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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英国士兵为何会认为僧格林沁是爱尔兰人？: gordon 2017-4-8 04:40; 苏格兰和爱尔兰人向来 “势如水火” ，英国对清王朝的侵略，体现了苏格兰暴打爱尔兰人 ********************************************************************** 剑桥大学考古学与人类学系乌·额·宝力格（Uradyn E. Bulag）教授在中央民族大学作了一场题为《僧格林沁亲王与近代内蒙古的“中国性”和“国际性”：新清史2.0？》的学术讲座，从世界史的角度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僧格林沁亲王形象。为什么要提出“新清史2.0”的概念？讲座伊始，宝力格首先对“新清史2.0”概念的由来进行了解释。2013年8月，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讲座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欧立德（Mark C. Elliott）访问中央民族大学，并作了一场题为《北方的启示：历史结构、边疆能动与中国创新》的学术讲座。宝力格在评议中指出，“新清史”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满汉关系，在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深入，并且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与讨论。但是，在宝力格看来，“新清史”对于清朝国体的问题关注不够，忽视了其他民族在清朝的角色和地位。比如，在满汉关系之外，我们是否还要考虑蒙古的因素？为此，宝力格借用美国大学对于本科一至四年级“1.0”、“2.0”等不同层次的划分方法，提出了“新清史2.0”的概念。在宝力格看来，“新清史2.0”除了要考虑满汉关系之外，还必须把蒙古、藏区、回部等内亚各大族群囊括进去。此后，欧立德在2016年11月接受《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的采访时，回应了宝力格提出的“新清史2.0”的概念，表明“新清史”研究者也认同于这一概念。一般而言，当中国学术界在讨论内蒙古的问题时，都是把它视为一个国内问题。但是，内蒙古有没有“国际性”呢？它的“国际性” 是如何体现的呢？无论是日本学者冈田英弘、杉山正明关于蒙古创造世界史的讨论，还是中国方面对蒙元史的反思，都表明在历史学家的研究中，蒙古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其地位已经日益彰显。作为蒙古族学者，宝力格有必要对此予以回应。但是，宝力格坦言自己并非历史学出身，且研究蒙古史需要掌握十多种语言，难度非常之大。因此，他选择了僧格林沁这样一位对蒙古、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人物进行研究，以此探讨近代内蒙古的“中国性”和“国际性”问题。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正牌“国军”——八旗军队已经彻底丧失了战斗力，关内（中原）的地方军队不能与外国人作战（但可以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等地方变乱），真正代表“国军”与外国人作战的，就是由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军队。当清朝面临内忧外患的时候，清廷起用了属于外藩蒙古哲里木盟科尔沁左翼后旗的僧格林沁领导的军队来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抗击英法联军。1853年，关外的内蒙古军队第一次入关。1853—1865年间，蒙古几乎把全部兵力投入关内，却几无生还者。宝力格认为，1865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此前，蒙古主要经营的是与南方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此后则将精力转向北方；中原地区的大批移民不断北上，闯关东、走西口，改变了内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结构，中国的北方出现了人口大规模流动的现象。为了挽救处于危亡之际的大清帝国，僧格林沁和他的蒙古军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堪称大清帝国的顶梁柱。但在常人一般的观念中，僧格林沁的形象却并非光辉伟大。1983年拍摄的电影《火烧圆明园》，出现了僧格林沁用蒙古摔跤教训侵略者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的场景。这一幕既体现出了蒙古人的“爱国主义”，也展现出蒙古人的鲁莽性格，代表了中国国内对于僧格林沁的通行看法。僧格林沁与内蒙古的“中国性”与“国际性” 在讲座中，宝力格展示了两幅绘画。一幅表现的是东肯特郡第三步兵团二等兵约翰·莫耶斯（John Moyes）昂首挺胸拒绝给鞑靼高官僧格林沁磕头，而锡克人却跪在地上磕头的场景；另外一幅是1905年英国发行的一张明信片，上有彩色聚酯粉末涂抹画，展现的是英国白人拒绝给僧格林沁磕头的画面。这两幅画展现的场景表明：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是通过磕头来体现的。磕头既是一种举止，也是一种礼仪，它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情感。早在英使马嘎尔尼（George Macartney）率团访问中国、谒见乾隆时，双方就为见皇帝是否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发生争执。美国汉学家何伟亚（James L. Hevia）在《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Chershing Men from Afar: Qing Guest Ritual and the Macartney Embassy of 1793）中，专门讨论了西方国家体制与中华帝国体制的冲突。传统中国社会讲究的是上下等级制度，而等级必须通过肢体语言来表现。关于马嘎尔尼觐见时究竟行何种礼节的问题，中英双方的记载相互抵牾，至今已经很难搞清楚孰是孰非。继马嘎尔尼之后，英国驻中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即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果要到中国，是否要见皇帝？如果要见皇帝，应该行何种礼节？宝力格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有两次事件颇能说明西方民主国家制度与中华上下等级制度之间的冲突。第一件事是1860年英法联军进入大沽口后，联军中的大兵以及锡克人被清军俘虏。僧格林沁要求他们行磕头礼，锡克人按要求行了磕头礼，但大兵不服从清军命令，结果被清军砍头。第二件事是英法联军到达张家湾后，派出使节想要和僧格林沁谈判。结果怡亲王载垣下令掳走了额尔金的秘书和巴夏礼等39人，并强迫他们磕头。俘虏被放回后，联军发现其中多人已被虐待致死，于是决心要报复中国方面的野蛮行为，最终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问题在于，谁应该对第二次事件负责呢？英国方面认为应该由僧格林沁负责，但也有人认为该由怡亲王负责，各方意见争执不下。第二年（也就是1861年），英国剑桥大学莫德学院奖学金考试题的最后一题，就以怡亲王和僧格林沁为例，要求学生就此问题作答。问题是这样的：“ 怡亲王与僧格林沁在声明中意见一致。假设怡亲王五次有四次说假话，而僧格林沁平时七次中两次说真话，怡亲王和僧格林沁同时作出的证词中，各自的真实程度是多少？” 通过上述两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维护中华秩序的僧格林沁，他在接见外国人时，要求外国人必须向他行磕头礼。质言之，中华帝国礼仪的维护是通过一个蒙古亲王来实现的。2015年，宝力格在山东菏泽考察。菏泽在清代为曹州府，1865年曹州战役，僧格林沁在这里被捻军包围，最终兵败被杀。宝力格发现，当地建有很多僧王庙，当地人将僧格林沁称为“僧王爷”，视为具有和关老爷（关公）同等地位的神祇。在僧格林沁去世后，清廷下令在他所有打过仗的地方都要建立僧王庙，并绘像紫光阁，希冀僧格林沁的灵魂，能够护佑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的大清帝国。但是，蒙古人为什么会认同传统中华社会的等级秩序？蒙古人磕头的传统是从哪里来的呢？宝力格认为，蒙古人磕头的传统始于元朝。忽必烈尊八思巴为帝师后，按照宗教的规定，忽必烈应该给上师八思巴磕头；但是按照世俗的君臣礼节，身为君主的忽必烈是不可能给八思巴磕头的。忽必烈的皇后察必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人少的时候，上师坐上座，你可以给他磕头；但当面对王子、驸马、官员、臣民时，你坐上座，上师给你磕头。就这样，忽必烈通过内外之别，解决了磕头的问题。最初，蒙古人见满洲人时也不必给对方磕头，而是行抱见礼。后来，内藩蒙古在朝见康熙皇帝时开始主动磕头，认同了传统中华社会的等级秩序。这个过程清晰地表明：蒙古与满洲之间，一开始是平等的关系，后来蒙古主动磕头行礼，最终成为中华礼仪秩序的坚定维护者，其中的代表就是僧格林沁。僧格林沁与近代内蒙古的“国际性”，不仅体现在1861年剑桥大学莫德学院的奖学金考试题中，也体现在英国诗人法兰西斯·哈斯丁斯·道伊尔爵士（Sir Francis Hastings Doyle）的一首爱国诗中。在大兵死后的几个月，伦敦《泰晤士报》对大兵之死进行了报道，随后法兰西斯·哈斯丁斯·道伊尔爵士为此创作了一首爱国诗歌，抒发了对被砍头的霸夫步兵团大兵的赞美。诗中写到：“贫寒，鲁莽，粗野，出身微贱，没有教养，头脑混乱，并且孤独，但他却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英格兰人的心……”这是英国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爱国诗歌，极大地助长了英国人的爱国主义，而它又是和僧格林沁联系在一起的。边缘人在帝国中的作用宝力格发现，包括英国驻中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内的英军上层人士，大多都是苏格兰人。英帝国在全球的扩张主要依靠的是苏格兰人。额尔金曾先后担任英属牙买加、北美、印度等地总督，是英帝国殖民扩张的急先锋。苏格兰在与英格兰的战争中失利，后被并入英国。为了体现出自己在帝国当中的位置，苏格兰人在殖民扩张中充当急先锋，不断为国家立功，借此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英国对拿破仑的战争和对俄国的克里米亚战争都是由苏格兰人指挥的。苏格兰是英帝国的边缘，但英帝国的扩张却是由苏格兰来实现的。在清朝，位于权力中心地位的是满洲人，蒙古人处于边缘地位。但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口，恰恰是处于边缘的蒙古人支撑起了摇摇欲坠的清帝国。《清史稿》评价僧格林沁，称他“忠勇朴诚，出于天性，名震寰宇，朝廷倚为长城”。不难看出，清朝和英国的结构是一致的，都是两个边缘在为两个帝国而战。在当时英国人的心目中，世界上最会打仗的就是锡克人，他们不仅身材魁梧，而且容貌俊美。而蒙古人在英国人的眼中，也是英勇善战、体格健壮的形象，丝毫不亚于锡克人，但是他们却不会指挥，缺乏战术。宝力格认为，英国人对蒙古人的这种印象，一方面确实反映出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军队不会指挥作战的事实，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英国人的偏见。英国人以善于指挥自诩，认为殖民地的人一般都体格健壮，但是智力低下，因此需要英国人去调教他们。英国人如何悼念僧格林沁僧格林沁去世后，英国方面刊出一则悼词，标题是“东方文明的灭亡：一个中国爱国者的去世”，悼词中称：“他的去世，意味着地球上的一个伟人辞世了。……从中国的一头到另一头，僧格林沁已经不再活着继续维持天国的荣耀和尊严的消息，将引发如同美国人得知华盛顿不在了的消息后产生的强烈的心情。拿破仑、帕莫斯顿和林肯的名字对于他的亿万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是僧格林沁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泰尔之于瑞士人、华莱士之于苏格兰人一样。”威廉·泰尔（Guillaume Tell）是瑞士民间传说中的民族英雄，他因在乌里州首府阿尔特多夫的广场中穿行时，拒绝向绑在柱子上的国王的帽子鞠躬而被尊称为瑞士独立之父。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同样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因带领苏格兰人抗击“苏格兰之锤”爱德华一世（Edward I），而成为苏格兰人效法和崇敬的偶像。英国人把僧格林沁与瑞士的泰尔和苏格兰的华莱士相提并论，显然把他视为实际上的国家领袖，尊崇无比。有趣的是，当时有英国士兵认为，僧格林沁不是蒙古人，而是一个叫Sam Collinson的爱尔兰人。他本来是爱尔兰的一个叛军，后来跑到中国，摇身一变成为僧格林沁，反过来帮助清朝攻打自己的“祖国”。宝力格认为，这并非英方的消遣之词，而是反映了一种共性的观念。1859年，英法联军在大沽口遭到僧格林沁率领的军队的重创，死伤惨重。英国人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自己怎么会败在一个野蛮的蒙古人手中呢？于是就编造出了僧格林沁原本是爱尔兰人的说法。就像明朝流传着永乐皇帝生母是蒙古人的说法一样，许多民族在打了败仗之后都不愿意承认对方的过人之处，于是就编造出对方首领本是自己人的说法。僧格林沁的“国际性”，其实还体现在他与剑桥大学的渊源上。在英法联军的部队中，有一位叫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人。他早在1841年就随英军来到中国，参加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担任额尔金的翻译，参与了中英《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1883年返回英国，1888年担任剑桥大学首任中国学教授，并创造了至今仍在西方世界使用的威妥玛式拼音法（Wade-Giles romanization）。而另一位英国外交家、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他的档案也保留在剑桥大学。曾与僧格林沁为敌的两位重要人物皆与剑桥结缘，这也可以说是僧格林沁“国际性”的一种体现吧。; 20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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