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上部】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16 11:29:54

　　金川战争开始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病逝，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藏文史料通常称他的蒙古名字即达赖巴图尔）继承了王位。

　　满清皇室尽管自己并不搞嫡长子继承制——统观清朝的十二个皇帝，只有尚处于蛮族时期的努尔哈赤是嫡长子——但清廷对于臣下却是高标准严要求，帝国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疆域内包括内外蒙古各部等，一般都严格按照封建宗法制度推行嫡长子继承，即明太祖朱元璋所谓“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大老婆生的最年长的儿子是法定继承人，只有大老婆没有儿子，才从其他妻妾儿子中选最年长的继承。

　　但是，当时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藏文史料通常称其藏名益喜策丹）尚在，而这两个兄弟是同母也就是颇罗鼐的大老婆所生，显然按照宗法制度，哥哥比弟弟更具有继承权上的优先级，那为什么反而是弟弟继位了呢？如果参看相关的藏族史料，我们会发现，这简直就是扶苏与胡亥故事的翻版。

　　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相当有能力，早在颇罗鼐与阿尔布巴争夺西藏主导权的卫藏战争中，他就是父亲的左右手，为颇罗鼐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战后，珠尔墨特策布登率军镇守阿里地区——该地是康济鼐、颇罗鼐系统的老巢，无论是康济鼐反抗准噶尔占领，还是颇罗鼐发动卫藏战争，都是从这里起兵的，清廷迅速认可了这一任命，珠尔墨特策布登被皇帝赐予札萨克台吉的头衔，这是清朝为蒙古贵族设立的爵位，虽然位在辅国公之下，但已经属于正一品以上的超品大官。

　　珠尔墨特策布登在任内的表现很好，最突出的成绩是他成功解决了西藏与不丹的争端。从桑结嘉措以及拉藏汗时代起，西藏与不丹就一直处于时断时续的战争之中，到了公元1730年左右，珠尔墨特策布登率藏军越过边界大举进攻，不丹连战连败，最后被迫与西藏签署合约，承认了西藏对不丹的宗主权，西藏当局从此有权干涉不丹内部事务甚至任命摄政王。这项权力延续了近两个世纪，一直到公元1910年不丹政府在英印当局的压力下进行改组，西藏的宗主权才逐渐成了空有虚名，但即使到那以后，不丹的使者还是照常在藏历新年前后来拉萨朝贺。

　　因为儿子在不丹的战功，颇罗鼐在公元1731年被雍正皇帝由贝子提升为贝勒，而珠尔墨特策布登则被提升为阿里公爵，该爵位属于辅国公级别，位于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和镇国公之下，当然是超品大官。珠尔墨特策布登镇守边疆达十多年之久，直到公元1744年才从阿里回到拉萨，这是因为环境恶劣的阿里高原严重影响了其健康，迫使他不得不回来养病。

　　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和颇罗鼐来说，长期的分离无疑使得父子间的感情逐渐淡漠，而由于其弟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存在并深得父亲喜爱，继承权的天平已经偏向了后者，西方藏学家对此评论道：“我们将会看到，由于他长期不在拉萨，使他失去了如期继承他父亲位置的机会。”

　　在颇罗鼐的晚年，为了表彰其十多年如一日的恭顺服务，乾隆允许他自己指定继承人。也许在皇帝看来，这位西藏郡王会按照朝廷约定俗成的惯例让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继位，自己的恩典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但没想到的是，弥留之际的颇罗鼐竟然宣称长子的身体太差，提出由他的二儿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承自己的统治权和爵位，金口玉言的皇帝不好反悔，只好答应了这个将死的老人。

　　这个违反惯例的安排无疑让世人议论纷纷，甚至一位当时正在西藏的欧洲传教士也写道：“中国皇帝指定益喜策丹（珠尔墨特策布登的藏名）为其父死后的继承人，但颇罗鼐却比较喜欢他的次子。”在这位神父看来，颇罗鼐所谓长子身体不好只是个借口，更主要的原因是珠尔墨特策布登是个虔诚的黄教徒，他经常身披袈裟念经拜佛，“对僧人至少表现出是表面上的热情”。

　　尽管号称藏传佛教格鲁派即黄教的护教法王，但颇罗鼐私下里却信仰藏传佛教宁玛派（现在俗称红教）早已经是个公开的秘密。除了个人偏好之外，还由于权力分配的原因，他晚年与黄教僧侣阶层的关系极为糟糕，七世达赖喇嘛成了他玩弄于股掌的政治傀儡，各大寺院也被他打压得抬不起头来，甚至一直有谣言认为，颇罗鼐之死正是达赖喇嘛率领黄教僧侣们恶毒诅咒的结果。

　　与崇佛的哥哥恰恰相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是个“尚武的、坚决的、傲慢的人”，欧洲传教士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颇罗鼐不仅非常喜欢他的次子，而且坚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权，会比可能成为僧侣手中工具的哥哥更有出息。”

　　果然，颇罗鼐刚刚去世，继任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就与七世达赖喇嘛闹得水火不容，前者甚至拒绝后者到父亲葬礼上念经祈福，只是在驻藏大臣傅清的强烈干预下，藏王才不得不撤销反对意见。乾隆也意识到了西藏局势的复杂性，他对珠尔墨特的行政管理能力表示担忧，写信要傅清务必留心观察，尽量缓和藏王与达赖的关系，同时要求他引导新藏王继承其父的施政纲领：“颇罗鼐更事多，黾勉事中国。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幼，傅清宜留意。如珠尔默特那木札勒思虑所未至，当为指示。”

　　这位傅清，正是乾隆孝贤皇后和傅恒的二哥，当时以满洲正黄旗副都统的身份担任驻藏大臣。此人在历任驻藏大臣中属于干练的能员，接到皇帝的指示后，他立即进行部署。

　　首先，他请颇罗鼐的长子珠尔墨特策布登返回西部边境镇守。这位阿里公爵此前一直在拉萨养病，具体症状是大腿疼痛（现在看来极有可能是痛风病），目前已有所好转，公爵答应返回，再度承担起西藏西部的防务大任。颇罗鼐再世时，西藏北部也就是靠近新疆青海边界的那曲一带，一直由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掌管，傅清便借口他已经担任藏王不便负责具体事务，随即让两名蒙古将领接管了兵权。

　　不久以后，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支准噶尔使团进入西藏朝圣，此时正值金川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屡屡损兵折将的清廷自然怀疑准噶尔人此时进藏，纯粹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神经过敏的乾隆于是要求大舅子傅清对使团要严加监控，一定不能让准噶尔人私下里和叛军接触。

　　西方藏学家写道：“因此，当有报告说准噶尔使团回去的路上突然出现上千名可疑人员游荡，北京方面自然大吃一惊，于是大批公文来来往往，大规模地进行调查。”但最后，帝国政府却尴尬地发现，此事查无实据，完全是无稽之谈，虚惊一场之后只得悻悻罢手。

　　为了防微杜渐，乾隆干脆下令，此后严禁与准噶尔人往来，并指示驻藏大臣傅清和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合作监视，再不让准噶尔人进入西藏。此举其实就是变相的闭关锁国，它有利有弊，一方面确实断绝了准噶尔人对帝国内部尤其是蒙古和西藏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清廷从此对准噶尔两眼抹黑，一直到乾隆十九年即公元1754年，准噶尔汗国下属的杜尔伯特部三个名字都带策凌的首领叛逃清朝，乾隆才知道这个曾经强大的对手陷入内乱已达十年之久，早已外强中干不堪一击。

　　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傅清在拉萨任期到了，返回内地改任天津镇总兵，后来又升任固原提督。傅清留下的驻藏大臣之职，则由前四川巡抚纪山接替——由于与当时的川陕总督张广泗不和，老张参劾他组织后勤不利，皇帝便将他调到了西藏。也就在同一年，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在藏北举行大规模狩猎活动，肆无忌惮地屠杀野生动物，此举引发以“不杀生”为信条的正统佛教徒们的强烈不满。

　　大约也就在这时候，乾隆被新任藏王的甜言蜜语所蒙骗，采取了一个非常愚蠢的措施——他采纳了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建议，同意撤走帝国在拉萨的驻军，尽管当时拉萨仅有五百名清军驻扎，但皇帝仍将四百人撤了回去，只给后任驻藏大臣留下一百人的卫队。

　　甚至连西方藏学家都发现了此举的不妥，他们对此评论道：“这无论从哪个观点看都是极其严重的错误。经验告诉我们，在拉萨只有足够的即便是小规模的驻军才能做驻藏大臣的有力后盾。此外，皇帝本来应该记住1723年雍正下令大规模撤走军政人员造成的严重恶果。”

　　的确，就在那一年，趁着帝国在青藏高原兵力空虚的时机，和硕特蒙古首领罗布藏丹津在青海突然发难，大西北陷入血雨腥风，清廷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这场变乱平息。

　　为了扶持自己的亲信，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故意边缘化父亲的老臣，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后者的代表是噶伦班第达公爵，他娶了颇罗鼐的女儿，因此也是新藏王的内兄，为了控制班第达，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甚至将班第达的幼子也就是自己的外甥扣留为人质，这自然激起了老臣们的强烈不满。

　　他与其他噶伦的关系也相当糟糕，有一次甚至在争吵中暴跳如雷，举起长矛投出试图杀死对方，西方藏学家评论道：“像许多继承了绝对权力的娇生惯养的王子一样，这个西藏的卡利古拉（古罗马暴君）渐渐地疯狂起来。”

　　很快，新任藏王的行为引起了乾隆的警觉，因为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突然提出由帝国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那部分藏区——即四川、云南临近西藏的康巴藏族地区——的敏感问题，此前乾隆父亲雍正在位时，为了更有效控制藏区，皇帝下令沿金沙江为界，将金沙江东岸的康巴藏区，包括今天的四川甘孜州、云南迪庆州等地，分别划给四川省和云南省，而此前这些地方通常由西藏地方政府委任土司管理或者说处在西藏的势力范围之内。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希望，朝廷同意他派西藏的黄教喇嘛前往这些地方传教，他的理由冠冕堂皇，因为黄教在康区并不是一家独大，而是面临着红教（藏传佛教宁玛派）、花教（藏传佛教萨迦派）、白教（藏传佛教噶举派）甚至黑教（苯波教）的强烈竞争，身为黄教的保护者，大皇帝似乎有义务为黄教在康区的传播提供帮助。

　　但敏感的乾隆立即意识到，这恐怕是西藏当局企图恢复自己在康区的政治影响而借题发挥，更何况，这些地方就在大小金川周围，如果让西藏势力插手进去，本来对清军就不利的金川战局将更加恶化。对于藏王的提议，西方藏学家写道：“皇帝不予答复，而是下令调查，这是一种不拒自止的办法。但既然有了警觉，皇帝的疑心也就更大了。”为此，乾隆将纪山调到了西藏，因为他此前曾担任过驻藏大臣，“被认为对处理藏事有更丰富的经验”。

　　但是到西藏后，也许是被旷日持久的金川战争消磨了意志，也许对再次调到这个没人愿意来的苦寒之地带有不满情绪，总之纪山的表现简直可以用尸位素餐来形容，完全辜负了乾隆的期望。

　　与他强势的前任傅清截然不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纪山对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一味迎合，成了后者的传声筒，尤其是在阿里公爵珠尔墨特策布登被杀一事上，不做为的纪山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继位后，很快就向皇帝控告自己的兄长意图不轨，理由是后者的一支部队占据了后藏和阿里边界上的一个城镇。乾隆则答复藏王不要逼得其兄走投无路，以免逃到准噶尔去。皇帝宣布为了对兄弟俩进行调解，将派一名官员前往西藏调查，而七世达赖喇嘛也派人去调解这对兄弟的关系，但这名使者却被藏王的部队阻挡在后藏，根本无法前往阿里。

　　朝廷调查的官员还没有到达西藏，一个惊人的消息已经传来，珠尔墨特策布登公爵在阿里暴卒！公爵之死一直是个谜，长期笼罩在神秘的气氛之中，藏王企图让人相信自己的哥哥是病死的，而不愿惹麻烦的驻藏大臣纪山也相信或假装相信了这个说法，按照常规向朝廷报丧。

　　直到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叛乱被平定之后，阿里公爵横死的真相才逐渐被揭示出来：竟然是他弟弟派刺客干的！为了维持这个闹剧，真正的凶手藏王一直在进行猫哭耗子的表演，他甚至软硬兼施，诱骗达赖和班禅两尊大佛参加了自己兄长的追悼会，“他厚颜无耻地在拉萨主持这个仪式，会后还举行了丧宴”。

　　藏王还企图斩草除根，再清除自己的两个侄子，为此他不惜亲自出马追杀。最后，阿里公爵的大儿子死于叔叔之手，但小儿子却逃了出来，跑到扎什伦布寺避难。班禅为了保护他，宣布已经为其剃度出家，如果藏王再不依不饶，那就是与整个僧侣集团为敌，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才不得不悻悻罢手。这位班禅名叫巴丹益喜，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政治手腕，在未来的岁月里，他将成为乾隆后期黄教无可争议的第一人，其光芒甚至盖住了达赖喇嘛。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其实，藏王已经在与黄教集团为敌了。此前，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曾要求甘丹赤巴念咒诅咒死自己的哥哥——所谓“甘丹赤巴”就是黄教祖寺甘丹寺的主持，人们认为甘丹赤巴继承了黄教祖师宗喀巴的道统，因此在名义上他是黄教的教主，尽管其实际权力上远远无法和达赖、班禅两尊大佛相比——后来在公爵惨遭杀害后又要求他出席葬礼，但都被这位高僧断然拒绝。

　　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大怒，宣布将甘丹赤巴革职，但其实他并没有这个权力，因为甘丹赤巴并非藏王任命而是通过教内推选产生，一般都由黄教中学识最渊博的僧人担任。藏王的决定引起黄教上下激烈反应，许多喇嘛准备武力对抗，但甘丹赤巴怕引起流血事件，遂主动退位。隐退后不久，这位可敬的高僧就与阿里公爵类似，不明不白地突然死亡，人们同样认为他“不太可能是寿终正寝的”。

　　阿里公爵死后，随之而来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那一大片地盘究竟归谁。这无疑有两个方案，一是子承父业，由公爵的小儿子继承；二是完全取消这个半独立的行政区，纳入西藏地方政府。藏王强烈支持后一种解决办法，他宣称侄子既然出家，那就意味着他已经丧失了继承权，而身为侄子的监护人，珠尔墨特那木札勒有权代管阿里。皇帝对此不置可否，认为还要认真研究一下才能决定。

　　其实，对于珠尔墨特策布登的突然死亡，在给军机处的密令里，乾隆已经对纪山所谓阿里公爵“寿终正寝”的说法提出了疑问，但却苦于没有证据无法确认。与此同时，对于纪山在西藏期间的颟顸表现，皇帝越来越无法忍受了，西方藏学家分析道：

　　“至于纪山，他周围都是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同伙，皇帝宽恕这个老驻藏大臣，完全理解他得不到确实的情报，但不能让他的动摇与懦弱继续下去了。可以肯定，获得确切的情报是当务之急，而纪山显然是不能提供确切的情况了。”

　　最后，乾隆不得不做出决定，将傅清和纪山再次调换，希望自己的大舅子“到西藏后会使情况好转起来”。皇帝很可能已经明白，一场越来越大的风暴正在西藏酝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他不得不考虑，是否将地当川藏要冲的金川战争继续下去，因为一旦西藏发生不测，陷入金川泥潭的清军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提供支援，显然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如果按照事后诸葛亮的说法，乾隆的顾虑完全成立，因为事实证明，皇帝的时机把握得恰到好处：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农历二月初五，金川的战事正式宣告结束（尽管后来证明这只是中场休息），大批官兵终于从这个泥潭开始抽身。

　　仅仅一年之后的公元1750年，拉萨便爆发了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策划的大叛乱，包括傅恒兄长傅清在内的两位驻藏大臣及其僚属被杀，而此时经过一年的修整，四川清军已经恢复元气，他们砺兵秣马准备停当，立即出发进藏平叛。

　　但是，如果回到乾隆十三年底就事论事而言，清军主帅傅恒却并没有这么多顾虑，对他来说，与战争胜利无关的一切事情都要靠边站，为此他甚至发出了“如不成功，无颜以见众人”的狠话，这让一心想尽快了解此事的乾隆颇为担心，生怕金川贼寇未定，西藏那边又祸起萧墙。

　　前面我们说过，傅恒幼年丧父，他其实是由姐姐孝贤皇后带大的，因此对于姐夫乾隆来说，这个小舅子犹如自己的半个子侄，关系远非普通臣子可比，小伙子现在正热情高涨，实在不好直接批评，况且如果照实说的话，也会泄了前线大军的士气，这可怎么办才好？

　　思来想去，乾隆计上心来，有了！既然我不方便直接说，那就让我娘出马吧！于是，皇帝给帝国首相去了一道很有意思的圣旨。信的开头写道，今天早上朕去额娘老太后那里请安，把你的事情也和她唠了唠，下面就是她老人家的指示：

　　“经略大学士傅恒，此见实为太过！”我说小春子（傅恒字和春），你这话说得可太过分了哦，什么叫“如果不成功，我就没脸回来见人”啊？

　　“经略大学士此行，原为国家效力，非为一己成名。如为成名起见，岂有国家费如许帑项，用如许生命，专供一己成名之理？”你这次出征，目的是为国效力，可不是为了你一人成名。哪有国家花了这么多军费，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专供你自己拉风出名的道理？——无论这话是不是真出于太后之口，反正听上去颇有些诛心了，乾隆显然深谙此道，上来就先扣个大帽子，让你辩无可辨。

　　“况退缩贻误者，朝廷既治其罪，而经略大学士傅恒忠勇奋发，勤劳任事如此，何不可见众人之有？”所谓打一巴掌揉三揉，乾隆随即又夸奖道，凡是临阵退缩贻误战机的，朝廷自然都严加惩处，可你忠心耿耿热情高涨，操劳办差到了这个程度，怎么能说没脸见人呢？

　　“且人事既尽，成功与否，则当听命于天。若天意不欲殄灭丑类，人力何能强违！”借老妈之口，皇帝再次表达了自己对战争的悲观态度，现在这个情形啊，咱们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如果天意真不让金川人灭亡，咱们人类的胳膊怎么能拗过老天的大腿呢！

　　“经略大学士傅恒之出力，期于国事有益也，必谓不能成功，即不可见众人。试思果如所见，于国事有益乎？否乎？自宜遵奉朝廷前旨为是。”我想啊，你说不成功就没脸见人，是为了国家好。可是如果真地这样，那究竟是对国家有好处呢？还是没好处呢？所以啊，你还是好好遵照朝廷之前的命令行事才妥当。

　　以老太太的名义表演完了，乾隆开始悄悄说出自己的底线：“万一不能擒丑虏，得巢穴，而有所斩获，亦得谓之成功。”他再次强调，即使不能抓获莎罗奔攻破勒乌围，但我军只要能搞出一点点战绩，那就可以说是成功了。

　　在具体目标上，皇帝给宰相设定了高低两个选择：“果能克取贼巢，擒获渠首，固为全胜。否，亦必歼其逆党，躏其要地，夺其坚碉，彼必籄惧乞命，乘此机会，因而抚纳，亦足以振军威而全国体。在蛮夷绝徼，控制之方，只宜如此。”

　　如果能全胜更好，如果不能，那就想法多歼灭一些敌人，将主要敌区烧杀抢三光，再搞掉几个战碉，那他们一定会感到害怕，没准就会向我们请降，到时候咱们再半推半就地接受，这样既能振作下军队的精神，同时也算给国人一个交代。要知道对付蛮夷只能如此，咱们犯不着跟他们较劲。

　　不久之后，鉴于壮志未酬的帝国首相仍坚持扫庭犁穴彻底歼灭金川军的积极求战态度，为避免再生枝节，皇帝干脆直接做出安排，下旨道：

　　“傅恒自奉命以至抵军，忠诚劳积，超出等伦。办事则巨细周祥，锄奸则番蛮慑服，整顿营伍纪律严明，鼓励戎行则士气踊跃。且终宵督战，不避风雪，大著声威，诚克仰副委任。经略大学士傅恒乃朝中第一宣力大臣，岂可因荒微小丑久稽于外？朕心实为不忍，即使擒获渠魁，扫荡穴巢，亦不足以偿劳。此旨到日，傅恒着即驰驿还朝。”

　　这道圣旨充分肯定了傅恒的成绩，表示我让你回来并非是对你的工作不满意，而实在是太满意了，但那么一个鸟不拉屎的小地方却耽误了你所有的时间，朝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处理，我实在于心不忍，长此以往即使彻底荡平金川，对朝廷也是得不偿失，怎么能因小失大呢？所以你还是赶紧回来吧。这种说法让君臣双方都有了台阶下。

　　但没想到的是，深感辜负了姐夫信任的傅恒竟然抗旨不遵，苦苦哀求皇帝收回成命，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仅如此他还恳求道，今后如果撤兵的话一定要和自己商量：“将来若下班师之诏，请先降旨询问，容臣覆奏到日，然后撤兵。”

　　最后，无可奈何的乾隆只好答应傅恒暂时留任，但皇帝并没有给宰相做出关于撤军问题的明确承诺，他认为金川战争决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遂与国舅约法三章，如果到了乾隆十四年农历三月还不能取胜，那大军就无论如何都要班师了：“希望明年三月内成功，若过三月，应允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

　　随后乾隆又宣布，傅恒一人身兼数职太辛苦了，为了金川战争的胜利，他的川陕总督就由别人来干吧，而出乎许多人意料的是，朝廷派来接任这个位置的，竟然是前首相讷亲的哥哥策楞！策楞此前担任两江总督，讷亲被逮捕后，世袭的公爵也被剥夺，皇帝下令改由他的兄长袭爵，不过爵位虽然没降档次却低了，由一等公爵变为二等公爵。

　　此公爵与镇国公、辅国公不是一回事，后者是宗室爵位，通常只赐予爱新觉罗子孙，有时也封给蒙藏首脑，而前者则是封给功臣的爵位或称“世爵”，又细分为一二三等。雍正之前，世爵通常没有封号，只是简单的三等公一等侯之类，雍正以后开始有了爵名，比如傅恒就是一等忠勇公。

　　刚刚宣布这个调令不久，乾隆又改了主意，认为川陕总督的辖区——包括四川、陕西、山西、甘肃四省——太大了，一个人不好管理，于是将其一分为二，分别设置陕甘总督和四川总督，“旋以川、陕辖地广，析置二督，策楞专领四川”。

　　四川总督的全称为“总督四川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巡抚事”，尽管此前也有过该职位的设置，比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年羹尧便由四川巡抚改任总督，但这都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川督在那时只是临时性的。而从乾隆十三年策楞任职起，四川总督终于正式成为一个固定职位，从此不再单设巡抚而由总督兼理，“以金川用兵，始定为专缺，兼管巡抚事”。

　　此时的经略大学士傅恒，可以说内外交困，外边的战事举步维艰，清军在坚固的战碉下进展缓慢，短期内大获全胜似乎是天方夜谭，内部的压力更是越来越大，不仅皇帝限期撤兵，而且朝廷新派来的那位四川总督策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过来收尾擦屁股的，一个头两个大的帝国首相无计可施，只能硬着头皮死扛。

　　但正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此时，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其侄子郎卡突然派使者求见傅恒，很快一个消息在清军大营炸了锅，这伙金川人竟然是来求降的！

　　但是更加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傅恒竟然不答应！

（待续）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0 13:01:23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1-20 13:59 编辑

　　做为乾隆朝直至整个清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没人知道他生在哪年，他的卒年也众说纷纭，关于他的相貌不仅没有画像，更没有留下过什么记载，没人知道他究竟是高是矮，是胖是瘦。

　　甚至，连“莎罗奔”这个名字本身，究竟是一个集合名词还是个体名词，当年的人们都没有弄清楚，因为直到第二次金川战争期间，清军将领才惊异地发现，“莎罗奔”其实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嘉绒藏语中对土司出家子弟之泛称，也就是说，历史上很可能有过不止一位莎罗奔。由于当时嘉绒藏区笃信苯教，因此这些莎罗奔们大概不是苯波教的僧侣就是祭司。后来，亦有学者根据保存到现代的其他嘉绒土司的家谱考证出，以上说法是成立的。

　　大概也正因为这样，关于莎罗奔与那位绝色美女阿扣的关系，史书上的记载十分混乱，有的说她是他的女儿，有的说她是她的侄女，有的说她是她的妹妹，还有的说她与他之间只是远亲，阿扣只是莎罗奔的族女顶多算是堂侄女而已。如果真地存在许多位莎罗奔的话，上面的争议也许就可以得到圆满解释了。

　　另一方面，这大概也可以说明，为什么美人阿扣被杀后，莎罗奔土司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悲伤，甚至，他很可能并没有将此事看成什么大不了的血海深仇，从清朝史料来看，阿扣之死似乎并没有影响这位金川土司的情绪，也许他真的只是个政治动物，但更也许，她真的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我们还知道，或许他并不是阿扣的父亲，或许他还有过不止一位同名的亲戚，但历史上肯定存在这么一位莎罗奔，他曾在年青时加入名将岳钟琪的部队奋勇作战并深得主将赏识，直至在岳钟琪的支持下，从小金川土司家自立门户并成为大金川土司，而如果两人不曾有过这么一层关系的话，第一次金川战争也许就不会以这么一种充满戏剧性的方式结束，以至于给后世留下一段岳钟琪人到暮年却单刀赴会的传奇。

　　当清军新主帅傅恒抵达前线时，在战场上屡挫强敌的金川军，其后勤供应已是油尽灯枯。由于清军长达一年多的严密封锁和大肆破坏，这片物资本来就匮乏的山地早就颗粒无收而存粮将涸，尽管实力犹在，但因为即将彻底断粮，金川军已经支撑不了多久：“刮耳崖现已无粮，勒乌围稍有些微，番民亦不能得食，人人思溃。”

　　因此，傅恒刚刚履新，莎罗奔就派人前往清军大营求和，试探投降的条件，而帝国首相的回答十分干脆：“亲缚赴辕，贷以不死。”也就是说傅恒要求莎罗奔、郎卡叔侄自己把自己捆了，前往清军辕门负荆请罪，只有这样的话才考虑饶他俩一命。金川几次三番请降，但固执的傅恒死咬着“亲缚赴辕”的要求就是不松口。

　　用今天的话讲，这其实就是要求金川方无条件投降，本来在战场上占尽优势的莎罗奔和郎卡肯定无法接受。不仅如此，事实也证明帝国首相确实没安好心——傅恒向乾隆密奏道，他打算趁着敌人投降的机会，擒拿了敌军两个首脑之后，再突然率军直捣敌巢，然后将莎罗奔和郎卡带到内地，班师还朝向皇帝献俘。宰相的想法显然过于一厢情愿，不仅敌人根本不会相信，最后就连乾隆也看不下去了，皇帝遂在奏章中批示道：

　　“我觉着吧，莎罗奔、郎卡这些番邦酋长本来都是未开化之人，你就不要和他们过于计较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嘛。所谓驾御蛮夷之道，在于对他们开诚布公，以恩德和信义让他们俯首贴耳洗心革面，这些做好了，就足以让蛮区改头换面，永无二心。

　　“现在是否要莎罗奔、郎卡当面向我们负荆请罪，决定权在你经略大学士傅恒的手上。但我个人是这么想的，你代表国家和朝廷出征，虽然我要大军限期荡平敌寇，但既然你已经当众宣布，如果他们把自己绑了投降便饶其不死，可你却想到时候你把他们关进囚车，送到京师献俘，要知道，以他们的罪行如果正常审判的话，必然是要斩首示众的。这些反贼当然罪无可赦，但现在四方的其他蛮夷都在周围看着咱们呢，要是如此处置，他们肯定会既害怕又惊慌，这很不利于安定团结啊！

　　“事情如果闹到这个地步，就达不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了。与其那样，倒不如公开宣布咱们对这些家伙法外开恩，网开一面。因此我命令，如果他们真的投降了，你就召集所有的文武大小官员，当众宣读圣旨，然后将他们松绑释放，好好安慰，并且派兵送他们返回其老巢。

　　“我们要昭告天下所有蛮夷，让他们都明白咱是王师是怎么不战而胜的，他们只要投降就能活命。这样的话朝廷信义远播，对少数民族恩威并施，和谐社会的理念无处不在，边境由此就可以永远安定了。”

　　显然，到了这个地步，皇帝再也不提当初自己夸下海口明令大军将莎罗奔擒获“明正典刑”的事儿了，对于弘历来说，现在只要能体面地结束这场战争，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在给国舅的信中，皇帝除了再三强调一定不能迟于乾隆十四年四月初班师外，还遮遮掩掩地表达了后悔没更早摆脱金川泥潭的心情：

　　“看来去年此番办理竟是错误，朕今实悔之，只因办理至此，势难中止，不得不趁此兵力，以侥幸万一成功，然亦所谓饰非文过之举耳。”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体会到，第一，乾隆确实已经后悔了，早知道这样，不如一年前就收兵好了；第二，弘历虽然仍有一丝侥幸心理，但理智告诉他不能再拖下去了；但是还有第三，皇帝此时骑虎难下，怎么也要给自己找个撤兵的理由，哪怕文过饰非也在所不惜，乾隆此时所需要的，只是金川人低一下头认一下错而已，只要面子有了，至于里子，比如莎罗奔是否能够“亲缚赴辕”，他根本不在乎也不指望。

　　可惜的是，乾隆的圣旨来得有些晚了，几次请降遭拒之后，金川方面对傅恒彻底死了心，再也不派人过来热脸铁冷屁股了。但是另一方面，眼看着自己的粮食吃一碗少一碗，莎罗奔土司虽然早年出家当过僧侣甚至祭司，但毕竟没练就耶稣那样“五饼二鱼”的本事，金川人坐吃山空，似乎已经只能在战死和饿死之间选择归宿。

　　思索再三，无可奈何的金川土司认为还是老熟人更靠谱，既然国舅爷不搭理，那咱再找岳大帅疏通一下吧。

　　当时的基本情形是，清军和金川都已经坚持不住了，承受着越来越大压力的乾隆不得不从帝国经济和藏区全局通盘考虑，强烈要求尽快撤军，而傅恒虽然积极主战，但却无法在短期内解决敌人；金川则将要弹尽粮绝，完全凭着最后一口气在支撑。不同的是，通过投降的百姓和士卒，清军已经知道了金川缺粮的窘境，而皇帝限期撤军的事情则严格保密，只在清军几名高层里流传，普通官兵并不知晓，金川方面更是无从得知。

　　因此，当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岳钟琪突然得报说有金川使者求见时，本来在坚固战碉下一筹莫展的老岳立即敏感地意识到，天上很可能要掉馅饼啦！果然，一个金川头人哭丧着脸向岳提督禀告说，自己来自郎卡镇守的噶尔崖，现在主将郎卡病危，他临终前忏悔杀人太多，希望能与朝廷和平解决问题，双方不要再打下去了，因此请大帅“差官往验”。

　　岳钟琪立刻觉得这事儿相当蹊跷，因为前面咱们说过，岳钟琪的部队驻扎在金川以北的党坝，他们的目标是离这里只有五六十里远的金川军大本营勒乌围，而并非相隔甚远的勒乌围，后者是由傅恒亲自驻扎的卡撒大营负责攻打的，清军另一员大将傅尔丹的部队也在那里。现在，自称病重的郎卡竟然舍近求远，不去找近处的主帅傅恒，却偏偏跑到岳钟琪率领的偏师请人验看，显然其中必有猫儿腻。

　　更何况，众所周知郎卡是金川最坚定的主战派，他镇守的噶尔崖一直是最令清军头疼的钉子，猛将任举等人都是在攻打噶尔崖的过程中殒命的。郎卡与莎罗奔这对叔侄，以往都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叔叔与清军眉来眼去勾勾搭搭，而侄子则软硬不吃只认刀子不认人。

　　现在金川方面突然以抵抗最坚决的郎卡名义来求和，显然他们内部已经确实吃不消了，而另一方面，金川人不找近处的傅恒却来找远处的老岳，显然意味着他们在清朝首相处吃了闭门羹。事实证明果然如此，乾隆确实曾收到傅恒的奏章，说郎卡自称病重向清军乞降，但此举被一心只求全胜的国舅爷定义为诈降而断然拒绝。

　　老奸巨滑的岳钟琪自然不会错过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假装相信郎卡病重是真的，马上派出一名千总和一名把总应邀前往噶尔崖验看。几天后，心领神会的二人回来禀告，说郎卡果然病重，恐怕支撑不了多久了，他希望临死前朝廷能允许金川人归降，使自己能重新成为这个伟大帝国的臣民。得到报告后，岳钟琪立即上奏，请求皇帝进一步指示。

　　心乱如麻的乾隆终于下定了决心。综合各方面情况，皇帝早已断定金川战争绝对是一桩亏本的买卖，从宏观上来看，“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更不要说越来越紧张的西藏局势了；从微观上来看，清军至今仍没有找到对付碉楼的有效办法，根据前线提供的情况，每座碉楼平均只需要十来名守兵，而清军平均却需要出动七百名士兵攻打才行，即使这样，也只不过能杀伤一半也就是五六名敌人，而清军自己平均却要战死十余人，伤七十余人。

　　乾隆认为，如果按消耗来算，清军差不多要以百敌一，那么对方有三千余名士兵，我们就得相应出动三十多万人才成，“有是理乎”——这算什么事儿啊？！更何况，皇帝虽然七拼八凑准备了两千多门大炮，可这些火炮中的大多数根本没法运到地势险峻的碉楼脚下，结果还是只能靠人力硬拼，这让他发出了“天险非人力可施”的感慨。

　　刚过了年的乾隆十四年正月初二日，皇帝正式宣布：“今已洞悉实在形势，定计撤兵！”他打肿脸充胖子劝小舅子说，你这一趟干得很好，“于国家已为有益，于颜面已为有光”，也就是给国家和自己长了脸面，至于结果嘛，凡事没有十全十美，你就别太计较了。

　　皇帝继续开导宰相道，当年咱朝廷对准噶尔用兵，每次也只不过委任一两个大帅而已，可现在陷在小小金川的除了你这首相外，还有一大堆尚书、总督、将军、都统、提督等一品大员，差不多半个中央领导班子都耗在那里，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政府的正常运转，长久以往怎么能行啊！所以你们还是赶紧回来处理积压的公务吧。

　　要说乾隆对傅恒可真不一般，扮演完皇帝，他话锋一转，竟然从姐夫的角度继续劝说：想当年你幼年丧父，你姐姐孝贤皇后念及手足至亲的情分，亲自教育你长大成人，在她的几个兄弟中，皇后与你的感情是最深厚的。即使你姐夫我，也因为皇后的兄弟中有你这样能忠诚任事的实在太难得了，因此一直对你特殊照顾遇。

　　现在你姐姐的丧礼已经快到了“小祥”（即周年祭）的时候，身为皇后最喜欢的弟弟，你理应回来参加祭奠仪式。这道圣旨正月里就能到达金川，如果二月初启程的话，届时还能够赶回来，经略大学士你可千万不要忘记啊。

　　皇后的忌日是农历三月十一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从四川藏区赶回北京，乾隆显然低估了当时的交通难度，傅恒每天怎么也得日夜兼程狂奔两三百里，可能比他来时还要赶；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皇帝没准也是在故意提醒宰相要提前出发，别在金川拖得太久。

　　话说到这个地步，傅恒彻底哑口无言，只能遵命行事。但不甘心的他仍希望能为朝廷和自己找回最后一丝颜面，如果在战争结束前莎罗奔和郎卡真地来到清军辕门负荆请罪，那么起码在表面上，皇帝的脸面就算保住了，自己也可以名正言顺地班师还朝。

　　可是，这时候已经到了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傅恒再提什么“亲缚赴辕”的要求无疑是痴人说梦，金川军只要再挺住最后十几天，清军就只能灰溜溜地无功而返，但令人没想到的是，就在短短半个月之内，事情竟然发生了惊人的转机，最终让帝国首相宿愿得偿，而这一切惊喜的发生都应在一个人的身上，他就是岳钟琪。

　　身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尤其是罢官后长达十余年的韬光养晦，此时的老岳早已洞察世事。他准确地把握住了皇帝以及自己上司骑虎难下的心态，以及金川方面弹尽粮绝的窘境，既然敢于将被傅恒拒绝的金川求降事宜直接捅给乾隆知道，老岳就有足够的把握和信心来擦屁股，最后不仅要让皇上高兴，宰相也会心满意足。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清史稿》描写得十分浪漫，整段充斥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激情：

　　“师入，莎罗奔惧，遣使诣钟琪乞降。钟琪请于傅恒，以十三骑从入勒乌围开谕。莎罗奔请奉约束，顶经立誓，次日，率郎卡从钟琪乘皮船出诣军前降。”

　　如果只看这段文字，岳钟琪比起《三国演义》中单刀赴会的关老爷毫不逊色，确实给皇帝和宰相大大长脸，有分教：

　　“好江风，将这轻舟催送，波翻浪涌，添几分壮志豪情。龙潭虎穴何足惧，剑戟丛中久鏖兵。非是俺藐群雄，一部春秋铭记。义不负心泰山重，忠不顾死何言轻。桃园金兰誓，弟兄山海盟。早把这九尺身躯青龙偃月，付与苍生！”（京剧<单刀会>唱词）

　　但其实，正如真实的历史中单刀赴会的，其实并不是壮烈激昂武艺高强的关羽，反而是人们印象中懦弱木讷的鲁肃那样，所谓岳钟琪十三骑入金川的故事，真相与其说是一曲英雄主义的凯歌，莫不如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的表演。通过对清朝史料——主要是当时金川与朝廷间来往的奏章和上谕等第一手材料，而不是《清史稿》这样的半文学作品——的整理研究，今天的我们已经可以大致还原当年所发生的情形：

　　派人验看郎卡的病情的同时，岳钟琪很可能趁机开出了同意对方投降的条件，而在舍身打入敌人内部的阿扣和王秋被杀后，莎罗奔已经没有途径打探到清军即将撤兵这一重大秘密，面对老长官岳钟琪发出的威逼利诱，金川高层完全清楚，如果敌军不惜代价地进攻，甚至是仅仅维持长期围困，自己有限的力量和即将枯竭的粮食被一点点消耗掉几乎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信心早已经动摇。

　　乾隆十四年正月二十日，莎罗奔终于派头人向傅恒呈献《甘珠尔》，金川人顶经立誓，表示遵依六事：1、永不敢侵扰诸番；2、供役比各土司勤勉；3、退还侵占邻近土司土地；4、擒献从前误犯天兵的凶首；5、送还从前侵掠的人民、马匹；6、照数献出枪炮军器。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为了维护姐夫和自己的颜面，傅恒再次提出了莎罗奔与郎卡来清军辕门负荆请罪的要求，可叔侄二人仍疑心重重，生怕自己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双方离达成最后协议还差这么一步。

　　不过，该争执在洞察一切的老油条岳钟琪看来显然十分幼稚可笑，他断定，好不容易才争取到对手归降承诺的傅恒宰相，肯定不敢冒再次爆发战争的风险去为难这对叔侄，因而所谓的面缚请罪，纯粹只是个肤浅的面子问题而并非实质性的里子问题。

　　于是，岳钟琪对金川方提出了一个看上去十分大胆的建议：既然你们有顾虑，那不如这样，我过去亲自和你们谈，这样大的诚意总够了吧!就这样，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仅率少量随从亲自前往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由此演绎了十三骑入金川的传奇。

　　也许有人会问，岳钟琪难道真地不怕莎罗奔翻脸不认人吗？我想老岳之所以有恃无恐，是有充分理由的：

　　第一，他完全知道金川军的窘境，在弹尽粮绝前达成和议，从而最大程度地保存自己的土地和属民，对莎罗奔无疑是能争取到的最迫切也是最好的一种结局。

　　第二，清军提出的六个条件，对金川人都不是伤筋动骨的刁难，因而莎罗奔完全可以接受，岳钟琪所要解开的，仅仅是双方关于面缚请罪的心结而已。

　　第三，即使莎罗奔突然打探到朝廷的撤军方案，他也不敢把自己怎么样，因为一旦扣押或者杀害这样一位一品大员，那就意味着战争肯定会继续下去，皇帝仅仅出于脸面也不会善罢甘休，与清廷经常打交道的莎罗奔应该也明白这一点。

　　还有最后一条，岳钟琪确实曾有大恩于莎罗奔，除了后者能自立门户当上大金川土司是前者鼎力相助外，更有雍正时老岳在川陕总督任上，曾将此前年羹尧从大金川剥夺的多座山寨重新划给了莎罗奔，使得对方感激万分。关于这些事情，周边地区无不知晓，岳钟琪在藏人心目中是神一般的存在，而藏人最讲知恩图报，因此如果莎罗奔恩将仇报，那大金川土司的信誉将会彻底毁灭，声名狼藉的他也就别想在藏区混下去了。

　　由此可见，岳钟琪有着充分的把握能让自己全身而退，更不要说，为了进一步拉近双方的友好，老岳这回还特地带了一个人来，他就是与金川土司关系最密切的亲戚——绰斯甲土司，前面我们也说过，莎罗奔曾给绰斯甲土司写信，恳求对方看在双方关系和苯教同流的份上，不要相煎太急，只是迫于清军压力的绰斯甲土司根本不敢听从。

　　身为一名说客，岳钟琪显然展现出了极高的水平，成功地消除了金川高层的思想负担。来到金川仅仅一天之后的正月二十九日，老岳便与对方第一号人物莎罗奔、第二号人物郎卡，以及相当于中人担保方的绰斯甲土司，一起在勒乌围经堂佛前立誓，土司叔侄终于答应亲自前往清军大营向傅恒请罪，而岳钟琪很可能以朝廷的信誉对他们做出了保证，说面缚投降仅仅是走个形式而已，他俩决不会受到任何实质性的惩罚。

　　由于当时的金川人都是苯教徒，因此这里所谓的“佛”其实并非真正的佛像，很可能是敦巴辛绕的塑像，他在苯教中的地位相当于佛教中的释迦牟尼，据说是苯教的创始人，具有无限神通。雍仲苯教改革之后吸收了大量藏传佛教的内容和形式，敦巴辛绕的形像也变得几乎与释迦牟尼一模一样，清人根本无法分辨二者的区别，因而统统称之为佛。

　　乾隆十四年二月初五，这场行为艺术表演终于达到了高潮。这一天，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像过节一样张灯结彩，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史载莎罗奔和他的侄子郎卡，在寨门外“除道设坛”，大张旗鼓就仿佛办起了庙会。然后，他俩带领喇嘛（应为苯教的僧侣，虽然其衣着打扮与藏传佛教的喇嘛也几乎相同）、头目多人，从勒乌围出发，金川人一路焚香顶戴，作乐跪迎。就这样，两名首领以所谓“负荆请罪”的形式，来到傅恒驻扎的卡撒大营，向清军正式投降。

　　国舅傅恒摆足了帝国首相的谱儿，只见他“轻骑减从，示以不疑”，也就是只带着几个随从骑着马来见莎罗奔，以表示自己心地坦荡没有疑虑。见叔侄二人面缚请罪，傅恒表示十分满意，他随即宣布圣旨，代表皇帝宣布，帝国已经宽恕了你们的所有罪行，“示以德威，宥以不死”。

　　史载，莎罗奔和郎卡也相当配合宰相的这场演出，他们对皇帝以德报怨的决定极其感激，表现得无比欢欣鼓舞，抢着发誓说今后永远不敢再违犯朝廷。随后，金川人向傅恒呈献古佛一尊（应是敦巴辛绕或其他苯教神祇的塑像），以及银万两，傅恒接受了佛像但却拒绝了银子，这场受降仪式至此圆满成功。

　　帝国首相随即以“露布”形式向朝廷飞报大捷。所谓“露布”，是一面写有文字的帛制大旗，多用来发布军事捷报。信使快马加鞭，一路上高举露布，沿途宣布胜利的消息，这被认为是古代时效性、公开性最强的传播方式。也正因为这样，旧时谁要是能写得一手好露布，绝对是值得炫耀的资本，比如后世有小诸葛之称、曾在民国期间为中国再次囊括外蒙古的皖系名将徐树铮，便号称“上马杀贼，下马露布”，就是夸他除了用兵出众外，文采也相当可以。

　　受降的第二天即二月初六，傅恒就从金川启程，像露布使者那样马不停蹄朝着京师狂奔，他还要跑去赶姐姐孝贤皇后逝世一周年祭奠的场子呢——三十多天里从藏区赶到北京，时间可真是够紧张的。

　　在双方都筋疲力尽的情形下，第一次金川战争，或乾隆所谓“初定金川之役”，至此终于戏剧性地结束。

清流宰 · 发表于 2014-1-20 15:11:13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1-20 13:01
' o6 Y* U m$ z+ V3 Z/ ~6 \/ O r　　做为乾隆朝直至整个清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没人知道他生 ...

看到最后岳钟琪是英雄，在各种势力鏖战到达均衡点的一瞬间，轻轻一叩，局面顿时平息。
希望楼主再接再励，不要停笔，把再平金川也写出来。应该是清朝国势未颓，乾隆的军政手段越来越老到，再加上不再轻敌，所以最终能彻底改土归流。我猜。等待楼主演绎。
这文章不能出书实在可惜。

火白月心 · 发表于 2014-1-21 11:38:16

不错，又更新了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1 17:22:20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1-21 17:24 编辑

　　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次金川战争，乾隆皇帝所谓 “十全武功”中的首战，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清政府调动了七省兵力，前后约八万余人的军队，周边土司也派出了土兵一万协同作战，几乎是倾全国之力与金川一隅抗争，但最后不过得一所谓的“受降”名声而已。

　　第二，金川的势力并没有受到重创，战场上占尽优势的金川人一旦缓了过来，自然口服心不服，此后会更加藐视朝廷。

　　第三，清政府甚至皇帝本人颜面扫地，乾隆甚至多次表达了后悔发动这场战争的意思，仅仅是由于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清军才侥幸得到了几乎所有结局中最好的一种，这使得清廷当初关于犁庭扫穴彻底消除隐患的大言成了一个笑话，而周边土司则看清了这头纸老虎的本质，更加慑服于金川土司的强力。

　　尤其是第二和第三点，可以说为后来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种下了祸根。

　　战争结束十天之后的乾隆十四年二月十五日，负责清军后勤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向朝廷公布了这场战争所花军费的初步审计结果：包括川省库存、部拨及外省协拨，总共花了近九百万两白银，如果加上各地捐输的二百余万两白银，军费开支肯定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换句话说，清政府一年财政收入（不到四千万两白银）超过四分之一都填进了金川这个无底洞。

　　因此，战争宣告结束后，乾隆意兴阑珊，既没有强求被朝廷赦免的莎罗奔和郎卡进京谢恩，“免其赴阙谢恩”，又没有让号称取得大捷的傅恒宰相按照惯例献俘，甚至于，当莎罗奔和郎卡请求“选送番童、番女各十名进京代其服役”时——这其实有金川方主动献出人质讨好朝廷的意味——也被扫兴的皇帝给拒绝了，此时的弘历大概一听到“金川”这两个字就赶到闹心不已，就更别提让那些想起就烦的金川人在自己身边侍候了。

　　傅恒班师后，四川当局的最高领导变成了新任四川总督策楞，他之下便是四川提督岳钟琪。两人合计了一下，向朝廷提出了一个有十二个条款的《金川善后事宜十二条》，鉴于策楞刚刚到四川还没有熟悉情况，因此这些建议大概多是岳钟琪的主意。主要内容包括：

　　1、在大金川的旁边，今天丹巴县的巴底和巴旺各立土千户一员，由革布什咱土司管辖，以监视莎罗奔的行为；

　　2、做为上一条的保障，由一个清廷信得过的子弟今后承袭革布什咱土司职位，发给其正式委任状；

　　3、大金川既然归还了其以前所占各家土司的领地，那么与其接壤的杂谷、革布什咱、沃日、小金川等几个土司应连为一气，共同防范大金川；

　　4、做为上一条的具体实施，已经与阿扣离婚的小金川土司泽旺和沃日女土司泽尔吉联姻；

　　5、两人结婚后，派一个清廷信得过的子弟代理沃日土司；

　　6、督促修复战争中被毁的小金川战碉；

　　7、小金川副土司——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大小郎素二人——应该分别安置，以防小金川坐大；

　　8、郎卡的异母弟弟土舍汪尔吉，由于先前投奔了清军，现在已经没法回去，应交其母舅革布什咱土司安置；

　　9、加衔奖励棱磨、卓克基、党坝等嘉绒众土司，以免金川被打压之后，嘉绒另一土豪——杂谷一家独大；

　　10、请加级鼓励效力于清军的各部土司；

　　11、吸取王秋的教训，今后应该严禁严汉奸出入番地；

　　12、赎回当地少数民族购买的汉人土地，今后严禁汉人将土地私自出售给少数民族。

　　对此，乾隆皆一一批准。很显然，总督和提督的这些建议环环相扣，其目的是在承认大金川土司现状的前提下，利用其他嘉绒土司对大金川加以牵制，以维持嘉绒地区势力的均衡。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看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措施其实都太流于形式，并没有对金川势力有任何实质性的打击，既没有在当地驻军，又没有规模移民，所有的防范几乎都是以往“以番治番”的老套。

　　也正因为如此，金川人过得比战争中要滋润许多，莎罗奔仍继续当着他的土司，一直活到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十一年的乾隆二十五年即公元1760年，才在大金川土司的勒乌围官寨寿终正寝，此时距离乾隆三十六年即公元1771年的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时间恰好也是十一年。

　　从史料来看，在莎罗奔土司的执政期间，他确实遵守了自己对岳钟琪的六项承诺，金川地区基本上风平浪静，起码维持了表面的和平。从史料来看，莎罗奔为讨好乾隆可谓煞费苦心，做足了官面文章，在申请派童男童女代替自己侍候皇帝遭拒后，他又在噶尔崖大张旗鼓地为帝国首相傅恒设立了长生牌位早晚跪拜。

　　后来，莎罗奔还演出过一场拾金不昧的喜剧：当时一名清朝军官前往金川北边的党坝办事，晚上路过勒乌围的时候不小心丢了行李，结果被当地人捡到交给莎罗奔，大金川土司第二天立刻派专人送到了四川总督策楞处，乾隆得知后十分满意，此后便经常宣称莎罗奔是“归诚向化”的榜样。

　　这里要多说一句的是，第二次金川战争中也有一个莎罗奔，按照《清史稿》的说法，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从莎罗奔及其妻子挈番众二千馀出寨，奉印献军门降，金川平”，而索诺木等金川首脑最后统统被清廷千刀万剐也就是凌迟处死，莎罗奔应该也在其中。但其实，这个莎罗奔和我们前篇的主人公并不是同一人，他是索诺木的哥哥，当时的清军将领在给乾隆的奏章中称其为“喇嘛莎罗奔”——我们前面写过，“莎罗奔”并非一个具体人名，而是嘉绒藏族对出家的土司子弟的泛称。

　　至于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大金川土司索诺木，则是郎卡的儿子，也就是郎卡伯父莎罗奔的侄孙。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年纪大了，便让侄子郎卡代理自己主事，前面我们讲过，郎卡曾以自己病重将死为由，希望与清军谈判，但是双方和议刚刚达成，这位金川酋长竟然一骨碌爬了起来，马上宣布自己已经康复，让人颇觉哭笑不得，只能感叹藏医药创造的奇迹。

　　莎罗奔死后，郎卡请求清廷让自己正式继承伯父的位置，但被四川当局拒绝。郎卡怀恨在心，遂派兵滋扰党坝土司领地，而乾隆则鉴于清军盲人骑瞎马般卷入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沉重教训，下令驻川部队静观其变不得妄动。朝廷的不作为导致郎卡更加嚣张，此后越发向周边地区侵略，出兵大掠党坝和巴旺土司。到了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嘉绒各家土司忍无可忍，在时任四川总督阿尔泰的串联下，大家宣布联合起来对抗郎卡，终于爆发了“九土司环攻金川”之役。

　　所谓九土司，包括巴旺、党坝、沃日、瓦寺、绰斯甲布、明正、木坪、革布什咱以及小金川，其中，今天丹巴县的巴旺和马尔康县的党坝两家都是弹丸之地，根本没法与大金川抗衡；明正与瓦寺两家土司倒是实力雄厚，如果光论势力的话并不在大金川之下，尤其是明正土司更是富甲天下，但他俩离金川实在太远，瓦寺土司在七百里外的汶川，而明正土司所在的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康定已经到了康巴藏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距离大金川既近而又有相当实力的，“莫如绰斯甲布与小金川”。

　　尽管如此，如果能够集中绰斯甲布与小金川的力量，其他各家在旁边呐喊助阵，再加上清朝正规军的支持，九家土司的讨伐行动是足够郎卡喝一壶的了。但可惜的是，四川总督阿尔泰似乎完全不明白党同伐异的道理，导致这场“九土司环攻金川”之战虎头蛇尾。

　　得知九家土司联合进攻自己的消息，郎卡立即采取措施，他派人紧急求见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绰斯甲布和小金川两家，提出与对方联姻，两土司也不愿与实力雄厚的大金川为敌，便顺水推舟地答应下来。

　　前面我们说过，绰斯甲布与大金川关系十分密切，莎罗奔曾在金川战争中写信给该土司请求对方念在同教份上不要相煎太急，而岳钟琪十三骑入金川的时候，撮合双方谈判也正是该土司。小金川与大金川关系更近，二者本来就是一家人，虽然泽旺土司当年曾被莎罗奔狠狠摆过一道，但现在斯人已亡时过境迁，怨仇早就渐渐淡去，现在郎卡主动示好，泽旺也就没有拒绝。联姻以后，绰斯甲布和小金川自然在攻打大金川的过程中三心二意。

　　让人赶到奇怪的是，在此期间，四川总督阿尔泰对这场明显出于政治目的的联姻竟然没有任何反应，也没有做出任何干涉，此举让其他土司极为寒心，尤其是大小金川再次联手后果相当严重，史载他们“自是狼狈为奸，诸小土司咸不敢抗”。

　　此时，嘉绒十八土司中本来与大金川分庭抗礼的杂谷土司已经不复存在——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杂谷土司苍旺与属下的梭磨、卓克基等酋长发生纠纷，苍旺不听四川当局调解，提督岳钟琪以其试图谋反为名义率军讨伐，最终杀死杂谷土司，将这个庞大的土司辖区肢解为梭磨、卓克基、松冈、党坝四个互不统属的弱小土司。换句话说，大金川已经是一家独大。

　　总督阿尔泰与提督董天弼率领的清军于乾隆三十一年即公元1766年出兵，随后便在康八达战碉群（还记得这个名字吗，当年岳钟琪曾建议从党坝经此地直捣大金川核心勒乌围）下一筹莫展，而嘉绒土司们则是出工不出力，最后的结局简直成了第一次金川战争的翻版：

　　“郎卡出谒，阿尔泰许如所请，并畀以新印。”也就是说郎卡像自己当年那样出来意思一下表示臣服，而阿尔泰则如傅恒般象征性地接受投降，同时代表朝廷正式授予他大金川土司的印信。

　　就这样，郎卡再次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让清军重演了劳师远征无功而返的苦情戏。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来得及享受胜利成果，这场战争结束后不久，这位大金川土司就病死了，如果让我们不带任何偏见地凭心而论，与其叔叔莎罗奔一样，郎卡确实无愧为金川人的英雄，如果天空中真有维京武士所宣称的英灵神殿，那里会肯定有他的一个位置。

　　——对了，在藏语中，“郎卡”的意思正是“天空”。

　　说完了幸运儿莎罗奔和郎卡，下面我们再来看看那些倒霉蛋——第一次金川战争中清方主要人物的最后结局吧。

　　发动第一次金川战争的四川巡抚纪山，在战争结束前就已经调离，他被川陕总督张广泗弹劾去职，乾隆让其改任驻藏大臣。但是，纪山在拉萨任上尸位素餐，一味迎合野心勃勃的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可以说毫无做为，使得清廷依靠驻藏大臣制约藏王的企图完全落空。

　　金川战争结束一年后西藏大叛乱爆发，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被叛党杀害，尽管纪山当时已经离职，但迫切为自己西藏政策的失误寻找替罪羊的乾隆仍没有放过他，这个倒霉蛋被皇帝勒令自杀——“以事事顺从珠尔默特那木札勒，纵令恣肆妄行，致珠逆被诛后，都统傅清等为乱党所害，十六年三月令自尽”。

　　金川战争爆发时的川陕总督是隆科多的弟弟庆复，他早在战争结束前就丢了性命，只是，这个倒霉蛋的死亡与此战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一年前的瞻对之战有关，当时反抗清廷的瞻对土司班滚死里逃生，而报喜不报忧的庆复却谎称他已经被清军烧死。金川战争进行中，庆复本已被提升为宰相（大学士），但就在这时候，继他担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将真相捅给了上边，结果暴怒的乾隆认为庆复欺君罔上罪不可恕，勒令他以死谢罪——“以瞻对用兵捏报焚毙贼首班滚，欺朦了局，十四年九月令自尽”。

　　要说这个班滚可真是个牛人，被他搞死的除了庆复宰相之外，还有多名清廷高官，其中就包括与庆复一起欺上瞒下的四川提督李质粹，他“以焚毙班滚一案，附和庆复，扶同捏饰，十五年正月处斩”；以及当时的现场指挥官松潘镇总兵宋宗璋，他“以明知班滚逃亡下落，不复搜擒，致令远遁，种种欺饰，十五年正月处斩”。

　　而班滚本人却始终毫发无伤，在金川战争期间他一直躲在莎罗奔的土司官寨里。战争结束后，莎罗奔替他向清廷求情，说这厮已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请求皇上再给班滚一个机会，而乾隆竟然痛快地答应了。

　　于是，这位因“夹坝”抢劫而引发无数事端，让清廷多个高官掉了脑袋的前瞻对土司，最后却以一个老死床上寿终正寝的结果让后人大跌眼镜，尤其再想起因他而死的成千上万的藏人和清军，直令人不胜唏嘘——命运的安排无法捉摸，莫非真是“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

　　金川战争中死亡的清军高级将领很多，除了任举总兵和买国良参将这样的光荣战死者，还有张兴副将这样中了敌计而稀里糊涂丢了脑袋的，更有建昌镇总兵许应虎这样的孱头，他“以临阵退缩，失陷城寨，畏贼如虎，密请让地撤营，十四年十月处斩”。

　　至于活下来的那些将军，战后则大多加官进爵。马良柱跟随傅恒重返金川，以泰宁协副将的官衔军中效力，表现得很不错，《清史稿》说他率兵攻克了曾颇让清军挠头的昔岭阵地，而岳钟琪亲率十三骑入金川劝降，他很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因为《清史稿》记载道：“莎罗奔请降，良柱以十余骑入其营宣谕。”

　　金川之战结束后，马良柱重新被提升为建昌镇总兵，并赐孔雀翎。后来，他再次被乾隆招进北京，在香山地区重操指导禁军演练云梯进攻碉楼的老本行，此后又调任松潘镇总兵，在老上司岳钟琪进攻杂谷土司的战争中，他也曾率军参与。战后马良柱告老还乡，一直活到八十一岁才去世，其子马应诏后来做到直隶河间副将之职。

　　与马良柱一起回来的哈攀龙，金川之战后被提升为代理固原提督，后来又调任代理湖广提督，并在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实授湖广提督，第二年又调任贵州提督。乾隆二十四年他到北京觐见皇帝，随后一直在京治病但不见好转，一年之后去世，乾隆为他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

　　哈攀龙的儿子哈国兴是乾隆朝名将，曾在云南提督位上跟随傅恒与缅甸作战，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哈国兴以陕西提督、参赞大臣的身份，于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统领陕西、甘肃的各路人马攻克了小金川，同年病逝于军中。哈国兴的儿子哈文虎也在金川前线效力，次年与清朝宰相温福一起，阵亡于著名的木果木战役，死后他的牌位进入烈士纪念馆即“入祀昭宗祠”。

　　随云贵部队入川参战的云南昭通镇总兵治大雄，战后被提升为云南提督，乾隆十五年又“叙功加左都督衔”并得到皇帝的亲切接见，不过两年后，他因儿子犯罪的原因被革去提督降为哈密总兵。乾隆二十一年，他代理安西提督（当时新疆大部尚在准噶尔汗国控制下，安西提督主要负责新疆东部清军控制区的军务）的时候，又因所管理的军马数目对不上且大量死亡，被革职押送京师治罪，最后病死在进京的路上。

　　治大雄的老上级、接替庆复担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在第一次金川战争后期以“贻误军机”罢官治罪。老张被押回北京后，乾隆决定御驾亲审，审判地点设在中南海的瀛台，也就是后来光绪皇帝被泣血囚禁的那个地方。一直到这时候，如果张广泗认个错服个软的话，仍有一丝生机存在，因为“贻误军机”虽是大罪，但毕竟没有触犯皇帝个人的脸面和尊严，比起乾隆加诸讷亲“孤恩藐法，罪不可逭”的咬牙切齿，其实还是有商量的。

　　张广泗要是痛心疾首表演一翻，一把鼻涕一把泪地痛哭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人，尽管仕途已经没啥大指望了，但混个罢官流放的从轻发落是有可能的。何况，乾隆对这位平苗名将的军事才华一向欣赏，比起已经彻底成了落水狗、不得不给国舅爷腾出首相坑儿的讷亲，老张这条狗对主人还是有些用处的，正如同当年同样“贻误军机”的岳钟琪那样，过些年东山再起并非毫无指望。

　　但没想到的是，到了审讯的时候，自感受了冤枉的张广泗竟然当场发飙，几乎乾隆每说一句，老张就反驳十句，搞得乾隆雷霆震怒，下令大刑伺候，但即使这样，老张的一张嘴仍然bla-bla-bla个不停，“广泗极言其枉，命用刑，辨不已”。要知道，张广泗可是一等一的告状大王，当年一状告得大将军岳钟琪几乎人头落地，二状告得宰相庆复当真一命呜呼，辩论的本事岂是常人可比，据说审讯时他侃侃而谈逐条驳斥，声如洪钟直达御座，听得在场的人们战战兢兢乍舌不已。

　　就这样，当着众多陪审的群臣，主审的皇帝被犯人抢白得理屈词穷颜面尽失。传说恼羞成怒之下，一向脸皮重于生命的弘历竟然不顾司法程序，当场掷下尚方宝剑，令大内侍卫立斩张广泗！如果这事儿靠谱，那张广泗在审讯时除了顶嘴之外，还很可能曝光了一些不能为外人知的秘辛，让皇帝十分下不来台，继而决定杀人灭口。至此，从雍正四年初上战场起，这位平苗名将长达二十八年的军事生涯戛然而止，让人不胜唏嘘。

　　随后，乾隆专门为此下了一道充满着怨念告白的上谕，内容几乎都是大白话，就不做翻译了：

　　“金川用兵，张广泗、讷亲前后贻误。广泗初至军，妄为大言，既久无成效，则诿过於部将！及讷亲往，乃复观望推诿，见讷亲种种失宜，无一语相告，见其必败，讪笑非议，备极险忮！盖恐此时奏闻，犹或谴责，不若坐视决裂为得计也，朕详悉推勘，如见肺肝！讷亲且在其术中而不觉矣！广泗熟娴军旅，与讷亲并为练达政事之大臣，乃自逞其私，罔恤国事。今朕明正其罪，以彰国宪！”

　　对于这个人的结局，《清史稿》评价道：“广泗倾钟琪、劾照，知讷亲不可撼，乃坐视其败，以忮杀其身，虽有劳不能逭。吁，可畏哉！”大意是，张广泗当初倾轧岳钟琪，揭发张照，后来又因没法撼动帝国首相讷亲，于是搬个板凳看人家热闹，他可以说是因为嫉妒而引来杀身之祸，即使此前再有功劳，最后也没法逃脱宿命了。唉，这实在太可怕了！很显然，这篇传记的作者隐隐流露出了一丝对张的惋惜之情，对他以往的功劳还是相当肯定的。

　　虽然杀了张广泗，但惹了一肚子火的乾隆越想越生气，无处发泄的皇帝再度迁怒于人，倒霉的前首相讷亲终于在劫难逃。当时，他正在被大内侍卫鄂实押解回京的路上，一行人已经走到了班拦山——该地名很可能是“斑斓山”的异写，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它就是今天小金县与汶川县的分界，川藏北线上著名的巴郎山。

　　就在这里，押送官鄂实突然收到皇帝的上谕，随同圣旨到来的还有一把著名的宝刀，正是讷亲祖父留下的遏必隆刀。拜读完圣旨，鄂实二话没说，立即将囚犯讷亲提了出来，前首相还没明白怎么回事，便被一刀结果了性命。相比老对头张广泗，讷亲仅仅多活了不到一个月，两人纠缠不休的恩恩怨怨终于彻底了结。

　　讷亲死后很久的一天，乾隆突然对大臣们发下了两个折子，人们打开一看，原来是当年讷亲保举兆惠和阿桂的奏章，里面称赞两人“内堪尚书、外堪督抚”，希望皇帝今后能大力提拔他们。而此时，兆惠和阿桂早已成为帝国军界一等一的大人物，可这两个当事人却从来不知道讷亲当初曾保举过自己。大臣们这才明白，原来皇帝从来没有忘记过讷亲，而通过这两份迟迟发布的文件，乾隆显然是有意让大家知道这位刻薄的前首相并非一无是处，于是“人始服其论荐之公”。

　　对于这位晚节不保的满洲贵族，清人笔记评论道：“然则讷虽功名不终，其识量才猷，殊非拱默私禄者可比，宜高宗之异常眷倚也。”干练的皇亲，识才的伯乐，廉洁的官僚，张狂的宰相，以及好色的男人，怯懦的统帅，究竟哪个才是讷亲的真面目呢，也许各种都有一点儿吧。

（待续）

木不铎 · 发表于 2014-1-21 18:54:55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1-20 13:01 & l" E8 k3 R, O& i7 u4 A
　　做为乾隆朝直至整个清朝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的生平，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没人知道他生 ...

这篇写得确实有点“虎头蛇尾”，呵呵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6 08:26:14

本帖最后由京华烟云AMIP 于 2014-1-27 08:25 编辑

　　因十三骑入金川劝降的大功，岳钟琪被朝廷明令嘉奖。乾隆加封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还恢复了当年雍正剥夺他的三等公爵——前面我们说过，雍正之前的“世爵”即功臣爵位，通常是没有名号的，只是泛泛的一等侯三等伯之类，而雍正之后则有了专门的爵名，由于乾隆钦赐老岳的公爵名号为“威信”，从此他便是三等威信公。

　　其实，赋闲在家十多年后才被重新启用的岳钟琪，变得越来越会来事，早已深知要把一切功劳和荣誉都归于领导的道理。据说清军接受金川投降的时候，傅恒坐在大帐中央风光无比，而年已六十多岁的老岳则全身披挂，像个小厮般站在旁边，即“戎服佩刀侍”，给足了国舅爷面子。果然，莎罗奔出来后逢人便说：“我曹仰岳公如天人，乃傅公俨然踞其上，天朝大人诚不可测也！”鉴于老岳在投降仪式前早就和莎罗奔见过面，这些表演很可能也是岳、莎二人计划好了的双簧。

　　不久，乾隆专门接见了这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名将，为了表示对功臣的重视，还赐予他紫禁城骑马的特权。就像往常那样，席间皇帝再度诗兴大发，当场写了几首歪诗赏给老岳，其中便有“番巢单骑志何雄”之句来称赞老岳单刀赴会的壮举。当然了，乾隆的嘉奖并非都是惠而不实，比如他随后就大发慈悲，下令免除了岳钟琪欠自己爹地的老债——当年西征准噶尔失利，雍正迁怒于岳，下令他必须偿还军费开支，由于数目实在太大，老岳自然还不起，直到现在还有七十多万两的窟窿没有补上，如果不是乾隆此番开恩，这笔陈年饥荒不仅会伴随老岳一辈子，还要继续折磨其子孙后代的神经和钱包。

　　金川战后一年的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西藏大叛乱爆发，四川提督岳钟琪奉命进藏平叛，但清军还没有从康定出发，这场叛乱就已经被七世达赖喇嘛扑灭，老岳无功而返。两年之后，杂谷土司领地发生变乱，岳钟琪趁机率兵铲除了这个曾与金川分庭抗礼的强大势力，将其肢解为几家小土司。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六十九岁的岳钟琪在四川资州病逝，乾隆为这位“三朝武臣巨擘”举行了高规格葬礼，赐予他“襄勤”的美谥。由于岳钟琪的威信公爵位只有一代，是不能传给子孙的，皇帝遂下令授予其子岳瀞一等轻车都尉的世袭爵位，位在男爵之下，骑都尉之上。岳瀞没老爹那样大的能耐，最后只做到代理副将的官职，不过他的弟弟岳濬在岳钟琪生前便做到了巡抚，实际职权比老爹还大，岳钟琪的堂兄弟岳钟璜也是清军高级将领，正是此人在老岳死后接替了四川提督之职，他后来也参加了雷声大雨点小的九土司环攻金川之战。

　　当年，乾隆在那首题为《岳钟琪入觐诗以赐之》的歪诗里赞扬道：

　　剑佩归朝矍铄翁，番巢单骑志何雄。

　　功志淮蔡无惭李，翼奋渑池不独冯。

　　早建奇勋能鼓勇，重颁上爵特褒忠。

　　西南保障资猷略，前席敷陈每日中。

　　后来到了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古稀的老皇帝越来越念旧，他在自己的《御制怀旧诗》里，轮番怀念当年的功臣，其中便有“三朝师武臣，钟琪为巨擘”之语，显然对老岳的评价极高。

　　记得一位旅居海外的朋友曾说过，如果是在欧洲或北美，对于像岳钟琪这样的人物，人们肯定早就给他树起了铜像，底座通常还要刻上“西藏与青海的征服者”之类的颂词。可惜，古代中国并不兴这个调调，天下唯一有资格享受这种景仰的，只能是皇帝本人。

　　咱们继续说。在金川战争期间负责清军粮饷的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曾在纪山去职后短暂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四川巡抚，后来讷亲与张广泗狗咬狗互相攻讦，乾隆询问班第的意见，但是这位国防部长却明显偏袒首相，“但言广泗罪状，语不及讷亲”。

　　皇帝很不满意，专门下旨责问道：“班第虽职饷，然为本兵军机大臣，军事及将弁功罪，皆职掌所在，不得以督饷，一切置不问。”你丫的本职工作是在国防部，怎么能以只管后勤为借口，对其他都置之不理呢？！就这样，倒霉的班第被降职为副部长即兵部侍郎。

　　金川战后，班第被调往拉萨，接替驻藏大臣拉布敦，但他还没有到任，拉萨就爆发了大叛乱，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都被藏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的党羽所杀。班第到达时，七世达赖喇嘛已经镇压了叛乱，于是这位新任驻藏大臣便承担起了善后工作，他以雷霆手段将二十七名叛党头目统统斩杀，随后又将藏王一家杀个精光，在震慑了整个西藏同时，也留下了“嗜杀”的坏名声。

　　乾隆十七年即公元1752年，班第回到北京，再次进入军机处，后又代理过两广总督。乾隆十九年，清帝国发动对准噶尔汗国的最后战争，班第以兵部尚书、定北将军的身份，出任北路清军总司令，在准噶尔叛徒、清廷定边左副将军阿睦尔撒纳的配合下，率先杀入汗国首都伊犁，一举灭亡了这个曾威震中亚的强大政权。因此大功，班第被封为一等诚勇公，率军镇守这片新平定的广大疆土——新疆。

　　没想到好景不长，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农历八月，阿睦尔撒纳再次反水，新疆大乱。缺乏准备的班第猝不及防，已经无法调集人马平叛，只能率身边的五百清兵且战且退，最后在乌兰库图勒（今伊犁州尼勒克县）被叛军重重包围。这位清军总司令不想被俘受辱，于是拔剑自刎。

　　一年后，烈士班第的灵柩被迎回北京，乾隆亲往祭奠，并当场下令割下几名被俘叛军首领的耳朵做为祭品。班第的儿子巴禄也参加了灭亡准噶尔之战，以及随后的平定大小和卓木之战，因军功被封云骑尉世职，后来又担任过绥远将军、察哈尔都统等要职。

　　与班第同样倒霉的还有讷亲的哥哥、金川战争最后阶段来给傅恒擦屁股的策楞。战争结束时这位新任四川总督沾了国舅爷的光，被加封为太子太保，一年后西藏大叛乱爆发，策楞与岳钟琪一起准备出兵进藏。随后得知达赖喇嘛已经平定了叛乱，督提二人商议后，决定岳钟琪率大军驻扎康定观察动态，策楞则率一支小部队进藏协助新任驻藏大臣班第处理善后，完事后返回四川。

　　乾隆十七年，策楞与岳钟琪一起发动了对杂谷土司的战争，成功肢解了这一强大地方势力，此后，他代理过负责管理江南运输河道的南河总督，还担任过两广总督。

　　在灭亡准噶尔汗国的战争中，策楞以定边左副将军的头衔出任清军副总司令，他认为降清的准噶尔首领阿睦尔撒纳很不可靠，建议皇帝将其所部疏散，只“留阿睦尔撒纳及诸头人丁壮胜兵者从军”。但乾隆闻奏大怒，不仅将策楞革职，而且让阿睦尔撒纳接替了他的定边左副将军之位。

　　但是，阿睦尔撒纳随后降而复叛的行为充分证明了策楞当初的担忧十分必要，皇帝不得不将他升任定西将军主持平叛，他随后的表现可圈可点，联络外蒙古喀尔喀“合兵击败准噶尔部落”，被封为内大臣。不过就在形式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策楞却稀里糊涂地摆了个大乌龙，从而葬送了自己的前程。

　　在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他就贸然向乾隆报告说已经擒获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欣喜万分的皇帝为此专门举行盛大典礼向祖先献祭，还封策楞为一等公爵并给予大量赏赐。但很快这个消息被证明是假的，丢了面子的乾隆大怒，不久便找碴将策楞革职，押送京师法办。可是在前往北京的路上，押解队伍不幸碰上了准噶尔人，倒霉的策楞就在囚车中被敌人杀死。

　　当年，随国防部长班第一起来金川押粮运饷的还有中央政府的大票人马，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兆惠的官员。后世的小说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兆惠和海兰察被张广泗阴谋陷害，不得不进京告御状的段子，但其实，这些东西完全是虚构的。

　　因为第一次金川战争爆发时，海兰察只有七岁，根本不可能参战，而四十岁左右的兆惠虽然确实到过金川，但以他的官职和背景——兆惠不但为雍正生母乌雅氏的族孙，而且此时已是副部级高官，担任着刑部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并兼领户部侍郎——张广泗是奈何不了他的，更何况前面说过，兆惠在业务上的老板——清军总后勤部长班第压根就不鸟老张。

　　兆惠在金川表现得很出色，他了解到卡撒大营的军粮并不能支撑太久，便将附近的存粮都紧急调运过来以防万一，为随后国舅爷在卡撒长期扎营打下了物资基础。与他的上司班第只埋头军需不同，兆惠并没有忘记自己中央政府的工作，很快他向乾隆报告了自己发现的严重问题：

　　“臣观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咱官军已经烂到根儿了，高层除了少数几个将领外都是酒囊饭袋，而底下则多是吃空饷的，再不整顿一下可真危险了。

　　皇帝对兆惠的调查很满意，认为该报告“俱属公论”，要新任经略大学士傅恒认真研究，“秉公澄汰，以归核实”。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由于只是幕后英雄而缺乏战功，兆惠并没有得到提升，他奉命跟随班第查核军需钱粮即审计这次战争中的军费开支情况。同年，他被正式调到户部担任左侍郎，显然乾隆对其财会能力印象深刻。

　　不过，兆惠与金川的缘分也就到此为止了，并没有机会参加第二次金川战争——战争爆发在公元1771年，而他早已经在七年前去世。兆惠的主要军事成就，其实是在西域取得的——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以定边将军兆惠为主帅的清朝大军终于彻底平定了准噶尔人的反抗，阿睦尔撒纳逃亡俄罗斯后病死。

　　随后，按照兆惠的命令，清军对准噶尔人进行了系统性的大屠杀，只杀得“草剃禽弥无噍类”，最后“数千里内遂无一人”，除了早已投降并被安置在内地的少数人，以及逃亡俄罗斯和哈萨克的一部分，这个曾称霸中亚的族群被整体灭绝，“准噶尔”从此只能做为一个地名而在世间存在。以这样一种极为残忍的方式，兆惠终于彻底解决了困扰清帝国六十余年的准噶尔问题。

　　仿佛是三年前阿睦尔撒纳之乱的重演，新疆北部的准噶尔人刚刚从地球上消失，新疆南部的大小和卓木之乱就爆发了。两和卓木是喀什穆斯林首领玛罕木特的儿子，此前都在准噶尔汗国做人质，汗国灭亡后被清军释放，他们利用这个巨大的权力真空趁机起事，一时间几十万穆斯林群起响应，天山以南几乎全部陷落。

　　虽然也是仓促迎敌，但与他倒霉的前任班第不同，清军总司令兆惠却表现得可圈可点。尤其是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农历十月，兆惠率领着数百名骑兵，在今天喀什莎车县的黑水营被十倍于己的叛军包围，清军弹尽粮绝，只能挖出敌人打在树木中的子弹回击，最后连马鞍子上的皮革都吃光了。双方相持了整整三月，就在官军即将崩溃之时，外围援兵终于杀到，兆惠他们也活着回到了阿克苏，这就是著名的“黑水营之战”。

　　黑水营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斯大林格勒，如果兆惠失败，那么南疆甚至整个新疆都很可能不复清帝国所有。战后，乾隆甚至亲自撰写了一篇名为《黑水行》的诗歌来记述此役，对兆惠极尽赞美。黑水营之战半年后，大小和卓木之乱终于被兆惠平定，皇帝随后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兆惠也以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的身份正式成为军机大臣。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为了体现皇恩浩荡和对他的重视，乾隆竟然让这位根本不识汉字的满洲将军担任过科举最高级别考试即殿试的阅卷大臣，并悄悄指点他其中的秘诀——“圈多即佳卷”。原来，成绩好的考卷上会有各位阅卷大臣的圈点，不识字的兆惠只要数一下圈圈的个数就成了，而身为财务审计专家，数数正是他的特长。

　　乾隆二十九年农历十一月，西域英雄兆惠在北京病逝，死后备极哀荣，“赠太保，谥文襄”，皇帝亲临祭奠。到了嘉庆元年，他又“配享太庙”，从而取得了灵魂与乾隆一起享用冷猪肉的资格。兆惠的儿子扎兰泰娶了弘历的女儿和恪公主，他承袭了父亲的一等公爵，但自身能力似乎很一般，只当过散秩大臣一类的闲职，于乾隆五十三年病故。

　　与岳钟琪同时启用的另一员清军宿将傅尔丹，以内大臣的头衔与老岳一起赴金川参战，并在张广泗被罢官后曾短暂代理过一段时间的川陕总督之职，但很可能因为年纪太大的缘故——他当时已近七十岁——表现得很是差强人意。傅恒到任后很快发现了这点，于是上奏乾隆，说傅尔丹年老体衰，而且他以往只擅长统领八旗兵，对于如何带绿营汉兵一窍不通，最好还是别委他重任，以免耽误事。

　　乾隆准奏，于是傅尔丹调任为干吃饭不干活的参赞大臣，不再掌握兵权。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后，傅尔丹也借国舅爷的光得到提升，被封为正一品的黑龙江将军，前往东北上任。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将寿终正寝，死后享受了高规格的葬礼，“赐祭葬，谥温悫”。

　　真正串联起前后两次金川之战的人，其实是乾隆朝担任首相（领班军机大臣兼首席大学士）时长仅次于傅恒的阿桂，不过在第一次金川战争时他还只是个跑龙套的。阿桂，满洲正蓝旗人（后因战功抬入上三旗的正白旗），章佳氏，其父阿克敦曾担任过协办大学士和刑部尚书，颇得乾隆宠信，因此阿桂与讷亲、傅恒等人背景有点儿相似，都是标准的官二代。但到了金川战争进行中的乾隆十三年，阿克敦霉运当头，先是给国舅爷傅恒让出了协办大学士的坑儿，随后又因为在办理孝贤皇后的丧事中，因小事惹怒乾隆而差点儿掉了脑袋。此时，他的儿子阿桂正以军机章京（中央军委司局长）、吏部员外郎（中央组织部副司长）的身份，跟随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班第在金川前线调度粮饷。

　　阿桂与张广泗关系不错，让张的老对头岳钟琪很不舒服，张广泗获罪革职后，老岳趁机向乾隆弹劾阿桂，说他“结张广泗蔽讷亲”，倒霉的阿桂因而被逮捕。不过这时候，阿克敦已经重新获得乾隆的信任，皇帝便借口阿克敦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杀了就没法养老，而且阿桂的罪状还够不上张广泗那样“贻误军事”的程度，因此下令特赦了他。

　　不久以后，阿桂官复原职，后来又逐渐升为江西按察使（副省长兼政法委书记，正三品）和内阁学士（皇帝秘书，从二品），终于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帝国发动了旨在灭亡准噶尔汗国的全面战争，阿桂随军参战，在乾隆的表哥、外蒙古王爷成衮札布的麾下表现优异，因功被清廷封为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及工部侍郎。

　　准噶尔汗国灭亡后，新疆随即爆发了大小和卓木之乱，清军主帅、定边将军兆惠被叛军团团围困在黑水营，阿桂率兵随清军副帅、定边右副将军富徳前往驰援。这位富徳当年也曾参加过第一次金川战争，据说擒拿美女阿扣的现场执行者就是他，后来此人又参加了第二次金川战争，不过那时他已经成了阿桂的部下，表现得相当糟糕，非但没有什么建树，最后甚至因为贪污土著士兵的粮饷而被清廷斩首。

　　黑水营之围解除后，清军乘胜追击，铁蹄尽踏天山南北，几个月便攻克叛军老巢喀什。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农历八月，走投无路的大小和卓木在今天阿富汗东北部的巴达克山被当地人杀死，尸首随后被送回清营请赏，这场叛乱终于被平定。这场战争的主角是清军总司令兆惠以及副总司令富徳，还是小字辈的阿桂并没有太多表现机会，也从来没有独当一面。

　　战后，阿桂率八旗、绿营部队以及维吾尔农民赴伊犁屯田。这些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先辈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果，到了不久以后的乾隆二十六年，据载伊犁兵屯也就是军人垦种地达八千余亩，收获粮食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也就是维吾尔农民有八百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四十石，总产达到三万二千石左右。阿桂也因功被陆续加封为内大臣、工部尚书、镶蓝旗汉军都统等官职，并在乾隆二十八年成为军机大臣。

　　显然，老上级、名将兆惠的军事思想给了阿桂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前者处理准噶尔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残酷果断与赶尽杀绝，让阿桂印象深刻。据说乾隆二十四年，清军总司令兆惠路过阿克苏，曾与驻守这里的阿桂彻夜长谈，他俩讨论的主要议题当然是如何在新疆驻军和屯田，但很可能也涉及到具体的战争方略，而从阿桂后来的军事生涯尤其是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表现来看，他无疑抓住了兆惠战略战术的精髓。

　　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新疆乌什也就是今天阿克苏地区的乌什县爆发了动乱，从清廷事后的调查结果看，这场动乱与现在新疆发生的那些事儿还真不太一样，当时明显是朝廷理亏，帝国委任的地方官员过于作威作福，压榨得百姓不堪忍受，最终铤而走险。

　　这从清廷对事变责任人的处理也可见一斑——三名驻疆大员，包括喀什噶尔办事大臣、阿克苏办事大臣以及和阗办事大臣，因“凌辱回众”、“ 重利盘剥”、“贪婪败检”等罪名，统统掉了脑袋，而这些人的官职不是一品就是二品，乾隆也算是出了重拳反腐。

　　动乱爆发后，熟悉当地情况的军机大臣阿桂奉旨回到新疆，与伊犁将军明瑞共同率兵前往弹压。此战中，面对着坚固的乌什城防工事和当地同仇敌忾的人心，清军的攻击十分艰难，这时阿桂初步展现出后来在第二次金川战争中的军事思路，下令在乌什城外再建围墙，彻底断绝对方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决不让一粒粮食进入城中，同时他顶住了皇帝早日结束战争的轮番催促，并不急着进攻。

　　果然，围城将近半年之后，守军弹尽粮绝，每天都有不少人活活饿死，为了争夺越来越有限的资源，矛盾激化的首领们斗得你死我活。最后投降派占了上风，他们将四十多名主战派捆绑起来，大开城门迎入清军。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农历八月，这场变乱终于被镇压下去，官军以相对不大的损失赢得了胜利，但是战后，统帅阿桂却没有得到任何嘉奖，反而受到严厉处罚，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乾隆对阿桂此前围而不攻的策略十分不满，认为他“剿办迟延，示怯损威”，而在善后处理问题上，阿桂也让迫切想展示自己天威的皇帝火冒三丈——清军进入乌什城后，仅仅将几名为首的敌人头领凌迟处死，另外十多人斩首示众，而其他三千多守军，则只是教育一下便让他们与老婆孩子团聚，随后又发放盘缠让其带家人一起前往伊犁屯田。

　　乾隆得知后怒不可遏，破口大骂清军两名主帅阿桂与明瑞是“两个该杀的”——这俩混蛋自己滥充好人想给自己添寿，不仅将这么多人免死，还发给路费，其居心何在？这岂不是说朕多杀生要折寿吗？很快，皇帝下了一道血腥味儿十足的圣旨，内容都是大白话，就不翻译了：

　　“此间，明瑞、阿桂两个该杀的，不知已经如何办理了？倘若接到朕中饬之谕旨后，知道自己先前所办错谬，即巳剿办则已。倘若奏报后就已送往末及办理，则随伊等充好人送往好了，朕岂能反复降旨令其剿杀？

　　“即便免死，亦断不能按伊等所奏，送往伊犁等地屯田。因此等人俱系该杀之人，留其性命巳属侥幸，仍准其与妻女团聚可乎？

　　“著传谕明瑞、阿桂，将此三千余男人，以四五百人编为一队，相应派出官兵，从伊犁等地经巴里坤，哈密送往内地，交付杨应琚，酌情分送各省赏给大臣官员等为奴，若于途次逃脱，即查拿本族亲属俱行正法。”

　　阿桂和明瑞吓坏了，两人合计一下，终于硬下心肠，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解送内地，恐生事瑞”为由，对已经释放的乌什城守军大肆搜捕，把能抓到的人统统砍了脑袋，他俩随即向皇帝上报“回众二千三百余名，已尽行正法”。尽管如此，乾隆仍怒气难平，下令将两人“交部严议”，最后议定的处理结果是革职，而此时皇帝再出来充一回好人，“命从宽留任”。

　　这个明瑞是孝贤皇后大哥傅文之子，也就是傅恒的侄子，三年之后的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他担任清军主帅攻打缅甸，最后竟然中伏阵亡（其实是兵败自杀），还得要小叔叔傅恒过来给自己收尸擦屁股。明瑞死后，阿桂由伊犁将军任上被调到东南亚战场，出任清军新主帅傅恒首相的副手，再次进攻缅甸。

　　虽然也号称“十全武功”之一，但这场战争打得却极其窝囊，在缅甸游击队神出鬼没的不断骚扰下，老虎吃天无从下嘴的清军在丛林中举步维艰，大量官兵死于疾病，连主帅傅恒也病得动弹不得，而另一名副帅阿里衮则干脆病死在军中，陆续死去的还有副都统永瑞、提督五福、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等一大堆高级将领，其中还包括漕运总督、与傅恒同样出身于富察氏的傅显，司令部几乎被病魔给包了圆。因而到了战争后期，身为领导层里唯一全须全尾的成员，阿桂实际上已成了清军的最高统帅。

　　与第一次金川战争的情形类似，征缅之战的结局也让人哭笑不得。当时缅甸贡榜王朝是东南亚的霸主，南拒清军北破暹罗（即今天的泰国），先后四次打败清军，还攻陷了暹罗的首都。虽然战场上胜多负少，但国际形势其实对缅甸却并不怎么乐观，除了与庞大的清帝国为敌，还与另一亚洲强权——占据了印度的英帝国睚眦不断。不想陷于两线作战困境的缅方遂主动向清廷求和，在金川尝过甜头的傅恒顾不得自己的病体，赶紧向乾隆上奏请求批准，正为此事倍感头疼的皇帝自然答应。

　　但没想到的是，缅甸国王孟驳可没有当年的金川土司莎罗奔那样守信用（也有说这场议和其实缅甸前方将领自行确定的，并没有获得国王的批准），乾隆左等右等盼了一年多，对方此前答应派来的进贡使者就是没影儿，让好大喜功的皇帝极其郁闷，继而愤愤难平，迫切需要找只替罪羊来发泄情绪。此时傅恒已经在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七月病死——即使他活着，从以往情况看，皇帝应该也不会把自己小舅子怎么样——于是副帅阿桂便倒了大霉。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八月，阿桂担任的领侍卫内大臣（正一品）、礼部尚书（从一品）、镶红旗汉军都统（从一品）等一系列职务被皇帝统统罢免，“著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令其自效”。一年以后，正在缅甸前线戴罪立功的阿桂认为机会来了，遂向乾隆请求再次大举伐缅，结果被心情不佳的皇帝骂了个狗血喷头，就连内大臣的位置也没了，“上手诏诘责，命夺官留军效力”。

　　照这样发展下去，已经失去上头欢心的阿桂，其前景相当不妙，很可能成为又一个张广泗。可就在此时，这位不受人待见的大臣却突然时来运转，最后不仅一雪前耻，而且还拿下了傅恒留下的帝国首相即领班军机大臣的宝座，绝对可以说是咸鱼翻身，而这一切，主要都是一件事的缘故。

　　因为第二次金川战争爆发了。

松阿察 · 发表于 2014-1-26 14:31:00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1-26 08:26
( @& o" ~, E4 G" [, M+ X9 q　　因十三骑入金川劝降的大功，岳钟琪被朝廷明令嘉奖。乾隆加封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还恢复了当年雍正剥夺他 ...

到乾隆年间居然还有不识汉字的满洲大臣？那他平常看公文能看懂吗？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6 16:59:55

松阿察发表于 2014-1-26 14:31 ) w2 o3 z7 _8 o/ u* _1 ?$ H9 t- @
到乾隆年间居然还有不识汉字的满洲大臣？那他平常看公文能看懂吗？

康雍乾时期，朝廷重要文件比如军事、边疆、民族等，多是用满文写的，据说是为了保密。即使是年羹尧这样虽是旗人但其实是汉族的大臣，给皇帝的奏章也多用满文书写，或起码是满汉双文，这种情况一直到乾隆后期才有根本性的改变，满汉文双和汉文的奏章比例越来越大，而到了嘉道以后，纯满文奏章就很少见到了。

至于看公文则不必担心，满洲官员身边有专门的秘书即笔贴式，其中有一种翻译笔贴式，就是专门干满汉互译的。而这些翻译凭借语言能力上下其手，捞了不少油水，比如由于刑事案件的公文多是用汉语写的，翻译们利用满官不识汉字的机会吃了原告吃被告，雍正为此甚至专门下了命令，要求刑部的满洲官员学习汉语：

“吏部议覆，条奏内称，各省题奏命盗案件，及刑部咨稿，俱系汉文。满洲司官，如不识汉字，必被猾吏欺隐，以致误事。嗣后刑部满洲司官缺出，请拣选通晓汉文人员补授，庶案件易于料理。满洲学习汉字者，愈加勉励矣，应如所请，从之。”

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起码有不少“满洲司官”是不识汉字的。

凡卡 · 发表于 2014-1-27 13:19:11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1-26 08:26 3 x8 m% h( Z' n' V! \2 O. `% T
　　因十三骑入金川劝降的大功，岳钟琪被朝廷明令嘉奖。乾隆加封他太子少保的头衔，还恢复了当年雍正剥夺他 ...

当时澳门已经被拿下，如果乾隆跟大英帝国提前火并，战绩和一百年后比会如何呢？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8 10:04:03

凡卡发表于 2014-1-27 13:19 9 s7 [+ m4 `' Z5 p3 R! e
当时澳门已经被拿下，如果乾隆跟大英帝国提前火并，战绩和一百年后比会如何呢？ ...

与清朝相比，英国在军事技术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而且军事思想似乎也更领先，但是胜负并不是只凭这些决定的。清军的结果估计不会太秒，不过与一百年后相比，帝国当时尚有转型的机会。

公元1757年，也就是第一次金川战争结束七年后，准噶尔汗国覆灭两年后，英军发动孟加拉战役或称普拉西战役，彻底吞并了印度，英、清两大帝国只隔着一道喜马拉雅山，事实上已经接壤。但与此同时，席卷欧洲的七年战争开始了，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几乎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欧洲大陆，只有英国支持他。战火从欧洲延伸到北美，还有印度次大陆，英军到处和法军处于战斗状态，根本没精力打理喜马拉雅山的另一边。

如果当时中英再打起来，主战场应该是在西藏和印度、尼泊尔一带，凭借技术进步，英军很可能会取得战场上的优势，但以其有限的兵力，是无法全力以赴的，很可能陷入持久战中，而且肯定会影响欧洲、北美以及印度战场。事实上，一直到公元1761年，法军在梵达瓦希战役败北，主将拉利伯爵投降，英法在印度的争斗才算告一段落。但到了1764年，莫卧儿人再度起事，虽然在布克沙尔战役败于英军，但印度仍处在动荡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是不会与中国主动开战的，即使开战也不会是全面战争。

当时的清帝国，以“伪孙嘉淦奏稿”为始的大规模文字狱刚刚开头，国人的思想还没有被完全钳制，政治上也还清明没有后来那么多乌烟瘴气，乾隆当时也算兢兢业业，尚没有进入自大狂般的“十全老人”状态，如果经过一场大败，也许会有醍醐灌顶的效果，以满洲前几代君主善于学习的态度来推测，一定范围内的转型并非没有可能，当然了，政体是不会动的，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样的局部改革却能提早好多年吧。

火白月心 · 发表于 2014-1-28 15:36:41

不错，期待二征金川

松阿察 · 发表于 2014-1-28 15:39:58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1-16 11:29 - f+ Z( B& H; M- }% c8 q
　　金川战争开始的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病逝，他的次子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藏文史料 ...

有个地方不对——“统观清朝的十二个皇帝，只有尚处于蛮族时期的努尔哈赤是嫡长子”——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也是嫡长子即位。

松阿察 · 发表于 2014-1-28 16:09:11

京华烟云AMIP 发表于 2014-1-21 17:22
4 e: J ?1 e' R8 [　　我们回过头来看，第一次金川战争，乾隆皇帝所谓 “十全武功”中的首战，其实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这 ...

“这位班禅名叫巴丹益喜”，查了一下百度百科，六世班禅的父亲怎么写的是“罗桑华丹益六世班禅额尔德尼罗桑华丹益希，……父唐拉，咒师出身；母尼达昂茂，系贵族宗室之女。

京华烟云AMIP · 发表于 2014-1-29 10:49:33

松阿察发表于 2014-1-28 15:39 5 q& T5 E5 l) ]% W( j- _! f! w Y$ R
有个地方不对——“统观清朝的十二个皇帝，只有尚处于蛮族时期的努尔哈赤是嫡长子”——道光皇帝，爱新觉 ...

你说的没错，是漏了一个，道光虽然是皇二子，但却是嫡长子。

抱着老婆看美女 · 发表于 2014-3-19 10:19:32

大神又挖了一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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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嘉绒——两征金川，十全老人的荒诞武功【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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