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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买了书: 小猫 2012-7-21 16:34; 却不知从何看起; 0 个评论

分享恩格斯的书为什么重要？: 热度 4 gordon 2012-7-8 17:37; 这和他的年龄有关，弗里得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 1840年恩格斯正好20岁，进入青年时期，作为一个欧洲青年来开眼看世界，对毛时代的人来说犹如穿越时空的感觉。也就是说恩格斯的书对甲午战争前的欧洲社会描述很多。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这段时间清政府虽然无能，但却是近代中国人最清闲的时节。虽然有变化，但变化速度在可以适应的范围内，以后的时间段更混乱。甲午战争后中国是加速动荡，纷繁多变，所以，选择这一段时间作为研究方向是合适的。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德语：Karl Heinrich Marx，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也是在这个年龄段。列宁（1870年4月22号—1924年1月21号），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甲午战争开始时，他24岁，日俄战争时，34岁。甲午战争（1894年8月1日 - 1895年4月17日）日俄战争（1904年2月6日─1905年9月5日）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甲午战争开始时，他16岁，日俄战争时，26岁。; 39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读点书----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自信与自省: 热度 20 南方有嘉木 2012-7-8 10:03; 今天在家读朱光潜先生的文集，读到这篇他写于1937年的文章，读完发现今日正是七七。时光荏苒，距离当日国难，已经七十五载，虽然世易时移，但这文字读来仍然凛然有声，令人振奋而又扪心惕醒。试想当年，若没有这样一种精神在，今日的我们将以何面目在世界立足？我常想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果先辈们“抵抗到底”的坚持终于令得中国面目一新，从此站立，那我们仍需以这样的精神在此起点上向上攀登，努力为中国乃至为世界的“将往何处去”寻找一条新路。纵然个体力量微薄，但是积细流以成江海，每个人在生活中的实践汇集起来，终能成就宏大历史。朱先生在文章中说，“这浩大河山，这光荣历史”，太祖在诗赋中感叹 “江山如此多娇”----这，到底是我们的中国。因此故，特将此文抄录于此，和诸君共享。 ---------------------------------------- 从卢沟桥战事发生以来，我们的敌人倾国大举，用重兵利器来侵略我们，到现在为时不过四个月，我们的领土几乎被他们占领五分之一了。这五分之一的领土，都是我们国防的重镇。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是我们的西北两方的腹背，是我们和俄国交通的大道。天津、上海是我们北部和中部的重要海口，是我们与欧美交通的要道。我们的长江咽喉，是紧固的江阴炮台，也只守了四天就陷落敌人的手里了。现在敌人还要从捷道包抄我们的首都南京。他们的用意是破坏我们的长江封锁线，一方面侵占南京，控制津浦路线，一方面用重兵直扑汉口，控制我们的平汉路线与粤汉路线。如果他们的计划成功，我们恐怕就要临到生死关头了。我对于这些军事上的失利，倒不十分忧虑，因为胜败是军家的常事。从历史看，拿破仑和威廉第二都曾经打过好多的胜仗，有在几小时之内就有征服全欧的可能，到后来终于是一败涂地。可见天下事也在人为。我个人所担忧的倒不是这种战场上一时的得失，而在我们的抗战的精神，是在能百折不挠，坚持到底。我近来观察群众心理，觉得我们大部分人，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还没有真正觉悟。我们有两个可以致死的病根还没有除尽，一是缺乏真正的自信，一是缺乏彻底的自省。换句话说，还不能真正感觉到礼义廉耻的耻。先说自信。现在有许多人一听到某某地方失守，某某地方我们打败了仗，便不免垂头丧气，仿佛自己没有把握的样子。太原失了，自己就仿佛没有把握能守住潼关；江阴失了，自己就仿佛没有把握能守住南京、汉口。这就是没有自信。打败仗不能亡中国，失土地也不能亡中国，如果中国会亡，一定要亡在这种没有自信的心理。因为没有自信心，就没有抵抗到底的勇气，没有抵抗到底的勇气，就失去了抵抗力，就不免束手无策，坐以待毙。除了失败便垂头丧气以外，还有一种现象，也是没有自信心的表示，我们每遇困难当头，就希望旁的国家来替我们解围。在一个月以前，我们希望九国公约会议的结果能够使各国来压制日本侵略我们，后来九国公约会议，无结果而散，我们感到失望；现在我们又指望俄国出兵，英国出兵，美国出兵。以为他们一出兵，我们就可以抬头了。这种观望心理，很像坐船遇了大风浪，自己的水手不努力救自己的命，而指望岸上的人来救一样。我们近二三十年的国策，就误在这种不相信自己而相信旁人的心理。袁世凯时代，日本突然向我们提出二十一条件，我们希望欧洲各国出来说话，结果他们没有说话，而日本人所要求的都如愿以偿。这个教训对于我们没有一点影响，到“九一八”事变时，我们还是希望国际联盟出来把东四省捧还我们，结果他们除了做些官样文章以外，一点动作也没有，日本人惬惬意意地把东四省吞下去了。不但如此，当时列席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意大利，现在已公然承认“满洲国”了。这个教训还不够使我们觉悟，到现在我们还张着呆眼睛望英国，望美国，望俄国，这种倚赖心理真是可怜亦复可耻。老实说，这个世界，是利害的世界，并非公理人道的世界。旁的国家如果没有真正切身的利害，决不起来帮我们打日本的。到了他们真正感到切肤之痛时，要起来收服日本，那也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什么人道正义来救我们，他们现在已经很坦白地说，他们不高兴日本，因为要“保护他们在华的利益”。他们如果真正向日本宣战，也许可以把日本压下去，但是我们是否就因此能抬头，或者说，他们肯不肯就让我们抬头，也还是问题。自然，我们为外交策略起见，不能不联合一些朋友，来打倒我们的敌人，我们应该用尽方法，运动英国出兵，运动俄国出兵，但是任何其他一国家，决不能帮助我们生存，我们要生存，还要自己努力去在死里求生。自己不能生存，自己不相信自己能生存，纵然外国人有好意要帮助我们，也决无济于事。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先例，说是一个自己不能生存的国家，像寄生物似的，仰仗邻邦的庇荫而生存的。我们如果要生存，一定要自己努力；自己努力，一定要先自信自己的努力，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不过我所谓“自信”，与“自夸”不同。现在有一句最流行的口号说“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这句话可以看作好，也可以看作坏。看作好，我们可以说，这是由“自信心”的表示。看坏一点，我们可以说，这是打官话。或者更坏一点，这是心虚口夸。我们凭什么能说“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呢？你说这句话时，是出于“自信”，还是出于“自夸”，就全看你心中对于这个问题有没有正确的答案。如果你说“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因为英国、俄国会帮助我们，或者说中国近来命运好，遇事都逢凶化吉，这次也许不致一霎就亡了；那么，你这句话并非真有“自信”而是依赖外人，依赖命运，与自信恰恰相反。然则真正的自信，要有什么做根据呢？真正的自信，换句话说，就是彻底的自知与自知后所下的决心，认清了达到尽这种责任的方法，然后下决心去脚踏实地，百折不挠地做下去，一直到最后的成功才甘休。这才是我所谓自信。就目前的困难说，我们有什么凭据能说“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呢？我们认清了敌人是要吞并我们，逼我们做奴隶的；我们认清了外国人是不可靠的，认清了这浩大河山，这光荣的历史，由我们的祖宗辛辛苦苦地维持起来传给我们，现在如果在我们手里丧失了，使我们子子孙孙永远受人以奴隶待遇，不但是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未来的子孙；同时，我们也认清了我们的人口，我们的疆域，我们的富源就超过我们的敌人不知道若干倍，我们只要真能抗战到底，敌人是支持不住的。敌人现在比我们稍强的不过是新式军械，但是他们的军械也不是天赐的，也还是制造的，买来的；他们能制造，我们就不能制造，他们能买，我们就不能买吗？在这种认识之下，我们四万万的国民，每个人都抱定打到底只剩最后的一个人，都不肯休的决心，有了这种认识和决心，我们才配说 “最后的胜利必定是我们的”。真正的自信必定根据真正的自知。自夸式的自信不难，真正的自知却不容易。希腊人以为人生最高的智慧是“知道你自己”。严格的说，世间事物许多都容易知道，只有自己最难得知道。自己难知道，因为每个人的见解，都囿于自己的智力与经验，每个人都有抬高自己的虚荣心，而虚荣心是最易产生幻觉，蒙蔽真知的。要能自知，先要下自省的功夫。所谓自省，就是自己观察自己，自己省问自己。在这困难当头，危急存亡的时候，我以为我们第一件要务便是自省。在这个时候，每个人都要问自己，是否在尽他的抗敌救国的责任，或是在准备尽他的抗敌救国的责任....... 我现在把话总束起来，我们如果要抗战到底，一定要有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要根据彻底的自知。要自知必须能自省。能自省才能知耻。所谓知耻，就是西文所谓 sense of honour，从前人说“知耻近乎勇”，又说“明耻教战”。不知耻的人不会有勇气，不“明耻”也决不能教战。我们现在要确实感觉到日本人对于我们烧杀淫掳，是我们的极大的耻辱，在这种耻辱之下，我们如果不能真正的觉悟，下极大的决心，去脚踏实地同心协力地去洗清我们的国耻，这是我们的更大的耻辱。（朱光潜，原载《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六卷第12期，1937年12月）; 个人分类: 读书读诗|4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邮购的几本书到了: 热度 25 不打不相识 2012-7-3 10:37; 1.林汉达的《中国历史故事》系列5本，给孩子看的。我家姑娘还小，大部头的历史书还不能看，先看看历史故事，有了兴趣以后她会自己到书柜里找爸爸的书看的。听蒋勋说，他很希望古典名著能有更轻松的形式，比如漫画、电影等让孩子先接触，先在孩子的心里埋下兴趣的种子，长大了，别人提到这些经典，他们会想：“哦，我小时候读过，有点儿印象。”然后他们会自己找来看的。家里有人民出版社版的《西游记》、《三国》，我还是给她买了小人书。少儿版《红楼梦》她也看了，以后待她感兴趣，会去翻全版红楼的。蔡志忠传统文化系列漫画不错，放在她书架上很久了，家里郑渊洁、杨红樱、沈石溪、曹文轩那些书看完了，最近闺女无书可读，就翻蔡志忠了，从《六朝怪谈》看到《六祖坛经》。 2.阿西莫夫《基地》1、2，非常恶俗的在封面上居然有拉登的漫画，没有办法，没有别的版本。谁说女孩不爱看科幻呢？俺闺女去年开始把《三体》三部曲读了不知多少遍。麻麻说不懂，她居然说懂了，也不知道懂的是什么东西。这套基地她期待已久，等后天考试完毕再给她看吧。 3.加来道雄的《超越时空——通过平行宇宙、时间卷曲和第十维度的科学之旅》，我爱看的科普读物。 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正如古希腊民众所信的宗教与荷马所信的有区别，中国民间的宗教与士大夫所信的也有区别，有些更黑暗的，这些怎么引起乾隆年间的一次大恐慌，孔飞力怎么看？过几天我就明白了。 5.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4、5厘米厚，好几年前就想买，没有买到，这是今年新版。 6.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厚厚三卷，大概7、8厘米，不读此书，枉为伪军迷。最近可有事情干了。书柜、书架书满为患。; 755 次阅读|15 个评论

分享幼时读过的书: 热度 24 皇家骑警总监 2012-6-4 00:15; 下面这本书，有几位读过？在这之前，我读过于此有关的连环画（俗称小人儿书）《小茂青参军》和《小茂青擒敌》。这本小说的署名是北大中文系工农兵大学生集体创作，我当年那本记得还是在五道口新华书店买的。多年后，我才实现了书里描述的身上挂着王八盒子，左右手都持一把长苗儿盒子炮的梦想......; 408 次阅读|19 个评论

分享佛教方面的书: 热度 22 雪个 2012-5-19 14:27; 不打不相识让我推荐几本佛教方面的书，想了想，觉得这话题挺大，还是单开一篇吧。话说，其实他应该去问微风啊。。。不过既然正好我去搭话了，也就义不容辞地说说自己的看法。先声明：我不是专家，甚至也不能说是行家，我的兴趣主要在佛教史上，对佛经很少研究。虽然，我很负责任地咨询了某方家，但这张单子绝非权威性的，也不全面，仅仅只是给大家提供参考。首先来一棒子横扫：现在人写的，就不要看了。有这时间，还不如去偷偷菜，打打怪。。。下面说正经的。佛教方面的书，主要要看作者。这个跟小说不一样。一个不知道打哪儿冒出来的人可能写得出非常棒的小说，但是他绝对写不出好的佛学著作。我们还是紧追大师的步伐吧。 1、汤用彤看维基百科的介绍： 1911年入清華學校，1916年清華學校畢業。 1918年湯用彤留學美國，並在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在哈佛大學期間，由於才學出眾，與陳寅恪、吳宓並稱哈佛三傑。1922年回國，執教於國立東南大學(1927年後改為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1925年任系主任。1926年因東大學潮，轉任南開大學哲學系教授、系主任。1927年再回中央大學（1949年更名南京大學，1962年在台復校）哲學系，任教授、系主任。1931年至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自1934年起任系主任；1938年任北大參與合組的西南聯合大學哲學心理教育系主任，兼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1945年代理西南聯合大學文學院院長；1946年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1949年1月被推選為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主席（校長）；1955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院士）。1951年10月後擔任北京大學副校長，直至1964年病逝。湯用彤先生對中國佛教史的梳理，對魏晉玄學的開掘為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的確立打通了難關，受到國內外漢學，佛學研究學者的普遍推崇，其代表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魏晉玄學論稿》至今仍具有非常高的學術價值，書中許多論點被視為不刊之論。先生自謂「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其對佛教文化的鐘愛與故鄉濃厚的宗教氣息或不無關聯。 2、吕澄维基百科的介绍非常短：吕澂（1896年－1989年），原名吕渭，字秋逸，或秋一、鹫子，江苏丹阳人，是二十世纪中国有名的佛学家、佛教居士。其师乃著名之佛教居士欧阳竟无，师太公即杨仁山。吕澂在其师的运筹之下，共同成立了支那内学院（后中国内学院）。及后内学院停办，被委以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在佛学研究方面和协助中国佛教复兴上，付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书，最有价值的是《印度佛学源流略讲》和《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3、周叔迦百度百科的介绍：周叔迦（1899—1970），字志和，笔名云者等，安徽省至德县（今东至县）人。周叔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佛学家、佛教教育家、佛教文化学家。先生原于同济大学学工科，后潜心佛乘，深入教海，学识淹博，著作宏富，既学贯古今，更会通华梵，对中国佛学研究、佛教教育，以及佛教文化的积累、整理和建设，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有《周叔迦佛学论著集》。插入八卦：周叔迦是周一良的堂叔。不知道周一良是谁？嗯，陈寅恪的弟子，文革时大名鼎鼎的梁效写作组成员。 4、印顺法师维基百科：释印顺（1906年3月12日－2005年6月4日），又称印顺导师、印顺长老、印顺法师，俗名张鹿芹，浙江海宁人，为太虚大师门徒，近代著名的佛教大思想家，解行并重的大修行僧，被誉为“玄奘以来第一人”。著作等身，曾以《中国禅宗史》一书，获颁日本大正大学的正式博士学位，为台湾比丘界首位博士。毕生推行人间佛教，“为佛教，为众生”。他的书很多，一本一本的小册子。 5、黄子通黄子通(1887—1979) 嘉兴人。出生于书香门第，16岁中秀才。后得亲戚资助，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又官费先后赴英国伦敦大学学经济，加拿大托朗托（这个，是多伦多？）大学学哲学，获哲学硕士学位。主要是推荐他的《儒道两家哲学系统》。八卦：周一良听过他的课，著名物理学家黄昆是他的侄子。; 47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推荐一本书《无可羡慕：朝鲜人的平凡生活》: 热度 11 闲云野鹤 2012-5-6 10:28; 最近坛子里多了些关于过去的讨论，看看这本书，也许能让人静下心来。新浪共享资料PDF排版；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2649251.html 泽国江山入战图，生民何计乐樵苏. 凭君莫话诸侯事, 一将功成万骨枯.; 881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最简单的社科书籍入门书马尔萨斯《人口原理》: 热度 3 gordon 2012-4-25 20:04; 我的社科类书籍入门说来好笑，就是这本被批倒批臭的《人口原理》，体谅一下民科水平低下，不要笑哦。为了凑分数把片片也贴上。; 35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社科直观入门书《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 热度 3 gordon 2012-4-25 18:43; 之所以说直观，而不是科普，是因为科普带有传播的意思，为了传播必然会牺牲一点准确性，而偏向戏剧效果，“文似看山喜不平”，但这个对于科学来说，却是致命的，最后必然“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古诺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的研究》序言中反复强调在财富理论上运用数学的必要性、重要性。他说：“数学的用处并非单纯是计算出数值结果，它还可以用来发现不能用数字表达的量之间的关系，以及不能用代数表达式来说明其形式的函数之间的关系。例如，尽管不借助于经验就不可能给出偶然事件的数字值，……概率论仍可为极重要的命题提供证明。”他又说：“那些在使用常规语言的作者笔下，表达得不确定而又晦涩难懂的分析”可以“用自己熟悉的符号加以确定化”。一点历史知识：　　经济学系统运用数学方法最早的例子，通常都认为是17世纪中叶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配第的著作《政治算术》（有中译本）。但实际上，从19世纪中叶起，数学才真正开始与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　　1838年，作为拉普拉斯和泊松的数学学生，以概率论研究开始其学术生涯的古诺，忽然发表了一本题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PrincipesMath6matiques de la Th60rie des Richesses）的经济学著作。这本书中充斥了数学符号。例如，记市场需求为d，市场价格为P，则需求作为价格的函数，就可记为d=f（P）。对于今天的经济系的大学生来说，这自然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在古诺的时代，经济学家们则完全不能容忍这种“胡言乱语”。他们的反对迫使古诺对经济学沉默了25 年。1863年古诺又用普通语言重写他的著作。书名中的“数学”与“研究”都回避了，而变成《财富理论的原理》（Princi—pes de la Theorie des Richesses）。但数学家的严谨思维方法仍使这本著作遭到了冷遇。古诺的历史地位直到他去世80年以后才被充分肯定。正如德布罗在他1983年的诺贝尔经济奖讲演中所说：　　“如果要对数理经济学的诞生选择一个象征性的日子，我们这一行会以罕见的一致意见选定1838年，……古诺是作为第一个建立阐明经济现象的数学模型的缔造者而著称于世的。”; 46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教父，一本写给男人看的书: 热度 5 gordon 2012-4-1 09:45; 纪念马龙·白兰度，他经典的演绎了教父这个传奇...; 334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推荐一本数学书《 Mathematics at a glance: a compendium 》: 热度 2 gordon 2012-3-30 23:16; 这一段时间一直在讨论数学，讲了半天都讲不清楚，给我急得啊，后来我觉得还是算了，这样吧，推荐一本简单易懂的数学书，看这本书是怎么说的吧。因为近代数学是从德国出来的，看还得看德国人写的书，讲得是简单、清晰又明白，一看就懂。要看就看那种拳打脚踢的书，我最见不得含含糊糊的风格，这本书是秦曾复根据1975年德文版翻译的，也有英文版，有德文版我也看不懂啊。其实这是一本书，中文翻译的时候，把它分开成两本出版了。下载地址：简明数学全书(I .基础数学).(德).W .盖勒特.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315296.html?from=dl 简明数学全书(Ⅱ. 高等数学与现代数学).(德).W .盖勒特.pdf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315295.html?from=like; 87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读点书0325---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热度 10 南方有嘉木 2012-3-26 06:12; 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价廉而工省也。于城西北隅，雉堞圮毁，榛莽荒秽，因作小楼二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阒辽夐，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虚畅；宜吟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这一节音韵优美，适合朗读）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递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树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井干、丽谯，华则华矣！至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齐云、落星、井干、丽谯，是历史上高华富丽的名楼。以此四楼之浮华俗艳衬托竹楼之清雅高洁。）吾闻竹工云：”竹之为瓦，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 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 王禹偁（九五四～一○○一）字元之，钜野人，有《小畜集》。北宋初年的诗歌大多是轻佻浮华，缺乏人民性，王禹偁极力要挽回这种风气，提倡” 句之易道，义之易晓 “。　太宗淳化二年(991)，任知制诰并判大理寺时，因替徐铉雪诬得罪皇帝，贬商州团练副使。至道元年(995)，兼翰林学士，在太祖皇后宋氏丧礼一事上，直言无忌，又触怒最高当权者，贬滁州知州。( 滁州谢上表 )称： “粗有操守，素非轻易，心常知于止足，性每疾于回邪。位非其人，诱之以利而不往；事匪合道，逼之以死而不随。” 　　王禹偁是开北宋诗文革新之先河的重要人物。他盛赞韩愈文，自称：“谁怜所好还同我，韩柳文章李杜诗。”(《赠朱严》)疾呼“咸通以来，斯文不竞，革弊复古，宜其有闻。”(《送孙何序》)他的文章，内容充实，笔墨淡雅，抒情议论，均得心应手。他以平易畅达、简雅古淡的文风，吹开宋初文坛上“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五哀诗》)的阴霾，带来变革的清新气息。 ----------关于”竹“的意象----------- 郑板桥：“盖竹之体，瘦、劲、孤、高，枝枝傲雪，节节干霄，有似乎士君子豪气凌云，不为俗屈。”; 个人分类: 读书读诗|1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读点书0324----庾信《小园赋》: 热度 6 南方有嘉木 2012-3-24 23:16; 很久没读诗，难受。今天一大早起来就拿了本庾信的诗选好好读了通《小园赋》，总算觉得去了月余来的燥气，眉目清淡了点儿。 --------------------------------------------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赤墀青锁，西汉王根之宅。 ----满足生存的基本物质需求其实很简单，我很喜欢第一句。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雨。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我独居小楼，看看书，写写字，喝喝酒，吃吃肉，也算是“拟伏腊，避风雨”了。　　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坯。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 ----昨天买了一张写字桌，一个人花了两小时，呯哩硼隆地组装好，放在房间的窗户下方。早上起来读诗，窗外绿树阴翳，有风迎面。不过也有蚊子，在我胳膊上咬了几个包。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无台。犹得敧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三两行，梨桃百余树。拔蒙密兮见窗，行敧斜兮得路。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 ----小时候在乡下，大姨家在山里头，屋前有院，情致略同。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茵，长柄寒匏。可以疗饥，可以栖迟，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 ----还是有点儿怨气，掩不住。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开始转折。　一寸二寸之鱼，三杆两杆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 ----我挺喜欢这野人之家。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无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说隐居，有逸友。但因思乡而无法忘忧，不能长乐。加以寒暑异令，乖违德性。崔骃以不乐损年，吴质以长愁养病。镇宅神以霾石，厌山精而照镜。屡动庄舄之吟，几行魏颗之命。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燋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聚空仓而崔嗓，惊懒妇而蝉嘶。　　 ----这“寒暑异令，乖违德性”，我太有共鸣了。离乡异土，最难受的就是气候不适。我在北京快十年，每到冬天，都觉得心脏不舒服。现在来了屯子，和我家乡纬度相近，就感觉舒服多了。昔草滥于吹嘘，籍文言之庆余。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墟。观受厘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 ----家世和自己当年的显赫：思往事，已成伤。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 ----巨变莫过于国破，国破何尝有家，何尝有人？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寸断。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灵兮倏忽，光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 ----红色字体，是自己认为这赋里头最沉郁的句子。掰开来解释一下：淮海：《国语·晋语》：赵简子感叹，“雀入于海为蛤，雉入于淮为蜃，鼋鼍鱼鳖，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 金丹：《抱朴子·金丹》：“九转之丹者，封涂之于土釜中，糠火先文后武，其一转至九转，迟速各有日数多少。” 龙门：《艺文类聚》：“河津，一名龙门，大鱼及龙门数千不得上，上者为龙，不上者鱼，故云曝腮龙门。” 马坂：《战国策》:"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蹄申膝折，毛湛附溃，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阪迁延，负辕不能上。伯乐遭之，下车攀而哭之。“----描摹的是骏马老了，驾盐车上太行山，到半山不能上，伯乐见之扶马而流泪。 ”百灵“句后的白话：我这一生很快就要过去了，我已经步入暮年。已经不再想洗雪以往遭遇的不幸，只想着南归家乡的遥远。我既不能像雀雉入淮海那般随环境而变化自己，也不能像金丹在土釜中一连九转改变心意。估计这辈子恐无法如愿回到南方，为国死节，到底要在北朝忍辱负重地苟且生存。 -----附：百度百科的一个解读----------------- 写作背景　　梁武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出使西魏，当时西魏大军正南侵江陵。他被迫留在长安，屈仕敌国。以后又仕北周，官至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官位虽高，心里却非常痛苦，常常思念祖国。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煗而堪眠。”“数亩敝庐，寂寞人外”，便可“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开篇作者敞开胸襟表明了自己不贪荣华富贵的豁达淡泊的处世志趣。可是事与愿违，诗人追求淡泊，可心灵却始终无法宁静；不想做异国之官，却无奈地被强加上高官厚禄。“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诗人本想为自己受惊的灵魂，寻找一个安静的庇所，却身不由己的上了官船无法脱身。霜露降临时高鸣相警的黄鹤，只是为了戒备灾害；预见海灾的海鸟爰居，只是为了避难。故国梁朝灭亡、辗转偷安于北方各国的诗人庾信，在“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的惶恐中无奈地流落异国。　　诗人在异国他乡的“窟室徘徊”，意欲“聊同凿坯”，但他徒有归隐的志向，却没有归隐的机遇，他幻想象颜阖一样凿壁逃遁，在“桐间露落，柳下风来”中寻求心灵的安宁。却无奈地被敌国的高官厚禄囚禁，他虽然身体躲在“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的小园，却摆不脱“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的精神压力。生活上的安乐，始终不能弥补精神的空虚与困惑。诗人处在一种特殊的政治境遇中，虽然在敌国做官待遇优厚，但他仕宦敌国的耻辱始终不能释怀，他被自己不能保留“不事二主”的操守折磨的心如“历陵枯木”，发如“睢阳乱丝”。历陵枯木虽然曾经中枯而更茂，可对作者而言，梁国早已覆灭，梦幻中的可能枯而复苏的豫章树，却无论如何都不能再生发了。曾经“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墟。观受厘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的人生经历，使他对国耻君恩根深蒂固而不能忘怀，可是仅仅凭借他的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转日回天。他屈从了，不但无法报国，还转而为敌国效力，过去的他一去不复返了，他带着沉重的精神枷锁悲哀痛心，所以他看到自己发如雎阳乱丝，就象当年墨子见素丝而泣一样，再也找不回生命蓬勃的痕迹了。　　小园中的种种景物对于诗人而言，是“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是“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能够引起诗人心灵共鸣与感情契合的，只剩下“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庄子·至乐》中那只“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的海鸟，正是诗人异国做官的惶恐心理写照。诗人的心在“风骚骚而树急”的狂乱中，在“天惨惨而云低”的愁郁中，如“聚空仓”聒噪的“麻雀”一样焦躁不安，又如爬在黑暗中的蟋蟀随着蝉鸣声盲目地嘶叫。诗人惊惧不安、诚惶诚恐的灵魂茫茫然不知该飘向何方。　　在经历了“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后，诗人一直在“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寸断。”的悲伤中度日，他在病中“屡动庄舄之吟”，在神志迷惑中“几行魏颗之命”。他恍恍惚惚在梦幻中，思念自己的家国。晃动在眼前的却是“落叶半床，狂花满屋”的凄凉，落叶象征着诗人枯萎颓废的心，狂花象征着诗人飘飘荡荡的灵魂。晚年羁留北朝的诗人已经感到“百灵兮倏忽，光华兮已晚”，在忧思摧人老，岁月不饶人的境况下，诗人“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不但无法改变过去不幸的命运，而且到死也不可能结束飘荡的生活，这是人生绝望的哀叹，无奈的呼唤。“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他始终无法适应异国的生存状态。他悔恨“不暴骨于龙门”的当初，他哀叹“终低头于马坂”的可悲，要是没有当初“鲤鱼登上龙门”的荣耀，落榜做一个小人物，诗人的灵魂又怎么会被鞭打的鲜血淋漓呢？诗人狂乱中欲哭无泪，欲歌无声的彷徨，表达了一种无可救药的精神伤痛，而这种伤痛又是由于无可奈何的命运造成的。问普天下芸芸众生，又有那个救世主能够挽救这不幸动荡的乱世呢？又有那个盖世英雄能够主宰自己的命运呢？　　庾信回天无术避世不能的痛苦，是人类共通的无法摆脱的心灵的苦难。《小园赋》的难能可贵，就在于它写出了生命的不安定与人生纯然的痛苦。庾信对于苦难与伤痛前所未有的体验，是个体生命无法抗拒的生存体验；同时《小园赋》深刻地抒发了是人性本质中蕴含的死而不屈的情感力量。; 个人分类: 读书读诗|14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听君子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 热度 8 樱木花道 2012-3-21 11:56; 远方来客　曾经呼风唤雨　　现而今大隐隐于市。谈话中　俺说到小黄还是相当不错的，　　客师直接摇头：　此人俺是面见的，你知道中国officier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ｍｅ：不知　曰：他们有一种幻觉，以为自己是凌驾于市场之上，认为自己能力是无限的。　　　　其实不过是成本不是他个人买单而已。　ｍｅ：就是裁判当了运动员？　曰：还不光光这样。全世界政府都是服务，但是某些地方　不是为人民服务　是为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方便服务。　ｍｅ：就想ｘｃ的女警察买了跑车作座驾　一样？　曰：好比主人请了仆人　结果晚饭吃什么菜　主人做不了主，菜金还要主人出。　ｍｅ：嗯　... 曰：想通了这个　中国社会的各种扭曲才有一个本质的解释。　所以　你问的那些７７８８有关股市的问题　不过是大河的支流　　　不从哲学层面上想清楚，不过是纠缠在细枝末节上。 PS:　现在　想想有的乡政府进门影壁上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　　　　我们乡下很多不识字的农民说：ｗｒｍｂｆｗ; 2040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读点书0316-郭预衡先生访谈录: 热度 11 南方有嘉木 2012-3-17 04:01; 郭：我本是研读中国古代文史的，在教学改革中，开始学习新的理论和知识。又因“工作需要”，准备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初步计划，就从研读“五四”时期的几大作家的著作开始。但问题在于：在这几年里，学校经常处在“运动”之中，读书、备课，都没有时间保证。正在这时，传来派我出国讲学的消息。当时出国讲学，机会是极少的，可去的只有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人选也甚严格。在派我之前，出国讲学的叶丁易先生死于苏联，我是北京师大派出的第二人。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荣誉，但我对于出国去讲汉语，表态并不积极。有一位老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和我闲谈，扯到屈原。突然问我：”《九歌》里有一句‘蹇谁留兮中洲，’那上一句是什么？”我脱口而答：“君不行兮夷犹。” 对答之顷，我立即清醒：他这一问，似是对我的批评。我于是二话不说，准备出国。出国之前，不曾料到我又将有几年来求之不得的读书的时间。我是被派往匈牙利的。一到布达佩斯，就像到了世外桃源。并非山水风景给我美感，而是这里的大学，除了上课，似乎没有什么活动，讲课之余，有了用不完的时间。只可惜这里没有辅仁大学那样的图书馆。但又是事出偶然，有一天，我在中国驻匈大使馆里，发现一个奇迹：馆中有一间图书室，书并不多，架上却摆着一套二十卷本的《鲁迅全集》，这是我在国内想读而尚未读的。据管理员说，这书只是摆设，还没有谁读过，并很高兴地借给我。记得鲁迅曾说：没有阅历的青年，读他的文章是不易读懂的。我还要补充的是：没有历史知识的人，鲁迅的著作也是不易读懂的。我当时三十多岁，已是成人，但阅历不深，读鲁迅的著作，也不免费劲。所幸者。我小时早已读过历史，上国文系，作研究生，又兼学文史。这时读鲁迅著作，总算有些根基。我本来是将鲁迅看作“五四”时期的一位作家才读他的著作的。有些研究鲁迅的文章，也是从作家的角度立论的。通读了《鲁迅全集》，我发现鲁迅不仅是作家，也是学人，而且是我从未见过的学人。同我见过的学人相比，他似是学人之中的异端、学林之外的学人。对我来说，又是前所未遇的指路人。出国讲学的第二年，碰上了匈牙利事变。苏联出兵镇压了“反革命事件”，我国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常到我国驻匈大使馆学习，这时我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想多学一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马克思主义的几部主要著作我都读了，这是和在国内学习政治理论只听报告、讨论而不读经典文本有所不同的。我读这些书时，也和读《鲁迅全集》一样，都作了引得和笔记。讲学两年回国，我带回的东西不多。其中最有用者，是读《鲁迅全集》以及马列著作的笔记和引得。 ●两年的时间能够获得这样一笔丰厚的财富，的确令人羡慕。 ■回到北京师大，正值 1957 年的“反右”期间，我好像从世外桃源又回到了世间。一天到晚，又是开会、讨论、批判。最初一个时期，我是跟不上形势的。作为一个“旧知识分子新党员”，我曾是准备接受批评的。却没有料到，在很多前辈先生被错划为“右派”之时，我竟被错认为“又红又专”。如此一来，我在某些先生眼里，也就不免讨厌。直到最近十几年间，在人家心里，对于我这“又红又专”，也未必释然。因为“又红又专”，也就“一帆风顺”。尽管“文革”初期，我和某些先生曾有共同的命运，也曾当过“牛鬼蛇神”；但到“文革”后期，我又谬被推举，处于是非之地。如此一来，做人固不容易，做学问也难随心所欲。但出乎意外的是，这时虽然难于做学问，却似乎增长了学问。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我于“世事”，虽未“洞明”，对于自己，却有所发现。记得王充曾说：“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又说：“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论衡·谢短》）我这时发现，多年以来，考古证今，妄发议论，其实既未知古，又未知今，如此做人做学问，比青年时期还要愚蠢。还有，平生为学，服膺鲁迅，但此时发现，鲁迅入世太深，不是达人。平生写字，向慕羲之，羲之忧心太甚，亦非达人。不是达人，也都难免愚蠢。认识自己愚蠢，对我来说，是最难得的学问。 ●能够如此深刻地解剖自己，足见鲁迅精神对您的影响，看来要做好学问，就要先学做人。只有学会做人，才能具备洞穿历史的“史识”，而这无疑又是撰写《中国散文史》的基础。下面就请您谈谈《中国散文史》的有关问题吧。您是什么时候开始这部大著的写作的？ ■大约从 60 年代初期，我开始思考中国散文的传统问题。在我的一本《古代文学探讨集》里收了几篇“关于散文的艺术传统”的文字，诸如《千古文章重白描》、《略谈我国的散文传统》等，都写于 1961 年。这时有出版社的同志看到我写的这类文字，曾约我写一本《中国散文简史》。但到“文化革命”期间，我不能动笔，这类文章也没有再写下去。直到上世纪 70 年代之末， 80 年代之初，我才重新动笔，又写了几篇探索散文传统的文字。其中主要的一篇，写于我已认识自己愚蠢的 1979 年，题目是《精神解放和文章的变迁》，其中已有构思《中国散文史》的基本观点。 ●我记得您曾多次引用刘勰“文变染乎世情”的话。在论及先秦散文发展时，您主要论述的还是“王纲解纽”和文章的变迁。讲到秦汉以后的散文发展，也体现了这一思想。 ■ 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这两句话我是经常引用的。历代文章的发展变化，都是可以这样看的。从晚周到战国，从王纲解纽到百家争鸣，先秦文章已经发展到极盛的程度。但是，物极必反，文盛之极，也复归于质。到了秦皇一统天下，文章变化很大，刘勰曾有“秦世不文”的看法。所谓“秦世不文”，从文章自身的发展看，像是质文互变；但从历史发展看，又有社会原因，首先，秦始皇初并天下，随即推行了“燔灭文章，以愚黔首”的文化专制政策。当这样的决策付诸实施之后，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就结束了，百家争鸣的文章也就绝响了。在此后秦王朝的统治时期，除了李斯的几篇刻石颂功的文字，几乎没有产生什么文章。这是地主阶级早期专制在文化政策上的一个特征。这对文章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但秦二世而亡，天下又归大乱。当楚汉之际，百家之学再兴，游学之风复起。虽然没有出现先秦那种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已打破了文化专制的桎梏。这对于此后文章的发展也是很有影响的。刘邦统一天下之后，并没有立即实行文化专制政策。这是因为，一方面汉初面临着许多困难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当经济处于困难境地的时候，就不得不放宽政策，不能随心所欲。汉朝初定天下，并没有实行秦始皇那样的专制政策、包括文化专制政策，并非是因为刘邦比秦始皇为人仁恕，其所以“约法省禁，轻田租”者，乃是不得已的。在这样的经济困难的时期，不但顾不上实行文化专制，而且也顾不上考虑文化问题。再一方面，刘邦初作皇帝，曾自以为天下乃“自马上而得之”，可以不“事诗书”；下至惠帝、高后之时，萧、曹为政，也都不讲文事。但这样一来，文化反而得到了发展，百家之学都很活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黄老之学。汉代初年，从中央到地方，都曾推行无为之治。在这样的政治情势下，在文化上也就相应地有所放任，无所限制。于是在一个时期里，学术思想相当活跃，百家之学都无禁忌。当时尤为世人所重的，还有纵横之学。直到武帝明令严助“具以《春秋》对、勿以苏秦纵横”以及丞相卫绾上疏请罢贤良文学之言纵横者之前，纵横之学曾是盛极一时的。由于纵横之学曾经极盛，所以汉初文章的一大特色，就是纵横驰骋，尚有战国之风。即使不是纵横之士，也曾受过此风影响，例如贾谊虽传儒学，晁错虽习管商，而文章则“疏直激切”，无所拘忌，仍有先秦文章的风格。还有，汉初纵横之风盛行，也因为诸侯藩国的存在。当时吴楚诸国的文士如邹阳、枚乘之流，大抵都有纵横之风，其文章特点也都来自战国。但到武帝之世，此风开始变化。因为这时国家的形势变了，首先是经济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武帝时国家已非常富足，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统治者的思想也就与汉代初年不同了，政策也就改变了。武帝是个能文能武的人物，他生当汉兴几十年之后，取得了较多的统治经验，既有鉴于秦朝灭亡的教训，也有惩于七国叛乱的教训，于是既不重复秦朝的政策，也不再用黄老无为之治，而思改弦更张，另有作为。这时终于找到儒学作为新的统治思想。于是按照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一来，文章就开始了新的变化。首先体现这种变化的文章，是董仲舒的几篇对策文字。其特点是：变纵横驰骋为典雅醇正，变剑拔弩张为坐而论道。文章写得含蓄委婉，俨然儒者之风，像邹阳、枚乘那样的辩士风度荡然无存了。但事物的发展是曲折的，不平衡的。武帝之尊儒术，开始在中央即遇到窦太后的阻挠，在地方也有淮南王刘安等仍以黄老相对抗。加以武帝本人“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汲黯语），其独尊儒术，并不彻底。所以这时的统治思想虽然发生了变化，而实际上各种思想也还是并存的。特别是黄老思想仍占有重要的位置。班彪、班固父子后来批评司马迁，说他“先黄老而后六经”，其实，“先黄老而后六经”者在武帝之时，曾大有人在，不过司马氏父子影响较大而已。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这时的文风虽有变化，却不是统一的。董仲舒的文章只是文风变化的一个开端。产生于这个时期的重要著作《史记》，仍是继承了先秦的文风的，《淮南子》也是继承了诸子的文风的。 ●关于汉武帝独尊儒术，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学产生的影响，我在这里还想作些补充。即拿司马迁来说，他一方面继承了先秦的文风，但同时也自觉地效法孔子作《春秋》而写《史记》，并且提出“考信于六艺，折中于夫子”。另一个作者司马相如，在汉文帝时不愿作朝廷的郎官，跑到梁孝王那里去作门客，和游说之徒邹阳、枚乘等人一起为梁王作赋。可是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又回到朝廷。这时他的创作倾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梁孝王门下作的《子虚赋》，就像您所说的，只是“夸耀齐楚苑囿之大、游猎之盛”，“像这样的写法，也同游说之辞相似”。而为汉武帝所作的《上林赋》，就有了明显的不同。赋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极力描写天子的苑囿之大、游戏之乐，使之压倒诸侯，表达了贬诸侯，扬天子，维护大一统的倾向；二是写天子主动解酒罢猎，不仅“发仓廪以救贫穷，补不足，恤孤寡，存孤独”，而且“出德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与天下为更始”，这是西汉儒家一再提出的改制的要求；三是进一步提出“游于六艺之圃，驰骛乎仁义之涂，览观《春秋》之林。……登明堂，坐清庙；次群臣，奏得失”，最终做到“德隆于三王，而功羡于五帝”，明确要求以儒家思想来治理国家。赋中这些主张完全迎合了当时尊崇儒术的呼声，有些意见是从贾谊到董仲舒等人都说过的。从相如这两篇赋不难看出独尊儒术所引起的文章的变化。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经学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特点。西汉经学重视干预时政，有较强的批判性。受其影响，不仅儒者的奏疏大胆指摘时弊，文人的辞赋也注重讽谏。司马迁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与《诗》之讽谏何异”，扬雄晚年悔赋，认为赋欲讽反劝，都反映了论者对讽谏的重视。东汉的经学则带有较强的学术性，同时也更提倡忠君保皇和道德名节。在这种情况下，班固在《两都赋序》中就把赋与雅颂并称，不仅强调“抒下情而通讽谕”，而且更重视“宣上德而尽忠孝”。他的《两都赋》已不再讽谏，而是直接替朝廷说教，“折以今之法度”。他的《答客难》也表现自己“专笃志于儒学”的人生追求，而不再发牢骚。这是经学影响文章变化的例子。儒学与文章变化的关系，在明代也很突出。您在论及晚明散文时就曾指出：“通观明代之文，主要成就，首推万历诸子，尤其是公安一派倡导的‘独抒性灵’之作，其中有些小品，最具时代特色。但因突破了儒学传统，致遭儒者讥评。而当儒学统治加强之世，这样的文章也就难乎为继。儒学之影响文章，亦可概见于此。” 儒学影响文章的变化，这也是“文变染乎世情”的表现吧！ ■“文变染乎世情”，其表现是多方面的，大都与儒学有关。汉代以来，历代帝王利用儒学对文事的干预，是影响文章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明清两代在这方面尤为突出。这里且看明太祖朱元璋的文字禁忌：朱元璋以僧人、游丐而为天子，文化水平本来不高，但他开国前后，颇重儒学。早在至正十九年（ 1359 ），便“命宁越知府王宗显开郡学，延儒士叶仪、宋濂为经师”（《太祖实录》卷六）。于至正二十年（ 1360 ），“置儒学提举司，以宋濂为提举，遣世子受经学”（《太祖实录》卷八）。又于至正二十三年（ 1363 ），“置礼贤馆”，当时“陶安、夏煜、刘基、章镒、宋濂、苏伯衡等皆在馆中”（《太祖实录》卷十二）。《明史·儒林一》也说：“明太祖起布衣，定天下，当干戈扰攘之际，所至征如耆儒，讲论道德，修明治术，兴起教化，焕乎成一代之宏规。”又“设制科取士”，“亦一以经义为先”。从这一系列的举措来看，其崇尚儒学，至为明显。但朱元璋之崇儒，不同于唐宗、宋祖。唐太宗优容大臣，宋太祖不杀言事之人。故唐初之文，颇多直言极谏；宋初之文，亦多言事论政。而朱元璋则不仅“雄猜好杀”（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二《胡蓝之狱》），“以文字疑误杀人”（同上卷《明初文字之祸》），而且对于文章写作，特多干预。这对明初之文的发展变化，影响甚大。朱元璋干预文章的事例甚多，其著者如开国之初，曾拟起建阅江楼，旋因恐遭天谴，又停工不建。但楼虽不建，却令群臣为楼作记。宋濂那篇《阅江楼记》就是此时奉命写的。朱元璋看了宋濂等人所撰之文，都很不满，于是自作一篇，以为示范。其序云：“今年欲役囚者建阅江楼于狮子山，自谋将兴，朝无人谏者。抵期而上天垂象，责朕以不急。即日惶惧，乃罢其工。试令诸职事试为《阅江楼记》以试其人。及至以《记》来献，节奏虽有不同，大意比比皆然，终无超者。朕特假为臣言而自尊，不觉述而成章，故为序云。”在中国历史上，君臣唱和，应制写作的事例是不少的，但像朱元璋这样命题作文，鄙视群臣者，则是史无前例的。朱元璋不仅鄙视时人之文，有时还挑剔古人之文。他对于韩愈、柳宗元的文章都有评论。他有一次视察学校，看到学生有读柳宗元的《邕州马退山茅亭记》者，不以为然，便写了一篇《谕幼儒敕》作为“指示”。其中有云：“盖于《马退山茅亭记》见柳子之文无益也。”朱元璋对于韩愈之文也有批评，他在《驳韩愈颂伯夷文》中有云：“古今作文者，文雄句壮字奥且有音节者甚不寡，文全不诬妄理道者鲜矣。吁，难哉！朕闻儒者多祖韩文，试取观之，及至检间，忽见颂伯夷之文，乃悉观之，中有疵焉。疵者何？过天地，小日月是也。”又在《辩韩愈讼风伯文》中有云：“吾观韩愈《讼风伯》之文，知其为人也，似乎欠博观达道理。格物致知尤未审其精。今也韩愈既逝，文已千古，吾辩为何？欲使今之儒者，凡著笔之际，勿使高而下，低而昂，当尊者尊，当卑者卑，钦天畏地，谨人神，必思至精之言以为文，永无疵矣。”从这一系列的言论来看，朱元璋大概是要以其帝王之尊来指示“今之儒者”即当代文人怎样写作的。在这样的指示之下，文人学者“著笔之际”，就不得不以“至精之言以为文”，以免皇帝从中求“疵”了。作为开国之君，日理万机，而干预文章写作竟如此具体，这是前史少见的。在朱元璋这样的干预之下，明代便较早地产生了馆阁之文和台阁之文。 ●在文学史上，有过骈散之争。古文家和骈文家各把古文和骈文视为文章正宗。您从汉语文章的特点去看待骈散关系，比单纯地强调某一方面，更符合实际情况。除了从汉语文章的实际出发，您还提出要从史的发展论述中国散文的特征。这一点给人的印象也很深。写散文史和写一般的作品评论不同，它要求把作家和作品放到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去，加以深入考察。您在《中国散文史》中论及作家，总是指出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指出其作品在散文史发展中的新特点。例如论及明前期作家程敏政时，除了列举他的论说文“议论驰骋”的特点，又收录他的《游黄山卷引》，并结合其中表达归隐意向的话，指出：“这样的话从宋濂到李东阳的纪游之文中都不曾有过。由此看来，敏政之文，与历来的台阁诸作，已有不同者。”表达归隐愿望的话，在历代散文中并不少见，但放到明前期那样的时代背景下，就是散文史发展的一种新迹象。揭示这种新迹象，是写散文史的一个重要任务。为此，作者不仅要全面地掌握材料，而且要具有敏锐深湛的历史目光。《中国散文史》论及历代散文的发展时，尤其能体现出这种史家的目光。例如关于唐代散文的发展和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书中就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见解。 ■关于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我讲的过于烦琐，文章写的不够干净利落。如果我当年考研究生，行文如此啰唆，陈垣先生大概不会录取我。但你今天不嫌我啰唆，又提起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我就再说一说。苏轼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乃一时兴到之言。其实，八代之文，未可称“衰”。而且，首倡古文者，也不始于韩愈，古文运动也是有个曲折的过程的。这一点有的学人曾经讲到过，我也有些探索。我认为，唐代虽亦崇儒，却未进行文化专制。而且开科取士，选拔了大批的布衣之士；这与文章的发展变化很有关系，很值得注意。但人们论及唐文之变，往往舍此不谈，而专讲文章复古的经过。例如欧阳修在《苏氏文集序》中就曾说过：“予尝考前世文章政理之盛衰，而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割五代之余习；后百有余年，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这个看法在宋代是有代表性的。宋人共同的观点是：唐文之变，始于韩愈。但唐人的看法，似有不同。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曾说：“唐有天下二百载，而文章三变。初则广汉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次则燕国张公说以宏茂广波澜。天宝以还，则李员外、萧功曹、贾常侍、独孤常州比肩而出，故其道益炽。”这是说，在韩愈之前，二百年间，唐世之文，已经三变。《新唐书·文艺传序》沿用三变之说，但与梁肃所说并不相同，梁肃讲“三变”，是指韩愈以前的二百年间，《新唐书》讲三变，贯穿了整个唐代。“三变”之说，对于后代颇有影响。现在看来，唐文之变，似可划分更多的阶段。就文风而言，变化之始，可以上溯到贞观年间。在这以后，武周、开元，都有不同的文风。而安史之乱前后，朝政改革期间，黄巢起义前后，从唐末到五代，文章都有变化。贞观年间的文章变化，是同广开才路、广开言路分不开的。太宗在破格用人和求言纳谏方面，都可以说史无前例，甚至是空前绝后。正是因此，贞观年间，便出现了不少布衣、孤贫之士，写了不少直言极谏之文。魏徵是其中最主要的作者。他本来不是太宗之臣，甚至曾是太宗之敌，但太宗不念旧嫌，反以为鉴。能够爱其“疏慢”，“导之使言”（《旧唐书·魏徵传》）。这就极大地鼓舞了魏徵以及其他谏者的积极性，写出了许多直言极谏的文章。与魏徵同时，直谏之文的作者还有不少。贞观年间的直谏之文，可以说是当日最有时代特征的文章。其作者之众，作品之多，影响之大，都是其他历史时期所未有的。当然，贞观年间，也有王绩那样感叹“才高位下”、牢骚怨愤的作者。王绩的为人和为文，也是有代表性的，代表着文人失意者的情趣。贞观年间，在唐朝乃是“治世”，生逢“治世”而抱怨“才高位下”，这是王绩自视太高之故。其自我评价不全符合实际。和魏徵等人相比，王绩更富于文人的气质。他的文章也更有文学气味。正当太宗需要政治上帮忙的时期，这样的文人是不中用的。“才高位下”，怀才不遇，是理所当然的。在王绩以后，到了高宗时期，王勃等“四杰”出世，是更典型的文人，政治上更不中用。裴行俭曾经对他们有过评价。认为他们“才名有之，爵禄盖寡”。有“才名”而无“爵禄”，也就是说，政治上没有多大用处。裴行俭的话，代表了当权在位者对于这类文人的看法。总起来看，所谓“唐初四杰”。都是怀才不遇的作者。他们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牢骚愤世的。这是一个很有时代特征的文学现象。这和唐初以来的政治很有关系。由于破格用人，科举取士，文人从政的机会多了，做官的欲望也大了。欲望不得满足，就产生了怀才不遇的牢骚之文。这样的文章，形式虽似六朝，实则不同于六朝。思想情感都是新的。这样的文章，与直言极谏之文虽不同调，却同属唐初治世的文学现象。因为这些作者虽发牢骚，却是出自从政的热衷。这种牢骚，乃是“不得帮忙的不平”（鲁迅语）。到了武周时期，文章又有变化。武则天“革命”，建立大周，是个新的王朝。从统治思想到政权机构，都有很大的变化。武则天为人，既有权术，又懂文学；既任用酷吏，排除异己，又选拔新人，巩固新政。而且豢养了一批御用文人，写了一些效忠献媚的文章。这类文章和前代相比，变化很大。这时最典型的御用文人是李峤、崔融、宋之问、阎朝隐等。他们的为人特点是：不同于贞观年间的魏徵等人，不复直言极谏；也不同于贞观以后的王勃诸子，不再牢骚愤世；而是依违新朝，媚附权幸。他们的文章特点，张说评为“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大唐新语·文章》）。实际上是近于南朝词臣的文字。这些人的文章，是当时最合时宜的作品，符合武周王朝的政治需要。但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些作者，如陈子昂、刘知几、朱敬则、卢藏用等，写了另一类文章。其中最有影响的作者是陈子昂。子昂虽然也曾干谒武则天，官拜麟台正字，但他不是御用文人，而颇似纵横之士；为文也不似词臣之笔，而颇有纵横之气。子昂对武则天，似曾有过幻想。但他不曾懂得，直言极谏，可行于贞观年间，那是当时的政治需要；至于武后之“纳谏知人”则别有动机。子昂“驰侠使气”，不免书生意气，政治上并不成熟；而喜谈“王霸大略”，也不符合武则天的政治需要。但子昂这类文章，却不失为一代才人的直言谠论，代表着一部分布衣之士干预政治的思想倾向。对于子昂这样的文章，当时和后代，都曾有人评论。卢藏用为子昂的文集作序，说“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天下翕然，质文一变”。这是把子昂看作唐代转变文风的第一个作者。梁肃为李翰的文集作序，亦谓“陈子昂以风雅革浮侈”。卢氏之所谓“道”，即指“风雅”。子昂自己也说过“文章道弊”、“风雅不作”的话（见《修竹篇序》）。其所谓“道”，和后来古文家之所谓“古文”、“古道”，有所不同。他的思想和文风同后来的古文家并非一路。世或把子昂看作韩愈之前“古文运动”的先行者，恐不其然。《陈氏别传》说子昂“工为文，而不好作，其立言指意，在王霸大略而已”，这一点就是同一些古文家很不相同的。与陈子昂同时，和他气类相似的作者是刘知几和朱敬则；行文既不同于子昂，也不同于御用文人的作者，还有员半千和张□（上族下鸟）。总的看来，武周一朝，为时虽短，而文章变化，却不止一端。李峤、崔融等的“良金美玉”之文，陈子昂的“以风雅革浮侈”之文，富嘉谟、吴少微的“以经典为本之文”，固然都可称为文体之变，而刘知几的骈体散行之文，变化亦不算小。张□（上族下鸟）的《龙筋凤髓判》，四六之体，在当时也是独具一格的。开元之末，唐朝由盛转衰。崔群《论开元天宝讽上皇甫□疏》云：“人皆以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用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崔群这个看法是有根据的。尔后的安史之乱、藩镇之祸、宦官之祸，都萌于此时。但国家转入衰世，文章却开始了盛世。从此以后，作者辈出，产生了许多忧时念乱的文章。早期的作者有李华、萧颖士、贾至和柳识，后期的作者有元结、顾况、独孤及和梁肃。身历数朝、年寿较高的作者还有颜真卿。从李华、萧颖士以来，包括早期的元德秀、苏源明，到后来的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其思想倾向，虽不尽同，但有共同之点，都是认为“世道陵夷”，人心不古，为文应该“救时”、”救世”。这些作者，大半都是布衣穷愁之士。心存救世，其路无由，故徒托空言，形诸文字。当然，与此同时，布衣之士里面也有比较得志的作者，例如陆贽，身居宰辅，写了许多“王言”。此人如果仕于开元盛时，也许成为一代“大手笔”；但是，仕当德宗之朝，周旋于昏君奸相之间，奔走于兵荒马乱之际，所为王言奏议，也都是辅世济时的救世之文。虽然骈四俪六，却与历来时文大异其趣。因此，总的看来，救时救世之文，是这个历史阶段的主要作品。安史乱后，经过肃宗、代宗、德宗三代，一代不如一代。虽有李泌、陆贽等人补失救弊，朝政终于不可收拾。一些文人学者，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不仅为文忧世、愤世，而且颇思从政作官以救世济时。在永贞和会昌两次朝政改革期间，很多文人都是参与者，都有行道用世之志，兴利除弊之心。这时涌现了一大批作者。前一阶段有韩愈、柳宗元、李翱、皇甫□、沈亚之、刘禹锡、吕温等，后一阶段有李德裕、李商隐、孙樵、杜牧等。我是将“古文运动”和“朝政改革”连在一起的，我看唐代“古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改革而已。宋之古文运动，也不仅是文体的改革而已，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您的这些看法，突破了前人的结论，也符合唐代散文发展的实际情况。实际上，韩愈、柳宗元等人是把文章当成了宣扬革新主张的工具，这也就是所谓“文以明道”。最后还想了解一下，《中国散文史》三册出齐之后，您又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 ■对于《中国散文史》，还打算作些补充；有些失误，也要改正。因此非常希望听到朋友们的指正和批评。与此同时，也在开始别一领域的探索，刚刚起步，还无话可说。 * 已故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生前曾撰联语送郭先生：“联语挥毫，辛勤常代我；散文有史，创建首推君。”; 个人分类: 读书读诗|2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听南怀瑾讲庄子》: 热度 7 游泳 2012-3-9 08:21; 昨天新借的书。听人说过顺境时读孔子逆境时读庄子。如果直接读庄子恐怕自己水平有限读不懂，所以听南老师讲课啦！如果有啥所得就记录在这里。; 个人分类: 读书|869 次阅读|15 个评论

分享好书《我的朝鲜战争--一个志愿军战俘的自述》: 热度 8 gordon 2012-3-8 06:06; 也许应该早几年看到这本书，不过当年幻想“金戈铁马”的我恐怕看都不会看，就会把它扔到一边去，现在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这本书却来得正好。人生的第一步急需的不是去发挥个人才智，更不是去为国家做什么贡献，而是要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是要争取劳动和生存权利，维护做人的最起码的自尊心。这是我看这本书最大的收获，破除了我多年的障碍，虽然路走了不少，但是在理论上认识还需要时间。其实这个观点，当年我的一位校友早就说过，但是他说的是当代社会中在公司的经验，我一直还保有浪漫的革命主义热情，对他说的经验只是作为实用主义考虑，作为应对环境的临时的权宜之计。而不像这本书，直接破除了我的浪漫的革命主义热情，这一击干净、漂亮、酣畅淋漓。注：其实这个东东，我父亲也给我说过，我妈还骂了他，我妈是一个更笨的人，呵呵。其实，当时正是我逆反的时候，对我父亲说的任何话，我都不会相信的，呵呵。现在我自己学会了，很好，很好，这就是我的“独立宣言”。; 606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读点书0303: 热度 8 南方有嘉木 2012-3-4 12:26; 前阵子特别想弄明白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按老怪给的指示，读完汪晖、刘小枫、韩毓海的作品，也就差不离了。于是准备从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开始啃起，还发了个宏愿，把这套书啃完之前，封笔西河。我每天呢，其实也就临睡前那么一两个小时的读书时间，这书的文笔~~~~~~~~唉，总之，都快一个月了，我才堪堪看了300多页。今晚又在啃这书，啃到说顾炎武了，实在啃不下去了（其实我平常啃这书，啃得还是很津津有味的），于是换了一本朱光潜的《温和的修养》来看，心情立马愉悦很多。为啥这老一代都能把道理说得深入浅出，还能让人在文字中读出纯稚之心呢？看朱光潜在《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里头说他小时候写做策论经义，讲起承转合之法，这不地地道道美国法学院法律写作课的标准范式么？“开头要一个帽子，从广泛的大道理说起，逐渐引到本题，发挥一段意思，于是转到一个相反的议论，把它驳倒，然后作一个结束。” ----原则、本案事实、推衍、驳斥、结论（至于为何说是美国法学院的范式，倒不是说中国的法律意见书就不这样写，而是因为我在国内读书的时候，并没专门开法律写作这样的课。倒是在美国读LLM的时候，受了一年系统的规范训练）。难怪中国古代读书人比较普遍地缺想象力呢，这说理的思维定式一养成，脑子就枯燥了。又看说年幼时是梁启超的大粉丝，有一次报纸误传梁启超在上海遇难，“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小子在一个偏僻的乡村里为他伤心痛哭了一场”----这淡淡一笔，见出个真，写文字，记事也好，说理也罢，总要有情意在里头，才动人。 ---------------------------------------- 今天还读了一篇文章，刊于最新一期的《读书》，韦伯对当日德国的分析，对比当下中国，尤其关于科层官僚体系的论述，庶几也可成立。另一面，我又觉得中国的情况还是不一样，最不同处是我们在“政治”上的早熟，如果说科层官僚制在韦伯那里，是一种新东西，对中国而言，其实是一种“老现象”。这文章很好读，在这里贴一下，自己也做个备份。在热烈和冷静之间——读《韦伯政治著作选》一八九五年，马克斯· 韦伯发表了他在德国弗莱堡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的就职演说：《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在这篇文章中，他这样说道：“当我们超越我们自己这一代人的墓地而思考时，激动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未来的人类如何丰衣足食，而是他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德〕马克斯·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英〕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二○○九年版，12页；以下除其他所引论著外，只标注该书页码）从人们今天的经济状况来看，想达到“丰衣足食”可能已不太困难，但“成为什么样的人”却依旧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寻找答案。这个问题，对任何想寻找自己活着的价值和意义的人而言，都是“不可逃避”的。之所以如此，要归结为人性中有着一种“对于自由的原始冲动”。可以说，我们“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取决于我们如何去实现个人最为基本的自由，并不在于我们在经济上拥有怎样的支配能力。在马克斯· 韦伯看来，自由和经济发展之间并没有多少“选择性亲和力”，相反，“如果唯一要紧的事情就是由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创造物质条件和利益格局，那么任何冷静的观察者都会断定，所有的经济征兆都将预示着自由的不断丧失”（57页）。事实可以告诉我们，这种可谓是单一因素的经济决定论不可能解决自由和人生的意义问题，我们还必须诉诸现代社会中另一个人们“不可逃避”的价值领域，那就是政治。我们可以不必是一个如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以政治为业”的人，但我们必须了解和学习政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头脑清晰地知道，我们的自由和权利是如何丧失的。我们也才能明白，如果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关键在于，我们能够拒绝“成为什么样的人”。从这种政治成熟的意义上说，马克斯· 韦伯那些处在热烈和冷静之间的政治著作，无疑会为我们提供一种堪称典范的“政治教育”。　　一、政治教育和政治成熟　　从马克斯· 韦伯对他所生活的时代观察中，我们看到，政治教育对于一个处在转型时期的国家中的人们而言，是非常必需的。无论从正面意义还是负面意义上说，只要谈及政治教育，它都是和“政治不成熟”的状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或许我们在经济上已经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绩，但它并不能决定一个民族在政治上也可以相应地趋于成熟。马克斯· 韦伯断然地认为，一个民族的“政治不成熟”并不是“经济原因所致”，也不是因为“利益败坏了政治”，而是因为那种“非政治的历史”（21页）。这个时候，他把矛头对准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他看来，这种“非政治的历史”正是俾斯麦所奉行的威权政治造成的。这种威权政治，实质上是一种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它虽然使得德国经济在“一战”前迅速成长为一位骄横的巨人，但在政治上却造就了大批的“精神侏儒”，“留下了一个缺乏任何政治教育”和“完全没有政治意志的民族”（119页）。可以说，在威权政治下，人们不会得到真正的“政治的”教育，那些通常所谓的政治教育，不过是一种统治者用以精神奴役和洗脑的形式罢了。原因很简单，没有哪一位统治者愿意让人们去质疑和反对他们统治所具备的“政治资格”。对于他们而言，被统治者不需要具备什么政治智慧，也不需要明白自己有什么政治权利和应尽的政治责任，他们只需要“像一群羔羊一般”集体无意识地接受被驱使或宰割的命运就行了。在《论俄国的立宪民主形势》一文中，马克斯· 韦伯以俄国的独裁统治为例，指出了这样的“非政治”的教育，“尽管国家的统治技巧显得日益精致，但这个据认为很强大的制度却非要坚定不移地把它公开展示的骇人听闻的‘精神’贫困入广大人口的头脑之中”（61页）。可以说，真正的政治教育，就是要打破统治者强加给被统治者的这种“非政治”的精神贫困状态，或者说政治不成熟的状态，让人们能够用“政治成熟性”的标准去衡量领导或者渴望领导整个民族的阶级的“政治资格”。　　在马克斯· 韦伯看来：“社会—政治问题的最关键并不是被统治者的经济处境，而是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的政治资格。”（20页）换句话说，在社会—政治领域，人们可能更为关心谁有资格掌握并行使“政治领导权”的问题。这几乎可以说是所有政治思考的重心所在。马克斯· 韦伯认为，“一个大国的最大危险莫过于被一群政治上毫无教养的市侩所领导”（20页），但他同时看到，那些看似很有教养的“统治阶级和上升阶级”，在政治上也远未达到真正的成熟，并不具备领导整个民族的政治资格。这同样会带来危险和悲剧。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文中，马克斯· 韦伯对俾斯麦当政时候的德国各阶级逐一进行了分析。他毫不客气地指出，现今的那些统治阶级（阶层）早已走向保守和没落，其根深蒂固的自私和专制本性，无法容忍和满足人们对于政治变革的客观要求，也根本不会产生一种负责任的政治领导权，因此，必然会危及或有悖于整个民族的长远利益。而那些上升阶级（阶层），由于长期活在“政治餍足”或“非政治”的精神氛围中，只知道“陶醉于眼下的成功而只求太平”，故而他们也不可能有能力“掌握国家的航向”，积极主动地去担当起国家的政治领导权。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出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很容易和当权者媾和在一起，在政治上趋于反动。而他们中的另外一部分人则“早已沉入政治市侩主义的泥潭”，和工人阶级或无产阶级一样，对政治可能仅仅出于一种肤浅和粗俗的情绪反应，并不具备高贵的“政治理想”，也缺少客观的政治“眼光”、充分的 “责任心”以及行动魄力。综上而言，上述所有的阶级（阶层）的“政治资格”都是令人怀疑的，他们都不足以“成为民族政治目标感的担纲者”。进而言之，他们都没有达到“政治成熟性”的标准。　　在马克斯· 韦伯那里，这种“政治成熟性”指的是：“对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的领悟，以及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些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的能力。”（17页）这就要求我们能够远离并超越那种私人经济和党派利益集团的纷争，从整体民族利益的长远发展和高度上去思考政治问题，进而独立地担负起民族所赋予我们的政治任务和政治责任。毋庸讳言，这种“政治成熟性”是站在一种热烈的民族主义的立场来说的，它把民族的利益看得至高无上。马克斯· 韦伯赋予它的用意和目的，也是想让德国成为一个“主宰者民族”，进而“把握世界发展之舵”，参与到“世界政治”中去。尽管如此，马克斯· 韦伯特别强调的“政治成熟性”，其意义内涵要远远超出我们常见的那种非常狭隘和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情怀。在《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一文中，马克斯· 韦伯认为：“只有一个政治上成熟的民族才能成为‘主宰者民族’，这意味着人民控制着对自身事务的行政管理，通过自己选举产生的代表果断地共同选择自己的政治领袖。”（215页）此外，他还认为，政治成熟“毋宁说可以反映在这一事实上：国民始终都很了解官员们在如何处理他们的事务，所以能够对他们的工作加以持续的控制和影响”（147页）。由此可见，在这里，“政治成熟性”主要是就民族国家自身内部的政治事务而言的。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主宰者民族”也并不是指主宰外来民族或文化的命运，而是指，本民族内的各个成员在政治上皆可以成熟到具有自我主宰、自由选择的能力，得享各项参与政治的权利。从这种意义上说，“政治成熟性”所界定的“民族的永久性经济和政治权力利益”，是属于身处于民族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它不是某些人或某些党派的私有财产。可以说，它提出的那种内在要求，不仅适用于统治阶层，而且也适用于其他所有具备着“天然的政治本能”的人。不过，在我们现代这样一个科层官僚化和官僚统治的社会，什么样的人可以在政治上真正配得起“成熟”二字呢？　二、科层官僚制的“铁笼”及其出口　　现代科层官僚制在马克斯· 韦伯的眼中，其意义和影响都是极为重大的。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认为：“官僚制所扮演的角色对韦伯来说就像阶级斗争之于马克思，及竞争之于松巴特一般。”（转引自〔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64页）科层官僚制之所以对马克斯· 韦伯而言如此重要，是因为在他看来，科层官僚制可以体现“所有组织形式的共同特征”，代表了现代社会“不可阻挡”或“无可逃避”的存在形式和发展趋势。正如他所说：“今天正在与日俱增的‘社会化’，必然意味着与日俱增的官僚化。”（122页）可以说，无论对资本主义的企业组织经营，还是对政治事务的行政管理，科层官僚制均显现了“最高度的效率”以及“理性技术的专业化及训练”的优越性，反映出一种以功能效率为目的取向的“形式合理性”或“工具合理性”。不过，一旦人们习惯把科层官僚制这种无与伦比的有效形式和工具奉为圭臬，我们便很可能完全地被其支配，对其“俯首帖耳”。马克斯· 韦伯在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的理性化进程时，把科层官僚制比喻成一个“铁笼”，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突破和制衡它那笼罩一切的“一元化的官僚系统”。这就是说，科层官僚制在“实质”上已经促成了官僚的绝对支配地位，官僚的专政统治，在国家和社会中拥有了“不断膨胀”的权力。在《新政治秩序下的德国议会与政府》这篇长文中，马克斯· 韦伯把科层官僚制视作一部“机器”，而我们只有作为这部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对这部机器无条件的“服从”，才能享有各种职权和利益。他由此担心，在这种官僚统治下，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和民主，“究竟如何才会成为可能？”而又是什么“事情”是“官僚系统无力作为的”？（131页）　　可以说，如何打破科层官僚制的“铁笼”，为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开放一个可能的出口，是马克斯· 韦伯政治思考的又一个主要问题。这个问题的重心落在了“如何防止官僚统治消弭真正的政治活动”上（9页，英译者序）我们曾经受过一个“大人物”的政治教育，他要我们反对“官僚主义”，如果这是一项“真正的政治活动”的话，他可能就是对的。官僚统治的确在很多方面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对于马克斯· 韦伯而言，官僚统治的问题在于，总是热衷于“谋取领导地位的那些人的权力利益”，渴望“享有可能不受控制的自由，以及为了官员的晋升而垄断内阁职位”（145— 146页）。易言之，官僚统治培养了一帮“官员心态”的人。这些人满脑子充斥着向上爬的权力欲，把权力视做专制统治和党派分肥的手段。他们对权力的崇拜和追逐只会沦为一种虚荣和势力的象征，不会产生任何对于人类有意义的现实关怀和政治活动。因此，他们根本没有领导政治的资格，也绝不会懂得权力往往意味着 “承担责任”。马克斯· 韦伯不无愤激地指出：“官员的既得利益就在于把持公职而又不承担责任。”（166页）借用一个不恰当的说法，官僚统治的乖谬之处就在于“强占着茅坑不拉屎”。不仅如此，它还喜欢“把公务信息变成保密信息”，并美其名曰“公务机密”（146页），进而言之，官僚统治是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封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的官僚们，牢牢把持着一些紧要信息和资源而不公开，并不断借此来强化自己的特有权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样的人怎么可以“投身政治”呢？在马克斯· 韦伯看来，他们就像那种“脑满肠肥的餐厅老板”，在本质上不过是一群“靠政治而生”的食客或暴发户而已。只有当他们处在恰当的位置，置身于政党和权力斗争之外，并保持“不偏不倚”的政治立场和观点时，他们才可能发挥出科层官僚制的效力和作用。要做到这一点，单纯依靠官僚自身的专业知识和道德修养是不够的，必须借助那些可以制约权力的自由民主制度（比如普通平等选举制和议会制），以及那种“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或政治领袖。这就是马克斯· 韦伯为消解官僚统治而向我们提供的出口。　　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斯· 韦伯在他的政治思想中，科层官僚制、自由民主制和政治家，这三者实际上组成了一种多元制衡的政治—行政结构图景（参见〔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顾忠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四年版，106—107页）。可以说，多元制衡是所有“抗争性政治”都必须遵循的一种基本原则。出于对官僚统治造成的权力独占和滥用的制衡考虑，马克斯· 韦伯主张大力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让“公民”可以通过平等选举制和议会制，获得参与政治的各种公平渠道和平等机会，和社会上的各种阶层（尤其是特权阶层） “平起平坐”，共同决策国家的各项政治事务，从而有缘“共享这个国家”。他们有权对现有的统治者，显示出自己“最低限度的内心同意”，并由此来衡量那种统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135页）。不过，马克斯· 韦伯在分析“一战”前德国的议会制时认为，那种“没权没势”、只会“夸夸其谈”的议会，是不可能对官僚统治产生什么制衡作用的，它在统治的官僚系统中仅仅充当了被用来用去的“橡皮图章”（120页）。由此可见，他仍然担心的是，议会制因为在运作形式上要同样受制于科层官僚制，故可能导致它的“实效权力”及其代表，很容易被那些别有用心的政党官僚所把持或操控，无法监督行政和选举出一个可以负责任的政治领袖。当一种制度存在欠缺和无法落实的时候，我们只能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人的身上。从马克斯· 韦伯的晚年所处的政治时局和个人诉求来看，他的寄托就在于那些真正的职业政治家或政治领袖。他理想地认为，他们才是“抵消官员统治的力量”（145—146 页）。在《以政治为业》这篇著名的演讲文中，他描绘了那种“为政治而生”的政治家要具备的“三种前提性的素质”：激情、责任感和眼光（283页）。只有具备这三种高贵的素质，一个人才可能远离和摆脱一切“虚荣政治”和“利益政治”的诱惑，凭借个人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尤其是后者——跳出官僚统治的“铁笼”。　　三、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　　在我看来，马克斯· 韦伯的那些政治思考是和他对现代性的“诊断”分不开的。现代性在他那里，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性化的进程。这种理性化基于一种世俗功利的计算技术和知性方法，改变了过去人—神—宇宙三位一体的世界图像结构，导致了“世界的除魅”。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的除魅”就是人用自我的理性，取代了上帝这一最高价值和意义本体，同时揭开了各种神秘主义的面纱，把世界变成一个人人都可以认识和操纵的对象。进而言之，过去捆缚我们的那种统一的神圣的宗教信仰消散殆尽了，每个人都置身于一个“价值多元”、“诸神相互厮杀”的时代，不得不在其间做出主观的理性选择，独自去承受那种实际的“无信仰的状态”。不过，丧失宗教信仰也不见得全是一件坏事，正如德国思想家卡尔·洛维特所说：“与任何一种超越的信仰相较之下，目前对时代命运与一时行为之激情所具的信仰，其实是一种有正面意义的无信仰状态。这种对于超出了时代命运或超出了当下要求的事务（如客观‘永恒’的价值、意义、成就等）缺乏信仰的情形之所以具有正面性，乃在于它强调理性责任的主观性，并以此主观性作为一种个人面对自己时纯粹自我负责之态度。”（转引自〔德〕施路赫特：《理性化与官僚化：对韦伯之研究与诠释》，53页）他的这段话不外乎告诉我们：上帝死了，人还活着；信仰即使不在，但责任必须自负。易言之，我们看似自由了，但个人责任也跟着来了。从这种现代性社会的内在性要求上，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更侧重于后者。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是指一种宗教上的“绝对伦理”。这种伦理“不问后果”，“仅仅是去盯住纯粹的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秩序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288—289页）。一旦将之用于政治领域，和权力及暴力手段结合在一起，必然会给人类社会带来那种《圣经·启示录》上所说的“末日论”景象。马克斯· 韦伯曾在论述俄国二十世纪初的政治形势时指出，信奉这种“信念伦理”会产生两种不好的后果：一是像托尔斯泰的晚年那样彻底投向上帝的怀抱，走入一种“非政治”的极端；二是像俄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和革命那样，为他们自视正确和神圣的东西以及向往的“天堂”，狂热地战斗而不惜牺牲自己或别人的生命。这些人认为：“如果由纯洁的信念引起的行动导致了罪恶的后果，那么，在这个行动者看来，罪责并不在于他，而在于这个世界，在于人们的愚蠢，或者，在于上帝的意志让它如此。” （288—289页）由此可见，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只会归罪于外，推卸责任。此外，他们总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以那种看似高尚的道德目的为自己使用暴力和强制的手段辩护。可以说，信念伦理是不适合于政治领域的。因为它根本无法理解，政治本质上是一种“魔鬼”的事业，不需要那种信仰上的 “灵魂得救”和“绝对伦理”的理想。马克斯· 韦伯认为：“凡是投身于政治的人，也就是说，将权力和暴力作为手段的人，都同恶魔的势力定了契约。”（291页）如果一个人对政治中那不可避免的“恶”，没有特别冷静和清醒的认识，对政治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无法自负其责，那么，他可能只是一个“政治幼童”。这种人很容易被一种所谓的“政治信仰”蛊惑和驱使，把自我的救赎和解放全权托付于政治运动，因而注定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只有遵守“责任伦理”的人，才说得上是一个“成熟的人”，才可以去从事政治。在马克斯· 韦伯看来，“政治的决定性手段是使用暴力”（290页）。无论我们的暴力具有怎样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暴力都只是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道德目的。我们知道，现实中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要想实现目的总是需要手段，但手段最终可能实现不了目的，只会有害于目的。可以说，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始终存在一种紧张的二元对立关系。这种张力是会造成大量的不良后果的。由此来看政治中的一切伦理问题，需要我们始终考虑如何慎用暴力手段，而不造成令我们难以接受的罪恶后果。我们不能天真地相信：“善果者惟善出之，恶果者惟恶出之。”（291页）在政治中，善和恶是没有绝对的不可跨越的界限的。政治是需要去追求一种正义的善，但务必要清楚，在追求它的过程中，善的东西可能早已偏离了它既定的渠道，汇入恶的洪流中。因此，政治的一切问题，最后都是在考虑如何抑制恶的泛滥，而不是盲目地向善，不计恶果。很多时候，我们抗恶就是在从善，善往往不能自生，而须由恶变善。在政治中，暴力是一种必要的恶，权力也是一种必要的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承认它们的前提下，做好应对后果的准备工作，以一种责任伦理的态度和要求，避免对它们的滥用，为它们产生的各种行为后果负责。　　在《以政治为业》一文的最后，马克斯· 韦伯热烈地呼唤那种可以担当起“政治使命”的人：“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怨无悔；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然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这样一个人，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使命的召唤’。”（296页）“这样一个人”在这里指的是，可以把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人。扪心自问，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在一个诸神兴起、妖魔当道的时代，我们要么过于陷入个人信念的幻象，要么漠视自己的应有责任和日常生活的行动要求。对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说，我们还是不清楚的。不过，从马克斯· 韦伯的政治著作中，我们至少知道了一点：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296页）。只要我们在暗淡的现实真相面前保持一颗坚忍之心，可以对任何有害于个人自由的“权威”和体制说“不”，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成熟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成熟往往只有一种意味，那就是：在热烈和冷静之间，我们总能持有一种客观的距离感，并最终做出“ 冷静 ”之选择。　　（〔德〕马克斯· 韦伯：《韦伯政治著作选》，〔英〕彼得·拉斯曼、罗纳德斯·佩尔斯编，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二○○九年版，45.00元）; 个人分类: 读书读诗|31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枭臣”这本书: 热度 17 李禾平 2012-2-18 09:50; “枭臣”这本书写得还真不错。就是太长了，以俺看书的速度，俩星期了才看到3/4的位置，而且这本书还远远地没有写完。写古代战争的书不少，不过能写到“枭臣”这样比较宏观的还真不多，看来作者确实是下了不少的功夫。非常值得一看。看这本书，还真是有点感慨，有点儿土共军事思想的人穿越回去，想不大杀四方都难。书的作者叫“更俗”，这家伙肯定有御姐情节，上本书是这样，这本书还是这样。而且这家伙写起闺闱之事更是高手，如果作者专攻此项的话，难保不出个当代的“ 兰陵笑笑生 ”。; 94 次阅读|24 个评论

分享读点书0211-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 热度 3 南方有嘉木 2012-2-12 13:46; 这本书的核心如作者在扉页说述，全引如下： “当中国要思考整个世界的问题，要对世界负责任，就不能对世界无话可说，就必须能够给出关于世界的思想。中国的世界观就成了首当其冲的问题。已经在舞台上了，就不能不说话。这就是中国现在的思想任务和必然逻辑。我们所谓的”世界“现在还是一个非世界（non-world)，现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严重问题，并不是在世界中存在着所谓的”无效国家“（failed states)，而是一个”无效世界“（failed world). 把自己和他人对立起来，把信徒和异教徒独立起来，把西方和东方对立起来，把所有并不对立的事情对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的基本政治意识。这样的政治意识没有世界，尤其不能对世界负责任。” “对世界负责任，而不是仅仅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中国哲学视界。在实践上则是全新的可能性，即以”天下“作为关于政治/经济利益的优先分析单位。从天下去理解世界，也就是要以”世界“作为思考单位去分析问题，超越西方的民族/国家思维方式，就是要以世界责任为己任，创造世界新理念和世界制度。”; 个人分类: 读书读诗|12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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