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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你们以为的那种知识分子，本身就有问题: gordon 2017-5-17 16:30; 问题出在哪里呢像丁玲这样的人，本身就是问题它们就没什么知识 ********************************************************************** 实践是学到真理的根基所在，一个细胞一个细胞研究，每一个细胞都是独立的存在 ********************************************************************** 术业有专攻，同行评议最靠谱触类旁通，不一定行。知识迁移，不一定能迁移。 ********************************************************************** 就得出一个结论，术业有专攻，你不要考虑知识迁移。每一个事物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一般性。只有特殊性。 ********************************************************************** 基本上，从科学的标杆来说，钱学森还是基本合适的像彭恒武，都是糊里糊涂的。对诺特定理都兴奋的不得了 ********************************************************************** 钱也是因为运气，领域的原因，流体力学不涉及到微观粒子，测不准这种事情基本上，还可以保持一个客观世界可以测量一个客观世界，这样简单的认识 ********************************************************************** 量子力学很麻烦，爱因斯坦都搞错了到了微观世界，现象和观测手段是有联系的爱因斯坦想把观测手段全部消除，这个是办不到。爱因斯坦的想法，不受人影响的客观世界，能对客观世界有一个客观的描述爱因斯坦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客观自然界 ********************************************************************** 玻尔在《 Atomic Spectra and Description of Nature 》（原子光谱和自然描述）一书中，描述量子力学：在这个宇宙的戏剧之中，我们同是观众也是演员。 ********************************************************************** 钱学森对科学的看法，基本上都是对的。特异功能的事，是当时一股潮流，军方的事情，美国也有这个潮流。被批驳了。这个不赖钱 ********************************************************************** 不要说它是无知者，它吸收的知识分子就有问题。真有知识的，它也忽悠不了。钱学森是没有办法了，只好回国了。（捡个漏） ********************************************************************** 整个是一糊涂人哄糊涂人，“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从游民到游士，一群糊涂 ********************************************************************** 所以说， “百年孤独” 嘛，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大型历史剑仙玄幻仙侠剧; 27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阶层固化的另类话题 —— 文明衰败，红楼梦的《生命史》: 热度 2 gordon 2017-4-5 04:48; 阶层固化这个事情，炒的很热，但极少有人研究过大家族的兴衰。甚至根本就没有接触过。许多人都是第一代刚刚致富的，例如凤凰男；小镇青年，上了一个学校，到了大城市，仅此而已。 ******************************************************************* 有几个认知错误，第一，大学生还是天之骄子。这个在90后事件和大学扩招，已经破掉了有这种思想的，都是遗老遗少。 ******************************************************************* 第二，对二代的认识。还停留在土改的谎言，地主的胖儿子，都是大笨蛋。人善人欺天不欺，人恶人怕天不怕, （这是电视剧《大时代》丁蟹这个傻逼的口头禅） ******************************************************************* let’s go ，让我们研究一下中国有句俗话，“富不过三代” 到三代的时候，跟底层隔膜太深，底层发生变化，它就倒掉了。二代，你不能跟二代比。二代是集勇武与智慧与一身。虽然看起来学术水平不高，但对其家族来说，已经是很大突破了。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多也没用，干不过他们。不是说了嘛，二代集勇武与智慧于一身。 ******************************************************************* 王夫之说，“北人多狡诈” ，一个文明中心衰落以后，就是有很多马基雅维利式的人物。所谓政治早熟。 ******************************************************************* 勇武的德性与高超的智力能共存于一人吗？一般情况下那些勇敢、忠诚的人知识水平、理论素养都不高啊。而专业知识分子又是处处体现狡猾和软弱。只有在一个转瞬即逝的高峰期才有可能存在。 ******************************************************************* 文明时代的早期是勇武有余而智力不足，文明时代的晚期则是智力有余而勇武不足。只有在那个非常短暂的时期，例如在圣路易和弗朗索瓦一世之间的法兰西，贵族骑士已经有了足够的文化教养，但是还没有完全丧失他的武德，在这个阶段，你描绘的那种现象是可以存在的。在以后，文艺复兴时期就慢慢失去了法兰西的骑士传统，马基雅维利主义气氛就越来越浓厚。到最后，法兰西就变成一个专出知识分子的地方，不再有骑士了。 ******************************************************************* 这个问题，出在对二代的认知错误上地主不半夜鸡叫，你们拱到鸡圈里 “半夜鸡叫” ******************************************************************* #优越的环境使得他们不至于局促于眼前，而是把精力放在了更长远的积累和沉淀上，做出了在更大时间尺度上的正确选择# ******************************************************************* 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为什么阶层优势遗传不了呢？因为有些人非常狡诈。因为三代这帮人是在很平和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 曲筱绡和安迪谁更有力量？答案其实是曲筱绡，她能够役使它人。 ******************************************************************* 即使不从马基雅威利的角度看问题，什么都自己做，也是一个不成熟的看法。一个人把一切都承担起来的做法，不是一个成熟的大人的做法。信任他人，依靠他人，同时也得到他人的信任和依靠，才是成熟的表现。 ******************************************************************* 阿飞遇见李寻欢的那一年，肯定是他人生最大的收获你受过的苦，可能会变成你的障碍或多或少的，我们都曾在有些人的世界里留下了痕迹，有的我们知道，有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被温暖，也温暖了他人。古龙武侠小说里的人物，他们都有伟大的人格 ******************************************************************* 遇见二代怎么办？其实是一个常识，差异化竞争就像忙总那一代人已经把管理岗位占掉了。我就不会说也去干管理岗，因为我知道竞争不过他我就去干技术了。 ******************************************************************* 都是一些常识而已; 21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看漫画的岁月 —— 嫁人别嫁 “理工男”: gordon 2017-3-16 16:58; 高级知识分子，总是有 “精确” 的毛病反而是像《廊桥遗梦》的记者，才是真正的爱人正因为不懂，所以才 “不求甚解”。但总能很文艺的完成工作。一个“中专”水平的技工和文学青年的合体。闲来爱摆弄一些小东西，排列组合，拆开装上，但不追求原理。 ****************************************************************** 做“理工男” 是我一生中犯的最大的错误; 10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知识分子的使命不是当英雄: 热度 1 gordon 2017-3-3 13:36; 有些人是要知识分子充当英雄，可惜它的使命不是。福柯说，知识分子的工作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他们的行为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并参与政治意愿的形成。” 安全的观念反而是危险的，因为它把自己的危险性深深地隐藏，让我们无条件地驯服于它。哲学的任务不是给出一个四平八稳的思想行为规范（那只是临时之需）是不断向统治我们的常识、直觉、情感、道德挑战，揭示背后的运作机制，知识分子的角色应该是反英雄，不是保守观念的卫道士 *****************************************************************************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管制的需要，根本就不是知识分子应该去插一手的说实话，这是管理者的责任，他拿那份工资了，就得干那活儿，说不好干，不想干，哪有那么简单。; 14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公知为啥会被污名化（转）: gordon 2017-1-23 07:51; 中国公知为啥会被污名化？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原本就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们之前因知识和思想得到的那些荣誉，原本就不属于他们，比如说韩寒写个韩三篇就成公知了，就连徐静蕾都领衔了女性公知之名好久。好歹一百年前在媒体上讨论民主和革命的还是胡适陈独秀吧。韩寒发一个《文坛算个屁》都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先声了。你至少也得像胡适提倡白话文一样，在《新青年》上发表一篇《文学改良刍议》吧。如果现在占据媒体头条的是朱学勤刘擎秦晖，如果每个进行思想传播的人都能写得跟刘瑜似的，也不太容易被污名化。想想都可笑，韩寒都曾经一度领衔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象代言人了。当然，这怪不得韩寒，是有人要捧他。也不知道是知识界傻呢，还是媒体界坏。其实媒体对这些人的追捧，并不是真的对思想的追捧，而只是对媒体影响力的索求罢了。公共知识分子是一个 media figure，它是因媒体的需求应运而生的。而当媒体不必通过 “贩卖思想” 而获得影响力的时候，它们就会立刻抛弃这些人，而追捧更容易帮它们获得影响力的人。而更重要的是，当这些被媒体硬凹出来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公众舆论里受挫后，很多人会绝望地从知识创造和思想传播领域退出，并且觉得“这届读者不行”，配不上我教给他们的知识。于是开始沉浸于⋯⋯视频直播？办交友网站？禅修？搞慈善？或者⋯⋯到丽江租个农场安度晚年？这种转型，更加深了人们原先对“公知”的偏见，认为他们只不过是贪图名利双收的伪君子。 ************************************************************************* 狐假虎威，获得影响力的途径罢了; 17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我是知识分子，踏踏实实干事: 得大自在 2017-1-15 13:28; 周院长最近的讲话不过是落实政法会议的精神，而政法会议不过是落实国家安全会议的精神。这就类似，刘主席落实精神喊出了土豪，害人精，妖精。都是为了落实。姚员外面对媒体非常精炼的回应了最早说这句话的人，我是知识分子（不是土豪），我踏踏实实干实事（不是搞虚拟经济炒作的害人精）。多么精炼，这一年多就这两句告诉媒体，但真正想的是通过媒体回答 ta ，为自己的委屈辩解。大家感觉最近风向有点不对劲，只是因为， 2017 年将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年。类似遵义会议。很多话不能说不好说。这是由特殊时期决定的特殊气氛。不管是外部特朗普，还是内部的会议与改革，以及日益复杂的社会形势。就像法国大革命里说的，这个阶段容易出问题。所以，可能会有对冲的动作。 2017 年．前面有这个词的两篇公号文章都被删除。我觉得，中国在这一年反而会加快改革。会有一个奇怪的局面，水火交融。这种状态可能有利于改革。但不利于预期。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问题是，人们只看到修栈道。我们正在过大关。而且这个“关”会有先后。你懂得。（估计大部分都不懂，哈哈）对了，上上周五那篇文章被删掉后，过周末就没登录后台，周一登录发现很多人留言，但已经无法回复，因为超过 48 小时只能看，不能回复，超过 5 天留言消失。抱歉。; 0 个评论

分享设计大型冷却塔: 热度 5 gordon 2017-1-13 19:02; 作者：武际可那是 1973 年秋，北京大学力学系已经奉命迁往汉中四年了。那时虽然已经招进了两届“工农兵”学员，但日常活动却是早上“天天读”毛著，然后是劳动，有时还会有学军“拉练”。教学虽然很难组织，但由于工农兵学员教学所需要的知识起点并不高，所以总的来说，并不需要费多少脑筋。作为知识分子的教员，主要任务仍是思想改造，接受再教育。有一天，从北京总校传来消息说电力部有一项任务，说是在设计大型冷却塔方面遇到了困难，要请力学系教员帮忙解决。由于从 59 年开始我一直是在力学系教结构力学和薄壳理论，而这项任务大致是和薄壳的强度有关的，于是系里派了我和另外一位教员到北京洽谈这项任务。到北京一了解，才知道这是一项有相当难度的任务。原来发电厂的大型发电机需要大量的冷水去冷却。冷却水的需要量非常之大。比方说，每十万千瓦就需要每秒 3 立方米的水去冷却。例如北京市用电是数百万千瓦，需要的水每秒是以百立方米来计。北京附近最大的河永定河，平均流量才每秒 22 立方米，何况有时候还会断流。我们没有那许多水，就需要用循环水。即把水冷却后再使用。这就要建造相当大的冷却塔。具体说建造一座百多米高、直径也有百多米的大型薄壳结构，把冷却电机后的热水从大约 10 多米高处淋下来，热水加热了空气，热空气上升带走了热量，水就被冷却了。冷却后的水再去冷却发电机。而这样高大的冷却塔最薄处厚度不超过 20 公分。这就要仔细分析它的受力。恰好 1965 年，英国渡桥电厂的 8 座大型冷却塔，在大约 8 级风的情况下被刮倒了三座而造成大的停电事故。而在此之前，我国设计的冷却塔都是小塔，大约不超过 60 米高。新的电厂需要更大的塔，设计人员心中没有底，就要求北大力学系帮忙解决。我们觉得当时教员有多年没有接触过业务了，便把任务接了下来。这项任务内容很多，包括风作用在冷却塔上的风压分布，这就要进行冷却塔模型的风洞实验，要加工实验模型，还要根据所给的实际凤载温度分布计算冷却塔上的应力与位移分布，要编制计算机通用程序来完成计算。为了验证所采用的力学模型和计算结果的合理性还要进行弹性模型的应力测量。最后还要对冷却塔进行抗震的校核，这又要编制分析冷却塔在地震下动力响应的程序。等等。虽然任务有相当的难度，所需投入的人力物力也可观。那时我们接受再教育很有成效，只向对方核算了风洞吹风所需的电费、模型加工费、计算机机时费和少量的出差费，总共要求对方投入 25 万元。而知识分子的人工费一点也没有计入。因为那时领导不断提倡共产主义风格，一方有难要八方支援。再一说，在当时知识分子的劳动也是不值钱的，在汉中分校几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修护坡、种地和学军拉练中度过的。我们当时心里的想法是把教员们组织起来做这件事，帮助教员们重温好几年没有摸的已经荒疏了的业务，又解决国家建设中的急迫问题，总比天天做体力劳动更有意义些。任务接下来之后，先后组织投入了 20 多名教员和实验员进行紧张的工作。其中风压的任务是由孙天风教授领导的课题组来完成，我和王大钧、庄业高、袁明武、曲圣年则负责薄壳应力分析，要编两个计算薄壳应力的通用程序，一个静力分析一个动力分析。工作一开始，困难接踵而来。就拿应力分析来说，当时有限元方法刚传入中国，美国人当时用来分析冷却塔应力的计算机是 IBM-375 ，它的内存是 256M ，而我们当时能够使用的计算机是国产机 DJS-21 ，内存只有 8K ，运算速度也要慢一两个数量级，而且汉中还没有机器，只能出差到北京上机。计算机小和物质上的一些困难还是次要的，我们对克服这些困难是有自信的。凭着早年在北大学习所打下的厚基础，和我们对这项任务的责任心，我们硬是一个一个内存算计，能用一个决不用两个。对程序的长度也一条一条地抠，能一条的决不用两条。而最大的困难还是来自当时汉中分校的负责人（包括军宣队和工宣队的负责人），他们随时给你扣上这样那样的帽子。到北京查资料或上机了，说你不安心三线建设，甚至是破坏三线建设，为了技术问题需要加班加点了，说你业务冲击政治、搞唯生产力论，不一而足。为了要你安心三线建设，他们援引当年上海交通大学向西安搬迁时的先例，凡是提出要回上海的人一律劃了右派。在这种压力和挨批的情形下，连到北京上机经常需要利用一年中两周的探亲假时间，我本人也是心灰意冷，想洗手不干。好在王大钧性情比较好，他有耐心，而且在各种风言风语的条件下还能够专心工作，在他的感动下整个任务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总算完成了。到 1975 年，经过反复考核的静动力分析程序总算都可以投入工程设计应用了。程序计算的精度是令人满意的。与国外同类程序相比，他们要么漏掉固有振型，要么在某些点上结果是不对的。而我们的程序计算结果，曾经与一些精确解比较，前四位有效数字完全相同。运用以上两个程序我们对大量算例进行了分析对比，从而为冷却塔设计给出了一些新的概念：（ 1 ）建议抛弃以往塔厚从基部开始沿高程指数变化减小厚度的方案，改为基本上等厚的方案，仅在基部附近厚度增大而且线性过渡。这样做，不仅对塔体应力分布有利，而且减少了施工的复杂化．（ 2 ）在大部分情况下，塔高不超过 90 米时，风载是主要的控制载荷．（ 3 ）在能抵御风载引起的内力以及能经受风载下稳定性考验的条件下，壳体的厚度应当尽量小，以使减小由于壳内外壁温差引起的温度应力．接下来，一个严重的困难是如何说服设计人员放心地使用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的程序虽好，但当时一些设计人员并不理解，特别是处在负责岗位的设计人员，他们知道设计安全与否干系重大，并不接受我们的研究成果。理由是，第一，“我们原来委托你们是要求一个冷却塔的专用程序，而你们交来的却是一个旋转壳静动力分析的通用程序”，而对旋转壳的一般理论他们又是不熟悉的所以不会用；第二，我们程序分析结果配用钢筋量比他们以往设计经验的配筋量要少，所以不敢用。就在设计人员对我们的研究这种犹豫状态下， 1976 年 7 月 27 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这次地震帮我们说服了设计人员，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原来在唐山有一座 60 米高的冷却塔，在事前我们分析过，它当时的设计可以经受 11 度烈度的地震。唐山地震后发现它在当地 11 度烈度的地震下塔筒完好无损。这时，汉中分校的负责人也开始认为这是一项成果了，在他们向人民日报发的消息中说，这项成果是在“批邓”提高了觉悟才能够取得的。其实，我们心里都明白，这完全是一片鬼话。“破坏三线建设”和“批邓提高了觉悟”，由他们反过来正过来随便说。大约从 1976 年之后我们的研究成果在电力部的设计人员中就逐渐建立起信誉。从山东辛店电厂第一座 90 米高的冷却塔，一直到后来数百座超过 100 米的大塔都是依靠我们的程序做应力分析来设计的。 1978 年我们把我们的研究结果结集为一本书《旋转壳的应力分析》由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书后并且把静动力分析的源程序也公布了。随后为电力部办了两期短训班系统讲解冷却塔的载荷与应力分析。之后我们还对冷却塔的稳定性分析、地基和斜支柱的应力分析相继进行了研究。按理说，这些结果完全能够满足我国电力工业的大型冷却塔的设计了。不过事情的发展往往是我们这些做具体研究工作的人所难以预料的。对于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其中的“开放”本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吸收国外的好经验和先进技术，另一种是打开国门出去公费旅游，或者是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比中国的好，只要是外国的即使用高价也应当“引进”。而后一种往往打着前一种的旗号，使人难于分辨。果然， 1984 年电力部的部分设计人员向上打报告要求引进欧洲专门从事冷却塔设计和施工的哈蒙公司的冷却塔分析程序。共需经费为 360 万美元。尽管电力部有不少设计人员反对，最后还是批准了。几个人到欧洲接受几个月的培训后带回一个程序。程序还缺少理论文本。随程序来了一位比利时培训专家。在与这位专家见面的会上我提了几个问题，结果令我大失所望。原来这位“专家”只会程序的操作，对其中的原理一概不知。问他，才知道他们公司是请德国鲁尔大学的教授帮助开发的。鲁尔大学在此以前一直和我们保持着学术交流。他们在薄壳和计算力学方面的工作我们是清楚的。所以我便不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了。后来了解到，经过对哈蒙公司的程序一年的消化后，他们向部里有关部门打报告说，哈蒙公司程序分析的结果和北大程序的分析结果大致一样。其实应当说，北大程序能够分析的许多冷却塔的关键问题哈蒙程序并不能分析，或者结果是错的。例如稳定性、大开口、支柱应力、环梁应力等等。我退休有年了，想起当年为了完成冷却塔的研究，受苦、费脑筋、挨批，都没有气馁和中断。但想起在已经有很好的研究结果的条件下，国家还花重金从国外引进一个毫无用处的程序，不免有点令人心酸。这一切说明，在一些有权的人看来，我们的智慧和劳动是可有可无的。也不免联想到我的同班同学王选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价廉物美的。”的确，就拿冷却塔的研究来说， 25 万人民币包括程序、风压曲线和弹性模型的实验验证等等。而哈蒙的仅程序和少量施工机具是 360 万美元。不管有没有我们的研究，他们都是会去花大钱买洋人的程序的。 “一分价钱一分货”，价廉了，会认为你必定是次货。其实，人的价值既然是低人一等，处于“老九”的位置，他的劳动也是不会被尊重的。高尔基说的好，尊重人就在于尊重他的劳动。若干年前，有人对我说，就你们得到的这项成果，要在国外，早就都是百万富翁了。我想，这不过是说着玩而已。当年和现在我们都从没有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发财的打算。我们所以那样认真教书和研究，是从我们的老师那里继承来的为人师表的传统行业道德。其实，就是在国外，在世界各国，凡是立志投身于教育事业的人，也都并不想发财。首先想的是把学生教好。王选也说过“价廉了，物也就不会一直美下去”。这种价廉，首先是说明劳动没有被尊重；其次才是知识分子的劳动不值钱，待遇过低，生活上有后顾之忧。所以也难怪有那么多的年轻人，要么下海经商离开教育行业，要么出去走上了不归路。; 195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短贷长投” 的困境 —— 为什么知识分子总是过的不好？: gordon 2016-10-8 12:19; 其实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们不懂经济。这里引入一个 “间接生产性资本” 的概念认知能力，虽然是一种能力，如同 “鱼儿是最后看见水的” 但是这种 “间接生产性资本”，不直接参与生产。例如道路、交通、制度等等这种政府提供的软环境。这个一般是长期投资，利用储蓄的政策性银行的长期贷款。 **************************************************************************** 但是把资金分拆成 “长期投入” 和 “ 当期投入” 以后，就会发现自己很可能永远追不上 “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二代” 不免会有些失落但事实如此，你想的是，有一个神奇的东西，别人没用我先用，弯道赶超。呵呵但是，它会有一定的风险，“先出头的椽子，先烂呢” 注：不是说不行，只是提示一下财务风险。洛克菲勒，就不进入波动性极高的采油业，而是选择收入稳定的炼油业。 **************************************************************************** 但是新经济也很火，猪在风口也会飞，自己把握吧只是通过财务视角，揭示出你的行为在 “财务维度” 是什么。一般 “创新的小猪” 都很穷，你想一想，到底是读书呢，还是买几身花衣裳这个，看你自己吧; 13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亲王和方舟子这个事儿: 热度 36 猫元帅 2016-8-5 13:32; 语法错误，应该是“方舟子和亲王这个事儿”，主动一方在前。方舟子属于乱咬，吃饱了撑的没事儿找事儿。但是亲王在这件事上不占理。错了就是错了，没什么可说的。也没必要解释那么多。说一个文学创作就够了。其实越解释越下不来台。这年头就是踩来踩去，一不小心踩着肩膀就上去了。可能赵葛二位先生也有这个想法吧，反正我觉得二位的文章有失身份。而且总结里面的第一条说的很不严谨，不是一个严肃的学术人的言语。后面那个模拟字体变迁也没什么道理，而且也是最不可能的变化。记住行草书是产生于楷书之前的。实际上这种写法到了隶书时代，最大的可能是左边目右边两短横下面目的最后一笔是一长横。而到了楷书时代，则很可能只是繁体马字的上半部分而已。大家可以用毛笔写写试试，很顺手的。我最讨厌知识分子的一点就是自称超然于外不涉政治，可是写出来的东西总是围着政治转。自称学术可是干的事儿全是经营。; 1435 次阅读|31 个评论

分享 “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实证分析（转）: gordon 2016-5-2 15:28; Scott Jaschik， More Educated, More Liberal（受教育越多，越加自由化）在中国，曾经有人用“知识越多越反动”去概括四人帮的知识分子政策，当然，这是一种有待考证的宣传。可是，美国Pew研究中心最近发现，教育程度与政治倾向确实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大多数美国人“左”，受过本科后教育的人又比只受过本科教育的美国人“左”。一些专家对 Pew研究中心的发现有不同解读。Colby学院的Dana教授指出，报告的发现只能表明知识分子比一般美国人自由化，但并不是那种雷同式划分所说的左倾。没有证据表明高等教育能把共和党改造成民主党，但是，高等教育确实让人更容易接受大都市和社会多元化，更为宽容社会分歧。与其说是教育与开明或保守呈现相关性，毋宁说是美国社会的政治化趋势对教育程度不同的人产生了不同影响，例如：随着共和党右翼的崛起，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开始疏离共和党，他们不愿意把自己和保守联系在一起，如今的共和党右翼被认为是反科学、反高等教育的一块老朽的政治招牌。另：左、右之分在中国和美国的政治含义大相径庭，在一边为“左”或为“右”，在另一边可能恰巧相反，甚至是不入“左、右”的历史话题。因此，受教育程度越多越左，这话在中国也是会引起误解的。; 1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刘仲敬的《缺少土豪的世界》 —— 统治术的变更 ... ... .. ...: gordon 2016-4-8 09:10; 阿姨之所以某些看法是错误的，就在于他对于统治术的不了解。刘仲敬尽管说中国30年在价值观或人心上的混乱，但并未说，为何这种混乱没有带来权力的更替，而是社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继续前进。这也就是说，虽然价值观乱了，但社会（作广义）仍是稳定的。这岂不是与他的想法有违？答案是，他眼中的游士的知识，真的只是知识罢了。也就是说，这种瓦解，瓦解的只是知识体系或话语秩序本身，并没有对权力者发生冲突。这种知识体系，也可以视为作为权力者的话语。那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权力的话语可能不断更替，但却未影响权力本身呢？答案还在话语本身。后一出现的话语（如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会比前一个话语（我爱科学）更有统治效果，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权力机制更新或者治理术的问题。注: "打的只管打，谈的只管谈"；宣传口说的东西，和实操是两码事。呵呵 ********************************************************************************* 本朝以 “计划经济” 治国当年宗主国英国信奉社会主义，幸得郭伯伟 (Cowperthwaite) 这位英国公务员，殖民地香港才追随了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政策。郭伯伟最初在1945年被分派到香港主理财经事务，并于1961至71年担当香港的财政司。郭伯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是他拒绝收集经济统计，怕数据只会让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预，他的继任人夏鼎基创造的“积极不干预”一词，所描述的正是郭伯伟的施政原则。注：干预或者不干预，不是计划经济的本质。 ******************************************************************************* 从福柯的权力理论看刘仲敬的《缺少土豪的世界》听说刘仲敬最近很火，今天才来及看，不知道有没赶上潮流。他的演讲是《缺少土豪的世界》。我有一点想法，写下来。刘仲敬的观点，我想，是这样：改革开放30年，是社会重建过程，但整个过程却又是社会原子化过程，形成作为流沙社会，与作为常态的有机社会相对……我把他一些说法形成的语义学系统画出来：知识分子 * 知识分子功能* 功能之结果* 结果之特征* 历史定位* 土豪团结（？）有机社会稳定性强共同体常态* 游士瓦解流沙社会稳定性弱原子化异常* 知识——————————社会注：？为我不确定他有没说过此关键词；*是我加上的。这个语义学系统，并无稀奇，包括流沙社会这个提法（不知道算不算概念），甚至社会学门徒都会接受。但奇怪之处在于第一列，即知识分子，这是他的分析起点。这个分析起点还是有个前提假设，就是大众是无知的，相较于知识分子的无知。换句话，他是在知识—社会这基础关系中展开的。知识作为划分标准，被他割成知识分子与大众，而知识分子形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知识效果（effects of knowledge）。我尝试对他这个语义学系统进行一些内在与外在的分析。 1. 两种自然状态 1.1 刘仲敬的说法的启发在于，他暗示着对自然状态的两种态度（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自然状态）。他认为中国（以下中国均简称为改革开放后30年的中国）是通过自然状态，制造社会原子化，进而以杀熟等释放个体的自我保存能量，实现市场经济繁荣。 1.2 霍布斯在谈自然状态的时候，是将自然状态作为前提，人们通过告别自然状态来进行社会交往与经济生产。 1.3 刘的说法有特别吗？也许未必。霍耐特在谈福柯的时候，认为福柯对“霍布斯难题”给出的答案与帕森斯解决方案相反。霍耐特说：“一种被设想为不断受到威胁的权力地位的复合体能通过使用技术上更有效率的权力维持维持工具而降低自己的不稳定性。”（2012：159）换句话说，刘仲敬的想法与福柯的一致，刘认为中国当前是以自然状态作为常态（上面语义学系统中的异常，视角颠倒，便是常态了）。我们可以以选定主位，来思考这对刘仲敬/福柯与霍布斯的差别。刘/福：自然状态——后自然状态霍布斯：前契约社会（即自然状态）——契约社会这种转换的原因在于，刘以为，中国30年来价值观颠倒多次，都还在自然状态之中，这个后自然状态未必是契约社会，或稳定社会或有机社会，亦有可能是另一种自然状态。霍布斯同理，不赘。 2. 话语的不可见与可见刘仲敬尽管说中国30年在价值观或人心上的混乱，但并未说，为何这种混乱没有带来权力的更替，而是社会以市场经济的方式继续前进。这也就是说，虽然价值观乱了，但社会（作广义）仍是稳定的。这岂不是与他的想法有违？答案是，他眼中的游士的知识，真的只是知识罢了。也就是说，这种瓦解，瓦解的只是知识体系或话语秩序本身，并没有对权力者发生冲突。这种知识体系，也可以视为作为权力者的话语。那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权力的话语可能不断更替，但却未影响权力本身呢？答案还在话语本身。后一出现的话语（如中国特色市场经济）会比前一个话语（我爱科学）更有统治效果，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权力机制更新或者治理术的问题。这些诸话语正是土豪的以团结之动机制造的话语！刘仲敬原来是想为当权者说话？未必。反过来，再看，他是想反对游士。游士的作用是什么？游士的作用是瓦解，制造有瓦解作用的知识。刘仲敬是说，通过这些游士，比如苏秦张仪，有利于建成富国强兵。但这里其实可能犯一个错误，就是话语的可见与不可见问题。可以这么说，国家不会打着瓦解的口号，他会打着团结的口号来做这些看上去是好事的坏事。于是，游士说的其实是团结的话，作打的是瓦解的主意。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不得不思考，团结与瓦解被混淆的关系。以瓦解为例，其实是有两个内涵。第一个，是上面所述的，作为游士以团结话语作为瓦解话语的不可见之面。第二个，是作为土豪的以瓦解话语作为团结话语的不可见之面。这其实是将刘的分析引入了权力的技术，使之复杂化。第一个说过了，谈第二个。第二个，他自己举过一个例子，就是台湾一个土豪竞选台北市长。这个土豪其实是在瓦解权力集团，用福柯所说，就是哲学家都过提示知识的效果，指出诸斗争的战术……。 ——但是，如果你接受了上面的分析，其实又错了。刘仲敬给自己做了个限定，就是，我一切所谈，都是谈社会重建。也就是说，我这里不谈国家，不谈统治者。这个瓦解与团结的对象是作为国家对立的社会。所以，上面的话，只是为了把刘仲敬的本意揭示出来。如果按他的前提，只在社会里谈，便可以去掉其不可见之面，保留可见一面，便契合了刘仲敬的说法。如此说来，刘仲敬还是很谨慎的，他有一些问题不谈，如不可见之面，但他其实是不是在给当权者说话。 3. 原子化真的很危险吗？生命政治作为答案如果接受刘仲敬的分析，就意味着原子化=异常！那岂不是与西方思想史上诸多论述相违背？！刘仲敬错在哪里了？或许他本身其实是对的？！他的问题在于没看有看到社会的统计化。这是刘新的说法，但其实是凯特莱尔—涂尔干等人的想法。面对原子化的诸个体，具有复多性，于是，文革那一套的否定式、监控式治理成本便很高。刘仲敬轻估了市场经济的作用。他以为，市场经济不过是作为多次价值颠倒的一个环节的表象罢了。我不能接受这种说法。市场经济的作用在于，它将复多性的诸个体以其自然性一面之理性、效率达到诸个体之联结，进而既导致治理以统计概率的方式，通过控制一定的区间、一定的平均数，达到治理效果。作为诸原子的人由此变成了作为物种的人类。这个时候，我们不需要游士或土豪，大众作为无知者，以其无知之自然性被作为治理术的概率世界直接统治。缺少土豪的世界，其实是生命政治的世界。 ********************************************************************************* 注：正是因为有个性，整齐划一那一套东西，搞不成了。成本很高，还老hao 社会主义羊毛。或者偷懒，卸责，“能者多劳” 嘛我们穷人总是有好多办法的人性复苏，生命多姿多彩，呵呵弄到现在了，还不知道它为啥搞不成了。《好兵帅克》，因为底层变了，上层建筑，没有办法，只好跟社会适应了。老虎，老虎算个屁啊。我们除了虎气，还有猴气。老虎睡觉了，揪老虎耳朵。呵呵当年是游击队，民兵连连长，专门挖坑的。; 125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通往奴役之路》费边社 —— 英国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gordon 2016-3-26 16:53; 注：如果你知道早年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是英镑，那么对英国思潮对中国的影响就不会吃惊。包括英式英语，许国璋就是“英国范” 实际上很多人对萧伯纳这个人也不太了解。（非常恐怖） ******************************************************************************************** 20 世纪英国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出自创建于1883 年的费边社，其核心成员包括韦布夫妇和萧伯纳。悉尼·韦布在创办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因此许多20 世纪英国重要的社会主义学者都任教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包括艾德礼、沃拉斯、托尼、多尔顿、盖茨克尔、卡尔多、勒纳和拉斯基。英国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与欧洲大陆社会主义在根本理想上就有区别：他们要创造一个新耶路撒冷，在那里，人们之间的情谊将取代金钱上的竞争。他们的最终目标并不是从外部改变人的生活命运或经济秩序，而是改变人们内在的精神世界。当然，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局势极大地影响了政治和经济学研究的发展方向。19 世纪自由主义者有一个梦想，即希望商业和自由贸易把人类凝聚为一个和平、和谐的世界。“一战”和大萧条把这个梦想冲得七零八落。而苏联的榜样吸引了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使英国社会主义者从强调自愿性合作转向了强调国家主动行动和实施控制。19 世纪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死亡了，至少是处于休克状态。社会主义鼓吹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结果的平等，因此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经典社会主义的纲领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尽管像哈耶克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直接控制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与此相反，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是权力的来源而是对权力的限制”。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和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对于理解他下面的观点是至关重要的：社会主义不是正当的，即使它可能是民主地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民主本质上是中性的，他强调，他“从来无意于盲目地崇拜民主。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得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得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重要工具。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他对民主的看法不同于某一派思想家，这些人看重多数人的权利，多数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人而多数人。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说过， 100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时，你所面临的最大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控制它自身。”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可取，而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的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如果说社会主义要与自由相容，与它是通过民主手段建成之间没有内在关联，那么，接下来要考虑的就是，社会主义为什么从本质上与自由不可调和？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经典社会主义国家赋予了政府极大的权力。在一个社会中，如果个人仅仅是计划制订者心目中的一个零件，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个人自由可言的。哈耶克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中写道：“经济生活就是安排各种手段以实现我们各不相同的目的。不管是谁，只要掌握了这些生产资料，就可以决定要去追求哪个目标，怎样做价值高，怎样做价值低，简而言之，决定人们应当信仰什么，为什么而奋斗。而人本身变成了实现那个可能指引着独裁者的理想的工具。”; 14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1895 — 1905 知识分子蒙群众: gordon 2016-3-9 05:08; 1892年度事件：周汉反洋教案上年四、五月间，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省份接连发生教案，教堂被毁，教士被杀，一时间长江流域风声鹤唳，各国驶入长江示威护侨的军舰多达二十余艘。教案的集中频发，引起各国驻华公使的注意。在华传教士更多方搜求缘故，收集到多种民间排斥洋教书籍、文告、歌词乃至伪造的中国官方公文，并追踪到大多数反洋教书籍乃是由湖南长沙的三家书铺所刊刻。此三家书铺的所有者，则系朝廷四品官员陕西候补道周汉。各国公使以此向清廷施加压力，并要求湖广总督张之洞严厉查办。此即牵动晚清朝野士大夫人心甚巨的1892年“周汉反洋教案”。注：老外比较贼，人家把证据抓住了。中国人干事，也不统计，就那么一说。是不是再说，就是蒙嘛。因为你就是那么想的，或者大众就是那么想的。它真正的目的是要调动情绪，如果真统计的话，它统计的是所有人的共识，在思维层面上；而不是实际是什么，在现实层面上。 ********************************************************************************* 周汉，字铁真，湖南宁乡人，1843年生人。早年接受儒家经典教育，后投身军旅，积军功被保荐为山西补用道，获二品顶戴。1884年返回湖南长沙居住。时值外国传教士来湖南传教者日益增多，周汉颇有儒学岌岌可危之感，遂开始撰写反教文字，并以各种形式刊布传播。自1890年到1898年，至少刊布了三十余种反教著作。这些文件广泛流传，对1890年代长江流域此起彼伏的教案起到了巨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教案的频发引起了各国在华公使的高度注意。在1891年给总理衙门的多次照会中，各国公使均特别提及民间流传的各种反教文件的危害。朝廷因此于五月下发上谕，要求各地方官员对“匿名揭帖造谣惑众”者“从重治罪”。但地方官员显然缺乏执行兴趣，以至于上谕七月不得不再度质问追究：“造作匿名揭帖，散布造谣惑众，编订小说传播，致生衅端。种种匪犯，迄今概未捕获一人，惩办一事”，反而导致反教言论“几遍中土”。地方官员以谣言揭帖来源芜杂难以查实为由，消极对待朝廷的追究。积极的外国传教士们则通过调查发现，湖南长沙是长江流域反教文件的编印中心，其核心人物是几位颇具影响力的“高级官员”；并最终获得一份周汉写给湖北巡抚谭继洵的信函副本，在信里，周汉请求谭释放其因在武汉散发反教文件而被捕的一名亲戚，并在信中表示，所有反教“辟邪”的文件书册，都是他和长沙宝善堂的同事所印刷刊布，这名亲戚不过是受自己所托去武汉散发罢了。周汉说，如果耶教之“邪”不应该“辟”，则他本人才是罪魁祸首，应被抓起来严办，其余从犯应从轻释放。信的末尾，颇有壮士潇潇易水一去不返的气概 ——“誓以七尺之躯，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及我大清列祖列宗皇太后皇上之德，决不令汤舍亲及被冤数人独流万古之芳！” 循此线索，传教士们陆续获得了更多的关于反教揭帖的信息。譬如在一本名曰《鬼教该死》的反教著作上，印有详细的出版与捐印者的姓名。书中说明：刻印费用为每一万本六十吊钱，由万里城、严防内、官斌、平亥、常乐清、师孔、黎庶忠、齐心战等八人（其中多数应非真名实姓），每人捐印十万册，共计八十万册。然后由长沙知府命生员在各处戏台宣讲。反教揭帖书籍流播范围之广，大大出乎各国公使的预料。1891年末，各国驻汉口领事同聚英国领事馆（计有：美国、俄、法、德、挪威、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奥匈等10国）商议，并通过了一份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抗议书。抗议书内容如下： “我们签名于下的各国驻汉口的领事、副领事与代理领事，听说一项散发（反教文件），不仅暗地，甚至完全公开地进行，以激动华民根除基督教与毁灭基督教。对于五月七日北京的上谕与总理衙门屡次的命令，全然不顾。甚至将揭帖贴在各县城的城墙上，特别是在湖南省，成千成万的小册子《鬼教该死》已经在长沙公开再印出公开发售与分送。” “我们抗议该省当局不能使煌煌上谕受到尊敬；我们请求他们嗣后能采取适当的方法去制止这些敌视的运动。此外，如果从文体和措词来推断，我们认为大多数的文件，并非出于一般平民，而系出自受过教育而且具有上流社会地位的人之手。此项犯罪者，不论各种地位，都绝对需要加以惩罚，以为社会警惕。” 抗议书同时被送往各国驻京使节，以冀向朝廷施压。抗议的效果，是十月底逮捕了长沙的几名书商，但随即在周汉的活动下，又以证据不足为由释放。印刷反教书籍的书版，也从书局转移到了周汉的居所。针对地方当局的消极抵抗，德使巴兰德十一月直接将搜罗到的反教文件送到了总理衙门，要求总理衙门设法严禁。随后，张之洞接到了总理衙门的电报，令其严禁反教匿名揭帖，严惩周汉。英国政府亦命其驻华公使向总理衙门提出政府照会性质的抗议，要求严惩周汉及相关之人，并称：英国政府认为此项事件极其严重，假如中国政府忽略而不予以惩罚，此后再发生教案暴动，中国政府需负担全部责任。总理衙门于压力之下，一面向各国保证必将采取有效措施，一面分别行文给南北洋大臣及地方督抚、将军，命嘱他们严厉查禁销毁反教文件，追究造谣惑众之人。京城急于消弭事端，湖北张之洞方面却另有顾虑。张在十二月给总理衙门的回复电报里说（作者注：为便于阅读，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下同）： “周汉此人素来喜好攻击诋毁洋教，编著歌谣图书极多，刻字铺不肯替他刻印，他就让儿子们都去学刻印，专门刻诋毁洋教之书，刷印了数十万本，托人去各省分送。……导致许多民众相信教堂真有各种残害之事，各地痞匪趁机闹事酿成教案。各国领事多次照会，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多次查禁。但旧本才毁，新本又出。请湖南官绅婉劝也全然无效。……据查，此道员性情迂腐，在湖南颇有名望。长沙三大书院对其颇为推重，代其传播之人极多。该道员对刊布反教书籍的事情供认不讳，并声称不怕死。其人颇有血性又不明事理，以为自己此举乃万世不朽之事业，所以禁、劝俱对其无效。湖南地方官吏对其无可奈何。该道员素以崇正黜邪、杀身报国为己任。若施以刑罚严办，恐有碍政体，且可能激愤湖南无知民众酿成事端。” 故而，张之洞建议朝廷将周汉调往甘肃或者新疆任职——“彼处荒僻，无教堂可闹，自不能生波矣！” 此建议随后被总理衙门驳回，理由是英、德等国公使催促甚急，而且一者调职甘肃周汉自己未必肯去，再者周汉目前是闲居道员，调任甘肃，反会给洋人造成不但不惩处元凶反加以任用的印象，恐更生枝节。朝廷希望张之洞雷厉风行处理周汉，张的抗拒态度却非常地坚决。1892年正月，张复电总理衙门，声称：“湘鄂两省无知士绅，称赞周汉歌谣者甚多。仓促重办周汉，必然酿成事端。憎恶洋教者已经查明，长沙省城共有教民七十余家。此前扬言，若周汉获罪，即会将此七十余家教民悉数杀害。假如酿成此等变故，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日，张之洞还给李鸿章发去了一封电报，内称：“湘鄂两省赞成周汉歌谣者，十人之中有九，实在不可理喻。长沙三大书院尤其佩服周汉。若周汉现在获罪，湖南无知虚妄之人，必迁怒于长沙教民酿成教案，中外武力冲突将不可避免。我张之洞实不敢承担这个责任，湖南也经受不起这等风波。” ********************************************************************************* 风波勉强平息，周汉两次被精神病 1892年二月，驻英公使薛福成致电总理衙门报告，称英国政府已经看到了周汉的反教图书歌谣，认为长江流域的教案，不是单纯的会匪作乱，其背后实有显宦巨绅在指使谋划。薛福成警告国内，英国政府很可能借此指责中国政府无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人身安全，引发新的外交风波。总理衙门接电后，遂强硬命令张之洞立刻处理周汉一案，不得拖延。此前，李鸿章曾建议调查周汉反教之外的其他劣迹，譬如经济问题等，以此惩处周汉，如此既不碰触民意，又可以给洋人一个交待。但湖广方面似乎没有调查到周汉有什么个人劣迹，最终，调查组给出了一个“周汉乃精神病患者”的结论： “查周汉并无刊布传播反教揭帖、伪造公文等犯罪情节，惟该道员系返乡四品职官，理应谨言慎行，为乡里楷模。平日里反乐衷扶箕，惑于鬼神，言语荒诞，迹类疯狂。近来痰迷更甚，见人动辄谩骂，以致匪徒假托其名，伪造公文，谣言煽惑。请旨革去周汉陕西补用道官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朝廷批准了湖广方面的这一结论。德国公使巴兰德对处理结果极为不满，认为处分过轻：“凌辱洋人之举，往往由在籍儒生为首。此次办理过宽，不但不足以儆将来，且难免此等人明目张胆，多造谣言，从此藉所恃而不恐。”总理衙门不得不再三开解，巴兰德始勉强接受这一结论。 “被精神病”了的周汉并没有受到湖南地方官员的“严加管束” 。本年夏，新任湖南巡抚吴大澂到任。吴讲求洋务，周汉对其甚为排斥，遂发起一项“湖南通省公议”，号召湖南士绅起来尽诛外人，驱逐吴大澂。此后数年，周汉在湖南境内的反教宣传活动始终未曾终止，且有日甚一日之势。 1897年，德国以山东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胶州湾，俄国则以帮助中国抵抗德国为借口将军舰驶入旅顺港，其余各国相继跟进，是谓“瓜分中国狂潮”。周汉在长沙再度发布反教文告，号召湖南人起来驱逐外人，烧毁“耶稣猪精妖巢妖书妖器”，呼吁“天下忠义之士”不要妇人之仁，须起来“多方设法，严防妖灰复燃，妖根再发。” 湖南巡抚陈宝箴认为周汉此举，不但不足以挽救大局，反将激发教案，再造祸端。故派人将周汉自宁乡家中拘回长沙讯问看管。周刚被押离宁乡，正在宁乡县城应考的生员便聚集到县衙公堂，以罢考相要挟，要求释放周汉。省城士绅对此事抱持不平者也极多。陈宝箴想把烫手山芋扔给张之洞，提出把周汉押往武汉审讯，张之洞则以汉口洋人太多、长沙尚无洋人为由，拒绝接受周汉。最终，陈宝箴亦不得不仿照当年，再次将周汉“被精神病”，称其“疯癫成性，煽惑人心”，按疯病惯例，交特殊监狱监禁。 ********************************************************************************* 结语：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890年代的“反教”浪潮在1900年义和团的狂欢中达到巅峰。后世反省这场运动，多乐衷于批判其中“群众运动的非理性”，甚至将其与文革民众的狂热非理性相提并论。诚然，这其中或许有某些可资批判的相似之处，但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则很少被提及；晚清知识分子对义和团运动所应负的责任，也同样湮没不彰。 1892年的“周汉反教案”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观察晚清知识分子如何推波助澜酿成教案并最终诱发义和团运动的个案。周汉虽有官衔，但朝中并无靠山。张之洞们屡屡不愿意动他，所忌讳的乃是周汉身后强大的“民意” （实际上是“绅意”）——整个湖广知识分子圈，大多数都是周汉反教言论的支持者。周汉的反教著作，内容无非是洋教士挖小孩的眼睛、心脏之类的陈词滥调。但这样的著作，在1890年代的湖广乃至整个中国，却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许多教案表面上看起来，参加者大多数是无知识的平民百姓，但背后真正的策动者，却恰恰是周汉这些官绅知识分子。他们是乡土中国“新知识”传播的主力，他们的反教宣传与他们在中国乡村社会的地位和权威结合在一起，最后，催生了义和团的大悲剧。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还能观察到： 1890年代的“维新领袖”康有为与1890年代的“反教领袖”周汉，实质上并没有多少区别。康和周一样，都奔走在“孔教救国”的歧路上 —— 只不过，康试图走上层路线，将儒学改造成“孔教”以对抗“耶教”；周走的则是底层路线，试图发动底层民众武力驱逐洋教。晚清中国的悲哀尽在于此：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没有负担起“启蒙”民众的责任，而只是在不断地“蒙”民众罢了。 ********************************************************************************* 当代中国的社会意识，其实还停留在日俄战争时期。 1895 — 1905 年间，这一段事情确实很有意思。而义和团运动，就发生在这一期间。从甲午开始，学习西方，反对者就少了。 ********************************************************************************* 传播的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福建巡抚王凯泰曾经上奏谈论过晚清反教民众最终选择入教的理性动机：“莠民恃教为护符，作奸犯科，逋逃渊薮，教士多方殉庇，官吏敷衍含容，良民受屈，积不能伸”，因而相率入教——边缘乡民入教寻求政治特权，普通乡民受教民之害反教，寻求官府庇护未果，最终也选择了入教。王凯泰最终感慨：百姓不过是为了保身才入教，“非民为无良，乃官驱之。” 注：实践是检验 “好处” 的试金石。勿轻言乡民非理性。 ********************************************************************************* “义和团民” 和 “教民” 的转换最意味深长的一幕是：庚子年之后，不少同教会势力势同水火的义和团团民，也都陡然入教。譬如京郊下营村刘广来，“曾当团头，为逃避官府追究而奉教”。在义和拳的发源地山东冠县，这种现象更为普遍，比如著名的教案发生地红桃园，“大部分就入了耶稣教” ，而理由则是：失败的拳民们为了“不受辱，不受气” 自近代基督教进入中国，始终遭受着势同水火的排拒，民间教案一触即发，民、教仇恨越积越深，直至酿成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但诡异的是，义和团刚刚被镇压下去，二十世纪初就成了基督教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教徒数量直线上升，大规模的教案迅速减少。有统计数据可以支撑这个诡异的现象：从1901年到1910年，仅仅十年，天主教徒从原来的七十万人激增至一百三十万人，几乎增加一倍；到1918年，天主教徒已增加到约一百九十万人。而基督新教到1904年，从1901年的八万人增加到十三万人，到1914年已发展至二十五万人，到1918年已增至三十五万人。” ********************************************************************************* 义和团的一个后果是，俄国占领了东北。俄国人正是以义和团破坏中东铁路为由，出兵大清国，并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俄国人跟西方人不一样，西方人讲国际法，西方人都退兵了，俄国占领东北就不退兵。从1900年开始，直至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实际上是让日本军队赶出了东北。日本此役战死军人10万人。日本后来驻屯在南满铁路及大连抚顺（约占东北三省1%领土），相当于是对其赶走俄国军队的犒赏，得到了清王朝的默许。; 9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东方知识分子恶习的根源（二）: gordon 2015-11-28 06:10; 1915年，阿丽萨接触到毕生第一位真正重要的朋友。奥尔加·纳博科夫（小纳博科夫的妹妹，1903–1978）这个名字就能引起无限的联想。没错，就是那个纳博科夫家族，《洛丽塔》的家族，俄罗斯“英国贵族自由主义”的道成肉身。在克里米亚战败 ⑦ 后的改革岁月，奥尔加的祖父是改革者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司法大臣。他在这个号称最为专制的帝国引进了陪审制，而且确实站住了脚跟。恐怖分子刺杀沙皇，引起亚历山大三世及其保守派大臣的反动。后者参考休谟和托克维尔都提到过的历史借鉴，运用逆向思维得出结论：亨利八世和路易十四坚持专制绝不动摇，反而获得万民崇拜；查理一世和路易十六实施不彻底的改革，反而身首异处。由此可见，防范革命的秘诀不是改革、而是拒绝改革的坚定性。于是，纳博科夫家族实现俄罗斯版“格莱斯顿内阁” ⑧ 的机会就化为乌有了。注：格莱斯顿，William Ewart Gladstone，1809-1898，原为保守党人，后转入自由党，曾四次出任首相，对把大英宪制由混合政体改造为大众民主起到了重要作用。1852年格莱斯顿担任财政大臣以后，提出了一系列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措施，把所有的政府收入都纳入预算管理，改变了长期以来各部门只上缴净收入的状况。如果说亚历山大二世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改革，那么亚历山大三世同样没有能力实施彻底的反动。据说，老纳博科夫在新朝的举措相当于：“一个水手遭遇风暴，为了保全贵重的货物，把不那么有价值的货物扔进水里。”显然，以二十世纪的标准看，他保留的货物确实非常贵重，其中包括著名的陪审制。在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所谓反动专制统治下，俄罗斯帝国陪审团的博爱精神不下于帝国法典编撰者（老纳博科夫的同僚）。他们极少判杀人犯死刑，不断将证据确凿的恐怖分子无罪释放，对侵犯财产的惩罚比边沁派法学家更开明。无罪释放的美女刺客凯旋而归，围观群众抛出的鲜花为她铺成一条地毯。俄罗斯公众憧憬这样的场面，渴望把自己代入明星主角的位置；其炽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美国青少年对电影明星及其粉丝团的羡慕嫉妒恨。正如曼德尔施塔姆所说：“ 社会革命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是时代的弄潮儿。” 老自由主义者是否为激进派（当时还不一定是布尔什维克）驱除，挖好了自己的坟墓？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两朝的保守分子已经有这种看法了。然后，俄罗斯保守派流亡者又向俄罗斯自由派流亡者抛出了同一命题的无数修订版。在这场争论的高潮，忿怒的保皇党人向米留科夫（立宪民主党领袖、临时政府外交大臣）开枪。奥尔加的父亲挺身而出，为朋友和党魁挡住子弹。今天，索尔仁尼琴和他的同道仍然在争论这个问题。或许，这样的毒舌并不过分刻薄：苏联史学想证明“都是我的功劳”；保守派史学想证明“都是你的错”；自由派史学想证明“是好是坏都别赖我”。无论如何，奥尔加的父亲拒绝承认这个命题。他参加了立宪民主党的创立大典，当选为国家杜马议员。尼古拉二世发动十月政变，解散了杜马。他加入“拒绝解散派”议员的行列，逃往自治的芬兰大公国，在那里发表了革命性的《维堡宣言》。然而，历史的剧本似乎出了一点点小问题：看来俄罗斯国民不准备象伦敦市民保护长期国会一样保护他们。当然，这并不影响未来的临时政府国务秘书返回京师、继续出任议员和其他要职。在这个万恶的警察国家，警察能够惩罚名流反对派的时代早已结束了。作为帝国的局外人，犹太人罗森鲍姆家族从外省迁往京师，为的是更大的安全、更少的歧视和更多的资本主义发展机会。他们在这三方面都如愿以偿。1904年，药剂师泽尔曼·沃尔夫·扎哈洛维奇·罗森鲍姆（吉诺菲）和牙医卡娜·博尔克夫娜·卡普兰（安娜）结婚。他们就是阿丽萨（安·兰德）的父母。在斯托雷平（1862－1911，俄罗斯帝国内阁总理大臣（1906-1911），以铁腕镇压革命势力和推行激烈的土地改革著称。在他执政时期，俄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社会矛盾激化，他本人最后也被社会革命党人刺杀）的威权主义—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罗森鲍姆夫妇的药店生意相当兴旺发达。不过，俄罗斯犹太人处理财富的方式不像西欧新教徒。他们一般不考虑扩大投资，建立超越家族可控范围的商业帝国；或是兴办公益事业，争取邻里爱戴，当选国会议员。（当然，神圣俄罗斯的法律也不会允许他们这样做；虽然纳博科夫家族和立宪民主党正在竭力为犹太人争取同等国民待遇。）他们的做法体现了十足的东方式智慧。首先，投资培养血缘家族网络。其次，收藏财不露白、轻便易携的贵金属首饰。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投资儿女的教育。东方人的历史经验告诉他们：物质财富是世界上最没有保障的东西，很容易同时遭到上层和下层的掠夺；迅速将有形资本变现为不可能掠夺的教育资本，才是真正精明的策略。注：在对抗专制的过程中，结盟结伴都不为过，甚至喝点血酒，拜个把兄弟。 ********************************************************************************** 不用说，阿丽萨（以及她妹妹娜塔莎和诺拉）就是这种会走路、会写文章的活动投资对象。中国社会对待这种科举英雄或优等生的态度跟犹太社区极其相似，因此用不着多加解释。毕竟，这两种社会都是降虏文明的成功典范，习惯于把被人征服（被本国冒险家或冒险家集团征服并不会造成重大区别）视为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样的文明把保身避祸视为世俗智慧的最高境界，融化在血液里，构成无须论证的前理解；把“当家作主”视为类似“好人上天堂”的彼岸世界特征，跟世俗生活没有直接关系。一般而言，优等生投资品享有特立独行的自由，尤其擅长破坏性理论分析；但社会协调能力和社区服务能力绝不是他们的强项。甚至可以说：他们非但不是英美社区领袖的等价物，反而是其对立面。后者的特长不是智力和书面知识，而是庸人的道德素质：正直、虔诚、诚实、乐于助人、热心公益。在兰德的思想体系中，敌视庸人占据了突出的地位。她设计的精英创造者如此好战、如此自信，令人怀疑他们怎么可能长期厮守而不相互厮杀。在阿丽萨-兰德自己的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斗争确实司空见惯。安娜经常担心：女儿虽然聪明，却实在缺乏社交礼仪。但她似乎不明白：这正是她自己培养或投资方式的必然结果。优雅、谦逊的举止是品质和经验的产物，只能在如鱼得水的社区生活中才能发育。书斋理论家的社交行为若非笨拙、必然傲慢，或者兼而有之。即使修道士强调谦卑克己，他们的谦卑也会变成一种炫耀谦卑圣洁的另类傲慢。安娜指望阿丽萨多跟奥尔加交流，为的是改善举止风度；但阿丽萨和奥尔加的友谊简直就是两位见习政治理论家的武林切磋。1917年学究政治流行以前，两个女孩的关系不过泛泛而已。这种辩论能磨利批判性智力和虚荣心，却会削弱情景理解力和同情心。任何进化生物学家都会告诉你：智力的进化优势在于情景理解力，批判性智力至多不过是文明产生后的副产品。任何心理学家都会告诉你：擅长同情和理解是良好社交的正面资源，擅长炫耀智力则是负面资源。训练一个成功的理论家，无异于谋杀他身上潜在的社区领袖。知识分子是社会的好仆人，却是坏主人。他们身处帮闲不帮忙的位置，往往显得才华横溢；令人惋惜斯人不出如苍生何。然而爱虚荣的聪明人一旦当权问政，就会使人怀念有责任感的庸人。 ******************************************************************************** 美国社会有一大特点：左派缺乏群众，右派缺乏知识分子。公认的右派知识分子大体包括三种人。第一种是外国人，他们对自己缺乏的东西怀有某种郢书燕悦的爱情。第二种是外国人的本国学生，他们肯定不属于最聪明或最有野心的一族（虽然他们的外国老师多半属于这一族）。他们安于既不特别有利、也不特别受人尊重的地位。公众善待他们，犹如善待出售冷门货物的售货员；不是因为看好这些货物，而是因为：好人理应行为正当，不该歧视那些仅仅由于运气、而非错误才赚不到钱的人。第三种是受不了其他左派的前左派知识分子，197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义者（他们的反战派前朋友往往称他们为新保守主义者，造成了严重的标签混乱。）充满了这一类人。他们的显著特征是：特别熟悉自己曾经信奉的左派理论及其弱点，在批判时表现出最高的才智（这恰好是西方左派的特征）。他们很少谈论自己积极拥护的东西，即使谈论也缺乏特出的识见。的确，地道的盎格鲁、新教保守主义是一种纯粹经验性的东西，在转变为文字的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如果有人非要总结不可，其产物就会是某种酷似基督教青年会劝善手册的东西。但如果有人轻视这种简陋的习惯，就会犯下人类在1789年以后所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兰德日后能在美国扬名立万，跟美国社会和知识界的生态配置关系极大。她占据了客卿的位置，象罗马的蛮族将领一样保卫罗马。但你无法不发现：她在反对敌人时最强，支持朋友时最弱。兰德版本的美国个人主义总是多了某些相当于调味品的东西，少了某些相当于面包的东西。她的门徒大多是好奇求新的激进知识分子，而非成熟持重的有机知识分子。 hhh 投资品对投资者负有成功和回馈的道德义务。他们为了在知识界取得成就，经常宣扬逻辑上合理、但自己并不身体力行的理论。在威廉·詹姆斯这样地道的新教理论家看来，这种桑塔亚纳式的投机取巧就是智力上的不诚实 ⑨ 。兰德在理论上是美国个人主义者，行为上却经常是侨民知识分子和东方人，有时还是苏联大清洗的下意识模仿者。在冷战最紧张的时代，她和俄美两国的罗森鲍姆家族成员都没有相互忘记。她一有机会，就给各房亲属送礼。如果分配不均；就会引起怨恨、而非感激，仿佛这些都是她的债务、而非礼物。这不是新教徒个人主义者的行为模式，而是中国和越南海外侨胞对老家亲戚的行为模式。在她主导的团体中，苏联风格的思想灌输、个人崇拜、宫廷纠纷、分裂叛变络绎不绝。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语境下，兰德作品的读者大体是家族集体主义传统和苏联政治经济模式的厌恶者。他们对作品背后的作者不会感到称心如意，但他们早晚必须接受一个事实：如果他们坚持只吃母鸡下的蛋，很可能落到只有鸡毛掸子可吃的下场。美国主流社会视为道德底线的一些正直和诚实的老生常谈，在世界许多地方纯属奢侈品；美国的物质成就反倒不是。这一点在兰德的作品中表现不出来，在兰德的生平中却可以看出来。在1917年的俄罗斯，学究政治突然象流感一样蔓延开来。任何酒馆里的贩夫走卒都暂时忘记了赌博和女人，为宪法和权利的概念争得你死我活。学堂平时就是争论的焦点，现在当然更不会例外。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英国左派史学家和作家）把这种现象称为“1848年（以及1989年）综合征”：一时间，“公共空间”的理论虚拟仿佛就要成为现实了。不过，这只是社会剧变的暂时现象。一旦新的游戏规则（即使是民主的规则）稳定下来，贩夫走卒又会变成只关心电影明星和赛马赌注的俗人。俄罗斯流亡者日后来到美国，对苏联的专制并没有感到多大的惊讶，却为美国民众的冷漠伤透了心。他们只有不断争论“谁的错误使我们丢掉了俄罗斯”，才能召回风云时代的若干存在感。 hhh 犹太人总是造就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好材料，因为他们具备二者最重要的社会条件和心理条件。他们不是“天然统治者”，而是“天然局外人”；因此除个人奋斗以外，没有别的“上进”渠道。他们没有明确的阶级地位，因此“上进”欲望没有具体的所指。在大多数时间的大多数社会中，大多数阶级的“上进”欲望都有具体的范围；总会有某个位置能让他们感到，自己已经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犹太人和现代资产阶级却从来不知道“多少算够”、“什么是应得”，他们的奋斗是永无止境的。他们即使有力量，也不能亲自实施统治；因此他们的政治欲望具有明确的防范性和消极性，只要求公平竞争的规则（他们经常不得不在不公平的情况下竞争）：不能允许权力胡作非为，但并不指望权力做什么好事。我们离这样的社会太近，太容易习以为常；所以不大能理解这种社会在人类历史上有多么特殊和罕见。在东欧的社会环境中，犹太人和资本主义几乎是同义词。只有立宪民主党的主张符合他们的诉求，而这种支持并不能增加民众对该党的好感。这一点充分证明了该党在政治上的原则性。 ******************************************************************************** h 从纳博科夫家族的角度看，斯托由宁学校就是英国绅士“大旅行”的替代品。经验重于书本，行万里路胜于读万卷书。接触穿过俄罗斯帝国的八面来风，这才是真正重要的教育。可敬的纳博科夫议员和奥尔加小姐乐于向阿丽萨论证君主立宪制的优越性，这对他们只是热身活动。立宪民主党的圈子一向不高兴听别人说英国人的坏话；为英国人的政治制度辩护，能给他们造成一种愉快的幻觉。奥尔加后来说：阿丽萨的辩论风格是激烈的，有点挑衅的味道；但她并不介意，因为充满激情的论证能给双方带来乐趣。显然，从纳博科夫式经验教育的角度看，正确不正确只是非常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收获在于学会怎样理解不同观点。不过，小理论家阿丽萨的想法大概不是这样。论证充满激情，本身就说明发言人把自己的正确性看得极重。奥尔加的哥哥弗拉基米尔也说：在他的家庭教师当中，平民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论点最热情、最执着，对观念播种抱有最大的期望。原因不难理解：知识和观念就是游士唯一的资本。只有在这个竞技场上，他们才有可能征服现实世界的占有者。 hhh 从阿丽萨（不是罗森鲍姆家族，他们主要在乎成功、不太在乎依靠哪一种门派成功）的角度看，理论知识是高人一等的知识。掌握理论知识，意味着超越非政治的局外人阶级、跻身于统治者的神秘殿堂。纳博科夫父女喜欢顺手拿出身边的政府文件，支持自己的论点。这种做法已经造成了强烈的阶级暗示，虽然他们不一定能意识到；因为他们启用了对手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武器，迫使她加强练习自己能够掌握的唯一武器。 “上进型”平民知识分子必定爱理论胜过爱经验，因为经验意味着他们应该停留在本阶级的习惯范围内。他们在更高的阶级圈子内没有任何经验，只有理论知识的优势才能抗衡“天然统治者”丰富的默示经验。不言而喻，阿丽萨拥护共和制。这种制度在理论上更为自洽，更为一贯。君主立宪制能适应和预防人类感情和认知的弱点；但这一点无法通过理论证明，只能凭借经验体会。 hhh 只有两种知识能教人理解：最重要的知识不可能有逻辑证明；感情和习惯保存了生物演化和社会演化筛选产生的最可能成功路线。其一是实际政治和社会活动的经验。其二是历史先例。不幸，当时的阿丽萨和后来的兰德从未具备这两者。她虽然来到犹太人的天堂——美国；却始终漂浮在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泡沫世界中，没有接触真正主流的美国社会。她热情追求的知识包罗万象，唯独不在意她大学时代的专业——历史。她的作品总有缺乏纵深的感觉，因为她似乎真的相信：只要在辩论中胜利，就能真正胜利。如果某种制度成功，主要应该归功于当时的人民相信其基本原理的优越性。她万难接受：人类之所以是哺乳动物；并不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哺乳类的优越性，而是因为历史路径已经使他们不再有选择不做哺乳类的自由。 ******************************************************************************** 安·兰德的作品总是隐含着三个前提：优秀的制度是可以根据自身特征而证明的，外在环境可以忽略不计；优秀的制度有自我展示、最终胜利的内在趋势，如果不是必然性的话；优秀的制度可以通过斩断社会习俗、庸人愚昧、先在环境的手段，由少数天才付诸实施。这些前提浸透了1917年的精神。（她在革命的第二年决心背教，以后一直是无神论者。）从这个角度讲，学究政治见习生阿丽萨一直活在安·兰德心中。革命天真时代的理想早已在拿破仑和富歇（1759–1820，变色龙的化身，塔列朗称他为“没有心肝和眼泪的人”。作为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党人、“里昂的刽子手”，他策划热月政变推翻罗伯斯庇尔；作为拿破仑的警务大臣，他长期暗中活动，在拿破仑失败之际成为督政府首脑，倒向波旁王朝）这些大革命的继承人心中熄灭，却仍然活在华兹华斯（1770-1850，通常被认为是莎士比亚与弥尔顿之后英国最伟大的诗人）和骚塞（1774-1843，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并列为湖畔派三位主要诗人）这些革命反对者的思想下意识当中。安·兰德和所有自由意志派（Libertarian，不同于左翼自由派-Liberal）人士一样，对人类理性抱有绝对的信任，不能接受基于感情的认识论。然而，早年的感情体验仍然是她人格塑造的关键因素，不断在她以后的生活中露出马脚。谚语说：“抓破一个俄国人，露出一个鞑靼人。”我们也可以说：“抓破哲学家安·兰德，就会露出好斗的苏联知识分子。抓破政治活动家安·兰德，就会露出隐秘的俄罗斯犹太人。”; 3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中国人重视数学 —— 恶劣的落后国家知识分子的习惯（转） ... ... ... ... ... ...: gordon 2015-11-28 05:49; “我们判断某个国家是否真是个自由的国家，最可靠的办法就是检验一下少数派享有安全的程度。”阿克顿勋爵（ 1834－ 1902，第一代阿克顿男爵，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天主教徒，古典自由主义者。名言“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使人腐败”出自他的笔下）如是说。“自由的挚友向来寥寥无几，胜利全都归功于少数人。他们依靠与从旁协助的人结成联盟而获胜，而这些人常常抱有和他们不同的目的。” 人们太习惯将阿克顿视为英格兰宪政自由的化身，常常忘记他自己就是一位天主教徒。立宪君主制的伟大传统建立在（针对天主教徒的）1679年《排斥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基础上 ① 。每一位英国天主教徒都是从每年11月5日焚烧盖伊·福克斯模拟像的儿童游戏中学到第一堂政治课的 ② 。地道的英国人总是认为：各种自由（liberties）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最贴切近义词。地道的少数派却会认为：只有一种自由，就是各种特权（privileges）的夹缝。篝火之夜（英语：Bonfire Night），又称盖伊·福克斯之夜，节庆渊源可追溯至1605年天主教徒的策划的“火药阴谋”反抗活动。由于国王詹姆斯一世拒绝给予天主教徒同等权利，11月5日，盖伊·福克斯和他的天主教教友们在议会大厦地底的一个地下室内存放大量炸药，计划在11月15日议会大幕当天引爆炸药炸死国王和其他议员等新教贵族，但被议会的保卫队长抓获，于次年2月10日在伦敦塔处死。胜利者后来将11月5日定为“篝火之夜”以资纪念。根据这种定义，英国天主教徒远远称不上自由最好的试金石。几乎没有几个人类团体能跟犹太人竞争自由试金石的危险荣誉。历史证明这块试金石相当可靠。英国犹太人的解放在克伦威尔时代实现（克伦威尔顶住了人民大众普遍的反对情绪，允许一批马拉诺（指中世纪时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境内被迫改信基督教而暗地依然信奉原来宗教的犹太人或摩尔人）在伦敦以非法定的身份定居），法国犹太人的解放在拿破仑时代实现（拿破仑为防止高利贷问题激化矛盾，召集了犹太最高评议会，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希望加强犹太人与当地人的同化）。俄罗斯帝国的犹太区变成了十九世纪欧洲自由派心目中的反面图腾，几乎不下于沙皇本身。注： 1679年的《排斥法案》由辉格党推行，主张将查理二世国王的弟弟——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排斥在继承权外。而托利党则反对“排斥法案”，主张詹姆斯有王位继承权。1685年詹姆斯登基（詹姆斯二世和七世），辉格党发动光荣革命赶走了詹姆斯，1701年通过《王位继承法》。法案规定：1、由斯图亚特王朝远亲汉诺威选帝侯接任英国国王；2、王位不能传给天主教徒，英王必须参加英国国教会；3、直接依附于国王的人不能担任下议院的议员；4、国王所做的一切决定和政府命令，必须由同意该项决定的枢密院成员即政府的大臣签署才能生效；5、法官的任免权不再属于国王而属于议会。从此确立了议会高于王权，司法权独立于王权的原则，从而奠定了君主立宪制度的基础。 ************************************************************************************** 1905年2月2日，安·兰德（阿丽萨·济诺维耶芙娜·罗森鲍姆）在圣彼得堡出生。她在俄罗斯犹太社区度过了童年和青年。一般来说，很少有人能在成年以后改变自己的价值观和认同模式。安·兰德未能免俗，但历史给她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将她和她的事业带到了美国。兰德的大部分著作在美国发表，以美式个人主义为标榜。她本人又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欲望，酷爱党同伐异。即使在美国，政治活动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安·兰德的形象也经常遮蔽了思想家安·兰德的意见。大多数中国批评家、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将她纳入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光谱，放在罗斯巴德的自由意志主义和戈德沃特的保守主义之间，用英美传统解释她的生平和学说。这种做法颇有郢书燕悦的味道。其实，兰德早已在1936年的自传草稿中暴露了自己思想的“非美”性质：“地球上有那么多的国家，我却出生在最不适合一个狂热自由主义者生存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俄罗斯。” 你能想象一个真正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会自称“狂热自由主义者”吗？狂热的清教徒、狂热的天主教徒、狂热的民主派、狂热的激进派、狂热的共和主义者、狂热的社会主义者、狂热的种族主义者……都有可能。然而，狂热的自由主义者？有没有搞错？确实有一种狂热的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一种激进的立宪派！当然，他们不在英语世界。他们在神圣的俄罗斯，十二月党人的俄罗斯，1905年革命的俄罗斯，二月革命的俄罗斯，柏林、巴黎和美洲的“白俄”侨民社区。他们的自由不像英国人那样，充满了封建和特权的气息；不像美国人那样，充满了殖民拓荒者的新教和虔诚气息。他们的感情认同和政治修辞带有浓厚的革命乌托邦色彩。索尔仁尼琴在《红轮》中这样描绘他们：这些杰出的律师和演说家更在意听众的欢呼，而不是纲领的实现。斯托雷平政府徒劳地请求这些社会贤达接受大臣的职位，但他们对实际责任避之唯恐不及。最后，他们面对驱散苏维埃和议会的布尔什维克水兵，慷慨激昂、义正词严地表示：退出会议，以示抗议！（他们原先也是这么对付沙皇的。效果令人满意，自然会习惯成自然！）纳博科夫（临时政府国务秘书的儿子） ③ 在《说吧，记忆》中提到，俄国流亡者永恒的话题是：俄国知识分子经过了一百多年争取自由的英勇斗争，正要大功告成的时候，竟然落到如此下场。他们看到：自由主义者的理想国家——美国居然充满了巴比特式市侩精神，年轻人认为读书仅仅是谋取更高薪水的手段；不禁痛心疾首。（赫尔岑早就预见到这种情况。） ************************************************************************************** 从精神气质上讲，俄罗斯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是十二月党人（1825年12月发动起义试图推翻沙皇专制的革命者们，多为青年贵族军官）的孩子，无法摆脱追求绝对境界的道德激情。从人员背景上讲，这两个群体都充满了犹太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帝国歧视的各少数民族。犹太人格外地多，占据了绝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位置”。在这个大多数人口由文盲和农民组成的国度，犹太人是城市化水平最高、教育水平最高的族群。（尽管俄罗斯帝国法律尽量限制他们受教育；正如明清帝国尽量限制苏州考生，以免他们在公平竞争中将北方考生完全赶出士大夫行列。）于是，反对俄罗斯专制制度的斗争变得非常象少数民族大联盟反对大俄罗斯民族的斗争。俄罗斯民族主义把反自由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犹视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俄罗斯人民联盟是他们的政治组织。西方世界心目中的反犹暴行其实是这场斗争的余波。罗森鲍姆一家也是其中的受害者。如果我们忽视安·兰德和托洛茨基、曼德尔施塔姆（1891-1938，俄罗斯文学白银时代的卓越诗人，因在诗中讽刺斯大林被逮捕流放，死在远东集中营）（他们也是犹太人）产生于同一个思想苗圃，呼吸着同样的空气，就很难理解她对理想国的热爱、（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老辉格党人，下院议员，保守主义先驱。丘吉尔评论他，“无论是跋扈的君主或腐败的国会，或任何被证明没有自由的政体，对他而言都是必须加以对抗的。”）会怎么说呢？）对绝对理性的追求、（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不列颠经验主义的集大成者，不朽巨著《英国史》的作者）能相信吗？）对传统和宗教的不屑一顾。（爱德华·科克（Sir Edward Coke，1552-1634，英国法学家，被称为“普通法的福音”“活着的普通法”“法学之源”，1628年权利请愿书的主要起草者）会忍无可忍的！）当然，这不是说兰德是伪自由主义者。恰好相反：一个人只有面对自己老家没有的东西，才会表现出这样彻底而决绝的热爱。安·兰德后来描绘自己的早年生活，酷似纳博科夫在《塞巴斯蒂安·奈特传》中嘲笑的那位传记作家。他们都一味夸张俄罗斯帝国的封闭、专制、压抑，迎合西方普通民众对俄罗斯的妖魔化想象。她留在苏联的妹妹诺拉对此极为反感，尖刻地指责阿丽萨醉心于塑造自己的光辉形象、厚颜无耻地篡改历史。兰德甚至说：她厌恶俄罗斯的一切。如前所述，这当然并非事实。她从来没有完全摆脱俄罗斯的精神气质，正如她从来没有丧失对俄国古典音乐的热爱。她少年时的俄罗斯帝国当然不是她笔下的模样。这里没有英美那种正规、合法的政治自由，却有（或者不如说，刺激了）奇特、非法的思想自由。思想激荡的程度无疑远远超过波澜不惊的英美主流社会。正因为法律是专制的；所以社会对违法者格外宽容、甚至同情，意识不到反政府与反社会的差异。正因为思想不可能付诸实施，不可能通过现实后果判断其优劣；所以公众只能根据思想的彻底性、抽象性和逻辑自洽性下结论，政治哲学一再沦为审美偏好的附庸。这种思想氛围对兰德的认知结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即使在移民美国以后，她都很难改变俄国知识分子的习惯：著书立说，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用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术语说，她缺乏有机性。跟她思想接近的美国人肯定会积极参加社区和教会的活动，自然而然会被推举为地方领袖，最后多半会在政治史上留名；却很可能除了“健全常识”以外，创造不出任何值得一提的著作或理论。相应地，美国公众对知识分子及其理论也没有多少尊重。这两者受到英雄或先知式的崇拜，总是发生在缺乏政治自由的地方。可以说，这是自由社会和非自由社会的标志性差异。以下的评价对兰德大概不算不公平：她是热爱自由的思想家，却是民主社会的局外人。她的生活始于俄国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终于美国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的小圈子；很少接触圈外人。两国的主流政治社会对她都仅仅是背景。无论在哪个国家，她都是异乡异客。注：我就说，你们喝的都是狼奶，还不信。强调理论的彻底和逻辑的正确，攻击其他不够彻底和正确的理论；却不大考虑社会和政治活动的最大投入—效用比，后者是美国政治经纪人最关心的问题。 ************************************************************************************** 阿丽萨（兰德）自幼梦想成为文人，十岁就开始写作；毕生不渝，明显怀有超乎功利的寄托。这种理想在俄罗斯非常典型，因为专制国家的国民更重视崇高的观念、更鄙视市侩的计算。她从来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读者的世界。兰德和纳博科夫从小都在斯托由宁私立学校（等于现在的小学和中学合校）上学，教员包括文学家吉皮乌斯和哲学家罗斯基。二者都是“白银时代”的名士。学校创始人斯托由宁夫妇是大文豪费奥多·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朋友，也是俄罗斯自由派的中流砥柱。他的学校水平高，收费贵，思想自由，男女合校，不执行限制犹太人的官方政策，当然也不执行思想审查的官方政策。阿丽萨来到这所学校，就是犹太家庭重视教育的证明。当时的大多数俄罗斯东正教家庭肯定会认为：女孩子让本村神甫教一点读写算就蛮不错了。京城精英学校的学费足够让他们在老家造房、买地、买马，像老爷一样过好日子。 hhh 如果把这些情况翻译成中国人理解的语言，那就会是下面这样。安·兰德从小在蔡元培举办的中（小）学读书，朱自清和俞平伯给她上课，白先勇是她的同学。他们的学校实行男女合校比牛津和哈佛早六十年，英国国教会绝不会允许的各种异端思想都可以畅通无阻。革命后，流亡者兰德向美国听众严厉谴责旧中国的愚昧、野蛮、落后、压抑、背离国际主流文明。她的听众大部分是中西部农民子弟。他们的中小学教师就是本州神学院培养出来的牧师。州立大学以本州自豪的农学和工学为主，人文学科几乎是空白。他们的家人和朋友都是正直诚实、读书不多的基督徒，不大能区别达尔文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信奉无神论的古罗马皇帝，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些人都不讲道德。他们听完兰德的讲座，深深感到生活在自由文明的美国是多么幸运的事情。老同学白先勇闻讯，笑得满地打滚。 ************************************************************************************** 阿丽萨的文学生涯从十岁就开始了。象所有的文学新手一样，她这些小说都有几分自恋的色彩。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小说的主人公是英国人，故事充满了针对英国的认同感和爱国主义。伍德豪斯 ④ 、吉普林 ⑤ 和萨基 ⑥ 那种近乎玫瑰色的“英格兰品质”崇拜弥漫全书，没有露出丝毫破绽，能让读者想到作者可能是外国人。这些作品如果放在《海角一乐园》作者（瑞士小说家强纳·大卫·怀斯（Johann David Wyss））的名下，大概不会引起任何怀疑；没有什么能让人联想起俄罗斯或犹太人那种挥之不去的阴郁、深邃的背影。即使在日后更加成熟的作品中，兰德这个特点始终不渝。这是一个异乡人的作品，她的家园永远不在她生活的地方。她的认同指向她最缺乏经验认识的地方，因此总有一种强烈的平面感、油墨未干感。她的理想国始终是一个没有阴影、没有纵深的地方，观念的投影多、经验的血肉少。 ************************************************************************************** 并不令人意外，童年时代的阿丽萨就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思辨型”或“僧侣型”学生。他们成绩畸高、鹤立鸡群，不善交际、形单影只。他们越是在具体的生活中笨手笨脚，就越是喜爱抽象思维的世界。在那里，他们所向无敌，以酣畅淋漓的快感遮蔽了现实的挫败感。他们不爱野草丛生的达尔文世界，只爱条理分明的柏拉图世界。他们总想用理想矫正经验，而不是用经验修正理想。典型的青少年激进派就是这种性格类型，而不是任何一种社会或经济地位。萨文科夫（1879-1925，俄国革命者，社会革命党著名理论家、活动家，临时政府三巨头之一，他既猛烈反对俄罗斯帝国，又猛烈反对苏维埃政权。同时也是作家，笔名罗普申，著有中篇小说《白马》和长篇小说《未曾发生的事》）就是从这样的苗圃中产生的，他的英雄人物总是横刀跃马、斩断一切社会羁绊。兰德的个人主义英雄（代表她心目中的上层阶级）在理论上是萨文科夫的死对头，在气质上却是亲兄弟；他们都非常鄙视社会习俗和感情纽带，坚持用逻辑正确的利剑清除不合理的经验现象。唯一差别在于：兰德斩断的不合理现象是集体主义和庸人对天才的嫉妒。阿丽萨从小非常喜欢辛克莱·刘易斯（1885-1951，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获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大街》、《巴比特》、《阿罗史密斯》等）的《阿罗史密斯》，似乎以某种方式预见到了自己的命运。中国读者不太熟悉本书，因此不妨略加介绍。此书是功利主义者、进步主义者、专家治国论者小册子的文学投影，集中嘲笑三种事物：小布尔乔亚社会的虚伪性、盎格鲁传统的虚伪性、基督教新教传统的虚伪性。主人公自然是一位新兴的医学科研人员，在科学精神和进步信仰的支持下，快乐地享受特立独行的优越感。毫无疑问，这种文学类型就是五四领袖人物的真正偶像。他们的理想一旦实现，就会是费边社的某种修订版：一个家长式管理的吏治国家，只不过统治者由善良的科学家取代。在真实发生的历史中，刘易斯、门肯（Mencken，1880-1956，在20年代与刘易斯一样以挖苦讽刺的形象崭露头角。他以讥讽刻薄的写作方式嘲弄中产阶级商人、美国文化生活以及严厉肃穆的美国清教徒）一流人物只是英美社会的边缘人。这个社会的支柱仍然是他们的三大嘲弄对象。只有在这种社会中，进步主义者的德赛两先生和兰德的理性个人主义才能作为点缀而存在。理性个人主义约翰·高尔特（《阿特拉斯耸肩》）和霍华德·洛克（《源泉》）是骄傲的反叛者，不信宗教、鄙视传统、嘲笑庸众，仅仅忠于真理。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信任自己的推理能力。如果他们的推理结果跟社会演化（请注意是英美近代社会、并非美丽新世界）相悖（大多数情况都是这样）；他们不屑于虚伪的妥协，不惮于危险的对抗，热衷于集结志同道合的优秀人物、建立自己的理想社区。对五四以后的中国读者而言，这样的形象实在谈不上陌生。如果他们没有从理论上激进地反对激进派，自己就会成为最合格的激进派。当然，在白银时代（俄罗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被称为“白银时代”，相对于以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为代表的19世纪“黄金时代”而言）的俄罗斯，每个文学青年和大学生的自我形象都是这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他们真正的信仰，没有任何挫败能动摇他们的优越感。正因为如此，他们很难融入任何社会，甚至根本不想融入任何社会。年轻的阿丽萨在斯托由宁学校是这样，年老的兰德在美国也是这样。“究其本质，我的哲学是作为一种勇敢存在的人的观念。这个人自己的幸福是他生活的道德目的，丰富的成就是他最高贵的工作，理性是他唯一的神。”上帝的光指引朴茨茅斯的清教徒，自我的光指引新个体主义的信徒。不为宗师，便为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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