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立刚“质疑鲁迅”论调的全方位学理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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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本体的遮蔽与启蒙价值的矮化

——项立刚“质疑鲁迅”论调的全方位学理批驳

通信业观察者项立刚撰写的《越来越不相信鲁迅，因为我们骨子里是一样的》及《为什么我们会比鲁迅更理解中华文明》等文章，在当代思想界与网络舆论场引发了剧烈反响。

该系列言论以当代中国在高科技通信与装备制造业取得的飞跃为经验凭据，借由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实用功利主义与文化复古主义立场，对鲁迅及其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群体展开了全盘解构与贬抑。其核心论点集中于五个层面：一是断定鲁迅身处国家衰败之时“看不懂中华文明的强大”，其文明认知“自然是浅薄的”；二是断言鲁迅作品中的中国人全是懦弱麻木的病态形象，普通人皆被其鄙视，正面人物仅有日本教师藤野先生；三是指控鲁迅将民族苦难夸大为国民劣根性，批判中医、倡导汉字拉丁化是“挖断中华文明的根本”；四是指责鲁迅缺乏实干精神，在革命者流血牺牲时“动不动躲到日本租界里，百无一用”；五是将中国近现代史机械化约为“建立稳定政权与迅速工业化”，认定当前政治制度与价值理念不过是数千年来未曾改变的封建官僚体系延续，进而断言文人启蒙对现代国家建构毫无价值。

然而，从事实出发的话，这一系列论调在文献实证、文学阐释、革命史实与唯物史观方法论上皆存在根本性硬伤。其逻辑本质是以当下的“后发性自傲”割裂历史的发生过程，试图以机械唯物主义斩断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之间的辩证纽带。

我想通过自己的理解来深入辨析其论证漏洞与价值误区，这对于更准确地理解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艰难轨迹、维护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合法性，以及筑牢当代文化自信的理性根基，具有关键的学理与现实意义。

一、 学术渊源与文明辨析：驳“鲁迅对中华文明认识浅薄”论

项立刚将鲁迅对宗法封建思想的痛剿判定为对中华文明认知的“浅薄”，其前提假设是鲁迅仅能在民族衰弱时哀叹而无法理解传统的内在力量。这一判断是无知且愚蠢的，要知道鲁迅可不是只有杂文和讽刺小说的，他一生在古典文献学、古代文学史与传统思想考据领域都有着明确的学术实践与巨大的学术建树。

鲁迅作为现代中国学术史的奠基者之一，早年师从国学大师章太炎系统研习训诂学、音韵学与文字学，深刻继承了乾嘉朴学钩沉发微的研究范式。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鲁迅以惊人的文献辨析力开拓了数个至今仍具典范意义的学术领域。其历时十余载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不仅彻底结束了中国古代小说“自来无史”的学科空白，更以严谨的考订与精辟的史识成为现代中国文学史学科的开山巨著。为完成该著述，鲁迅在文献辑佚领域用力极深，其所辑录的《古小说钩沉》网罗周代至隋代散佚小说三十六种，校核严密，被郑振铎评价为以乾嘉大师之法辑录古代小说的开山之作，其考订之周密精详至今罕有人能超越。此外，鲁迅用数十年心血博采诸本校订的《嵇康集》，至今仍是魏晋文学研究的案头典范；而其在厦门大学与中山大学执教期间所撰的讲义《汉文学史纲要》，上溯文字之始，下断汉魏之交，在分析屈原、司马迁等人格气度时展现出极为深厚的文明审美与史学洞察力。在居京期间，鲁迅还潜心搜集、整理了大量六朝石刻与汉代画像砖石，甚至曾以两周时间手工抄录校勘万余字的佛经《法显传》。一个在古代文献考据、古典文学源流与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上达到巅峰高度的学者，被一个缺乏基本文史学术训练的网络评论者扣上“浅薄”的帽子，充分体现了评判者自身的无知妄言。

更关键的是，项立刚混淆了“作为压迫工具的封建礼教与专制制度”和“作为精神本体的中华文明”。鲁迅早在1908年撰写文言论文《文化偏至论》时，就明确反对将西方制度和唯物质主义照搬至中国，提出“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鲁迅所批判的“吃人”的仁义道德，是统治阶级用来禁锢思想、摧残人性生机的意识形态枷锁。在1934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国民党官僚阶层陷入悲观迷茫并借求神拜佛掩饰无能之际，鲁迅写下了振聋发聩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他明确指出，所谓失掉自信力的只是浮在表面的统治者与投降派，而真正的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和“舍身求法的人”，正史即便作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也掩不住他们的光芒，这批人正是“中国的脊梁”。鲁迅把对文明传承的信念牢牢扎根于人民大众的实践与牺牲之中，这种将批判锋芒指向腐朽统治阶层、将崇高敬意赋予底层脊梁的文明辩证法，远非庸俗复古主义所能企及。

二、 现实主义的人文光谱：驳“笔下皆为灰色批判与仅有藤野”论

项立刚断言鲁迅笔下人物均是赵老太爷、阿Q、祥林嫂这类懦弱麻木之徒，声称鲁迅对普通人“只有鄙视与哀叹”，正面人物“只有日本人藤野先生”。这一论调是对鲁迅文学形象谱系的全面曲解与事实篡改。

鲁迅对于底层普通劳动者的态度，贯穿着真切的阶级同情与深沉的自我反省。在现代散文《一件小事》中，鲁迅以知识分子的自我剖析视角，描写了一位在撞倒老妇人后毫无逃避、毅然主动承担责任并将其搀扶至巡警阁子的黄包车夫。车夫在严寒晨风中“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直接反衬出知识分子“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成为催促叙述者自省与自新的永恒道德动力。在小说《社戏》中，双喜等农村少年的机智聪慧、善良热情，以及六一公公真诚宽厚的民风，闪烁着未被礼教污染的人性光彩；在《故乡》中，对少年闰土灵动健康的赞赏与对中年闰土苦难遭遇的哀悯，直指苛税与等级制度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摧残，内蕴着深厚的人道主义悲痛。

在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与现代革命叙事中，鲁迅更是塑造了顶天立地的正面民族英雄谱系。在《理水》一文中，鲁迅重塑了大禹这一中华先祖形象。大禹面目黧黑、粗手粗脚、满脚底都是栗子般的老茧，带领随员风餐露宿，以实事求是的“导”法平定水患，与只会空谈甚至宣称“禹是一条虫”的文化山学者以及贪图享受的朝廷官僚形成鲜明对照。这正是鲁迅以文学艺术的形式，向中华文明中踏实肯干的实干家致敬。在《非攻》中，墨子席不暇暖、脚踏草鞋制止大国侵略的工匠精神，同样是正面的崇高写照。在现代题材方面，鲁迅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痛悼爱国青年刘和珍，赞其为“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高扬“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士精神；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他以如椽巨笔讴歌了柔石、白莽、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左联五位青年共产党员为了民族解放而从容赴死的硬骨头气节；在《悼杨铨》中，他挥泪长吟“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将反抗白色恐怖的民权先驱杨杏佛视为全民族的健儿痛加哭悼。

将阿Q、祥林嫂这类饱受阶级压迫与封建伦理折磨的悲剧形象，说成是鲁迅在“鄙视普通人”，暴露了文学常识的匮乏。鲁迅遵循的是现实主义文学“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创作规律，其剖析劣根性是对受害者血泪命运的极度悲悯，旨在唤醒民众觉醒并推翻造成这种悲剧的社会根源。

三、 革命阵地与现实斗争：驳“躲在租界与百无一用”论

项立刚攻击鲁迅“做不了实事”、“百无一用”，并质问鲁迅在烈士流血牺牲时“动不动躲到日本租界里”，这一言论在历史史实层面属于恶意抹杀革命文化战线的重大牺牲与历史贡献。

鲁迅在20世纪30年代客居上海越界筑路区域（山阴路大陆新村，即鲁迅杂文中所称的“且介亭”，意指半租界），决非贪生求安，而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政权残酷文化围剿与人身肉体消灭时的斗争策略。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杀共产党人与进步知识分子。1930年，鲁迅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随即遭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密令通缉，被扣上“堕落文人”罪名，长期处于人身安全受到极度威胁的半地下生存状态。1933年6月，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街头暗杀，盛传鲁迅亦名列暗杀黑名单。鲁迅在明知有去无回的极度危险下，依然义无反顾前往万国殡仪馆参加杨杏佛的大殓，出门前甚至未带家门钥匙，以示“无怨于生，亦无怖于死”的殉道决心。

在上海的隐蔽斗争中，鲁迅的寓所成为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极其珍贵的避难所和革命文化策源地。早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在反动当局严密搜捕之下，数度避难于鲁迅寓所。鲁迅不仅为瞿秋白夫妇四处托人寻找安全居所，在住处狭窄时更是让出床铺供瞿秋白安睡，自己与许广平打地铺。瞿秋白就义后，鲁迅在病魔缠身的情况下，历经艰难将瞿秋白的译作编校结集为《海上述林》，以化名方式印制传世，为中国革命保存了宝贵的思想财富。同时，鲁迅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灵魂人物，在国民党重重书报审查与秘密逮捕的重压下，使用上百个笔名，以杂文为武器持续向反动派开火，牢牢占领了无产阶级文化阵地。

对于鲁迅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早已有盖棺论定的评价。1937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公学发表《论鲁迅》讲演，指出鲁迅是“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再次强调：“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当代，国家领导人同样高度肯定鲁迅敢于斗争的“硬骨头”精神与“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为民初心，将其确立为民族精神的重要源泉。项立刚以武夫式的功利偏见把思想战线抹杀为“百无一用”，在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的基本认知。

未完待续

赫然

更大的问题是脱离当时的实际情况。或者说是用现在的现实情况来评判一百年前鲁迅的立场。这个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再加上，这里明显的以偏概全。可以说这样评价鲁迅完全是别有用心。

可以这样说，如果项回到一百年用这样的观点，完完全全就是封建卫道士。中国按照他的道路走，最好的情况是印度，一般情况就是一个支离破碎的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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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激进抉择的历史还原：驳“批判中医与支持废汉字挖文明之根”论

项立刚将鲁迅对传统医学的批判及对汉字拉丁化的支持，简单定性为“挖中华文明的根本”，这一论调彻底抽离了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与启蒙自救的严酷背景。

鲁迅对传统中医的激烈批评，必须放回晚清民国时期民间庸医充斥、玄学巫术盛行的现实中予以历史分析。在散文《父亲的病》中，鲁迅以沉痛的笔触还原了少年时期奔走于药铺与病榻的惨痛经历：当地所谓“名医”面对其父的水肿绝症，索要奇贵的诊金，开出“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的蟋蟀一对”，乃至用打破的旧鼓皮做成所谓“败鼓皮丸”（取“水肿即鼓胀，破鼓皮可克之”的巫术联想）。这些打着古法旗号的草菅人命与市侩欺诈，直接导致其家庭破产与父亲早逝。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学医的初衷，正是为了学习近代实验科学以破除这种迷信陋习。这种批判本质上指向的是附着在传统医道之上的迷信巫术与伦理虚伪，呼唤的是实事求是的现代科学精神。至晚年，鲁迅在《南腔北调集·经验》中客观肯定了《本草纲目》的经验价值，指出“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并亲自搜集修补民间医书与实用验方，展现出扬弃巫魅、吸纳经验的唯物主义科学态度。

对于汉字改革与汉字拉丁化问题，同样不能脱离当时文盲率超过80%的沉重现实。在传统社会中，繁复的汉字与艰涩的文言文长期被少数士大夫阶层垄断，构筑了高深的精神特权门槛。鲁迅在《门外文谈》中指明，文字难写、难认成为封锁劳苦大众接受现代思潮的鸿沟，并提出“大众，是有文学，要文学的，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要不然，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鲁迅支持瞿秋白等人推动的拉丁化新文字方案，其直接动机是快速降低识字成本，使亿万底层工农群众能迅速掌握读写工具，进而投身于民族救亡与阶级觉醒。五四运动以降对语言文字现代化的激烈探讨，虽在个别激进表述上带有历史局限，但直接孕育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汉字简化方案、汉语拼音方案以及覆盖全国的全民扫盲运动，为后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培养了数以亿计具备基础识字能力的现代产业工人。将先驱在生死存亡之际寻求大众平民化的救国之策斥为“挖文明之根”，是以现代安逸环境下的文化优越感对历史先锋进行的苛责与诋毁。

五、 现代性转型的逻辑谬误：驳“工业化与文化启蒙的机械对立”

项立刚论述中最具欺骗性的论调，在于其将工业化实践与文化思想启蒙割裂为对立的二元范畴，并宣称中国的政治制度“几千年没有改变”，据此否定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意义。这一观点在社会学、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上陷入了三重致命的理论谬误。

第一重谬误是将“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割裂。项立刚以当代华为、中兴、大唐等通信企业的技术突围为依据，贬斥现代文学启蒙“做不了实事”。然而，早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就前瞻性地批驳了晚清洋务运动以来单纯迷信“坚船利炮、路矿商估”的技术救国论，提出了“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的核心论断。鲁迅深刻洞察到，如果一个社会的人心依然停留在封建人身依附、男尊女卑、听天由命的状态，即便拥有再多的铁轨和机器，也无法抵御文明的沉沦。现代工业社会的真正支柱不仅是钢铁与芯片，更是具有自主意识、协作精神、理性思维与平等权利观念的现代劳动者和科研工作者。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蒙昧的精神扫除，没有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引下的社会革命对人身依附关系的斩断，旧中国深陷于宗族宗法枷锁中的普通大众，根本不可能转化为现代工商业所需的产业大军与科技攻关主体。

第二重谬误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制度复古论。项立刚宣称“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不是从西方抄来的，而是我们自己几千年的传承……中央集权、郡县管理、土地国有、官员流动、任人唯贤，这个政治制度是几千年的政治制度，我们并没有改变”。这一说法不仅暴露出政治常识的严重匮乏，更在理论上彻底抹杀了百年中国革命的本体质变：封建社会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在封建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之上，本质是皇权专制与人身奴役的“家天下”；而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之上，确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体。将推翻三座大山、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权，退行化归结为两千年封建皇权统治的技术性修补，无异于在学理上否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历史正当性。

第三重谬误是将历史的结果倒置为历史的原因，陷入盲目的后发虚骄。项立刚在文章中洋洋得意地宣称“山脚下苦苦攀登的鲁迅，没有机会看到美丽的风景，而我们登上了山顶，我们比他幸运”。这种论调完全倒置了历史进程中的因果联系：当代人之所以能够立于工业化与国家富强的山顶，恰恰是因为在沉沉黑夜中，有包括鲁迅在内的无数革命先驱与思想巨匠，在荆棘丛中挥刀劈路、流血牺牲，唤醒了沉睡的民众，奠定了思想解放与社会变革的精神基石。前人拼死拓荒，后人在其种下的巨木树荫下乘凉，却反过来嘲讽拓荒者“满身泥泞、看不见风景、百无一用”，这不仅是历史认知的浅陋，更是精神伦理上的背叛与不义。

六、 履历作风与阶层投机：项立刚话语轨迹及其历史虚无主义渊薮

审视项立刚对鲁迅及现代启蒙阵营的粗暴发难，不能仅仅停留在其文本层面的逻辑漏洞，更需要对其个人的一贯话语风格、学术底色与职业生态进行深度的回溯式解剖。这种表面激进、内里陈腐的说辞，绝非孤立的偶然偶发，而是其个人一贯的商业化人设经营、阶层投机心理与庸俗唯生产力论杂糅的必然产物。

从学术素养与话语作风来看，项立刚虽屡次高调宣称自己“是搞文学研究出身”、“读过全集”，标榜其中文系文艺学专业硕士背景以压制批评者，但其行文却几乎完全脱离了严肃学术研究的规范，充斥着外行式的武断与反智主义的粗俗。网络舆论与学界对其长期的观察表明，项立刚极为擅长利用信息不对称与学科跨界在网络舆论场博取眼球：作为通信行业的行业观察者与自媒体商人，他不仅频繁以门外汉身份对结构生物学、人工智能等深奥前沿学科发表反常识断言，更热衷于以粗暴的人身攻击替代学理辩论。在公共议题讨论中，他曾公然抛出“不看新闻联播的是下等人”、“下等人基因差”等赤裸裸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封建等级制谬论，屡次以极其污秽的市井詈词辱骂提出异议的普通网民。这种在心理机制上根深蒂固的“自命为人上人”的精英傲慢，恰恰与鲁迅一生甘当“孺子牛”、深刻体恤底层苦难的人民性立场形成鲜明反差，从根本上注定了他无法理解鲁迅对旧中国吃人等级礼教的痛切鞭挞。

从思想演变与阶层投机来看，项立刚在文中自认“前些年也有做公知的潜质”，在中国弱落时动辄嘲讽，而在产业起飞后又迅速摇身变为狂热的“正统代言人”，这一自白恰恰揭示了其精神深处的依附性与投机性。正如评论界所指出的，此类话语操作本质上属于高度商业化的“爱国流量生意”。其特点在于脱离客观规律与历史辩证法，将复杂的历史变迁与国家建设矮化为非黑即白的立场站队。当国家面临外部打压时，他便把特定科技企业的商业成败神圣化为不容置喙的图腾；当民族工业取得突破时，他又急切地用粗陋的民族沙文主义去否定近代一切思想启蒙的必要性，甚至通过贬低西方人“连热水都喝不上”式的愚民言论来博取廉价喝彩。这种从极度自卑向极端虚骄的急剧滑移，正是未曾经过理性精神洗礼、缺乏坚定唯物主义信仰的投机性知识分子最典型的精神病灶。

最为致命的是，项立刚的这一套话语体系构成了当代一种隐蔽却极具危害性的“封建复古主义变体”的历史虚无主义：

• 革命质变的虚无化：历史虚无主义不仅表现为单纯的崇洋媚外，更集中表现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阶级斗争史与思想解放史的抹杀与解构。项立刚宣称“今天的政治制度不是抄来的，是几千年没有改变的中央集权与郡县制”，以一种极其拙劣的血统论与复古论，将历经百年浴血奋战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轻描淡写地退行化为两千年封建皇权官僚体制的自然延展。这一论调在客观上彻底架空了中国近现代革命的根本性质，抽空了社会主义国体的阶级属性与劳动人民的主体地位。
• 思想觉醒的虚无化：项立刚将中国现代转型化约为单纯的“建立政权与迅速工业化”，并断言文化启蒙“百无一用”，其理论源头正是极端的“庸俗唯生产力论”与“技术拜物教”。在这种机械庸俗的历史观看来，历史前进只需依仗官僚集权体系自上而下的秩序管控和工程师的物理器物制造，亿万被压迫者的精神解放、阶级觉醒与人的现代性重塑全被视作无足轻重的噪音。
  

结语：亟需重申鲁迅精神的当代价值

项立刚的论述集中折射出当下社会思潮中一种危险的价值转向：伴随着国家综合国力与工业制造业的迅猛崛起，部分实用主义者开始沉溺于宏大的技术崇拜与粗鄙的物质炫耀，急于回过头来清算近代以来的启蒙传统，试图以封建纲常和皇权遗产来阐释现代文明的成就。这种论调看似在鼓吹“民族自信”，实则是以极端肤浅的姿态切断了当代中国与现代思想解放、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血联系。

鲁迅并非神坛上不可评说的泥塑，其思想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印记与特定的激进波折。然而，鲁迅在民族危难之际所展现出的绝不妥协的批判精神、对底层平民被压迫命运的深切同情、对一切专制腐朽势力的决绝反抗，以及毛泽东所高度赞扬的“硬骨头”品格，构成了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灵魂基质。

真正的文化自信，绝不是躺在先祖遗产和技术报表上的自我陶醉与自欺欺人，而是像鲁迅那样，敢于直面自身的不足，敢于以解剖刀式的理性审视社会矛盾，敢于在大风大浪中做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倘若抽离了鲁迅所开创的“立人”之魂，将现代化仅仅等同于厂房、公路与通信基站的物理集合，社会就极易在精神深处重新滑向麻木、自满与精神胜利的历史怪圈。在这个意义上，重读鲁迅、捍卫鲁迅，绝不是恋旧，而是守护当代中国不可或缺的精神清醒剂与文化防线。

可以说，项立刚的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源于一个脱离了严谨学术根基的传媒商人对国家现代性演进机制的严重无知。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思想战线为工业化铺平道路的奠基之功，完全归功于其脑海中幻想出来的封建帝王式“集权秩序”。这种将工业成就与封建糟粕强制缝合的话语，不仅无法真正建构文化自信，反而是在用腐朽的帝王将相家谱去玷污现代中国的革命合法性与人民性灵魂。

史节

xiejin77 发表于 2026-9-5 09:09
四、 激进抉择的历史还原：驳“批判中医与支持废汉字挖文明之根”论

项除了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外，在文化方面的看法几乎不能看。

但必须注意到项的思想的错误之处。新中国的建立在于对于中国文化的扬弃上的，所谓新文化。而今天中国成功，很多人以为不需要中国文化的扬弃便可以成功，这的确是历史虚无主义的另一个表现。但凡往回走，不仅对千百万人的牺牲不尊重，也是忘记了邓的那句，除了社会主义，都是死路的历史性总结。

陈王奋起挥黄钺

xiejin77 发表于 2026-9-5 09:09
四、 激进抉择的历史还原：驳“批判中医与支持废汉字挖文明之根”论

严格来说鲁迅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刻，是中国历史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看不到任何希望。鲁迅主张推倒重来，然而怎么推倒，他也不知道。但实事求是地说，隔断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推倒重来，中国还是中国吗？

在中国最黑暗的时刻，我只看到2个人对中国的未来充满希望，一个人是梁启超，一个是教员。前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后者写下了沁园春长沙。除了他们以外的任何人，最好的就是鲁迅了，他没有办法，看不到希望，唯有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

项立刚代表革命成功的另一个极端，一旦革命成功，革命就没有必要了，甚至有从开始就没有必要的幻觉。项立刚是幼稚的，但代表着另一种自信。伟大的国民必须自信，哪怕显得有的蠢。

在我看来，中华文化经历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改后已经得到了很大改善，在文革后经过教员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全面教育，社会大学的捶打，这才让整个中国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宛若新生的全新文化。（鲁迅+项立刚）/2大约等于今天的中国文化。

xiejin77

陈王奋起挥黄钺 发表于 2026-9-6 01:53
严格来说鲁迅也是历史虚无主义者，在他生活的那个时刻，是中国历史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看不到任何希望 ...

陈王老师好，你这段关于中国现代文化演进的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上其实非常深刻、敏锐。你敏锐地指出了一个关键事实：中华文化绝不是在两千年的封建故纸堆里自我循环生发的，它确实是在五四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改革直至新中国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革命中，经由毛泽东思想从世界观到方法论的系统教育与社会大学的千锤百炼，才彻底砸碎了人身依附与阶级枷锁，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充满生机的新生文化。在这个关于“现代文化如何新生”的根本脉络上，你的洞察十分透彻。

但在鲁迅的定性上，如果说他是“主张推倒重来、隔断历史的虚无主义者”，并在绝望中唯有“我以我血荐轩辕”，我认为这在文本实证和近代思想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误解。

鲁迅从来没有割断历史，他毕生用力最深的正是中国小说史略、古籍辑佚与魏晋学术考据；他早在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中就确立了“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的文化主张，这恰恰是文明辩证扬弃的典范。他所痛剿的从来不是中华文明本身，而是历代统治阶级以“仁义道德”为幌子的吃人礼教与封建专制。

在全民族陷入存亡绝境的1934年，面对国民党当局的丧权辱国与悲观投降，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中掷地有声地指出，中国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把希望牢牢寄托在亿万底层民众和革命硬骨头身上，这种将批判锋芒刺向反动统治阶层、把崇高敬意赋予底层脊梁的深沉信念，绝不是虚无与盲目。

事实上，毛泽东同志与鲁迅的心是完全相通的，教员也从未将鲁迅视为消极绝望的看客，而是盛赞其为“现代中国的圣人”、“新文化革命的旗手”和“民族解放的急先锋”，并明确强调“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在至暗时刻以如椽巨笔负责“破”，唤醒千万青年的独立人格；教员则带领工农大众移山倒海负责“立”，夺取政权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二者是前后相承的思想接力与革命共鸣，绝不存在所谓的“推倒一切与互相对立”。

而你在对项立刚的判断上，却又恰恰被他披在身上的画皮所误导了。你认为项立刚代表了“革命成功后另一种哪怕显得有点蠢的自信”，但如果剥开表象分析其本质，就会发现，他身上展现出来的言行既不代表革命者，更不代表真正的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而是一个典型的革命胜利后的食利投机客。

项立刚自己在文章中就坦白承认：在前些年国家底子薄、高科技产业举步维艰的时候，他骨子里有着“做公知的潜质”，跟着大家一起冷嘲热讽；而当无数一线科研人员和产业工人隐忍负重、流血流汗把通信产业硬生生拼成世界一流时，他却立刻调转船头，摇身一变化身为“民族自豪感的总代表”，反过来唾骂先驱“百无一用、目光短浅”。在国家拓荒艰难时做看客与逃兵，在全民族结出硕果后冲到最前面抢占战利品、大吃爱国流量饭，这根本不是什么国民自信，而是顺风局里抢人头的投机生意。

更致命的是，他的思想底色不仅与社会主义革命背道而驰，甚至充满了极度反动的封建残渣。中国革命的初心是砸碎剥削压迫、追求人人平等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而项立刚却在现代社会公然叫嚣“不看新闻联播的是下等人”、“看到反感的不但是下等人，三代以后也是下等人，因为基因差”，甚至面对网友质疑时破口大骂“看你那张下等人的脸，穷人懂什么钱”。这种骨子里自命“人上人”、将阶级歧视和血统宿命论奉为圭臬的丑恶作风，恰恰是鲁迅一生痛绝的封建余孽。

不仅如此，项立刚所谓的“自信”，在本质上才是彻头彻尾的历史虚无主义。他公开宣称“中国今天的政治制度并没有变，依然是几千年的中央集权、郡县管理、土地国有、官员流动”，妄图把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退行化归结为封建皇权官僚制的自然延续。如果制度几千年未变，那么千千万万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翻天覆地的制度质变又算什么？作为一个党员（他自称的），能搞出这种以庸俗唯生产力论为幌子、公然抹杀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本性质的话语，这才是当下最阴暗、最隐蔽的制度虚无主义。

因此，陈王老师你提出的“（鲁迅+项立刚）/2约等于今天中国文化”，在逻辑上是一个完全不能成立的伪命题，就像把外科医生救死扶伤的手术刀与吸附在伤口上的寄生虫强行拿来求平均值一样。当代中国脱胎换骨的全新文化，其真正的内核是由鲁迅式“横眉冷对、清醒自省”的硬骨头批判精神，加上毛泽东思想中“人民当家作主、敢教日月换新天”的革命豪情与民主实践，再加上大国工匠和千千万万普通劳动者脚踏实地的实干拼搏所共同铸就的。在这套伟大的文化谱系里，根本没有项立刚这种投机客的任何容身之地。

话说至此，再深推一层，其实归根结底，项立刚为什么要如此急切、如此竭尽所能地去诋毁鲁迅、把鲁迅打成“百无一用”？

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他身上层层包裹的精明画皮，最恐惧的就是鲁迅先生留下的匕首与投枪。鲁迅在百年前就写过《阿Q正传》里投机的假洋鬼子和自命革命党却想着去赵家搬箱子的阿Q，写过《战士和苍蝇》里围着英烈的伤口营营乱叫、自以为比战士更英雄的市侩，写过满嘴仁义道德却鄙视同胞为贱民的伪道学。当项立刚在聚光灯下靠煽动极端情绪大赚流量、自封为“上等人”并享受胜利果实时，只要鲁迅这面镜子还立在那里，他骨子里的怯懦、虚伪、自私与等级傲慢就无所遁形。他今天急赤白脸地想要扳倒鲁迅，不过是一个被解剖者在惊恐万状中，企图砸烂那把照出他投机原形的手术刀罢了。今天的中国必须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乃至是历史自信，但我们要的是风骨如铁、人民至上、保持清醒自省的真自信，绝不是这种顺风倒向、践踏群众的投机者的虚妄与狂妄。

xiejin77

史节 发表于 2026-9-5 20:57
项除了对信息产业的发展外，在文化方面的看法几乎不能看。

但必须注意到项的思想的错误之处。新中国的建 ...

史节老师所言甚是，项自己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而且他自承是一个共产党员，那么他的这番言论已经表明了他的认识存在严重问题，需要进行深刻的自我批评。

陈王奋起挥黄钺

xiejin77 发表于 2026-9-6 12:36
陈王老师好，你这段关于中国现代文化演进的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视野上其实非常深刻、敏锐。你敏锐 ...

谢老师高看我了。一点不成熟看法，供大家批判。

鲁迅的文章太过暗黑，年轻人根本看不进去。他的文章全文，估计中国社会99%的人都没有浏览过一遍。仅仅在教科书在，摘录其中的一点点，供大家学习。

它的《狂人日记》记录的是一个人吃人的惊悚社会，放在今天根本没有一个出版社给他出版。

1925年《京报副刊》征集“青年必读书”时，鲁迅明确回答：“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
他还说读中国书会让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而外国书则促使人“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多是“僵尸的乐观”。观点：旧书（尤其古文、经典）使人脱离现实、麻木消极，不利于青年行动与改造社会。

他要废除汉字，目的不是汉字不方便，根本目的是让年轻人不读中国历史典籍。

在《老调子已经唱完》（1927年）等文中：“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  又说赞美中国旧文化的外国人或富人，其实是在用“软刀子”让中国人自我毁灭。

国民性批判（与文化紧密相关）看客心态：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娜拉走后怎样》）；
难于改变：“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娜拉走后怎样》）
瞒和骗：“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论睁了眼看》）
精神胜利法（阿Q典型）：面对失败与压迫，用自我安慰逃避现实。

另外，他批评中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形式主义的“十景病”、对女性的节烈观、对儿童的压抑等，皆源于传统文化。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1935年）：“孔夫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孔子的思想……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没有。”
他早年也说过因“绝望于孔夫子和他的之徒”而留学日本。儒家等级观念、三纲五常被视为制造奴性与吃人的根源。


我看过鲁迅的大部分文章，说实话，在鲁迅的早期文字中，我看不到中华文明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应该立即毁灭。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如果看了鲁迅全集，他十有八九会变成厌世主义者，变成失去斗志的公知。

  倒是他的晚年，他有了一定的进步，看到了一点点光亮。1934年的《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比前期单纯暴露“劣根性”要平衡得多。 他在《故事新编》后期作品（如《非攻》《理水》）中，也塑造了墨子、大禹等具有牺牲精神、为民做事的正面传统人物形象，不再只是一味揭露“吃人”。

如果按照比例来说的话，鲁迅的一生，95%是揭露中国文化的黑暗，5%歌颂了其中极少数英雄，然而在压倒的黑暗面前，依旧不成比例。

我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一个人的思想无论多么伟大，如果只能拿一点点出来给大家享用，多了就会祸害社会。对他的思想保持距离，保持批判中学习的态度就是正确的。项立刚是什么人无关紧要，他提出对鲁迅要批判中学习就是正确的。

教员和鲁迅，都生于中华文明最黑暗的旧时代，对旧时代的压抑气氛深有同感，都致力于改变中国文化，因此对鲁迅更有共鸣是应有之义。教员鲁迅是革命的同路人这一定位非常准确。但不同的时代，需要强调的东西不一样。今天的中国人，80%还是逆向种族主义者，这个时候还极度推崇鲁迅，就是时候不对了。鲁迅的伟大，在他那个时代，毋庸讳言，然而在今天，还继续推崇他的伟大，就仿佛人家小孩满月，你去说这个小孩将来可能考不上大学，考上大学可能找不到工作，几十年后就会死，如此断言被主家骂就是理所当然。

赫然

陈王奋起挥黄钺 发表于 2026-9-6 12:07
谢老师高看我了。一点不成熟看法，供大家批判。

鲁迅的文章太过暗黑，年轻人根本看不进去。他的文章全文 ...

鲁迅要分阶段的来看。早期鲁迅和很多当时的仁人志士一样，都是斗士。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礼教，几乎到了反对陈腐旧世界中的一切东西。

到二十年代以后，他逐渐从全盘反对进化到如何建设新秩序。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成为中共的同路人。虽然依然不信服共产党的政治手段，他在三十年代还是加入了左联，成为左联重要成员。这个时候他觉得中共是那时候最接近他理想的道路。

可惜，鲁迅三十年代后期就过世了。他没有机会看到中共的抗战土改解放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我们也无法知晓他对这些可能的态度。

个人觉得，他会认可抗战土改，还有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还有通过抗美援朝和反对苏修造就不受外界干扰的独立国家。至于是否接受这一路来的国内政治斗争，就存疑了。

至于项立刚，这完全不同。他连最最基本的实事求是就没有做到。脱离20世纪初中国的情况来谈鲁迅，这个已经不是失误，而几乎是到诬陷的地步了。他是根本无法和鲁迅相提并论的。

xiejin77

陈王奋起挥黄钺 发表于 2026-9-7 01:07
谢老师高看我了。一点不成熟看法，供大家批判。

鲁迅的文章太过暗黑，年轻人根本看不进去。他的文章全文 ...

陈王老师漏了一个鲁迅关键性文章，咱们中学都学过的，拿来主义。我全文贴在下面：

拿来主义



　　中国一向是所谓“闭关主义”，自己不去，别人也不许来。自从给枪炮打破了大门之后，又碰了一串钉子，到现在，成了什么都是“送去主义”了。别的且不说罢，单是学艺上的东西，近来就先送一批古董到巴黎去展览，但终“不知后事如何”；还有几位“大师”们捧着几张古画和新画，在欧洲各国一路的挂过去，叫作“发扬国光”〔2〕。听说不远还要送梅兰芳博士到苏联去，以催进“象征主义”〔3〕，此后是顺便到欧洲传道。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梅博士演艺和象征主义的关系，总之，活人替代了古董，我敢说，也可以算得显出一点进步了。

　　但我们没有人根据了“礼尚往来”的仪节，说道：拿来！

　　当然，能够只是送出去，也不算坏事情，一者见得丰富，二者见得大度。尼采〔4〕就自诩过他是太阳，光热无穷，只是给与，不想取得。然而尼采究竟不是太阳，他发了疯。中国也不是，虽然有人说，掘起地下的煤来，就足够全世界几百年之用，但是，几百年之后呢？几百年之后，我们当然是化为魂灵，或上天堂，或落了地狱，但我们的子孙是在的，所以还应该给他们留下一点礼品。要不然，则当佳节大典之际，他们拿不出东西来，只好磕头贺喜，讨一点残羹冷炙做奖赏。这种奖赏，不要误解为“抛来”的东西，这是“抛给”的，说得冠冕些，可以称之为“送来”，我在这里不想举出实例〔5〕。

　　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

　　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

　　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毛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六月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中华日报·动向》，署名霍冲。

　　〔2〕“发扬国光”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间，美术家徐悲鸿、刘海粟曾分别去欧洲一些国家举办中国美术展览或个人美术作品展览。“发扬国光”是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这些消息时的用语。

　　〔3〕“象征主义”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大晚报》报道：“苏俄艺术界向分写实与象征两派，现写实主义已渐没落，而象征主义则经朝野一致提倡，引成欣欣向荣之概。自彼邦艺术家见我国之书画作品深合象征派后，即忆及中国戏剧亦必采取象征主义。因拟……邀中国戏曲名家梅兰芳等前往奏艺。”鲁迅曾在《花边文学·谁在没落》一文中批评《大晚报》的这种歪曲报道。

　　〔4〕尼采（Ｆ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的鼓吹者。这里所述尼采的话，见于他的《札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

　　〔5〕一九三三年六月四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在华盛顿签订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购买美国的小麦、面粉和棉花。这里指的可能是这一类事。

这篇文章是可以澄清很多鲁迅先生的主张的，也许可以不用再揣度了。

对于项立刚的理论，所谓的批判中学习，是一个幌子，他的重点是在于批判获得流量，保持自己的自媒体价值——说的更直白，不过是想借先生的残区再舔舐一点血肉的寄生虫豸罢了。而且项深层次的思想我已经分析过了，他的画皮在先生的杂文之下，瞬间就会无所遁形。所以才会有此类行为。

12388的举报已经实施，虽然不好实名，但我想也许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去实践吧；在项还每每自承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时候，帮助他重新认识一下我党的正确路线也许是对他最大的帮助。

xiejin77

赫然 发表于 2026-9-7 05:34
鲁迅要分阶段的来看。早期鲁迅和很多当时的仁人志士一样，都是斗士。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反礼教， ...

赫然老师恐怕是受了后来的一个公案的影响，那个问题很早我就在坛子里讨论过的，或者是在河里，记不清了，现在把澄清的文章贴过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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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篇“亲聆”1957年“毛罗对话”回忆的追踪调查

秋石



[摘要]周海婴在其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写到，曾听人说毛泽东在1957年曾与罗稷南有过一次对话，对“假如鲁迅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毛的回答是：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这就是一度流传的“毛罗对话”。有学者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得出了不存在这个“对话”的可能，其内容属讹传的结论。后黄宗英发表《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简称《黄文》）一文，以亲历者身份为此传言作证。但据查，当时参加了1957年7月7日毛泽东召集的座谈会的各界人士共36人，有9位在《黄文》发表时仍健在，但黄宗英并未向他们求证。经笔者查访，他们多人表示未曾听说毛泽东当时说过这种话。同时，对比《黄文》和黄宗英当年座谈会结束三天后在《文汇报》上发表的回忆文章，作者对参加座谈会感受的描写前后矛盾，也与20世纪80年代依据黄宗英回忆撰写的《赵丹传》中相关描述差距甚大。察看由摄影师拍摄的现场照片，可以发现黄宗英的回忆多处失真，以当时的座次、会场安排，她是无法“亲聆”所谓毛与罗之间的对话的。更为关键的是，甚至她所指证的照片中的罗稷南也并非罗稷南，而是漆琪生。这是漆琪生的学生及亲朋辨认并指出的。另外，查核罗稷南的口音，以及2002年7月4日黄宗英写作该文时的天气实况，可知她在文中的相关描述亦不真实。总之，黄宗英关于“亲聆”的回忆多处失真，无法为当年曾发生过所谓“毛罗对话”提供证据。

[关键词]毛泽东；罗稷南；“毛罗对话”；鲁迅；黄宗英



2001年9月，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周海婴著《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书中提到，作者在1996年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听一位朋友说，他作为学者罗稷南的学生曾经听罗说过，1957年，毛泽东曾前往上海小住，请几位湖南老乡聊聊，罗稷南也参加了。在此会上，罗稷南向毛泽东提了一个大胆的问题：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泽东回答：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周海婴从未听说过此事，非常吃惊，遂将此写进书中，以“请读者判断”。周海婴这个听来的故事发表出来后，引起了社会关注并流传开来，有人称之为“毛罗对话”甚至“毛罗秘密对话”，对其真实性众说纷纭，有人相信是真实的。

后来，有学者查阅史料对此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史实考证。首先查清楚了罗稷南并非湖南人而是云南人，无资料证明他与毛泽东有较近的关系。可考的1957年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机会，仅有当年7月7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毛泽东同上海科学、教育、文化、艺术和工商界代表人士座谈这一次。查阅有关该会的资料，尽力还原当年的场景，也看不到毛泽东与罗稷南之间有这样一种“对话”的可能性。

而毛泽东在1957年确实不止一次谈到过鲁迅。3月上旬，由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宣传文教部长和各界知识分子代表共数百人参加的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3月8日召集的文艺界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就谈到了鲁迅，说他的杂文有力量，并说：“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是写不动了。”“他一定有话讲，他一定会讲的，而且是很勇敢的。”在3月10日召集的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会上，毛泽东又谈起了鲁迅。他说：

“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未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

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内容，均已收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新华社联合编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由此，读者可以对周海婴听说的这个对话发生的可能性作出判断。而之所以会有周海婴听到的传言，有可能是毛泽东3月在北京会上谈到的“鲁迅活着会怎样”的话，在场的上海文艺界、新闻界人士回去后有所流传，由于很快历史转入反右运动中，罗稷南等在辗转耳闻和转述间发生了偏差。相关考证详见陈晋《“鲁迅活着会怎样？”——罗稷南1957年在上海和毛泽东“秘密对话”质疑》一文。

这样的考证是比较符合逻辑和情理而有说服力的，笔者也曾发表文章赞成这个观点。

但依然有人认为，以上“只不过”是一个“学术考证”，对于传言仍“宁愿相信其有，不愿相信其无”，反过来还质疑毛泽东在3月的会议期间谈话历史记录的真实性。后来，又有人发表文章，证实自己当年确曾听罗稷南本人讲过这个故事。2002年12月，黄宗英在三家媒体同步发表了一篇3400字左右的文章《我亲聆毛泽东与罗稷南对话》（以下简称《黄文》），以1957年7月7日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与毛泽东团桌座谈的亲历者身份，提出这个对话确实是存在的，她亲耳听见了。

此文一出，立即引起关注，不少“宁愿信其有”的人认为，有了亲历者回忆这样的“铁证”，“毛罗对话”便具有了不可质疑的真实性。

笔者不这么认为。亲历者的回忆的确很重要，是可资佐证的宝贵史料，但它必须和其他史料包括其他回忆材料互参，经过甄别证明是可靠的才可采信。对黄宗英的回忆材料，也需要结合其他史料及相关人员回忆，包括黄宗英本人与此相关的其他回忆材料，作一些严谨的考证和甄别。多年来，笔者多方查核，多次调研，发表了若干相关研究成果。现将这些成果作一个简要的梳理和呈现。

一、2002年仍在世的“亲历者”是否仅黄宗英一人？他们是怎么说的？

《黄文》称：她因“想不起还有哪位活着的人也听到这段对话”，而担心“如果没有第二个人说他也当场听到，那我岂非成了孤证？”出于这种对自己回忆说服力的疑虑，她专门咨询了一位律师。结果那位律师鼓励她：“正因为当时在场的人如今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你就更有责任写出来，留下来。你又不是在法庭上，你先把你看到、听到的事实写出来再说。”

于是黄宗英明知自己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有“孤证不举”的不利之处，却未认真做点调查，就“先写下来再说”，匆匆抛出了这样一篇东西。当年参加此次座谈会的人员，查当年新闻报道，共有文教工商界人士共36人。【1957年7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刊登的新华社电讯稿：《毛主席接见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在中苏友好大厦与大家亲切地围桌交谈两小时》：“毛泽东主席七日晚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漆琪生、谈家桢、笪移今、孙怀仁、周煦良、李锐夫、殷宏章、汪猷、应云卫、沈浮、郑君里、赵丹、金焰、黄宗英、陈鲤庭、章靳以、罗稷南、丁善德、陈大燮、武和轩、钱宝钧、傅于琛、丁忱、徐子威、蒋学模、刘念义、吴中一、李国豪、王元美、黄晨、苏德隆、陈铭珊、叶宝珊、聂传贤、束世澂、史慕康共三十六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书记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马天水等也陪同参加了这次谈话，谈话后，毛泽东主席并和大家一起观看了越剧。”照片说明：“毛泽东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接见了本市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并与他们亲切地交谈。”】笔者查知，当时该文发表后，就有多位学者，特别是同济大学、复旦大学等上海高校的同志，提供了当年出席了团桌座谈且在《黄文》发表时仍健在的李国豪、谈家桢、蒋学模等人的信息。这几位都是有名的学者，应该不难找到，但不论是黄宗英本人还是发表文章的媒体，都没有去找他们求证过。

事实上，在《黄文》发表时，当年的36位与会者中尚有9人健在。他们是：

著名戏剧和电影导演、理论家陈鲤庭，2013年8月27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时黄宗英也在该院养病），享年103岁，生前一直居于上海。

著名戏剧、电影编剧王元美，2012年8月4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时黄宗英也在该院养病），享年98岁，生前一直居于上海。

（上述二人，是与黄宗英及其丈夫赵丹长期过从甚密的同事及好友。陈鲤庭还是一手扶掖黄宗英走上影坛的伯乐。）

原中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委、上海工商学院院长丁忱，晚年定居海外，2011年1月31日去世，享年92岁。

著名遗传学家、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2008年11月1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时黄宗英也在该院养病），享年100岁。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蒋学模，2008年7月18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时黄宗英也在该院养病），享年90岁。

原全国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叶宝珊，2008年4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0岁。

工商界著名人士，原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市工商联副主委、民建上海市副主委吴中一，2006年上半年在香港去世，享年96岁。

著名桥梁工程与力学专家、多届全国人大代表、六届上海市政协主席、原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2005年2月23日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92岁。

原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七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陈铭珊，2003年7月19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8岁。

上述9位历史现场见证人中，很明显有与黄宗英认识甚至相当熟识的人，但不知为何，黄宗英却始终没有向他们有所求证，而是想当然地以为他们“大概多已不在人世”了。相反，倒有人不辞辛苦，不远万里地联系上了时在美国的罗稷南侄子陈焜，让他给周海婴写信，证实他当年也曾听罗稷南讲过此事。这恐怕不是真正想要求得历史真实，而是选择性地求证“宁愿相信其有”的思路。

当笔者通过多种形式向谈家桢教授求证那个对话的真实性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我是一名长期从事生物遗传学研究的科学工作者，不是小说家。你所问的这个话，我不清楚，也不关心，因为和我从事的学科研究没有关系。而且，当年在会场里，我也没有听说过，会后也没有人向我提起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这么多年，同样如此。

要问我同毛主席谈的话题，就是我的主业遗传学研究。从1956年毛主席在多个场合明确表态支持我的不同于苏联模式的遗传学研究后，毛主席大约先后四五次接见了我，要说谈的话题，基本上都是有关我从事的遗传学工程研究，包括1957年7月7日晚上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咖啡厅的这个圆桌座谈会，也是如此。当然，那天晚上的话题中，还涉及到了大家都关心的帮助党整风和反右斗争的问题。

对于自然科学工作者来说，我关注的是事物的未来发展走向的那种假设，而且是符合历史唯物辨证法的那种假设，决不是什么过去时，而且还是那种极其荒唐的假设其他人都“不在世了”的那种天马行空式的“假如”。

著名电影导演陈鲤庭，则如是对向他求证的来访者说道：

你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件事，难道你没有仔细看那篇文章是怎么写的？……我，不是已经被归入到那些（疑似）“不在人世”行列中的人了吗？死人又怎么能够开口说话，站出来为活得好好的那些人信口说的话、做的事作证呢？

由此可知，从亲历者回忆这个角度来看，黄宗英“亲聆”的回忆在完全有时间、有机会寻求“旁证”的情况下，始终选择了保持“孤证”的状态，而任其流传。

二、关于召集此次座谈会的目的及黄宗英当时的反应。

《黄文》回忆说：“1957年7月7日，忽传毛主席晚上要见我们。‘反右’已风起云涌，我忐忑不安想请假不出席，怕的是会被点名发言。阿丹（即赵丹——引者注）说：‘宗英你怎么啦，虚汗淋淋的。’当时我预产期将到，我答：‘孕妇可能特别敏感，我害怕……’”

她还写道，在听完了毛泽东关于鲁迅假如还活着，“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的话后，“真仿佛巨雷就在眼前炸裂”，“吓得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那天晚上回家，我疲惫得几乎晕厥，只觉得腹中胎儿在伸胳膊踢腿，我担心已惊动了胎气。作为母亲，我怕自己的精神负担影响到即将出世的宝宝。我请假休息了三四天。”

她还说：“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对话’给我的震颤，提起这件事，我血液循环也要失常。”这个过程写得十分生动，气氛渲染得令人颇有身临其境之感。

不过，笔者查阅了历史资料，发现若干年前作为座谈会参会者的黄宗英，当年的感受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历史定格在了1957年7月10日的这一天下午。

那是时年32岁的黄宗英，据她回忆因被毛泽东一番话“惊吓”而请的那个三四天“保胎假”中的一天下午，也就是座谈会之后的第三天下午，文汇报社邀请部分参加7月7日晚上与毛泽东团桌座谈的人士进行了座谈。两天后，1957年7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以《和毛主席一次亲切的会见——上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界人士应本报邀请座谈感想》为题，发表了出席座谈会的13位人士所抒发的内心感受。这13人中，就包括了罗稷南和黄宗英。罗稷南的感想是：“我有机会谒见我们国家的元首，近代世界的大思想家，诗人，我感觉荣幸，兴奋而又惭愧。……”黄宗英的感想题为《反右派斗争给我们上了一课，希望文汇报真正成为知识分子良师益友》。

黄宗英这样写道：

我对毛主席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毛主席非常关心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有的以前见过的，他一看见就叫得出名字，知道在搞什么工作；有的初见，但在临别一一握手时，主席都叫得出姓名了。

毛主席和我们坐在一起，问起每个人的情况，有时说一些自己的意见。他的谈话是这样亲切简单而有力。……

毛主席这次到上海来，对上海人民是很大的鼓舞，很多人知道我们见到毛主席，纷纷问起毛主席的健康，毛主席谈了些什么？……

我和赵丹在七·七晚上见过毛主席后，第二天一清早，就把这大喜事告诉了我们的孩子，孩子也高兴极了，问我们：“毛主席为什么找你们谈话啊，你们是劳动模范吗？”我们听了很惭愧，我们对孩子说：“我们不是，是毛主席要我们好好工作，好好学习，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情。”毛主席的召见，对我们将永远是最有力的鼓舞，最严格的督促。

这里，字里行间里透露出的是黄宗英受到毛泽东接见的兴奋心情，与包括罗稷南在内的其他人的感想并无不同，很明显与她2002年在回忆此事时所说的“血液循环都要失常”，“肚子里娃娃儿都要蹦出来”的惊恐不安相矛盾。对同一件事，过了几十年后，黄宗英的说法竟如此大相径庭。

再可以供读者参考，进一步印证黄宗英当年在文汇报社组织的座谈会上所作的那个发言内容的，是倪振良所写的《赵丹传》。1985年，倪振良依据与黄宗英多次面谈获得的资料，出版了国内第一部《赵丹传》。2008年1月，作者又在团结出版社出版了“给一一删去的章节、内容，增补了进来，还了《赵丹传》的本来面目”的32万字修订本《赵丹传》。

倪振良在《赵丹传》后记中，特地向读者作了这样的说明：“在蛇口荔园，在京中宾馆，在我家斗室，宗英先后与我倾谈了5次，向我提供了大量珍贵素材。”

在2008年团结出版社版《赵丹传》第45章中，有如下栩栩如生的场景描述：

赵丹与黄宗英应邀前往中苏友好大厦，和上海科教、文艺、工商界知名人士一起，接受毛主席的接见。……

毛主席来到了电影工作者代表中间，紧挨赵丹、黄宗英坐了下来，旁边有沈浮、黄晨、郑君里、应云卫等。毛主席和大家亲切交谈。他说：我相信，我们中国人多数是好人，我们中华民族是好民族。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应当提倡讲话，应当是生动活泼的。凡是善意提出批评意见的，言者无畏，不管你怎么尖锐，怎么痛骂一顿，没有罪，不受整，不给你小鞋穿。小鞋子那个东西穿了不舒服……

说得大家都笑了。

毛主席又说，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愿同志们都加入这个队伍！……

听了毛主席的这一番话，赵丹的心情难于平静。近期来，赵丹一直在摄影棚里奔忙，很少关心政治斗争。他只知道继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后，上海的不少知名人士也被点名批判，成了“向党进攻”的右派，连与赵丹合作过的，担任上海剧影协会妇委会主任的吴茵，也成了“反党干将”，后被划为右派分子；还有与内兄黄宗江合写《海魂》的沈默君，也是如此……赵丹是党外人士，对党的整风等事，本来就不闻不问，现在更噤若寒蝉了。不想，毛主席接见了他们，请大家提批评意见，还说是言者无罪，不给穿小鞋。足见毛主席对赵丹及周围的同志们还是信任的。

同一章还记述了当天晚上赵丹和黄宗英在家里谈论这次座谈会的情形：

时值盛夏，天气异常闷热，黄昏时分，树上的蝉仍然热得知知直叫。……他家的书房里却还亮着灯，宗英正孤灯独掌，伏案走笔呢。

赵丹心里感到美滋滋的。这些年来，宗英进步还真快。1950年她去波兰参加世界和平代表大会后，又参加了第二次全国青年代表大会。随后，连续出版了《和平列车向前进》、《爱的故事》、《一个女孩子》等三本散文集。1953年年底至1954年年初，她的第一个产假期间，还创作了个电影剧本《在平凡的岗位上》（拍摄时定名为《在祖国需要的岗位上》）。紧接着，她参加了中央电影创作讲习班，同学有李准、白桦等。宗英已在文学家的行列中奋进了。与此同时，她还主演了故事片《为孩子们祝福》、《家》等。去年，宗英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妻子宗英，堪称是女中的强者，这全仗着她的聪明与勤奋。……

赵丹摇着扇子，从阳台走到屋里进了书房，说：“宗英，这么热的天，你还闷在房里写什么呢？”

即将分娩的宗英一面直着身子在那里写，一面说：“今儿毛主席说，日后要转入和风细雨的党内整风呢，我写点断想。”

赵丹一听，想到自己还不是个党员，心里不是滋味，就说：“宗英，你可算加入了工人阶级的文学家、艺术家队伍了，可我呢，还是个李鼎铭（党外人士）先生。”

“那也一样可以做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鲁迅先生不就是党外布尔什维克吗？”

“我也一直这样想来着，不过，大伙都入了党，就我在党外，总不是个事吧。”

“那你就努力呗！”

赵丹笑道：“请夫人多多关照。”……（赵丹于1957年3月被所在党支部吸收为候补党员，1958年2月转为正式中共党员——引者注）

笔者不惜篇幅大段引述《赵丹传》中的这一段，就是要请读者看看这一部由黄宗英提供素材并得到她的首肯才可能出版的传记里，所留下的20世纪80年代黄宗英本人对此会的记忆是什么样的。显然，此时黄宗英的记忆，包括当时的心态、气氛，与当年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并没有2002年回忆出来的那种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

都是黄宗英本人留下的记录，或提供的回忆，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是“真实的”呢？

三、那个“右下角一”的人，真的是罗稷南吗？照片为证。

笔者在查证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得知，当年座谈会在场的摄影师，除跟随毛泽东来到上海的专职摄影师侯波外，还有奉上海市委领导之命，到现场协助侯波拍摄的上海摄影师徐大刚（两年后，他也成了毛泽东的专职摄影师之一）。2014年的一天，徐大刚夫人向我赠送了《徐大刚新闻摄影作品展——历史瞬间》（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使笔者得以依据珍贵的历史照片进行研究。在徐大刚夫人和子女的授权下，笔者在拙著，即《追寻历史的真相——毛泽东与鲁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版，42万字）和《“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9月版，46万字）中，插入了徐大刚拍摄的四幅1957年7月7日座谈会的现场照片。这里选取其中含有黄宗英身影的三幅（图一、图三、图四）。

2002年，黄宗英对前来取稿的两位记者说：“50年代的演艺界，对领袖接见并不感觉十分突然，知道毛主席要来，也不会挤到门口去夹道欢迎。尊敬是肯定的，但还没有出现1966年那样的崇拜，得知毛主席要来看望大家，大家在高兴的同时，又觉得这是一件平常事。”但从照片中黄宗英的表情里，我们恐怕很难得出这样的印象。

如在图一中，走在最前面的五个人中，从左至右依次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手执折扇的毛泽东、戏剧电影编剧王元美以及电影演员黄晨、黄宗英。紧随他们之后的，是参加团桌座谈的其他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同志和各界人士。照片中黄宗英和两位女伴都面带笑容，看起来心情愉悦，与她后来所说得到毛泽东接见是一件寻常事以及惊恐不安的心情明显矛盾。

就在《黄文》发表的次年，上海市委统战部负责编纂大型叙事画册《毛泽东与上海民主人士》的相关同志曾向徐大刚就此对话的真实性问题进行求证，徐大刚回答说：无论是在那日晚间，还是在事后，他都没有听说过黄宗英所说的这个“亲聆”内容。

《黄文》里的描述，让人感觉毛泽东似乎一直就是和黄宗英等这几个人围坐一桌交谈的。但据陈铭珊、谈家桢等其他与会者的回忆，当时毛泽东在作完开场白后，是一个小圆桌一个小圆桌地与各界人士座谈的。可以说毛泽东和每一桌、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罗稷南以及回忆者黄宗英，都作了对话。那么黄宗英与罗稷南应坐在同一桌，才能听到对话。就如黄宗英本人说的：“那我就要拿出证据，证明我所处的位置确实能够听到、听清楚毛罗之间的这段对话。”

于是她拿出了1957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的一幅侯波所摄的现场照片（图二）。她指认，毛主席身后左一是她自己，左二为赵丹，左四为应云卫，照片右下角一为罗稷南。

这里，黄宗英对自己位置的描述并不准确，应该说，她是在毛泽东身后第二排左一的位置。请看徐大刚所摄同一场景的另一幅照片（图三）。

从这幅照片看，赵丹和黄宗英所坐的位置并不在与毛泽东围桌而坐成一圈的人员当中，而是在这些谈笑的人们的“圈外”，赵丹正在非常感兴趣地努力探身来听这一圈的谈话，而黄宗英的位置更远。

以这样的座次位置，我们来还原一下《黄文》中的场景描写。从侯波所摄的图二来看，黄宗英座位十分靠后，视线被严重阻挡。从徐大刚所摄的图三来看，更是如此。《黄文》称，她不仅清晰地听见了“毛罗对话”，而且听了后还“懵懂中瞥见罗稷南与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之类的场景，从这个位置来说实在是很难实现的。因为，在赵丹的前面、即“照片右下角一”的对面，左一为毛泽东，左二为黄宗英文中的“应家伯伯”应云卫。那么，这个黄宗英笔下的“照片右下角一”，怎么和毛泽东、应云卫背后的赵丹“对眼神儿”？而且从照片上看，赵丹倾前大半个身子，黄宗英侧坐在赵丹背后，是不可能看见赵丹的眼神的，又何从“瞥见罗稷南与赵丹对了对默契的眼神”？

或许是意识到了在那样一个靠后的位置明显不可能听清应属这个“圈子”的谈话内容，《黄文》还写道，她和赵丹原本是坐在第一排的，后来却自觉退到后面去了。但是看了另外一张照片（图四），就会发现，史实并非如此。

对照图二图三与图四可以发现，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大致是以职业，也就是“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工商界”这些界别进行分桌的。图二和图三是同一张圆桌，同样的人员，多为高教科研工作者。再看图四，这是毛泽东和包括赵丹、黄宗英在内的几位电影工作者围桌而坐成一圈的场景。这一点也可以从前引《赵丹传》“毛主席来到了电影工作者代表中间坐了下来”的描述中得到印证。据《赵丹传》，围成一桌的这些人，除毛泽东和赵丹、黄宗英外，还有沈浮、黄晨、郑君里、应云卫，与图四围坐的7人正好对应。由此可见，黄宗英与那位“右下角一”的人士实际并未坐在同一桌。

更关键的是，黄宗英言之凿凿的这个位置指认里，那个“右下角一”的关键位置的关键人物，也并不是罗稷南。他就是著名经济学家、时任复旦大学经济系主任的漆琪生。在1957年7月9日《解放日报》头版所刊《毛主席接见本市文教工商界人士》的新华社特供稿罗列的36位“各界人士”名单中，他的名字排在首位。

这个指认，是曾与漆琪生长期相处的学生、著名社会学家、十届全国政协常委、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作出的。【参见秋石：《“右下角一”，他不是罗稷南！》，《作品与争鸣》2006年第9期。】后来多位漆琪生的亲朋好友，也指出黄宗英这个关键性的指认是张冠李戴了。与黄宗英相比，罗、漆两位的亲朋好友及学生的指证，显然更有说服力。

2011年9月28日，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以“历史记忆与城市精神”为主题的敬老崇文论坛上，邓伟志作了题为《真实是回忆录的生命》的演讲。演讲列举的例子中，第一个就是黄宗英关于“亲聆”所谓“毛罗对话”的“亲历者回忆录”的。他说：

亲历者所历、亲闻者所闻、目睹者所睹，应当是真实的，但实际上也未必都是准确的。因为，人一般说只能是立于一个方位。一个方位不等于全方位。不是全方位就容易有局限性、片面性。前些日子盛传毛泽东讲鲁迅在今天会坐班房的说法。有位当事人硬是讲，毛泽东是对坐在当事人斜对面的罗稷南讲的。可是拿照片一查，坐在当事人斜对面的不是身材高大微胖的罗稷南，而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经济学家。从这位经济学家的性格和专业追求上分析，他是不会提这类同专业相关系数比较小的问题的。看错人，听错话，只能说明那当事人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再说，参与了的更不等于就是充分理解了的。对不理解的人和事、言与行完全可能做出不那么准确的描述。至于道听途说的，更会演化为“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

邓伟志所说的“一位身材瘦小的经济学家”，就是他曾师从过的漆琪生。其所在的那一桌，多为科研专业人士，的确是不可能出现这种对话的。

当然，罗稷南是到了会的，和其他35位出席者一样，他和毛泽东也是对了话的。而关于座谈会上毛泽东和罗稷南之间的对话内容，如前所述，也不是什么秘密，早在1957年7月12日出版的《文汇报》上就发表出来了，只是内容与黄宗英的描述完全是两码事。

而罗稷南到底应该坐在哪一桌呢？根据以职业界别分桌的办法来看，他应当与其他文学界特别是文学翻译界同行坐在一起。

五、关于口音、天气及其他。

笔者深感，《黄文》那文采飞扬的短短3000多字中，可以说几乎每一段、每一句话，都需要进行仔细查核和分析。

《黄文》中说：在座谈会上，毛泽东发现了罗稷南后，“罗稷南迎上一步与主席握手，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他俩一个湘音一个滇腔，我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并且，在最早发表的那个版本里，是“我只听出有‘苏区一别’的意思”，里面的“只”字，在后来的版本里删掉了。不管怎么说，黄宗英对云南话应当并不那么熟悉，如果有“只”字在，怎么能那么准确完整地听懂关于鲁迅的话题呢？

但其实，有没有那个“只”字、听不听得懂云南话都没有关系，因为，以为罗稷南是云南人就会操一口滇腔，完全是想当然。2003年，回忆当年确曾听罗稷南讲过此“对话”的罗的学生贺圣谟发表的《“孤证”提供人的发言》一文中，澄清了这个问题：罗稷南“在北大读书六年，以后又在哈尔滨工作过，他的普通话是说得很不错的，声音洪亮，口齿清晰”。

因此，我们很难想像，平常习惯讲普通话而且讲得很不错的罗稷南，会在与湖南口音的毛泽东对谈时不说普通话而操“滇腔”。这和周海婴回忆抗战时期自己很小的时候随母亲去罗稷南家，听他“一口浓重的湖南口音”，“若不用心不易听懂”一样，是不合情理的，显属回忆失真。

再比如文章开头：“天地幽纷，忽明忽暗，疾电炸雷，交错撼震。……”文章的结尾：“此刻，已是‘毛罗对话’的45年之后，是2002年7月4日的丑时。窗外雨声暴雷接连向我奔来，光的闪裂，雷的撞击，一切似乎被吞噬了。”她还对媒体派去取稿的人说：“也巧了，当年在上海新康花园写回忆阿丹的文章，入夜后也是风雨交加。这一次写文章回忆罗稷南，北京的7月4日晚上也是狂风大作，电闪雷鸣。”

这里的描写对象就是眼前的事物，很是真切感人，但笔者还是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当时的天气状况进行了查证。查2002年7月4日当天《人民日报》头版所刊“北京地区天气预报”：“白天：阴间多云有阵雨，降水概率60%，风向偏南，风力二、三级；夜间：阴转多云，降水概率40%，风向南转北，风力一、二级，温度28℃/21℃。”《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当天头版所刊“天气预报”与此基本一致。这里丝毫看不出《黄文》中电闪雷劈的迹象来。笔者又辗转联系到国家气象部门查询得知：当天夜晚北京地区天气实况为阴转多云，后半夜不时出现放晴迹象。笔者再于2016年12月专程设法前往北京气象局专业台科技服务中心信息部进行查询，结果是：2002年7月4日夜晚18时至5日晨6时，北京没有“狂风大作，电闪雷鸣”的突发气象状况出现。

这样看来，在黄宗英写作当晚，她面对眼前景象写下的“光的闪裂，雷的撞击”的状况，确实如她自己所说，“不知是梦是真”了。她在如此情境下所作的诸多看起来生动鲜活的回忆，更是“不知是梦是真”了。拿这样一个“不知是梦是真”的回忆，去为一个辗转听来的故事作证，不知那些“宁愿相信其有”的人们，真的相信吗？

以上就是笔者十几年来对所谓“毛罗对话”历史真相锲而不舍追踪调查成果的一个精简浓缩，相信结论如何，读者自有判断。《黄文》虽短，但对“假如鲁迅活着就会怎么样”的“传说”，进行了绘声绘色的发挥和渲染，迎合了一些人关于毛泽东在当年整风反右运动中对知识分子态度的主观臆断和偏见，甚而由此引发一些所谓“深刻反思”，其在媒体鼓动下仓促发表，推波助澜之“功”可谓不小。

同时，在追踪调查真相的过程中，笔者深感，前后大相径庭的所谓“亲聆”的一人之说，一次不作调查而“先写下来再说”的结论，竟然在以讹传讹的连锁反应中迷障多人，而勘正工作却需花费众多学者如此多的时间和笔墨，对于今天的学者和媒体而言，其中鉴戒实可深思。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笔者不禁想起40年前那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深感其历史意义的伟大。今天，在网络信息化条件下，我们面临着更加纷繁复杂的舆论环境，一些“不知是梦是真”的信息层出不穷，极易迷惑人们的头脑和心灵，对学界和媒体提出了严峻挑战。如何及时有效地澄清史实、正本清源，以正视听，恐仍是一个重大的现实任务。

（本文作者：秋石，原名贺金祥，文史学者，江苏昆山215300）

（责任编辑：杜栋）

（来源：《党的文献》2018年第5期）

xiejin77

xiejin77 发表于 2026-9-7 08:25
赫然老师恐怕是受了后来的一个公案的影响，那个问题很早我就在坛子里讨论过的，或者是在河里，记不清了， ...

当然，这可能会带来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57年面对反右，如果鲁迅先生还健在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见仁见智吧，对于先生来说，他肯定会认为自己是有缺点的战士；但是这也不应该是项立刚这样的人可以来碰瓷恰流量的吧

赫然

xiejin77 发表于 2026-9-6 19:31
当然，这可能会带来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

57年面对反右，如果鲁迅先生还健在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极其同意

这也不应该是项立刚这样的人可以来碰瓷恰流量的吧

如果57年鲁迅依然健在，也是76岁的老人了。由于他是左联的旗手，那时候的境遇最可比较的是矛盾。就算有一点点冲击，也不会大。而且，他在文坛大概率是一言九鼎的地位。除了主席亲自批他，一般人搬不动他。他和主席会有多大共振，这个实在无法猜测了。都是非常聪明非常犀利的人物，如果同频起来，难以想象。

xiejin77

赫然 发表于 2026-9-7 09:31
极其同意

如果57年鲁迅依然健在，也是76岁的老人了。由于他是左联的旗手，那时候的境遇最可比较的是矛盾 ...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有他在，很可能之前的大鸣大放是能够达到教员同志的基本目标而不会越界乃至于不可收拾的。对于文艺界来说，鲁迅先生如果还在，将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旗手；同时这个旗手又可以很好的和主席同频，这个价值不可估量，也许连现在的文艺圈里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会少很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