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各方的《北京宣言》意义非凡

晨枫

7月23日，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尤其是法塔赫与哈马斯两大主要政治派别）应中国邀请，在北京举行历时三天的历史性对话，最后达成各派和解，并发表《北京宣言》。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达成的历史性和解之后，这是中国外交史上又一个里程碑，也是中东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巴勒斯坦问题十分复杂，不仅在于巴以冲突，也在于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冲突。巴勒斯坦问题是“美国治下的世界秩序”（也称Pax Americana）的政治支点之一，《北京宣言》反映了中国在推动世界大势中的作用与风格，还牵动地中海政治圈的土耳其和欧盟。巴勒斯坦问题进程也反映了俄罗斯政治影响的变迁。

受到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以色列。

巴以冲突历史从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就开始了，各种文章对其中的盘根错节和复杂性多有分析，不必重复。重要的是，以色列是根据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建立的，但阿拉伯世界长期拒绝接受第181号决议。

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冲突的历史实际上要短一些，但更加复杂。各派大体能在反以主题上统一，但对于如何反以有分歧，加上教派分歧、地域分歧和不同的支持国家，复杂性可想而知。

有的派别根本不接受第181号决议，誓言消灭以色列；有的接受最终的和平共处，但反对以色列对第181号决议的侵蚀和践踏。宗教在阿拉伯世界一直具有特殊重要性，在缺乏有效政府治理的地方，教会代行基本政府职能，使得一些派别具有政教合一的特点，而逊尼派vs什叶派的传统冲突也带入这里。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地理上隔离，在政治上也长期隔离，造成两地政情民情的隔阂。信念冲突和权力斗争更是屡屡导致派别争斗，使得反以斗争中最需要的团结一心难上加难。

巴勒斯坦历史悠久，但作为完整独立的民族国家并没有存在过。脱离奥斯曼帝国后，巴勒斯坦成为英国托管地的一部分。然后就是巴以分治，而分治中规定为巴勒斯坦的约旦河西岸被约旦控制，加沙被埃及控制，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则都被以色列占领。

戴维营协议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划归巴勒斯坦民族政权管理，主要领导力量是巴解组织，法塔赫是巴解的主要派别。

巴勒斯坦另一主要政治派别就是哈马斯。哈马斯在1987年成立，在2006年的大选中获胜，但很快在加沙与法塔赫发生冲突。2007年，联合政府宣告破裂，哈马斯把法塔赫逐出加沙。从此，约旦河西岸依然由巴解控制，加沙则由哈马斯控制。这片古老和冲突不断的土地上，不仅巴以分治，巴勒斯坦内部也分治。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名为“阿克萨洪水”的突然攻击。全世界在震惊之余，再次思考巴以冲突的最终解决思路。这一次，连美国都确信两国方案是唯一解决办法了，欧盟也高调支持两国方案。中国和全球南方一直支持两国方案。

以色列在一国方案和两国方案之间摇摆几十年了。对于以色列来说，最理想的是一国方案，但实在无法“消化”西岸和加沙的500万巴勒斯坦人。已经不可能把他们再驱赶到别的什么地方了。但把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并入以色列后，以色列必须给这5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公民权。这5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200万以色列阿拉伯人（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就定居在以色列一侧的阿拉伯人，已经是以色列公民）加起来，使得750万犹太人只有勉强多数。考虑到阿拉伯人的高生育率，以色列的“犹太性”岌岌可危。

以色列也无法接受两国方案。“以土地换和平”并没有换来和平，“阿克萨洪水”更是证明连隔离都不能换来和平。以色列最难接受的则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将拥有完整的国防和边境控制，“全面占领下的内部自治”才是以色列能接受的最高限度，换句话说，就是巴勒斯坦民族政权控制下的约旦河西岸现状。

内坦尼亚胡当局坚持要在加沙战争后对加沙实行长期军管，比西岸现状还要退一步。长期目标则是“含巴勒斯坦人保留地的一国方案”， “保留地”上只有有限自治的权利。

实际上，“保留地”上的巴勒斯坦人比保留地上的印第安人还要悲惨。印第安人能自由地离开保留地，离开后不再享有在保留地上的特权和福利，但依然具有全部公民权。巴勒斯坦人并没有正常的迁徙权，因为以色列不想面对最终形成的阿拉伯人成为多数民族的局面。

但不管从国际法还是人道来说，将被占领土地窃为己有而不给这片土地上的人民以公民权，是非法和反人道的。戴维营协议只是通向两国方案的初级阶段，但以色列连这都想推翻。

以色列的认知错误在于：

1、        第181号决议的就是“以土地换和平”，不过上用阿拉伯人的土地换来犹太人的物理和平和欧美人的心理和平
2、        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建国是权力，给以色列带来和平是结果而不是前提

以色列继续顽固拒绝两国方案只有两大借口：

1、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处于分治之中，不存在统一的巴勒斯坦当局可以进行有意义的两国方案谈判，以及确保两国之间的和平
2、        哈马斯是恐怖组织，以色列不接受哈马斯的继续存在，更不接受哈马斯统治的合法化

《北京宣言》的三个基本共识从根本上否定了以色列的理由：

1、        巴解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包括圣战者组织（杰哈德）等曾经拒绝承认巴解权威的派别，巴解组织将作为统一的政治架构；法塔赫同意放弃对巴解的事实控制，哈马斯同意加入巴解，共同开启包括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在内的统一的巴勒斯坦政治进程
2、        新组建的临时民族和解政府将负责加沙战后治理，哈马斯、法塔赫和其他政治派别共同参加，排除了以色列和西方策划的以色列军管和某种“阿拉伯国际共管”，坚持“巴人治巴”
3、        联合国相关决议将作为巴勒斯坦建国的起点，这意味着巴勒斯坦所有主要政治派别都同意尊重在联合国第181号决议基础上的以色列的存在权，这是前所未有的共识，更是两国方案的基础

巴以和平进程从来就是困难的，挑战之一就是巴勒斯坦方面从来就没有形成统一的、可执行的和平立场。《北京宣言》是历史性的全新起点。

必须注意到，《北京宣言》是起点，不是终点。在历史上，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之间达成过和解，但都没有持续，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过去的和解协议基本上都是由阿拉伯国家主导的，只有法塔赫和哈马斯签署，主要目的在于重启2005年之后陷入停滞的巴勒斯坦总统、立法委员会选举和临时政府组阁等问题，其他的重要巴勒斯坦政治派系，包括在加沙地带影响力日益增强的圣战者组织，几乎没有参与到和解进程中。

这一次不仅各派别在北京达成最广泛的政治和解，实现了巴勒斯坦政治多元化，还得到中国、俄罗斯、土耳其的支持和监护，当然还有埃及、阿尔及利亚、沙特、卡塔尔、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

阿拉伯世界的支持不言而喻，但中国在北京会谈中邀请了土耳其和俄罗斯，意义深远。

在某种意义上，土耳其是历史上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巴勒斯坦是奥斯曼曾经的属土，英国托管正是奥斯曼帝国瓦解后在国联授权下进行的。

土耳其在今天依然是大中东的重要政治力量，对前奥斯曼地区的事宜有天然的关注。土耳其还力图在伊斯兰世界、前奥斯曼世界（主要在东地中海沿岸）和突厥文化地区建立影响，巴勒斯坦正好是交集。把土耳其拉进来，不仅是对土耳其传统关注的尊重，也有利于将土耳其的影响约束在互尊互利的轨道上。

俄罗斯也是一样。作为前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对中东事务密切关注，即使在国力滑坡的时代，依然保持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巴解在传统上与苏联关系密切，在后冷战时代基本脱钩，但重建关系是互利的。对俄罗斯传统国际影响的尊重也有利于将俄罗斯纳入健康的世界秩序。在俄罗斯受到西方无底线围堵的现在，邀请俄罗斯在关键的巴以和平进程中发挥作用，对俄罗斯格外重要。

中国、俄罗斯、土耳其、阿拉伯国家的共同见证和监护也使得《北京宣言》具有前所未有的信誉和可持续性，更是巴勒斯坦和平进程抵抗以色列的军事压力和美国的政治诱导的最强有力的政治后盾。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历史性和解则是另一个不可忽略的大背景。如前所述，不同程度的政教合一一直是大中东独特的政治环境。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分别作为逊尼派伊斯兰和什叶派伊斯兰的中心，教派之争和地缘战略之争贯穿几十年的中东史。但历史性的和解消除了这一怨结，也为巴勒斯坦各派的和解移除了巨大的政治和宗教障碍。

无独有偶，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也是中国促成的。中国在伊斯兰世界促进和平与团结，有利于从大中东到西亚、中亚甚至东南亚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中国在伊斯兰世界打造正面形象和赢得善意，也帮助中国抑制国内的三种势力。中国这是利人利己，真正的双赢。

以色列则气急败坏。“阿克萨洪水”以来的9个多月里，内坦亚胡政府多次誓言消灭哈马斯，在《北京宣言》后，以色列批评法塔赫与哈马斯签署战后共同治理加沙的协议，以色列外长卡茨在社交平台X（前推特）上发文，点名批评阿巴斯非但没有拒绝恐怖主义，反而支持对以色列发动袭击的哈马斯，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他并恫言哈马斯和法塔赫战后共治加沙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哈马斯的统治将被粉碎。

不过以色列除了抨击法塔赫与哈马斯同流合污之外，并不敢过度攻击《北京宣言》。以色列不敢对中国恶语相向，也不大好对巴勒斯坦各派和解过度指手画脚。然而，法塔赫、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其他政治派别的和解彻底打乱了以色列的政治设计，以色列继续拒绝两国方案已经没有借口。这与以色列拥抱两国方案还有很大距离，但以色列的难题不只是以色列的，还是美国、欧盟的。

欧洲对巴以冲突有不可推脱的干系，德奥既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又犯下屠犹的历史罪行；英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最大赞助者，《贝尔福宣言》和英国托管时代的作为直接导致现代以色列的建立。但在《北京宣言》期间，欧洲不得其门而入。

巴以冲突是现代中东乱象的最大根源，阿富汗难民、叙利亚难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溯源到巴以冲突。非洲难民溯源相对间接一点，但撒哈拉沙漠里的伊斯兰国组织对本地区的贫困、战乱和难民有直接影响，而伊斯兰国组织是可以溯源到巴以冲突的。

难民问题是现代欧洲最大的挑战，巴以和平是直接利好。但美国长期主导西方控制下的巴以和平进程，欧洲顶多打打边鼓。现在中国上场了，欧洲彻底沦为观众。在未来欧盟与中国的外交和安全互动中，欧洲如何要求加入中国主导的巴勒斯坦政治进程，将会是有意思的看点。

除了以色列，美国无疑是最大的输家。

这不是说巴以和平不利于美国，相反，美国也致力于巴以和平的。美国如果能主导巴以实现和平，不仅在政治和人脉上攒分，也在经济和军事上利好，降低援助以色列的压力，也便于政治军事资源向亚太转移。但需要按照美国的设计，其中以色列的利益压倒一切。

美国一直对两国方案只限于口头支持，“阿克萨洪水”后，对两国方案的支持也是三心二意。而且美国心目中的两国方案是打折扣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前的停火线（简称1967年线），东耶路撒冷并不在内。中国也支持1967年线，同时支持巴勒斯坦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北京方案》里巴勒斯坦各派的共识则是181号决议线，以色列将必须放弃全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定居点。

美国对巴勒斯坦各派和解不好说三道四，更不能指责中国的和平努力，只能像以色列一样，指责巴解“开门纳逆”。但联合国对《北京宣言》表示欢迎，古铁雷斯鼓励巴勒斯坦各派恪守《北京宣言》中的承诺，走向团结。欧盟中东和平进程特别代表也表示祝贺。

美国是Pax Americana的霸主，欧洲和大中东是两大支点，两者还是高度相连的。现在，欧洲深陷乌克兰战争危机，大中东局势更是越来越脱离美国控制。乌克兰战争一旦以失败告终，Pax Americana的欧洲支点很可能坍塌，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和北约的作用可能发生决定性的转变。

《北京宣言》宣示了巴以和平进程正在向美国既没有料到也毫无影响力的方向发展，这将决定性地影响以色列乃至大中东，加速埃及、沙特阿拉伯、卡塔尔等国的离美倾向，Pax Americana的大中东支点也有可能因此坍塌。

美国战略重点正在向印太转移，但霸主的逻辑向来是全都要，“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印太是新增支点，但欧洲和大中东作为既有支点并不是听任沉浮的，只是抓住的力度有所松弛，真的失去还是不可接受的。

不知道是否巧合，在巴勒斯坦各派北京会谈期间，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也在中国访问。王毅与库列巴在会谈中交换了中乌对乌克兰和平进程的看法，这是否会导致最终由中国主导的俄乌和平谈判，现在预言还为时过早，但说明了世界正在对中国作为“和平促成者”的高度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有“不出头”和“有所作为”的原则，但人们一般只看到“不出头”的一面，中国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资格甚至被讥嘲为“常任弃权国”。但中国的“不出头”是受到国力和发展阶段限制的结果，不等于中国不想有所作为，更不等于中国不会有所作为。

中国的有所作为是奔着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去的，不是奔着挖Pax Americana墙角去的。但在美国试图压制中国崛起的现在，碰巧挖到墙角也没什么不可思议。

重要的是，中国外交与美国体现了截然不同的思路。美国是激化矛盾、分而治之。比如说，在大中东，利用沙特阿拉伯与伊朗的传统矛盾，强调什叶派的扩张倾向（但在巴列维时代则是另一套说辞）和对逊尼派的威胁，压逊尼派世界转向美国求保护。在欧洲是俄罗斯威胁，在东亚和南海是中国威胁。

中国则是劝谈促和、互利共赢。在大中东，促成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历史性和解后，又促成巴勒斯坦各派和解；在乌克兰，中国也坚持中立，劝谈促和。在世界更多地区，中国还会发挥“和平促成者”的作用，如果Pax Sinica（中国治下的世界秩序）最终形成，那不是靠武力或者财力，而是靠政治威望和互利共赢。

有一天，历史教科书里会在历史上的维也纳和会、巴黎和会、布赖顿森林条约、华盛顿共识后，谈到21世纪的北京宣言、成都条约、杭州和会等。

就目前的巴勒斯坦政治进程而言，中国主张三步走：

第一步：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实现全面、持久、可持续停火，确保人道援助和救援准入。国际社会应在停火止战问题上进一步凝聚合力。
第二步：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加沙是巴勒斯坦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尽快开启战后重建成为下阶段的紧迫议题。国际社会应当支持巴勒斯坦各派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对加沙和约旦河西岸进行有效管控。
第三步：推动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成员国，并着手落实两国方案。应该支持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就此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这些是有意义、可实现的步骤，符合人道、公正的原则，尊重以联合国为架构的现有世界秩序，符合巴勒斯坦人民和世界的利益。

巴勒斯坦政治进程任重道远，巴以之间公正的和平牵动世界，《北京宣言》代表史所未见的扎实起点，这一世纪难题的解决或许终于在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