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4月24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尤其是两国高调宣传的“中巴经济走廊”，以及中方准备为此提供的数百亿美元投资，自然是国际传媒关注的题目，尤其是这一发展对欧亚大陆地缘政治布局的影响。 我的看法是，两国关系中巴方不但获益显著超过了中方，从长远角度也不是一个稳定可靠的战略伙伴。这不仅如英国《经济学人》周刊尖酸地指出：巴基斯坦根据其不断变化的自身利益，从其三个“盟国”兼施主──美国、中国、沙特阿拉伯轮流大笔通吃，更重要的问题是巴国的自身前景和稳定性。 在地缘政治上，巴国对中国的最大利益在于制衡印度和印度洋出海口。在前一点上，巴国的相对地位每况愈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新世纪之后不久，印度人均GDP首次超过巴国，随后差距不断拉大，现在几乎接近20%。再加印度的绝对人口优势，长此以往，除了核武，巴国在次大陆的制衡作用不免式微。 其次是巴国的多种族教派现实，唯一的国家认同只是宗教。而巴国近二三十年来通过宗教来强化国家认同，不仅刺激了逊尼派极端主义的高涨，显著危及中国在内的周边邻国，也反而加剧了内部的分化和分裂。除了安全不断恶化的西北部，中国援建的印度洋深水港所在的俾路支斯坦，分离主义也愈演愈烈。 辨证地说，正是因为巴国战略地位的弱化，使得中国的大笔投入不会像在其他不少国家一样，因为一场“颜色革命”就会付诸东流，但是其回报率缺乏保障。 十多年前，我曾经提出在欧亚大陆新一轮地缘政治大博弈中，针对苏联瓦解后美国在西亚和中亚的“连横”渗透，一个自然的国际“合纵”，是中国、伊朗、俄国的合作。尽管此后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合纵”局面仍然大致不变。 彼时的中、俄、伊朗合作，是对苏联崩溃后在中亚“徘徊的幽灵”──泛突厥主义的自然反应。信奉伊斯兰但是世俗的北约忠实成员土耳其，当时是对华盛顿极具吸引力的战略选择，也是“泛突”运动的当然领袖，而中、俄、伊朗却都是泛突厥主义的主要目标。据英国《卫报》披露，就是俄罗斯的车臣战争，也有很大的“泛突”背景。 时至今日，“泛突”势头已经大不如前。另外，随着土耳其政治的宗教化和“新奥斯曼主义”，与西方世界利益日渐分歧。罗马教廷教宗近日公开称百年前奥斯曼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为“种族灭绝”，便是例证。但是逊尼派极端主义的高涨，却给予中、俄、伊朗战略“合纵”新的意义。 不能不看到，在这一三国“合纵”关系中，俄罗斯带有最大的机会主义成分。不仅在历史上，俄国同是中国和伊朗领土的最大攫取者，即便在近期，欧洲仍然代表了俄国大量上层精英的文化和政治取向。所以在2007年签约出售伊朗S-300反恐导弹之后，又在梅德韦杰夫总统任上为了取悦美国而毁约。 危及俄罗斯文化摇篮的乌克兰动乱，相当根本地改变了俄国精英的这一心态。这一危机也表明不惜一切手段防止出现德国-俄国轴心支配欧陆，是华盛顿的长期战略，迫使俄国采纳面向东方的“欧亚”国策，并且为了防止伊朗受到欧美“拉拢”，而主动在经济和军售上对伊朗解禁。《纽约时报》为此发表题为《普京总统的危险动作》的社论，显示美国主流对此的强烈敌意。《经济学人》指出这里的最大“输家”以色列，却意味深长地放过普京，把外交火气出到奥巴马政府头上。 以我的看法，正如苏联瓦解后高涨的“泛突”主义，中、俄、伊朗新“合纵”的一个重要动因，是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逊尼派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三个国家的共同威胁。这一极端主义对欧美的威胁只是恐怖主义，对于中俄伊三国，却是危及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分离主义运动。 如许多传媒报道，习近平访巴和中国的巨额投资，有制约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要动机。这说白了是一种高价赎买，其长远回报并无保证，特别如果巴国局势继续恶化，陷入不少论客断言的“慢镜头崩解”过程。 另一方面，在伊朗外长访问之后，巴国议会投票拒绝出兵加入沙特组织的军事同盟干预也门，使得这场军事行动虎头蛇尾，草草收场，不仅展示伊朗的外交影响，也说明在尝到了以塔利班推动“战略纵深”的苦果之后，巴国政治主流开始认识到宗教主导的国家政策的危害。但是半个多世纪来的历史，并不鼓励对巴国未来的信心。

中巴经济走廊确实是一招好棋，天时地利人和都全了。比中缅经济走廊好多了，不是说中缅经济走廊不好，无关宗教，只因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