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初士大夫思念异族的蒙元而不爱汉人的大明？

何足道

1952年4月，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不久的钱穆，应朱家骅之邀赴台北演讲，结果途中演讲厅楼顶坍塌，他被巨石砸中脑部，几乎当场死亡。抢救过来后，钱穆在台中住院，养病间隙，开始读元明之际士大夫文集，结果却惊讶地发现：“明初诸人，皆不忘元廷，无意出仕。”不要说郑玉、叶子奇、杨维帧这些边缘知识分子了，即使是宋濂、刘基等位高权重的明朝开国功臣，在私下里也经常流露出轻蔑明朝，崇重亡元的意思，“一时群士心情，实有为后代人所难于想象者。”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对于民族主义者钱穆而言，反对胡元和反对苏俄一样，对于汉人来说本该是天经地义的。虽然明太祖朱元璋生性残暴，不吝酷刑，但他毕竟赶走了蒙古人，从此“乾坤洗涤，天地清明”，这些汉人士大夫为何不识“尊王攘夷”之大义，反而以蒙元为“本朝”呢?百思不得其解之下，钱宾四试图强为之解，说这是因为当时的汉人士大夫已经居于异族统治下几十年，难免被北方的腥膻所沾染，“心志不免自狭，意气不免日缩，乃以为斯文所在，即道统所在。”

凡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者，最后皆不免被汉化——这种观点，几乎被所有民国学者所认同，其影响延续至今。只是偶尔有吕思勉等人发出微弱的声音，指出南北朝之后，北方民族的自觉性明显加强，拒绝被彻底汉化，主张保持民族本位。与中国学者大唱反调、消解“大一统”论的，是日本的东洋史学者，尤其东京帝国大学一系，包括和田清、原田淑人、羽田亨等人。他们强调的是游牧文明压倒农耕文明的一面，即中国历史中被长期贬抑、忽略的“内亚性”。与最近围绕“新清史”的争议一样，当年中日两国学者的论战，动机也颇为复杂，掺杂了学术分歧与政治影射。抗日战争时期，傅斯年和矢野仁一激辩“满洲和蒙古是不是中国”，可谓这场论战的巅峰。

1952年出身的衫山正明，虽然是京都大学的著名蒙元史学者，却似乎更多地继承了东京学派的衣钵。新书《蒙古帝国的兴亡》上下两册，就是这样一部大东亚视角的蒙元史。作者认为，以1303-1304年海都之死为界，“蒙古东西一片和谐。欧亚大陆以再次得以统一的蒙古为中心，呈现出舒适祥和之态度。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辽阔和平之地，在这里铺展开来。”这种论述，明显与民国学者所描述的野蛮、落后、腐败的“胡元”大相径庭。但如果按照衫山的观点，那元明之际士人对元朝的怀念就是和情合理的，绝非如钱穆所说“不可思议之尤”，大汉族视角和大东亚视角，到底哪种更符合事实呢?

首先，让我们分析下衫山正明的论述。在收入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的《疾驰的草原征服者》里，衫山曾指出，自从蒙古以多部族统一的“兀鲁思”形态出现之时起，“它就已经基本上是现成的国家了，而且是组织极善的军事权力体。”换句话说，与早期的匈奴、突厥、回鹘，以及后期的辽、金、西夏等北方游牧民族相比，蒙古帝国的成功不单是靠武力，还是“兀鲁思”(ulus)这一制度创新。

“兀鲁思”制度有点像联邦国家体系，只不过它适应的是北方民族那种居无定所、随聚随散的游牧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圈层形的差序朝贡体系不同，“兀鲁思”没有固定的疆域和官署，人畜和物资如水银一般跟随战争流动。除了要效忠一个共主，听从其军事指挥以外，各个“兀鲁思”地位平等，互不统属，宗教信仰与内政也一般不受干涉。允许其他部族以半自治状态存在，乃是蒙古人的共识，直到辛亥革命爆发后，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还将“中华民国”称为“中华人民兀鲁思”(DumdaduAradULus)，犹见传统的烙印。

“蒙古”一词最早的意思其实是“淳朴、孱弱”，在其崛起之前，周边有金、西夏、高昌、葛逻禄等强敌环伺，“这些邻人既拥有知识和经验，又掌握着丰富的信息并建立了良好的组织。其策略、骗术以及操纵人的手段是蒙古牧民所望尘莫及的。”蒙古人自知生存下来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广泛吸纳各族人才。所以后来“大蒙古国”真正的意思，并不是指“由蒙古人组成的国家”，而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由多个兀鲁思组成。”

相应的，蒙古军队中除了来自塔塔尔、钦查、康里等部的蒙古骑兵之外，也有契丹的游牧军团，做后勤的畏兀儿人，以及从各地搜刮来的，担任筑城及运输任务的“哈撒儿”。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蒙古还有水军。萧启庆在其著名论文《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里就曾指出：“在灭金、西征过程中，随着征战地理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资源与人力，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心而兼拥步、工、炮等军种的复合大军，而水军则是适应对宋作战需求而成长的军种。”

蒙古军队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它对平民的大屠杀。对于这点，衫山正明特意为之做了辩护，指出蒙古联军在西征到中亚一带时，忽然开始了数以百万计的大屠杀，那是因为“在伊斯兰的史书中，数字表记多用一位数或两位数，本身带有估计的性质”，其实这些地区的人口加起来也没那么多，所以数据本身并不可信。而且在尚武的蒙古人的观念里，在记叙战争时尽可能地夸大杀戮数字，是为了彰显军功，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蒙古人的确进行过破坏和杀戮，但并不是人们之前所说的那样穷凶极恶。”

衫山所提到的“伊斯兰的史书”，指的是14世纪初，伊尔汗国(位于今天的伊朗)宰相拉施特主持编纂的《史集》。但细读此书，就会发现蒙古人“对平民的大屠杀”并非发生在其剑指西亚之后，而是在早期蒙古史中便已非常频繁。比如突厥部落曾击败蒙古人的祖先，“对他们进行了大屠杀，使他们只剩下两男两女”，他们躲进人迹罕至的深山，才侥幸延续血脉。而成吉思汗在打败塔塔儿之后，也下令“在扎撒规定的限度内，一个活的也不留，妇女和幼儿也要杀掉，孕妇剖腹，为的是将他们消灭干净。”

每逢大战之后，必进行斩草除根式的血洗，这是游牧民族间为争夺生存空间的常见举动，并非蒙古特色。其根本原因在于，各个游牧部落间，生产方式其实基本类似，相互间没有互补功能，若不能纳入“兀鲁思”，则存之无益。反而是南方农耕区，有牧区生产不了的茶叶、丝绸、金银器等物品，需要开榷场以互通有无。所以蒙古在伊斯兰地区的大屠杀，只是延续了游牧传统，他们后来意识到多留被征服地区的活口以征收赋役，好处似乎更多，于是减少屠城，这其实才是真正的“突变”。

马上得之，不可马上治之，这种转变最终完成于元世祖手中。1260年，蒙古大军在巴勒斯坦地区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交手，结果以后者的压倒性的胜利告终。蒙古军队不败的神话被打破，引发连锁效应，显示其对外扩张已经到达了其极限。也是那一年，代表西部蒙古势力的阿里不哥，和代表东部蒙古的忽必烈之间爆发汗位之争，总共持续了四年。在决定国家“往东”还是“向西”的路线和权力双重斗争中，忽必烈最终获胜，全赖背后富庶的汉人补给基地。衫山考证后认为，1260-1264年间，其实蒙古帝国上下都视阿里不哥为大汗，只是元朝建国后，相关材料被系统性地删篡了而已。

在忽必烈在夺得蒙古大权时，其实已经是50岁的“老人”了，衫山提醒我们：“这之中所包含的意义十分重要”。在位的35年里，忽必烈以其成熟的领导能力和判断能力治理这个国家，“用令人难以想象的扎实与罕见的计划性，和他的智囊们一起一步步实现了构想规划的国家蓝图。”在忽必烈把权力中枢从蒙古高原偏向东方后，元帝国的形态也随之悄然发生改变。

但这种变化，并不是“汉化”两字能够解释的，因为元朝还有成为海洋大国的抱负，这是之前的汉人王朝所没有的。借助通惠河和白河，船只从元大都的内港出发，可以直达东海、黄海乃至印度洋;忽必烈派兵二度远征日本，虽然最终以惨败告终，但征高丽的海战却获得了胜利;除此之外，元朝还鼓励与东南亚地区的通商贸易。与这些积极的海洋政策相比，南宋“在海洋上所摆出的是被动的姿态，南宋的海洋活动始终是依存于民间行动的”，更不要说长期实行海禁政策，生生把本国商人逼成“倭寇”的明朝了。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衫山才把明朝称为元朝“极不合格的继承者”，“忽必烈时期之后的很多遗产，都毁在了大明帝国手里”。最显著的就是疆域的大幅萎缩，明朝其实从没有彻底推翻元朝，只是将其赶回北方而已，结果就是后来蒙古残余势力一直威胁着明朝，亚洲东部陷入“南北朝对立”的分裂状态中。而在海洋层面，除了永乐朝短暂的航海高潮外，明朝的海禁政策直接导致东西力量逆转，为19世纪西方侵略东亚埋下了伏笔。

由于“兀鲁思”制度的影响，元朝在中国南方实行某种程度的“无为而治”，就连钱穆也不得不承认，像倪云林这样的汉人士大夫，在元末生活还是颇为自由的。但明初却是一个通过国家强制力对社会进行重组的时代，包括基层“里甲制”的建立，民籍军籍匠籍的划分，对于文化人的噤声和杀戮，都导致明初与元末相较，很多方面出现了倒退现象，万马齐喑，“整个社会回到了接近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状态。”仿佛是为了反驳钱穆，衫山正明认为大明帝国，至少在其初期，才是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黑暗帝国”，难怪士人会怀念元朝，把元末比作人间地狱的人，“只能说受到‘中华思想’的荼毒太深了。”

普通读者对于“中华思想”(ちゅうかしそう)一词，可能没有敏感性，这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流行起来的词汇，按王柯的梳理，指涉的是“汉民族炫耀自己的文化和国土，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思想。”对中国的这种自大观念做最系统剖析的，是京都大学教授那波利贞1936年出版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说认为，北魏、辽、金、元、清五个王朝统治的年代，加起来相当于中国历史的三分之一，所以“中华”从来断裂的而不是连续的。既然如此，那么中国为什么不能接受日本的统治呢?

所以钱穆、傅斯年的观点，其偏颇当然不容否认;但衫山正明这本读上去给人不少新启发的《蒙古帝国的兴亡》，也不自觉地继承了日本二战前的某些危险观念。衫山此书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过于强调国家权力的作用，其实到了明中后期，很多社会力量的发展，早已溢出了国家划定框架之外，中西势力的消长，也并非单个因素能够解释，更何况有满清入关的干扰?元明之际的断裂与延续，是史学界至今聚讼的问题，衫山的观点，最终还是一家之言。

何足道

这个版发的不都是转载网文，原创不都是在铁马长河那俩版吗

何足道

“明初诸人，皆不忘元廷，无意出仕。”这个观点，我最早看到的是清朝历史学家赵翼说的，应该说在赵之前，肯定也有人这么认为的。朱八八是乞丐出身，相当仇富。那时无意出仕，多数都是家境殷实的富人，所以不来电也正常。

老朱其人，他建明灭元，可不像后世那些皇汉宣扬的，高举民族主义大旗。他甚至认为，彼时天意在元，故蒙古人可以入住中原。而现在天意在自己，所以明代元。明太祖搞得那套，影响了明清两代。他极端保守。但留下的政治体制和迁界禁海等一些举措，后世一直延续。后面的明朝和清朝皇帝，都算是他的学生。相比后来很接近他的洪杨，洪武还是强得太多了。

何足道

石工 发表于 2016-4-5 10:12
老朱是聪明人。当时去宋亡不到百年，反元复宋才是民意主流。老朱如果承认元朝是安史乱华一流，那么他的历 ...

就应为忙不迭修元史，《元史》是24史里最烂的，6个月搞出来的《元史》，比60年修的《明史》差得不是几条横马路的水准。而且他修元史时，北元还在。说到底，老朱还是自卑不自信。礼待元太子，也是受到忽必烈不杀南宋少帝的影响。但老朱那个礼待，把元太子送到琉球，一生远离故土，再也回不来，其实也是生不如死吧。

何足道

又歪楼了，这又跑到抗日神剧上了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5 10:56
没那么复杂，历朝鼎革之际，前朝自觉有身份的，都要待价而沽，因此新朝需要花一段时间来笼络这些人。刘基 ...

还有一点不出仕的原因，就是空印案和胡蓝党案杀死了太多的官员（据说当时官员数额的不够），而且老朱的官员，薪水是微薄的。看到从政风险这么大，官员是绝对的高危职业。士人就老老实实在家呆着吧。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5 12:27
民意算个屁，特别是在刘福通的小明王被蒙元打得连地盘都没了的时候。朱元璋对此根本不在乎，这就是为什么 ...

廖永忠后来被杀，都和这个有关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5 12:29
别着急，早晚咱家帮你外到二胎上去。

那个算了吧，生养一个都好辛苦了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5 19:55
请注意时间顺序，空印案和胡蓝党案都是哪年的事情了，元朝退出中国和明朝建立又是哪年的事情。历史事件， ...

恩，是我造成歪楼了，我说的这个明初，其实可以下溯到宣德年间。和主贴中的元明交替的明初是两个表达哈。

过去看过一个故事，就是宣德年间，某地县官因事出去抓了一批人回来，都在堂下跪着，一问，有位是洪武年间因故被革职的故官。马上请上座，寒暄一番。这位故官说起自己当年，不胜唏嘘。谈到脸上刺字，是连说皇恩浩荡，皇恩浩荡。不几日，这位故官就不告而别，闪了。

明朝直到中叶之后，出去做官，才被热衷起来。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5 20:09
花园口呢，起了什么作用，白死了多少人。就这还多少年死不承认是自己干的呢，要真是像现在国粉吹的那样， ...

就你这样，公知肯定骂你啊。哈哈。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5 23:23
楼上的，你这个明初也忒长了吧，要知道洪武三十一年，建文四年，永乐二十二年，洪熙一年，宣德十年。

因 ...

有可能是笔记作品。真实性不得而知。明朝中叶，一般都是正统年间开始算，准确点是土木之变之后啊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7 02:32
在别处看到了对你所转载这篇的评论，笑坏了。

话说，这篇的原作者不是为了钓鱼吧。 ...

现在钓鱼贴是不少，反正我觉得对待钓鱼贴，公知的智商余额是明显不足啊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7 23:08
所以以前在清谈的时候，有国粉宣称，中共的敌后抗战是不合理的，不人道的，因为它导致了日本人对中国平民 ...

日本人要强奸公知的妈妈，公知妈妈一定不要抵抗，因为抵抗后有可能被先奸后杀，我这么表述对吗？老兵

何足道

老兵帅客 发表于 2016-4-7 23:33
另外，这位还说老蒋的正面抗战是保护人民的，因此是正确的。我实在是忍不住了，问他那么国军的敌后抗战怎 ...

唉，当年的清谈精神，现在还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