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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大空头》原著选读：打败华尔街的蠢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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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今天上午，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颁给了电影《大空头》，电影改编自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刘易斯的同名作品。刘易斯将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及其衍生品的起源、发展直至演变为金融危机的过程融入有趣的故事中娓娓道来。
本书重点刻画了一群智力超群、性格怪异的“终结者”，他们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华尔街前交易员，或者是非金融专业出身的“门外汉”，却由于对次贷市场的繁荣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层出不穷充满质疑，最终洞察到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及华尔街的“金融大鳄”都不曾察觉的市场泡沫，从而将赌注押在美国金融市场行将崩溃上。最终，危机爆发了，他们打败了华尔街。
本文选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大空头》中文版最后一章，澎湃新闻经授权使用。
危机大爆发
早上6点40分，从麦迪逊大街和47街东北角的那个地下通道出口涌出的人流能告诉你很多事情，当然前提是你要善于观察。比如，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很可能是在华尔街工作。从佩恩站周围的那些出口钻出来的人，就不太容易猜了，文森特· 丹尼尔的火车在这一刻到达这里。“文尼的早班火车上只有55% 的人是金融界人士，因为从这个出口出来的主要是建筑工人，”丹尼· 摩西说，“我乘的火车上金融界人士的比例是95% 。”
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眼睛来说，从康涅狄格郊区赶到纽约市中心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这群人里，丹尼注意到了很多细小而重要的区别。如果是拿着黑莓手机的人，他们或许是做对冲基金的，正在查看他们在亚洲市场的损益。如果他们在火车上睡着了，那很可能是属于销售部门的——经纪人，他们在这次游戏中毫发无损。提着手提箱或者大包的人应该不是经纪人，因为背着大包的唯一理由就是带着大量研究资料，而经纪人不会阅读他们自己的报告，至少不会在他们的业余时间阅读。带着一份《纽约时报》的人或许是律师，或者是后勤人员，也有可能是在金融市场工作而没有真正身陷市场沼泽的人。
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会告诉你很多事情。那些管理着资金的人穿得就像是要去观看扬基队的比赛，他们的金融绩效就是他们的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穿得太好，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你看到某个属于买方的家伙穿着正装，那通常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或者他要去见某个给他钱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很难从穿着上看出一个买方人士更多的信息。
另一方面，卖方也会穿戴着他们的“业务名片”： 身穿运动服和卡其裤的，是一个在二流企业做经纪人的家伙；身穿价值3 000 美元的正装，而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J·P· 摩根或者类似的其他公司工作。丹尼还可以通过他们在火车上坐的位置大致猜出他们工作的地方。高盛、德意志银行和美林的人通常侧身对着火车的前方——尽管当丹尼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盛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乘火车了，他们都有私人汽车。像他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在上城区工作，所以在中央车站下车，向北走，那里的出租汽车随处可见，就像鱼塘里的虹鳟鱼争食玉米粒。雷曼和贝尔斯登的人通常都走向与他同样的出口，但是他们的工作已经彻底结束了。这也是2008 年9 月18 日早上6 点40 分在47 街和麦迪逊大街东北角的人流比2007 年9 月18 日少的一个原因。
丹尼注意到了他的那些货币金融业同事身上的很多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察那些细节是他的工作。艾斯曼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文尼是分析师，丹尼作为首席交易员，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眼睛和耳朵。丹尼寻找那些从来没有广播过或者发表过的信息的来源：传言，卖方经纪人的行为，屏幕上的图案。他的工作是随时把握细节，对数字的反应要快，以避免被欺骗。
《大空头》剧照
为此，他的桌子上摆放着5台电脑显示器。一台滚动播放新闻，一台显示着他们的投资组合内部的实时变化，另外3台滚动显示丹尼与几十名华尔街经纪人和投资人的对话。他的电子邮箱一个月能收到33000封邮件。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这些关于金融市场的琐碎信息可能令人无所适从，但对于他来说，它们都各有意义。丹尼是一个从微观上关注具体事务的人。
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宏观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些微观的具体事务也开始变得不连贯。这一周的星期一，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宣布在次级债券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上亏损552 亿美元，并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股票市场的跌幅超过了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水平。星期二，美联储宣布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 亿美元，以清偿美国国际集团因为向华尔街银行出售次级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而造成的亏损——其中最大的一笔是美国国际集团欠高盛的139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国际集团已经以担保形式支付给高盛的84 亿美元，高盛实际上已经把超过200 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风险转移给了美国国际集团，这些或多或少最后都是由美国的纳税人来埋单。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竭尽所能安抚投资人，但是到星期三，没有谁表现出已镇静下来的样子。美国最古老的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 宣布，它在给雷曼兄弟的短期贷款上出现了巨大的亏损，投资人不可能拿回他们所有的钱，而且赎回资金也被冻结了。货币市场基金不是现金交易——他们支付利息，因而承担着风险，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人们还把它们当成现金。你甚至不能相信你的现金。
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开始把它们的资金撤出货币市场基金，短期利率出现剧烈震荡，而在此之前，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449点，跌到4年以来的最低点，大部分市场变动的新闻不再来自私营部门，而是来自官方。星期四上午6点50分，当丹尼到达的时候，他听说英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禁止卖空，这个决定将会把对冲基金行业赶出交易领域，但是这种做法根本不能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整个世界正在以一种我在职业生涯中闻所未闻的方式崩塌。”丹尼说。
前点合伙公司为这一时刻进行了堪称完美的布局。根据他们与投资者达成的协议，他们的基金可以以25%的净值做空或者以50%的净值做多股票市场，而总头寸不得超过200% 。比如，对于他们所拥有的每1亿美元的投资，他们可以净做空2500万美元，或者净做多5 000 万美元，但而他们所有的赌注合并后不得超过2 亿美元。在协议中没有任何有关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内容，但那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从来没有说明怎么把它加进来。”艾斯曼说。）他们在两个月前的7 月初，已经把手里最后的合约卖给了格雷格· 李普曼，他们现在是纯粹的专业股票市场投资人了。
在那一刻，他们几乎用尽了允许他们做空的全部额度，而且他们所有的赌注都是针对银行，即那些崩溃得最快的企业。市场开市的那一分钟，他们的赢利就高达1000万美元。空头在下跌，而多头——主要是那些从次级债市场被挤出来的规模较小的银行——跌幅小一点。
丹尼应该感到高兴，他们曾经认为应该发生的所有事情现在都发生了。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他很焦虑。10点30分，交易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内，所有金融股都呈自由落体状，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所有信息都汇集到了我这里，”他说，“按理说我应该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信息，但是价格变动得如此之快，我根本无法处理。我感觉那就像一个黑洞，深不见底。”
自从允许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已经过了4 天，而且，崩盘最严重的后果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股票一泻千里，而且显然，除了美国政府，谁也救不了它们。“这种情况就像一场大地震过后，”他说，“没过多久，海啸又来了。”丹尼的交易是人对人进行的，但是这次的感觉更像是人对自然：合成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成了合成的自然灾难。“通常情况下，你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你周围的环境，”丹尼说，“你干得不错，因为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是现在，我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感觉我们早就被扔到窗子外面了。”
前点合伙公司拥有大约70种不同的赌注，押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股票市场上，全部都是针对金融机构的。丹尼试图保持对这些赌注的控制，但是做不到。他们持有KeyBank （一家美国银行）的股票，并卖空美国银行的股票，这两种做法都是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买方，”丹尼说，“根本就没有市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有一个比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大的问题存在。股票价格跟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随着人们的情绪和对政府行动的猜测上下波动。”
萦绕在他心头的担忧是摩根士丹利可能会破产。他们的基金为摩根士丹利所有，虽然他们几乎跟摩根士丹利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做法和感觉没有任何一点像摩根士丹利的员工——艾斯曼经常说的话就是，他多么希望能够做空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但是，如果摩根士丹利破产，它在他们的基金中所占有的股份将会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清算资产。“我在想，我们已经获得了整个世界，而我们为之卖命的公司却要破产了？”
摧毁华尔街
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赌注已经4倍于它的资本了，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了1.35亿美元，但是它的三位创始人却从来都没有开香槟庆祝过。“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把我们的钱投到安全的地方？”本· 霍克特说。以前，他们没有钱。现在，他们有钱了，但是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保管好这笔财富。他们在考虑，那些凭感觉做对事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能够使他们做出正确决策的缺乏自信、充满疑虑和不确定的性格特征。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判断越是深信不疑，就越难找到由于担心自己可能做错而带来的那些机会。
高风险的赌博从某种角度看，是年轻人的游戏。查理· 莱德利和加米·麦不再感觉自己很年轻，也无法表现得很年轻了。查理现在患有偏头痛，而且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非常无奈。“我认为现在存在某些对我们的民主具有根本性威胁的问题。”查理说，“人们有了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个体系被操纵了，而我们也很难说它没有被操纵。”他和加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如何打击他们认为已经彻底腐烂的金融体系。比如，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试图对评级机构进行报复。他们组建了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法律实体，其主要目的是起诉穆迪和标准普尔，并且捐钱给那些因为投资3A 级债券而亏损的投资人。
正如加米所说，“我们的计划是去告诉每一个投资人，你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可悲，你们被欺骗了。你们真的应该起诉。”因为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以及那些靠他们吃饭的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并不融洽，他们不敢找纽约的律师。他们跑到缅因州的波特兰，找到了一家愿意听他们诉说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反应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就是榆木脑袋’。”查理说。缅因州的律师告诉他们，因为评级不够精确而起诉评级机构，就跟一辆汽车因车祸被撞毁后起诉为汽车做过广告的《汽车族》杂志一样。
查理认识一位研究金融危机史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是他过去的老师，他给他打了电话。“这些电话通常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才会打来，” 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而且通话时间一般都会很长。我记得他劈头就问，‘你知道什么是夹层担保债务权证吗？’他开始跟我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华尔街投资银行怎么哄骗评级机构对一堆垃圾贷款给予浮夸的赞美；这种方式怎么使得借给普通美国人数万亿美元贷款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为了获得贷款怎么高兴地编造谎言；把贷款包装成被认为没有任何风险的证券的机制又是多么复杂，复杂到连投资人都无法进行风险评估；问题怎么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注定要以灾难性的结果收场，并且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名历史学家说：“他想谈他的推断，而且想知道我是否会认为他是傻瓜。他问我美联储是否会购买抵押贷款，我说可能性不大。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让这位杰出的金融史学家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些令人警醒的事实外，还有……他第一次居然是从查理· 莱德利那里听说这些事情的。“我是否可以说，查理· 莱德利把它看成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不会。”不是因为查理愚蠢，而是因为查理并不属于理财圈。“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教授说，“他不是受金钱驱动的人。他会怒火中烧，他把这看成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
尽管如此，2008年9月18日早晨，查理· 莱德利还是被惊得跳起来了。他和加米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他们的彭博终端前面看着新闻不停地滚动，虽然一直到前一天，17日，星期三，这都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华尔街大公司宣布的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亏损开始变得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美林一开始说他们亏损了70亿美元，现在承认这个数字是500亿美元。花旗集团大约有6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损失在90亿美元以上，后面还有些什么，谁也不清楚。“在对现状的解释上，我们错了。”查理说，“我们以为它们把3A级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卖给了像韩国农业公司这样的企业。它们被摧毁的事实说明它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留下了。”
华尔街大公司曾经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很精明、很自私，现在却变成了一群蠢材。那些管理这些公司的人不懂自己的业务，而监管者显然更不懂。查理和加米总是认为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成年人在负责着金融体系的运转，现在他们看出来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野兽的肚子，”查理说，“我们看到尸体被抬了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彭博社的一条新闻标题吸引了加米的视线，而且击碎了他的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谈危机：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
《大空头》原著作者迈克尔·刘易斯
本书重点刻画了一群智力超群、性格怪异的“终结者”，他们或是名不见经传的华尔街前交易员，或者是非金融专业出身的“门外汉”，却由于对次贷市场的繁荣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层出不穷充满质疑，最终洞察到美联储、美国财政部及华尔街的“金融大鳄”都不曾察觉的市场泡沫，从而将赌注押在美国金融市场行将崩溃上。最终，危机爆发了，他们打败了华尔街。
本文选摘自中信出版社出版的《大空头》中文版最后一章，澎湃新闻经授权使用。
早上6点40分，从麦迪逊大街和47街东北角的那个地下通道出口涌出的人流能告诉你很多事情，当然前提是你要善于观察。比如，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很可能是在华尔街工作。从佩恩站周围的那些出口钻出来的人，就不太容易猜了，文森特· 丹尼尔的火车在这一刻到达这里。“文尼的早班火车上只有55% 的人是金融界人士，因为从这个出口出来的主要是建筑工人，”丹尼· 摩西说，“我乘的火车上金融界人士的比例是95% 。”
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眼睛来说，从康涅狄格郊区赶到纽约市中心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这群人里，丹尼注意到了很多细小而重要的区别。如果是拿着黑莓手机的人，他们或许是做对冲基金的，正在查看他们在亚洲市场的损益。如果他们在火车上睡着了，那很可能是属于销售部门的——经纪人，他们在这次游戏中毫发无损。提着手提箱或者大包的人应该不是经纪人，因为背着大包的唯一理由就是带着大量研究资料，而经纪人不会阅读他们自己的报告，至少不会在他们的业余时间阅读。带着一份《纽约时报》的人或许是律师，或者是后勤人员，也有可能是在金融市场工作而没有真正身陷市场沼泽的人。
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会告诉你很多事情。那些管理着资金的人穿得就像是要去观看扬基队的比赛，他们的金融绩效就是他们的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穿得太好，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你看到某个属于买方的家伙穿着正装，那通常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或者他要去见某个给他钱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很难从穿着上看出一个买方人士更多的信息。
另一方面，卖方也会穿戴着他们的“业务名片”： 身穿运动服和卡其裤的，是一个在二流企业做经纪人的家伙；身穿价值3 000 美元的正装，而且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的，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J·P· 摩根或者类似的其他公司工作。丹尼还可以通过他们在火车上坐的位置大致猜出他们工作的地方。高盛、德意志银行和美林的人通常侧身对着火车的前方——尽管当丹尼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盛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乘火车了，他们都有私人汽车。像他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在上城区工作，所以在中央车站下车，向北走，那里的出租汽车随处可见，就像鱼塘里的虹鳟鱼争食玉米粒。雷曼和贝尔斯登的人通常都走向与他同样的出口，但是他们的工作已经彻底结束了。这也是2008 年9 月18 日早上6 点40 分在47 街和麦迪逊大街东北角的人流比2007 年9 月18 日少的一个原因。
丹尼注意到了他的那些货币金融业同事身上的很多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观察那些细节是他的工作。艾斯曼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文尼是分析师，丹尼作为首席交易员，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眼睛和耳朵。丹尼寻找那些从来没有广播过或者发表过的信息的来源：传言，卖方经纪人的行为，屏幕上的图案。他的工作是随时把握细节，对数字的反应要快，以避免被欺骗。
为此，他的桌子上摆放着5台电脑显示器。一台滚动播放新闻，一台显示着他们的投资组合内部的实时变化，另外3台滚动显示丹尼与几十名华尔街经纪人和投资人的对话。他的电子邮箱一个月能收到33000封邮件。对于一个局外人来说，这些关于金融市场的琐碎信息可能令人无所适从，但对于他来说，它们都各有意义。丹尼是一个从微观上关注具体事务的人。
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宏观局势已经变得非常不稳定，这些微观的具体事务也开始变得不连贯。这一周的星期一，雷曼兄弟申请破产，美林宣布在次级债券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上亏损552 亿美元，并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股票市场的跌幅超过了世界贸易中心遭到袭击后第一个交易日的水平。星期二，美联储宣布向美国国际集团提供850 亿美元，以清偿美国国际集团因为向华尔街银行出售次级信用违约掉期产品而造成的亏损——其中最大的一笔是美国国际集团欠高盛的139亿美元。如果加上美国国际集团已经以担保形式支付给高盛的84 亿美元，高盛实际上已经把超过200 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债券风险转移给了美国国际集团，这些或多或少最后都是由美国的纳税人来埋单。
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竭尽所能安抚投资人，但是到星期三，没有谁表现出已镇静下来的样子。美国最古老的货币市场基金Reserve Primary Fund 宣布，它在给雷曼兄弟的短期贷款上出现了巨大的亏损，投资人不可能拿回他们所有的钱，而且赎回资金也被冻结了。货币市场基金不是现金交易——他们支付利息，因而承担着风险，但是，直到这个时候，人们还把它们当成现金。你甚至不能相信你的现金。
在全球范围内，企业开始把它们的资金撤出货币市场基金，短期利率出现剧烈震荡，而在此之前，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道· 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449点，跌到4年以来的最低点，大部分市场变动的新闻不再来自私营部门，而是来自官方。星期四上午6点50分，当丹尼到达的时候，他听说英国的金融监管当局正在考虑禁止卖空，这个决定将会把对冲基金行业赶出交易领域，但是这种做法根本不能解释现在所发生的事情。“整个世界正在以一种我在职业生涯中闻所未闻的方式崩塌。”丹尼说。
前点合伙公司为这一时刻进行了堪称完美的布局。根据他们与投资者达成的协议，他们的基金可以以25%的净值做空或者以50%的净值做多股票市场，而总头寸不得超过200% 。比如，对于他们所拥有的每1亿美元的投资，他们可以净做空2500万美元，或者净做多5 000 万美元，但而他们所有的赌注合并后不得超过2 亿美元。在协议中没有任何有关信用违约掉期产品的内容，但那已经不重要了。（“我们从来没有说明怎么把它加进来。”艾斯曼说。）他们在两个月前的7 月初，已经把手里最后的合约卖给了格雷格· 李普曼，他们现在是纯粹的专业股票市场投资人了。
在那一刻，他们几乎用尽了允许他们做空的全部额度，而且他们所有的赌注都是针对银行，即那些崩溃得最快的企业。市场开市的那一分钟，他们的赢利就高达1000万美元。空头在下跌，而多头——主要是那些从次级债市场被挤出来的规模较小的银行——跌幅小一点。
丹尼应该感到高兴，他们曾经认为应该发生的所有事情现在都发生了。然而，他却高兴不起来，他很焦虑。10点30分，交易开始后的一个小时内，所有金融股都呈自由落体状，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所有信息都汇集到了我这里，”他说，“按理说我应该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信息，但是价格变动得如此之快，我根本无法处理。我感觉那就像一个黑洞，深不见底。”
自从允许雷曼兄弟破产以来，已经过了4 天，而且，崩盘最严重的后果现在已经能够感觉到了。摩根士丹利和高盛的股票一泻千里，而且显然，除了美国政府，谁也救不了它们。“这种情况就像一场大地震过后，”他说，“没过多久，海啸又来了。”丹尼的交易是人对人进行的，但是这次的感觉更像是人对自然：合成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成了合成的自然灾难。“通常情况下，你觉得你有能力控制你周围的环境，”丹尼说，“你干得不错，因为你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但是现在，我知道什么或者不知道什么已经无关紧要了，感觉我们早就被扔到窗子外面了。”
前点合伙公司拥有大约70种不同的赌注，押在世界各地不同的股票市场上，全部都是针对金融机构的。丹尼试图保持对这些赌注的控制，但是做不到。他们持有KeyBank （一家美国银行）的股票，并卖空美国银行的股票，这两种做法都是他们从来没有采取过的。“市场上没有任何买方，”丹尼说，“根本就没有市场。只有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有一个比我们的投资组合更大的问题存在。股票价格跟基本面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随着人们的情绪和对政府行动的猜测上下波动。”
萦绕在他心头的担忧是摩根士丹利可能会破产。他们的基金为摩根士丹利所有，虽然他们几乎跟摩根士丹利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做法和感觉没有任何一点像摩根士丹利的员工——艾斯曼经常说的话就是，他多么希望能够做空摩根士丹利的股票。但是，如果摩根士丹利破产，它在他们的基金中所占有的股份将会作为破产程序中的清算资产。“我在想，我们已经获得了整个世界，而我们为之卖命的公司却要破产了？”
摧毁华尔街
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赌注已经4倍于它的资本了，从3000万美元增加到了1.35亿美元，但是它的三位创始人却从来都没有开香槟庆祝过。“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把我们的钱投到安全的地方？”本· 霍克特说。以前，他们没有钱。现在，他们有钱了，但是他们担心自己没有能力保管好这笔财富。他们在考虑，那些凭感觉做对事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能够使他们做出正确决策的缺乏自信、充满疑虑和不确定的性格特征。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判断越是深信不疑，就越难找到由于担心自己可能做错而带来的那些机会。
高风险的赌博从某种角度看，是年轻人的游戏。查理· 莱德利和加米·麦不再感觉自己很年轻，也无法表现得很年轻了。查理现在患有偏头痛，而且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非常无奈。“我认为现在存在某些对我们的民主具有根本性威胁的问题。”查理说，“人们有了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个体系被操纵了，而我们也很难说它没有被操纵。”他和加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如何打击他们认为已经彻底腐烂的金融体系。比如，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试图对评级机构进行报复。他们组建了一个非营利性质的法律实体，其主要目的是起诉穆迪和标准普尔，并且捐钱给那些因为投资3A 级债券而亏损的投资人。
《大空头》电影海报
查理认识一位研究金融危机史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是他过去的老师，他给他打了电话。“这些电话通常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才会打来，” 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而且通话时间一般都会很长。我记得他劈头就问，‘你知道什么是夹层担保债务权证吗？’他开始跟我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华尔街投资银行怎么哄骗评级机构对一堆垃圾贷款给予浮夸的赞美；这种方式怎么使得借给普通美国人数万亿美元贷款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为了获得贷款怎么高兴地编造谎言；把贷款包装成被认为没有任何风险的证券的机制又是多么复杂，复杂到连投资人都无法进行风险评估；问题怎么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注定要以灾难性的结果收场，并且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这名历史学家说：“他想谈他的推断，而且想知道我是否会认为他是傻瓜。他问我美联储是否会购买抵押贷款，我说可能性不大。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将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让这位杰出的金融史学家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些令人警醒的事实外，还有……他第一次居然是从查理· 莱德利那里听说这些事情的。“我是否可以说，查理· 莱德利把它看成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不会。”不是因为查理愚蠢，而是因为查理并不属于理财圈。“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教授说，“他不是受金钱驱动的人。他会怒火中烧，他把这看成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
尽管如此，2008年9月18日早晨，查理· 莱德利还是被惊得跳起来了。他和加米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他们的彭博终端前面看着新闻不停地滚动，虽然一直到前一天，17日，星期三，这都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华尔街大公司宣布的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亏损开始变得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美林一开始说他们亏损了70亿美元，现在承认这个数字是500亿美元。花旗集团大约有6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的损失在90亿美元以上，后面还有些什么，谁也不清楚。“在对现状的解释上，我们错了。”查理说，“我们以为它们把3A级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卖给了像韩国农业公司这样的企业。它们被摧毁的事实说明它们没有这样做，而是自己留下了。”
华尔街大公司曾经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很精明、很自私，现在却变成了一群蠢材。那些管理这些公司的人不懂自己的业务，而监管者显然更不懂。查理和加米总是认为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成年人在负责着金融体系的运转，现在他们看出来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野兽的肚子，”查理说，“我们看到尸体被抬了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彭博社的一条新闻标题吸引了加米的视线，而且击碎了他的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谈危机：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