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情乌克兰（8）

mingxiaot · 发表于 7 天前

八

一九九一年底，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康斯坦丁·马西克主持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消费市场定价体系”的三七六号条例，要求放开各种商品的价格。然而他们又不敢搞全面开放，所以对煤炭、石油、天然气凝析油、天然气和液化气、电能和供暖、运输服务、以及面包等重要商品设置了价格上限。可是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一年以后内阁又通过新法律，干脆不准煤炭、电力和相关服务的价格上涨，还让地方政府监管公共餐饮连锁店以及蔬菜、土豆等商品的价格；工业部监管焦炭、金属生产以及化学工业的价格；经济部监管天然气、自来水等的价格。一九九三年政府彻底摒弃了“自由价格“观念，责成中央和地方政府“加强价格制定和使用控制制度”，对“无端高估费用”的经济主体实施制裁，并进一步扩大管制商品名单。总理兹维亚希尔斯基发表文章《让我们现实一点吧》：“每个工业、运输、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的企业都试图通过最简单的方式增加收入，即夸大其产品的价格”。 “我们应该通过行政、公共和经济手段，打击任何通过提高价格而不是增加生产来获取收入的行为”。同时，政府积极对出口进行管制。几乎所有的原材料出口，包括有色金属、铁矿石、原油、石油气、农作物、面粉等都需要经济部签发出口许可证。

一切当然很好，可惜留了一个屁眼：只有特定的企业或地方政府才能获得免费出口（free of charge export) 的权利。结果是乌克兰国内和国际间出现了巨大的价格差异。比如原材料，乌克兰的国内价只有国际市场价的十分之一，而原材料出口占乌克兰总出口量的百分之四十。可以想像获准参与国际贸易的公司从中获得了多大的利益。问题是这笔钱进入少数人的口袋后并没有转回乌克兰国内，而是被存到他们的海外账户上了。直到一九九五年，乌克兰政府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才基本采取了自由化的出口政策。但依然留有尾巴，中央和地方还管制着部分商品。

有点老邓的价格双轨制味道哈，后来的故事是八平方。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乌克兰也想学中国搞经济特区，不过他们除了地区特区还加上了一个行业特区。政府和民众都对特区寄予了很大希望，认为可以吸引外资、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出口、引进技术，最后达到加速国家经济发展的目的。政府专门制订了特区优惠政策，在关税、货币、税收和其他经济活动等多方面提供便利条件，政策适用于国内外法人和个人。特区是“乌克兰领土的一部分，建立特殊的经济活动法律制度”。

然而中国的特区是大权在握的邓小平搞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外资。一九八六年十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二十二条），“对于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在税收、土地使用费、信贷、用汇以及进出口手续方面给予特别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方面保障其自主权，同时，进一步下放了外资项目审批权”。外资进入的方式“以在沿海地区成立外向型合资、合作企业为主。这一阶段中国对外开放沿‘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这一顺序由点到面铺开”。在特区建设的初期，中国采取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引进外资建立合资企业，允许这些企业的产品在国内适度销售，让外商从中国让出的部分市场中赚钱获利，从而促使他们转让先进技术。

乌克兰的经济特区政策却是一帮子商人制定的，他们更关心的不是如何引进外资，而是如何利用各种税收优惠措施当二道贩子。

其实早在一九九二年乌克兰就决定搞经济特区，但一直进展缓慢，几年间只建立了一个北克里米亚实验经济区。直到一九九八年，议会才开始对特区建设充满了热情，因为大批发了财的商人或企业家获得了议会席位，成为议会中的第二大群体，占议员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

按照乌克兰的奇葩选举制度，选民只能投票给整个政党而不是某特定的候选人。一旦该党赢得的选票超过一个门槛，比如百分之五，就可以按预先排好顺序的候选人名单推出代表本党的议员。如果得票超过百分之五，候选人名单上排名第一的人可以当上议员。超过百分之十（举例，非实际数据），候选人名单上排名第二的也可以当上议员。以此类推。所以，有钱人想当议员不用在选区举行竞选活动，只需捐款列入某政党的候选人名单即可。政党胜选后，按名单的顺序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进入议会。最好的例子就是在独立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生态绿党，后来涌入了一批堪称破坏环境的石油寡头。

在有钱人的忽悠下，乌克兰在亚速、顿涅茨克、外喀尔巴阡、科韦利港、特鲁斯卡韦茨库罗特波利斯、尼古拉耶夫、敖德萨弗兰科港、克里米亚港、雷尼、斯拉夫蒂奇和亚沃里夫一窝蜂组建了多个特区。每个区域都制定了单独的法律，规定了其运作方式、在何种制度下运作、对其征收哪些税种等等。

下面以乌克兰矿业和冶金综合体公司的经济试验来说明特区政策的得失。

一九九九年七月十四日，议会通过了“关于在乌克兰矿业和冶金综合体公司中进行经济试验”的法律。乌矿冶的利润税从百分之三十降至百分之九，生态税率下降了百分之七十。还免除了一九九九年七月一日之前的公司的债务。结果乌矿冶的财务指标明显改善。从一九九九年至二〇〇二年期间，销售成本从一点〇一格里夫纳下降到〇点八三格里夫纳。盈利率从负百分之〇点一上升到正百分之十六点六，利润从七点六八亿格里夫纳增加到三十一点四亿格里夫纳。

可惜只有百分之十的收益被用于乌矿冶的改造升级，其余的资金转入了离岸账户。特区少数几家公司和经济部门获得了免税和重大优惠，却让国家损失了数百亿格里夫纳，而没有得到政策优惠的经济实体则在高额税收的重压下苦苦挣扎。一方面乌克兰对大多数公司企业征收各种高额税，迫使这些公司企业变成“影子经济”，让政府无从收税。另一方面税法中充斥着大量的税收激励措施，方便各种逃税操作。仅二〇〇一年，冶金行业的专业人士就通过少缴利润税“赚取”了十亿美元。特区政策使国家仅仅在税款一项，一年就损失了六亿至八亿格里夫纳。

然而特区引进外资的企图却非常失败。据统计，特区仅吸引到外资引进计划的百分之十二点二，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投资来自国外，其余的都是国内公司的再投资。事实上经济特区的更大作用是逃税和走私，大量与投资项目无关的商品（例如肉类和其他产品）通过经济特区进口到乌克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表明，此类进口与经济特区的主要使命相悖，根本没有促进技术发展、生产和吸引外资，还刺激了特区政府的腐败。

国际金融机构对乌克兰的特区经济政策极度反感，取消经济特区也是乌克兰获得世界银行贷款的先决条件之一。二〇一七年，乌克兰终于取消最后一个行业，农业部门的特殊税收豁免，标志着特区政策的彻底失败。

只是乌克兰没有最失败，只有更失败，下面轮到了国企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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