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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谭延闿（转）: 热度 1 gordon 2016-5-4 08:36; 蒋介石下野后，南中国经过北伐的厮杀，各方势力重新洗了一次牌。唐生智坐拥两湖并据有安徽，武汉的汪精卫更成了唐生智的一个护身符，可唐生智拥兵自重，根本没有把汪主席放在眼里，汪主席的日子也过得很不舒坦。谭延闿在南京独立支撑着国民政府，虽有孙科、李宗仁、程潜等人相助，然他号令不出南京。掌握宁方政权的李宗仁也根本没有把汪放在眼里，认为他“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不能负实际责任”。鄙视归鄙视，可南京政府和党部却没有一个能与汪主席匹敌的人物，于是李宗仁不断致电汪主席，敦请其早日东下南京主持大政。 9 月 5 日，在李宗仁等人反复敦请下，汪精卫终于自武汉抵达南京，可就在汪主席抵达南京当天，城里却出现很多反汪标语，词句还很刻薄。一边热心邀请，一边暗放冷箭，汪主席非常窝火。这些标语到底是谁贴出来的呢？什么可能性都有，蒋介石的指使？李宗仁的授意？还是西山会议派的捣鼓？谁都有可能，可都不会承认。在南京稍停片刻后，汪精卫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离开南京去往上海。汪主席前脚赴沪，其他那些中央执委监委们后脚也纷纷跟着去了上海。一时间，上海冠盖云集。汪精卫大概很得意于他这种行事风格 , 合则留 , 不合则去 , 这几乎成为他一生久试不爽的法宝，如今眼见大伙都跟着他来了，突发心思在上海发起成立“特委会”，亦即在国民党三大前，由各处代表组织成“特别委员会”作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取代中央政治会议。会议的结果是各方代表都成为特委会委员，其中包括与汪合不来而拒绝参加会议的胡汉民和唐生智。滑稽的却在后头。特委会名单出来后，汪精卫一看，张继、林森、邹鲁、谢持、邓泽如、萧佛成等一干人的名字赫然在列。这都是些什么人啊？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他们就是有名的“西山会议派”，既是孙文同盟会时期的老同志，又是反共的急先锋，更是汪精卫的政敌。汪精卫大失所望。于是，特委会刚刚成立，汪主席再次使出他的法宝，飘然而去，回汉口。这样一来，又有一批亲汪人士又跟着到汉口，在那里，汪精卫宣布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公开反对“特委会”。一个本为解决党内矛盾的特委会，它的诞生似乎只有一个使命，就是使党内矛盾更加纠结。孙科、程潜等人与唐生智搞不到一块，到南京后，倍受李宗仁、白崇禧的推崇，成了宁方要人，从此俩人不再听汪精卫和唐生智的摆布。特别是程潜，素与唐生智不和，两人积怨还很深，李宗仁看在眼里，对程潜格外迁就，并答应帮助他对付唐生智，李宗仁画的这个大饼让程潜满心期待。 9 月 16 日，特别委员会召开，重新组织国民党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因为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当时主要受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以及“西山派”影响，因而很快形成了“西山派”在前，桂系在后；西山派主政，桂系主军的局面。李宗仁凭借着副总司令的地位，在宁、汉、沪三方“党争”的关口，跻身南京政坛，开始在国民党政坛、军界发展自己的力量。 “新桂系”成为当时中国纸媒上最潮的主题词，“新桂系”也逐渐成为影响民国政局一股新生的重要力量。可树大总会招风！最看不惯南京局当数坐拥两湖的唐生智：“李宗仁，算个鸟！” 唐生智与“新桂系”间的矛盾也随之而生。在严峻形势下，在南京主政的李宗仁不得不迅速考虑这两件大事：第一，在政治上，必须尽快树立“中央权威”；第二，在军事上，必须尽快打通南京与两广的通道，以利将来控制全国。要做好这两件大事，首当其冲是解决唐生智的问题。因为唐生智公开宣布南京政权为非法，如任其嚣张，地方势力将会纷纷起效仿，那李宗仁所在的“中央”则无威信可言；唐的两湖地盘为连接南京与两广的枢纽，如其进一步扩张势力，界时占领了自己的广西大本营，到时大家都没得混。为此李宗仁把解决唐生智当成第一要务，并 10 月初开始筹划讨唐。大家都是有料的主，到了这个份上，双方已是虎视眈眈，一触即发。唐、桂两军在实力上是旗鼓相当的，如果仅仅利用桂军与唐军作战，以桂军作战能力取胜把握较大，但无疑会大伤元气。可交战讲的是谋略。为保存实力，取得讨唐胜算，李宗仁巧妙运用了联络反唐势力的策略。首先，李、白与谭延闿、程潜建立反唐联盟。谭、程二人虽与唐生智同出湘军，却与唐尿不到一壶。若论资历，谭、程是国民党的元老，唐不过是北伐初起时李宗仁极力举荐才当上了前敌总指挥。在大家眼里，唐生智非常不厚道，得志后不仅不顾及同乡感情，反而把谭、程视为绊脚石除之而后快，令两元老很不爽。为拉拢谭延闿，李宗仁、白崇禧把他推上国民政府主席的位子，这让老谭同志很受用。程潜与谭延闿情况却大不相同，当初李宗仁支持蒋介石清党，对付了和共产党有关系的军队，程潜的第六军当时也被桂军包围缴械，彼此结下梁子。程潜来到南京后，李宗仁虽然化解了一些以往的恩仇，也建立起了一些交情，却没有到“联程反唐”的地步。李宗仁明白，要想与程潜结盟办法只有两个：一是消除他对桂系以往的怨气；二是给他足够多的利益。在李宗仁、白崇禧你一句前辈我一句前辈把程潜叫得心花怒放时，李宗仁还许以讨唐胜利后由程主持湘政的承诺，彻底把程拉入自己的阵营。想着湖南老大位子，程潜就倍兴奋，自告奋勇承担瓦解唐部的任务。分化就象一把无形的利刃，杀人不见血，这样的政治手腕令任何人生厌，却是收效最快、成本最低的方法。程潜以湖南同乡的名义与唐部何键、张国威、刘建绪等将领取得联络，并很快让这些人走进了反唐行列。李宗仁没费一兵一卒就从内部瓦解唐军。尚未出师，已操胜券，这正是李宗仁高出唐生智一筹之处。无奈之下，唐生智乘日本轮船顺长江东下日本“休养”，李宗仁取得了两湖的地盘，风头也越来越劲。唐生智被李宗仁解决了，张发奎却在“南昌起义”后以追剿“叛军”为名全军向南撤退，大有打回老家广东之势。汪精卫与张发奎知道南京和武汉都容不下他们这两个广东人，于是密谋，着手转返广东革命根据地。 9 月下旬，张发奎、黄琪翔等率领第二方面军数万人，进入广州，并散发充满火药气味的“回粤宣言”，公开攻讦南京政府，并扬言打倒一切“篡窃党权”的分子。一时不满南京政权的陈公博等人也纷纷南下入粤，汪精卫也于 10 月 29 日回到老根据地广州。看到汪精卫南下，南京政府的谭延闿、孙科等急电汪主席回宁召集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内问题，可汪精卫说：“我留在广州不回去了。” 汪精卫此举，是另有打算，他早已与张发奎合谋，准备武力统一两广。这背后还有蒋介石的支持。据陈公博回忆：“ 汪先生告诉我汪蒋合作已成熟了，那时蒋先生已到了日本，屡次派人谒汪，表示竭诚合作，但合作的办法怎样呢？南京他是不能回去的，他打算来广州。广州不是还有问题么？他于是要求我们驱李，如果驱逐李任潮（李济深字任潮）之后，他愿意来粤，再办黄埔，再练兵。” 蒋介石为何再度联手汪精卫？下野后，蒋介石一日三省，明白自己就一个军事领袖，在国民党那些大佬面前，根本不能委以政治重任，南京正被李宗仁所持住，他要重新上台，就必须搞掉李宗仁的桂系，这与汪精卫的目标一致！他甚至向宋子文提及： “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 要统一两广，就必须铲除驻守在广东的李济深与广西的黄绍竑。汪精卫的计策是：调虎离山！将李济深骗离广州，将黄绍竑骗到广州干掉。 11 月 10 日，蒋介石自日本回国后便邀请汪精卫北上，巧的是南京政府也致电汪主席回宁共商事国是。汪精卫把利用这两个机会，邀请黄绍竑自南宁到广州一晤，并邀请李济深一同北上。 11 月 15 日，黄绍竑抵达广州，与汪精卫作了简短会谈后，汪主席就携同李济深乘船北上了。当天晚上，黄绍竑的老友广东财政厅厅长冯祝匆匆赶来：“老黄，听说半夜有兵变，你赶紧跑路吧！” 黄绍竑也不知道出了什么状况，逃命要紧，在当夜化装出了广州城。张发奎在广州兵变的消息一出，全党哗然！李济深知道上了汪精卫的当，急电东江陈济棠、徐景唐等，以及在闽的第十一军蒋光鼎与逃回梧州的黄绍竑指挥第十五军准备杀回广州。汪精卫无奈之下，想出一招“拥蒋复职”：如蒋介石同志能循预备会议之决议，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则兆铭认为对于时局已有良好办法，少数同志对于兆铭有不谅解者，兆铭尽可隐退，以息纷争。让大家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就在汪精卫提出请蒋复职的第二天（ 12 月 12 日），共产党利用张发奎部队离开广州同李济深、黄绍竑部队作战之机，发动了广州暴动，公开建立苏维埃政府。后来，张发奎又立即率部返回广州，迅速将共产党的暴动镇压下去。可是 “广州暴动后，全国舆论大哗，粤人身受切肤之痛，群起吁请讨伐。张发奎、黄琪翔固罪不容究，而汪兆铭尤为众矢之的。” 看到大势不好，张发奎、黄琪翔通电离职。广州“兵变”和“暴动”，汪主席成了众人之矢，监察委员还提出要弹劾汪。已犯众怒的汪精卫被推上被告席，无奈之下，于 12 月 15 日再次宣言“引退出国”，蒋介石再次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5 页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06 页《蒋介石日记》， 1927 年 12 月 8 日转引自《汪兆铭等向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提请蒋总司令复职案文》 , 《革命文献》 16 辑，总第 2880 页；《汪精卫集》第 4 卷，第 93 页（美）唐德纲《李宗仁回忆录》（上）广州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57 页; 11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黄郛 —— 蒋介石 “自立门户” 的首要人物（转）: 热度 1 gordon 2016-2-25 13:25; 注：其实，政学系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非常之大，但是提到的少。当蒋介石又一次处于命运转折点的时候，他在南昌迎来了黄郛。黄郛一到南昌的北伐军总司令部，武昌和九江的国民党党报便纷纷撰文，指责黄郛是北洋政府的走狗，不应让他混迹于南方的革命阵营。蒋介石为此在纪念周上大发雷霆，说：“黄膺白（黄郛字膺白）是我私人的好朋友，难道我们革命，连朋友也不要了吗？ ” 注：黄郛一生没入国民党，是以私人身份帮蒋介石做事。 ********************************************************************************* 李宗仁那时在蒋介石手下任江左军总指挥，他经常可以在司令部内见到许多陌生面孔。这些人中，最能引起他注意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张群，另一个就是黄郛。初次见到黄郛，对方便给李宗仁留下了深刻印象——此人风度翩翩，举止从容，且能说会讲，其成熟干练一望而知。黄郛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辛亥时，蒋、黄一起参加过光复上海之役，并结拜为异姓兄弟。虽然黄郛是老同盟会员，但从未加入过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任何党派，不仅如此，黄郛后来还在北洋政府迭任过要职，甚至一度出任内阁总理。要知道，国民党北伐“伐”的就是北洋政府，由此看来，武昌和九江的舆论对黄郛大加排斥似乎并不冤枉。当然了，只要蒋介石出面说话，其他人再啰嗦和不满亦是枉然。李宗仁不解的是，张群已经在总司令部做了总参议，但黄郛并未被授予任何职务，那他来南昌干什么？万全之策事实上，黄郛一直都与蒋介石有着比较密切的书信往来，并且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起，就开始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南昌时期的蒋介石尽管已经显山露水，但在政权和党权上尚不具备优势，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均视之为敌，好听点说他是“拥兵自重”，难听点就直接指责为“新军阀”。另一方面，蒋介石当时拥有的军事力量也不足。国民革命军在誓师北伐时一共有八个军，其中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跟蒋介石有直接关系，而且蒋介石还不能做到完全掌握，他真正可以控制的其实仅有第一军第一师。显然，当时的蒋介石要想问鼎中原，难度着实不小，他的日子也一直不是很好过，所以才会在日记中写道： “三年来酸辛泪，时自暗吞。” 感觉周围危机四伏的蒋介石急需拿出一个万全之策，但绞尽脑汁亦无所得，这时候他便想到了黄郛，说：“要筹划大计，非膺白兄莫属也。” 蒋介石两次给黄郛写信，邀其南下，第二次还特派张群到天津送信。思虑再三，黄郛决计南下帮盟弟度过难关。他首先途经上海，通过和自己的故交、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敖商谈，为正苦于薪饷无着的北伐军筹到了大批款项。接着，在张群陪同下，他又来到南昌，当面向蒋介石阐述了自己“共底于成”的策略。 “共底于成”包括政治、财经、外交、军事、社会人心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其中居于首位的是“离俄清党”。黄郛援引了一个经济现象。他说由于一般市民畏惧国民党的“联俄容共政策”，已经导致“ 上海空屋日多，而天津租界地产价格，呈空前绝后之暴涨，初则广帮，继则沪帮，纷纷北来 ”，北方成为“中产阶级准备的最后立脚处”。黄郛的意思是，蒋介石只有改变“联俄联共”的政策，才能在国民党内部占稳脚跟，并进而问鼎中原。黄郛的这一番宏论，对蒋介石而言无疑非常具有说服力。蒋介石决定采纳他的建议，着手开始进行“离俄清党”的准备。其时，中共羽翼未丰，手上连枪杆子都没有，相对而言，“清党”是容易做到的，难的是“离俄”。国民党当初依靠苏联才在广东再度崛起，倘若没有苏联的支持，黄埔军校都不一定能办得起来。如今鸟尽弓藏，要一下子把人家甩掉，谈何容易。黄郛为此也想到了办法，这就是从清末起就采取的“以日制俄” 。日本虽然主要以国民党的对手奉系为支持对象，但它和苏联在中国东北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按照黄郛的分析，“中国两个邻居（指日本和苏联）都不善”，眼下只能用缓急轻重之策，先谋求同日本、英国的谅解，以迅速改变从前一边倒向苏联的局面。黄郛长期在北洋政府从事外交，在日本军政两界均有熟人。在黄郛的牵线搭桥下，蒋介石先后与日本军政代表进行会晤，称自己与苏联和中共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并将断绝这种关系。他告诉日本军方代表铃木贞一：“你就放心吧！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 这一期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主持下，武汉政府通过反蒋方案，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央常委主席和军人部长职务。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矛盾由此越发激化，也更加坚定了他“表明态度”的决心。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北伐军攻占南京。当天便发生了“南京事件”（即“宁案”），英美两国以在宁侨民遭到北伐军的侵犯和劫掠为由，下令在长江上停泊的军舰对南京城实施炮击。日本在“宁案”中也有损失，但日本政府禁止其军舰开炮。据说日本舰队司令在军舰驶回上海后即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由于奉令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周，这让他无面目再见国人。日本政府在“宁案”中表现出来的态度，显然与之前对蒋介石达成的谅解有很大关系。当时一般舆论对“宁案”的解读，大多归结为列强对北伐军的挑衅，也有说北伐军部分士兵违纪，或者是北洋军乔装后故意嫁祸北伐军，但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对此却有不同解读。他认为是中共设计了“宁案”，目的在于吸引列强打击蒋介石—— 如果蒋介石对列强进行妥协和道歉，便可借机整肃国民党右派，如果蒋介石不妥协，则会形成列强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兵戎相见的局面，从而借列强之手消灭蒋介石。币原的第二个假设很快成为现实，黄郛从日本领事馆得到了英美拟对蒋介石实施高压政策的情报，他立即向蒋介石进行了传达。 “宁案”让蒋介石的军政生涯面临着一场重大考验，蒋介石和他的部下幕僚们日夜商讨着应对之策。有一天晚上，黄郛去蒋介石的住所详谈，临行还特别关照家人带上铺盖，准备万一时间太晚，就留宿于蒋介石处。黄郛给蒋介石的建议是，抓住时机，化被动为主动，在外交上争取日本的支持和英美的谅解。蒋介石表示完全认同，他对黄郛说：“膺白兄，现在是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我们一定要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受蒋介石之命，黄郛两次与日本领事矢田七太郎进行秘密谈判。矢田得到了蒋介石准备发动政变的机密情报，而黄郛则希望日本能出面调停蒋介石与英美等国的关系，并让英美与日本保持一致，将矛头指向武汉方面。币原外相在听取矢田的汇报后，即与英美使节进行会晤。不久，日美英法意五国公使达成协议：对“宁案”的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所有锋茫全部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所谓“中外势力”，指的当然不是蒋介石和他们这五国，而是中共和苏联。与列强爆发大规模冲突的危险消除后，蒋介石马上开始了预谋已久的行动。四月十一日，他密令被北伐军控制的南方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第二天凌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一周后，蒋介石又在南京另立政府。主持武汉政府的汪精卫闻之十分震怒，宣布对蒋中正“开除党籍，免去本人所兼各职” 。至此，宁汉双方处于完全对立状态，并均称自己为代表国民党的唯一合法政权。一开始，北伐还能继续，尽管是各干各的。五月三十一日，唐生智率武汉北伐军占领了河南重镇郑州，同一天，蒋介石的南京北伐军则攻占了山东的南面门户徐州。不过很快，武汉政府就因财政恐慌和政局不稳而被迫停止北伐。南京政府也觉得先搞垮武汉才是正事，于是同样暂停北进。六月十日，汪精卫到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这时的冯玉祥坐拥陕甘宁三省及十几万军队，其兵力分布于陇海线上，从郑州可以直下武汉，从徐州可以直下南京。在宁汉对立的局势下，其地位显得举足轻重，可以说他这枚棋子被放到哪一边，哪一边的胜算就更大。为笼络冯玉祥，汪精卫不仅将唐生智辛苦打下的河南全部让给了冯玉祥，同时还按照北伐军的编制，将冯玉祥的部队扩编为七个方面军。联络冯玉祥，本是黄郛“共底于成”策略的一部分，当时黄郛就指出，只要蒋介石能引“阎、冯为同调”，北伐便可事半功倍。不过这主要还是就北伐而言，未料汪精卫会抢先出手，通过“以豫交冯”，将冯玉祥也放入宁汉相争的筹码盘中。在宁汉对峙中，蒋介石并不占据有利地位。如果汪精卫再得到冯玉祥的全力支持，“南下攻粤或东下攻宁，皆意中事”，而蒋介石很可能在武汉发起的第一轮攻击波中就颓然倒地。现在没有什么比把冯玉祥拉过来更重要了，但问题是汪精卫已经走在了前面，何况蒋介石与冯玉祥又素无交往，两人甚至从没有见过面，就算是要给对方送金赠银，都不知道该从哪个渠道着手。关键时刻，黄郛再次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他拥有武汉政府根本不掌握的资源，即与冯玉祥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对蒋介石、李宗仁、唐生智这帮新生代军人来说，冯玉祥称得上是军界前辈，清末时就担任混成旅旅长，但他在北方军政界的名声一直以来都不太好，时人称之为“倒戈将军”，连李宗仁都知道，“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黄郛自然不会不清楚这一点，而且他和冯玉祥在个人性格、气质乃至学识上的差距也很大 ——许多人视冯玉祥为土包子，黄郛本人却学识渊博，不仅在政府迭任要职，还出版过多部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不过这些都不影响黄郛看好冯玉祥。他很早便听说冯玉祥治军严明，能与士兵共甘苦，并叫得出几乎每一个士兵的名字。与此同时，冯玉祥虽然行伍出身，从未受过正统军事教育，但却有刻苦慕学之名，思想比较新潮，早在辛亥革命时就参加过滦州起义，用当时南方流行的话来说，即“很爱国”。黄郛在北方从政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发展革命势力，以便实施“首都革命”。冯玉祥这样的履历和独特风格，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和好感。黄郛经常引用一句名言：“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从这句名言中的“宏”出发，他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交友观和用人观，这就是他曾向蒋介石提出的“任方面”。黄郛认为，以中国之大，如果只有少数人做事是不够的，所以必须“任方面”，也就是“信任已成力量之人”。大家分工合作，如此才能做成大事，干出成绩。冯玉祥显然就是黄郛心目中的“已成力量之人”。 ************************************************************************ 黄郛为什么被认为是亲日派？黄郛在办理宁案、济案中都很屈从帝国主义，因此有亲日派之名。政学系原本创始于李根源和张耀曾。黄和李的关系很好，人们通常把黄同张群、杨永泰、熊式辉等称为“新政学系”， ************************************************************************ 为啥老大反对 “上大学” ？早年有人认为是，老大在北大时候，心理受打击了。现在看，恐怕不仅仅是这个原因，恩怨还不少呢如果真是北大的事的话，胡适估计就不会提，老大自己就说出来了。胡适本身就是名人，能跟名人拌个嘴，都是一种光荣。再加上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就是体育那篇。胡适是和陈独秀是一辈，辈分高。很少有人会因为这个原因，恐怕不是这个事情。注：不合常理，瞎猜的 “打是亲，骂是爱”，他说这个事，就说明这个事不是问题。 ************************************************************************ 跟现在的明星 “哭穷” 一样，起步越穷，越传奇。哪怕是个初中生呢，这是加分项，不是减分项，为什么？因为他在《新青年》发表过文章。跟罗永浩差不多。正常的心理取向应该是加分项才对，表现方式不同。; 49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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