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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产掘进机渐成气候了——来源：央视	网林摘葩	silentdarkness 2014-7-23	8 3458	西河老顽童 2014-9-5 11:53
	董明珠告状.工业党vs.金融党	黑虎帮	苏小叫花 2016-12-26	10 604	skywalkercao 2017-1-9 2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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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二战中美国对苏联的援助（转）: gordon 2017-1-15 02:38; 按照《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苏联食品工业最重要的几种产品在苏德战争爆发前夕的1940年产量如下：肉类154.4万吨（牛肉和小牛肉85万吨，羊肉16.87万吨，猪肉37.3万吨，禽肉5.2万吨，其他肉类10万吨）动物油25.2万吨植物油79.8万吨人造黄油12.1万吨纯奶制品130万吨罐头11.13亿标准听（44.5万吨）砂糖216.5万吨干果2.34万吨糖果点心79万吨葡萄酒2000万升啤酒1.2亿升盐440万吨面粉2900万吨到 1941年11月，苏联有38%的粮食产区、84%的甜菜糖产区、38%的牛和60%的存栏猪落入德军手中。与此同时，总数达616.2万吨的苏联国家储备粮（谷物、面粉、大麦等）当中的大部分也被德军缴获、或在苏方撤退时被烧毁。1942年德军占领区又有所扩大，不仅占领了粮仓乌克兰，而且夺取库班地区，使得苏联的粮食征购任务更难完成了。1942年苏联全年粮食征购量只有1940年的34%。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盟国根据第一期对苏援助议定书提供的每月20万吨小麦、以及奶粉、罐头、冷冻肉等食品，极大程度地缓解了苏联军队的食品供应问题——在苏联，租借法案援助食品（除婴儿奶粉外）是优先供给军队的。二战中的苏军士兵把美国援助的食物称作“第二战场”，管脱水鸡蛋粉叫“罗斯福鸡蛋”。到1944年，虽然苏联食品生产总量有所增长，但随着战线向西移动，经过遭到战争破坏的地区时，向前线输送补给品成了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这一因素比军需品生产更加严重地阻碍了红军推进的速度。唯一带来好处的是1944年较好的气候令乌克兰的农产品获得了大丰收，那年苏联国家粮食收购量比1943年超出11亿普特。这对改善苏联城市居民的供应起了很大作用，1942年和1943年普遍存在于苏联居民中的饥饿状态消失了。而苏军在很大程度上继续依赖美国和加拿大提供的援助食品，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些食品运到苏联时已经包装为便于运输和储存的形式，而苏联国内的粮食生产缺乏储存和包装的工具，不能避免军事运输和分配时遭到的损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运往苏联的军需制成品——面粉、饼干、速食谷物、罐头肉、炼乳、奶粉、脱水鸡蛋粉、脱水蔬菜、冷冻猪肉、军靴、袜子、雨衣、军衣等等——极大程度地节约了苏联的战时人力。比如说，按照《苏联国民经济年鉴》的数据，1940年苏联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每生产1公担（100公斤）净增重量的生猪需要花费 41.6人/工作日的劳动消耗量。按65%的最高净出肉率计算，再加上生产损耗，每生产1吨猪肉罐头约需要1.7吨生猪。这样换算的话，苏联每从美国接收 1吨罐头猪肉，就可以从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中直接节约出707人/日的工作量。再加上从屠宰场、运输系统、马口铁厂、罐头厂等相关部门中节约的人力资源，每1吨根据租借法案援助的美国猪肉罐头可以为苏联解放出大约950至1100人/日的人力资源（由于当时美国的机械化农业和工业部门生产效率远高于苏联，所以这个换算比率不适用于美国本身）。换句话说，苏联每接收到1吨美国猪肉罐头，就当于可以每年从国内生产岗位上抽调出两到三人成为士兵。 1941-1945年美国光是提供给苏联的肉类罐头就多达78.3万吨，相当于为苏联节约了将近7000万人/日的劳动生产时间。注：生产者自己还得吃。商品化率不高，很头大。（中国早年的农业也是这问题，征购都没办法，不是现代国家）苏联国家安全部门在1963年窃听并录下的朱可夫元帅的一次私下谈话当中有这样一段内容：“现在大家都说盟国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认美国人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美国人真诚地给我们提供了火药和炸药，他们还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美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坦克吗？而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自己这些物资已经很充足了。” 朱可夫元帅在1965年到1966年同作家K. M. 西蒙诺夫的几次谈话中再次提到了租借法案，他指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我们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能隐瞒从盟国一方获得援助这一因素。当然，首先要提到的是从美国人那里获得的援助，因为在这方面英国人对我们的帮助很有限。在分析战争的各个方面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没有美国人的火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么多的弹药。没有美国人的‘斯蒂倍克’牌卡车，我们就没办法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美国人提供的。”朱可夫还强调指出，“当我们开始参战的时候，与德国人相比，我们在工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 ************************************************************************************* 解放战争有两个因素：一是汽车，一是火药（朝鲜水电站）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决定性因素 ************************************************************************************* 美国战后物资对解放战争的影响非常剧烈日俄战争，日军编组的火炮射击法也是很厉害。集中使用自动自发 + 集中使用 + 弹药量 ************************************************************************************* 俄军指挥官严重缺乏如他们日本同行一样的主动积极精神，以至于横向的组织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　　技术上来说，相对于他们的亚洲对手，当时的俄国炮兵连已经每连配备有一具野战电话，而炮兵旅的指挥官也可同时对最多六个炮连下达命令，但是有电话可以下命令的俄军，还是无法在战术上达到没有电话的日军所可达到的层级。面对这种窘境，俄军的解决之道是干脆把每个炮连中的火炮数目大幅增加，到了战争快结束时，俄军的炮连中甚至有30到60门火炮——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因为俄军无法让这一大堆火炮同时射击。　　在双方优势消长之下，日军指挥官在整个战争期间几乎都可以享受到火力上的优势。注：其实 “国军” 的条令也是照 “日军条令” 抄的，执行的差别。 ************************************************************************************* 铁路对苏联战时军运非常关键。苏联蒸汽机车产量1940-1945年依次为914台、708台、9台、43台、32台、8台；内燃机车1941年生产5 台，1942年1台，之后停产。美英在二战期间援助苏联1900台蒸汽机车和66台内燃机车，及大量车皮和铁轨。1945年斯大林参加波茨坦会议的专列都是由美援的Alco DA20-27内燃机车牵引记不记得，国内战争中的装甲列车还有朝鲜战争中的铁道兵; 3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房地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房地产调控的历史回顾 ...: 热度 13 higer 2016-9-11 22:30; 摘自中研网从2003年算起，我国以住房市场为主体和龙头的房地产业已经历了十一个年头。期间虽有2008年全球危机引发的短暂调整，但总体一路向上，投资房地产似乎是财富增值的不二法宝。但从今年开始，房地产业，无论是三线、四线城市，还是一线和二线城市，都呈现出阳盛将衰的拐点症状：供大于求、成交量萎缩以及显性或者隐性的价格下调【注：房地产暴涨持续至今2016.9】。　　值此拐点之际，回顾一下过去房地产调控的教训【注：放在2016现如今进行回顾仍然很有意义】，对于理顺房地产市场机制、防止出现极端的“崩盘”景象，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社会上对于房价该涨还是该跌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但就乱象重重的房地产市场需要得到有效治理这一点，看起来并无不同意见。仿若给人治病，西医、中医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西医重在治病，以立竿见影地消除病症为首要。中医则重在治人，通过理顺机理达到长期的阴阳平衡。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病因系经济体制长期积弊的结果，非着眼于长期机理调和的中医不可治本。同时，长期积弊引发的燥热亦需治理，否则盛极而衰。但是，过去多年来我们用的都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西医疗法，有些疗法甚至从病症本身来看都像是喂错了药。历史经验多次证明，在我国，只要哪个行业被界定为“支柱”，哪个行业就会过热发烧。2003年8月，国务院出台了“18号文件”(《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将房地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明确提出要保持房地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此后，潘多拉盒子被打开了，房地产调控政策随即进入了紧锣密鼓的阶段：2006年11次出台政策，2007年7次，2008年15次，2009年5次，2010年7次，2011年12次等，直到2012年才逐渐消停下来。在这十年里，不仅各部委轮番上马，国务院还多次发布综合指导意见，如2009年的“国四条”；2010年1月的“国十一条”和4月的“新国十条”；2011年1月的“新国八条”和7月的“新国五条”等。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儿调供给，调需求，一会儿调土地，调投资，但微观上房地产市场始终乱象重重，宏观上则是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直至2008年后危险的杠杆率和房价的双升。　　多年高频的政策调控之所以看起来没有效果，从“西医”的角度看，就是没有遵循对症下药的基本规律——“丁伯根法则”(TinbergensRule)。按照这一法则，宏观调控政策有效的第一个条件就是政策目标应该是清晰和相互独立的，政策目标之间不能打架。从历次“国X条”的内容看，我国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目标有三条：第一，稳定量的目标，即稳定房地产投资、进而稳定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和宏观经济；第二，稳定价的目标，即要求住房价格不能涨太快，也不能出现显著下跌；第三，民生目标，即人人都有房住——这常常被理解为人人都能买房。　　我国房地产调控的三大目标是存在冲突的。首先，如同货币政策调控无法同时追求量(货币供应量)和价(利率)的稳定一样，房地产调控中对量和价同时稳定的追求在很多情况下是矛盾的。例如，在住房市场供不应求和宏观经济逐渐过热时期，通过限制土地供应、限制开发贷款可以减少房地产投资【注：控制量】，但是这加剧了供不应求的格局，导致价格持续上涨【注：价格反方向发展】；在经济过冷的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了“救市”政策，价格止跌回升，但房地产投资迅速膨胀，以至于演化为2011年以来住房市场的普遍供过于求。其次，不清不楚的民生目标与其他目标也是有冲突的。例如， 2006年著名的“90/70”政策旨在提高小户型商品住宅开发的比重，让更多人能够买得起房，但政策目标的模糊、操作的难度最终反而导致小户型房价大幅度上升。　　丁伯根法则的第二个要求就是，政策工具的数量要至少与政策目标的数量一样多，而且，政策工具之间应该是独立的，不能相互打架。我国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工具纷繁复杂，分布于整个产业链的上游(土地供应)、中游(房地产开发投资)和下游(住房一手房市场、二手房市场) 。大体梳理一下，包括几个类别：第一，财税工具，即利用土地增值税、契税、所得税等工具调控住房供求，尤其影响住房的需求；第二，货币金融政策，即通过调控利率、规定贷款和其他融资工具(如信托 )的条件来调控土地供应、住房开发、住房购置和转让等各个链条段上的资金供应；第三，土地政策，即通过控制土地供应的量和结构来影响住房供给量和结构；第四，住房供应和准入政策，如2006年的“90/70”政策、2010年对部分央企开发房地产的限制；第五，住房需求和投资政策：如2006年对外资买房的限制，尤其是最近几年对居民购房的限购政策；第六，公共住房政策，这是一个以政府直接上手、控制公共住房供应为主体的庞杂体系，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和保障房等。　　从上述我国房地产调控的政策工具看，其类型和数量太多太混乱，而且许多政策的效应是矛盾的。我们既有宏观政策工具——如货币政策，又有微观政策工具——如税收政策；既有相对市场化的政策——如贷款首付比的调节，又有完全计划经济的政策——如限购政策；既有想让大多数人都能买得起商品房的住房供应政策——如“90/70”，又有针对低收入家庭、由政府直接撸起袖子干的保障房政策。由于政策工具的数量太多，不同工具的效能也不是很清楚，在政策目标本身就模糊的情况下，往往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政策组合。例如，在2004年到2008年房价持续上升时期，我们一方面看到央行在不断提高利率、提高首付比，以压低住房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土地管理部门在限制土地供应，税收部门在提高房地产企业成本，从而减少供给、抬高供给的成本，最终让房价进一步上升。注：后期房地产走势如何，全国人民都在拭目以待。不过对于这波房地产潮，那些嗅觉灵敏的人是如何通过冒险尝试追上这波浪潮并完成资本原始积累，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个人分类: 经济|944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中国经济的逻辑（转）: gordon 2016-1-19 11:28; 中国经济的核心困局是什么？按照我的理解，单纯从经济层面论述，是1，旧经济（为盖房子配套产业，也就是所谓的产能过剩产业）已经确定性的衰败，而2，新经济（所谓的科技创新产业）前途充满不确定性，同时3，资产（主要是城市住房）估值太高。并且1和3之间，2和3之间互相牵扯。为了把这个问题说清楚，需要把城市住房拆分成两类：北上广深的住房，非北上广深的住房。 1为什么发生，除了人口老化这个终极大杀器以外，3也是很重要的障碍。目前对于城市住房的潜在买家并不是已经消失的山穷水尽了，如果这1亿农民工购买力够，那么城市住房的高库存根本就不是个事，那么所有为盖房子而配套的产业也不至于现在就衰败。所以症结就在于，目前的城市住房（指望农民工兄弟化解库存的是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以外的城市）价格，和城市所在地的产业能够给农民工提供的稳定就业收入相比，太高了。注意这里强调的是稳定就业收入，农民工在建筑工地上搬砖的每日收入不低的，但是靠这种有一天没一天的收入银行是不会给他放房贷的。总结起来看，北上广深以外的城市住房价格过高，其实是这些城市缺乏现代化产业的结果，并且直接构成了1的原因。 2 为什么和3牵扯在一起，是因为我国所谓的科技创新企业，有两个特点。第一是数量分布集中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第二是跟在美国的领军公司后边逆向工程，也就是说，它们的长处是把产品做的更好成本更低，但是不长于无中生有的开发出新产品（什么叫无中生有的开发出新产品？苹果的ipod iphone ipad都算是无中生有，彻底否定之前的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技术路线。什么叫做把产品做的更好成本更低，华为的mate出货量超越三星的note就是。尽管华为是我认为国内最伟大的科技公司没有之一，但是还是需要承认这个事实的）。第二个特点有深厚的中国国情，就是中国的985高校批量化培养了合格的工程师，华为这样的科技公司成功得利用好了廉价工程师红利，所以获得巨大的成功（正如2008年之前的东南沿海的出口加工企业利用好了廉价农民工红利获得成功）。正因为我国的科技公司都是依赖于廉价的工程师红利起家的，源源不断的优质高校毕业生流入就是企业持续获得研发成功的保障（26岁的新毕业生可以一周工作六天，一天工作10小时，36岁的人试试看可能吗？），但是此工程师红利正在迅速被北上广深飞奔的住房价格消灭。我姑且认为华为这样的硬件龙头，bat这样的互联网龙头，拿了pevc大把现金的各式各样互联网创业公司，可以支付给新毕业生足够高的工资让他安心安家。问题来了，有真实盈利能力的科技公司就那么几家，大多数创业期的科技公司都指望着pevc持续烧钱，pevc都指望着资本市场的韭菜前仆后继，但是韭菜的生长速度大体是线性的，消耗速度可是非线性的（2015年成交金额大于2010-2014整五年之和；上一次出现成交金额大跃进是2007年，2007年成交金额大于1992-2006整十五年之和），一旦韭菜跟不上或者韭菜的钱包跟不上怎么办？总结起来看，北上广深的城市住房价格过高，开始侵蚀这四个城市在所谓的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对优势（其实也就是整个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相对优势）。注 1，同样是资产价格估值过高，如果是股票估值过高，其实危险还不算特紧迫，因为公司控制人玩一二级市场的估值套利，也是顺便让持有股票的小散占便宜的。但是住房价格估值过高，那除了让早期拿到便宜筹码的城市土著居民占便宜之外，我没看出来对于城市内的企业，尤其是命脉系于年轻工程师的科技公司有一毛钱好处。香港在这方面是最好的例子，香港的港大港科港中文三个学校可是比大陆的顶级高校在师资在经费上都要占优势，香港也算是亚太区的金融中心，不缺金融机构对于科技公司的支持，可是香港根本发展不起来哪怕是一家科技公司。大疆的创始人汪涛是港科的学生，无人机算法最初是他的论文题目，但是他还是要回到深圳而不是在香港发展，就非常说明问题了。注2，2015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五大任务之一，‘ ’第二，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这其中罗列的企业各项成本，增值税，社保，财务费用，电费，物流费，对于科技公司来说都不致命，无法批量化的吸收到物美价廉的年轻毕业生才是真正致命的。注3，现在摆在一个985高校硕士毕业生面前的现实就是，留在北上广深，面对的一套可以成家立业的住房的价格大约是400万起。2015年超级大牛股暴风科技的招股书披露，截至2014-12-31，公司有研发人员420人，职工薪酬6792万，归母净利润 4194万。至于汇率困局，表面上看是所谓的一万亿美元套利资金在美元升值的大背景下撤退造成的，但是更深层次，只不过是上述的三大困局的表现形式。如果进一步的，超越经济层面，从社会学意义上论述此困局，那就是执政者的征税能力出了问题，无法从存量财富（居民户的财富主要沉淀在城市住房）上征税，只能从流量财富（地方政府的财政严重依赖于土地出让金，越是欠发达地区越是依赖；个人所得税蜕变为工资税）上征税。城市住房价格过高，本质上是地方政府刻意引导的结果，因为房价的最大一块是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政府税收。政府的财政支出是刚性增长的，尤其是挂钩于存量户籍人口的数量增长的，但是土地出让金和房地产开发相关的政府税收，是挂钩于新进入城市户籍人口的，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是萎缩的。以一个必然萎缩的收入，去支撑一个刚性增长的支出，可不就是征税能力出了问题吗。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经济核心困局的理解，暂时我没有看到执政者的解决决心，所以我的基准假设就是最终迎来资产（主要是城市住房）的估值调整。当然实现此估值调整的路径不定，我能想到的有两条：汇率持续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城市住房价格变得合理（绝对价格变得合理，未必是租售比变得合理），同时由于汇率贬值，出口部门复活，带动经济复苏并且境外资金再一次持续流入；或者最终等来通胀，央行被迫提高利率，刺破城市住房的高价格。其实只要城市住房价格快速调整到位，那么上述的困局1和2也就解决了大部分，无非是银行部门多承担坏账而已，这种以金融机构的损失换取全社会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买卖，其实是划算的。我的应对策略，是基于我的上述理解的。所以有以下两条原则：1，尽可能配置境外的美元（港币）资产；2，尽可能采取保守而不是激进的策略。原则1还有一层考虑就是，我能观察到最聪明的资金，典型例子比如安邦和复星，都是负债人民币资产美元的积极执行者，考虑到安邦和复星的掌舵人，在信息优势和人生阅历上不知道比我高到哪里去了，我就应该跟着这样的聪明资金走。具体如何落实原则2，如果由我来负责宏观对冲产品的运营，那么暂定2016年全年的策略是严格保本策略：先通过加杠杆于高等级信用债（AAA以上）确定全年可以获得的收益率，比如6%，然后6%作为股票投资的可容忍最大损失限额。此严格保本策略应该一直运行到我观察到上述的中国经济核心困局有明确的解决方案为止。; 0 个评论

分享调整国民经济，坚持按比例发展: 热度 5 gordon 2014-1-8 09:23; （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陈云　　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　　我们国家是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人民要求改善生活。有没有改善？有。但不少地方还有要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我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解放三十年了，如果再有一二十年不解决，支部书记会带队到城里要饭。不估计到这种情况，整个经济搞不好。农民是大头。不能让农民喘不过气来。社办工业很多，小城镇工业也很多，办这些工业是有道理、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要就业，要提高生活。当然其中也有盲目性。　　一方面我们很穷，另一方面要经过二十年，即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是一个矛盾。人口多，要提高生活水平不容易；搞现代化用人少，就业难。我们只能在这种矛盾中搞四化。这是现实的情况，是建设蓝图的出发点。所谓按比例，就是按这个比例。别的国家没有这么多人，没有这么多农民。农业要用电，小城镇工业要用电，大工业要用电，电总是紧张就是了。按外国的数字，生产多少吨钢，相应地要有多少度电，这种计算法在中国不行。按比例，必须把农业考虑进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许多办工业、办商业的同志不大考虑这个问题。苏联现在发生劳动后备军不足的问题，中国不会发生这个问题。　　总之，九亿多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革命胜利三十年了还有要饭的，需要改善生活。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搞四个现代化的。　　（二）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计委这次拿出的这个文件比较好。钢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等于踏步。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六十年代初搞三年调整就是下，钢最低时下到六百万吨。今年钢不提三千六百万吨，也不提三千四百万吨，提出三千二百万到三千三百万吨。　　我看今年计划按三千二百万吨钢编。单纯突出钢，这一点，我们犯过错误，证明不能持久。搞钢，就要煤，要电，要有色金属，等等。突出一点，电跟不上，运输很紧张，煤和石油也很紧张。有了电厂，没有煤烧，没有油烧，电厂只好摆在那里。钢太突出，就挤了别的工业，挤了别的事业。冶金部提出的引进设想，我都看了。他们是好心，想要多搞，可以理解。共产党员谁不想多搞一点钢？过去似乎我是专门主张少搞钢的，而且似乎愈少愈好。哪有这祥的事！我是共产党员，也希望多搞一点钢。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现在情况是：冶金部一是把问题看简单了，二是看孤立了。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旧社会，我在上海呆过，钱庄、银行贷款，要经过好多调查，确有偿还能力，才借给你。外国商人说借钱给你，有真有假，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简单。借外国人的钱，把钢铁的发展都包下来，把冶金机械制造也包下来，所有借款都要由人民银行担保，要多少钱，没有很好计算。那么大的引进，国内要多少投资，也没有计算。你一家把投资占了，别人怎么办？他们提出不拖别人的后腿，实际上不可能。搞那么大的建设规模，那么高的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注：哈哈　　去年国务院开务虚会，重要发言我都看了。那个时候，我对先念同志，也对谷牧同志说，务虚会是否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可以向外国借款，中央下这个决心很对，但是一下子借那么多，办不到。一个是借款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只看到外国的情况，没有看到本国的实际。我们的工业基础不如他们，技术力量不如他们。有的国家和地区发展快，有美国的特殊照顾。只看到可以借款，只看到别的国家发展快，没有看到本国的情况，这是缺点。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　　（三）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比例失调，比一九六一、六二年严重得多。文化大革命中的军管时期，将军们管经济，有些人经验少，胆子大。象程世清，全国那时搞六七万辆汽车，他说江西也要搞六七万辆。哪有那么多钢板？全国进口粮食的任务，他要江西包下来。过去，江西长时期每年只上交十五亿斤粮食。那时，全国第年进口粮食一百零七亿斤，江西全年只产一百九十七亿斤稻谷，折合一百三十三亿斤大米。把全国进口粮食都包下来，老百姓只剩下九十亿斤稻谷，那还不造反！这些人胆子大，他们说搞什么就搞什么。　　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基本建设项目大的一千七百多个，小的几万个。赶快下决心，搞不了的，丢掉一批就是了。搞起来，没有燃料、动力，没有原料、材料，还不是白搞。同意秋里他们的意见，让先进企业吃饱，这个话对。地方工业、社办工业，如果同大工业争原料、争电力，也要下来。搞“三个人饭五个人吃”，不能持久。小化肥厂，有些地方不愿意减下来。我看能保存的就保存，不能保存的就下来。在我们国家，先进的企业、落后的企业并存的局面，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存在。否则，容纳不了那么多就业人员，有人就要闹事。要完成调整任务，很不容易，因为过去十年欠了帐。“骨头”和“肉”，“骨头”搞起来了，“肉”欠了帐。　　调整的目的，就是要达到按比例，比较按比例地前进。重点企业、城镇工业、社办工业，各方面都大体安置下来。　　（四）二○○○年钢的产量定多少合适？还有二十一年，我说达到八千万吨就不错了。我这个话大有“机会主义”的味道。问题是，一九八五年搞六千万吨钢根本做不到。我说二○○○年搞到八千万吨钢，是冒叫一声，但也有一点根据。因为平均每年增加二百万吨，或者多一点，就不算少。如果将来超过八千万吨，或者超过很多，阿弥陀佛！如果达不到，稍微少一点我也满意。我不光看你那个数目字，钢要好钢。那时钢达到八千万吨的国家并不多，还不是那么几个。要看到，我们的建设是丧失了几乎二十年时间的。到二○○○年能达到八千万吨钢，就不错了。数量是这个数量，要按这个数量作计划。远景规划的指标定到这里，超过了，欢迎；不到一点，也满意。注：欲速则不达，呵呵　　冶金部要把重点放在钢铁的质量、品种上。真正把质量、品种搞上去，就是很大的成绩。这样做，二十年时间，其他的工业、交通运输都可以跟上来，科学技术力量也可以跟得上，城市建设也可以跟得上。防止污染，必须先搞，后搞要多花钱。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大体上差别不大，但是还有差别。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　　外资还要不要，外国技术还要不要？一定要，而且还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就是了。　　要找增加外汇收入的来源，把它看作很重要的题目。外国人说我们支付能力差，的确差。光靠农产品出口，数量不大，要多找门路。中央工作会议时，看到旅游局一个材料，说他们计划一九八三年可以搞到三十亿美元。是不是很容易搞？恐怕也不容易。其他资源，象石油，美国的勘探技术高，就用美国的技术搞。把石油搞出来，可以很快见效。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加工定货可以搞。总之，搞外汇要成为一个大题目。　　要我当财经委员会主任，是有问题的。　　一是体力上完全不行。　　二是经验还很有限。解放初期的经济规模比现在小多了。现在这么大的规模，这么复杂的情况，应付不了。　　不要把我说得这么好，也有很多反面教训。一百五十六项中，三门峡工程是我经过手的，就不能说是成功的，是一次失败的教训。　　我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要我做工作，我只能做我认为最必要的工作。只能量力而行。 ××××××××××××××××××××××××××××××××××××××××××××××××××××××××××××××××××××××××××× 呵呵; 237 次阅读|1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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