隆父亲雍正在位时，为了更有效控制藏区，皇帝下令沿金沙江为界，将金沙江东岸的康巴藏区，包括今天的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州等地，分别划给四川省和云南省，而此前这些地方通常由西藏地方政府委任土司管理或者说处在西藏的势力范围之内。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希望，朝廷同意他派西藏的黄教喇嘛前往这些地方传教，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因为黄教在康区并不是一家独大，而是面临着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花教（藏传佛教萨迦派）、白教（藏传佛教噶举派）甚至黑教（苯波教）的强烈竞争，身为黄教的保护者，大皇帝似乎有义务为黄教在康区的传播提供帮助。

　　但敏感的乾隆立即意识到，这恐怕是西藏当局企图恢复自己在康区的政治影响而借题发挥，更何况，这些地方就在大小金川周围，如果让西藏势力插手进去，本来对清军就不利的金川战局将更加恶化。对于藏王的提议，西方藏学家写道：“皇帝不予答复，而是下令调查，这是一种不拒自止的办法。但既然有了警觉，皇帝的疑心也就更大了。”为此，乾隆将纪山调到了西藏，因为他此前曾担任过驻藏大臣，“被认为对处理藏事有更丰富的经验”。

　　但是到西藏后，也许是被旷日持久的金川战争消磨了意志，也许对再次调到这个没人愿意来的苦寒之地带有不满情绪，总之纪山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尸位素餐来形容，完全辜负了乾隆的期望。

　　与他强势的前任傅清截然不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纪山对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一味迎合，成了后者的传声筒，尤其是在阿里公爵珠尔墨特策布登被杀一事上，不做为的纪山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位后，很快就向皇帝控告自己的兄长意图不轨，理由是后者的一支部队占据了后藏和阿里边界上的一个城镇。乾隆则答复藏王不要逼得其兄走投无路，以免逃到准噶尔去。皇帝宣布为了对兄弟俩进行调解，将派一名官员前往西藏调查，而七世达赖喇嘛也派人去调解这对兄弟的关系，但这名使者却被藏王的部队阻挡在后藏，根本无法前往阿里。

　　朝廷调查的官员还没有到达西藏，一个惊人的消息已经传来，珠尔墨特策布登公爵在阿里暴卒！公爵之死一直是个谜，长期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藏王企图让人相信自己的哥哥是病死的，而不愿惹麻烦的驻藏大臣纪山也相信或假装相信了这个说法，按照常规向朝廷报丧。

　　直到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叛乱被平定之后，阿里公爵横死的真相才逐渐被揭示出来：竟然是他弟弟派刺客干的！为了维持这个闹剧，真正的凶手藏王一直在进行猫哭耗子的表演，他甚至软硬兼施，诱骗达赖和班禅两尊大佛参加了自己兄长的追悼会，“他厚颜无耻地在拉萨主持这个仪式，会后还举行了丧宴”。

　　藏王还企图斩草除根，再清除自己的两个侄子，为此他不惜亲自出马追杀。最后，阿里公爵的大儿子死于叔叔之手，但小儿子却逃了出来，跑到扎什伦布寺避难。班禅为了保护他，宣布已经为其剃度出家，如果藏王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与整个僧侣集团为敌，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才不得不悻悻罢手。这位班禅名叫巴丹益喜，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手腕，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将成为乾隆后期黄教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其光芒甚至盖住了达赖喇嘛。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其实，藏王已经在与黄教集团为敌了。此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曾要求甘丹赤巴念咒诅咒死自己的哥哥——所谓“甘丹赤巴”就是黄教祖寺甘丹寺的主持，人们认为甘丹赤巴继承了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道统，因此在名义上他是黄教的教主，尽管其实际权力上远远无法和达赖、班禅两尊大佛相比——后来在公爵惨遭杀害后又要求他出席葬礼，但都被这位高僧断然拒绝。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大怒，宣布将甘丹赤巴革职，但其实他并没有这个权力，因为甘丹赤巴并非藏王任命而是通过教内推选产生，一般都由黄教中学识最渊博的僧人担任。藏王的决定引起黄教上下激烈反应，许多喇嘛准备武力对抗，但甘丹赤巴怕引起流血事件，遂主动退位。隐退后不久，这位可敬的高僧就与阿里公爵类似，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人们同样认为他“不太可能是寿终正寝的”。

　　阿里公爵死后，随之而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一大片地盘究竟归谁。这无疑有两个方案，一是子承父业，由公爵的小儿子继承；二是完全取消这个半独立的行政区，纳入西藏地方政府。藏王强烈支持后一种解决办法，他宣称侄子既然出家，那就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继承权，而身为侄子的监护人，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有权代管阿里。皇帝对此不置可否，认为还要认真研究一下才能决定。

　　其实，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的突然死亡，在给军机处的密令里，乾隆已经对纪山所谓阿里公爵“寿终正寝”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但却苦于没有证据无法确认。与此同时，对于纪山在西藏期间的颟顸表现，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西方藏学家分析道：

　　“至于纪山，他周围都是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同伙，皇帝宽恕这个老驻藏大臣，完全理解他得不到确实的情报，但不能让他的动摇与懦弱继续下去了。可以肯定，获得确切的情报是当务之急，而纪山显然是不能提供确切的情况了。”

　　最后，乾隆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傅清和纪山再次调换，希望自己的大舅子“到西藏后会使情况好转起来”。皇帝很可能已经明白，一场越来越大的风暴正在西藏酝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是否将地当川藏要冲的金川战争继续下去，因为一旦西藏发生不测，陷入金川泥潭的清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支援，显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按照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乾隆的顾虑完全成立，因为事实证明，皇帝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农历二月初五，金川的战事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中场休息），大批官兵终于从这个泥潭开始抽身。

　　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1750年，拉萨便爆发了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策划的大叛乱，包括傅恒兄长傅清在内的两位驻藏大臣及其僚属被杀，而此时经过一年的修整，四川清军已经恢复元气，他们砺兵秣马准备停当，立即出发进藏平叛。

　　但是，如果回到乾隆十三年底就事论事而言，清军主帅傅恒却并没有这么多顾虑，对他来说，与战争胜利无关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边站，为此他甚至发出了“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的狠话，这让一心想尽快了解此事的乾隆颇为担心，生怕金川贼寇未定，西藏那边又祸起萧墙。

　　前面我们说过，傅恒幼年丧父，他其实是由姐姐孝贤皇后带大的，因此对于姐夫乾隆来说，这个小舅子犹如自己的半个子侄，关系远非普通臣子可比，小伙子现在正热情高涨，实在不好直接批评，况且如果照实说的话，也会泄了前线大军的士气，这可怎么办才好？

　　思来想去，乾隆计上心来，有了！既然我不方便直接说，那就让我娘出马吧！于是，皇帝给帝国首相去了一道很有意思的圣旨。信的开头写道，今天早上朕去额娘老太后那里请安，把你的事情也和她唠了唠，下面就是她老人家的指示：

　　“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我说小春子（傅恒字和春），你这话说得可太过分了哦，什么叫“如果不成功，我就没脸回来见人”啊？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效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用如许生命，专供一己成名之理？”你这次出征，目的是为国效力，可不是为了你一人成名。哪有国家花了这么多军费，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专供你自己拉风出名的道理？——无论这话是不是真出于太后之口，反正听上去颇有些诛心了，乾隆显然深谙此道，上来就先扣个大帽子，让你辩无可辨。

　　“况退缩贻误者，朝廷既治其罪，而经略大学士傅恒忠勇奋发，勤劳任事如此，何不可见众人之有？”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乾隆随即又夸奖道，凡是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的，朝廷自然都严加惩处，可你忠心耿耿热情高涨，操劳办差到了这个程度，怎么能说没脸见人呢？

　　“且人事既尽，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借老妈之口，皇帝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悲观态度，现在这个情形啊，咱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如果天意真不让金川人灭亡，咱们人类的胳膊怎么能拗过老天的大腿呢！

　　“经略大学士傅恒之出力，期于国事有益也，必谓不能成功，即不可见众人。试思果如所见，于国事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为是。”我想啊，你说不成功就没脸见人，是为了国家好。可是如果真地这样，那究竟是对国家有好处呢？还是没好处呢？所以啊，你还是好好遵照朝廷之前的命令行事才妥当。

　　以老太太的名义表演完了，乾隆开始悄悄说出自己的底线：“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有所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他再次强调，即使不能抓获莎罗奔攻破勒乌围，但我军只要能搞出一点点战绩，那就可以说是成功了。

　　在具体目标上，皇帝给宰相设定了高低两个选择：“果能克取贼巢，擒获渠首，固为全胜。否，亦必歼其逆党，躏其要地，夺其坚碉，彼必籄惧乞命，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宜如此。”

　　如果能全胜更好，如果不能，那就想法多歼灭一些敌人，将主要敌区烧杀抢三光，再搞掉几个战碉，那他们一定会感到害怕，没准就会向我们请降，到时候咱们再半推半就地接受，这样既能振作下军队的精神，同时也算给国人一个交代。要知道对付蛮夷只能如此，咱们犯不着跟他们较劲。

　　不久之后，鉴于壮志未酬的帝国首相仍坚持扫庭犁穴彻底歼灭金川军的积极求战态度，为避免再生枝节，皇帝干脆直接做出安排，下旨道：

　　“傅恒自奉命以至抵军，忠诚劳积，超出等伦。办事则巨细周祥，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大著声威，诚克仰副委任。经略大学士傅恒乃朝中第一宣力大臣，岂可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使擒获渠魁，扫荡穴巢，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傅恒着即驰驿还朝。”

　　这道圣旨充分肯定了傅恒的成绩，表示我让你回来并非是对你的工作不满意，而实在是太满意了，但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却耽误了你所有的时间，朝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处理，我实在于心不忍，长此以往即使彻底荡平金川，对朝廷也是得不偿失，怎么能因小失大呢？所以你还是赶紧回来吧。这种说法让君臣双方都有了台阶下。

　　但没想到的是，深感辜负了姐夫信任的傅恒竟然抗旨不遵，苦苦哀求皇帝收回成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仅如此他还恳求道，今后如果撤兵的话一定要和自己商量：“将来若下班师之诏，请先降旨询问，容臣覆奏到日，然后撤兵。”

　　最后，无可奈何的乾隆只好答应傅恒暂时留任，但皇帝并没有给宰相做出关于撤军问题的明确承诺，他认为金川战争决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遂与国舅约法三章，如果到了乾隆十四年农历三月还不能取胜，那大军就无论如何都要班师了：“希望明年三月内成功，若过三月，应允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

　　随后乾隆又宣布，傅恒一人身兼数职太辛苦了，为了金川战争的胜利，他的川陕总督就由别人来干吧，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朝廷派来接任这个位置的，竟然是前首相讷亲的哥哥策楞！策楞此前担任两江总督，讷亲被逮捕后，世袭的公爵也被剥夺，皇帝下令改由他的兄长袭爵，不过爵位虽然没降档次却低了，由一等公爵变为二等公爵。

　　此公爵与镇国公、辅国公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宗室爵位，通常只赐予爱新觉罗子孙，有时也封给蒙藏首脑，而前者则是封给功臣的爵位或称“世爵”，又细分为一二三等。雍正之前，世爵通常没有封号，只是简单的三等公一等侯之类，雍正以后开始有了爵名，比如傅恒就是一等忠勇公。

　　刚刚宣布这个调令不久，乾隆又改了主意，认为川陕总督的辖区——包括四川、陕西、山西、甘肃四省——太大了，一个人不好管理，于是将其一分为二，分别设置陕甘总督和四川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

　　四川总督的全称为“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尽管此前也有过该职位的设置，比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羹尧便由四川巡抚改任总督，但这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川督在那时只是临时性的。而从乾隆十三年策楞任职起，四川总督终于正式成为一个固定职位，从此不再单设巡抚而由总督兼理，“以金川用兵，始定为专缺，兼管巡抚事”。

　　此时的经略大学士傅恒，可以说内外交困，外边的战事举步维艰，清军在坚固的战碉下进展缓慢，短期内大获全胜似乎是天方夜谭，内部的压力更是越来越大，不仅皇帝限期撤兵，而且朝廷新派来的那位四川总督策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过来收尾擦屁股的，一个头两个大的帝国首相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死扛。

　　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其侄子郎卡突然派使者求见傅恒，很快一个消息在清军大营炸了锅，这伙金川人竟然是来求降的！

　　但是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傅恒竟然不答应！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0 13:01:23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1-20 13:59 编辑

　　做为乾隆朝直至整个清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没人知道他生在哪年，他的卒年也众说纷纭，关于他的相貌不仅没有画像，更没有留下过什么记载，没人知道他究竟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甚至，连“莎罗奔”这个名字本身，究竟是一个集合名词还是个体名词，当年的人们都没有弄清楚，因为直到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清军将领才惊异地发现，“莎罗奔”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嘉绒藏语中对土司出家子弟之泛称，也就是说，历史上很可能有过不止一位莎罗奔。由于当时嘉绒藏区笃信苯教，因此这些莎罗奔们大概不是苯波教的僧侣就是祭司。后来，亦有学者根据保存到现代的其他嘉绒土司的家谱考证出，以上说法是成立的。

　　大概也正因为这样，关于莎罗奔与那位绝色美女阿扣的关系，史书上的记载十分混乱，有的说她是他的女儿，有的说她是她的侄女，有的说她是她的妹妹，还有的说她与他之间只是远亲，阿扣只是莎罗奔的族女顶多算是堂侄女而已。如果真地存在许多位莎罗奔的话，上面的争议也许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了。

　　另一方面，这大概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美人阿扣被杀后，莎罗奔土司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甚至，他很可能并没有将此事看成什么大不了的血海深仇，从清朝史料来看，阿扣之死似乎并没有影响这位金川土司的情绪，也许他真的只是个政治动物，但更也许，她真的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我们还知道，或许他并不是阿扣的父亲，或许他还有过不止一位同名的亲戚，但历史上肯定存在这么一位莎罗奔，他曾在年青时加入名将岳钟琪的部队奋勇作战并深得主将赏识，直至在岳钟琪的支持下，从小金川土司家自立门户并成为大金川土司，而如果两人不曾有过这么一层关系的话，第一次金川战争也许就不会以这么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以至于给后世留下一段岳钟琪人到暮年却单刀赴会的传奇。

　　当清军新主帅傅恒抵达前线时，在战场上屡挫强敌的金川军，其后勤供应已是油尽灯枯。由于清军长达一年多的严密封锁和大肆破坏，这片物资本来就匮乏的山地早就颗粒无收而存粮将涸，尽管实力犹在，但因为即将彻底断粮，金川军已经支撑不了多久：“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

　　因此，傅恒刚刚履新，莎罗奔就派人前往清军大营求和，试探投降的条件，而帝国首相的回答十分干脆：“亲缚赴辕，贷以不死。”也就是说傅恒要求莎罗奔、郎卡叔侄自己把自己捆了，前往清军辕门负荆请罪，只有这样的话才考虑饶他俩一命。金川几次三番请降，但固执的傅恒死咬着“亲缚赴辕”的要求就是不松口。

　　用今天的话讲，这其实就是要求金川方无条件投降，本来在战场上占尽优势的莎罗奔和郎卡肯定无法接受。不仅如此，事实也证明帝国首相确实没安好心——傅恒向乾隆密奏道，他打算趁着敌人投降的机会，擒拿了敌军两个首脑之后，再突然率军直捣敌巢，然后将莎罗奔和郎卡带到内地，班师还朝向皇帝献俘。宰相的想法显然过于一厢情愿，不仅敌人根本不会相信，最后就连乾隆也看不下去了，皇帝遂在奏章中批示道：

　　“我觉着吧，莎罗奔、郎卡这些番邦酋长本来都是未开化之人，你就不要和他们过于计较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所谓驾御蛮夷之道，在于对他们开诚布公，以恩德和信义让他们俯首贴耳洗心革面，这些做好了，就足以让蛮区改头换面，永无二心。

　　“现在是否要莎罗奔、郎卡当面向我们负荆请罪，决定权在你经略大学士傅恒的手上。但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你代表国家和朝廷出征，虽然我要大军限期荡平敌寇，但既然你已经当众宣布，如果他们把自己绑了投降便饶其不死，可你却想到时候你把他们关进囚车，送到京师献俘，要知道，以他们的罪行如果正常审判的话，必然是要斩首示众的。这些反贼当然罪无可赦，但现在四方的其他蛮夷都在周围看着咱们呢，要是如此处置，他们肯定会既害怕又惊慌，这很不利于安定团结啊！

　　“事情如果闹到这个地步，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了。与其那样，倒不如公开宣布咱们对这些家伙法外开恩，网开一面。因此我命令，如果他们真的投降了，你就召集所有的文武大小官员，当众宣读圣旨，然后将他们松绑释放，好好安慰，并且派兵送他们返回其老巢。

　　“我们要昭告天下所有蛮夷，让他们都明白咱是王师是怎么不战而胜的，他们只要投降就能活命。这样的话朝廷信义远播，对少数民族恩威并施，和谐社会的理念无处不在，边境由此就可以永远安定了。”

　　显然，到了这个地步，皇帝再也不提当初自己夸下海口明令大军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的事儿了，对于弘历来说，现在只要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在给国舅的信中，皇帝除了再三强调一定不能迟于乾隆十四年四月初班师外，还遮遮掩掩地表达了后悔没更早摆脱金川泥潭的心情：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第一，乾隆确实已经后悔了，早知道这样，不如一年前就收兵好了；第二，弘历虽然仍有一丝侥幸心理，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再拖下去了；但是还有第三，皇帝此时骑虎难下，怎么也要给自己找个撤兵的理由，哪怕文过饰非也在所不惜，乾隆此时所需要的，只是金川人低一下头认一下错而已，只要面子有了，至于里子，比如莎罗奔是否能够“亲缚赴辕”，他根本不在乎也不指望。

　　可惜的是，乾隆的圣旨来得有些晚了，几次请降遭拒之后，金川方面对傅恒彻底死了心，再也不派人过来热脸铁冷屁股了。但是另一方面，眼看着自己的粮食吃一碗少一碗，莎罗奔土司虽然早年出家当过僧侣甚至祭司，但毕竟没练就耶稣那样“五饼二鱼”的本事，金川人坐吃山空，似乎已经只能在战死和饿死之间选择归宿。

　　思索再三，无可奈何的金川土司认为还是老熟人更靠谱，既然国舅爷不搭理，那咱再找岳大帅疏通一下吧。

　　当时的基本情形是，清军和金川都已经坚持不住了，承受着越来越大压力的乾隆不得不从帝国经济和藏区全局通盘考虑，强烈要求尽快撤军，而傅恒虽然积极主战，但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敌人；金川则将要弹尽粮绝，完全凭着最后一口气在支撑。不同的是，通过投降的百姓和士卒，清军已经知道了金川缺粮的窘境，而皇帝限期撤军的事情则严格保密，只在清军几名高层里流传，普通官兵并不知晓，金川方面更是无从得知。

　　因此，当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岳钟琪突然得报说有金川使者求见时，本来在坚固战碉下一筹莫展的老岳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天上很可能要掉馅饼啦！果然，一个金川头人哭丧着脸向岳提督禀告说，自己来自郎卡镇守的噶尔崖，现在主将郎卡病危，他临终前忏悔杀人太多，希望能与朝廷和平解决问题，双方不要再打下去了，因此请大帅“差官往验”。

　　岳钟琪立刻觉得这事儿相当蹊跷，因为前面咱们说过，岳钟琪的部队驻扎在金川以北的党坝，他们的目标是离这里只有五六十里远的金川军大本营勒乌围，而并非相隔甚远的勒乌围，后者是由傅恒亲自驻扎的卡撒大营负责攻打的，清军另一员大将傅尔丹的部队也在那里。现在，自称病重的郎卡竟然舍近求远，不去找近处的主帅傅恒，却偏偏跑到岳钟琪率领的偏师请人验看，显然其中必有猫儿腻。

　　更何况，众所周知郎卡是金川最坚定的主战派，他镇守的噶尔崖一直是最令清军头疼的钉子，猛将任举等人都是在攻打噶尔崖的过程中殒命的。郎卡与莎罗奔这对叔侄，以往都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叔叔与清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而侄子则软硬不吃只认刀子不认人。

　　现在金川方面突然以抵抗最坚决的郎卡名义来求和，显然他们内部已经确实吃不消了，而另一方面，金川人不找近处的傅恒却来找远处的老岳，显然意味着他们在清朝首相处吃了闭门羹。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乾隆确实曾收到傅恒的奏章，说郎卡自称病重向清军乞降，但此举被一心只求全胜的国舅爷定义为诈降而断然拒绝。

　　老奸巨滑的岳钟琪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假装相信郎卡病重是真的，马上派出一名千总和一名把总应邀前往噶尔崖验看。几天后，心领神会的二人回来禀告，说郎卡果然病重，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他希望临死前朝廷能允许金川人归降，使自己能重新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臣民。得到报告后，岳钟琪立即上奏，请求皇帝进一步指示。

　　心乱如麻的乾隆终于下定了决心。综合各方面情况，皇帝早已断定金川战争绝对是一桩亏本的买卖，从宏观上来看，“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更不要说越来越紧张的西藏局势了；从微观上来看，清军至今仍没有找到对付碉楼的有效办法，根据前线提供的情况，每座碉楼平均只需要十来名守兵，而清军平均却需要出动七百名士兵攻打才行，即使这样，也只不过能杀伤一半也就是五六名敌人，而清军自己平均却要战死十余人，伤七十余人。

　　乾隆认为，如果按消耗来算，清军差不多要以百敌一，那么对方有三千余名士兵，我们就得相应出动三十多万人才成，“有是理乎”——这算什么事儿啊？！更何况，皇帝虽然七拼八凑准备了两千多门大炮，可这些火炮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法运到地势险峻的碉楼脚下，结果还是只能靠人力硬拼，这让他发出了“天险非人力可施”的感慨。

　　刚过了年的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皇帝正式宣布：“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他打肿脸充胖子劝小舅子说，你这一趟干得很好，“于国家已为有益，于颜面已为有光”，也就是给国家和自己长了脸面，至于结果嘛，凡事没有十全十美，你就别太计较了。

　　皇帝继续开导宰相道，当年咱朝廷对准噶尔用兵，每次也只不过委任一两个大帅而已，可现在陷在小小金川的除了你这首相外，还有一大堆尚书、总督、将军、都统、提督等一品大员，差不多半个中央领导班子都耗在那里，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政府的正常运转，长久以往怎么能行啊！所以你们还是赶紧回来处理积压的公务吧。

　　要说乾隆对傅恒可真不一般，扮演完皇帝，他话锋一转，竟然从姐夫的角度继续劝说：想当年你幼年丧父，你姐姐孝贤皇后念及手足至亲的情分，亲自教育你长大成人，在她的几个兄弟中，皇后与你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即使你姐夫我，也因为皇后的兄弟中有你这样能忠诚任事的实在太难得了，因此一直对你特殊照顾遇。

　　现在你姐姐的丧礼已经快到了“小祥”（即周年祭）的时候，身为皇后最喜欢的弟弟，你理应回来参加祭奠仪式。这道圣旨正月里就能到达金川，如果二月初启程的话，届时还能够赶回来，经略大学士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啊。

　　皇后的忌日是农历三月十一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四川藏区赶回北京，乾隆显然低估了当时的交通难度，傅恒每天怎么也得日夜兼程狂奔两三百里，可能比他来时还要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皇帝没准也是在故意提醒宰相要提前出发，别在金川拖得太久。

　　话说到这个地步，傅恒彻底哑口无言，只能遵命行事。但不甘心的他仍希望能为朝廷和自己找回最后一丝颜面，如果在战争结束前莎罗奔和郎卡真地来到清军辕门负荆请罪，那么起码在表面上，皇帝的脸面就算保住了，自己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班师还朝。

　　可是，这时候已经到了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傅恒再提什么“亲缚赴辕”的要求无疑是痴人说梦，金川军只要再挺住最后十几天，清军就只能灰溜溜地无功而返，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短短半个月之内，事情竟然发生了惊人的转机，最终让帝国首相宿愿得偿，而这一切惊喜的发生都应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岳钟琪。

　　身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尤其是罢官后长达十余年的韬光养晦，此时的老岳早已洞察世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皇帝以及自己上司骑虎难下的心态，以及金川方面弹尽粮绝的窘境，既然敢于将被傅恒拒绝的金川求降事宜直接捅给乾隆知道，老岳就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来擦屁股，最后不仅要让皇上高兴，宰相也会心满意足。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清史稿》描写得十分浪漫，整段充斥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钟琪乞降。钟琪请于傅恒，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钟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

　　如果只看这段文字，岳钟琪比起《三国演义》中单刀赴会的关老爷毫不逊色，确实给皇帝和宰相大大长脸，有分教：

　　“好江风，将这轻舟催送，波翻浪涌，添几分壮志豪情。龙潭虎穴何足惧，剑戟丛中久鏖兵。非是俺藐群雄，一部春秋铭记。义不负心泰山重，忠不顾死何言轻。桃园金兰誓，弟兄山海盟。早把这九尺身躯青龙偃月，付与苍生！”（京剧<单刀会>唱词）

　　但其实，正如真实的历史中单刀赴会的，其实并不是壮烈激昂武艺高强的关羽，反而是人们印象中懦弱木讷的鲁肃那样，所谓岳钟琪十三骑入金川的故事，真相与其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凯歌，莫不如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通过对清朝史料——主要是当时金川与朝廷间来往的奏章和上谕等第一手材料，而不是《清史稿》这样的半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大致还原当年所发生的情形：

　　派人验看郎卡的病情的同时，岳钟琪很可能趁机开出了同意对方投降的条件，而在舍身打入敌人内部的阿扣和王秋被杀后，莎罗奔已经没有途径打探到清军即将撤兵这一重大秘密，面对老长官岳钟琪发出的威逼利诱，金川高层完全清楚，如果敌军不惜代价地进攻，甚至是仅仅维持长期围困，自己有限的力量和即将枯竭的粮食被一点点消耗掉几乎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信心早已经动摇。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莎罗奔终于派头人向傅恒呈献《甘珠尔》，金川人顶经立誓，表示遵依六事：1、永不敢侵扰诸番；2、供役比各土司勤勉；3、退还侵占邻近土司土地；4、擒献从前误犯天兵的凶首；5、送还从前侵掠的人民、马匹；6、照数献出枪炮军器。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为了维护姐夫和自己的颜面，傅恒再次提出了莎罗奔与郎卡来清军辕门负荆请罪的要求，可叔侄二人仍疑心重重，生怕自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双方离达成最后协议还差这么一步。

　　不过，该争执在洞察一切的老油条岳钟琪看来显然十分幼稚可笑，他断定，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对手归降承诺的傅恒宰相，肯定不敢冒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去为难这对叔侄，因而所谓的面缚请罪，纯粹只是个肤浅的面子问题而并非实质性的里子问题。

　　于是，岳钟琪对金川方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十分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有顾虑，那不如这样，我过去亲自和你们谈，这样大的诚意总够了吧!就这样，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仅率少量随从亲自前往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由此演绎了十三骑入金川的传奇。

　　也许有人会问，岳钟琪难道真地不怕莎罗奔翻脸不认人吗？我想老岳之所以有恃无恐，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他完全知道金川军的窘境，在弹尽粮绝前达成和议，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的土地和属民，对莎罗奔无疑是能争取到的最迫切也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第二，清军提出的六个条件，对金川人都不是伤筋动骨的刁难，因而莎罗奔完全可以接受，岳钟琪所要解开的，仅仅是双方关于面缚请罪的心结而已。

　　第三，即使莎罗奔突然打探到朝廷的撤军方案，他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因为一旦扣押或者杀害这样一位一品大员，那就意味着战争肯定会继续下去，皇帝仅仅出于脸面也不会善罢甘休，与清廷经常打交道的莎罗奔应该也明白这一点。

　　还有最后一条，岳钟琪确实曾有大恩于莎罗奔，除了后者能自立门户当上大金川土司是前者鼎力相助外，更有雍正时老岳在川陕总督任上，曾将此前年羹尧从大金川剥夺的多座山寨重新划给了莎罗奔，使得对方感激万分。关于这些事情，周边地区无不知晓，岳钟琪在藏人心目中是神一般的存在，而藏人最讲知恩图报，因此如果莎罗奔恩将仇报，那大金川土司的信誉将会彻底毁灭，声名狼藉的他也就别想在藏区混下去了。

　　由此可见，岳钟琪有着充分的把握能让自己全身而退，更不要说，为了进一步拉近双方的友好，老岳这回还特地带了一个人来，他就是与金川土司关系最密切的亲戚——绰斯甲土司，前面我们也说过，莎罗奔曾给绰斯甲土司写信，恳求对方看在双方关系和苯教同流的份上，不要相煎太急，只是迫于清军压力的绰斯甲土司根本不敢听从。

　　身为一名说客，岳钟琪显然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成功地消除了金川高层的思想负担。来到金川仅仅一天之后的正月二十九日，老岳便与对方第一号人物莎罗奔、第二号人物郎卡，以及相当于中人担保方的绰斯甲土司，一起在勒乌围经堂佛前立誓，土司叔侄终于答应亲自前往清军大营向傅恒请罪，而岳钟琪很可能以朝廷的信誉对他们做出了保证，说面缚投降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他俩决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由于当时的金川人都是苯教徒，因此这里所谓的“佛”其实并非真正的佛像，很可能是敦巴辛绕的塑像，他在苯教中的地位相当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据说是苯教的创始人，具有无限神通。雍仲苯教改革之后吸收了大量藏传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敦巴辛绕的形像也变得几乎与释迦牟尼一模一样，清人根本无法分辨二者的区别，因而统统称之为佛。

　　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五，这场行为艺术表演终于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史载莎罗奔和他的侄子郎卡，在寨门外“除道设坛”，大张旗鼓就仿佛办起了庙会。然后，他俩带领喇嘛（应为苯教的僧侣，虽然其衣着打扮与藏传佛教的喇嘛也几乎相同）、头目多人，从勒乌围出发，金川人一路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就这样，两名首领以所谓“负荆请罪”的形式，来到傅恒驻扎的卡撒大营，向清军正式投降。

　　国舅傅恒摆足了帝国首相的谱儿，只见他“轻骑减从，示以不疑”，也就是只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来见莎罗奔，以表示自己心地坦荡没有疑虑。见叔侄二人面缚请罪，傅恒表示十分满意，他随即宣布圣旨，代表皇帝宣布，帝国已经宽恕了你们的所有罪行，“示以德威，宥以不死”。

　　史载，莎罗奔和郎卡也相当配合宰相的这场演出，他们对皇帝以德报怨的决定极其感激，表现得无比欢欣鼓舞，抢着发誓说今后永远不敢再违犯朝廷。随后，金川人向傅恒呈献古佛一尊（应是敦巴辛绕或其他苯教神祇的塑像），以及银万两，傅恒接受了佛像但却拒绝了银子，这场受降仪式至此圆满成功。

　　帝国首相随即以“露布”形式向朝廷飞报大捷。所谓“露布”，是一面写有文字的帛制大旗，多用来发布军事捷报。信使快马加鞭，一路上高举露布，沿途宣布胜利的消息，这被认为是古代时效性、公开性最强的传播方式。也正因为这样，旧时谁要是能写得一手好露布，绝对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比如后世有小诸葛之称、曾在民国期间为中国再次囊括外蒙古的皖系名将徐树铮，便号称“上马杀贼，下马露布”，就是夸他除了用兵出众外，文采也相当可以。

　　受降的第二天即二月初六，傅恒就从金川启程，像露布使者那样马不停蹄朝着京师狂奔，他还要跑去赶姐姐孝贤皇后逝世一周年祭奠的场子呢——三十多天里从藏区赶到北京，时间可真是够紧张的。

　　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第一次金川战争，或乾隆所谓“初定金川之役”，至此终于戏剧性地结束。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1 17:22:20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1-21 17:24 编辑

　　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次金川战争，乾隆皇帝所谓 “十全武功”中的首战，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调动了七省兵力，前后约八万余人的军队，周边土司也派出了土兵一万协同作战，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与金川一隅抗争，但最后不过得一所谓的“受降”名声而已。

　　第二，金川的势力并没有受到重创，战场上占尽优势的金川人一旦缓了过来，自然口服心不服，此后会更加藐视朝廷。

　　第三，清政府甚至皇帝本人颜面扫地，乾隆甚至多次表达了后悔发动这场战争的意思，仅仅是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清军才侥幸得到了几乎所有结局中最好的一种，这使得清廷当初关于犁庭扫穴彻底消除隐患的大言成了一个笑话，而周边土司则看清了这头纸老虎的本质，更加慑服于金川土司的强力。

　　尤其是第二和第三点，可以说为后来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种下了祸根。

　　战争结束十天之后的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负责清军后勤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向朝廷公布了这场战争所花军费的初步审计结果：包括川省库存、部拨及外省协拨，总共花了近九百万两白银，如果加上各地捐输的二百余万两白银，军费开支肯定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换句话说，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不到四千万两白银）超过四分之一都填进了金川这个无底洞。

　　因此，战争宣告结束后，乾隆意兴阑珊，既没有强求被朝廷赦免的莎罗奔和郎卡进京谢恩，“免其赴阙谢恩”，又没有让号称取得大捷的傅恒宰相按照惯例献俘，甚至于，当莎罗奔和郎卡请求“选送番童、番女各十名进京代其服役”时——这其实有金川方主动献出人质讨好朝廷的意味——也被扫兴的皇帝给拒绝了，此时的弘历大概一听到“金川”这两个字就赶到闹心不已，就更别提让那些想起就烦的金川人在自己身边侍候了。

　　傅恒班师后，四川当局的最高领导变成了新任四川总督策楞，他之下便是四川提督岳钟琪。两人合计了一下，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有十二个条款的《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鉴于策楞刚刚到四川还没有熟悉情况，因此这些建议大概多是岳钟琪的主意。主要内容包括：

　　1、在大金川的旁边，今天丹巴县的巴底和巴旺各立土千户一员，由革布什咱土司管辖，以监视莎罗奔的行为；

　　2、做为上一条的保障，由一个清廷信得过的子弟今后承袭革布什咱土司职位，发给其正式委任状；

　　3、大金川既然归还了其以前所占各家土司的领地，那么与其接壤的杂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等几个土司应连为一气，共同防范大金川；

　　4、做为上一条的具体实施，已经与阿扣离婚的小金川土司泽旺和沃日女土司泽尔吉联姻；

　　5、两人结婚后，派一个清廷信得过的子弟代理沃日土司；

　　6、督促修复战争中被毁的小金川战碉；

　　7、小金川副土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小郎素二人——应该分别安置，以防小金川坐大；

　　8、郎卡的异母弟弟土舍汪尔吉，由于先前投奔了清军，现在已经没法回去，应交其母舅革布什咱土司安置；

　　9、加衔奖励棱磨、卓克基、党坝等嘉绒众土司，以免金川被打压之后，嘉绒另一土豪——杂谷一家独大；

　　10、请加级鼓励效力于清军的各部土司；

　　11、吸取王秋的教训，今后应该严禁严汉奸出入番地；

　　12、赎回当地少数民族购买的汉人土地，今后严禁汉人将土地私自出售给少数民族。

　　对此，乾隆皆一一批准。很显然，总督和提督的这些建议环环相扣，其目的是在承认大金川土司现状的前提下，利用其他嘉绒土司对大金川加以牵制，以维持嘉绒地区势力的均衡。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措施其实都太流于形式，并没有对金川势力有任何实质性的打击，既没有在当地驻军，又没有规模移民，所有的防范几乎都是以往“以番治番”的老套。

　　也正因为如此，金川人过得比战争中要滋润许多，莎罗奔仍继续当着他的土司，一直活到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十一年的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年，才在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寿终正寝，此时距离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1771年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时间恰好也是十一年。

　　从史料来看，在莎罗奔土司的执政期间，他确实遵守了自己对岳钟琪的六项承诺，金川地区基本上风平浪静，起码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从史料来看，莎罗奔为讨好乾隆可谓煞费苦心，做足了官面文章，在申请派童男童女代替自己侍候皇帝遭拒后，他又在噶尔崖大张旗鼓地为帝国首相傅恒设立了长生牌位早晚跪拜。

　　后来，莎罗奔还演出过一场拾金不昧的喜剧：当时一名清朝军官前往金川北边的党坝办事，晚上路过勒乌围的时候不小心丢了行李，结果被当地人捡到交给莎罗奔，大金川土司第二天立刻派专人送到了四川总督策楞处，乾隆得知后十分满意，此后便经常宣称莎罗奔是“归诚向化”的榜样。

　　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第二次金川战争中也有一个莎罗奔，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从莎罗奔及其妻子挈番众二千馀出寨，奉印献军门降，金川平”，而索诺木等金川首脑最后统统被清廷千刀万剐也就是凌迟处死，莎罗奔应该也在其中。但其实，这个莎罗奔和我们前篇的主人公并不是同一人，他是索诺木的哥哥，当时的清军将领在给乾隆的奏章中称其为“喇嘛莎罗奔”——我们前面写过，“莎罗奔”并非一个具体人名，而是嘉绒藏族对出家的土司子弟的泛称。

　　至于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则是郎卡的儿子，也就是郎卡伯父莎罗奔的侄孙。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年纪大了，便让侄子郎卡代理自己主事，前面我们讲过，郎卡曾以自己病重将死为由，希望与清军谈判，但是双方和议刚刚达成，这位金川酋长竟然一骨碌爬了起来，马上宣布自己已经康复，让人颇觉哭笑不得，只能感叹藏医药创造的奇迹。

　　莎罗奔死后，郎卡请求清廷让自己正式继承伯父的位置，但被四川当局拒绝。郎卡怀恨在心，遂派兵滋扰党坝土司领地，而乾隆则鉴于清军盲人骑瞎马般卷入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沉重教训，下令驻川部队静观其变不得妄动。朝廷的不作为导致郎卡更加嚣张，此后越发向周边地区侵略，出兵大掠党坝和巴旺土司。到了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嘉绒各家土司忍无可忍，在时任四川总督阿尔泰的串联下，大家宣布联合起来对抗郎卡，终于爆发了“九土司环攻金川”之役。

　　所谓九土司，包括巴旺、党坝、沃日、瓦寺、绰斯甲布、明正、木坪、革布什咱以及小金川，其中，今天丹巴县的巴旺和马尔康县的党坝两家都是弹丸之地，根本没法与大金川抗衡；明正与瓦寺两家土司倒是实力雄厚，如果光论势力的话并不在大金川之下，尤其是明正土司更是富甲天下，但他俩离金川实在太远，瓦寺土司在七百里外的汶川，而明正土司所在的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已经到了康巴藏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距离大金川既近而又有相当实力的，“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

　　尽管如此，如果能够集中绰斯甲布与小金川的力量，其他各家在旁边呐喊助阵，再加上清朝正规军的支持，九家土司的讨伐行动是足够郎卡喝一壶的了。但可惜的是，四川总督阿尔泰似乎完全不明白党同伐异的道理，导致这场“九土司环攻金川”之战虎头蛇尾。

　　得知九家土司联合进攻自己的消息，郎卡立即采取措施，他派人紧急求见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绰斯甲布和小金川两家，提出与对方联姻，两土司也不愿与实力雄厚的大金川为敌，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前面我们说过，绰斯甲布与大金川关系十分密切，莎罗奔曾在金川战争中写信给该土司请求对方念在同教份上不要相煎太急，而岳钟琪十三骑入金川的时候，撮合双方谈判也正是该土司。小金川与大金川关系更近，二者本来就是一家人，虽然泽旺土司当年曾被莎罗奔狠狠摆过一道，但现在斯人已亡时过境迁，怨仇早就渐渐淡去，现在郎卡主动示好，泽旺也就没有拒绝。联姻以后，绰斯甲布和小金川自然在攻打大金川的过程中三心二意。

　　让人赶到奇怪的是，在此期间，四川总督阿尔泰对这场明显出于政治目的的联姻竟然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干涉，此举让其他土司极为寒心，尤其是大小金川再次联手后果相当严重，史载他们“自是狼狈为奸，诸小土司咸不敢抗”。

　　此时，嘉绒十八土司中本来与大金川分庭抗礼的杂谷土司已经不复存在——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杂谷土司苍旺与属下的梭磨、卓克基等酋长发生纠纷，苍旺不听四川当局调解，提督岳钟琪以其试图谋反为名义率军讨伐，最终杀死杂谷土司，将这个庞大的土司辖区肢解为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四个互不统属的弱小土司。换句话说，大金川已经是一家独大。

　　总督阿尔泰与提督董天弼率领的清军于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出兵，随后便在康八达战碉群（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当年岳钟琪曾建议从党坝经此地直捣大金川核心勒乌围）下一筹莫展，而嘉绒土司们则是出工不出力，最后的结局简直成了第一次金川战争的翻版：

　　“郎卡出谒，阿尔泰许如所请，并畀以新印。”也就是说郎卡像自己当年那样出来意思一下表示臣服，而阿尔泰则如傅恒般象征性地接受投降，同时代表朝廷正式授予他大金川土司的印信。

　　就这样，郎卡再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让清军重演了劳师远征无功而返的苦情戏。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成果，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这位大金川土司就病死了，如果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凭心而论，与其叔叔莎罗奔一样，郎卡确实无愧为金川人的英雄，如果天空中真有维京武士所宣称的英灵神殿，那里会肯定有他的一个位置。

　　——对了，在藏语中，“郎卡”的意思正是“天空”。

　　说完了幸运儿莎罗奔和郎卡，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倒霉蛋——第一次金川战争中清方主要人物的最后结局吧。

　　发动第一次金川战争的四川巡抚纪山，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调离，他被川陕总督张广泗弹劾去职，乾隆让其改任驻藏大臣。但是，纪山在拉萨任上尸位素餐，一味迎合野心勃勃的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可以说毫无做为，使得清廷依靠驻藏大臣制约藏王的企图完全落空。

　　金川战争结束一年后西藏大叛乱爆发，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被叛党杀害，尽管纪山当时已经离职，但迫切为自己西藏政策的失误寻找替罪羊的乾隆仍没有放过他，这个倒霉蛋被皇帝勒令自杀——“以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诛后，都统傅清等为乱党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尽”。

　　金川战争爆发时的川陕总督是隆科多的弟弟庆复，他早在战争结束前就丢了性命，只是，这个倒霉蛋的死亡与此战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一年前的瞻对之战有关，当时反抗清廷的瞻对土司班滚死里逃生，而报喜不报忧的庆复却谎称他已经被清军烧死。金川战争进行中，庆复本已被提升为宰相（大学士），但就在这时候，继他担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将真相捅给了上边，结果暴怒的乾隆认为庆复欺君罔上罪不可恕，勒令他以死谢罪——“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十四年九月令自尽”。

　　要说这个班滚可真是个牛人，被他搞死的除了庆复宰相之外，还有多名清廷高官，其中就包括与庆复一起欺上瞒下的四川提督李质粹，他“以焚毙班滚一案，附和庆复，扶同捏饰，十五年正月处斩”；以及当时的现场指挥官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他“以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十五年正月处斩”。

　　而班滚本人却始终毫发无伤，在金川战争期间他一直躲在莎罗奔的土司官寨里。战争结束后，莎罗奔替他向清廷求情，说这厮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请求皇上再给班滚一个机会，而乾隆竟然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这位因“夹坝”抢劫而引发无数事端，让清廷多个高官掉了脑袋的前瞻对土司，最后却以一个老死床上寿终正寝的结果让后人大跌眼镜，尤其再想起因他而死的成千上万的藏人和清军，直令人不胜唏嘘——命运的安排无法捉摸，莫非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金川战争中死亡的清军高级将领很多，除了任举总兵和买国良参将这样的光荣战死者，还有张兴副将这样中了敌计而稀里糊涂丢了脑袋的，更有建昌镇总兵许应虎这样的孱头，他“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密请让地撤营，十四年十月处斩”。

　　至于活下来的那些将军，战后则大多加官进爵。马良柱跟随傅恒重返金川，以泰宁协副将的官衔军中效力，表现得很不错，《清史稿》说他率兵攻克了曾颇让清军挠头的昔岭阵地，而岳钟琪亲率十三骑入金川劝降，他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清史稿》记载道：“莎罗奔请降，良柱以十余骑入其营宣谕。”

　　金川之战结束后，马良柱重新被提升为建昌镇总兵，并赐孔雀翎。后来，他再次被乾隆招进北京，在香山地区重操指导禁军演练云梯进攻碉楼的老本行，此后又调任松潘镇总兵，在老上司岳钟琪进攻杂谷土司的战争中，他也曾率军参与。战后马良柱告老还乡，一直活到八十一岁才去世，其子马应诏后来做到直隶河间副将之职。

　　与马良柱一起回来的哈攀龙，金川之战后被提升为代理固原提督，后来又调任代理湖广提督，并在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实授湖广提督，第二年又调任贵州提督。乾隆二十四年他到北京觐见皇帝，随后一直在京治病但不见好转，一年之后去世，乾隆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

　　哈攀龙的儿子哈国兴是乾隆朝名将，曾在云南提督位上跟随傅恒与缅甸作战，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哈国兴以陕西提督、参赞大臣的身份，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统领陕西、甘肃的各路人马攻克了小金川，同年病逝于军中。哈国兴的儿子哈文虎也在金川前线效力，次年与清朝宰相温福一起，阵亡于著名的木果木战役，死后他的牌位进入烈士纪念馆即“入祀昭宗祠”。

　　随云贵部队入川参战的云南昭通镇总兵治大雄，战后被提升为云南提督，乾隆十五年又“叙功加左都督衔”并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不过两年后，他因儿子犯罪的原因被革去提督降为哈密总兵。乾隆二十一年，他代理安西提督（当时新疆大部尚在准噶尔汗国控制下，安西提督主要负责新疆东部清军控制区的军务）的时候，又因所管理的军马数目对不上且大量死亡，被革职押送京师治罪，最后病死在进京的路上。

　　治大雄的老上级、接替庆复担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在第一次金川战争后期以“贻误军机”罢官治罪。老张被押回北京后，乾隆决定御驾亲审，审判地点设在中南海的瀛台，也就是后来光绪皇帝被泣血囚禁的那个地方。一直到这时候，如果张广泗认个错服个软的话，仍有一丝生机存在，因为“贻误军机”虽是大罪，但毕竟没有触犯皇帝个人的脸面和尊严，比起乾隆加诸讷亲“孤恩藐法，罪不可逭”的咬牙切齿，其实还是有商量的。

　　张广泗要是痛心疾首表演一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哭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人，尽管仕途已经没啥大指望了，但混个罢官流放的从轻发落是有可能的。何况，乾隆对这位平苗名将的军事才华一向欣赏，比起已经彻底成了落水狗、不得不给国舅爷腾出首相坑儿的讷亲，老张这条狗对主人还是有些用处的，正如同当年同样“贻误军机”的岳钟琪那样，过些年东山再起并非毫无指望。

　　但没想到的是，到了审讯的时候，自感受了冤枉的张广泗竟然当场发飙，几乎乾隆每说一句，老张就反驳十句，搞得乾隆雷霆震怒，下令大刑伺候，但即使这样，老张的一张嘴仍然bla-bla-bla个不停，“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要知道，张广泗可是一等一的告状大王，当年一状告得大将军岳钟琪几乎人头落地，二状告得宰相庆复当真一命呜呼，辩论的本事岂是常人可比，据说审讯时他侃侃而谈逐条驳斥，声如洪钟直达御座，听得在场的人们战战兢兢乍舌不已。

　　就这样，当着众多陪审的群臣，主审的皇帝被犯人抢白得理屈词穷颜面尽失。传说恼羞成怒之下，一向脸皮重于生命的弘历竟然不顾司法程序，当场掷下尚方宝剑，令大内侍卫立斩张广泗！如果这事儿靠谱，那张广泗在审讯时除了顶嘴之外，还很可能曝光了一些不能为外人知的秘辛，让皇帝十分下不来台，继而决定杀人灭口。至此，从雍正四年初上战场起，这位平苗名将长达二十八年的军事生涯戛然而止，让人不胜唏嘘。

　　随后，乾隆专门为此下了一道充满着怨念告白的上谕，内容几乎都是大白话，就不做翻译了：

　　“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於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忮！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娴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

　　对于这个人的结局，《清史稿》评价道：“广泗倾钟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虽有劳不能逭。吁，可畏哉！”大意是，张广泗当初倾轧岳钟琪，揭发张照，后来又因没法撼动帝国首相讷亲，于是搬个板凳看人家热闹，他可以说是因为嫉妒而引来杀身之祸，即使此前再有功劳，最后也没法逃脱宿命了。唉，这实在太可怕了！很显然，这篇传记的作者隐隐流露出了一丝对张的惋惜之情，对他以往的功劳还是相当肯定的。

　　虽然杀了张广泗，但惹了一肚子火的乾隆越想越生气，无处发泄的皇帝再度迁怒于人，倒霉的前首相讷亲终于在劫难逃。当时，他正在被大内侍卫鄂实押解回京的路上，一行人已经走到了班拦山——该地名很可能是“斑斓山”的异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就是今天小金县与汶川县的分界，川藏北线上著名的巴郎山。

　　就在这里，押送官鄂实突然收到皇帝的上谕，随同圣旨到来的还有一把著名的宝刀，正是讷亲祖父留下的遏必隆刀。拜读完圣旨，鄂实二话没说，立即将囚犯讷亲提了出来，前首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被一刀结果了性命。相比老对头张广泗，讷亲仅仅多活了不到一个月，两人纠缠不休的恩恩怨怨终于彻底了结。

　　讷亲死后很久的一天，乾隆突然对大臣们发下了两个折子，人们打开一看，原来是当年讷亲保举兆惠和阿桂的奏章，里面称赞两人“内堪尚书、外堪督抚”，希望皇帝今后能大力提拔他们。而此时，兆惠和阿桂早已成为帝国军界一等一的大人物，可这两个当事人却从来不知道讷亲当初曾保举过自己。大臣们这才明白，原来皇帝从来没有忘记过讷亲，而通过这两份迟迟发布的文件，乾隆显然是有意让大家知道这位刻薄的前首相并非一无是处，于是“人始服其论荐之公”。

　　对于这位晚节不保的满洲贵族，清人笔记评论道：“然则讷虽功名不终，其识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禄者可比，宜高宗之异常眷倚也。”干练的皇亲，识才的伯乐，廉洁的官僚，张狂的宰相，以及好色的男人，怯懦的统帅，究竟哪个才是讷亲的真面目呢，也许各种都有一点儿吧。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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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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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雄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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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瞻对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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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临阵换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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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官上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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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踯躅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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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损兵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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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士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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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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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尚能饭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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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黔驴技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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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香消玉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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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怀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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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投鼠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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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山穷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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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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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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