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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苏联飞行员开喷气式钻桥洞？: 热度 27 大道至简 2017-5-20 22:19; 图片摘自Pinterest 图片注解说，这是战斗的民族在1965年6月4日干出来的疯事; 1312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二战时期的苏联炮兵: 热度 1 gordon 2017-5-20 15:23;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Y0NzEyOTQw/v.swf 苏联真不容易（懂了的，自然就懂）; 28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希特勒 “扯淡的汽车” 与苏联 “靠谱的铁路”: gordon 2017-5-17 09:19; 半摩托化军队的问题　　 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时，他许下了一个坚定的，但含义不清的诺言：实现德国生活的现代化和机械化。从经济上和战略上看，这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单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而言，人们就难以充分理解了。国家社会主义党一贯对汽车极感兴趣，在他们的集会、检阅和示威游行中大量使用汽车。他们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汽车驾驶员组织——纳粹汽车团。希特勒本人酷爱汽车，对汽车工艺和结构相当在行，对汽车发动机、开车的人、行车的路，都显示出强烈的兴趣，远远超出了一个国家元首的正常表现，因为汽车毕竟只是他的国家运输体系中的一种手段。白色的高速公路和甲虫状的国民牌汽车，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展览品，显得格外突出。汽车远远不只是第三帝国手中的一种工具，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了第三帝国的象征。 ************************************************************************* 　　从德国陆军的观点来看，特别是从负责补给与运输的有关部门的观点来看，这种事态是既可喜，又可虑的。主要的问题是，希特勒在这个方面，如同他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毫不重视行政上深入细致的安排，也没有耐性来实现长期的计划。而只有实行长期的计划他才有可能最终建立起一支均衡发展的摩托化军队。他所追求的是外表上的富丽堂皇，而且急于求成。因此，他渴望能够两全齐美：既要装点门面，引人注目；又要在战术上得到好处。国社党执政几年后，这种政策的效果几乎每天都可以从无穷无尽的军事检阅和夜间军事操练中看得出来。在载着纳粹要人的车队驶过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坦克和其他战车排成密集队形的装甲部队与摩托化部队。这些表演确实叫人眼花缭乱，但在迷人的魅力之后却隐藏着可虑的问题。有些问题是错误的政策所致，有些则来源于各种根深蒂固的困难，使得德国国防军此刻开始进行的这番事业，前景十分暗淡。　　最重要的结果也许是把公路的地位提高到了与铁路并驾齐驱的程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充分发挥了内线铁路的作用，从而能够同几乎是整个世界的联合力量抗衡。正是因为后来肯定了这个成就，格罗纳才能从执行施里芬计划的铁道处长变成魏玛共和国的陆军部长。但是，1914年的经验，以及尔后整个战争中双方在西线发动的每一次进攻战的经验都证明，铁路过于死板不灵，难以保障战场上的机动作战。即便实现了战术突破，补给品也送不上去。所以，希特勒及其将领们既然把未来成功的赌注押在自行装甲战车的战术之上，他们就必然要寻求一种更灵活的后勤手段，而这种手段只能是汽车。　　要在未来战场上取得成功，实现补给部队的摩托化的确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战略上看，其好处却大可怀疑。根据1939年的技术条件，1,600辆载重汽车的运载能力才抵得上一条双轨铁路，此外，从实际载重量加以比较，汽车在一切方面(燃料、人力、备件、维修)的消耗都大于铁路，因此，当运输距离超过200英里时，铁路仍有优越性。这就是说，从战役或战术的角度看，实现摩托化实有必要，但它对战略的影响并不大。而且，无论作多大的努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汽车也不可能改变火车作为德国主要运输手段的状况，更不用说取而代之了。　　事实上，希特勒实现军队摩托化的决心弄得他两头落空。从投资情况看，铁路被忽视了，结果机车和车厢的总数在1914 至1939年间有减少的趋势。同时，汽车工业的发展又不足以兼顾民用需要和新建立的摩托化军队的需要。1939年9月1日，在德国的公路上，各种类型的四轮汽车还不到100万辆，按人口平均计算，每70人才有一辆，而美国是每10人一辆。最后，摩托化需要的不是德国拥有的煤和钢，而是德国所没有的橡胶和石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还有人质问，这种依赖进口原料的政策究竟是否明智。虽然进行人工合成，并大胆地采用各种应急办法，但筹措橡胶和石油的困难贯穿于战争的始终。这样，尽管实现摩托化可能是从1914-1918年的战术死胡同中走出来的唯一途径，但从后勤角度看，其优越性仍然是可疑的。　　从希特勒开始重建武装的1933年到1939年，事实证明德国的汽车工业根本保证不了陆军需要的装备。战争前夕，在实有的103个师中，只有16个装甲师、摩托化师和“轻型”师实现了完全的摩托化，因而无论战术行动或战略行动均能在某种程度上摆脱对铁路的依赖性。其余部队均靠步行。虽然每个步兵师在编制上有942辆汽车(不包括摩托车)。但其补给品大部分仍由1,200辆马车载运。更糟的是，所有这些车辆在建制上均属于作战部队，主要只用于在作战地带内进行运输。至于在基地仓库和铁路终点站之间，全军只有3个汽车团 (被称为重型运输队，以别于部队的轻型运输队)，共约9,000人，6,600辆车(其中在修的估计经常为20%)，总载重量19,500吨。将这一运载能力同消耗数字作对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德军的所有部队不可能同时行动。然而，我们可以作另一种比较：1944年同盟国为保障在法国作战的47个师，虽拥有69,400吨的汽车运载能力，仍然感到运力严重不足。　　由于筹措汽车极为困难，因而很大一部分车辆不得不直接取自民间经济部门。结果，车辆的型号多得不堪设想。所有型号的车辆又都要供应备件，而且，供应的速度因战争的需要必须大大加快。在战争的最初几年，由于备件需要量太大，因而连已经实现了的低水平的摩托化也无法维持。从1939年冬至1940年春，以及从1940年冬至1941年春，德军先后两次撤消了一部分部队和补给单位的汽车，尽管到1940年冬已有88个师(占总数的40%)是靠缴获的法国物资器材装备起来的。　　德军部分摩托化的另一个不良后果，是造成了部队机动能力的悬殊。德军的汽车不是均匀地分布在全军，而是集中于少数部队。结果形成了两支不同的部队：一支是机动的、能快速运动的；另一支是笨重的，行动迟缓的。要使机动性大相径庭的两支部队行动协调一致是很困难的，因为前者总是远远超出于后者。而对落在后面的步兵兵团的运动，必须实行最严格的控制，以防其挡住极端重要的先头装甲部队的补给纵队。这样，就产生了选择道路的问题，计算通过时间的问题、维持交通纪律的问题，也就是产生了复杂的后勤问题。艾什比定律：要么被管对象简单化，要么管理者复杂化。 ********************************************************************* 　　德军不仅后勤装备不够完善，其后勤组织也是如此。战时，所有铁路和水路运输，无论民用军用，均由盖耳克将军掌管，他是陆军总司令部运输部长，又是国防军总司令部运输总监。但是，战区后勤地带的汽车运输却不由他指挥，而由陆军总司令部军需部长瓦格纳将军指挥，当然，瓦格纳也负责提供待运的补给品。于是，陆军后勤保障被分给了两个主管部门：一个控制着补给线的两端，另一个掌握着它的中段。更糟的是，盖耳克的部门不管海军和空军。对于海军和空军的运输，他只负协调之责，他所能做的，最多只是要求海空军将其运输力量也交由他来掌管而已。　　 1939年和1940年的各次战局，虽然时间短，行动距离较小，但已经使所有上述问题(甚至更多的问题)暴露无遗。在进攻波兰时，双方对铁路的破坏极其严重，只是因为波兰迅速投降，才使德军的后勤体系免于崩溃。公路交通状况简直骇人听闻，使得各汽车连的车辆损失了50% 。要弥补这些损失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季度分给陆军的1,000辆新出厂的汽车，连补充因正常磨损而停用的车辆都不够。鉴于汽车总数迅速减少，陆军总司令部被迫于1940年1月削减摩托化补给车队的数量，每个步兵师削减一半，而以马车代替。但是，就连这一极端措施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新的战局开始时，各部队的车辆仍只能达到编制数的90%。这支即将震撼整个西方的军队是靠发横财过日子的。它把胜利的希望部分地寄托在缴获品和利用法国、荷兰和比利时的车辆上。　　的确，德军在西欧战局期间，半摩托化状态不仅决定着它的推进速度，而且影响到进军的方式。由于军队系由两个机动性不同的部分组成，最初计划由步兵师实施攻击，打开缺口，然后把钢用在刀刃上，由快速部队突入纵深，扩张战果。实际上这是德军的标准打法，以后在巴尔干以及在入侵俄国时都是采用这种打法。但在法国作战时，由于阿登山区道路很少，担心以步兵师向默兹河实施运动进攻会造成道路堵塞，才决定一开始就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展开进攻。结果，先头装甲部队运动太快，古德里安只用3天就到达了默兹河，而不是按原计划用5天。这样，在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之间形成了很大的空隙。希特勒为此十分担心德军左翼的安全，终于决定让装甲部队在快要到达敦刻尔克时停止了前进。　　战局的第一阶段以合围和歼灭比利时境内的英法联军而告终。此后，为继续向魏刚防线进军，德军面临着部队的再补给问题。为此，打算在布鲁塞尔-里尔-瓦朗西安-沙勒罗瓦-那慕尔地区建立前方补给基地。由于铁路桥梁、隧道和跨线桥遭到象1914年那样严重的破坏，建立前方补给基地这一艰巨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大约在5月20日，瓦格纳打电话给帝国运输部长，要求将“德国的所有汽车”都立即交他调遣。这些汽车应驶往艾克斯拉沙彼尔，那里有一名军官等候，将它们编成车队，并发给汽车司机以“德国国防军”袖章。向布鲁塞尔派出了一个专门的参谋机构，负责监督在比利时建立新的补给基地。据报告，该基地作好了于5月22日开始工作的准备。这一天，有总载重量达12,000吨的汽车(其中2,000吨来自荷兰)满载物资上了路。与此同时，瓦格纳还利用了能开到安特卫普的列车(从5月24日起每天15列)以及从杜伊斯堡到布鲁塞尔的水路运输工具。由于他的这些努力，德军得以于6月5日重新开始进攻。　　虽然对法作战仅持续了6个星期，并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胜利之一，但希特勒并未忽视陆军后勤的根本性弱点。尽管许多物资(特别是弹药)的消耗量并不大，但先头装甲部队由于推进太快，补给上的困难仍然很大。如果不是实行了空运补给，并侥幸缴获了大量油料，其进攻本来是会中途停顿的。至于长途跋涉的步兵，机动性并不比25年前甚至70年前高多少。由于缺乏行军纪律，马车和汽车共用同一道路，常常拥挤不堪，有时甚至形成堵塞。虽然被破坏的铁路修复很快，但铁道兵数量太少，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而民用铁路部门提供的人员业务又不熟练。因此，当战局还在进行之际，元首就下令对陆军补给系统进行彻底改组。但这次改组并未收到圆满的效果，因为德国的一些根本弱点，如汽车工业不发达、油料补给不可靠等等，是任何权宜之计所无法克服的。; 8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为什么苏联搞不出来 “数学建模”呢？: 热度 3 gordon 2017-5-1 11:48; 为什么苏联搞不出来 “数学建模”呢？你们想过这个问题吗？想回答这个问题啊，你得先知道 “数学模型” 是怎么建出来的。 *********************************************************************** 对一个问题进行定量分析啊，首先是抓大放小一系列约束条件，我们称用来描述一个问题的目标的数学表达式为目标函数。模型是实际对象或情境的一个反映，它可以各种形式表达出来。第一类，物理复制称为形象模型，第二类，模拟模型，第三类数学模型：一系列符号或数学表达式来反映实际问题所有模型的目标或价值就是它让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和分析模型来对现实状态做一个推理。例如，飞机设计人员可以通过将仿真飞机放入风洞进行测试分析，以获得一些真实飞机潜在的飞行特征数据。同样地，一个数学模型可以用于推演，预测。一般来说，用模型来做实验，比用实物或真实场景做实验所花费的时间和资金要少。基于模型分析得到的结论或决策有多少价值，这同模型描述实际情况的程度有很大关系。模型越趋近于实际，分析出的结果的价值也就越大。在数学模型中，有两类因素，一类是可以被管理者和决策者控制的因素称为可控输入。一类是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呢，并不受管理者和决策者的控制。这种能够影响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环境因素，被称为模型的非可控输入。可控输入是可以由管理者和决策者具体制定的，因此它也被称为模型的决策变量。一旦所有可控和非可控输入都已经确定，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就可在模型中被考虑，模型的输出便也确定下来。这样的话，模型的输出就是在那些实际环境因素和决策下会产生的结果了。决策者是无法影响非可控输入的非可控输入既可以是非常明确的，也可以是不确定的、变化的。如果一个模型的非可控输入都是已知的，不可变的，这样的模型称为确定模型。如果一个模型的非可控输入是不确定的，变化的，这样的模型就称为随机模型或概率模型。 *********************************************************************** 数据准备很多缺乏经验的定量分析员认为，一旦问题被定义，大体模型也就建立起来了。问题就基本解决了。这些人觉得数据准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环节。可这样的想法与事实大相径庭，特别是对于那些需要输入大量数据的大规模的模型来说尤为如此。 *********************************************************************** 对一个问题实行定量分析的另一个步骤是准备模型所需要的数据。这里所说的数据是指模型的非可控输入的值。环境不定，这个模型是定不下来的。这个模型，压根就是数据喂出来的，得出来的是一个表达式，可控因素的一个表达式。（不可控的环境，用大量数据替代）在数学模型的方程建立起来的同时，我们将模型需要的数值带入进去了。通常情况下，在这个阶段需要建立一个比较大的数据库来支持数学模型。非可控输入的值，而且不好找。用符号代替 *********************************************************************** 然后找个傻逼，让他去喂数据吧而且是一个负责任的傻逼，然后，傻逼对你说，“哎，你这个模型不对啊” 你说，“是吗？好聪明哦 ” *********************************************************************** 尽管反复试验的办法经常被采用且能为管理者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但它也有明显的缺点，比如：它并非总能产生最优解，而且如果备选方案过多，会因为要进行大量的计算而变得效率低下。 *********************************************************************** 回到我们原始的问题，苏联为什么搞不出来 “数学建模”呢？因为它丫根就是统计，根本就不是数学; 25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刘项原来不读书: gordon 2017-4-26 11:04; 若干年后，我才明白为什么？赶紧把学校的东西，苏联的东西，去掉因为你首先要活着。它们是不考虑这个的，我去现在我才明白这一点。巨婴，巨婴 ************************************************************ 耻辱，耻辱也得活着其实你学的是错的，光明，光明又怎么样它不真实。牺牲道德、善恶，情绪，来获取力量，获得真实。 ************************************************************ 净的，和毛的，差距很大。可恨我在学校的时候，没学到什么东西，付出了钱，付出了时间。 ************************************************************ 跛足不迷路，胜过健步如飞的人 ——— 培根虽然时间紧迫，但是放弃那些谬论，从一点一滴做起，才能有伟大的复兴。 ———— 转述培根科学从破除理性开始 ************************************************************ 苏联，苏联靠的是美国的肉罐头靠的是，其它人的死亡风险传递给别人，皇族就是不一样当然，皇族现在把自己叫做 “战斗民族” 了吾皇万岁 ************************************************************ 白左就是牛逼，不服不行; 25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吴佩孚和苏联的关系（转）: gordon 2017-3-29 16:29; 前接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史》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 ********************************************************************* 　　1920年8月，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直系军阀首领曹锟、吴佩孚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府。为了尽可能从各国获取援助，壮大自己的力量，吴佩孚不仅同英美等列强密切合作，也采取了一些同苏俄政府改善关系的措施。　　北京政府的友好行动，使苏俄对控制北京政府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抱有好感，相互关系较前密切。1920年10月9日，苏俄代表维经斯基到洛阳访问吴佩孚的幕僚白坚武，此后还有过多次接触。　　然而，未经北京政府同意，苏俄军队于1921年6月进入蒙古消灭白俄谢苗诺夫匪军，并策划成立脱离中国的蒙古共和国，从而使双方关系蒙上阴影。北京政府对此提出抗议，吴佩孚也谴责苏俄的这一行动。　　随着势力不断增长，吴佩孚一直是苏俄关注的焦点。1922年3月15日，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苏俄驻北京外交使团顾问威连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给列宁的信中分析了中国地方实力派的状况：“只要浏览一下附上的中国示意图，就可以发现，直隶派占有最有利的战略地位，几乎统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经济意义的整个华中和长江流域。与各竞争派别相比较而言，直隶派是最强大的，而且吴佩孚元帅作为军事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为他进一步扩大影响和加强实力，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当时在共产国际、俄共（布）一些领导人的心目中，“为开展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他们认为孙中山是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们同意支持吴佩孚”，他们希望能利用吴佩孚来维护其在华的最大利益。　　与陈炯明的初步接触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　　共产国际、俄共（布）在争取吴佩孚的同时，也曾打算联合陈炯明。第一、陈炯明标榜社会主义，拥护十月革命。第二、陈炯明是广东的实力派，实际控制着广东的军政实权。在苏俄看来，与其支持孙中山这样一个“梦想家”，不如支持一个实力派人物。第三、陈炯明主张联合吴佩孚，反对张作霖。这与苏俄、共产国际的政策是一致的。而孙中山主张联合张作霖，反对吴佩孚。　　1920年4月底至5月初，苏俄军人波达波夫到漳州会见了陈炯明。波达波夫向陈炯明介绍了苏俄的情况，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完成革命。他还带来了一封列宁给陈炯明的信。列宁在信中对中国革命表示关注，对陈炯明进行鼓励。波达波夫返回莫斯科时，陈炯明托他致书列宁：“我作为福建省政府及我的军队的代表，仍像过去的广东政府一样，对您表示真诚的拥护。我还代表我们遍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同志及我的革命人民支持您。我祝贺您的劳农政府及新的俄国所取得的成就，并祝愿您的国家在将来繁荣昌盛。” 　　为了进一步在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作出选择，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1921年冬会见孙中山后，曾于1922年初又到广州见陈炯明，长谈了三次。通过同他接触和多方调查，马林对陈炯明得出了这样的印象：第一，马林觉得陈炯明不如孙中山，“ 陈炯明的观点是把民族主义运动局限在广东 ”。第二，陈炯明在口头上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并没有把任何有关社会主义的改革付诸实施，只是热衷于在有3000万居民的广东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第三，陈炯明同情吴佩孚，反对北伐，对孙中山的态度十分消极。基于上述认识和了解，马林认为陈炯明不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更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1922年6月中旬，陈炯明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企图谋害孙中山。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挫折，而且也导致了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一厢情愿的孙吴合作　　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　　陈炯明叛变后，苏俄曾一度努力促成孙吴联盟，希望能在北京出现一个对苏俄友好的联合政府。　　1922年7月，由于与北京政府谈判难以取得进展，苏俄政府决定派苏俄政府副外交人民委员越飞以特使身份来华，肩负着同北京政府谈判和联络孙中山的双重使命。对越飞来说，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利用吴佩孚的军事力量和孙中山的政治威望，在北京建立一个亲苏的民族主义政府，既可以促进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又可使俄中谈判顺利进行。　　从1922年8月到12月，越飞给孙中山发出4封信，孙中山给越飞写了3封信，信中涉及有关中俄两国的各种问题。8 月22日，越飞在致孙中山的信中写道：他来中国的使命是建立中俄两国的友好关系。为了使一些最敏感的问题得到孙中山的答复，以摸清他的思想脉络，越飞在信中“故意显得幼稚”而“明知故问”地提出了几个问题，请孙中山解答。在8月27日的回信中，孙中山对越飞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作了回答，并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　　孙中山表示同意越飞的说法：苏俄对外蒙古没有侵略意图，所以可以暂时不必从外蒙古撤兵。对于和吴佩孚是否有可能携手的问题，孙中山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是他告诉越飞，“ 最重要的是重新统一中国，当时我准备，现在我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首领合作。” 　　虽然越飞曾通过各种努力想使孙中山和吴佩孚一起组成政府，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建议不感兴趣。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922年底，吴佩孚致电北京内阁，对苏俄政府的对华政策表示不满。1923年2月7日，吴佩孚残杀京汉铁路大罢工工人，“使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某些人感到很难堪。” ******************************************************************** 补白　　越飞否认对华宣言　　关于中东铁路的归还，一直是苏俄同北洋政府间的争执焦点，也牵扯出了两个版本的对华宣言。　　1920年3月26日，北洋政府正式收到由伊尔库茨克领事馆转来的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原件为法文，并有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全权代表杨松的签字，有“证明抄写无误”等字样。内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苏俄政府愿将由沙俄政府、克伦斯基政府、谢米诺夫、高尔察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其他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 　　此后一长段时间里，苏俄政府对这个版本并未否认。直到越飞和加拉罕来华，才否认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中有无偿归还中东铁路及其附属产业的文字。　　据当时旅俄华工联合会会长刘绍周在回忆第一次对华宣言发表的情况中说：“以后在苏维埃报刊（《消息报》等）发表的宣言把中东铁路和矿场、林场等的一段完全删除了。可是中国国内收听到的宣言全文内容和苏维埃外交部当时交给我们的那一份俄文稿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后来在中苏会议时，我方根据宣言要求把中东铁路无偿还给中国时，苏方完全否认此项承诺，说宣言里没有这一段话。” ******************************************************************** 　　最终还是把目光投向孙中山　　“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由于在外蒙古和中东铁路问题上的僵持，越飞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于停顿，这使得他不得不将目光转向南方。恰在这时，北京政权变动，吴佩孚支持的王宠惠内阁倒台，代之以曹锟为后台的张绍曾内阁，吴佩孚的势力受到削弱。相反，孙中山的政治影响却在扩大。 ******************************************************************** 注意吴佩孚和曹锟之间的关系，吴佩孚是北洋的晚辈，但曹锟是个草包。曹锟用了很多自己的亲戚，包括曹锐。张作霖以前打麻将的时候，就离间过他们。张作霖土匪性格，假仗义嘛，认为吴佩孚不配和他说话。 ******************************************************************** 　　从1922年底起，一直愿意与苏俄建立联系的孙中山才开始受到重视，苏俄代表越来越倾向于孙中山。　　1923年1月，越飞给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发去了两封信，在后一封信中，越飞重申：“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关系的尖锐化立即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我早已提出的问题：一旦吴佩孚和孙逸仙之间发生公开冲突，我们应该选择谁。如果你们记得的话，我对这个问题早就坚定不移地回答：如果我们不得不作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 　　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称“我们准备向您的组织提供达200万金卢布的款额作为筹备统一中国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工作之用”，“我们还准备协助您利用中国北方或中国西部的省份组建一个大的作战单位”。　　孙中山对苏方的表态极为高兴，他表示接受苏联的“一切建议”，并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讨细节。1923年7月31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以特别决议的形式采纳了斯大林关于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政治顾问的建议，“责成鲍罗廷同志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 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率团赴俄访问。　　从苏联、共产国际与吴佩孚、陈炯明以及孙中山相互接触的过程来看，共产国际成立初期的对华政策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包含着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结。它虽然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不平等条约，又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上与中国讨价还价，与北京政府谈判争取对苏俄的承认，并以中国是否允许外蒙古独立和苏俄在外蒙古驻兵，以及维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经营管理权作为与中国友好的条件。虽然共产国际、俄共（布）最终支持孙中山代表的南方国民党力量，但共产国际联孙，与孙中山联俄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各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关于这一点，曾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斯列帕克就看得很清楚。他在1923年8月25日写给维经斯基的信中指出：“必须结束这种状况。让党还是一个党，全面开展自己的工作吧，但愿任何贯彻越飞的观点或外交人民委员部其他代表的观点的马林们，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 　　当然，共产国际、苏联与孙中山的联合是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一个致命的打击，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和亚洲的进步力量，为中国反帝反封建力量的聚合和亚洲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以忽视的。; 366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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