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吱声 › 标签 › 西北大学

标签: 西北大学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分享被低估了的 “脑筋急转弯” —— 继续批数学（转）: 热度 1 gordon 2016-1-13 03:55; 先来看一个英文中经典的脑筋急转弯： A man in a town married twenty women. 其中，没有发生离婚或者被法律宣布婚姻无效的情况，这儿提到的所有人都还活着并很健康。这个男人不是重婚者，也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这是为什么？答案是“这个男人是一个牧师。” 这是因为在本段第一句中的“marry”可以解读为两个意思。第一眼看到这个句子，大家都会认为它的意思是“一个男人和20个女人结婚了”。但题目中又说这个男人并不是一个重婚者，实际上第一句话的意思是“一个男人使20个女人结婚了（牧师主持婚礼）。” 这个问题被称为“marrying-man problem”，心理学家们用这个问题来研究 “创造性的洞察（creative insight）” ，是指我们忽然间脑子一转弯，明白了某件之前一直想不通的事情的答案，Oprah把它叫做“啊哈时刻（ Aha-moment）” 。（懂英语的小伙伴在看到“牧师”这个答案时，重新看开头的句子，应该会忽然领悟到“marry”在这个句子中的双关，此时就是这样一种 Aha-moment ）。西北大学认知神经科学教授Beeman多年来研究创造力和洞察（insight），他有一个这样的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中他会提出一系列像开头这一类的问题让被试解答。他想要研究，人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更容易出现这样有创造性的洞察？创造性的洞察（creative insight）能够重塑我们的生命体验平时，人们在说到创造力的时候，往往对它的内涵是有所误解的。我们往往会把它和“艺术创造”、“发明创造”混在一起。我们认为舞蹈家、画家、作家、发明家是有创造力的。但教授Beeman说，“创造力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 “ 不是所有的艺术家都有创造力，而有时会计师也可以很有创造力。” 简单来说，创造力就是我们诞生新想法的过程。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创造力的内涵所在，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着自己独特而巧妙的洞察（insight）。洞察的一瞬间，我们看待一件事物的眼光发生了改变，它虽然从外表上看（某种程度上）仍然和过去一样，但我们对它的感觉却在一个“Aha-moment”发生了彻底永久的变化（就如同开头那句A man in a town married twenty women）。创造性的洞察除了有利于工作、学习和抖机灵以外，有着它独树一帜的重要作用：它能够帮助我们重塑对自己当下及过往生命的体验。每个人的当下都正在经历一些事，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用自己习以为常的方式作出情绪和行为的反应。每个人在过去都经历过许多事，那些事件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我们情绪/行为反应模式的形成。我们日复一日地这样生活，被这些固定的模式所限制，反复经历类似的处境。如果过去曾经遭受过不幸，我们也容易陷在“我的过去已经是这样了”的自暴自弃中。但如果我们能够对自己生活里一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产生创造性的洞察，我们对自己此刻以及过往经历的体验就会截然不同了，锁住我们的无形枷锁会被打开—— 在心理咨询中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就是咨询师帮助来访者形成这样的洞察，酝酿“Aha-moment”的发生。我们后面的文章能够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创造性洞察”是如何发生的，也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更好地理解心理咨询的过程。创造性洞察更容易在思绪漫游时发生 Beeman认为，在众多创造力的组成因素当中，洞察不是创造力的全部，但它却是一个核心的、可辨识的组成部分；与创造力的其他方面相比，它不那么难以定义，而且是可测量和可供研究的。因为它关乎一些非常具体的时刻—— 你能够准确地知道什么时候是自己脑海中那个“洞悉”的时刻，研究者也可以将这样的时刻及相关因素提取出来，进行检查和分析。当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检验“洞察力”这一特别的因素时，他们试图寻找：什么类型的注意和思考过程会导致“Aha-moment”？如果你在努力地达成一项突破，或者被某个问题困住了，有什么可以用来帮助你打开局面、度过艰难的诀窍？在一项新近的研究中，Beeman和Kounios让人们尝试解决一些“远程联想测试”，同时，他们监测了人们的眼神轨迹，记录了被试注视的方向、眨眼的速率等等，他们希望研究得出“眼神轨迹”是如何与“得出创造性结果”相关的。参与者被给到一系列词语，比如“松树”（pine）、“crab”（螃蟹）、“sauce”（调味汁）等，然后他们必须想出一个在逻辑上能与这些词配对的词。实验的确证明了，仅仅靠追踪人们的眼睛运动方式，测量他们的眨眼频率和眼神停滞的时长，就有可能预测出人们创造性地解决一个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以及他们在什么时候离最终的解决方案最接近。结果显示，当一个人的注意力比较集中（表现为他们直视某个词语、眨眼的次数比较少）时，这个人就更可能以一种分析性的、聚焦性的方式去思考。这种方式看似高效，会让人们系统地抛弃那些“无用”的信息，得出唯一明确的答案。比如，当看到“松”（pine）这个字时，被试就会想到“树”（tree）、或“球果”（cone）。但此时被试也会比较容易被限制在一个十分僵化的思维模式里。而当参与者在走神时（表现为他们的眼神没有那么集中地注视某一个具体的词，眼神较为游移不定，而且经常眨眼）时，他们却能够以更宽广的思路、更抽象的方式去思考——而恰恰是这种方式能够产生“ Aha-moment”。 “有时候，当你想要看出一个点的特别之处，你并不需要总是凝视着它，反而应该向别处看。” Beeman说。比如，那些走神的被试在看到“pine”这个词时，就会不再局限地只是想到松树、松果，而会想到apple——两个词很巧妙地组成了pineapple（菠萝）。这种状态往往发生在思绪无目的地漫游时。一项2006年的研究利用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脑电图（EEG）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现在的人们过度注重表面上的高效。很多人为了“拖延症”这个诞生没有多少年的词语惶惶不可终日。希望今天的文章能够让你明白，有很多看似无用的时刻，恰恰是你获得更好的生活所必需的。是在那些看似没有任何目标的时刻里，诞生了最具创造力的洞察，从而产生价值、意义和丰富的体验。创造性洞察的发生也需要一些严肃的前提不过，研究也发现，要想引发“ Aha-moment”，思考方式的时间顺序也很重要。我们往往需要先就具体问题作出很多扎实、艰苦的思考，然后再作漫无目的的思绪神游。比如前面的实验中，如果那些词第一次被放在你面前时，你已经神游天外，你也很难得出一个创造性的、有洞察力的答案。因此，当你拿到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想获得“顿悟”，在你开始做白日梦、走神到无边无际之前，你需要先用一点耐心，去深入地理解问题的每个部分，尽可能地分析它，为解决它做好扎实地准备。而不是立刻就出去散个步、跳进浴缸或者小憩一会儿—— 阿基米德如果没有做过艰苦的学术研究，而是直接泡在浴缸里，他也不可能会猛然意识到浮力的存在。首先，你要确定自己没有错过任何有用的细节，然后再开始放任自己的思绪漫游。同样，你对自己生命的洞察也需要经历一个长期艰苦的酝酿过程。这个过程也许是和咨询师一起完成的，也许是你自己通过反复写作和剖析自我内心完成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无论如何，你都必须走过一段直面自己内心种种冲突、矛盾、恐惧的过程。这些之外，还要加上足够的耐心，去允许甚至忍耐自己漫无目的地联想。在“Aha-moment”真正发生之前，这个过程仿佛看不到尽头。你没有办法预测“Aha-moment”的到来。但有时就在你已经不再抱有期望的时候，它会忽然的出现。它也没有想象中宏大，只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时刻。直到有一天你不经意回头，才发现这些微笑的时刻已经重组了你整个的人生。这就是我们在今天的文章中想要告诉你的事情。以上。 ************************************************************************************************** 从寻找到遇见这玩意在基督教里叫做 “上帝时刻” 。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去找上帝，没找见，却相遇了。俄罗斯的“白银时代” ，西欧的基督教有时候要到俄罗斯的东正教去寻找教义。（东正教是希腊化的基督教）注：很多东西，在经验里很早就存在，但是没有人论证这个东西。 **************************************************************************************************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0MTEzNzM1Mg==/v.swf 本身想选霍尊《伊人如梦》，太土鳖了，电视剧《芈月传》用了，所以就选了《不送帖》其实《木棉》也行，怕太轻浮了，配不上霍尊的老爸是火风，风格差了十万八千里，我无法接受 “ 霍尊老了，变成火风 ”，呵呵当你觉得在中国社会没法再混下去的时候，听一把火风的《大花轿》、《妹妹等等我》，哈哈; 29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转载】同治回乱的原因: 热度 29 duanjian 2015-5-16 15:20; 写过《三门峡后传》的网友maojica现在正在写《百年沧桑话东干》，其中有一段分析了回汉冲突的原因，写的不错，鉴古可以知今。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c1f540102vk0h.html 为弄清楚“同治回乱”的真相，上世纪50年代中期，在政治和学术空气还相对比较宽松的情况下，西北大学历史系马长寿先生曾经专门对此进行过基础性研究。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马先生和他的弟子走访了陕西、甘肃、宁夏的十多个县，深入细致地开展了多次社会调查，又经过一年多的整理，完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一书的文稿（以下简称《调查记录》），原汁原味收录了大量珍贵的口述回忆、文字资料和田野调查报告，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随后政治风向骤变，这份书稿因而被搁置起来，一放就是三十多年。时光冉冉，沧海桑田，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书中的受访对象连同作者本人均已作古，其中记述的历史遗迹大多数也再难寻踪迹，《调查记录》才得以重见天日。直到今天，《调查记录》仍是我们了解那场历史大灾难的第一手资料。从《调查记录》反映的情况看，由于前文所述的种种经济的、文化的乃至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冲突，到了清中叶的嘉道时期，中土回、汉两族的成见已形成了相当深的积怨，按当时一位八十四岁的汉族贫农张玉秀的说法，就是“零零碎碎的事积得久了”。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渗透在两大族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已呈山雨欲来之势，具体表现归纳起来，大致就是以下两类：首先，以族群为单位，相互恶性争夺土地、水、市场等自然和社会资源，也就是生存和发展的最核心利益。任何社会都存在竞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良性的竞争有助于社会整体效率和生产力的提高，本无可厚非。但以族群为单位，以宗教或宗法的名义不择手段地争抢资源，只会造成社会的割裂。举个例子：前文说过，回民在商业流通领域是占有一定优势的，为了争抢市场，临潼雨金镇集市的汉人不准回民来本镇赶集。回民便另辟新集，很快将汉人集市比了下去；汉人为了繁荣自己的市场，便设法把所有的粮行都集中到雨金镇，并从临潼县府买回设立粮行的“权帖”（经营许可证），强行将回民集市的粮食买卖权抢走；又派出汉人无赖在回民集市杀猪。又例如，当时渭南孝义镇东北门外通往华州道路的“地税”（过路费）是由蒲城商人承担的，为了打压回民商人，汉族商人缴纳之后，便禁止回民商人通行，回商无法，只能在田埂上行走。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更厉害，也是更要命的，是回、汉族群双方核心价值观，也就是宗教/礼教观念的相互冲突。一方面，汉人对回民的冲突，典型地体现对回民猪禁忌文化的轻视上。很多回、汉受访对象都不约而同地谈到，由于回民忌猪，而汉人无此禁忌，便常有汉人以此侮辱回民，如用猪肉触碰回民的衣衿，或在回民开设的集市杀猪。后来光绪年间，渭南县长尹长龄捉到一个刀客（土匪），见是回民，便在其头上套了个猪尿脬。刀客说：我不怕杀，只怕此法；尹说：此法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同治年间渭南整治回回的办法。可见此类现象相当普遍。反过来，回民对汉人的冲突，则典型地体现在回民对汉人礼教观念，特别是男女问题的轻视上。例如社戏是汉人传统娱乐活动，吸引不少回民观看，由于宗教禁忌，回民女性是不会在这一类场合抛头露面的，看戏的回民都是男子。常有回民男子趁机聚众呼哨，调戏捉弄女演员或女观众，以为平常事，汉人则视为大不敬，往往引发冲突；社戏结束后，又常有回民以宗教习俗为由，拒绝分摊演出费用，进一步加剧双方矛盾，最后演变成汉人拒绝回民看戏，甚至看见有回民看戏就哄走甚至殴打。这一现象回、汉两族的回忆也是一致的，可做相互验证，故所言当不虚。这些鸡零狗碎的矛盾，看似微不足道，但针对的是双方最敏感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问题，双方都无法退让，所以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冲突。关中地区，特别是西安以东渭河沿岸的几个州县，由于回民人口数量庞大，回、汉又都有习武传统，因此械斗之风最盛，偶有冲突便上演全武行。开始还只是拳脚棍棒，到了咸丰朝中后期，已经发展成数千人的大混战，甚至动用火器，今天你做初一，明天我做十五，杀人，报复，反报复，反反报复，仇恨越积越深。起初，回汉乡绅还能做做和事老，出面协调一下（还记得羊头会怎么协调的吗），维持基层社会的稳定；到后来，不要说让乡绅们出面维稳，他们自己都一个个卷进冲突里来了，事到如此，中土特有的民间协调机制基本上失去了效果，只能走法律途径打官司。与清廷能够在新疆和甘、青地区比较公正地处理涉民涉教问题不同，在中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和价值观大碰撞中，官府表现出了明显的偏袒，回民输多赢少，可谓四处碰壁，用当时的话说，就是官府“左汉右回”。当时有个叫张集馨的人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陕西地方官，他在回忆录里说过一句大实话：“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为什么会这样呢？从表面上看，原因倒也很简单：中土是官本位社会，所谓朝里有人好办事，而汉人官吏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占比，均大大高于回民，这注定了回民不可能像汉人那样与官府建立足够的人脉，官府不能像新疆和甘、青“回部”那样，与各民族、各教派保持相对超然的关系，所以在中土，只要公权力一介入，回民几乎没有赢的机会。于是问题来了：当官好处多多，但回、汉对待科举入仕的态度却有很大区别。有两个例子尤其典型：首先，回民久居中土，清代一贯将他们与汉人一视同仁，按理说，回民举子的比例应该和汉人差不多，但事实并非如此。有学者做过统计，有清一代，文、武进士总计共约3.6万人，刨掉1900名八旗进士（说白了就是照顾对象），还有约3.4万人；这些人当中，能够确定身份的回族文、武进士只有244 名，仅占总数的0.7%，如果再刨掉武进士，回民群体读书考取功名的人数简直可以少到忽略不计的程度。前文说过，仅陕西一省，清代巅峰时期便有约200万回民，占了全省总人口的1/3，但清代陕西回族进士仅有43人，仅占同期陕西进士总人数1043人的0.04%。这显然是不正常的。更为蹊跷的是，有日本学者对《清史稿》、《清史列传》等清代主要传记进行了汇总分析，发现整个清代，明确记载身份为穆斯林的官员士绅，只有哈国兴和萨龙光两个人，其它的穆斯林官员士绅，都在有意无意地隐瞒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例如“刺马案”的主角，两江总督马新贻：晚清外交家薛福成曾提到马新贻是穆斯林，一些民间野史也指马家“世为天方教”，但无论在他的传记、墓志铭、还是在他家乡的县志中，均没有关于他出身穆斯林的记载。为什么会这样呢？对于通过科举考取功名这条路，穆斯林族群的态度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与汉人一样，他们同样知道科举是出人头地的唯一选择，同样对这条路充满了憧憬；另一方面他们又知道，在伊斯兰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模式下，一旦考取了功名，进入了体制内，就必然面临“皇帝和真主谁说了算”的两难选择。穆斯林传统势力自视“杂居三教之间，濡染流俗，同化是俱，兢兢保守，惟恐不及”，不愿意遵从皇权；而大多数入仕的回族学子，在现实面前只能、也必须选择忠于皇权。关于教权和皇权的纠结，我们再举一个具体案例。清代民间有“凡以回籍服官者，存擢至三品，即须出教。以例得蒙赏吃肉，不能辞也”的传言，虽然传言本身荒诞不值一驳，细细考究起原委却很有趣。原来满族久居苦寒之地，对高热食品需求大，因此嗜食肥猪肉，而且是生肥猪肉：朝鲜使臣曾经记载说，满族人将生冷肥猪肉，甚至冷猪油作为款待贵客的招牌菜，以“极肥猪肉或脂润切大片，一小盘虚装架起，间插青葱三数茎，名曰肉盘子，非大宴不设”。满清入关后，这道叫“肉盘子”的大餐也带进了关内，出现在皇家宴席的菜单里。赴宴的汉族高官虽然吃不惯，但捏着鼻子还是能勉强下咽的，往往偷偷藏一小包盐于袖中，用以佐餐，囫囵了事；真正苦的是那些回族高官——吃吧，有违宗教传统；不吃，惹恼了皇帝老儿不是闹着玩的，现世报可比得罪真主来得快多了。所以绝大多数回族官员选择了“吃”，保守势力因此将他们视作另类，将他们蔑称为“官到五品就反教”。所以选择走入仕出将通道的穆斯林，要么被贴上标签摈弃在穆斯林族群之外，要么选择隐藏自己的穆斯林身份，与满、汉官员融为一体。这样一来，选择科举入仕的穆斯林就更少了。可能有人要问了：为啥明代穆斯林就没有这样的纠结？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穆斯林群体在宗教意识最大的不同，便在于明代穆斯林群体并不认为“忠君”和“忠主”是什么矛盾，而清代中叶以后，穆斯林族群“认主归一”意识得到了明显强化，这决定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只能在皇帝和真主两者之中选择后者，——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皇权的庇护，放弃整个族群的上升通道，放弃为自己争取到更多、更有利的社会资源和政治地位的机会，从而将整个族群置于中土社会非主流的位置，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穆斯林群体中不乏优秀个体，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却显得如此被动。顺便说一句， “皇帝和真主”的两难选择，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换了一个马甲，成为了“政权和教权”的两难选择。当封建生产关系逐渐瓦解，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不再是宗教，而是金钱以及经济利益关系，这样一来，宗教教权就必然地失去了之前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让位于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中土穆斯林群体中的少数社会精英，在鸦片战争以后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前文提到过，上世纪初，穆斯林知识分子创办的刊物《醒回篇》中曾自我剖析说，穆斯林群体中曾经出现过“争教不争国”的思潮，也就是教法重于国法，宗教重于国家的思潮。这番评论，可以说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上世纪穆斯林群体面对“教”与“国”时的那种彷徨与迷失。在中土，“教”与“国”的迷失还体现在另一个领域：十九世纪末以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别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家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中土百姓救亡意识空前高涨，自强运动成为主流时，穆斯林族群仍有一些人持“国家事，管他娘，打打麻将”的酱油党思潮，与中土社会风起云涌的强国运动显得格格不入，导致了不少批评。抗日名将吉鸿昌是一位旗帜鲜明的爱国主义者，为抗日抛头颅洒热血，曾挂着写有“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自豪地行走在美国的街头。1933年，吉鸿昌收复多伦之后，召集当地穆斯林到清真寺开会，说：“回民有一个优点，就是团结；但是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保教不保国’，不能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挺身而出，只顾着自己。” 这恰可以与回族内部“争教不争国”的自醒相互呼应。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十九世纪开始，另一个更为可怕的幽灵出现在伊斯兰世界的上空，这个幽灵的名字叫世俗主义。关于世俗主义可以写一大本书，这里单说它的由来及特点：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神权从至高无上的地位上跌落，原本寄附在教廷、教会的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摆脱了宗教控制，再经过基于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和金钱关系为纽带的重新解构，逐渐形成了今天的世俗主义。用德国哲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追求财富已经失去了宗教和伦理意义，相反正在日益与纯粹世俗的情感结为一体，从而实际上往往使它具有娱乐竞赛的特征”，——一言以蔽之，世俗主义是神学的掘墓人。正因为世俗主义对神学具有如此可怕的破坏力，宗教界自然视世俗化为洪水猛兽。早在伽利略、布鲁诺时代，神权与科学主义就开始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在随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一系列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中，宗教一步步败下阵来，如同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一样，随着近现代工业的发展，科技的腾飞，人类自我意识的上升，基督教被机器大生产所击败，最终如同《圣经》中的名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所说的那样，今天的基督教世界里，宗教已经回到了现代社会中它该所处的位置上。于工业革命诞生在基督教世界（按马克斯•韦伯的话说，就是基督教新教是资本主义的孵化器，这个是大话题，此处不赘），所以基督教世界率先实现了宗教和世俗关系的重新定义；但是在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同样一元忠诚、一神崇拜的伊斯兰世界，经济基础的转变比较迟缓，上层建筑的转变自然也相对滞后，因此世俗与宗教仍然是一个让广大穆斯林纠结的的两难选择。直到今天，这个纠结仍然在不少地区存在，由例如在新疆的某些地区，穆斯林家长不愿意让小孩进公办学校上学读书，理由之一就是进学堂读书会影响小孩念经做“五功”，所以宁可将子女送去非法的地下讲经点。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问题已经不进行于伊斯兰世界，而且扩散到了许多世俗化国家，此处不赘。偏偏中土儒家文明又是世界主要文明当中最为世俗化的一个。儒学是入世的思想，是高度世俗化的哲学，只关心当下的现实生活，也就是世俗的功名利禄，不关心，甚至忽视宗教中所关注的彼岸世界（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正因为儒家思想与宗教没有交集，才使得几千年来，中土很少出现宗教纷争或者宗教战争（还记得苏四十三吗？）。所以从总体而言，中土的社会氛围对宗教是很不感冒的，也就不理解、不接受宗教挂帅的思想和行为，这样一来，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的碰撞就难以避免。所以，一言以蔽之，回、汉两大族群的矛盾，表面上是由于争夺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而引发的，例如“地畔相争”、采矿权争夺、市场争夺，等等，实际上则是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冲突，也就是文明的冲突。这是前文提到的汉人内部的土客械斗与回汉冲突的本质区别，决定了回、汉冲突的残酷性与难以调和性。 * * * * * 那么，教权与政权，宗教与世俗的冲突，能不能找到相互协调的道路呢？从历史经验看，教权让位于政权，宗教退出世俗舞台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和大趋势，是不存在相互妥协的空间的，只有壮士断腕一条道路可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被列强瓜分，面临亡国的危险。与中国一样，当时的土耳其涌现出许多救亡思潮，例如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都兰主义，等等，这些救亡运动与中国“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颇有些相似，希望在不改变伊斯兰原有框架的基础上开展自救，但无一例外都失败了，直到以凯末尔为代表的一群土耳其军官认识到，基督教世界之所以能够以炫目的工业文明征服世界，自身也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深入发展而愈发世俗化，与其宗教改革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掌握政权后，凯末尔便开展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运动，先后废除了素丹和哈里发制，宣布伊斯兰教不再为土耳其国教，废除伊斯兰教法对土耳其司法体系的干预，建立现代司法制度，重新修订土耳其历史教科书，强化民族主义色彩，淡化阿拉伯、伊斯兰色彩，甚至废弃阿拉伯字母，改用拉丁字母记录土耳其语，等等。凯末尔主义使土耳其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土耳其从此摆脱了封建落后，走向现代化。今天，除了中东的几个油霸，的土耳其堪称伊斯兰世界最富裕、最强大的国家。当然凯末尔主义也不是没有缺点，一个很明显的不足之处就是当初矫枉过正，太过全盘西化，摒弃了伊斯兰文明当中一些合理的、优秀的成分。所以近些年，土耳其国内也出现了一股回归思潮，这大可以看做是对凯末尔主义的一种合理改良。当然，仍然有不少人在孜孜探寻在伊斯兰框架内实现现代化。这里最典型的就是伊朗。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统治后，宗教领袖霍梅尼喊出“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口号，试图在东方（共产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找到属于伊斯兰的第三条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恢复伊斯兰政教合一的政治模式，建立非君主制的立宪政府，但宪政的确立并非通过人民，而是《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应当说，自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的近40年，这条道路总体保证了伊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但是，由于伊朗与国际社会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而外部压力也是促使伊朗国内稳定的一个因素，所以一旦“解严”之后，伊朗的第三条道路究竟能否走通，最终还要待日后国际形势缓和，伊朗回归正常国际舞台以后才能见分晓，我们不妨拭目以待。所以，中土伊斯兰文明和儒家世俗文明，就这样无可选择地走到了历史的三岔口。; 4134 次阅读|4 个评论

更多...

		自动登录	找回密码
密码			注册

标签: 西北大学

相关帖子

相关日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