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慵懒 2020-7-26 0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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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是我对淡水和咸水宏观经济学的一点看法。我本人不是搞宏观经济学的,除了博士第一年之外,我只是在博士第二年修过一门宏观课,再就是平时偶尔读几篇宏观的论文,因此所知非常有限。这篇只是个行外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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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J# z/ I; x3 M( @5 J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始于凯恩斯。广义的凯恩斯主义的主要观点就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在于对总需求的扰动,比如货币政策的变化,财政政策的变化,对外贸易的变化,金融市场的变化等等。凯恩斯自己对英国20年代的经济停滞以及大萧条的观察,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不大,刺激经济复苏应该以财政政策为主。后来的弗里德曼则认为对付经济周期应该以货币政策为主,财政政策效果不大,而且有很多缺点。但是他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还是和凯恩斯一脉相承。他后来说“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因此广义的凯恩斯主义里货币主义也应该被包括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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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1 }# d9 q+ D9 q/ X, h) y凯恩斯开创了总量分析,在他的分析模型里使用总消费,总投资,总产出等变量。他直接假设变量之间的关系,比如C=a*Y,是总消费和总产出的关系,但是既没有给出理论依据又没有给出经验证据说明这么假设的道理,因此50,60年代宏观经济学很大的一部分工作就是补上凯恩斯的这些漏洞。在消费函数上,有Modigliani的life cycle理论,弗里德曼的permanent income理论,在投资函数上有Tobin的q-理论,在货币需求上有Baumol-Tobin理论等等。这些理论都是假设个人是效用最大化或者公司是利润最大化,而且都是intertemporal optimization的模型,现代的宏观模型的微观基础就是从这些模型继承来的。在经验研究方面,则是利用宏观数据,估计凯恩斯主义模型的各个部分,比如消费函数,投资函数等等。然后把这些部分合在一起,进行预测和政策分析,比如减税政策对GDP和失业率的影响。在这方面工作上最有名的是Laurence Klein,他建立的一个模型包括好几百个方程。到了60年代末,经济学家觉得从理论和数据模型上凯恩斯主义已经很完善了,足以可以用来预测经济和指导政策。许多人觉得二战之后西方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没有大的波动,凯恩斯主义应该分一部分功劳。: E% x+ G0 u _' S- U, m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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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70年代,西方经济出现了剧烈的波动,而且出现了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局面,一切政策工具好像都失灵了。而且,凯恩斯主义的经济计量学模型在石油危机发生后对经济的预测和实际发生的相差万里。在1976年Robert Lucas Jr.发表了他最有名的论文,也就是Lucas Critique,批评凯恩斯主义理论和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方法。Klein方法的假设是在新的政策下,变量之间的关系还和过去相似,因此可以用过去的数据来分析新政策的结果。Lucas认为,在新政策下,我们的行为可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用这种方法来研究政策效果完全没用。最有名的例子是菲利普斯曲线。五十年代时经济学家发现,通货膨胀增加,失业率降低。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工人没有意识到通货膨胀还乐意接受低工资,而公司看到产品价格增长,工资不变,扩大生产,这样失业率降低。因此政府可以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菜单上选择。但是按照Lucas Critique如果政府经常这么干,工人意识到这一点就会每期要求工资增加,非利普斯曲线的关系就会失效。事实上,到了70年代,伴随着高通货膨胀率,经济学家观测到的是高失业率。* t; o }8 w0 k: z0 ]- y
8 s+ |0 m. ~: v+ V/ g9 { ^3 G; BLucas的解决方案是micro-foundation,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不应该建立在总量的关系上,我们应该回到最基本的不受政策影响的因素,也就是效用函数,技术等等。一切关系都应该从效用最大化这个关系导出。在这个基础上作的分析就不受Lucas Critique的影响。他的这个主张被所有的宏观经济学家所接受。现在的宏观模型不管哪个学派,都是以效用最大化为基础,宏观经济学其实已经成了微观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由于这里的效用最大化是动态的,随机的,数学非常复杂,为了简化,能有分析解,绝大多数模型都是只有一个人,representative agent。这个假设明显不符合现实,但是它对结果的影响有多大,我不是搞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不清楚。不过最近几年,有的模型可以允许agent有些许的不同。) u; w: q" c7 r3 B5 z; ]0 X
4 \; z* Z2 w A由于Lucas Critique,Klein原来的那套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方案被放弃了。照Lucas的原意,新的经济模型因为有微观基础,可以直接从微观研究那里借用参数的估计来进行预测,分析政策,宏观经济学不需要单独的经济计量学分析。因此80年代之后,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占统治地位,数据分析一种是VAR,同经济理论没有一点关系,一种是Calibration,严格一点说只能叫模拟,不能叫数据分析。而且极端的如Prescott认为经济计量学没有用,他在明尼苏达大学时,系里要招经济计量学家都被他否了。即使现在,明尼苏大经济系博士第一年的课也不包括经济计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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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 `, _/ A! ^3 P: k4 K( W. I70年代还非常有影响的一篇论文是Robert Barro的Richardian Equivalence。他比货币主义更进一步,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没有任何影响,完全无用。按照凯恩斯的理论,如果政府减税同时维持支出不变,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增加,自然消费增加,刺激经济需求。但是假设消费者是理性预期,他们会预期到减税意味着赤字增加,因此政府在未来还要增税,他们最优的行动是将所有减税的钱都存起来,预备支付未来的增税。因此减税起不到任何刺激经济的作用。类似的,如果政府维持税收不变,但是增加支出,道理也是一样。消费者会把增加的收入完全存起来,因此财政政策完全无用。这一次金融危机,对Obama政府财政刺激批评的最主要的理论根据就是Richardian Equivalence。, _: ^* |6 \2 @+ W, U. r1 p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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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ian Equivalence要完全起作用,前提条件是消费者寿命无限,可以永远的活着,不然的话,他可能认为增税是在遥远的未来,同自己无关,那样的话就会增加现在的支出,减税就会有效果。但是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都有后代,而且他们都关心自己后代的效用,那么每个家庭就好像是永远活着的人,Richardian Equivalence就又起作用了。当然有很多人没有孩子,有的人不爱自己的孩子,这个因素到底影响有多大,理论上无法确定。财政政策到底起不起作用,作用有多大应该由经验数据来确定。但是直接将财政赤字和GDP增长速度作回归,并不能告诉我们答案。这是因为endogeneity的问题。如果政府相信增加赤字可以减少失业的话,在经济衰退时我们会观测到赤字增加,回归结果会显示赤字同经济增长速度呈负面关系,但是这个结果并不意味着财政政策无效或者有害。如果我们可以做实验的活,我们可以随机选择一群国家,让它们财政扩张,另一群国家财政紧缩,然后比较两组的反应。可惜在现实世界里,经济学家没这个能力。Barro最近有一片论文,如果假设军费支出的变化同经济无关,那么通过军费支出的变化(统计学的语言叫instrumental variable),估计其对GDP的影响,可以避免endogeneity的问题。他的结果是财政政策同GDP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对这个结果,凯恩斯主义的回复是他们认为财政赤字只会在经济衰退时刺激经济,在经济繁荣时只会增加通货膨胀。Barro的数据包括各个阶段,因此并不能说明在现在的情况下是否应该进行财政刺激。而如果我们只使用经济衰退时的数据,数据又太少,没法说明问题。因此现在美国对财政政策上的争论,在理论上双方都有道理,而数据又太少,质量太低,因此争论只是双方坚持自己意识形态的立场,谁也没有可能说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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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 `+ h h# x( ?, u1980年Prescott和Kydland建立了Real Business Cycle的理论。这个理论同凯恩斯理论相反,认为经济波动完全是由于总供给的因素,是对技术的扰动造成的。他们的模型从微观基础出发,假设消费者是效用最大化,生产者是利润最大化,市场是完美的,一切市场都自动出清。这种模型都是动态的随机的一般均衡,因此解起来非常复杂。如果模拟这个模型(calibration),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covariance),同二战后美国的数字很接近。因此他们认为解释经济周期并不需要凯恩斯主义那样市场失灵的假设,标准的竞争市场理论就可以很好的做到这一点。这个理论在宏观经济学影响极大。他们这一派被叫做Real Business Cycle (RBC)学派。Robert Hall称他们为淡水宏观经济学,因为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来自芝加哥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在五大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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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f& ?0 b! O+ B% j' F4 eRBC理论的优点在于一切关系都是由效用最大化导出,因此每个方程都能讲出道理。相比之下,凯恩斯理论要模糊的多。而且这个模型有数学的美。在效用最大化这么个简单的假设下,就能推导出经济波动的各种关系,确实对经济学家有着特别的吸引力。他们的模型里一般没有货币,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还没有人能找到又简洁,又合理的将货币包括进RBC模型的方法。RBC派的一般看法是,货币只是一层面纱,对经济没有实际影响。因此按照RBC模型的结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干预都不会有任何结果。对于RBC模型来说,经济衰退是由于技术的负冲击。按美国二战后的情况,我们勉强可以接受这种说法。因此70年代衰退是由于石油危机,美国是石油进口国,石油价格大胀,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技术负冲击。但是面对大萧条这样长期严重的经济衰退,RBC理论就有很大困难。按照这个理论,美国的技术在1929年遇到了30%的负冲击,但是没人能给出一点解释,这个负冲击到底是什么。他们的模型也没有失业,解释就业是用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也就是说,如果经济遇到负冲击,经济衰退,工资降低,工人会选择休息,到经济恢复,工资增加时,再增加劳动供给。在普通经济衰退时,这个理论已经让人很难接受,但是象大萧条10年经济衰退,最高失业率25%的情况下,我觉得没有人会认为那些失业的工人是嫌工资太低,而且预期工资会在未来升高,因此选择休息。尽管RBC模型在一些问题尤其在失业问题上的看法接近荒谬,但是在八十年代之后却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我觉得主要原因在于80年经济衰退后,美国经济进入了Great Moderation时期,经济波动不大,通货膨胀率很低,失业率也不高,90年代以后一般在6%以下,在这种情况下,RBC的观点和现实差距并不是那么大。如果我们认为大萧条只是个例外情况,只关注于二战之后的数据,这个理论还比较容易接受。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失业率迅速增长到10%,而且居高不下,RBC的理论既无法解释金融危机的发生,因为模型里根本就没有金融这个部门,也不能解释危机发生后的结果,尤其是高失业率。因此这个理论处在很尴尬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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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 g- [" w+ E- A0 S2 z1 U r) V9 P: F8 ?凯恩斯主义回应Lucas和RBC的挑战主要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新凯恩斯主义。这一派的人主要是在哈佛和MIT,因为波士顿在海边,Robert Hall称这一派为咸水宏观经济学。他们接受RBC的方法论,也是建立有微观基础的模型,但是假设市场不是完美的,价格的调整有菜单成本,就是说每次价格调整都会有成本,他们证明价格和工资有粘性,市场不能出清,会有失业。而且货币政策对经济有实际影响,增加货币供应,降低利率,可以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但是在他们的模型里,Richardian Equivalence还是起作用,财政政策还是无效。% t. q( @4 }7 o6 T: d* G"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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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90年代,新凯恩斯主义基本上完全搬过来RBC的模型,但是加上几个方程假设垄断竞争,菜单成本,然后用这个模型来进行政策分析。这种模型被称为DSGE(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现在各个中央银行基本上都用它来进行预测和政策分析。新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也有困难,要解释实际的经济波动,菜单成本必须非常大,不符合实际。由于新凯恩斯主义和RBC方法上基本一致,政策建议上的区别也不大。从九十年代中期后,宏观经济学内争论不大,加上Great Moderation,不少经济学家觉得,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取得了科学上很大的进步。但是这次金融危机,把这种看法击得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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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还有一种可以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模型,认为现实的经济其实是有多个均衡。Diamond 1982的论文是这种模型的最早代表。在这种模型里,经济可能是处于充分就业的好的均衡,或者是大量失业的坏的均衡。不象RBC和新凯恩斯主义的模型,经济可能一直呆在坏的均衡,单纯的市场力量比不能使经济恢复到好的均衡。比如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如果我们问在经济衰退时为什么有大量失业,回答是需求不足,企业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如果我们问为什么需求不足,回答是由于有大量人失业。用通俗的语言说是恶性循环,用经济学的语言说是多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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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经济衰退的理论里,我觉得这个理论是最说得通的。它的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我们没法用数据证明我们的经济确实有多层均衡,因此仅仅说得通并不意味着这个理论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game theory里还是没有解决多重均衡选择的方法。按照这个理论,如果大家对经济前途悲观,因此大家都不花钱,因此企业也不开工,因此大家悲观的预期是正确的。类似的如果大家对前景都乐观,都花钱,需求旺盛,企业扩大生产,经济迅速增长,大家乐观的预期也会是正确的。因此经济波动是由于大家对经济信心的变化。治愈经济衰退的方法就是增强大家的信心。因此如果你认为财政刺激会增强大家的信心,那么政府应该增加支出。如果你认为减少赤字会增强大家的信心,那么政府应该减少支出。如果你认为减少石油消费会增加信心,那政府应该颁布法令,所有车都改成电动车。如果你认为总统每天绕着白宫跑20圈会增强信心,那么什么经济政策都不需要改变,让总统每天锻炼身体就行了。因此在我们有一个理论解决多重均衡这个理论之前,这个理论对政策的建议实际为零。- e% X) s! G) H1 n5 s4 V. _5 w/ ~
8 E' [- u& s- z; n6 @+ b我个人的看法,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的运行还知之甚少。现有的理论还都不能解释我们观测到的数据,提出有用的政策建议。不知道宏观经济家会不会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后,进行反思,让宏观经济学有比较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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