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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对进口替代战略的批评 —— 伟大的台湾: gordon 2017-4-24 04:04; 拉美主要国家在1950年已达到半工业化水平，它们的非耐用消费品及其投入物都已实现自给，这是进口替代的最初阶段，其特点是，工业产量较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技术水平一般，在低产量的生产水平下成本不算太高，同时对国内市场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但随着进口替代的进一步发展，它们需要替代中间产品，如石油化工产品、纸张和钢等。这些产品属于资本密集型的，要求实现专业分工和规模经济。然而，拉美各国政府都试图对这类基础工业保持主权控制、在本国狭小的市场范围内通过行政措施对其实行保护。拉美许多国家的中间产品工业、生产型和消费性耐用品工业就是在这种进口替代政策下发展起来的。它们在一种封闭的市场内，以高关税（有时甚至高达500%）为依托，排斥国内外的竞争，利润的获得比较容易，缺乏改进技术和提高质量的动力，产品成本高，无法进入国际市场。 1950~1964年间，进口替代的老办法，即增加进口保护或出口税，对拉美各国经济带来不少消极影响。1966年后，它们与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的差距逐渐拉大。自60年代中期起，拉美国家陆续进行政策改革，其中巴西和哥伦比亚取消了对出口的歧视，产生一定效果。但大部分还是没有改革 ************************************************************************ 伟大的台湾纯粹从经济角度来说，台湾极为伟大台湾也是相信自由贸易的但注意啊，英美可不是啊马汉在《海权论》中说，英国兼具法国和荷兰两家之长; 2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给王垠 —— 从事实际工作的研究方法: 热度 2 gordon 2017-4-7 08:21; 理论上，看起来很容易制定研究的原则。学者应该没有更深的动机，他应该局限于探索真理，应该尽可能地摆脱传统的压力，及其周围社会和自身愿望的压力。他应该在研究中没有打算影响他正研究的国家内外读者的政治态度的意图。这些都是健康的原则。但这些原则不解决如何避免偏颇的方法论问题。 **************************************************************************** 研究的客观性问题不能仅仅通过试图排除价值观念来解决。相反，社会问题的每项研究，无法范围多么有限，都是且一定是由价值观念决定的。“无偏见的”社会科学从来就不存在将来也绝不会有。努力逃避价值观念是错误的，并且注定是徒劳和破坏性的，价值观念和我们在一起，即使把它们打入地下，它们仍然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要使价值前提清楚明白，研究才是尽可能“客观的”。我们为了更广泛的目的，也需要详细地说明它们。阐明我们的一般观点，并定义我们特定的价值前提显然更为迫切，同时也变得更加易行。一旦我们认识到即使在科学研究中，我们绝不能天真地期望我们的观点只是无条件地反映了我们发现真理的要求。 ******************************************************************** 选择《亚洲的戏剧》作本书的书名，是为了表达作者开始研究时所持有的和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增强的对现实的理解。在所有复杂和差异的背后，我们意识到像戏剧里一样的，一系列相当鲜明的冲突和一个共同的主题。其实，现实是一系列论文的集子，简称论文集。而不是一两篇 “高大全”的文章所能覆盖的。（正像王垠的错误认识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这戏剧的参与者。情绪和智能密不可分，没有情绪，就没有智能。 ******************************************************************** 王垠的问题，在于其研究方法都是陈旧的，法兰西第三帝国居里夫人钱三强的期待像早期的科学家一样，拥有大师和巨匠。但他疏忽一点，那些人都是有大庄园或贵族，能提供长期稳健的现金流。王垠又带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特征，完美的，脆弱而敏感的书卷气的，不能抗压力的 ******************************************************************** 集市与大教堂他自己其实是平民出身，就不能期待大教堂每一个贫民都期望自己能出人头地，能过 “人上人” 贵族的生活，但其实你不是。基于现实的研究，而不是自己想象的研究康奈尔并没有错 **************************************************************** 如果大多数地方都是如此，那可能你错了 ******************************************************************** 另：那个谁就爱搞这个，“打左灯，向右转。”; 24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亚洲的戏剧: gordon 2017-4-7 07:30; 一旦我们开始对他们的情况感兴趣，传统上我们西方总是倾向于友好地对待苦难中的民族，除了完全自私的利益以外，我们最迫切的希望就是他们的发展工作获得成功。我们希望他们尽可能地发展成像我们一样的民族社会，这是民族优越感的自然冲动，这种冲动将在最平静的世界形势中体现出来。然而，我们绝不能让这些可理解的和真正的感情影响我们对事实的认识。科学研究的特质是，真理和坦率地说出真理是有益的，错觉，包括由慈悲和良好愿望引起的，总是毁灭的。错觉阻碍了追求知识，它也一定会阻碍那些使发展计划充分发挥作用和成功的努力。由于这个原因，本书打算直言不讳。在我们这个研究中，我们在研究时要走出这个戏剧。我们认识到，要学者不动感情是不合理的要求，应该客观地阐述事实：言过其实和语焉不详二者同样偏颇。参考阅读：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 15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Steve Harvey 在节目里嘲笑亚洲男人没魅力约不到女人: gordon 2017-1-15 10:05; http://video.weibo.com/player/1034:8d72e12353f38091021a1bf5481544e4/v.swf 中国人太爱学习了，不运动，没有闲工夫，也不爱生活。性能力跟运动，生活轻松愉快有很大关系。（有论文）跟 “丁丁” 长短没什么关系，这是因为 xxoo 是一个 “松紧袋子” Steve Harvey 在节目里嘲笑亚洲男人没魅力约不到女人，遭到网友批评怒骂其种族歧视。。。被黑人歧视了。。。呵呵; 45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大多数人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过不好的: gordon 2016-5-7 20:02; 大多数人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过不好的就是 1999年的扩招，电脑、房地产注： “东南亚危机” ，不就是跟这次 “美元回流” 一样嘛。其它货币大幅贬值，中国说我不贬。“打肿脸充胖子” 美国成神了。 *********************************************************************************** 　 1997 年，中国开始进入社会震荡时期。国企改革开始，大量职工下岗。随即发生亚洲金融危机，私企同样受到冲击。再加上城市化进程发展，整体社会矛盾加剧。 1998 年失业率达到 7.9% 到 8.5% ，是 1949 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面对经济困难，中央提出拉动内需。此时，经济专业分析人士提出，教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供小于求的领域。　 1999 年 2 月 9 日，《经济学消息报》刊登经济学家汤敏及夫人左小蕾的公开信，建议“有关领导”推动在此后三到四年中让高校学生数量翻番，新增学生自行支付每年 1 万元学费。他们相信这会带动 240 亿学费及其他相关消费，并刺激 10000 亿相关投资，使 GDP 增长 0.5% 。公开信引发社会的热烈讨论。 3 月，发改委在一份涉及当时经济与社会发展情况、任务的文件中，第一次把扩招列为刺激国内需求的一揽子计划中重要组成部分。紧接着，国务院 4 月要求教育部修改 1999 年高校招生计划。事实上，教育部门对扩招一直持保留意见。为了避免政策过度超前，教育部委托北京大学高等教育中心做可行性报告。这份报告提出，扩招对经济刺激作用有限。与汤敏和左小蕾的结论不同，北大高教中心认为，在全国 119 个经济部门中，教育对国内消费和经济的刺激排名在 100 名之后。学费收入增加估计 131 亿元，带动其他投资 309 亿元。　但这份报告没有对最终的政策制定产生影响。 6 月初，最高领导层在短时间内作出了扩招决定。最高领导决定了事情，教育部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尽管时间紧迫，最终还是决定当年立即实施扩招计划，“摸着石头过河”。 1999 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当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 160 万人，比 1998 年增加了 52 万人，增幅高达 48% ，增长速度是 1994 年至 1998 年年增长速度的 15 倍。　就这样，中国大学的扩招开始了，以后每年的扩招都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正如汪庆华认为的那样，扩招这一重大教育决策的作出没有遵循正常的决策流程。最初的建议是由经济学家，而不是教育专业人士提出；政策方案是由发改委，而不是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决策时间过短，政策形成、决定、实施三步几乎同时进行。 *********************************************************************************** 2004年经济还好着呢，2005年又不行了。; 14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南韩就是亚洲的波兰: gordon 2016-3-24 03:58; 感谢三胖，注：xx 就不懂军事，刚上台的讲话就可以看出来。现在就不知道了。（也许读书学习了吧） ****************************************************************************** 其实在中国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是中国社会军事思想的一大高峰。澄清了好多问题注：那时候通货膨胀还没有那么严重，中国社会还能放下一个书桌。 ****************************************************************************** 都不吭气，“姚云竹” 都变成懂行的了笑死注：即使讲话稿是秘书写的，那东西肯定不对嘛，怎么可能念出来呢。因为要批阅东西，自己没有判断力怎么弄？房谋杜断，有时候思路不一定能想到。但是别人想到了，你能看出来合适不合适，有什么补充，是不是适合环境，还有时机的判断和把握。 “姚云竹” 呢，中人之才，很努力，但是脑子不快。农村土话说，脑子快和脑子不快，差距很远。你脑子转一圈，有人脑子转三圈了。当个老师，当然没问题，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嘛，勤勤恳恳也能培养出好学生。但在实践上应用上，“人老实” 不是优点。 ****************************************************************************** 它夫妻俩人呢，象我爸跟我妈妈，我爸跟我妈啥水平，我会不知道，呵呵难得糊涂，难得糊涂; 17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穆旦《赞美》及《九十九家争鸣记》: 热度 3 天狼星 2016-2-26 21:52; 走不尽的山峦和起伏，河流和草原，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1年12月穆旦穆旦（1918—1977），原名查良铮，曾用笔名梁真，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 1940年在西南联大毕业后留校任教。1949年赴美国留学，入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195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1953年回国后，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1958年受到政治迫害，调图书馆工作。1977年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穆旦于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 1939～1945）》、《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诗歌传统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是“ 九叶诗派 ”的代表性诗人。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亦是九叶诗派成员之一。国外诗歌翻译工作，译本在国内翻译文中有较大影响。 1959 年 1 月 1 日 —— 西历新的一年开始，诗人穆旦（ 1918-1977 ）在日记中写到：正午希武来午餐，下午艮良夫妇来晚餐。谈到我最近受处分的事。我总的感觉是：必须彻底改正自己，不再对组织及党怀有一丝不满情绪，以后应多反省自身，决心作一个普通的勤劳无私的劳动者。把自己整个交给人民去处理，不再抱有个人的野心及愿望。 ] 希武即穆旦的妹夫刘希武，时为天津市五中教师；艮良即周与良的三哥周艮良，时为天津建筑设计院工程师，都是关系亲密的自家人，会面的时候自然会谈些私密的事情。“受处分的事”世人多半已知晓，即穆旦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分子”。依据 1958 年 12 月 18 日天津市人民法院（ 58 ）法刑一管字 141 号判决书，穆旦被依法判处管制三年，撤销副教授职务，由六级降为十级。判决的主要依据为：查（按：穆旦原名查良铮）在 1940 年以前在西南联大时，曾参加“青岛”（按：应为青鸟）、“南荒”等反动文艺社，发表反动文艺，同时在匪中央日报上书写反动诗《火炬》（按：应是指《一九三九年火炬行列在昆明》）。 1942 年 2 月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回国后在匪国民党干训团充中校秘书， 1948 年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南京办事处任翻译，同年 12 月到暹罗又任该处秘书。 1952 年回祖国， …… 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改造，与南开大学 ××× 形成小集团对抗领导，肃反被宽大处理后仍心怀不满 …… 1957 年党整风之机，大肆向党进攻，在人民日报发表《九九家争鸣记》（按：指《九十九家争鸣记》）反动文章。 ] 穆旦被判决一事，据说是南开大学“反右倾运动”放出的“一颗卫星”，由法院到学校宣布。“当时对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较多的是受到‘内控’，只有极少数人是被法院明定的，穆旦便是正式由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接受机关管制’的一人” 。 ] 问题的严重性可见一斑 —— 尽管从表象事实来看，在偌大的南开校园之内，在“历史问题”方面，人微言轻的穆旦似乎并不足以成为最严重的几个人物之一。被宣判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之后，穆旦被赶下外文系讲堂，到南开大学图书馆“监督劳动”。所谓“监督劳动”，“就是扫地，图书馆楼道和厕所每天至少打扫两次，原有的工人监督他劳动”。 ] 和后来对于知识分子大规模的劳动改造相比，劳动强度要小不少 —— 但初次经历此类事件的穆旦，改造自我的决心还是很大的。 1959 年 1 月 9 日，他在日记中写到：自五日起，我自动打扫图书馆甬道及厕所，每早（七时半）提前去半小时。这劳动对自己身体反而好。前两日，冯老找我谈一次话，我曾要求增加工作时间，他说组织说不用。告我要紧的是精神愉快，做事才能积极主动。 “冯老”即时任图书馆馆长冯文潜教授。 “自动”、“提前”、“要求”这些词汇表明穆旦显然希望通过更大强度的劳动量、更为积极的劳动姿态，来获得“组织”的认可；但在冯文潜这样历经世事、学养丰厚的花甲老者眼中，“历史反革命分子”或许并不算什么错误 —— 有理由相信，曾为西南联大教授的“冯老”当年应该知晓年轻的外文系助教查良铮弃教从军的事迹（即判决所称“充匪青年军少校翻译官去往印度”）。“组织说不用”，并告知要保持“精神愉快”，这可视为组织对下属，或者说，一位老者对于一位年届中年的知识分子的安慰与关爱。（余下部分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50e450101d26c.html ） (刊《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文学史新视野”栏目） ] 本文所引穆旦日记资料均据李方编选：《穆旦诗文集》（第 2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年。 ] 据南开大学档案馆所存穆旦档案之《关于查良铮问题的复查意见》（中共外文系总支， 1979 年 4 月 21 日）。按：文中按语为笔者所加，但……、×××均为原有。 ] 来新夏：《怀穆旦》，《中华读书报》， 1999 年 12 月 22 日。 ] 周与良：《永恒的思念》，杜运燮等编：《丰富和丰富的痛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第 158-162 页。九十九家争鸣记百家争鸣固然很好，　　九十九家难道不行？　　我这一家虽然也有话说，　　现在可患着虚心的病。　　我们的会议室济济一堂，　　恰好是一百零一个人，　　为什么偏多了一个？　　他呀，是主席，单等作结论。　　因此，我就有点心虚，　　盘算好了要见机行事；　　首先是小赵发了言，　　句句都表示毫无见识。　　但主席却给了一番奖励；　　钱、孙两人接着讲话，　　虽然条理分明，我知道　　那内容可是半真半假。　　老李去年做过检讨，　　这次他又开起大炮，　　虽然火气没有以前旺盛，　　可是句句都不满领导。　　“怎么？这岂非人身攻击？　　争鸣是为了学术问题！　　应该好好研究文件，　　最好不要有宗派情绪！” 　　周同志一向发言正确，　　一向得到领导的支持；　　因此他这一说开呀，　　看，有谁敢说半个不是？　　问题转到了原则性上，　　最脑人的有三个名词：　　这样一来，空气可热闹了，　　发言的足有五十位同志。　　其中一位绰号“应声虫”，　　还有一位是“假前进”，　　他们两人展开了舌战，　　真是一刀一枪，难解难分。　　有谁不幸提到一个事实，　　和权威意见显然不同，　　没发言的赶紧抓住机会，　　在这一点上“左”了一通：　　“这一点是人所共知！” 　　“某同志立场很有问题！” 　　主席说过不要扣帽子，　　因此，后一句话说得很弯曲。　　就这样，我挨到了散会时间，　　我一直都没有发言，　　主席非要我说两句话，　　我就站起来讲了三点：　　第一，今天的会我很兴奋，　　第二，争鸣争得相当成功，　　第三，希望这样的会多开几次，　　大家更可以开诚布公…… 　　　　附记　　读者，可别把我这篇记载　　来比作文学上的典型，　　因为，事实是，事过境迁，　　这已不是今日的情形。　　那么，又何必拿出来发表？　　我想编者看得很清楚：　　在九十九家争鸣之外，　　也该登一家不鸣的小卒。　　1957年; 211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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