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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雀的浩劫】	网林摘葩	万里风中虎 2012-12-16	13 2994	东湖珞珈 2012-12-21 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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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工业党的本质是 “没知识没文化” （转）: gordon 2017-5-28 13:03; 工业多好啊，我不是工业党也喜欢工业，工业越牛逼越好。然而工业党可不只是喜欢工业，他们把 “工业发展” 这个目的当作了手段。对于工业党来说，工业发展只能是大干快上的大跃进，其他的都是邪路。 ************************************************************************* 每次有人质疑工业党，他们就偷换概念，玩文字游戏，反问你为啥不回到无工业时代。然而想要发展工业，恰恰不能搞大跃进。比如你做了一个工业发展计划，伤害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怎么办？工业党的办法就是把这帮人弄死。如果你这个计划，给计划参与者执行者的利益不够，他们不愿意干怎么办？工业党的办法是不执行就枪毙。如果你搞了个工业计划，让文化娱乐产业远远落后国外，科研人员纷纷想移民或者搞些娱乐活动怎么办？（大炮还是黄油问题）工业党的办法是统统按叛国处理。 ************************************************************************* 如果你说我争取弄个特别牛逼的计划，给每个参与者合适的激励让他们自发工作，给每个利益受损者合适补偿，同时兼顾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让社会效益最大化怎么样？恭喜你，你已经领悟到了现代管理学和经济学的精髓------“资源的合理配置”了。 ************************************************************************* 工业党，本质是 “没知识没文化”的产物，一句话概括，就是傻逼碰见群氓也是很愁人，他们都是 “打江山坐江山” 的思路底层劳动人民很可爱，就这样。天天在想，我什么时候当领导。 ************************************************************************* “ 我要是当了皇帝，不啥事都解决了。” 这也是解决它自身生活问题的一个好方案，不能说不是方案。 “还去根了” ，还把穷根去了。 ************************************************************************* “路不平，众人铲” ，他们一直都是这种生活状态; 4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天下第一侠: 热度 11 chenchanghai 2017-5-25 14:05; 听说计划生育又是老毛搞得了。; 897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 “中国经济的发展” 是很久远的历史事件: 热度 2 gordon 2017-4-12 05:55; 资本与劳动一样，是发展所必需的。马克思和其他学者则更进了一步，论证了在增长发生之前必须有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基本思想得自对英国历史的考察。马克思强调，英国通过贸易、对殖民地的剥削、海盗活动以及其他手段，造成财富的大量积累，19世纪后期，这些积累转化为对工业投资的资金。如果没有这些积累，经济发展是否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贸易、大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三者相互促进。在欧洲，答案很明确是否定的。人们确实需要去筹措投入工业的资金，但资金却不一定是过去财富的积累。例如德国，当开始现代经济增长时，原始资本的积累几乎是空白。然而德国却有着能够创造资金的银行体系。这些资金在聚集之后，借给了实业家。银行怎样创造资金，并非我们这里所关心的问题，关键在于，银行能够创造出供投资者们去利用的各类账户，而这些账户的创建，与过去长期的储蓄和商人以及其他富翁的积累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中国居民的收入提高，是投资创造了储蓄。（进而消费水平提高，现在能够消费汽车了）在中国，因为没有黄金，所以不能实行金本位。而是实行信用本位。在1958年大跃进以后，央行独立，工商银行和央行分开。德国的全能银行，是从韩国学过来的美国实行信用本位，还是从尼克松访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才开始的。 ************************************************************************************* 殖民主义的历史并不一致。在印度，极少数的英国人统治着众多人口的次大陆。出于无奈，英国人不得不培训大量印度人，从事除行政和军队高级要职以外的一切工作。1948年独立时，印度由于有足够的经过培训和富于经验的专家，因而已经由自己管理着国家的大部分事务。但是，在印度尼西亚独立时，大学和大专毕业生不足千人，而在扎伊尔则几乎不存在这样的人才。印度尼西亚在独立之前，甚至中央行政部门中的低级官员都要由荷兰人出任，扎伊尔则由比利时人担任。与他们相比，20世纪40年代的印度和中国，已经有了成百上千的大学毕业生。东南亚和非洲的许多地区，商业历史相当短暂，而且几乎到处是文盲。印度尼西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许多地区，在整个殖民时期，对外贸易和大型国内商业几乎都掌握在欧洲人手中。小型商业，尤其在农村地区，有时是由当地人控制的，然而通常却集中在少数民族手中，他们移民来自那些贫穷但商业却很发达的国家。因此，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本地商业由华人执掌，在东非主要由印度人控制，而在西非，黎巴嫩人则发挥着中心作用。由于缺乏经验，本地人既没有办法与这些移民，也没有办法与欧洲展开有效的竞争。由于无法竞争，也就无法从贸易与金融方面得到较多的经验，这是普遍存在于贫困国家中的一种恶性循环。顺便说一句，在电子管时代，中国大陆的电子管工业非常强悍。例如 798 工业园区。 ************************************************************************************* 信用本位是非常重要的，在金本位时期，货币受黄金开采的影响日本能够进入金本位是中国在甲午战争时期的赔款，从英国银行借款垫付的俄国能进入金本位，是因为俄国本来就是黄金出产的大国。金本位还涉及到英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西班牙是白银本位中国也是一个白银本位的国家 ************************************************************************************* 有些事情，比你个人努力都要重要的多这种事情太宏大了，导致个人努力变得很渺小 “中国居民的收入提高，是投资创造了储蓄” ，跟一般人想的完全不同。; 18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防止因信用膨胀引发通货膨胀（转）: gordon 2017-3-29 04:08; 防止因信用膨胀引发通货膨胀 1958年“大跃进”，银行提出“贷款要多少给多少，什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给，哪里需要哪里给”的口号。这样，银行对商业部门和物资部门的贷款，就采取了敞开口子，充分供应的方针。商业和物资部门为支持工农业生产“大跃进”，搞“指山买矿，指河买鱼”，把没有使用价值的和没有销路的产品也收购进来。工业企业把产品卖给商业部门取得收入以后，就向财政上交税收和利润。这种情况下，工农业生产超过了原定计划，财政收入也超过了原定计划，出现预算收支两旺的假象，于是不断增加基建投资。可是，商业部门收购的不适销产品是卖不出去的，回笼不了货币。这样，便发生了信用膨胀，货币发行也随之增加。信用膨胀带来了通货膨胀。到了1960年，工业部门的原材料储备用完了，无以为继，轻工业、重工业相继出现了生产下降。而财政支出的架势扩大了，收入增加不上去，终于出现了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和信用膨胀双管齐下，终于带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市场上物资匮乏，居民竞相提取存款，1961年银行储蓄下降，标志着货币信用制度的动摇。从这里可以看到，1958年到1959年是信用膨胀带来了通货膨胀，1961年以后开始了财政赤字和信用膨胀并发的通货膨胀。 3年调整期间，终于弄清楚银行贷款支持收购的产品有几百亿属于要报损的废品，不能不冲销财政拨款和银行贷款，这就开始了信用被迫收缩的过程。 1962年，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挽救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局面。但当时不可能批判和清算左倾错误。 1964年，国民经济情况好转后，又在“大三线”建设的口号下，重复左倾错误。这时，银行虽然没有再提出贷款要多少给多少的口号，但是由于计划本身不切合实际，所谓“按国家计划贷款” 实际上也就支持了“高指标”、“大基建”，因而也不可能防止和消除信用膨胀。 10年动乱期间，压倒一切的政治喧闹，掩盖了日益严重的信用膨胀。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对10年破坏和长期以来经济上的左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缺乏足够的估计。 1978年提出“大干快上”、“新的跃进”的口号，银行又积极支持这种“跃进”。工业企业为完成高指标而盲目生产，商业收购后上交税收利润，造成了1978年预算收入超过计划的假象。财政据此追加了基本建设投资。这次不到两年，1979年就出现了财政赤字，信用膨胀进一步加剧。对美国通货膨胀的考察我们1980年4月到达美国，正逢美国举国上下一致声讨膨胀的时刻。卡特在3月14日电视谈话中讲：“通货膨胀”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沃尔克说，美国通货膨胀，已有10至15年的历史。实际上，美国奉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是从1933年开始的。 1933年，凯恩斯写的《繁荣的道路》，提出“投资社会化”，主张搞赤字预算，办“公共工程”，解决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问题。罗斯福1933年当选总统，为了解决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实施“新政”。凯恩斯要革“预算收支平衡”的命，鼓吹在萧条时期赤字财政非但无害，而且可以发挥“乘数”作用，使就业和生产有很大的增长。美国坚决执行通货膨胀政策，是在1965年越南战争开始以后。美国派出几十万人的部队到越南，军费开支猛增。约翰逊总统采纳了凯恩斯学派的政策，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伟大的社会”，财政赤字敞开口，以保持繁荣经济局面。这期间，美国经济每年增长4.7%，确实是令人陶醉的。从1965-1972年货币供应量（M2）每年增长8.2%，但消费物价上涨率却只有4.3%，通货膨胀也确实是轻微的。据美国货币专家分析，货币大量投放，并不引起当年或次年物价大涨，往往是推迟到两三年以后才大发作。通货膨胀是烈性酒，很有后劲。1965年起大量投放货币，实施通货膨胀，但物价上涨却是70年代才充分展开的。大体上，美国物价上涨率，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为每年1%，2%，60年代后期为4%，5%，70年代才增至7%，8%，到1980年初，物价上涨年率终于涨达18%. 80年代通货膨胀进入“危机阶段”，标志是：（1）社会上存物不存钱，人们认为钱不值钱。储蓄率降到25年来的最低水平。（2）、国民收入不断地进行重新分配。食品价格、住房价格和学费、医疗费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影响最大。退休人员、年轻人、有孩子上学的家庭，吃亏更甚。各行各业工人，总在算这个月涨风中，他们亏了多少。这就导致无休止的罢工、抗议、游行、示威，增加了社会动乱。正如西德经济部长所说：“没有什么比通货膨胀更能危害政治稳定的了。” （3）银行利率一度高达20%以上，使投资增长趋于缓慢。职工每月收入有1/3以上要用来还债，社会购买力趋于缩小。所有这些，使经济增长率下降，失业增加，形成经济危机与物价上涨并存的“滞涨”局面。1977年西方首脑伦敦会议认为：“通货膨胀没有减少失业，相反，它是失业的主要原因之一。” 现在，在西方世界，再没有人讲通货膨胀能刺激生产、发展经济的好话了。凯恩斯主义理论，也就破了产。美联储主管货币发行的经济学家说，15年以前，凯恩斯在西方世界是地球上的上帝，他简直能指挥太阳的升起和降落。现在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却越来越瞧不起，而凯恩斯主义者对现实经济生活也越来越束手无策。萨缪尔森承认，他们对治疗“滞涨”局面的出现已无能为力。英国工党一贯狂热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曾任英国首相的卡拉汉说：“过去总是认为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能够摆脱衰退。我非常坦率的告诉你们，这种办法不过是对经济注入更大剂量的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却是更高的失业水平。...... 这就是我们过去20年的历史。” 很多事情，还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通货膨胀仍然是应急的唯一措施。尼克松承认“赤字财政...... 是一剂必要的烈性药。我们服这剂烈性药是因为我们需要它，而不是我们喜欢它”。《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形容道：“在国会、行政部门和许多经济学家当中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感情仍然是，政府的赤字支出是创造就业和把经济从衰退中拖出来的最好办法。”因此，美国不管是谁担任总统，竞选时都大拍胸膛说要制止通货膨胀，而执政以后却没有一个不是虎头蛇尾，临阵退却的。卡特反通货膨胀的口号才提出来几个月，现在就开始被迫退却了。由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福特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汽车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半，失业大量增加；美国限制消费信贷后，百货公司销售额显著减少，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被迫降低利率。旧金山联邦准备银行高级副行长米契尔克伦于5月11日举行家宴，邀请弗里德曼教授夫妇作陪，为我们提供谈话的机会。弗里德曼夫妇都是经济学家，最近，美国把他们写的反通货膨胀著作《自由选择》，在电视台播放，并拍成电影。凯恩斯主义的失败，通货膨胀不能挽救经济危机，证明了弗里德曼的论断正确，因此，美国朝野对弗里德曼都侧目而视。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从来没有加速过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西德50年代以前通货膨胀严重，正是在通货稳定以后才获得较快的发展，其发展决不是通货膨胀所带来的。他认为，制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关键在于抓货币流通量，而不必采取提高利率或管理物价等其他措施。; 20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文摘】四川调粮问题的幕后: 热度 7 duanjian 2015-12-20 14:55; 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国务院为了缓解当时一些省、市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粮食供应面临脱销的严重局面，多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四川等省粮食外调，必须服从并限期完成中央下达的调粮任务。四川省委、省政府在本省粮食大幅度减产、人民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压低农村返销和城市供应，挤出粮食完成外调任务。由于口粮严重不足，四川城乡的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人数急剧增加。 1962年初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四川到会的有些同志，对死人多的问题反映强烈，对过头调粮也有埋怨情绪。四川省委进行过初步检讨，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四川过头调粮的问题作了重要的说明，但仍有部分同志有意见。“文化大革命”中，这个问题成为“李廖死党”特别是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重大“罪行”，有的人认为是“只管讨好上级，不顾群众死活”，是“保官位”，甚至说“李井泉的政治局委员是靠外调粮食和牺牲群众生命买来的”……众说纷纭。总之，一句话：当时外调粮食过头有罪。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廖志高回忆说：四川历来就是外调粮食多的省份，“一五”期间共调出粮食162.72亿斤，平均每年32.54亿斤，尽管数字不小，但每年外调加上内销后尚有结余，从当时四川粮食生产较好的情况看，还是可以承受的。在1958年“大跃进”的“左”倾错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四川从1959年开始，连续三年粮食大减产，但粮食外调任务却连年递增。1959年外调49亿斤，比1958年的39.6亿斤增长23.3%；1960年外调68.4亿斤，比1959年又增长28.3%，比“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外调32.54亿斤增长一倍还多。由于外调任务过重，原有粮食库存被挖空，省内农村粮食返销严重不足，以致农民实际留粮水平锐减人均留粮（包括种子、饲料和口粮）从1958年的512斤猛降为278斤，1960年又继续下降到260斤，两年都低于全国农村人均378斤的留粮水平。城镇居民粮食供应也压低到每月21斤，大大低于全国城镇平均27斤的水平，后来还要求机关厂矿职工每月节约两斤，只有19斤。 1959年完成中央外调粮食任务后，四川农村由于缺粮面大，开始出现浮肿病和死人的情况，1960年矛盾更加突出。省委分管财贸工作的阎红彦在出席全国财贸、粮食会议期间，也曾多次向中央分管的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反映四川缺粮的情况，要求减少外调任务，并且按照省委的意见表明：四川的浮肿病和死人情况日益严重，多调出一亿斤粮食，就会增加几十万人的缺粮面，必将导致肿病、死人大大增加的严重后果。当时，全国粮食紧张形势也越来越严重，许多粮食调入省纷纷要求增加调入，调出省又一再要求减少外调，中央的粮食调拨计划难以落实。为此，中央曾多次发出紧急指示或召开电话会，要求各省市务必完成粮食调拨任务。有一次，中央召集各省市区在京开会的财贸和农业书记讨论粮食问题，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在说明中央处境困难的情况后，提出了一个经修改后的调拨计划，要求大家顾全大局，承担任务，但会上一直无人表态。先念同志一再说服，几乎到了“乞求”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请周总理出面做工作。总理说，现在中央掌握的机动粮已基本告罄，先念同志焦头烂额，我这个总理日子也很难过。我们是几亿人口的大国，灾情发展下去，城镇粮食供应不上，出了问题后果难以设想，国际国内的影响不好，苏修也会看我们的笑话。如果大家今天不把任务背回去，那就只好不散会，都坐在这里“熬鹰”（指驯鹰时不让老鹰睡觉）好了。到1960年底，全国形势更加严峻，许多城市、厂矿和灾区不断向中央告急，要求增加调入，特别是京、津、沪几个大城市的存粮只能供应几天，已面临脱销的危险局面。在这种紧急情况下，中央采取断然措施，下达了四川等粮食调出省必须按期按量完成并突击运粮的死命令。省委当时收到的电话通知，主要内容是强调这是国务院的命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还讲到京、津、沪当时的紧急情况，并且说，中央领导认为，问题发生在四川总比发生在京、津、沪造成的政治、经济和各方面的影响要小一些（后来被传为“宁肯四川死人也不能让京、津、沪死人”）。当时省委正在开会，李井泉激动地说：你那里是国务院，我这里也是个小国务院嘛（“文化大革命”中就把这句话当作李井泉搞“独立王国”，想当“土皇帝”的“罪证”）！实际上他是对过头调粮有意见。后来，经省委反复研究讨论，最后一致认为：我们只能坚决服从中央、国务院的决定，挤出粮食，继续外调。时任温江地委第一书记的宋文彬回忆说：一九六0年秋，省委在重庆召开地、市、州委书记会议，讨论粮食分配问题。省委意见，农村按人均每天半斤大米留口粮。我和其他一些地委书记的意见是，农村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李井泉同志说：农民留多了，国家过不去。我说：农村不按人均每天一斤原粮留口粮，不仅生产不容易恢复，肿病和非正常死亡也停止不下来。李井泉同志说：问题己出了，是出在京、津、沪、辽，出在成都、重庆，还是出在你们专县，出在京、津、沪、辽是全国性的问题，出在成都、重庆是全省性的问题，出在你们专县是局部性问题。有的地委书记建议，把我们四川的情况向中央反映一下，意即使中央了解四川的情况，少调四川的一些粮食，我们好安排群众的生活。廖志高同志说：我们已反映了，而且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多调一亿斤粮，多死多少人（具体数字记不得了）；中央还要调。就在这个会议期间，中央来电报说，北京只有三天的粮食，要四川在三天以内运五百万斤粮食到北京。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温江地委完成。我计算了一下时间，只有新都县火车站仓库的粮食，动员于部、群众连夜搬运才能赶得上，又把这个任务交给新都县委完成。在这种已经造成全国严重缺粮的局势下，只好局部服从全局。温江地区自己生产的粮食被外调一部分，本地区农民和全省农民一样人均每天吃半斤大米。在这样非常严重的困难面前，我们地委召开全委扩大会议（各县县委书记和地级机关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决定，从地委起，全区各级机关干部都和群众一样吃（农民大小人平均每人每月十五斤大米，机关干部大人多每人每月十九斤大米）。粮食不够吃，每人每天加四两糠（粗细混合），一斤蔬菜。如行了，我们就和群众一道同甘共苦度过困难。如不行，再说。以上内容，摘自宋文彬的博客，链接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032c.html; 720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转帖】南疆伊斯兰化的几个瞬间: 热度 22 苏双 2015-6-23 23:57; 写得真好! 南疆伊斯兰化的几个瞬间 230 http://www.talkcc.com/thread/4012449#C4129417 南疆是一片遥远的土地，她的历史很慢，很久。那里的土壤贫瘠缺水，但几场不合常理的降雨又能让灰蒙蒙的戈壁生机盎然，天空也会被衬托得分外精神。不过，无法持续的降水，又会让这一切迅速消失，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地回复到干不可更干，枯不可更枯，静不可再静的状态。在这片土地上的社会变革，也和这片土地一样变化，大跃进一个连着一个。在这样的土地上很难讲什么是应该的，什么是应得的，因为很少有人能把耳朵贴在地上，草上，石头上，沙漠上，如果真的贴近耳朵，土地，小草，石头，沙漠的声音是可以入耳的，这些其实就是生命的声音。南疆和平解放后，老百姓其实主要就是农民，真正地被解放了。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那种欢欣鼓舞是汉族人无法理解的，因为以前土地，女人，牲畜世世代代是被巴依们，阿訇们，军阀们占有，享用的。对南疆这片土地觊觎良久的人很多，英国人，苏联人，印度人，阿拉伯人。。。但给老百姓土地，把最下贱的人当人的，只有共产党。所以，南疆百姓对新中国的理解就是最好的人，如果不是胡达（伊斯兰教的上帝）派来的人。胡达派来的人打人，骂人，抢东西，一切都以胡达的名义。共产党从来都不干这样的事。父亲以前是解放军，在南疆土改时驻扎在和田一带。土改时，他负责一个乡的渠道建设。（水利建设这也是以前不敢想象的事，引水基本上就是抢水，有些地方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克州和喀什在历年的水事冲突中，除疏附县的铁力木乡外，喀什基本上都体现出了中国男足的素质）。在一条渠道修了一半的时候，许多农民停下来了，望着父亲。原来如果按照图纸施工，渠道必须要穿过一片果园，几棵大果树必须要伐倒。尽管后来甘肃老家给定了一个地主的成分，但其实从未富过的家庭让父亲明白这几棵果树的意义，瓜菜半年粮的现实使得这几棵树有了维护生命的意义。深有体会的父亲拿着铁锨，沿着果林的外沿划一个弧形。老百姓欢欣鼓舞。那时的父亲就是共产党。这不是笑话。 2000年左右，中央组织部派员来喀什调研，问喀什市附近的一个农民：你知道共产党的大领导是谁吗？农民认真得回答：XXX。中组部的人看着乌鲁木齐的，乌鲁木齐的也茫然。喀什地区的连忙说，这个人就是乡党委书记。中组部的人又问，他是个好人吗？农民回答：当然，从来不白拿我们的东西，跟着他干活出义务工，管饭，还给钱。正因为南疆土改的成功，文化大革命中新疆和西藏是有区别的。西藏是只开展正面教育，而南疆则是与革俱进，尽管维吾尔族群众不理解，但热情高涨。不过南疆的文革也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下狠手的，下杀手的，基本上都是汉族。当然也有搞疆独的，但在南疆什么时候又没有搞这个的呢？王蒙是个实在人，他当时在伊黎，还自学了维吾尔语，在他的眼中，维吾尔族还是朴实，可爱的。王蒙后来去苏联，在一个斯坦还用维语发言，惊艳一片。乱邦在南疆做的事情是有分水岭意义的。他究竟在新疆做了什么？他做了一件世人现在都没有看清楚的事：伊斯兰教的大跃进。乱邦讲话后，每200至300个维吾尔族应该有一座清真寺成了理所当然，宗教人士不事稼穑理直气壮，维族攻击汉族天经地义，汉族除了做第57 个民族别无选择。我生在文革中，所以1980年代中搞民族团结月时，倍受煎熬。因为我有和维吾尔族打架的劣迹。我长在民族混居的小区里，在我看来打架得分理由，我理由不充分被收拾是活该，但如果充分呢? 班主任是个上海女知青，有时批评我时说我不识大局，没有认真形势。什么是大局，什么是大体，过了好久我才懂，原来从那时起乱邦就把在新疆和西藏的汉族定义为了欺负少数民族族的坏人。左王邓力群口碑甚差，李锐把邓睡了他老婆的事还写进了自己的文集，但邓对乱邦在新疆和西藏问题上的评价是到位的。把政权做到了汉献帝的境地，自古也才一人啊。赵紫阳其实和乱邦相比，地位相当，但维吾尔族可以纪念赵紫阳而绝不会纪念乱邦。因为，在乱邦端出的献祭中，有一份叫维吾尔人。中国的宪法定义宗教自由时，讲了公民有4种自由，但乱邦定义下的维吾尔族只剩下了一种自由，即信仰伊斯兰教的自由。讲新疆的事，有时拿别的地方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如西藏的伍精华做的喇嘛书记挺好，阴法唐就难。为什么？祸起萧墙，乱由上始。几年的功夫喀什的伊斯兰教大跃进就有了高大上的感觉，1万多座清真寺，数万低质的宗教人士。毕竟，在伊斯兰世界里，伊斯兰教就是科学。在汉族的生活中通往功名是要起码十年苦读的，在伊斯兰的教育中，通向阿訇的道路也是要有许多级台阶要爬的，可是乱邦这么一跃进，无心向学是肯定的。对在阿訇位置的人来说，只要维族不反对，他的这个位置是个终身的饭票，还可以传给子子孙孙。看着欧洲的历史和文学，老看不懂僧侣这个阶层是怎么回事，这个阶层就是拿着神的名义，用着百姓给的钱，日弄百姓的人。在信息较发达的地方，丑闻还有可能被曝光，但封闭的地方呢？象南疆这样地方又能怎样呢？如果一定要给乱邦从南疆维吾尔族的角度定义，这就是一种出卖，把解放了的人又出卖给了建国时推翻的宗教势力。更为可悲的，这种宗教势力还是乱邦以国家的名义重建的，还搭上了几十年的建设和建设者。阿克苏在这场大跃进中是有理由高大一些的，因为阿克苏有一座基督教堂。今天的喀什在宗教上耐人寻味，基督徒在公墓里有一片自己的墓地，一座十字架指引着方向，非常好认。新疆的户口本上专门有宗教信仰一栏，有一次帮人复印时，我无意间发现有一个维吾尔族的信仰一栏填着基督教。我提醒到，去派出所改一下。维吾尔族朋友说：这能随便改吗？我说：写的是基督教，不是伊斯兰教。维吾尔族朋友觉得更奇怪了，他说：没错啊，她信的是这个教啊。喀什原来是有教堂的，也有土地庙，也有道观。其实一个民族不信仰一个宗教的比比皆是，如蒙古族，汉族。恐怕今天的乱邦们也不会看到这一点吧。乱邦一厢情愿地出卖还包括整个政权，尤其是兵团农垦系统。阿克苏的工业还真算不上大的。乱邦出身于组织系统，所以他把使用民族干部做为了另一件投名状。少数民族一把手统一领导新疆和西藏成为了组织工作努力的方向之一，只是南疆几件大事使得谁都可以看清民族，阶级这在内地早已被唾弃了的词汇竟然是最冰冷的现实时，向以前具有左倾色彩，但行之有效的政策微调才逐渐开始，但一直没有到位。今天，还有人在说，中国的戈尔巴乔夫在哪里？现在知道了吗？ 1996年阿荣汗阿吉遇刺是另一个分水岭，因为同时期中央6号文件也了出台了。如果说向左转是微调的方向是正确的，那么残酷的现实使得各项政策步履艰难。最难的就在发展的问题上。解放后到文革结束，直至1980年代，维吾尔农民对共产党的拥护是有理由的，因为那时的国家对南疆经济的政策基本上是不征或者少征，农民在较原始的状态下还是有一些幸福感的：有余粮，有鸡，有牛羊，支出较少，即使需要，用粮，鸡，奶交换即可解决。农业生产较少使用化肥，灌溉用水也主要以调拨为主，货币支出很少。公社化后，因为允许有自留地，集体化农业生产对南疆农村的冲击远不如内地来得猛。但与分田到户同时来的还是伊斯兰大跃进。分田到户的意义南疆的农民未必认识到位，但随之而来的费税则让百姓苦不堪言，伊斯兰大跃进更是让农民真的感觉到水没到了脖子的感觉。因为，费税和扎卡特都是要现金的。中国坚持独立自主自办的方针下，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听起来，非常铿锵，但南疆的农民一定苦笑，乱邦的伊斯兰大跃进后，哪里是自治，自养，自传，分明是阿訇治，农民养，谁都想传。喀什1万多座清真寺要多少农民的血汗？把南疆农村险些逼上绝路的还有另一场大跃进：一白。今天，中国棉花种植的规划尘埃落定，兵团系统以王者归来的气势重回主导地位。但南疆农民的欠债问题如何解决？可以停息挂帐吗？可以以工抵债吗？可以允许南疆的农民以土地入股兵团吗？可以允许维吾尔族农民自愿加入兵团系统吗？可以让南疆的三农从兵团农业现代化的大锅中分一点肉，喝一点汤吗？其实这就是：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南疆农村版解释。没有把这些考虑进去，南疆要发展，难。兵团独善其身，也难，尤其是农三师。南疆农民贫困，政府也贫困。说来理由也颇为黑色幽默，有许多县财政竟然是被教育拖垮的。1990年代，中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普九。按照标准，南疆的校舍合格的不多，但当时的口号是：再苦不能苦教育。许多南疆的县级财政就贷款盖学校。是贷款就有利息，南疆的经济连活人都难，所以利滚利后，县级财政就被各银行接管了，疏附县甚至有一年把全县所有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三个月的工资都交出去付利息了。可怜？可悲？可叹？以这样的教育系统，能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普九就这样也成了流过南疆的又一场大跃进。在喀什老城有一条叫欧尔达希克（意为王宫前）的巷子，里面有一个叫政治学校的单位。这是专门对喀什地区的宗教人士进行政治教育的学校。这个学校非常有意思，它和民宗委一样，管着同一批人。但民宗委管打击，主要是非法宗教活动，即不要讲什么。而这个政治学校管教育，主要教大政方针，即要讲什么。我和这个学校的校长熟识后，聊天时才发现这座学校的领导是比较好当的。首先，经费不用愁。这种政治教育，上下高度重视，阿訇学习的吃住行都有经费。为什么?原来许多阿訇也是各级政协委员，商量国是的政协会议的标准就是生活的标准。其次，师资不用愁。党校，地委各级维吾尔语讲师都愿意来。再次，内容不用愁。这些讲师的内容还用他担心吗？他倒找到了一条致富路，即伙食。找几个阿訇，买几头便宜的羊，做抓饭。看着我赞许的眼光，他说自己被大材小用了。武汉市民宗委在找象他这样的干部长驻武汉，管长驻当地的维吾尔族。要是他到了武汉，那可就是得心应手了。我问他，为什么不是北上广？他笑话我浅薄。他说：去那里是需要自治区组织部推荐的，他是没有可能的。一笑之后，我问，这些阿訇们把大政方针带回去，那会在清真寺里传达吗？他说，会的。我问，那么政府会吗？他说，会，但可能会晚一些。这样的政策宣传就是今天南疆政策传达的模式，统战只能是统战，但不能是依靠啊。在南疆，没有人意识到一个问题：阿訇了把共产党要讲的话都先讲了，或者讲完了。共产党再说时，还有人听吗？这就是伊斯兰大跃进的代价，这个代价的名字就是政权。直到今天，南疆还在付出这个代价。南疆的维族人有这么一种说法：有的汉族，把权把子交出去了，把刀把子也交出去了，还把脖子伸过去了。这样的汉族，不是好汉族。; 1287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转载：朱彦硕：支持足球就得牺牲别的运动？: 热度 8 小赵 2015-3-20 07:19; 　　由于习近平主席喜欢足球，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足球改革运动开始，很多足球界、甚至体育界的人士都在翘首已盼，看看这场改革会改成什么样子。如果真的能使中国足球翻身，深化足球成为全民运动，那也是好事一件。　　但是，我对此却持保留态度，因为这是一种“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现象，应该说是中国官场的普遍现象。很多需要思考的事，因为“上面”喜欢，本来能办、却不办的事，现在都启动了；本来办不到的事，现在都开始办了。不得不说，我对此表示深深的怀疑，因为从开始到现在，有些推展足球运动的事是好事，有些就根本就是拍马屁做做样子。按网民流行的说法，这叫“舔菊”，意思我就不解释了。　　正好，3月16日，山东省教育厅的一则由“大众日报”发布的报导，就印证了官僚“舔菊”的丑态：在山东省青少年体育工作会议上，山东省教育厅决议，“从今年起，暂停大学生篮球、排球联赛，将大学生足球联赛纳入“校园足球”四级联赛中….。”　　果然，消息一出，网上骂声一片。“舔菊”算是客气的了，“楚王好细腰”的典故也出来了，“足球大跃进要开始了”也有人说…。大家所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原本一件好好的事，到下面去做的时候就变得这么恶心？很简单，因为官僚心态。　　中国从来没有改变过什么传统官僚的恶习，越是中央集权，越是如此。当领导人喜欢什么，下面人也喜欢什么，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不拍马屁，你无法升官发财。我常听到圈内朋友哀叹“为什么习主席喜欢的是足球，而不是篮球？”；也听过围棋圈的朋友把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以围棋做比喻的事拿来津津乐道，想暗示李总理也懂围棋，上面的人喜欢围棋。大家都是怎么了？是不是只有上层领导喜欢的，这运动才可能发达？奥巴马喜欢篮球出了名，但也没见到美国人就只要篮球不要其他运动了。可以传统官僚那种封建遗毒，不但没有去除，而且到现在还是存在着。连体育都可以拿来当做拍马屁的政绩，你能指望靠这些人拿把全民体育，或是足球给搞起来？是不是主席喜欢什么运动，就搞什么？这在升官发财是一个理，但是这若是政策，那就是悲哀。　　如果足球运动是这么个搞法，搞上去了足球，搞死其他运动，像山东这样，呵呵，那等下一个领导人喜欢些别的，那足球是不是又要垮了？所以我说这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现象，所以不期待，就不会有伤害，只是基层运动给这些人做，我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5000万足球人口”、“8000个梅西”这种壮语呢？　　山东省教育厅停掉大学篮球跟排球，也许是考虑经费因素。但真正的理由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把同样发展已久的篮球跟排球联赛也停掉，这对喜好这两项运动的学生、球迷们影响多大？经费可能是理由之一，但骤然停掉，就是官僚无能可笑的表现。从足球改革运动到现在，我看到的，更多是地方官僚逢迎拍马的行动，对于怎么搞大、搞好，其实根本没有拿出一套办法，竟相画大饼逢迎上意。你想靠足协的改革方案计划就能实现？那就是作梦。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一蹴可及的，发展全民体育如果只是盖盖球场办办比赛就好，那也不会闹到这个份上了。; 121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把喜马拉雅山炸开一道口子，找到原作了: 热度 4 gordon 2014-9-24 07:35; 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一个大跃进连着一个大跃进，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 郭沫若 1958年《迎春序曲》　　我要向你高呼万岁　　斯大林元帅　　你是全人类的解放者　　今天是你的70寿辰　　我向你高呼万岁　原子弹的威力在你面前只是儿戏　　细菌战的威胁在你面前只是梦呓　　你的光暖使南北两冰洋化为暖流　　你的润泽使撒哈拉沙漠化为沃土。　　　　——郭沫若：《我向你高呼万岁——斯大林元帅》　　; 55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英文旧书之红色中国: 热度 17 席琳 2014-9-18 11:32; 2014-9-17 这是很久以前买的两本英文书了，是六十年代分别由美国《生活杂志》和美联社记者编著的让美国老百姓了解中国大陆人民生活状况的世界知识读物。第一本书的作者Loren Fessler曾长期研究中国，二战期间受美国政府派遣在国民党伞兵部队服役，在五十年代是美国时代周刊和生活杂志驻香港联合办事处的主任，他所收集的有关大陆的资料，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来讲应该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其中有一些地图和老照片，现在看起来，都颇为新鲜。从上面这一幅中国历代地图中可以看出，和满清相比，现在的中国有六块大的领土损失，合计达1760年大清帝国领土面积的三分之一强：分别是东北、西北、外蒙古、朝鲜、越南北部和西藏南部。好在这本书的观众是西方读者。否则就挑拨离间社会主义阵营中苏友好关系之心，路人皆知了。这一幅照片，显示的是1949年1月，解放军进驻北京，外国人撤离，旁边是一辆美国人丢弃的福特汽车。这一张照片，显示的是表情严肃的政府新贵（Modern Madarins） - 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董必武、主席刘少奇和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群众集会上。这一张照片，显示的是当时中国北方的农民生活：红椒村裹着一双小脚的张大娘在蒸馒头、做酱、纺线，她身强力壮的邻居老马和儿子一起在磨玉米面。可是不久就变成人民公社，提前进入共产主义，吃大伙了。新政府要加紧实现现代化，提高钢产量，于是就发动全体群众，戴着口罩，一不怕冷，二不怕病，到垃圾堆上捡废铜烂铁。这一张照片是全国大跃进时农民土法上马大炼钢铁修的高炉，应该说是不瞅不知道，一瞅吓一跳，相当的震撼。结果应该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到了1959年以后，尾大不掉的人民公社，就细分成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全国的粮食生产，也从1958年的历史最高，连续三年减产，尽管国家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进口了粮食和面粉，还有至少百分之十的粮食短缺。于是就有大批难民，逃离大陆到香港。奇怪的是1962年大陆的边防军，对成千上万的逃难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没有开枪阻拦。可是当时的港英当局，在法律上也只能每天有选择地接收50名难民为合法移民，剩下的绝大部分难民，又通过正常手续，被遣送回大陆。当然，在海峡对岸因朝鲜战争而得以苟延残喘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美国金援下，励精图治，经济繁荣，并虎视眈眈，时刻准备着，反攻大陆。;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780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公知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 gordon 2014-7-7 08:16; 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央决定下放权力，改变领导体制，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并限期将中央管理的企业下放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这对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改变统得过多过死的管理制度是有益的。但由于操之过急，突出强调为“大跃进”服务，未经试验，盲目下放权力，废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结果适得其反。注：粗放式增长嘛，这个都成大白菜了，随便拉一个中国人都知道。 ×××××××××××××××××××××××××××××××××××××××××××××××××××× 这个问题，core 3 时候对计划经济研究的比较透彻。公知不重视数理和量化分析，最后非要造成和 “老毛” 相同的结果不可。老毛和公知其实是一拨人。; 231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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