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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并非军国主义：秦王扫六合的真正秘诀: gordon 2017-4-9 11:27; 在改开之前，在毛时代，因为有 “人身依附 ”关系，没有税的概念，其实是租。西周比之后世的秦朝，更加符合军国主义的定义。实际上，他搞的不是秦，而是太平天国的 “仿周制” 。他之所以可怕，恰恰是因为他体现的是传统中国的儒家思想，包括屯田。（他就是中国本身；正因为他是中国本身，所以大家感受不到这个东西的问题。）而core 2 完全是外来的文化，例如从法国来的。 ******************************************************************* 说起战国时代的秦国，如何从位于中原西陲的一方霸主，成为一统江山的最终赢家，不同观点的专家学者，可以给出许许多多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然而无论从什么方面着手，他们都免不了谈及与秦国崛起息息相关的连体婴儿——商鞅主义。按照许多人的想象，大秦整个国家都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所有人不是在当兵就是在为军队进行生产，所有秦人都像零件一样一面被剥夺至赤贫一面却又凶狠残暴无比，上了战场会嗷嗷叫着攻击敌人割取人头。后世流传的秦暴政其实大都发生在统一之后，并很快导致了秦的灭亡。而此前的秦国并不像后来那样残酷无情。这种想象里，六国虽然百姓富裕却是散漫无能的，军国主义化了的大秦才因此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潜意识中，或许，这也是因为一些人现实中自身生活水平难以提高从而希望国家武力强大来获得某种安慰。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术界战国史中，对于秦的描述也大抵类似如此，不过，如果我们仔细翻看历史，尤其是翻看70年代出土的许多战国末期秦国的考古文物后，就会发现，秦时商鞅主义的巨大作用，其实正和许多人想象的军国主义化相反，其实是去军国化的措施，而秦国本身也对商鞅主义有所保留。这在无形间，让秦国反而在私有化、人性化等方面走在了六国的前头。 ******************************************************************** 军国主义在古代世界很常见什么是军国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将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都转化为战争扩张服务，人民不是为了自己生活幸福而劳动，是为了国家打仗而出力，然而这一粗糙的说法并不能真正涵盖军国主义的特色，尤其是在近现代出现战时总动员，自由国家也会以战争为核心全面投入。但我们并不在此纠结定义，只是看看人们想象中的秦式的军国主义。关于奠定秦军国主义的商鞅变法的思想和内容，主要的参考文献就是《商君书》。这部充满了争议的治国思想策论，其中包含的诸多政策建议让后世的人看着都觉得心寒与可怕。除了推行那套最著名的军功爵制度和制法“上下不分，一视同仁”外，国家对于全国范围的资源，包括粮田、食盐、矿山、森林木材、甚至野生动物资源，都采取严格管理的高压控制。甚至连个体经营的商铺，都要在基层组织上接受国家官吏的严格监控，当然，按照商君书的想法，最好这些赚了钱就会买卖官爵祸乱朝纲的商人都不存在，回去种地当兵才是最好的，毕竟商人要赚钱发财，而商鞅派认为“民贫则力富，力富则婬(放纵之意)”（《商君书·弱民》）。 ********************************************************************** 早年对秦国制度的研究基本依靠《史记》和《商君书》，缺乏考古支持但是《史记》以前我分析过，项羽的事情，有些东西是不对的。 ********************************************************************** 其实，在生产水平落后的年代里，一个国家很容易迫于各种原因而对内实行高压管控，并逐步开始对外的血腥武力征服。所以这一套军国主义式想法和做法虽然被许多人把这种制度当作秦国独步中原武林的秘籍，但在世界古代史阶段内，并不稀奇。前些年红火一时的美国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里的希腊国家斯巴达就是另一个中国人熟知的军国主义典型。作为外来者的他们，武力征服了整个拉哥尼亚与美塞尼亚，随即将被征服地上原来的百姓全部作为奴隶---希洛人。于是在整个斯巴达国内，作为上等人的斯巴达公民则从小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得从事体力劳动与任何商业行为，参军是他们唯一的出路，成年仪式上，他们还要外出去猎杀一个希洛人以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战士，《铁血战士大战异形》里那个军国主义外星人成年时要去单独猎杀异形的梗就是这么来的。不仅仅如此，虽然希洛人是奴隶，但斯巴达战士个人并没有奴隶，奴隶而是属于整个斯巴达社会的公有财富，产出的物资会被拿来统一分发给斯巴达人。在这样的国家，任何手工业与商业行为似乎都被抹杀和停止了。于是，在印象中，人们似乎觉得铁血斯巴达人至少在希腊世界天下无敌，更能以微小兵力单挑巨大的波斯帝国还获胜。即使缺乏训练装备稀缺，但斯巴达残暴的奴隶制依旧招来希洛人的多次反抗战争，这种内忧导致斯巴达也很难大规模对外扩张 *********************************************************************** 再把目光拉回到亚洲大陆。生活在今天伊拉克北部的亚述人建立起的亚述帝国也是另一个古代军国主义的范例，在前15世纪到前7世纪中亚述人两度称霸，可谓国祚长久。为了抵御四面八方来的强敌，亚述同样实行全民皆兵制度，不但所有农民中的男性都要在国家需要时服役，还有许多部落如阿腊美亚人整体成为亚述帝国的终生职业部队。为了镇压反抗，在攻破敌人的城市后也往往对抵抗者施以重刑，手段之残忍相比秦的那套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被征服地区的人民常常遭到亚述帝国的集体迁移，妇女儿童在亚述士兵的监视下被带去另外一个地方，至于男人，已经被杀光了。亚述帝国也把土地和战利品作为战场上获得功勋之人主要报酬。亚述有着那个时代专业性最强的军事力量，由于冲击骑兵和铁兵器的使用以及工程技术的先进，其武器战术水平超越秦军，至少能和西汉初期相当。刨去一度衰落的时间，似乎靠着军国主义，亚述人横行了整个中东大地600多年。军国主义的战绩并不突出但是，真正看历史，这些军国主义典范的“强大”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雅典是古典时代原始民主和商业社会的典范，和斯巴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按说根据军国主义古代无敌的幻想，在彻底军事化的斯巴达面前，雅典应该像孱弱的绵羊一样毫无反抗之力。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雅典和斯巴达不但争霸多年，长达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开始，雅典人居然和斯巴达打起了对攻。如果商业和民主的雅典面对斯巴达犹如以卵击石，谁能想象雅典人会首先进攻并互相征战近几十年呢？更夸张的事情还在后面，大家都知道伯罗奔尼撒战争最终斯巴达获胜，然而这一胜利却并非靠斯巴达人自己实现的，而是和波斯以及几乎希腊世界大半的城邦结盟，对雅典进行夹击的结果，尤其是波斯不但亲自出兵，还给出大量黄金来帮助斯巴达建立海军。而就在双方结盟共同攻击雅典方之后，战争还依旧持续了许多年。随着胜利斯巴达在全希腊世界建立起了霸权，却没维持几十年就消失了…… 这个军国主义的强国斯巴达在商业的雅典面前完全没表现出人们想要的碾压式的战绩，顶多也只能说是旗鼓相当。而近现代，两个走向军国主义制度的德国和日本，一个8000万人口的老牌工业国加一个人口相当的新兴工业国，武装能力上却被只有1.3亿人口的美国碾压，不但美国自己大量爆兵，还能武装英国，连苏联的运力也绝大多数靠美国来的卡车、火车、轮胎、发电机组等等。 ************************************************************************ 军国主义真的能强军吗？秦军实打实的辉煌战绩难道不是靠军国主义吗？答案——不是。不但不是，反而秦变法崛起甚至可以说是反军国主义的经典！要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先来了解周到春秋时，中国是什么样子的。公田制和奴隶制的西周和春秋更像斯巴达军国主义和斯巴达一样，西周、春秋乃至战国时中国还是奴隶社会，从那时墓葬中屡屡出现的人殉就可确知这一点。那么西周春秋和后世那些非军国主义的普通王朝相比，和斯巴达相比，究竟会更像谁呢？孟子所说的井田制究竟是什么样的百余年来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而这些学者们都公认的一点是，周时的土地是公有制的。这种公有制可以分为国有和集体（氏族）所有两类。简单来说，西周时期，土地可以说都是属于周王和各个氏族的，比如周王朝打败殷商平定三监之乱后，为了消灭殷商复苏的可能以及壮大周王室的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授土授民”活动，所谓“授土授民”就是把土地和人口分划给王室贵胄们所有。当然，所谓的国有，其实就是周王室自己所有。《左传》是孔子宣传周礼的重要著作，然而抛开溢美之词，就能看到残酷的古代社会真相，其中记载定公四年，除了因为周公旦在首都辅佐周成王不能离开，于是由其子伯禽代父受分，得到了曲阜地区，并“分鲁公（伯禽）……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 也就是说，不但土地被周王拿来分，过去作为殷商支柱的6个氏族的人，都被当作物资整个分给了伯禽，让你去哪你就得去哪，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力。说白了，就是成了奴隶。而伯禽这一系，就成为了后来的鲁国。这种赏赐中，用来赏赐的土地很显然也都是周王室自家的东西，被赏赐者也是周王室的一员，土地的性质并未改变，是以这些土地称之为“公田”。另有一些土地，同样是公有的，不过是氏族公有。而氏族的土地，并非周王室的，是以被视为那个时代的“私田”。一个氏族，说白了就是一个部落，共同在自己土地上耕作，收获也在氏族内自行分配。当然，这些私田的法定所有者，很可能依然是周王。氏族土地有一个氏族的人自己种这个好说，那么公田呢？种植公田光靠奴隶还是不够的，是以周王朝的庶民们在种私田之外，还得一起去公田上劳作，相当于纳税。当然，即便是庶民，其依旧难脱人身依附的嫌疑，中国古代史最著名之一的许倬云教授就认为“ 庶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国家臣民，而是特定贵族的臣属，他所赋的税，也可以说是租 ”（许倬云《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句话，在那个时代，其意义就是字面上说的那样。当然，法定是法定，但人是活的，到春秋时，虽然诸侯们的土地名义上都还是周王的，但周王真想要把土地从诸侯手中拿回来，那可就痴人说梦了。土地从周王室的垄断，变成了春秋诸侯贵族的垄断。想想看，比之后世土地为平民个人所有，人们只是从自己土地的产出中选择一部分给朝廷做赋税，这种奴隶和附庸民辛辛苦苦在公田上劳作，所得全部成为拿来供养王室贵胄或作为军粮的制度，显然更接近斯巴达士的公有的奴隶种植公有的土地模式。也就是说，在古代最关键最核心的财富——土地的角度，西周春秋才更加军国主义。而军队模式上，居住在城中不做农活的周朝“国人”需要当兵上战场，在田亩间劳作的奴隶和庶人反而不用，这也非常类似斯巴达自己全是士兵而生产交予希洛奴隶，反而和后世秦那种轮换兵役和常备军队截然不同。周时工商职业乃世袭不可自由选择人可以选择岗位，零件不能，如果一个社会越像个机器那样把所有人当作零件，就越接近军国主义，从这个角度，西周同样比之后世的秦朝，更加符合军国主义的定义。不论贵族平民奴隶都是因其天生的血统而奠定了他在社会上的工作岗位和角色，甚至最需要自由度的工商业也是如此。《左传》中描述理想的国家时，就说道 “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也就是农民不到处跑，工人商贾职业不变，这正是商周的模式。这种按氏族固定工商从业者的模式，大抵源自进入文明初期，不同的部落擅长的技巧不同，有的善于贸易，有的善于制造器物，因此进入国家化时代后，就通过国家的强力来让这些部落为国家所用，而坚持职业继承制就是为了避免失去相应的贸易能力或制造能力。因此在周朝到春秋，工商业者连生活起居都是以氏族为基准，出土的西周颂鼎上的铭文就写道“官司成周贾二十家”，商周的家乃是家族之意，也就是说这个官要管理20个商人氏族。同时，这些工商业氏族本身实际上也仅仅是把工商业作为副业，主业依然是种地。只不过由于需要在市场上交易买卖，因此周王朝给他们分划土地时，“贾田任近郊之地”，而官田、牧田之类则“任远郊之地”（《周礼·地官》）。也就是说，商贾氏族的土地被设置在近郊，以便他们从事副业的工商业。至于西周工人和商人的地位，则和种田的一样都是庶民，仅高于奴隶而已，依旧要依附贵族。其在市场上的交易和手工业生产，也主要是为贵族们服务。到春秋时，随着原本微小的私人商贩增多，公田和这种氏族官商制度趋于瓦解，于是为了保持控制力，坚持这种制度成了列国共同的要务。在《国语·齐语》中，管仲为了整顿国家人民就认为士农工商四类人应该“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也就是说不能让混居，这样才能保证“故商之子恒为商”。可见对这一制度的坚守。春秋时代，不少贵族能够经营商业，不仅因为有利可图，也是因为商业本身依然被他们的的手牢牢的握住。那个娶了西施又升仙当了财神的范蠡就是从官位上下来的。孔子的富豪弟子子贡也曾为鲁国、卫国之相。这种趋势的发展一直持续到了战国时代，更多的私人商贾与权贵相结合，从而做强做大，但其商业贸易的本质依然是权贵垄断。几个商业重镇，比如临淄和邯郸，都不过是昔日周王钦定市场的再现。至于小老百姓想经商，这个时代还只能靠边站。过去曾有人认为西周春秋相比秦法更重视商业，气氛更开明云云。的确，那个时期的文献中并没有战国《商君书》一样满篇抑商毁商之语，但实际推敲起来，不过是因为那时对商业管制更死，既不存在农民弃农经商的问题，也不怕专为王室贵族服务的工商业会起到让老百姓富裕起来变得难管，自然不用去抑制。同时代的军国主义斯巴达人，国内除了军事化的公民与奴隶希洛人，还有被称为“边民”的第三类人，他们都是臣服斯巴达统治的城镇，以换取自己不被斯巴达人贬为希洛人。他们的主要职责除了自己种粮，主要包括了手工业制造与商业贸易，也负责传递外交情报。那战国的秦，又是怎么样的呢？秦国首先停止人殉最为人道活人殉葬乃是从殷商以来中国的传统习俗了，到春秋时，如秦缪公这类诸侯死去时都还要数十乃至上百人殉葬。战国时期出土的墓葬中也可看出，战国时期活人殉葬之风依旧。比如洛阳烧沟周墓、辉县固围村三座赵国墓中都有一人殉葬，侯马乔村的魏国群墓也多有殉葬者，其中2号墓甚至有18人殉葬。反倒是秦国，至今出土的秦战国墓中，尚未发现一例殉葬案例，有力的佐证了《史记》中记载秦献公“止从死”，也就是停止活人陪葬的说法。可见首先在对待子民的态度上，秦国比起东方六国要人道的多。秦国“分田到户”进程最为激进在人道之外，更关键的是土地“分田到户”的转变。《商君书》中非常清楚的认识到“意民之情，其所欲者田宅也”。而周和春秋的土地无非是王室和贵族的专有物，普通老百姓在其中没有分量。平民奴隶们种公田，所得没有一星半点归自己，劳动积极性可想而知，于是春秋时“上下相诈,公田不治”。公田的收入是各国战争的物资基础，如此下去如何了得？于是各国为了增强国力，纷纷出台土地改革政策。春秋时为了提升农民积极性，管仲曾以土壤好坏区别收取税赋，楚国的“蒍掩庀赋”也与之类似。晋惠公则为国人减免赋税，郑国子驷、自产则通过重新丈量整顿田亩的办法剥夺一部分贵族田地给予平民耕作。可看到春秋各国都采取了种种措施，然而其措施大都只是临时性的，并没有改变土地权益归属的问题。到了战国，平民实际占有土地已经呈泛滥之势，各国变法也都随之而来，只是内容却大有不同。商鞅的老师李悝在魏国主持变法，将国家掌握的土地直接授予农民耕种；吴起在楚国变法，则要贵族们带着自己属民去人少的荒地开垦，避开人口密度高的原有封地；齐国根据《银雀山竹书·十三篇·田法》的记载，将“州乡以地授田于野”，也是把土地分给平民了；至于燕、赵、韩等虽缺详细说明，但大体上也应当类似。在土地制度上，各国都掀起了去除军国主义公地制的热潮，而这其中走的最远的，无疑就是秦国。商鞅变法不但和齐国魏国一样把秦国大把的荒地直接分予平民，为了保证有人去开垦劳作，更在细节上大做文章。过去的私田是大家族共同种地，依旧是一种公地，同样避免不了公地悲剧，总有人在其中混着偷懒。为解决这一点，秦国将分田地的基础单位定位户，也就是一男一女组成的小家庭，而非一整个大家族。为了促进这种小家庭土地私有制，秦律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 ”，也就是有两个以上的成年男性就要加倍收税，于是秦民为了少缴税，男子一到成年就早早成家出去自立门户了。进一步的，秦人知道小老百姓想要田宅，就以此来想法子招揽移民，这个手笔也同样可谓六国之冠，《商君书》中要“诸侯之士来归义者，今使复之三世，无知军事；秦四竟之内陵阪丘隰，不起十年征”，就是说各国迁徙来秦的移民，只要去开荒，3代不用服役参军，直接免除徭役。比起晋惠公那样小气的优惠，气魄可谓十足。当然秦国人这里算盘打的很精，反正都是移民，开的是荒地，并没有减少秦国本来有的人口财富，老秦人组成的军队也不会受到损失，反而对方人口少了，兵源也就少了，再怎么着也能算是个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而损了敌人，就等于强大了自己，何况还有多出来的大把税粮呢？仅仅分田到户并利用政策将大家族解体以回避公地悲剧，开放极优惠政策招揽移民这两点，秦国就走在了六国之前，社会生产力迎来了极大的提高，成为军事实力的强大后盾。饿着肚子没法打仗，当六国的农民因为种田所得不归自己而懒得多下力气导致“公田不治”，让六国难以获得足够钱粮的时候，秦国的农民们正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劳作。而后在十数年的统一战争中，秦军没有一次因钱粮问题而困乏。秦国不限制工商业，平民向往成为商人土地能够自由买卖了，商业上自然也无法想象秦国会是一副像《商君书》和《韩非子》等被视为秦国国策指南的书中，对商业喊杀喊打的模样。过去人们都以为秦真是个毫无人性只会种地打仗的木讷疯子，然而随着70年代睡地虎秦简的出土和解读，真实的秦国民间情况彻底颠覆了人们的旧观念。秦简中的《日书》，大抵是老黄历一样的东西，其主要内容都是什么日子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比如“娄，利祠及行。百事吉。以取妻，男子爱”。其中同样写着不同时间出生的孩子会去干什么职业的内容，比如“卯，遨贾市吉，不可食六畜，生子喜斲”，这“喜斲”就是古代手工业之一。显然，这种意图通过在特定时间生子来让孩子从事什么职业的观念显示出两点，首先工商业对于秦人平民是可以自由选择的职业，像西周那种职业完全看氏族的继承制下就不需要为孩子祈求职业了；其次，工商业在秦国，不但不是被歧视的，反而是平民们向往的职业。这种向往显然不止民间，就是官员也牵涉其中，是以秦《厩苑律》规定“吏自佐、史以上负从马、守书私卒,令市取钱焉,皆迁。”就是说这些官如果偷偷跑来经商染指市场利润了，就要罢官。六国权贵与国家中央控制的大作坊，规模巨大。秦国一样有规模非常大的官营作坊，但同时，在各地又有自己各自的手工业生产基地。在这些秦国的作坊内从事生产的并非都是奴隶，反而有不少掌握手艺的自由民也参与生产，并领取工资。这又是与商鞅主义背道而驰的一点，因为在他的思想领域内，除了耕与战，多余的技能与手艺都是不必要的。秦国的统治者们显然没有把商鞅的极端思想太放在心上。当然秦律中对商业有各种各样的限制规定，比如对于商铺的管理异常严格，五家店铺要作为一伍管理，出售商品也必须明码标价，对于顾客使用钱币或布帛付款商人不能拒绝等等。但这些法令和六国却并没显著区别，比如楚国就规定禁止出口武器到外国，而且整体而言，这些更多属于商业正常秩序方面的规范。很多商鞅在《商君书》中所写的骇人听闻的惩戒与歧视商人的法令，看来在秦统一六国的进程中很难说得到了执行。吕不韦从商人到秦国相邦，侧面反应秦国歧视商人的政策并未真正实施。尤其一直到秦始皇统一后，秦国中央虽然控制了大量的战略物资，却也依然欢迎一些有能力的私人商贾参与开发经营，在开矿、采盐乃至手工业方面尤为如此。秦始皇就曾将六国境内一些著名的商贾家族迁徙到待开发地区，让他们以自己的能力参与经营并由此发了财。正因为民间工商业发达，临战时秦国可以比六国动员更多工匠投入到武器生产中去。更多的粮食、更多的武器、更公平的军功制度，大秦就能组织起一支规模更大、装备更好、士气更旺盛的军队，自然无敌于六国。最开放的官僚制度许多人都知道秦法中对于战场上获取战功者有着封爵的奖励。但实际上，这类制度在六国中都有，真正让秦区别于六国的，并非此制度本身，而是秦国对于贵族以外的人更公平开放的态度。从春秋开始，各种诸侯王公求贤之类的活动就不曾少过，秦国在其中甚至可以算比较晚才开始进行的。但对外求贤虽然美好，实际上却在冲击着传统的贵族们的统治权，以前都是贵族和血亲们决定着国家大小事情，从而也获取了最多的利益，如今你外人或平民晋升上来要分一杯羹，哪有那么容易。以赵国为例，廉颇李牧赵奢庞燰等名将辈出，但是，在他们的生平中，极少能见到像秦国白起、王翦那样被授权全国兵力去进行大规模的灭国战的经历，更别说像李信那样大败亏输之后依然不受责罚反而继续统兵。反而不管廉颇还是李牧这些一等一的名将，都屡屡遭遇怀疑、撤换，而国家的实际权力，则依旧把持在平原君、平阳君这些贵族手里。而反过来在秦国一边，虽然传统贵族一样轻易能够当上大官，但无论商鞅、范雎、蔡泽还是吕不韦、李斯这些，都是外来移民在秦国受到重用，居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甚至整个秦国后期的相位，都是外来人所担任。军事上也是如此，蒙姓一族三代均为秦国大将，但最开始，也不过是齐国来的外来人口。宋人洪迈就曾感叹道：“七国虎争，天下莫不招四方游士，然六国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国人 ”（《容斋随笔》）。秦的致胜秘诀——古代的改革开放过去，在说到秦国如何在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问题时，很多人仅仅将目光局限于对商鞅和法家的军国主义思想以及秦国野蛮暴力征服，对于秦国如何处理商业、手工业等问题上比较漠视。而今，伴随新的历史材料，重新翻看这段历史，我们赫然发现，以今人看来残暴不仁的秦变法，在那个时候，其实反而是反抗更加残暴不仁的旧制度。无论是将分田到户还是让工商业自由流通，都在短时间内极大的增强了秦的国力，让秦在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在最终统一的几十年间，秦屡屡发动战争，六国常常被打的精疲力竭人财难支，而秦依旧后劲满满，甚至攻楚之时李信所率秦军大败之后，秦国又能迅速拉出更多的军队前去攻打。这样悬殊的国力差距，秦国如何能够不胜？大秦为什么能征服六国？其实对比一下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与改革开放后的今日中国，究竟孰强孰弱，答案就很明显了。注：被有些人向往的军国主义给日本带来的不是强盛，而是巨大的损失和两枚原子弹。; 140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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