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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转载】同治回乱的原因: 热度 29 duanjian 2015-5-16 15:20; 写过《三门峡后传》的网友maojica现在正在写《百年沧桑话东干》，其中有一段分析了回汉冲突的原因，写的不错，鉴古可以知今。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c1f540102vk0h.html 为弄清楚“同治回乱”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政治和学术空气还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西北大学历史系马长寿先生曾经专门对此进行过基础性研究。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马先生和他的弟子走访了陕西、甘肃、宁夏的十多个县，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多次社会调查，又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完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的文稿（以下简称《调查记录》），原汁原味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回忆、文字资料和田野调查报告，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随后政治风向骤变，这份书稿因而被搁置起来，一放就是三十多年。时光冉冉，沧海桑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书中的受访对象连同作者本人均已作古，其中记述的历史遗迹大多数也再难寻踪迹，《调查记录》才得以重见天日。直到今天，《调查记录》仍是我们了解那场历史大灾难的第一手资料。从《调查记录》反映的情况看，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到了清中叶的嘉道时期，中土回、汉两族的成见已形成了相当深的积怨，按当时一位八十四岁的汉族贫农张玉秀的说法，就是“零零碎碎的事积得久了”。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渗透在两大族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具体表现归纳起来，大致就是以下两类：首先，以族群为单位，相互恶性争夺土地、水、市场等自然和社会资源，也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最核心利益。任何社会都存在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良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整体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本无可厚非。但以族群为单位，以宗教或宗法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争抢资源，只会造成社会的割裂。举个例子：前文说过，回民在商业流通领域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为了争抢市场，临潼雨金镇集市的汉人不准回民来本镇赶集。回民便另辟新集，很快将汉人集市比了下去；汉人为了繁荣自己的市场，便设法把所有的粮行都集中到雨金镇，并从临潼县府买回设立粮行的“权帖”（经营许可证），强行将回民集市的粮食买卖权抢走；又派出汉人无赖在回民集市杀猪。又例如，当时渭南孝义镇东北门外通往华州道路的“地税”（过路费）是由蒲城商人承担的，为了打压回民商人，汉族商人缴纳之后，便禁止回民商人通行，回商无法，只能在田埂上行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更厉害，也是更要命的，是回、汉族群双方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宗教/礼教观念的相互冲突。一方面，汉人对回民的冲突，典型地体现对回民猪禁忌文化的轻视上。很多回、汉受访对象都不约而同地谈到，由于回民忌猪，而汉人无此禁忌，便常有汉人以此侮辱回民，如用猪肉触碰回民的衣衿，或在回民开设的集市杀猪。后来光绪年间，渭南县长尹长龄捉到一个刀客（土匪），见是回民，便在其头上套了个猪尿脬。刀客说：我不怕杀，只怕此法；尹说：此法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同治年间渭南整治回回的办法。可见此类现象相当普遍。反过来，回民对汉人的冲突，则典型地体现在回民对汉人礼教观念，特别是男女问题的轻视上。例如社戏是汉人传统娱乐活动，吸引不少回民观看，由于宗教禁忌，回民女性是不会在这一类场合抛头露面的，看戏的回民都是男子。常有回民男子趁机聚众呼哨，调戏捉弄女演员或女观众，以为平常事，汉人则视为大不敬，往往引发冲突；社戏结束后，又常有回民以宗教习俗为由，拒绝分摊演出费用，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最后演变成汉人拒绝回民看戏，甚至看见有回民看戏就哄走甚至殴打。这一现象回、汉两族的回忆也是一致的，可做相互验证，故所言当不虚。这些鸡零狗碎的矛盾，看似微不足道，但针对的是双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问题，双方都无法退让，所以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关中地区，特别是西安以东渭河沿岸的几个州县，由于回民人口数量庞大，回、汉又都有习武传统，因此械斗之风最盛，偶有冲突便上演全武行。开始还只是拳脚棍棒，到了咸丰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数千人的大混战，甚至动用火器，今天你做初一，明天我做十五，杀人，报复，反报复，反反报复，仇恨越积越深。起初，回汉乡绅还能做做和事老，出面协调一下（还记得羊头会怎么协调的吗），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到后来，不要说让乡绅们出面维稳，他们自己都一个个卷进冲突里来了，事到如此，中土特有的民间协调机制基本上失去了效果，只能走法律途径打官司。与清廷能够在新疆和甘、青地区比较公正地处理涉民涉教问题不同，在中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和价值观大碰撞中，官府表现出了明显的偏袒，回民输多赢少，可谓四处碰壁，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官府“左汉右回”。当时有个叫张集馨的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陕西地方官，他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大实话：“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表面上看，原因倒也很简单：中土是官本位社会，所谓朝里有人好办事，而汉人官吏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占比，均大大高于回民，这注定了回民不可能像汉人那样与官府建立足够的人脉，官府不能像新疆和甘、青“回部”那样，与各民族、各教派保持相对超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土，只要公权力一介入，回民几乎没有赢的机会。于是问题来了：当官好处多多，但回、汉对待科举入仕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有两个例子尤其典型：首先，回民久居中土，清代一贯将他们与汉人一视同仁，按理说，回民举子的比例应该和汉人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学者做过统计，有清一代，文、武进士总计共约3.6万人，刨掉1900名八旗进士（说白了就是照顾对象），还有约3.4万人；这些人当中，能够确定身份的回族文、武进士只有244 名，仅占总数的0.7%，如果再刨掉武进士，回民群体读书考取功名的人数简直可以少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前文说过，仅陕西一省，清代巅峰时期便有约200万回民，占了全省总人口的1/3，但清代陕西回族进士仅有43人，仅占同期陕西进士总人数1043人的0.04%。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更为蹊跷的是，有日本学者对《清史稿》、《清史列传》等清代主要传记进行了汇总分析，发现整个清代，明确记载身份为穆斯林的官员士绅，只有哈国兴和萨龙光两个人，其它的穆斯林官员士绅，都在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例如“刺马案”的主角，两江总督马新贻：晚清外交家薛福成曾提到马新贻是穆斯林，一些民间野史也指马家“世为天方教”，但无论在他的传记、墓志铭、还是在他家乡的县志中，均没有关于他出身穆斯林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这条路，穆斯林族群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与汉人一样，他们同样知道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选择，同样对这条路充满了憧憬；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在伊斯兰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模式下，一旦考取了功名，进入了体制内，就必然面临“皇帝和真主谁说了算”的两难选择。穆斯林传统势力自视“杂居三教之间，濡染流俗，同化是俱，兢兢保守，惟恐不及”，不愿意遵从皇权；而大多数入仕的回族学子，在现实面前只能、也必须选择忠于皇权。关于教权和皇权的纠结，我们再举一个具体案例。清代民间有“凡以回籍服官者，存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吃肉，不能辞也”的传言，虽然传言本身荒诞不值一驳，细细考究起原委却很有趣。原来满族久居苦寒之地，对高热食品需求大，因此嗜食肥猪肉，而且是生肥猪肉：朝鲜使臣曾经记载说，满族人将生冷肥猪肉，甚至冷猪油作为款待贵客的招牌菜，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满清入关后，这道叫“肉盘子”的大餐也带进了关内，出现在皇家宴席的菜单里。赴宴的汉族高官虽然吃不惯，但捏着鼻子还是能勉强下咽的，往往偷偷藏一小包盐于袖中，用以佐餐，囫囵了事；真正苦的是那些回族高官——吃吧，有违宗教传统；不吃，惹恼了皇帝老儿不是闹着玩的，现世报可比得罪真主来得快多了。所以绝大多数回族官员选择了“吃”，保守势力因此将他们视作另类，将他们蔑称为“官到五品就反教”。所以选择走入仕出将通道的穆斯林，要么被贴上标签摈弃在穆斯林族群之外，要么选择隐藏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满、汉官员融为一体。这样一来，选择科举入仕的穆斯林就更少了。可能有人要问了：为啥明代穆斯林就没有这样的纠结？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穆斯林群体在宗教意识最大的不同，便在于明代穆斯林群体并不认为“忠君”和“忠主”是什么矛盾，而清代中叶以后，穆斯林族群“认主归一”意识得到了明显强化，这决定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只能在皇帝和真主两者之中选择后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皇权的庇护，放弃整个族群的上升通道，放弃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更有利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机会，从而将整个族群置于中土社会非主流的位置，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穆斯林群体中不乏优秀个体，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显得如此被动。顺便说一句， “皇帝和真主”的两难选择，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换了一个马甲，成为了“政权和教权”的两难选择。当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瓦解，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是宗教，而是金钱以及经济利益关系，这样一来，宗教教权就必然地失去了之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让位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土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社会精英，在鸦片战争以后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文提到过，上世纪初，穆斯林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醒回篇》中曾自我剖析说，穆斯林群体中曾经出现过“争教不争国”的思潮，也就是教法重于国法，宗教重于国家的思潮。这番评论，可以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上世纪穆斯林群体面对“教”与“国”时的那种彷徨与迷失。在中土，“教”与“国”的迷失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十九世纪末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别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中土百姓救亡意识空前高涨，自强运动成为主流时，穆斯林族群仍有一些人持“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的酱油党思潮，与中土社会风起云涌的强国运动显得格格不入，导致了不少批评。抗日名将吉鸿昌是一位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者，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曾挂着写有“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自豪地行走在美国的街头。1933年，吉鸿昌收复多伦之后，召集当地穆斯林到清真寺开会，说：“回民有一个优点，就是团结；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保教不保国’，不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只顾着自己。” 这恰可以与回族内部“争教不争国”的自醒相互呼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十九世纪开始，另一个更为可怕的幽灵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上空，这个幽灵的名字叫世俗主义。关于世俗主义可以写一大本书，这里单说它的由来及特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神权从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跌落，原本寄附在教廷、教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摆脱了宗教控制，再经过基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金钱关系为纽带的重新解构，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世俗主义。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一言以蔽之，世俗主义是神学的掘墓人。正因为世俗主义对神学具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宗教界自然视世俗化为洪水猛兽。早在伽利略、布鲁诺时代，神权与科学主义就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宗教一步步败下阵来，如同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一样，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腾飞，人类自我意识的上升，基督教被机器大生产所击败，最终如同《圣经》中的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所说的那样，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宗教已经回到了现代社会中它该所处的位置上。于工业革命诞生在基督教世界（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基督教新教是资本主义的孵化器，这个是大话题，此处不赘），所以基督教世界率先实现了宗教和世俗关系的重新定义；但是在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同样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伊斯兰世界，经济基础的转变比较迟缓，上层建筑的转变自然也相对滞后，因此世俗与宗教仍然是一个让广大穆斯林纠结的的两难选择。直到今天，这个纠结仍然在不少地区存在，由例如在新疆的某些地区，穆斯林家长不愿意让小孩进公办学校上学读书，理由之一就是进学堂读书会影响小孩念经做“五功”，所以宁可将子女送去非法的地下讲经点。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进行于伊斯兰世界，而且扩散到了许多世俗化国家，此处不赘。偏偏中土儒家文明又是世界主要文明当中最为世俗化的一个。儒学是入世的思想，是高度世俗化的哲学，只关心当下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不关心，甚至忽视宗教中所关注的彼岸世界（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正因为儒家思想与宗教没有交集，才使得几千年来，中土很少出现宗教纷争或者宗教战争（还记得苏四十三吗？）。所以从总体而言，中土的社会氛围对宗教是很不感冒的，也就不理解、不接受宗教挂帅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一来，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碰撞就难以避免。所以，一言以蔽之，回、汉两大族群的矛盾，表面上是由于争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而引发的，例如“地畔相争”、采矿权争夺、市场争夺，等等，实际上则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也就是文明的冲突。这是前文提到的汉人内部的土客械斗与回汉冲突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回、汉冲突的残酷性与难以调和性。 * * * * * 那么，教权与政权，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能不能找到相互协调的道路呢？从历史经验看，教权让位于政权，宗教退出世俗舞台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是不存在相互妥协的空间的，只有壮士断腕一条道路可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被列强瓜分，面临亡国的危险。与中国一样，当时的土耳其涌现出许多救亡思潮，例如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都兰主义，等等，这些救亡运动与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颇有些相似，希望在不改变伊斯兰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开展自救，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直到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一群土耳其军官认识到，基督教世界之所以能够以炫目的工业文明征服世界，自身也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入发展而愈发世俗化，与其宗教改革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掌握政权后，凯末尔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运动，先后废除了素丹和哈里发制，宣布伊斯兰教不再为土耳其国教，废除伊斯兰教法对土耳其司法体系的干预，建立现代司法制度，重新修订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强化民族主义色彩，淡化阿拉伯、伊斯兰色彩，甚至废弃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记录土耳其语，等等。凯末尔主义使土耳其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土耳其从此摆脱了封建落后，走向现代化。今天，除了中东的几个油霸，的土耳其堪称伊斯兰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当然凯末尔主义也不是没有缺点，一个很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当初矫枉过正，太过全盘西化，摒弃了伊斯兰文明当中一些合理的、优秀的成分。所以近些年，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一股回归思潮，这大可以看做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合理改良。当然，仍然有不少人在孜孜探寻在伊斯兰框架内实现现代化。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伊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统治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喊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试图在东方（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找到属于伊斯兰的第三条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建立非君主制的立宪政府，但宪政的确立并非通过人民，而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应当说，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近40年，这条道路总体保证了伊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由于伊朗与国际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外部压力也是促使伊朗国内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一旦“解严”之后，伊朗的第三条道路究竟能否走通，最终还要待日后国际形势缓和，伊朗回归正常国际舞台以后才能见分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所以，中土伊斯兰文明和儒家世俗文明，就这样无可选择地走到了历史的三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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