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體系：現代世界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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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體系：現代世界是如何形成和發展的？
嚴飛
討論了戴蒙德的理論，探討了地理環境如何影響不同文明的發展路徑。要繼續思考全球不平等的問題，但換一個角度：從社會結構和權力關係的角度，來理解現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
想像一下，如果我們從一顆可哥豆出發，沿著它的旅程一路追蹤，我們會發現什麼？
它可能在西非的迦納種植園裡成熟，可能由一位年收入不到1萬元人民幣的農民手工採摘。接著，它被運往歐洲，在比利時或瑞士的工廠中加工成巧克力，再由法國設計公司包裝，最終出現在上海的超市貨架上，售價是原材料價格的數十倍。
這個過程表面上是全球化的協作，實際上卻是定型的全球分工不平等。農民從不能決定可哥豆的價格，掌握定價權的人總在別處。
你看，這個世界看似自由流動、機會平等，但在資源、勞動力和權力的分佈上，卻總是呈現出某種穩定的不平等。那我們不妨問一個問題：這種現代世界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持續運轉至今的？
發展只是快慢的問題嗎？
面對全球不平等，有些學者會這麼解釋：迦納之所以貧窮，是因為它發展得太慢。
他們認為，這些國家還處於較早的發展階段，就像是一場長跑比賽，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只要給它們足夠的時間，學習西方的技術、制度和管理經驗，它們早晚會發展成下一個英國、下一個美國。
這種觀點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非常流行，被稱為“現代化理論”。它的核心邏輯是：所有國家都會沿著相同的道路發展，從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不平等只是暫時的，是發展階段的差異，隨著現代化進程的推進，這種差距會逐漸縮小。
換句話說，在這種理論看來，世界是由一個個獨立國家組成的，每個國家都按照自己的節奏發展。比如，迦納今天是傳統社會，但只要努力，明天就能變成現代社會。
但問題來了：為什麼幾百年過去了，這種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劇了？為什麼迦納的農民還是只能種可哥豆、拿著微薄的收入，而歐洲的巧克力品牌卻越來越賺錢？為什麼孟加拉還是孟加拉，英國還是英國？
20世紀70年代，一位美國社會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給出了一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全球等級秩序：世界體系是怎樣形成的
沃勒斯坦提出了一個理論概念，叫做“世界體系”（World-System）。他的核心觀點是：現代世界並不是由一個個獨立國家自發發展起來的，而是自16世紀以來，由歐洲國家在擴張、掠奪和交換中，逐步構建起來的一個統一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換句話說，不是有些國家發展得太慢，而是整個世界本身就是在一個不平等結構中運轉的。迦納沒有發展成下一個英國，不是因為它不夠努力，而是因為它長期被困在全球分工的邊緣。
要理解這個體系如何形成，我們得從16世紀的歐洲出發。那時候，歐洲國家通過殖民擴張和掠奪，逐步建立起一個全球網路。全球的財富被集中到歐洲，推動了歐洲的工商業發展。
沃勒斯坦認為，到了17世紀，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逐漸成形。它的基本邏輯，是通過不對稱的交換關係，將利潤集中在核心區域，而把勞動密集型、資源型的工作分派給邊緣區域。這些區域不是按照自然稟賦劃分的，而是在政治、軍事、制度等多方面力量博弈中被“安排”出的角色。比如，美洲是原材料基地，非洲是奴隸供應地，亞洲則是商品傾銷市場。
可哥豆仍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原產于美洲，是瑪雅人和阿茲特克人的食品。殖民時代，歐洲人先是奴役非洲人，強迫他們到美洲種植可哥豆，後來又將可哥豆引種非洲，強迫當地發展出口型農業，為歐美市場提供可哥豆。這種分工一直延續到今天：迦納農民無法決定可哥豆的價格，他們的角色早已被世界體系“安排”在資源供給的邊緣位置上。
也就是說，在這個體系裡，不同國家被分工到不同位置，比如核心、半邊緣或邊緣。
沃勒斯坦用“半邊緣”這一概念，專門描述那些不完全受壓迫、但也不具主導地位的區域，比如當時的俄羅斯，或後來的中國、印度、巴西。這些國家常常承接著產業轉移的中間環節，在上升與被剝削之間徘徊，是世界體系穩定的“緩衝帶”。
所以說，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體系的根基並不是自由貿易，而是一種結構性的不平等：核心國家可以通過軍事壓迫、制度主導，或者在貿易中設定遊戲規則，使邊緣國家始終處於價值鏈的低端。
世界體系是怎樣發展的
聽到這兒，可能有同學會想：殖民時代早就結束了，為什麼這種不平等還在延續？
沃勒斯坦的回答是：二戰以來，舊有的殖民體系雖然解體，但世界體系的結構並沒有被打破。許多新興國家實質上被納入一個更隱秘、也更強韌的全球分工體系中。原材料依舊從非洲和拉美大量出口，而金融體系和智慧財產權的控制則越來越集中于少數歐美國家。
這種結構性分工在今天的產業鏈中尤為清晰：非洲出口可哥豆和鈷礦，東南亞和南亞提供勞動力製造成品，中國等“半邊緣”國家則承接組裝和部分技術，但利潤的最大頭，往往仍由歐美資本市場決定。
回到我們剛才講的可哥豆。我們今天吃到的巧克力，依舊來自那位可能年收入不到1萬元人民幣的迦納農民的勞動；而這塊巧克力售價中的大部分利潤，仍由核心國家的品牌和資本掌控。
或許你會問，這樣的體系就沒有變化的可能嗎？沃勒斯坦覺得，情況其實並不樂觀。他認為，世界體系本身具有自我修復的能力，它可以在邊緣與半邊緣之間製造流動性，以消解真正的顛覆。例如，當中國或印度崛起時，部分產業就會被轉移到更貧困的國家，比如像孟加拉、衣索比亞、柬埔寨。於是，看似有人“爬上來了”，但整體結構卻並未動搖，邊緣位置仍然存在，只是換了“新乘客”。
你看，它提醒我們，今天的全球化從未擺脫歷史的影子，我們所生活的現代世界，是一個延續了數百年的結構性體系的產物。
理解這點，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否定全球交流的意義，而是要意識到：這個世界的現代性，從一開始就不是平等地降臨在每一塊土地上的。
被捲入世界的你我：我們能做什麼
那麼，回到現實中，身處這樣一個不平等卻緊密交織的現代世界，我們究竟還能做點什麼？沃勒斯坦的理論雖然宏觀，但它其實也給了我們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啟示。
第一，不要輕易用“落後”去評判一個國家或地區。
我們常常會說某個國家太窮了、太亂了，但沃勒斯坦提醒我們，這種貧窮往往不是他們選擇的結果，而是由於它長期處於世界體系的邊緣位置。當我們把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僅僅歸因於文化、效率或制度時，往往容易忽略它背後的世界體系。重視這一點，能讓我們更公正地看待發展這件事，使我們不會輕易被刻板印象所誤導。
第二，我們要意識到日常消費行為的全球影響。
一塊來自於迦納的巧克力、一件產自孟加拉的T恤，它們不只是商品，它們背後連著的是複雜的全球不平等結構。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要因此停止購物，而是說，我們可以在能力範圍內，選擇更具責任感的品牌。消費者不一定能改變世界體系，但我們至少可以通過消費選擇，表達對某些價值的支持。
第三，我們應當關注，那些在體系邊緣努力爭取公平發展權利的人和國家。
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很多邊緣國家長期被忽視，它們缺少話語權，也常被排除在全球規則制定之外。而今天，越來越多的“全球南方”國家開始聯合起來，試圖在氣候、貿易、技術等領域提出自己的立場。這種努力值得被看到，也值得被支持。作為公眾，我們可以多瞭解這些聲音，在結構性不平等中，我們需要傾聽那些被遮蔽的經驗。
當然，我們改變不了這個體系的運轉邏輯，但我們可以改變自己在其中的姿態。在沃勒斯坦看來，世界體系終將面臨轉型或危機，而這一過程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能否真正理解這個世界的結構，是否願意推動它變得更加公正。
總結
好，讓我們來做一個總結；
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挑戰了我們對發展、現代化的既有想像。他告訴我們，不是有些國家發展得太慢，而是整個世界本身就是在一個不平等結構中運轉的。
不同國家被分配到了核心、半邊緣和邊緣的位置，形成了等級森嚴的全球分工。在今天，不平等的結構性分工從未消失。
理解世界體系，是為了幫助我們更清醒地判斷什麼是全球化。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能在日常消費和對信息的判斷中做出更有意識的選擇。

来自群组: 龙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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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衝擊」到「擠壓」，到底誰在阻礙後發國家？
夏春
摘要：近年來，西方學界對華經濟敘事持續迭代，從「中國衝擊論」演化出「中國擠壓論」。該理論摒棄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範式，依託靜態要素稟賦零和思維，聲稱中國憑藉全產業鏈優勢擠佔發展中國家低端製造業空間、阻斷後發國家工業化進程，試圖塑造中國阻礙全球南方發展的負面形象，具備極強的輿論迷惑性與地緣誤導性。本文基於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結合世界經濟史，系統拆解該理論的核心謬誤。本文發現，「中國擠壓論」存在理論倒退、靜態假設脫離現實、混淆市場競爭與發展阻斷、歸因錯位等多重核心漏洞，完全忽視現代貿易規律。事實表明，全球產業分工是動態擴容、效率擇優的非零和過程，中國產業升級並未擠壓他國發展空間，反而通過產能轉移、技術輸出、基礎設施賦能、市場開放等方式，為全球南方國家搭建工業化發展階梯。真正長期壟斷技術規則、鎖死後發國家發展路徑的是西方發達國家「踢開梯子」的發展模式。
近十餘年，西方輿論與學界針對中國產業崛起的敘事，始終在持續迭代、層層升級，從最初針對低端製造的就業衝擊，再到針對高端製造的產能衝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國衝擊1.0、2.0的話語體系。這套敘事不斷更換外殼、調整切入點，但其核心內核從未改變：將中國的工業化崛起、市場化競爭與全球化參與，片面定義為破壞全球秩序、阻礙他國發展的「負外部性」，為對華產業遏制、貿易保護、規則打壓製造輿論與理論依據。
2026年3月，美國陸軍戰爭學院的兩位副教授Jessica Liao和Zenel Garcia在《外交事務》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正在擠壓東南亞》，聲稱中國通過產業自動化（如建立僅需10%人工的「黑燈工廠」）牢牢把持著低端製造，這使得周邊的東南亞國家製造業生存空間遭到了嚴酷的「局部擠壓」。2026年5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助理教授Shoumitro Chatterjee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的高級研究員Arvind Subramanian，在PIIE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中國重商主義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擠壓》，該文的大眾通俗版於6月刊登在《外交事務》上，題為《中國正在抽走身後的梯子：北京的出口戰略如何讓窮國保持貧困》。
自此，「中國擠壓」論正式出爐，它的另外一個名字是「中國衝擊3.0」（順便說一句，美國前勞工部助理部長、企業家Marty Manley在8月7日提出了另外一個3.0版本，即中國開源AI對美國閉源AI產業的挑戰，認為一旦中國模型實現商品化，美國科技巨頭的巨額債務將面臨違約風險，進而演變為系統性的金融與經濟危機）。
筆者看到第三篇文章的第一反應就是，它借用了劍橋大學的韓裔經濟學家張夏準2002年出版的經濟史著作《踢開梯子：發展戰略的歷史透視》的概念（中文版翻譯成《富國陷阱：發達國家為何踢開梯子》）。書裡說當今發達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無一例外地使用了高關稅保護、產業補貼、國有企業等被他們今天斥為「重商主義」的手段；而當他們攀上了梯子之後，便開始向發展中國家傳播自由貿易的好處，並試圖「踢開梯子」，阻止後來者使用同樣的工具。
Chatterjee和Subramanian（以下簡稱C-S）的標題和正文都在指責中國正在做同樣的事情，在身後抽走了梯子，讓更窮的國家無法再爬上來。相較於早期已經被數據證偽的「中國衝擊」論，最新的「中國擠壓」論更具迷惑性。它不再單純站在發達國家利益視角訴苦，而是偽裝站在全球南方、發展中國家的立場，聲稱中國獨佔全產業鏈優勢，堵死後發國家工業化道路。看似立足全球公平發展，實則是曲解工業化底層邏輯、無視全球分工規律、掩蓋西方發展霸權的片面話術。
如果不及時破解中國擠壓論的邏輯漏洞，它就有可能快速發展成「中國阻礙」論，或者「中國陷阱」論。本文的目標就是講清楚「中國衝擊」論三個迭代版本的來龍去脈、邏輯漏洞，以及真正抽走梯子的是誰。
中國衝擊論的演變：從1.0到3.0
要理解「中國擠壓」論，我們得先回顧它是怎麼從中國衝擊1.0和2.0升級來的。
中國衝擊1.0：對低端產品的抱怨
故事的開端是2001年。那一年，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後幾年，中國的出口像潮水一樣湧向全球市場。2000年到2007年間，中國對美出口增長了近四倍。美國的製造業工人開始抱怨，自己的工作被從中國進口的物美價廉的產品搶走了。筆者2001年剛到美國留學，就開始聽到這種聲音。但經濟系的教授們都說不用擔心，自由貿易對中美兩國都有好處。
2013年，三位經濟學教授，MIT的David Autor、蘇黎世大學的David Dorn和哈佛大學的Gordon Hanson，發表了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中國綜合症》。他們研究了美國各地受中國進口衝擊的程度，發現那些製造業集中、受中國競爭影響大的地區，不僅工廠關門了，整個社區都陷入了長期衰退。失業率上升、工資下降、人們開始領取殘疾補助、甚至死亡率都上升了。Autor等人將這一現象命名為「中國衝擊」，估算在12年時間裡造成美國大約240萬藍領工人失業（作為參考，美國每個月都會有500萬人更換工作）。他們在後續的一系列研究中，進一步把美國嚴重的社會問題，包括毒品氾濫、白人死亡率和離婚率上升、兩黨政治極化等，都歸咎於中國衝擊。就連後來拿到諾貝爾獎的Daron Acemoglu也加入到了這個陣營。
中國衝擊論很快成為經濟學研究中的「顯學」，1.0版的核心關切是中國對富國製造業就業的影響。這個研究相對嚴謹，數據扎實，結論令人警醒。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中國衝擊」論迅速從學術術語變成歐美主流媒體、國會聽證、公共辯論的流行關鍵詞，進入大眾輿論。這段時間，經濟學者並未及時進行反駁。
2018年，特朗普政府發動全球貿易戰，對中國施加高額關稅，其核心訴求就是希望緩解中國衝擊，縮小美國貿易逆差，增加製造業就業。當時的經濟學者，普遍從美國儲蓄不足的角度，去論證美國貿易逆差是自身經濟失衡的結果，而且普遍主張打貿易戰中國會成為贏家。他們對美國的失業問題和社會問題關注不多，對衝擊論反駁力度不強。當時的旁觀者很容易看出，雙方的辯論完全不在同一頻道。
筆者長期專注宏觀與金融投資研究，原本信奉專家的論述，直到2019年6月才開始詳細研究了Autor等人的研究。隨後，筆者在FT中文網發表了《「中國衝擊波」傷害美國了嗎？》上下兩篇長文，指出他們的論述中存在諸多邏輯漏洞。
比如他們研究的是「局部影響」，而非「整體福利」。後續研究都發現，中國進口讓美國消費者享受到了更便宜的商品，這些消費者福利增益（包括收入增加，可選商品物美價廉而且更加多樣化）在總量上超過了製造業工人的損失，真正的麻煩出在美國的社會再分配機制失靈，勞動市場流動性降低等等，但這些問題Autor等人都不討論。再比如中國衝擊論沒有考慮，假如中國沒有加入WTO，其他發展中國家對美國的出口，會如何衝擊美國的就業和社會問題。還有，為什麼對中國保持貿易順差的很多發達國家，在同期也經歷了製造業工人的減少？答案在於自動化對勞動力的替代，而這些影響都被Autor等人淡化了，導致了他們嚴重高估了的藍領失業人口。
據筆者所知，這是中文財經圈首次介紹中國衝擊論。筆者除了指出該論的邏輯漏洞，還提出了中國的應對之道：用美國頂尖國際貿易學者的研究，去反駁Autor等人的觀點；用美國家喻戶曉，主張合作共贏的主張，去化解爭端。這樣做符合中國的傳統智慧：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彼之道，還施彼身。
中國衝擊2.0：對高端產品的抵觸
時間快進到2020年，中國的出口結構開始發生顯著變化。不再只是服裝、玩具、家具，中國開始大規模出口電動車、太陽能電池板、鋰電池、無人機、芯片、創新藥和算力。西方輿論開始關注，中國向高端製造業的進軍，如何衝擊了德國、日本、美國等傳統工業強國。
中國衝擊2.0版的敘事萌芽於2020至2022年歐洲產業圈層，初期僅為小範圍行業討論。2024年4月，美國財長耶倫訪華，公開拋出中國新能源產業「產能過剩」論調，將行業敘事升級為國家級外交議題，《華爾街日報》馬上發表了一篇報道，標題就叫《中國衝擊2.0：廉價商品潮引發全球反彈》。
當時，筆者再一次梳理學術界對中國衝擊1.0的最新研究成果，發現美國貿易專家普遍反對Autor等人的研究，就連他們自己都承認中國衝擊早在2012年就消失了。他們也反對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認為無法減少貿易逆差，對增加美國藍領就業的影響也極其有限。另外一個好消息是，中國衝擊2.0出爐後不久，中國學者和西方獨立客觀的專家都迅速做出了有理有據的反駁。例如，James Heckman與方漢明在《華爾街日報》發文指出，從中國進口實際上可能增加了美國的總體就業，因為更低的商品價格刺激了其他行業的消費和就業，而Autor等人只關注了製造業地區的失業問題。美國前勞工部助理部長Manley就指出中國衝擊1.0引發的藍領工人長期失業問題，真正要怪的是美國政府無動於衷。
2024年下半年歐盟啟動對華電動車反補貼調查，疊加2026年歐洲改革中心發布專題報告、G7峰會集中炒作，中國衝擊2.0徹底登頂歐美公共輿論場。流行的敘事是，中國依託產業政策扶持，在新能源、高端製造領域形成超額產能，通過低價出口搶佔全球高端市場，衝擊歐美優勢產業、擾亂全球貿易秩序。相較於1.0版本，2.0版本的針對性、對抗性更強，不再糾結低端就業替代，而是聚焦西方核心利益賽道，本質是發達國家對中國高端產業突圍、技術霸權鬆動的戰略恐慌。
中國衝擊3.0：擠壓論的登場
2026年，兩位印度裔學者C-S登場了，他們將「中國衝擊」的對象從富國轉向了窮國。核心論點是：中國不僅在高端產業衝擊了富國，還在低端產業「擠壓」了窮國。C-S採用了兩套方法來「證明」這個論點：
第一，勞動力份額對比法。他們假設，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一個國家的出口份額應該與其低技能勞動力佔全球的比例大致相當。但中國的增加值出口份額高達64%，而其勞動力份額只有31%。中間的差距，約33個百分點，被他們定義為「超額出口」，他們估算2022年金額高達1100億至3650億美元。C-S認為，中國在服裝、紡織、鞋類、皮革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中，佔據了與其勞動力稟賦不相稱的出口份額。按照傳統的「雁行模式」，一個國家富裕起來後，應該把低端產業讓給更窮的國家。就像日本曾經把紡織業讓給亞洲四小龍，四小龍又把紡織業讓給中國一樣。但中國沒有這樣做。它在攀登高端產業階梯的同時，還拒絕退出低端產業。結果，更窮的國家（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的部分國家）失去了通過勞動密集型製造業實現工業化的機會。
第二，歷史階段對比法。C-S指出歷史上發達國家，在與中國當前同等收入水平時，全球出口份額只有約8%，而中國現在高達27%。而在進口份額上，發現中國進口的低技能商品只有歷史上發達國家的五分之一。這意味著中國不僅「擠佔」了全球出口市場，還沒有為全球南方創造足夠的需求。假如中國列舉出從發展中國家進口的大量商品，例如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大豆進口國，主要來自巴西和阿根廷；中國從非洲進口大量礦產、農產品和能源資源；中國從東南亞進口大量農產品、木材和零部件。C-S則會辯解說這些不算「低技能商品」。
基於這兩個「證據」，C-S得出擠壓論：首先，中國突破了傳統規律，在完成產業升級、佈局高端製造的同時，並未退出全球低端勞動密集型產業，形成「全產業鏈全覆蓋」格局，導致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進入這些市場。這是「擠壓」的主渠道。其次，中國憑藉完備的產業集群、極致的成本優勢、龐大的生產規模，持續「霸佔」全球中低端產業賽道，在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市場上，中國進口商品以更低的價格與當地企業競爭，不僅導致當地工廠倒閉、工人失業，還直接堵死了印度、越南、非洲等後發國家的工業化起步通道。第三，中國沒有從後發國家進口足夠多的低技能商品。C-S的最終結論就是，中國爬上了工業化的梯子，就把梯子抽走了，擠壓全球南方國家的發展空間，讓窮國永遠無法完成工業化。
C-S的論述聽起來符合一種直覺：世界上就這麼大一塊製造業蛋糕，你中國吃了這麼多，別人吃什麼？相較於中國衝擊1.0和2.0版本直白維護富國利益，擠壓論站在全球發展格局視角，偽裝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挑撥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將中國塑造為全球發展的「阻礙者」，意圖顛覆中國的全球化發展形象，成為目前誤導性極強的對華經濟敘事。
但是，中國擠壓論看似邏輯完整、論據充分，實則建立在多重認知誤區、現實割裂與理論偏差之上，完全經不起推敲。已經有一些學者敏銳地指出敘事漏洞，例如全球製造業和全球貿易的蛋糕一直在變大，中國發展並不妨礙其他國家來分蛋糕。相反，如果中國不來做大這塊蛋糕，其他後發國家也未必有能力來做蛋糕和分蛋糕。C-S描述的零和博弈根本不符合現實。此外，蘇奎就敏銳地指出，只要把C-S文章裡面的貨物出口數據都換成人均值，中國擠壓的說法就立不住了。因為德國人均貨物出口為1.9萬美元，韓國為1.3萬美元，法國0.95萬美元，英國0.66萬美元，美國也有0.59萬美元，這些傳統發達國家都遠超中國（0.25萬美元）。連墨西哥（0.48萬美元）、泰國（0.42萬美元）、越南（0.4萬美元）、土耳其（0.28萬美元）這些新興或發展中國家也都超過中國。
相比其他批評，筆者重點指出C-S在學術理論上的根本缺陷，這是擠壓論的「阿喀琉斯之踵」，也是本文的最重要的貢獻。
「中國擠壓」論的五個邏輯漏洞
理解「中國擠壓論」的謬誤，必須置於國際貿易理論的迭代譜系中審視。全球主流貿易理論歷經數輪演進，從古典生產率差異、新古典要素稟賦，到現代內生分工、企業異質性與動態技術分工，形成了一套完整、動態、貼近現實的分析體系。而 C-S的「擠壓論」，刻意拋棄現代成熟理論範式，退回靜態零和思維，構成典型的學術倒退。這是讓筆者最為意外之處，也難怪C-S的論文只能在政策研究機構PIIE發表，完全無法發表在正規的學術期刊。
經典李嘉圖比較優勢理論以勞動生產率差異解釋分工，但維度單一；赫克歇爾-俄林（H-O）要素稟賦理論作為新古典貿易核心框架，將貿易根源歸結為各國要素結構差異，認為國家將依託自身勞動、資本等資源稟賦形成專業化生產格局。但 H-O 模型存在致命局限：它是靜態、外生、固定分工模型，默認一國產業位勢由先天資源鎖定、難以突破，天然容易衍生「發展零和、空間擠佔」的片面敘事，這正是C-S唯一依託的理論基礎。他們假設的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一個國家的出口份額應該與其低技能勞動力佔全球的比例大致相當。但在現實中，國際貿易的份額分配從來不以人口規模為依據。即使在H-O模型裡要得出這個結論，也需要滿足一個非常苛刻的條件：所有國家的工人生產效率必須相同。
可是現實中，不同國家工人的生產效率差異巨大。中國製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TFP）年均增長在1998-2007年間高達8%（Brandt等，2012）。同一時期，中國通過讓資源從低效率的國有企業流向高效率的私營企業，獲得了巨大的效率提升（Song等，2011）。這意味著，中國工人的「產出能力」遠高於其他發展中國家，不僅僅因為中國人更勤奮，而且因為中國的產業生態系統、供應鏈配套、物流基礎設施、技術積累等因素，使得同樣的勞動投入能創造出更多的價值。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出現「超額出口」是理所當然的，類似的，美國在農產品，德國、日本在高端製造出現「超額出口」都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沒有人指責美國擠壓了其他國家的農產品生產，也沒有人指責德日擠壓了其他國家的高端製造發展，中國擠壓論也一樣完全不成立。
自1980年代以來，現代貿易理論早已全面突破 H-O 的靜態桎梏，形成三套更嚴謹、更貼合現實的核心範式，徹底否定零和擠壓邏輯。
克魯格曼（Krugman）新貿易理論指出：規模經濟催生產業內雙向貿易。傳統要素稟賦無法解釋稟賦相似國家的大規模貿易與產業並存格局，而規模報酬遞增與產品差異化，讓產業分工不再取決於資源稀缺，而取決於市場擴容與生產效率提升。這意味著全球產業空間可內生擴張，並非固定存量，一國產業崛起不會必然擠佔他國發展席位。
梅里茲（Melitz）新新貿易理論進一步微觀化解釋貿易競爭邏輯：企業異質性決定出口貿易選擇。行業內不同生產率企業的優勝劣汰是全球化常態，市場競爭是效率篩選而非發展權利剝奪。各國本土產業困境更多源於微觀企業效率、制度環境等內部約束，而非外部國家的系統性「擠壓」。
Eaton-Kortum（E-K）現代量化貿易理論則構建了當代最主流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技術差異驅動多國動態貿易分工。該理論將比較優勢錨定在可迭代、可進步的技術生產率上，取代了 H-O 固化的先天稟賦，證明全球分工是技術擇優、動態調整的過程，後發國家可通過技術學習、產業積累重塑比較優勢，不存在被永久鎖死的低端產業陷阱。
反觀C-S的「中國擠壓論」，其完全無視 Krugman、Melitz、Eaton-Kortum 構建的現代動態貿易體系，固執套用早已被修正、被迭代的靜態 H-O 零和框架。相較於 Autor等人的中國衝擊論尚且依託 E-K 量化範式、承認貿易的雙向結構性影響，「擠壓論」在理論層面更為粗糙、滯後，是對現代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的刻意背離。簡單對比主流貿易理論，C-S的論述錯誤就變得一目了然。
靜態零和假設違背動態產業升級規律
C-S的「擠壓」論建立在荒謬的靜態發展觀之上：全球產業席位固定、市場空間有限，一國的產業進步必然擠佔他國的發展空間，發展中國家只能依託低端製造業完成工業化起步，而中國的全產業鏈佈局堵死了這一唯一通道。這一假設完全違背了後發國家工業化的動態演進邏輯。
結合 E-K 模型的動態技術分工邏輯與 Krugman 規模經濟理論可知，產業發展從來不是「排隊佔位」的固定遊戲，而是技術迭代、分工細化、場景拓展的動態過程。中國製造業的崛起，並未壓縮全球產業總量，反而通過產能擴張、技術普及、市場擴容，創造了海量新增產業空間。以紡織、輕工等傳統低端產業為例，中國並未壟斷全球產能，而是通過輸出設備、技術、管理模式，幫助埃塞俄比亞、孟加拉國、越南等眾多發展中國家快速搭建本土製造業體系，大幅降低了後發國家的工業化起步門檻。
所謂「中國鎖死窮國低端產業通道」的說法與事實完全相反。中國正在持續向外轉移成熟低端產能，自身則向高端製造、智能製造轉型升級，形成了「中國賦能、多國承接、梯度升級」的良性全球產業格局，而非理論虛構的零和擠壓。
忽視中國經濟異質化，內部梯度發展現實
在C-S眼裡，中國是一個發展水平完全統一的經濟體，認為既然北上廣深、長三角珠三角已經實現高端產業升級，中國就應當整體退出低端製造業，為他國騰挪空間。這一認知完全脫離中國發展實際。
中國是全球獨一無二的大陸型經濟體，內部發展梯度差異極大，東部沿海率先完成工業化、邁入高端製造階段，但廣袤的中西部地區仍處於工業化中期，勞動力、土地成本相對低廉，具備承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天然條件。當下中國低端製造業的留存，並非刻意「霸佔賽道」，而是國內產業梯度轉移的自然結果：大量服裝、紡織、基礎組裝產業，從廣東、浙江、江蘇等沿海省份，有序向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內陸省份轉移。
這種國內產業轉移的經濟邏輯，與全球範圍內「中國向越南、印尼轉移產業」的邏輯完全一致，都是依託成本與發展階段差異的市場化資源配置，而且與Melitz的新新貿易理論的預測完全匹配。
中國的產業全覆蓋，並非違背市場規律的行政壟斷，而是不同區域依託自身稟賦形成的差異化分工：東部聚焦高端製造、科技創新、資本品生產，中西部承接基礎製造、勞動密集型產業，各區域各司其職、互補協同，形成完整產業體系。從全球視角來看，中國同時覆蓋高低端產業，是大國經濟體的合理發展形態，並未破壞全球分工，反而完善了全球產業鏈配套。
擠壓論強行給中國套上「產業讓位」的道德枷鎖，要求中國單方面退出競爭賽道、為他國發展讓路，本質是將市場化的產業競爭，異化為不合理的道德義務，完全違背自由貿易與全球分工的底層邏輯。
混淆「市場競爭衝擊」與「發展路徑阻斷」
「擠壓」論的核心論證誤區，是將正常的市場競爭衝擊，惡意等同於發展權利的剝奪。不可否認，中國物美價廉的出口商品，會對部分發展中國家本土低效產業形成競爭壓力，導致部分本土中小企業淘汰退出，這是全球化市場競爭的正常結果，並非中國的刻意「擠壓」。
依據 Melitz 企業異質性理論，全球貿易的核心邏輯是優勝劣汰、效率優化，所有參與全球化的經濟體，都必然面臨外部競爭衝擊。低效企業退出、高效企業崛起，是貿易優化資源配置的核心體現。歐美國家企業曾長期憑藉技術、品牌、資本優勢壟斷全球市場，對後發國家本土產業形成的衝擊遠甚於今日的中國，卻從未被定義為「西方擠壓」。雙重標準的背後，是該理論刻意放大中國競爭優勢、弱化本土發展短板的刻意敘事。
大量實證研究證明，中國進口競爭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是雙向結構性的：短期會衝擊本土低效傳統產業，但長期會倒逼後發國家優化產業結構、引入先進生產模式、對接全球供應鏈，最終提升本土產業競爭力。將短期結構性衝擊歪曲為長期發展阻斷，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將本土改革滯後歸咎於外部競爭
C-S的擠壓論，簡單認為「只要中國退出低端產業，後發國家就能順利實現工業化」，完全忽視了工業化落地的核心底層條件。這套敘事默認工業化是「排隊補位」的簡單遊戲，有產業空位就能完成產業承接，卻不懂工業化從來不是單一勞動力成本的競爭。
一個國家能否實現工業化，核心取決於完整的產業生態：穩定的電力供應、完善的交通物流、成熟的供應商集群、配套的基礎設施、高效的政務服務、充足的技術工人與產業鏈協同能力。當下很多發展中國家無法承接低端製造業、難以啟動工業化，根本原因不是「中國擠壓」，而是源於自身制度短板、改革滯後、產業政策失效、基礎設施薄弱、人才儲備不足等內部問題。
以該理論核心推手印度為例，其勞動力成本僅為中國的五分之一，遠低於中國中西部地區，具備天然成本優勢。近年來大量企業嘗試將產能從中國轉移至印度，卻屢屢因供應鏈不完善、物流效率低下、電力供應不穩定、配套產業缺失導致成本倒掛，最終產能落地困難、產業升級停滯。這充分證明，沒有成熟的產業生態，即便中國徹底退出，後發國家也接不住產業、完不成工業化。C-S的理論刻意迴避自身發展短板，將發展困境簡單歸咎於中國出口競爭，是典型的歸因謬誤，本質是為自身治理失效「甩鍋」，尋找外部借口。
作為對比，越南近年來成為美國最大的服裝供應國之一，其服裝出口從2000年的約10億美元增長到2023年的超過400億美元。但越南的成功在於有港口、有電力、有相對穩定的政策環境、有與中國接壤的地理優勢。即使中國讓出空間，許多後發國家也無法複製越南的成功，因為它們缺少這些基本條件。
無視中國對全球南方的產業賦能與發展外溢
整套「擠壓論」完全迴避了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合作的核心事實，刻意忽略中國的正向發展外溢效應。與西方發達國家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模式不同，中國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始終聚焦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培育、技術賦能、人才培養等核心發展領域，為窮國搭建工業化「腳手架」。
數據最能印證真實變化：2025年，中國終端消費品出口同比下降2%，但中間品出口增長9%、資本品出口增長5%，半導體、工業機械、鋰電核心部件、智能設備組件等生產資料出口增速領跑全球。這意味著中國的出口結構已經徹底轉型，不再單純輸出成品搶佔市場，而是大規模輸出工業設備、核心零部件、生產技術與配套方案，為發展中國家搭建本土工業體系提供核心支撐。中國在全球產業的定位，已經從初代「世界工廠」，升級為「工廠的工廠」。
在非洲、東南亞、拉美等地區，中國援建的鐵路、港口、工業園、電力設施，徹底打破了很多國家長期面臨的基礎設施瓶頸；中國輸出的成熟製造業技術、通用生產設備、標準化管理體系，讓諸多無力自主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的國家，快速實現產業從無到有的突破。埃塞俄比亞依託中國紡織機械與生產技術，成功建立本土紡織產業，實現出口創匯與就業增收，正是中國賦能後發國家發展的典型案例。
同時，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為發展中國家的初級產品、特色工業品、農產品提供了穩定出口渠道，幫助窮國融入全球貿易體系，獲取工業化發展資金。這種全方位、實打實的賦能效應，完全推翻了「中國擠壓窮國發展」的虛假敘事。
總結來說，破解C-S的謬論，並不需要真正掌握主流國際貿易理論，只要稍微觀察一下客觀事實，就能看出其錯誤。歷史學家Adam Tooze就直接指出：「中國擠壓」論只存在於假設當中，它假設中國不生產時，另一個國家就能輕鬆地取代它。在現實的世界裡，一個強大的中國僅僅在走自己的發展之路，它並沒有擠壓任何人。所謂「中國擠壓論」並不是依據經濟數據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於政治考量，該論調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騙局。
真正「踢開梯子」的是西方發達國家
C-S發表在《外交事務》的文章標題《中國正在抽走身後的梯子》，讓我立刻想起張夏準的著作《踢開梯子：發展戰略的歷史透視》。非常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本書揭示了近現代全球發展的核心真相，恰好精準地駁斥了「中國擠壓」的荒誕敘事。
張夏準通過梳理歐美發達國家工業化歷史指出，今日的西方發達國家，無一不是通過貿易保護、產業補貼、技術壟斷、殖民掠奪等方式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實現產業崛起；而當其佔據全球產業頂端後，便立刻推行「自由市場、公平競爭」的規則，逼迫後發國家開放市場、放棄產業保護，親手踢開自己曾經攀爬的發展梯子，阻止後發國家追趕。
限於篇幅，筆者只舉書中一個例子。1721年，英國首相羅伯特·沃波爾推行了系統的保護主義政策。他提高了製成品的進口關稅，降低了原材料的進口關稅，增加了出口補貼。這套政策持續了120多年，直到1846年《穀物法》廢除。在此期間，英國的平均關稅率高達45-55%。為什麼英國在1846年轉向自由貿易？因為到那時，英國已經是世界工廠了。它的紡織業、鋼鐵業、機械製造業在全球沒有對手。自由貿易對英國有利，因為它可以憑藉絕對優勢佔領全球市場。但對還在工業化的國家來說，自由貿易意味著它們的幼稚產業將在英國商品的衝擊下夭折。
這一歷史真相，徹底顛倒了「中國擠壓論」的敘事邏輯。縱觀全球經濟史，真正阻斷窮國發展、壟斷發展機會、抽走後發國家升級梯子的，從來不是中國，而是長期掌控全球經濟規則、技術壁壘、資本霸權的西方發達國家。西方通過高端技術專利壟斷、高端產業鏈封鎖、不平等貿易規則、金融霸權收割，長期鎖定全球南方國家的低端產業定位，讓窮國陷入「低端鎖定、依附發展」的困境，這才是全球發展不平等、南北差距持續擴大的核心根源。
張夏準的書出版於2002年。二十多年過去了，「踢開梯子」的制度安排有增無減。讀者無需去查閱各類貿易協議中有利於發達國家的條款，只要回顧一下拜登政府的「小院高牆」政策，和特朗普政府的「對等關稅」措施，就一目了然了。這些都是發達國家對後發國家的制度性的、有意的、系統性的排斥。
反觀中國，自身也是西方「踢開梯子」的受害者，歷經數十年艱難奮鬥、自主攻堅，突破層層技術封鎖與產業打壓，才實現工業化崛起。更重要的是，中國崛起後，並未效仿西方「踢開梯子」，反而主動搭建新的發展梯子，通過南南合作、一帶一路、產能合作、技術共享等模式，為後發國家提供自主發展、產業升級的全新路徑，打破了西方主導的單向依附性發展體系。
限於篇幅，我們同樣僅舉一例。2026年5月1日起，中國對所有53個非洲建交國實施全部稅目產品的零關稅待遇。這意味著，非洲的農產品可以免關稅進入中國市場；非洲的礦產和原材料可以享受優惠待遇；非洲的輕工業品可以在中國市場上競爭。這是發達國家從未做過的。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仍然在保護歐洲農民，美國的農業補貼仍然高達數百億美元。而中國選擇了向最貧困的國家敞開大門。一損一益、一阻一助，孰是真正的發展賦能者，同樣一目了然。也因此，多項調查數據均顯示，非洲多國公眾對中國的支持率往往高於對西方大國的支持率。
為何錯誤敘事能持續傳播？
「中國擠壓論」雖漏洞百出，卻能通過PIIE、《外交事務》等西方權威學術平台廣泛傳播，本質是學術話語權、地緣政治敘事、全球發展矛盾轉移三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首先，西方主流經濟學界長期固化「西方中心」的發展敘事，默認發達國家的產業優勢天然合理，後發國家的崛起必然破壞現有秩序，對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發展始終抱有偏見與警惕，極易接納、傳播抹黑中國發展的片面理論。其次，當前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發達國家產業復甦受阻、新興經濟體發展遭遇瓶頸，全球結構性矛盾凸顯，將發展矛盾轉嫁中國，成為西方及部分新興經濟體的輿論共識。最後，該理論巧妙嫁接了經典「中國衝擊」的學術熱度，用複雜模型包裝片面結論，具備極強的輿論迷惑性，成為西方對華產業遏制、貿易保護的新型理論話術。
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只要簡單梳理一下主流的國際貿易理論，就可以清晰證偽這一敘事。依託Krugman規模經濟理論、Melitz企業異質性邏輯、Eaton-Kortum動態技術分工範式，主流實證數據一致表明，中國出口擴張的核心效應是全球產業效率提升、全球供應鏈韌性增強、全球發展紅利擴容，對發展中國家的正向賦能遠大於短期競爭衝擊。所謂「中國擠壓」，只是經不起實證檢驗、違背歷史規律的劣質學術偏見。
結語
從Autor、Dorn、Hanson的「中國衝擊」到Chatterjee、Subramanian的「中國擠壓」，西方學界對中國經濟崛起的敘事，正在從客觀現象討論徹底滑向主觀偏見抹黑。「中國擠壓論」摒棄了基本的學術嚴謹性，背棄現代貿易理論迭代成果，以片面短期衝擊掩蓋長期共贏事實，以外部歸因逃避內部發展責任，是一套服務於地緣政治、脫離經濟現實的虛假的、煽動性的、分裂性的敘事。
歷史與現實反覆證明：中國的發展，不是對世界的擠壓，而是對全球發展動能的擴容；不是阻斷後發國家的升級路徑，而是為全球南方搭建全新的發展階梯。真正阻礙全球均衡發展、製造南北差距、鎖死窮國發展空間的，是西方延續數百年的霸權規則與利己主義發展體系。
在全球經濟深度融合的今天，零和博弈的擠壓思維早已過時，合作共贏、梯度升級、協同發展才是全球產業演進的必然趨勢。摒棄「中國擠壓」的偽學術迷思，正視中國對全球發展的正向賦能，打破西方主導的不平等發展規則，才是破解全球發展困境、實現南北共同繁榮的唯一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