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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野研究文章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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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在爱坛的帖子放上来，之后再贴点别的）
曾发表于龙空，有增补
在微博上看到党公的在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于是就找来看，接着把邓野其他一些研究文章也找来看。于是有了本文。
——邓野篇——
邓野正式出版的著作有两部，《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和《民国的政治逻辑》，另外还有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近三十篇，前后跨度从1980年到2010年，也正好是30年。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和《民国的政治逻辑》这两部著作，其实都是邓野那近三十篇期刊文章的合集。前者，如题目所示，紧紧扣住一个问题，各章之间前后相继，时间线索比较清晰，内容关联比较紧密。后者则比较散，虽说每一辑形式上都是归为一个问题名下，或者说归为“民国的政治逻辑”的某一个表现方面之下，但感觉上比较松散。
邓野研究文章的观点如何，这里不打算详细展开或者予以评判，只引用一句话“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接下来，只谈我的一些小的所得，当然，不排除已经被别人总结过了。
在我看来，邓野的研究文章，按照内容和发表时间，大概可以分成四类：五四与北洋、1944~1946、1941~1943、晋绥人物。
五四与北洋，基本发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容主要是五四与北洋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具体可分为社会主义思潮和北洋军政人物。
1944~1946，基本发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2007年，内容围绕着从豫湘桂战役开始，直到马歇尔调停失败、国共和谈破裂为止的这一段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
1941~1943，基本发表在2007~2009年，内容围绕着1941~1943年间日苏中立条约和两次反共高潮等事件背后的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
晋绥人物，只有两篇，都发表于新世纪，与阎锡山系军阀有关
再归类一下的话，五四与北洋是一个大类，其他几类又是一个大类。第二大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研究的原始材料。集中在几个人的日记上面，分别是《王世杰日记》（1990）、《徐永昌日记》（1991）、《陈诚先生书信集》（2006）、《唐纵日记》（1991）。尤以前两者为重。研究方式可以称之为在日记中辑录历史。比如，1944~1946，很多时候都引用亲历者王世杰、徐永昌的日记以他们的视角来阐述国民党一方。而晋绥人物，则完全是因为徐永昌的关系，徐正是晋绥出身。
仅就1944~1946、1941~1943而言，是外战、外交、内战、政争相互交织。1941~1943，外交、外战方面主要是日本、苏德、废约；而内战、政争方面，则是蒋介石企图借（外）势向共产党发动政治攻势和军事解决（指胎死腹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1946，外交、外战方面依次是豫湘桂战役、日本投降与大陆战场受降、苏联占领与撤离东北、美国的调停；而内战、政争方面，则是国共双方，分别企图借（外）势以争取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展开的斗争，四平之战则是其中作为政争延续的军事斗争。
顺便说说，王、徐二人，一个是政学系、一个是保定系，都带有一定的技术官僚的色彩。蒋介石的嫡系与之对应、对立的是CC系、黄埔系。这也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斗争的一点人事背景。
——顾维钧篇——
五四与北洋中，《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是比较有意思的两篇。在我看来，有意思的地方主要在两点。
一个是与后面的1944~1946中的外蒙独立和东北问题形成鲜明的对比。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是战胜国（所谓站队高手），但都被出卖了领土利益，经手者一方是所谓英美盟友（一位是替国联接生的美国总统、一位是替联合国接生的美国总统），另一方是在亚欧大陆东端新兴的、对满蒙有特殊兴趣的霸权（日、苏）；两次事件，外交方面的当政者（陆征祥、宋子文），都知道日后必背骂名，而拼命推诿。结果却截然不同，第一次顾维钧亲历其事，全力争取，终于导致保住了山东的主权（细节详见《巴黎》一文）。而第二次，顾维钧却被排除于参与谈判的外交使团之外（细节详见《联合政府》第四章），而谈判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并不是说，有了顾维钧参与就如何如何，在这里，顾维钧只是一个多棱镜，关键是折射出什么。
如果把与欧美强国的战争算在内的话，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中国还有过第三次参战，这一次，我们也不是战败国。
再一个，是顾维钧这个人的标本意义。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邓野的《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把他早年的自由主义色彩描摹得很到位。但是对他最后的为国民党政府殉葬的理由，却写得很单薄，似乎仅仅是所谓的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对共产主义本能的恐惧。但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传统文化的坚持”，说到底海峡两岸能有今日之成就，恰恰是来自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区别只在于方式和资源而已。
我去看了几眼《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册，这里既有顾维钧对中苏条约谈判的看法，也有关他因为旧金山会议而与中共代表（邓发）的接触。两个地方，他都显示出困惑，前一个他困惑于国民党政府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签订中苏条约，后一个则觉得中共代表对他的说话没有逻辑。反过来，邓野的有关研究文章，以及他对民国政治逻辑的总结，正好可以回答顾维钧的两个困惑。顾维钧的政党（政治）中立主义，造成的他对国内政治的隔膜，既导致了他的外交活动受内政的牵制而败多胜少，也导致了他一生的困惑和最终的个人悲剧——延续了李鸿章和梅特涅，作为裱糊匠的悲剧。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中提到，顾维钧还参加过宋子文牵头的一个小范围的“第三势力”政变计划，还没成型就破灭了，这也是邓野“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的一个表现。
——民国篇——
分析顾维钧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本意义，是很有意思的。所谓的民国范儿。很大程度是涂抹在他们这一群人身上，并借他们的高度来反光的色彩。
我之前还看了《八十年代的非洲大陆》一书，其中威廉·扎特曼撰写的第二篇《八十年代非洲的社会和政治趋势》里面在“世代接替”一节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叙述，把非洲各国的领导人按照年龄、经历和出身分成了“独立时期的一代”、“军人一代”、“独立后的一代”和“文官一代”。
按照扎特曼的说法，“独立时期的一代”大都参加过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成为独立后的首任政府首脑。“军人一代”指的是军政权。“独立后的一代”指的是“独立时期的一代”的追随者和同事，但年龄较小。“文官一代”指的是技术专家。
很容易看出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人物与民国的对应关系。用橡树村的“非洲风云”系列中的刚果人物来举例，“独立时期的一代”，卢蒙巴、恩克鲁玛，可比拟孙、黄等老一代的同盟会元老。“军人一代”，冲伯、蒙博托，可比拟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阎老西、凯申公是也。“独立后的一代”，汪精卫、孙科、二陈、以及小蒋。“文官一代”，就是宋子文、顾维钧这些政学系了。
甚至在“独立时期的一代”之前，与义和团对应的，非洲也有科萨人的神谕起义啊。（参见橡树村的《罗本岛》）
所以啊，正如想看地幔的物质组成，不用钻透大洋地壳这么大工程，去大洋中脊附近的岛屿看蛇绿岩就好了；想看民国范儿么，不用时光机，坐上飞机去上万公里外的黑非洲就好了。当然了，为了能看上最纯正的民国范儿，最好不要去有TG开发援建的国家。
民国也罢，非洲也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是不缺的。他们总会在历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因为话语权总是掌握在为他们哭坟的意见领袖们手里），只不过历史从来都不是他们创造的。
反过来说，中国近代以来，走运，走在哪里呢？与其说是站队一直正确，还不如说是出了TG这种bug一样逆天的存在。借用黄河故人原子弹帖子里的一句话，“苏联当时收了徒弟若干，除了土鳖以外没有一个成器的……”
曾发表于龙空，有增补
在微博上看到党公的在读《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于是就找来看，接着把邓野其他一些研究文章也找来看。于是有了本文。
——邓野篇——
邓野正式出版的著作有两部，《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和《民国的政治逻辑》，另外还有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近三十篇，前后跨度从1980年到2010年，也正好是30年。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和《民国的政治逻辑》这两部著作，其实都是邓野那近三十篇期刊文章的合集。前者，如题目所示，紧紧扣住一个问题，各章之间前后相继，时间线索比较清晰，内容关联比较紧密。后者则比较散，虽说每一辑形式上都是归为一个问题名下，或者说归为“民国的政治逻辑”的某一个表现方面之下，但感觉上比较松散。
邓野研究文章的观点如何，这里不打算详细展开或者予以评判，只引用一句话“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
接下来，只谈我的一些小的所得，当然，不排除已经被别人总结过了。
在我看来，邓野的研究文章，按照内容和发表时间，大概可以分成四类：五四与北洋、1944~1946、1941~1943、晋绥人物。
五四与北洋，基本发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内容主要是五四与北洋时代的人物和事件，具体可分为社会主义思潮和北洋军政人物。
1944~1946，基本发表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2007年，内容围绕着从豫湘桂战役开始，直到马歇尔调停失败、国共和谈破裂为止的这一段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
1941~1943，基本发表在2007~2009年，内容围绕着1941~1943年间日苏中立条约和两次反共高潮等事件背后的国共之间的政治斗争。
晋绥人物，只有两篇，都发表于新世纪，与阎锡山系军阀有关
再归类一下的话，五四与北洋是一个大类，其他几类又是一个大类。第二大类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研究的原始材料。集中在几个人的日记上面，分别是《王世杰日记》（1990）、《徐永昌日记》（1991）、《陈诚先生书信集》（2006）、《唐纵日记》（1991）。尤以前两者为重。研究方式可以称之为在日记中辑录历史。比如，1944~1946，很多时候都引用亲历者王世杰、徐永昌的日记以他们的视角来阐述国民党一方。而晋绥人物，则完全是因为徐永昌的关系，徐正是晋绥出身。
仅就1944~1946、1941~1943而言，是外战、外交、内战、政争相互交织。1941~1943，外交、外战方面主要是日本、苏德、废约；而内战、政争方面，则是蒋介石企图借（外）势向共产党发动政治攻势和军事解决（指胎死腹中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1946，外交、外战方面依次是豫湘桂战役、日本投降与大陆战场受降、苏联占领与撤离东北、美国的调停；而内战、政争方面，则是国共双方，分别企图借（外）势以争取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展开的斗争，四平之战则是其中作为政争延续的军事斗争。
顺便说说，王、徐二人，一个是政学系、一个是保定系，都带有一定的技术官僚的色彩。蒋介石的嫡系与之对应、对立的是CC系、黄埔系。这也是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斗争的一点人事背景。
——顾维钧篇——
五四与北洋中，《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是比较有意思的两篇。在我看来，有意思的地方主要在两点。
一个是与后面的1944~1946中的外蒙独立和东北问题形成鲜明的对比。两次世界大战，中国都是战胜国（所谓站队高手），但都被出卖了领土利益，经手者一方是所谓英美盟友（一位是替国联接生的美国总统、一位是替联合国接生的美国总统），另一方是在亚欧大陆东端新兴的、对满蒙有特殊兴趣的霸权（日、苏）；两次事件，外交方面的当政者（陆征祥、宋子文），都知道日后必背骂名，而拼命推诿。结果却截然不同，第一次顾维钧亲历其事，全力争取，终于导致保住了山东的主权（细节详见《巴黎》一文）。而第二次，顾维钧却被排除于参与谈判的外交使团之外（细节详见《联合政府》第四章），而谈判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我并不是说，有了顾维钧参与就如何如何，在这里，顾维钧只是一个多棱镜，关键是折射出什么。
如果把与欧美强国的战争算在内的话，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中国还有过第三次参战，这一次，我们也不是战败国。
再一个，是顾维钧这个人的标本意义。所谓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邓野的《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把他早年的自由主义色彩描摹得很到位。但是对他最后的为国民党政府殉葬的理由，却写得很单薄，似乎仅仅是所谓的对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对共产主义本能的恐惧。但我觉得没说到点子上。“传统文化的坚持”，说到底海峡两岸能有今日之成就，恰恰是来自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区别只在于方式和资源而已。
我去看了几眼《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册，这里既有顾维钧对中苏条约谈判的看法，也有关他因为旧金山会议而与中共代表（邓发）的接触。两个地方，他都显示出困惑，前一个他困惑于国民党政府为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地签订中苏条约，后一个则觉得中共代表对他的说话没有逻辑。反过来，邓野的有关研究文章，以及他对民国政治逻辑的总结，正好可以回答顾维钧的两个困惑。顾维钧的政党（政治）中立主义，造成的他对国内政治的隔膜，既导致了他的外交活动受内政的牵制而败多胜少，也导致了他一生的困惑和最终的个人悲剧——延续了李鸿章和梅特涅，作为裱糊匠的悲剧。
《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中提到，顾维钧还参加过宋子文牵头的一个小范围的“第三势力”政变计划，还没成型就破灭了，这也是邓野“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的一个表现。
——民国篇——
分析顾维钧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标本意义，是很有意思的。所谓的民国范儿。很大程度是涂抹在他们这一群人身上，并借他们的高度来反光的色彩。
我之前还看了《八十年代的非洲大陆》一书，其中威廉·扎特曼撰写的第二篇《八十年代非洲的社会和政治趋势》里面在“世代接替”一节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叙述，把非洲各国的领导人按照年龄、经历和出身分成了“独立时期的一代”、“军人一代”、“独立后的一代”和“文官一代”。
按照扎特曼的说法，“独立时期的一代”大都参加过反对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成为独立后的首任政府首脑。“军人一代”指的是军政权。“独立后的一代”指的是“独立时期的一代”的追随者和同事，但年龄较小。“文官一代”指的是技术专家。
很容易看出这些非洲国家的政治人物与民国的对应关系。用橡树村的“非洲风云”系列中的刚果人物来举例，“独立时期的一代”，卢蒙巴、恩克鲁玛，可比拟孙、黄等老一代的同盟会元老。“军人一代”，冲伯、蒙博托，可比拟北洋老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阎老西、凯申公是也。“独立后的一代”，汪精卫、孙科、二陈、以及小蒋。“文官一代”，就是宋子文、顾维钧这些政学系了。
甚至在“独立时期的一代”之前，与义和团对应的，非洲也有科萨人的神谕起义啊。（参见橡树村的《罗本岛》）
所以啊，正如想看地幔的物质组成，不用钻透大洋地壳这么大工程，去大洋中脊附近的岛屿看蛇绿岩就好了；想看民国范儿么，不用时光机，坐上飞机去上万公里外的黑非洲就好了。当然了，为了能看上最纯正的民国范儿，最好不要去有TG开发援建的国家。
民国也罢，非洲也罢。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是不缺的。他们总会在历史书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痕迹（因为话语权总是掌握在为他们哭坟的意见领袖们手里），只不过历史从来都不是他们创造的。
反过来说，中国近代以来，走运，走在哪里呢？与其说是站队一直正确，还不如说是出了TG这种bug一样逆天的存在。借用黄河故人原子弹帖子里的一句话，“苏联当时收了徒弟若干，除了土鳖以外没有一个成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