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江激荡，暗流汹涌。

　　最近，据有关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居民对于中国的认同度堪忧。事实上，近年来香港爆发了诸多的社会事件，社会动荡，追本溯源，根源在于社会结构失衡。

　　在《福布斯》发布的2011年香港富豪排行榜中。2011年香港40大富豪总财富达1510亿美元。其中，一直雄踞香港富豪榜首的长江集团主席李嘉诚，蝉联香港首富宝座。恒基地产的李兆基和新鸿基地产的郭氏家族，则排名第二名和第三名，赌王何鸿燊家族，则一家有两人上榜。

　　四十大家族的总资产，大约占香港全年生产总值的大约69%，亦即，整个香港的财富的三分之二，被这些豪族把持。造成了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贫富分化严重。此外，更为吊诡的是，本次跌出前四十名的富豪，如联邦制药的蔡金乐、绍荣钢铁始创人庞鼎元等，均从事实业。由此，香港的产业结构，亦失去平衡，地产行业过于强大，挤压了其他行业的正常发展。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双重失衡，在严重危害香港未来的活力。

　　安抚精英阶层的后遗症

　　香港社会结构的失衡，虽然发作于回归之后，病根却早在80年代最繁华时代即已种下。

　　在英治时代，虽然督政府亦喜欢借助华商领袖的势力，来维系社会平衡，但是，总体而言，香港还算是一个健康均衡的社会，从香港的流行文化，即可知香港是一个市民化，平民化和多元化的社会。在经济领域，香港虽然是全球知名的自由港，贸易发达，但是，实业亦非常发达，其精工制造，一度全球闻名。

　　但是，到了80年代，《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后，香港社会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政府的未来设想是实现“港人治港”，但是，这个“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天真的香港人当时不太明白，事实上，在大陆奉行的精英治国理念，亦被移植到香港。中央政府内心的“港人”，不是香港升斗小民，而是香港的“头面人物”，此前的华商领袖势力，成为中央政府重点借助对象，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对于香港上层人士的“收买”政策。香港和澳门回归之后，第一任特首，都出自豪族。甚至是有黑社会背景的向氏势力，只要他们在政治方面不成为反对势力，亦成为被被纵容的对象，可以继续在香港地下秩序中称王称霸。

　　在此情况下，香港腾飞过程中崛起的一些新商人，意外地获得了固化其社会经济地位的机会。三十年来，香港的头面人物不断受到“赐封”，在“收买”与“归顺”的双方互动中，香港逐步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豪强大族，这些豪强大族因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拓展商业势力方面，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方便，他们不仅到大陆投资受到照顾，同时，在某些与权力联系紧密的领域，亦获得了特殊的放行。

　　表现在经济领域，则是地产行业的畸形发展。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香港地产行业的繁荣，虽发蒙于60年代，但是，在60至80年代之中，并没有产生特别庞大的地产企业，诸多地产大亨的最终修成正果，却普遍在80年代以后。

　　李嘉诚虽然在1958年即进军地产，但是此前一直以实业为主，直到他收购和黄之后，才开始大规模扩张，而李嘉诚在1978年受到邓小平接见之后，在香港可谓通行无阻。政治地位的提高，亦使其商业扩张顺风顺水，特别是在地产领域，此后，李嘉诚基本不搞实业了，财富大部来自地产行业。在大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亦有李嘉诚的身影，如深圳的盐田港，大陆方面即交给了李嘉诚。“一哥”李嘉诚如此，“二哥”李兆基和“三哥”郑裕彤，也是如此，李拿下世界专栏会旧址项目，郑兴建“香港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无政府人脉，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老大到老二老三，都是早年打基础，80年代爆发为巨头级华商，那就绝非偶然了。

　　香港与新加坡同为港口城市，但是，80年代之后的香港和新加坡，却渐行渐远。

　　香港和新加坡，都以制造业和贸易起家，后来发展服务业，不同的是，到今天，新加坡与香港的支柱产业，却完全不一样。目前，新加坡的支柱产业，是贸易、制造业、航运业与旅游业。而香港的支柱产业，是零售业、旅游业、地产业、银行及金融服务业。特别是对于地产行业的依赖，达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同为海港城市，新加坡土地资源更为紧张，人口密度更大，但是新加坡却没有房产危机，新加坡建立了很多廉租房，还有很多人住在祖屋中，地产行业的富豪，远没有香港多。但是，香港迟迟无法建立这种住房制度，对于政治上听话的豪族，最方便顺手的奖赏，莫过于给地了，所以，香港的地产行业异常发达，富豪云集。而香港90年代以后资产过十亿美元的大富豪，几乎90%以上都涉足地产行业。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表现了权力对于香港的同化。

　　对于豪强大族的畸形扶持，使香港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平衡，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中产阶层日益弱小。而在一个中产阶级弱小的社会中，生产与消费都是畸形的。

　　在产出领域，有什么行业比做地产更赚钱？

　　在消费领域，有什么比奢侈品更让人着迷？

　　如此，则实业逐步被人遗忘，做实业的都是傻子。做塑料的李嘉诚去做地产了，甚至连做珠宝的郑裕彤，亦放着金碗不要，也去做地产。回归后的10年来，香港制造业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1997年的8.3%减至目前的不到4%，服务业的比重，接近90%，而实际上，如果从80年代算起，香港制造业的下降幅度更猛。香港制造业的衰亡，不仅是其向珠三角转移的结果，亦是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恶果。

香港商业精神已经萎缩

　　福布斯发布的最新的华人财富榜，亦大有玄机。总体来说，华人财富进入三个行业，一是制造业，二是房地产，三是金融业。

　　华人财富分布里，各个地区华人财富不一样，大陆生产富豪最多的是房地产、制造业，香港主要是房地产和金融业、投资、贸易，台湾集中在制造业、食品和石化。可以发现三地的特点，大陆的经济应该说不太正常。从这几年变化也可以看出，实体大面积倒闭，房地产行业过热，房地产业超过制造业成为制造富豪集中的地方，就企业性质而言，则是央企坐大，民企举步维艰；香港的经济结构也有一定的问题，香港作为一个开放的前沿，房地产业成为它主打的产业，前段时间新鸿基的总裁被调查，也说明了香港未来也有改变。本来他应该作为服务业或金融业，但未来也要调整经济结构，最好的是态度；台湾是电子制造行业、食品饮料，明基、富士康等等。

　　不同的经济结构，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大陆的官企居主导地位，大企业集中于北京，说明总体而言是一个权贵社会，香港地产居主导地位，是一个精英社会，而台湾制造业占主导地位，发达，是平民社会。

　　台湾自然领先华人世界，实业发达，商业健康。而大陆虽然经济主体由官办企业把持，但是，由于市场庞大，经济结构丰富多层，亦存在多元而丰富的商业模式。比如，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可以因为众多的中小企业的存在，而富有生命力。网络时代庞大屌丝族群的存在，亦使京东商城这样的电商后发制人。而基于穷人阶层的庞大，广大的低端市场，亦培育了众多制造业巨头，如格兰仕，TCL等，而香港市场狭小，一旦经济主导权被大商人把持，则其他商业形态生机渺茫，缺少多元性。

　　由于战略调整空间不大，，就商业精神而言，香港当下在三地中其实是最差的。

畸形社会的危害

　　同为小经济体，香港与新加坡，乃至日本的财富分布结构，亦大为不同。

　　2011年的香港十大富豪集中了全香港60%以上的财富，财富集中程度惊人。而经济总量为香港50%强的新加坡，则并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富豪，亦无此集中财富。日本更是如此，甚至日本的富豪密度，都不及中国大陆。

　　以日本为例，一度财阀和门阀制度流行的日本，50年代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扫除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垄断势力之后，日本正式进入大众时代，迸发出强大的创造力。任何人，只有有足够的才智和努力，都可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

　　在同时起步的国家和地区队列中，香港貌似原地踏步向右转了十余年，当人们期待它起步走的时候，结果，它却最后变成向后转了。

　　中英谈判到回归前的十余年，香港的富豪阶层也许并非主观上希望成为豪族，但是，中央政府“收买”头面人物的政策，客观上造就了豪族，而在回归之后，这种势力则更是有增无减，甚至，成为豪族，已经开始成为很多香港上层社会人士主动的追求。

　　2003年，时任政协副主席霍英东率领82人的“商界知名人士访京团”，来中南海拜码头，在这82人中，富豪有40人，其余42人是家眷，比富豪还多，而在这42人中，很多是这些富豪的公子。如李嘉诚就带他的两个儿子李泽钜和李泽楷，李兆基带着长子李家杰，曾宪梓带着小儿子曾智明。

　　荣及己身还不够，还希望对自己后代进行新的“册封”，把自己的声望与社会地位传给家族继承人，不仅实现财富的世袭，更实现社会地位的世袭，而这种变相世袭，恰恰阻隔了大众在财富和社会地位方面的上升渠道，造成了香港社会的不平衡。

　　正是这种社会领域的失衡，导致香港经济结构出现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不仅造成今日香港经济衰退的恶果，更造成了香港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的整体退化。表现得最明显的，就是香港电影产业，自从九七之后，香港的电影就乏善可陈了，变得严格的管制，使很多电影失去了风韵，而香港社会的崩溃，使香港电影失去了根基与活力，那种草根性的情怀，大众性的娱乐，兼容并包的气度，是建立在平民文化和多元文化的根基之上的，失去了这两点，也就是去了活力之源。这种结局，其实很多香港人早在回归前就看到了。在90年代的香港黑帮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故意恶搞的桥段：两个黑帮在那里火拼，结果，就有元老级大佬出来圆场，都他妈的别打了，马上就九七了，还打什么打？

　　在未来，香港经济要走出困局，其根本道路，亦在于再造大众社会，重塑平民精神，而非仅仅是经济努力。

罗天昊，和讯专栏作者，主要研究国家、城市与企业的竞争战略，产业经济与商业模式，其研究成果曾被美国智库引用。曾为长江商学院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直属《求是》杂志旗下《小康财智》杂志顾问。现为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