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辞世，为何这位拉美巨匠，让我想起了王小波？

xiejin77

当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辞世的消息传来，世界失去了一位文学巨擘。诺贝尔奖、塞万提斯奖的光环，连同他等身的著作，足以证明其不朽。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这敬意不仅源于他无可争议的文学成就，更来自于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复杂性和深刻性。 然而，作为一个成长于东方，对拉丁美洲文学——尤其是那个喧嚣的“爆炸”时代——始终隔着一层迷雾，甚至带着几分疏离感的中国读者，我的哀悼，或许掺杂了更为复杂的情感，也意外地，牵引出一些跨越时空的思想共鸣。

坦白说，我从未真正“沉迷”于那个由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和略萨共同点亮的拉美文学星空。那些过于繁茂的意象、跳跃的时空、以及被标签化的“魔幻现实主义”（尽管略萨本人更多被归为结构现实主义），有时让我感到隔阂，甚至有些审美疲劳。我们这一代中国“文艺中年”，在本土经验的浸润和特定历史语境的塑造下，对于过于奇诡和奔放的叙事，可能天然地保持着一种审慎的距离。我们更习惯于在克制中寻找力量，在日常的肌理中触摸时代的痛感。

然而，略萨之于我，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作品和人生轨迹，总能引发我持续的思考。 这份独特，起初源于他文学中那冷峻、甚至近乎残酷的结构性解剖。读他的早期作品，无论是成名作《城市与狗》对军校体制的描摹，还是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酒吧长谈》，我感受到的并非天马行空的“魔幻”，而是一种对“现实”——特别是权力如何运作、个体如何在其中挣扎求存——的极致挖掘。阅读《酒吧长谈》的体验尤其强烈且难忘。那并非一种轻松愉悦的阅读，更像是一头扎进了一个由无数对话、回忆、不同时空碎片交织而成的巨大迷宫。 小说以萨瓦莱塔和安博罗修在“大教堂”酒吧那场看似漫无边际的对话为核心，却不断牵引出奥德利亚独裁统治下秘鲁社会的众生相。略萨几乎完全放弃了传统的线性叙事和上帝视角，而是让不同人物的声音、记忆在同一段落中穿插、碰撞、回响，时间线被打碎重组，真相隐匿在层层叠叠的话语迷雾之中。这种复调式的、高度碎片化的叙事结构，初读时甚至会带来一种晕眩感和窒息感，仿佛身处那个信息闭塞、人人自危、充满猜忌与谎言的时代，你必须像侦探一样，在纷繁杂乱的线索中艰难地拼凑出事件的轮廓和人物的命运。 但这恰恰是略萨的过人之处，也是我格外欣赏他的一点：他并非为了炫技而结构，而是用结构本身去模拟和再现那个特定时代的压抑现实与个体感受到的普遍迷茫。 他以近乎工程师般的精确，不仅绘制了权力渗透社会肌体的“地图”，更构建了一种让读者能够“体感”式地进入那个扭曲现实的文学空间。这种对“结构”与“个体”之间永恒张力的关注和表现力，超越了地域，具有普世的穿透力。

但更让我对他产生亲近感，甚至可以说是格外欣赏的，是他作品中并非主流，却异常闪光的一面——那种蕴藏在荒诞与戏谑中的深刻洞察力。阅读《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的体验尤其印证了这一点，至今想来仍觉妙不可言。 这部小说的主角，潘达雷昂上尉，是一个堪称完美的军人典范：严谨、高效、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然而，他接到的绝密任务却是——为驻扎在偏远亚马逊丛林、性欲旺盛却无处发泄的士兵们，组织一支提供性服务的“劳军女郎服务队”（Special Service）。略萨以一种令人拍案叫绝的黑色幽默，描绘了潘达雷昂如何将他全部的军事才能和组织天赋，投入到这项荒谬绝伦的事业中。 他像规划一场战役一样，兢兢业业地制定服务流程、计算需求、优化运输路线（用军队的船只运送“劳军女郎”）、建立绩效考核（甚至可能包括服务满意度调查！）、撰写详尽的报告，通篇充斥着严谨的军事术语和官僚腔调，却用来描述性服务的组织管理。这种将极端严肃的程序应用于极端荒诞内容的错位感，构成了小说最核心的喜剧效果和讽刺力量。 阅读时，你会忍不住为潘达雷昂那份“敬业”到可笑的认真而发笑，但笑声背后，是对军队体制的僵化、官僚主义的荒谬、以及试图用理性秩序去强行规范人性本能（尤其是性欲）这一行为本身的深刻嘲讽。小说中，潘达雷昂的报告、军方文件、电台广播等不同文体的穿插，更强化了这种反讽效果。它带来的感受是复杂的：既有对这出“正剧变闹剧”的捧腹，也有对这种体制性愚蠢的无奈，以及对潘达雷昂这个被体制异化而不自知的“工具人”的一丝悲悯。 同时，小说中还穿插着边疆地区狂热的宗教团体（如方济各修士兄弟会）的故事线，同样以荒诞的手法批判了另一种形式的极端和虚伪。略萨这种举重若轻、以荒诞消解僵化、在笑声中戳破体制脓疮的笔法，展现了他非凡的智慧和对人性喜剧的深刻洞察，这在我看来，比许多声嘶力竭的控诉更具力量，也更为“有趣”，也更能体现一位文学大师的游刃有余。

这种独特的风格，这种以智慧和幽默作为武器，去对抗愚蠢、僵化和权威的态度，让我不可避免地想起了我个人极为推崇的中国作家——王小波。

是的，将秘鲁的诺贝尔奖得主与英年早逝的中国“文坛外高手”相提并论，似乎有些大胆，他们的写作背景、具体技法、人生轨迹迥然不同。然而，在精神气质的某个层面上，我却清晰地感受到了他们之间的遥相呼应，一种跨越大陆的“异曲同工之妙”。

他们精神上的契合，一个鲜明的体现便是都善用幽默与荒诞作为解构权威、揭示真相的利器。 略萨让潘达雷昂上尉在军队报告中一本正经地探讨“服务”的效率和标准化问题，其荒诞本身就是对僵化体制最辛辣的讽刺。这不禁让我想起王小波笔下的王二，在《黄金时代》里，面对一次次要求“交代问题”的政治高压，他却能将所谓的“罪行”——他与陈清洋的关系——描绘成一种近乎纯粹的、充满生命力的“伟大的友谊”和身体的狂欢，用一种极度坦诚的荒诞叙述消解了审问者的权力，让严肃的政治审查变成了一场哭笑不得的闹剧。他们都懂得，强权往往建立在不容置疑的“严肃”之上，而智慧的笑声，正是刺穿这层外壳的最有效武器。

这种智性的光芒，也同样闪耀在他们对理性和常识的共同珍视中，以及对思想蒙昧的警惕。 王小波在他的杂文中反复强调“思维的乐趣”，他写道：“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倘能如我所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 他反对一切扼杀思考的教条和“胡说八道”，倡导独立判断和逻辑清晰。而略萨，虽然更侧重于文学叙事，但他坚信文学的力量在于唤醒批判精神。他曾说：“文学是危险的：它唤醒我们内心的反叛态度。” 这种“反叛”，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理性思考对现实不公和权力滥用的质疑。他还说过：“一个想要自由的社会绝对需要好的文学。” 因为好的文学能让人保持清醒，认识到自由的可贵。他们两人都清晰地认识到，思想的蒙昧和理性的缺席，是通往奴役之路的重要诱因，这种清醒和坚持，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敬佩。

而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是那更深层次的共鸣——对个体自由和个人选择权的坚定捍卫。 略萨一生的政治转向，无论你是否赞同其最终落点，其出发点始终是对扼杀个人自由的集权主义的憎恶。他经历过对古巴革命的幻灭，最终将自由视为不可妥协的价值。他那份直面争议、坚持己见的勇气，本身就令人敬佩。 这与王小波的精神内核高度一致。王小波笔下的人物，如王二，往往是“沉默的大多数”中的异类，他们或许没有宏大的政治理想，但他们执着于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欲望，拒绝被整齐划一的口号和规范所吞噬。王小波曾写道：“我认为，知识分子的职责是，要追求真理，并且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执着地告诉人们他所知道的真理。” 这种对“真”的追求，本质上就是对个体独立判断和表达自由的捍卫。略萨也曾直言：“政治正确是自由的敌人，因为它拒绝诚实和真实。” 这句话，与王小波对种种思想桎梏的批判，可谓心有戚戚焉。

不仅如此，他们都懂得欣赏并创造“有趣”。 王小波对“有趣”的推崇贯穿其写作生涯，他反感一本正经的假道学，认为生活和思想都应该是丰富多彩、充满乐趣的。略萨能在《潘达雷昂上尉》中将一个严肃的社会问题写得如此妙趣横生，本身就体现了他对文学“游戏性”和“智趣”的把握，这份才华令人赞叹。 这与王小波所追求的那种“诗意的”、“有趣的”生存状态，是内在相通的。

略萨1990年竞选总统的经历，更像是将这种“介入”精神推向了极致。他不仅用笔，更试图用行动去改造那个他爱恨交织的祖国。这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或曰“天真”），无论成败，都令人动容。

略萨的一生，是文学家与行动者、世界公民与秘鲁之子、荣誉等身者与争议缠身者的复杂结合体。他与马尔克斯那记老拳，是他复杂性格和激烈立场的注脚。他最终回归利马，在家人陪伴下离世，为这跌宕起伏的一生画上了一个略带和解意味的句号。

我不一定会重读所有拉美的“大部头”，但略萨，这位“权力地图的绘制者”，这位能写出《潘达雷昂上尉》般智趣之作的作家，这位与远在中国的王小波在精神上遥相呼应、共同捍卫个体与理性的思想者，将长久地留在我关注的坐标系中。他的离去，带走了一个时代的声音，但他的作品和他所代表的那种——纵然充满矛盾与争议，却始终不放弃追问与介入的——知识分子精神，其价值将永存。

人到中年，送别一位曾如此深刻地影响过世界文学，并与自己内心某个角落隐秘共鸣的作家，总不免怅然。略萨走了，像我们青春时代书架上某个厚重而坚实的部分被悄然抽走。但他留下的那些关于权力、反抗、自由与荒诞的故事，以及他本人那份复杂而从未停止思考的生命姿态，已然融入时光。感谢他曾以那般犀利、清醒而又不失狡黠的目光审视这世界，感谢他与王小波，这两位远隔重洋却共享着相似智性与勇气的灵魂，曾照亮过我们求索的路途。灯塔虽灭，余光不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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