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的每日心情 | 开心
2026-8-30 17:38 |
|---|
签到天数: 2008 天 [LV.Master]无
|
本帖最后由 蓦然回首 于 2026-9-12 15:55 编辑
粮食产量本来就是个多变量系统共同作用的，包产到户只是在特定历史时期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一来如咱们以前聊起的包产到户是一次性利好因素，二来整体社会的经济快速增长，必然会导致振兴农业还是需要走减少农民、工业反哺农业、土地集约规划使用、农业机械化、现代育种工程、工厂化农业等等现代农业的道路，包产到户只是阶段性政策利好因素，不过吃饱了并不意味着前面的饼就不需要吃。
片面的夸大包产到户的作用，以及无视包产到户在现实中获得巨大经济效益的观点，都是不客观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您说，“如果说包产到户带来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是持续增产的最重要因素，那这里需要两个条件，一是生产积极性是增产的决定性因素，二是包产前生产积极性严重不足。”，我这里正好有段儿文章可以引用一下：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第六讲 农村改革及相关问题，
一 改革的进程，
（四）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
关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论无非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对了，因为无论从单个农村还是从全面推广的情况看都成效显著。另一种观点正好相反，认为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独门独户的生产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特性，而且“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机械化需要有规模经济才能得以推广，家庭生产不具有规模经济，是改革的倒退。另一种观点的主张者认为1978—1984年的农业快速增长是由其他改革措施（如化肥、科研、机械化使用的增加，以及提价和恢复市场的改革）的效果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掩盖了。尤其在1984年后，生产出现滑坡（见表6.2），说明被掩盖的问题最终暴露了出来。
有趣的是，类似的争论不仅在国内进行得如火如荼，连国外的经济学界也有类似的争论。国外的正统理论根据对理论模型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集体生产要比个体生产激励更高，集体生产的资源配置与个体生产同样有效率，也就是与国内不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一方持同样观点，认为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有制度优越性。虽然这些理论有严格的数学模型支持，但却很难解释为什么小岗村的农民要冒着巨大风险去搞包干到户，1980年很多不是“三靠队”的生产队也要违反国家政策去搞包干到户。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假设人都是理性的，这些理性的农民没有理由顶着风险去采取一个不好的制度。如此理论分析就与现象出现了矛盾，当理论与现实出现不一致时，只能是理论不完善。
传统经济理论模型以两种方法来证明集体生产的优越性。第一种模型以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等要素构建生产函数，并假设每个劳动者不管在何种生产制度下都提供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农业生产毫无疑问是具有一定规模经济的，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集体生产比个体生产更具规模经济，因此集体生产也就比个体生产效率更高。这一理论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在套用到具体的农业生产上时却往往不能适用。因为它把每一个劳动者作为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这就等于把劳动者当成了拖拉机之类的机器设备同样对待，但问题是劳动者除了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之外，还具有主观能动性。现实中不能保证两个劳动者相加就拥有两个单位的劳动力投入，还要看个人在生产中分别付出了多少努力。
有关激励机制，传统经济模型也给出了看似合理的解释，认为中国的农业合作生产采取平时的按需分配与期终“工分制”的按劳分配相结合，是非常好的分配制度。因为完全的按劳分配会造成激励过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太强会导致福利下降，而结合以“按需分配”可以适当减少农民的生产努力，使福利水平达到刚好。
第二种理论模型则根据中国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来构建，一个劳动力增加劳动投入，能增加工分以及在最终分配时的份额，从而证明在生产队的制度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会高于在家庭生产中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理论模型的问题在于生产努力与工分进行挂钩的前提是要有完全监督，而农业生产的监督实际上是非常弱的。监督一般可以分为过程监督与结果监督两种。对农业生产实行过程监督首先是场地条件不允许，农地范围太大，不像工业生产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进行的；其次是缺乏统一标准，农业种植、收获的流程通常无明确要求，大部分生产行为都是由个人习惯与经验决定的。对农业生产进行结果监督同样难以奏效，首先农业生产是一个生物过程，从投入到收获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间隔太久难以达到监督效果；其次农业生产受很多外在因素如气候等的影响，一旦发生自然灾害即使农民投入再多努力也难以得到好的收成，而当遇到风调雨顺只要一般的努力收成就会很好。总之，受以上各种因素影响，对整个农业生产的监督都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当然也不能例外，结果就造成了工分制虽名为按劳分配，但在实际操作中就等于是按时计算，出一天工就有八个小时的工分，和出工以后付出多大努力无关，所以在农业生产队中的工作激励很低。
因此，要想获得集体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就要为此付出一定的监督成本，但是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过高，而且基本上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有力的证明就是当年凤阳县派出17个干部到小岗村监督18户村民，这些干部吃住在农民家中造成很大负担，结果当年的生产反而更差了，而实行包产到户可以完全节省掉监督成本，因此，单家单户的生产虽然牺牲掉了规模经济但还是要比监督不完善的集体生产有效。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通过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也可以看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增长的作用。从1978年到1984年，以总增长为基数100进行计算，各种投入要素的增加（如土地、化肥、机械化、劳动人口等）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6，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制度变迁）对产出增长的贡献是47，无法解释的剩余为7。7年内农业增长了42%，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贡献大约为20%。但是，与技术变迁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不同，制度变迁带来的产出增长是一次性的。通过实行包产到户可以一次性地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例如从每天有效劳动4小时提高到12小时，但却不能继续提高到16小时，因为，劳动力总要吃饭、睡觉。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到了1984年农业增长速度会下降，因为截止到1984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的推广已经结束，制度变迁所贡献的那47个增长点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因此产量增长会有明显的下滑。此外，关于谷物增长为负的现象，非但不能解释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反而应归结为它的好处。1978年，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对粮棉收购价格进行了改革，并承诺全收，但由于粮食的连年增产造成政府的粮食储备越来越多，有的地方甚至要借用小学教室来存放粮食，造成了很大的负担和浪费。因此从1985年开始将统购改为订购，政府与单家单户的农民订立收购合同，价格按照“倒三七”的比例，即30%按照原来的统购价，70%按照超购价计算，这样新的订购价就低于原来的超购价，而且超过订购的部分还要“随行就市”以市场价格出售。这一政策的转变对于政府来说是甩掉了一个财政补贴的包袱，但对于粮农来说因为粮食边际价格下降，生产粮食的积极性也就随之下降。相应的，其余蔬菜、水果、畜产品等农产品的市场则放开，价格相对上升。在这种比价变化下，农民将粮食生产转向其他农产品生产，因此才会造成1984—1987年的粮食产量下降。
总的来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但搞对了，而且是中国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就，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农村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粮食安全和“三农问题”两大方面。
林在该书里还提到过，
第四讲，赶超战略和传统经济体制，
二 合作化运动与传统体制的结果
（二）1959~1961年农业危机的传统解释
生产力水平的衡量依靠的是全要素生产率，如果1959—1962年的农业危机是由上述三个原因（自然灾害、人祸、人民公社规模太大导致激励下降）造成，在1962年后的几年时间里全要素生产率就应该很快恢复到原来的水平。然而，虽然我国在1962年以后引进了很多现代科技的成果，比如开始使用化肥、拖拉机，推广现代的良种（中国是最早推广矮秆水稻、小麦的国家，而且推广的面积是最大的），但是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却一直没有恢复，直到1984年全面推行了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展个体经营，生产率才恢复到1952年的水平（见图4.1）。这样一来，这三个假说提出的影响因素即使确实存在，也不会是主要的影响因素。
若要避免类似危机的再度发生，就必须找到最主要的原因。我在芝加哥大学做博士论文时，研究的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开始，农业产出增加了很多，生产率也提高得相当迅速。但是1953年开始推行从个体生产变成集体生产时，农业生产率也增加得非常快。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从1953年到1958年，是从个体转变为集体，农业生产率得到提高；从1978年到1984年，是从集体又恢复到个体，农业生产率依然提高了。下面我将通过分析这一现象和农业危机的联系，提出一种新的解释。
图4.1 1952—1988年全要素生产率指数（1952年为100）
如果兄台对包产到户政策给农业生产带来的促进作用有兴趣，建议读他《解读中国经济》第四讲和第六讲两章，里面有大量的数据和图标支撑他的观点。Z-library上可以下载到，大概半小时就能读完，比在爱坛回个帖子都省时间。
关于您提到的第二个假设条件“包产前生产积极性严重不足”，其实也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很多本书里都有提到过，我随手摘一段分享。（这段儿是用提取PDF扫描文件图片里提取文字的办法一点点儿费劲巴拉贴上来的，我排版很烂，凑合读）
《中国农村改革》，吴象 著
第二章 安徽为什么成了农业改革的突破口
一、左倾错误的重灾区
但是，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解放初期那些虽然并不宽裕却充满希望与欢乐的日子，没有几年就重新被失望、痛苦所代替。 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凤阳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进行过探索和实验，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和巨大的代价。“左” 的 错误不仅未能使这些努力转化为积聚起来的新社会和人民的 财富，反而变成一股破坏性力量，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国家的 利益，败坏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声誉。 “大跃进” 实际上是对农 业生产力的大破坏， “人民公社” 也没有架起一步登天的 “ 金桥 ”，而是使凤阳人民重新挎起了讨饭的篮子。
初级农业合作化时期强调要重视农民两个积极性， 即集体积极性与个体积极性，土地、牲畜和大农具入社时可以作股 分红，总的来说全国情况都比较好，农业生产是发展的。 凤阳 县也是如此。 这个县在 1954 年出现第一个高级社， 1955 年以 后大批初级社转向高级社，取消土地分红，问题就逐渐多了。 社员入高级社，规定必须将自有的土地全部入社，由社统一经营，社员只取劳动报酬，不取土地报酬，所有不在册的坟地、荒地均应同时入社。每户按在家常住人口，留给人均土地亩数的 1%-5%，称为自留地。过去各乡负担的农业税，转归社里统一缴纳。社员的牲畜，按口齿、肥瘦不同折价入社，统一使用。大农具、运输工具折价入社，小农具社员自备。种子、牛草、饲料按亩平摊，同耕畜折价款一并记入各户名下。对于这些办法，有些地方思想工作做得不细，农民中顾虑不少。一些生产资料较多、较好的人怕取消土地股后收入减少；一些解寡孤独户劳力弱或没劳力，怕人大社后派不到活，生活困难无法解 决；少数老人怕人大社全部土地交公，死后没有埋坟地；有的 干部怕并成大社当不上干部，或选上也干不了。1956年39200 家农户、356674口人、1655678亩耕地，共组织了1268个农业 合作社。其中高级社57个，人社户数占全县总户数49.1%，人口占49.3%，均近一半。当年有雨涝灾害，高级社中增产1-3成的14个，占24.6%；保产（持平）的7个，占12.35%；减产1-3成的16个，占28.1%；减产3-5成的16个，占28.1% ，减产5成以上的4个，占6.9%。 与初级社相差不远。 这年冬季掀起高级化高潮，到1957年全县总农户的97.3%、人口的 97 .5%都入了高级社。 名为加强领导，全面规划，实际是强迫命令，压制哄骗，边动员，边拉牛。 有的干部说：“动员入社，像吃西瓜一样，七成熟就成了。要不，嘴唇磨烂了也不行。”有的 农民不肯入社还挨了打。 由于规模扩大，干部没有经验，造成 管理泪乱。 生产不民主，分配不合理，账目不公开。 干部与社 员之间，贫农、下中农与中农、上中农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 国家、集体与个人之间，男女社员之间（同工不同酬），劳力强 弱之间，矛盾重重，纠纷不断，至于折价入社的财物，由于账目不清，几经转手，已被变相剥夺殆尽。
人民公社章程与刮“五风”
1958年8月17日凤阳县开始试办人民公社， 到9月底， 就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县委规划尚未公布的时候， 全县 各乡、社纷纷申请① ，要求办大社。有的要求一乡一个社，有的 要求全县办→个社。 全县全部申请办公社， 要求马上实现工资制的也很多。
公社化实现后很快就于1958年12月24日制订并公布了《凤阳县人民公社（联社）试行章程（草案》，主要内容如下：
本公社（联社）在共产党领导下把全县公社组成联 社，并逐步实现全县一社，政社合一。
本公社（联社）逐步地把集体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 制。
本公社的分配原则是，以基层社为单独核算单位，在 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员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原则下， 在 各尽所能的前提下，实行“按需分配 ”的半供给制和“ 按劳分配”的半工资制的分配方法。 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增加供给部分，在工农业产品极大的丰富的基础上，以共产 主义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全部代替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 分配制度。
本公社（联社）在劳动组织上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 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管理民主化。
本社内原来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根据他们的表现和劳动改造情况，可以分别吸收他们入社做社员或候补社员。对其中未改造好的，允许 他们入社作非社员，在社内实行严厉的管制劳动，在经济上不参加工资评级，不得享受供给制的待遇，政治上不得 担任公社任何职务。
本公社范围内的所有土地、荒山、河道、湖泊、树林、 竹园一律归社所有。社员的役畜、大型农具、运输工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入社，记在社员名下。在处理前，不得变卖或破坏。
各基层社公共积累（包括公积金、公益金）上缴30%-50%归联社使用，60o/o由基层社掌握使用。
社员房屋所有权归社员，社员家庭的生活用品一律 为社员所有。
必须经常教育社员热情地、忠诚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遵守劳动纪律。但必须保证社员的休息时间。在 一般情况下，应该做到10小时的劳动，2小时的学习，4小时的吃饭和休息，8小时的睡眠。在农忙时可以劳动12小时。
在公社化过程中，发现有些基层社私分粮食；还有些基层社的公共积累已变成一笔空头账；有些基层社男女分住，过集体生活，不许回家；不少干部反映“咱水平低，办法少，管不好， 管不了”，劳动与分配、淌费都陷入混乱。小溪河乡提出“五不分” 1)干不干，照吃饭--好坏不分;(2)多劳不能多得-强弱不分;(3)无代价调粮、调牲畜、调农具、调种子、调劳力--穷富不分;(4)有一个人下一个人的米，规定每个人三碗饭一-大小不分;(5)小农具、小菜园、鸡鸭集中归队，社员可用一公私不分。“六一样”:吃的一样，穿的一样，用的一样，住的一样，做的一样，照顾一样。诸如此类的做法，后果十分严重。富队思想不通、劳动强的思想不通，助长了懒汉、滑头的依赖思想，造成了瞒产私分，乱吃乱用，不关心集体，不爱护公共财产的现象，从而普遍刮起了“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干部生活特殊化风，猖獗一时，愈演愈烈。共产风层层刮，一级大一级，一阵紧一阵，有些人昏头转向，说什么“人民公社化，不分你我他”。刮的范围无所不包，大的有劳力、耕畜、土地、机器，小的有锅、碗、瓢、勺，有的竞发展到拉牛、拖粑、找犁子、调粮、集中家畜家禽、扣款、扒房、并庄，乱来一通。有些大队借口“个人服从集体、小集体服从大集体”，大揩生产队和社员之油。山河大队实行五个“集中”1)猪集中，集中了小队和社员的猪仔125头，办万头猪场;(2)鸡集中，规定每户或每个劳力交鸡2只，办万鸡山;(3)鸭子集中，大队在一天早晨突然统一行动，捉去群众自养的鸭子350只，赶到山上集中饲养。由于天热缺水，不到一个月，死、偷、吃，全部搞光;(4)厕所集中，扒掉群众的私人小厕所，全庄盖一个或几个厕所，有的排队等候，拥挤不堪;有的离村较远，半年无人拉屎;(5)山芋种子集中育苗，结果烂掉很多。此外社员的自留地多次被没收，收后又还，还了再收，收了不种，大部荒芜。
在“一大二公、一切归公”的“左”倾思想支配下，有些干部竟把“共产风”发展到任意搜刮群众财物的地步。小溪河公社山河大队组织了一个“挖掘潜力专业队”，村村查、户户搜，一户不漏，有的户被搜四次。稍有不满，即加训斥:“什么是你的，只有一嘴牙是你的!"他们手持铁棍，到处翻箱倒柜，东捣西戳。查到什么，吃什么;看中什么，拿什么。府城公社红旗大队把社员的粮、菜、柴草集中到食堂，称“三集中”。结果有些队不允许社员家冒烟，把社员的小铁锅也收了，变为“四集中”。最严重的是扒房、并庄的现象。小溪河公社因此曾有7个大队25个村庄无人居住，杂草丛生。石马大队大郢生产队5个村并为一个村，男、女、老、少分四处居住。乔山大队31个村，总支书记梅树华强迫群众在半天之内并成6个庄子，扒掉房子300多间,社员无家可归，外流100多人，集中以后，有14户40人住在3间连通的房子里，晚上大门上锁，民兵持棍把守，尿尿拉屎都在一起。
当时的县长后来被错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赵从华说:“小庄并大庄，像抗日时日本鬼子‘扫荡’一样，造成田地荒芜，群众流离失所。大伯子和弟媳妇同住一室，连撒尿都听见，有的妇女只要一提并庄子事就哭!"
浮夸风,弄虚作假，前所未有。1958年粮食总产量为0.75亿公斤，上报2.025亿公斤;全县只有141.2万亩耕地，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1961年烤烟实栽57388亩，上报137400亩，多报一倍以上;这年生猪实有4.3万头，上报16.6万头，多报12万头。水利方面实作土方5000万立方，上报2.1亿立方。造林方面浮夸更为突出，3年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有的公杜把社员私人的大树移栽到公路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劳民伤财。县委要求各公社当天数字当天下午4点钟汇报，不报不行。公社4点钟以前向大队要生产进度表，大队中午就向小队要生产进度。生产队的社员下地没有干完活，哪来的数字汇报呢?不汇报就要受批评，只有假报胡吹，有的想先报后补，而劳力只有那么多，天天多报怎么能补上呢?所以数字越报越假，越吹越大。
由于大刮共产风、浮夸风，干部强迫命令搞瞎指挥及生活特殊化日益严重。无偿平调劳动力进行大兵团作战，经常加班加点，随意增加劳动强度。尤其是大办公共食堂，造成的问题更多，进一步助长了某些基层干部的不正之风，多吃多占，肆意压制、剥夺农民，终于实在办不下去而不得不予以解散。但是，“左”的指导思想未从根本上解决，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于是层层加码。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卖过头粮，是紧密相连的。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反而用层层下压的办法购过头粮。1959年冬到1960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规定各个公社每天粮食人库数字，一天要报3次: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晚上报实绩。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狠就是“右倾”。县里开大会后，接着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开，一直开了40多天。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还把所谓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干部被斗得无法，只好带人去逼社员，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
“左”的错误导致“五风”猖獗，其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力的大倒退、大破坏，突出表现为:
(1)劳力减少，土地荒芜。1958年全县劳动力为158272人，1961年初减少到109025人，减少52247人(包括死亡、外流、上调等)，占36%。
(2)耕畜死亡，农具残缺。1958年实有耕畜37619头，两年来减少13763头，占36.6%。剩下来的28178头中，还有一部分由于管理不善，缺少草料、躯体瘦弱。农具大量破坏，1958年全县原有犁、耮、精子、车辆等共32882件，两年减少14077件,占34.5%,价值约为70万元。
(3)产量下降，费用上升。1960年凤阳县风调雨顺，基本上不涝不早，但各种农作物下降到惊人的程度。粮食总产量为49520550公斤,比1957年的135805000公斤下降63.5%;生猪饲养下降43.4%;家禽也下降到惊人的地步。与此同时，费用开支逐年增大。如1959年大搞工具改革，一下赶制72部插秧机，没有一部能用，每部工本费70元，浪费5040元。瞎指挥造成的浪费，举不胜举。
(4)饥荒外流，疾病死亡。在大办食堂时期，全县97.8%的农村人口进食堂，一度“吃饭不要钱”。而食堂又缺少制度，秩序混乱。年轻的有力气的吃得快，吃得稠，年老体弱的吃得慢、吃得稀。许多人对食堂有多少粮表示担心，怕不够吃，思想恐慌。食堂解散后，缺粮断炊现象日渐增多，于是大搞“瓜菜代”。全县各地采取烘、晒、晾、炒等办法收采干菜、山芋叶等代食品1964226公斤，平均每人18.15公斤。县成立了采挖
指挥部，集中了8个乡2600多人，去山上安营扎寨，采挖葛藤根、鸡爪菜、黄狗蛋等多种野生淀粉代食品。开春后县委提出:“前后方并举，男女老少齐动手，要求每人完成75公斤。”由于饿肚，人口大量外流，身背花鼓远走他乡。小溪河公社原党委书记李清义，在燃灯水库私设一个劳改队，把外流回来的社员、犯错误的干部及小偷小摸的“落后”社员、五类分子集中在一起，白天派民兵监督劳动，干得不好就扣粮，拷上手拷关进牢房，病死了不上报，不通知家属，随便埋掉。据他自己承认死了30人。对人民生命视同儿戏，令人发指。全县发病率不断提高。1959一1960年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7.7%，最多的是浮肿病、妇女子宫下垂和闭经。人口死亡现象惊人，两年中共死亡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其中相当部分属于非常死亡，出现了很多孤苦的老人和孤儿。初步统计，全县有孤老1580人，孤儿2289人。更恶劣的是，有些地方竟规定死人后“四不准”:一不准浅埋，要深埋1米，上面种上庄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以上这些就是当年在安徽不少地方曾程度不同地发生过的真实情景。三年困难到底是“七分天灾、三分人祸”，还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由此任何人都可以得出无可置疑的结论。
60年代初搞责任田，凤阳人民得到一次短暂的喘息，但为时不久，“左”倾错误恶性发展，“四清”、“学大寨”、“文化大革命”，苦难更深重了。因此，凤阳的人口外流一直没有间断。
1967年冬春全县不完全统计，达18000人之多，大部去南京及苏北;1969年3月，37%的农户及23%的人口外流，包括皖、苏、浙三省;70年代外流情况仍很严重。1970年春节，全县有4000人外流未归(平素春节间暂回);1974年初某大队共1119人，竟有900多人外流乞讨。因此，凤阳便成为闻名遐迩的花鼓之乡。这首广泛流传的花鼓词是:
说凤阳，道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
小岗村的真实记录
在这里，有必要叙述一下在农业改革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小岗村。对小岗村发生的事情，各种书刊已写得不少，但最真实、生动，具有史料价值的，应当是以凤阳县委政策研究室的名义于1979年12月20日写的一份调查报告，名曰《一剂不可少的补药--风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的调查》，作者是当时凤阳县委办公室干部，后来担任过凤阳县委书记的吴庭美。摘要介绍如下:
小岗生产队，原是一个自然村，合作化前全村共有三十四户，一百七十五人，三十惧牲畜，耕种一千一百亩土地，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发展很快。全村正常年景粮食总产都在十八九万斤左右。好的年成可达二十多万斤。下中农成份的严家齐，当时全家六口人，三个劳力，一惧牛，种四十多亩地，最多的一年收过三十石稻(合六千斤)，六石小麦(合一千五百斤)，三石高梁(合六百多斤)，三十担山芋(折粮六百斤)，二石多豆类(约合五百多斤)，共九千二百多斤，平均每人一千五百多斤。那时全村根本没有人外流。人们把外流讨饭看作是极不光彩的事。
1955年办初级社时，这个村没办起来。1956年直接入了高级社，动员大家入社的干部说，你们是一步跨进了“天堂”。入社的第一年景况还算不错。全队收了十六万五千斤粮食。平均每人六百斤口粮，留下种子，其余四万多斤都卖给了国家。这四万多斤粮食是小岗生产队合作化以来第一次，也是以后二十三年间最后一次向国家作的贡献。
1957年反右派反到了小岗，在“辩论社会主义优越性”时谁要是说个“不”字，不管你是贫农还是佃农都要被大批一通，甚至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从此，政治上鸦雀无声，上面叫怎么干，就怎么干。那年冬天小岗队就开始吃供应粮了。
1958年在农村出现的各种不正常的现象，在小岗也都发生过。生产上的瞎指挥相当厉害，搞什么“十里芋峰岭，五里菜花香，千亩水稻方”。结果是:“十里芋峰岭变成大草荒，五里油菜地未打半'土缸’，千亩水稻方没收多少粮”。二十多年前被抛荒的芋峰岭上的山芋垅至今还留在那里。“五风”越刮越大，使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到1960年，小岗队只剩下十户三十九人，一棋半牛，耕种一百多亩土地。据统计，在这三年中纯属饿死的(也叫作非正常死亡)六十人，死绝六户。有七十六人背井离乡，寻找活路。当时全村是满目残垣断壁，处处蒿草丛生。很多人至今回忆起来还不寒而颤，简直不敢相信，我们党取得政权十多年后会出现那种惨状。1962年，被社员称为“救命田”，后来被批为“复辟田”的包产到户的“责任田”之风吹到小岗时，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尽管如此，社员还是搞了“责任田”，种上了小麦，收的时候又拢了“大摊”。抢的抢，偷的偷，结果只收九百六十五斤，还没有种下去的二千四百斤种子中，留下九百斤种子，每人只分一斤半小麦。从此，小岗队就出现了“种二十(斤)，收十八(斤)，不用镰刀用手拔”的说法。以后几年稍有安定，生产刚抬头，1966年“文化大革命”又“席卷”了小岗。社员分为两大派，戴上了“红袖章”“造反”。
十年“内战”期间小岗生产队的生产非常落后，群众生活十分穷困。尽管如此，还是照批“资本主义”。社员严金昌，全家七口人，1975年在家前屋后种了二三分地生姜，一二分地辣椒、大葱。自家的一二十棵柿子树看管得好，未让小孩乱摘。秋后烘一烘到集上卖了，并喂了二头肥猪。年收入八九百元。得到的这些钱，主要是到小市场买点粮食养家糊口，免得寒冬腊月，拖儿带女，到江、浙一带农村去“查户口”(此地把外出讨饭叫“查户口”，也叫数门头)。这种靠自己辛勤劳动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暴发户”，充其量“暴发”到不逃荒要饭的水平。但是，他在小岗的确是“冒了尖”，被大队、公社批判了三四场。严金昌气愤地说:“都喝西北风，就平均了。”在极“左”路线干扰破坏下，小岗确实达到了“平均”:这就是全队二十户，不管大户小户，户户外流过;能跑能蹦的人，一律讨过饭。
小岗生产队没有一户地主、富农。大家又都共同外流讨饭，在阶级关系上应该说没有多大对立。但是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政治运动不断，年年抓“纲”抓“线”、“大批促大干”，摘阶级斗争扩大化。摘得生产队干部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全队十七个男劳力，有十五人先后当过队长、副队长。二十户人家户户都当过干部，“算盘响，换队长”已成了这里的规律。台上的压台下的，台下的捣台上的。斗来斗去，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穷了，集体斗空了。
小岗生产队尽管遭到错误路线如此摧残，但是群众对我们党和政府还是充满感激之情。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凭良心，这些年也亏着政府。”事实也确实如此。从1962年到1978年十七年中，全队每年分配的口粮每人只有一二百斤，生产、生活主要靠政府救济支持。从高级社以来，国家给这个队贷款一万五千六百三十二元二角八分，无偿投资二千四百二十五元;从1966年到1978年十三年一百五十六个月份中，吃国家供应粮的是八十七个月，共吃供应粮达二十二万八千斤，占这十三年的总产的百分之六十五，占集体分配口粮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给生救款、社救款一万五千多元，占社员分配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四;供应各类种子六万五千多斤。现有的十条牛，没有一条不是国家给钱买的。过去用的犁耙等主要农具没有一件不是国家花的钱。“农民种田，国家给钱，缺吃少穿，政府支援”，这几句话用在这里是最贴切不过了。群众对政府的救济和支持，始终感恩戴德，念念不忘。但是，他们回顾这一段历史时，又是感慨不已。不少老社员说:“我们都是庄稼人，种了一辈子地，看到长庄稼
的地大片荒着，心里像油煎一样。我们种田人不交一粒公粮，却常年吃着国家供应的粮食，感到有愧。我们也知道怎么干能多收粮食，但是'政策’不许啊!”这是多么复杂的感情!既有感激又有苦衷。过去的二十多年，小岗生产队群众就是在这种矛盾心情中度过的。
从1956年至1978年，由于“左”倾错误长期的反复折腾，凤阳成了有名的“三靠”县(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23年全县共向国家交售粮食4.8亿公斤，而返销粮却达6.7亿公斤，购销相抵倒吃国家2亿多公斤粮食;共用国家贷款、无偿投资、预购定金、救灾款总计16426万元。尽管如此，农业生产仍然上不去，农民的温饱问题仍无法解决。后来风阳成为大包干的故乡，小岗成为大包干到户的起点，确实不是偶然的。
其实对于人民公社和包产到户的讨论文章，各地的各种细节报道，八九十年代的报刊和书籍上非常密集，在当时已经是全社会的共识。 |
本帖子中包含更多资源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帐号？注册
x
|
雷达卡
发表于 2026-9-11 11:53:37
显身卡
楼主
难道从1998年到2003年就不是“包产到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