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乱，形势大好（六）

听风看雨通三统

首先应该肯定的，是在风波乍起时，就准确判断出事态的严重性，及时撤出了三万余名员工。当然，不论欧盟方面，还是海合会方面，还是美国方面，都会以“闭门磋商”等方式，向中国通报一些信息。这样，及时撤出人员，就可以使中国在利比亚进入心无挂碍，可以安心冷静观察的有利位置。重大的决策，涉及的因素很多，得到的信息也很多，且局势复杂，各种力量的组合、博弈、冲杀，又导致局势处在变动不居的状态。所以，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能够紧紧把握住自己的根本利益考虑，就是做出正确决策的一个必要条件。
当然，附带的一个效应是，昭示全体国民，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面对各种风险，一个繁荣而强大的祖国，是所有海外中国人的最现实的、最可靠的依托。这对于鼓励和推动更多的国民和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开拓新的国际空间，以及增强人民对国家的归属感、凝聚力，都是最直观的、最现实的一次“宣传教育”。这种“宣传教育”，没有一句大话、空话，效果是很“给力”的。
其次应该肯定的，是所有的外交行动都是有理有据，最终有力有利的。集中体现在联合国的磋商和决议通过的过程中，既坚定表明不支持西方和阿盟的方案的态度，也在经过足够的斡旋而无效的情况下，明智地投了弃权票。然后，又及时对媒体做了沟通和说明。这样，中国对各方都有了一个交代。对西方而言，中国并没有阻挠决议的产生和通过，只是进行了必要的规劝。对俄罗斯和德国而言，中国保持了同步。对巴西和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言，中国也起到了“带头羊”的作用。对于有着复杂考虑的阿盟和非盟，中国也表示了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对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以该政权若干“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言行”论，中国算得上是对其仁至义尽了。很多人不满于中国在安理会投出的若干弃权票。认为立场应该更鲜明一些。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在每次投出弃权票之前，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尽到了和自己的实际影响力相称的斡旋和劝解的责任。这才是真正的负责任的行为。最后投出弃权票，也是对相关各方的意见的充分尊重的表现。至于最后对各方造成的后果，追究哪个的责任，也不会追究到中国这里。所以，中国在安理会的行动，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有建设性的。
最后，还是要讲一下中国的收获。很多人盯着利比亚的一笔账，认为中国这次是从头亏到尾，最后是大败亏输，甚至有可能血本无归。对此，应该有两点基本的认识。
第一点，就是目前中国确实不具备参与主导利比亚石油资源运作的能力。我们应该注意一下英国媒体在西方媒体“普世价值胜利”的欢呼声中，一再发出的各种不和谐音。一方面，这些媒体提到的忧虑，都是基本的事实。但是，难道只有英国媒体是理性的，别的西方国家的媒体，除了“普世价值”的一根筋，就什么也不懂么？显然不是。在涉及重大“国家战略”或者资本集团的利益的时候，西方媒体是什么态度，我们已经充分领教了。因此，英国媒体的“不和谐音”，必须放在不同的西方国家在利比亚的不同利益背景下来进行分析。
就欧盟而言，目前的处境，很有可能失去在利比亚的既得利益，甚至把伊斯兰极端势力的祸水引到欧洲大陆。面对这样的险境，欧洲最明智的，就是把“普世价值胜利的欢呼”的调门拔到最高，起码要高过半岛电视台，才能占住西方的道义制高点，既可以挟持美国，保住自己一点残羹冷炙，也可以进一步拖住美国，避免美国随时把利比亚的烂摊子甩给欧洲，甚至当伊斯兰极端势力登陆欧洲大陆后，彻底抛弃欧洲。所以，欧洲大陆媒体的高调，其实是为了绑定美国这个“西方盟主”。
就英美这对兄弟而言，现在发出一些“深谋远虑”的声音，既可以敲打欧洲：你即将面临你自己根本搞不掂的困局。所以，还是不要考虑独占利比亚的资源，而是考虑一下自己的命根子，才是比较现实的。这样，就可以直接把欧洲排除出在“后卡扎菲时代”对利比亚的主导权的争夺，进而逼欧洲放弃争夺利比亚资源控制权的企图。另一方面，也是告诉全世界：原本有效治理利比亚的卡扎菲政权，因为萨科奇等人的虚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利比亚需要一个新的治理者。否则，包括中国在内，就不要指望利比亚的资源了。那么，新的治理者从何而来呢？当然应该是英美主导下，建立起新的政权。考虑到英美现在的状况，让英美投入自己的资源去建设一个新的利比亚的治理体系，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更不现实。所以，最合情合理也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由英美的石油公司，控制利比亚石油资源的主导权，来统一运筹利比亚的资源，完成利比亚的重建。当然，毕竟是老大哥，一些汤汤水水，或者自己出于成本考虑，不愿意去赚的钱，还是会分给各位兄弟的。事实上，一个月前，就有中资企业进入班加西了。
但是，这只是美国的如意算盘。法国的如意算盘，已经成为一个笑话。美国就一定能如愿以偿么？今天分析“利比亚会很快步入正轨”的各种依据，在03年的伊拉克，都比现在的利比亚要更充分。结果怎么样呢？是美英瓜分了伊拉克石油资源的大头，中国和欧洲分到一些汤汤水水。但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却成了这些石油巨头的利益的保镖。而支付成本的，最直接的却是美国的纳税人：美国在伊拉克的驻军，每秒钟的直接花费是8，300美元。今天的美国，还有这样的底气么？
而且，如前所述，真正掌控着那个“委员会”的，恰恰是有海合会为后盾的“极端势力”。那个势力对“后卡扎菲时代”的设想，其实是很简单的：复辟一个政教合一的君主独裁政体的王国。因此，第一步就是消灭卡扎菲的“残余势力”，第二步，就是清除甚至清洗“委员会”内部的另外两股势力。（事实上，不仅卡扎菲声称，利比亚绝不会成为卡塔尔的殖民地，而且卡塔尔的石油公司，也已经明确表达了对利比亚石油资源的兴趣。）而那两股势力，唯一的出路，就是抱住美国那已经不很粗壮的大腿，他们也是美国在利比亚寻找代理人时，仅有的两个选择之一。而只要北约不派出地面部队进入，事实上是占领利比亚，那两股势力根本就是朝不保夕的。尤尼斯就是所有人的先例。一旦美国判定自己无力占领利比亚，他唯一的选择，事实上只有一个，就是明里暗里支持卡扎菲集团咸鱼翻生。当然，如前所述，为了面子上好看一些，老卡会退居二线，而毕业于LSE，有着“开明民主”形象的塞义夫会被推向前台。
所以，利比亚的前途，实际上是三种可能。第一，陷入内乱和内战，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甚至解体，成为一个历史名词；第二，就是海合会支持伊德里斯王朝复辟，且极有可能表现出比卡扎菲政权还要强烈的反西方色彩；第三，就是卡扎菲政权复辟。只是复辟成功的卡扎菲政权，会变成一个完全依靠美国支持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三种可能，其概率由小到大排列。
面对这样的现实，中国除了打酱油，捎带着赚一些散碎银两，扎下根基，等待时机，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以上分析，只是局限于利比亚一个时点上。如果把视野放开到整个非洲大陆，整个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战略来分析，中国等于是依靠西方犯下的错误，得到了一次重大的历史机遇。
如前所述，中国在参与全球化后，已经不可避免地会被全球经济的波动所波及。自三年前开始的，如今在继续深化发展的全球金融危机，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调战，也是中国完成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机遇。对内调整此处不赘。对外经济政策方面，主要内容就是放弃单纯依赖欧美市场的“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战略，转向全方位的，产业链高中低端同时协调推进的战略。这个战略得以展开的最佳的国际空间，就是非洲大陆。中国各个产业环节，都可以在非洲大陆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这是关乎中国和平崛起，确立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决定性的一步。这一步展开的基础，用前任商务部长、现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话讲，“还是要感谢毛主席那一代人给我们留下的战略遗产”。这句话基本正确。但是，有一个具体的情况：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就是对一切既得利益的调整天然合理。所谓“造反有理，革命无罪”是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道”之所在。而这种“道”，在非洲谋求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所以，“道术结合”的那样一种思想方法，也被非洲的革命者普遍推崇。这是毛泽东时代留给中国最大的对非洲大陆的“软实力”。
但是，随着这些革命者成为执政者，且不仅希望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且希望把这种精神，在自己最信任的后辈，即自己的直系亲属中，一代代传承下去。因此，他们曾经熟悉的那种“革命、造反”的意识形态，就显得有些“过时”了。因此，在思想感情上，非洲在毛泽东时代之后，事实上逐渐在疏离中国。
不想，中国借着06年在北京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的机会，热情向非洲兄弟们推介的，不再是毛泽东时代的“革命、造反”的理论体系，而是新时期的“长期执政、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模式。这是最对非洲的执政群体的胃口的。于是，中非合作论坛创造了一个“奇迹”，其“到会率”超过了非盟的会议。除了经济上，只要来了就不会空手的实惠，最吸引与会者的，还是要亲眼目睹一下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的成就。亲临观摩的结果使他们相信：一个有着正确的战略筹划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武装了自己头脑的，长期稳定执政的专业官僚体制，其在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要远远高于那些照搬了发达国家政治经济模式的体制。这使他们真正找到了“见贤思齐”的方向。这种发展模式的认同感，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国际潮流下，是最核心的“软实力”。至于硬件方面，中国适时推出的原则是，向非洲全面转移生产线和技术，实现与非洲在谋求发展和升级这个目标上的互利共赢。这是一个在硬实力上共同进步的方案，是真正的可持续的共赢。随之，中非经贸合作交流，迅速掀起一个高潮。这个高潮的一个佐证，就是商务部的非洲司司长，在08年秋对北京某高校学生讲座时谈到，06年中非合作论坛时，给非洲各国领导人的“伴手礼”，是由他主持配置发放的。他唯一的感觉就是，那些实惠，让非洲朋友很满意。但是他自己却感慨“实在是拿不出手”啊。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位司长是天生的冤大头，我们就可以大致想象一下，中国在非洲有怎样的收益，对非洲寄予了怎样的期望。
不可避免的，伴随着经贸合作的热潮的，自然就是那些非洲大陆曾经的宗主国集团的舆论攻击的狂潮。从“新殖民主义”的铁口直断，到最近德国商务部长的高论，总是能够在非洲内部，甚至我们中国国内，得到一些人的呼应。这些呼应，迎合了非洲人民和决策层基于自己痛苦的历史记忆形成的，对于一切外部势力的戒备心理。本着“宁可信其有”的原则，非洲普遍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某种消极的姿态。因为这种消极姿态直接影响到中国对一些急需的资源的开发，中国被迫和以法国为代表的“老欧洲”谋求在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合作。而事实上，这种合作带有脆弱的妥协性和巨大的不确定性，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今，“老欧洲”在北非事务中已经做出了充分的表演，伤及了非盟的根本的经济利益。这样的错误，对于“老欧洲”是灾难性的，对于中国，则是一个“积极的贡献”。只要运作得法，中国是可以由此一举奠定苦求而不得的良好的国际空间的。一旦中国的战略目标达成，中国人民都应该铭记“老朋友”萨科奇总统和希拉里国务卿的巨大贡献。
不知不觉，已经有了近三万字的篇幅。最后，终于可以扣回本文的题目了：北非的风波，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文明的冲突”的决战阶段的前哨战。天下大乱之中，各方都看到了自己的机遇。但哪一方“形势大好”的预期能够成为现实，却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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