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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最早提出日本必败的江公怀: 热度 13 席琳 2013-9-27 12:34; 2013-9-26 一个偶然的机会，在1937年1月创刊的《时代评论》上看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江公怀。《时代评论》是香港抗日大同盟的机关刊物，在第一期和第二期上，都有江公怀的文章，其中的一篇，就叫做《日本必亡论》，发表在1937年第一卷第二期上。江公怀，何许人也？在《张圣才口述实录》第28章，有这样一段文字：江公怀，是我政治上的领路人，他住在上海。我请他到我这儿来，说了我的情况。他那时不反对我参加军统，说，既是要抗日，国共合作，要团结，你帮助做这个情报工作是不要紧，只是蒋介石现在同意抗战，但可能半路投降，这个我们就不能不留心，所以，抗战时帮他们做事可以，但应该在他们里面布一些我们的人，做得让他们欲罢不能，蒋介石要投降也不可能才好，这是那时大家的看法。而在《张圣才口述实录》第14章，则有更详细的介绍：江公怀是我在福建协和大学的同学，大革命时参加北伐，（后来）在福建省党部宣传部做干事，对国民党十分忠实，他是能写文章的，在宣传部颇受重视。1929年省党部宣传部由部长康绍周带头，组织了一个闽西剿共宣传队，要去闽西工作，这个宣传队是反共组织，江公怀是这个队的秘书他和康绍周带队经过厦门，要去龙岩，到厦门时，江公怀来找我，说了他的任务。那时江公怀忠实于国民党，对共产党全无了解，采取敌对的态度，１９２７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的清党活动，让我看出这是一个走帝国主义路线的党，对中国的前途是很大的危险（危害），我在思想上从此与国民党无共同之处，但我当时于病中，不能参加任何工作。江公怀来找我，多年不见了，我们倾谈国家大事，他当时的思想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意识形态。我就将我的意见告诉他，我指出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国的形势，还有实实在在对中国有利的政治路线，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我那时同情共产党，觉得共产党反帝的路线是正确的。江公怀受我影响，就说，我去闽西看看，了解一下闽西的情况再说。他就跟着反共的宣传大队去了，一个月后，他回来厦门，他说他已经大彻大悟，国民党是反动的，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没理由再支持他们，他退出国民党省党部宣传部，不当干事，准备再去读书。江公怀与我见面后又离别，我所知道的是他投考庚子年赔款去美国留学，他在哈佛大学就学，他说在哈佛几乎没有正式上课，大量时间泡在在图书馆读书，哈佛大学图书馆马列著作很多，他研究了很久，觉得马克思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他很认真，天分又好，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读得很熟。 “九一八”事变之后，他觉得这是国家民族的大事，不应该留在美国，一定要回来参加革命，他在１９３１年年底就回上海了，本想争取去江西苏区，但当时没有人引荐，而苏区当时正处于重重包围之中，他没法去参加共产党的队伍。这时，江公怀得到朋友胡愈之的帮助，暂时在上海大夏大学做教授。胡愈之是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的人，所以把江公怀的一些文章拿去登在《东方》杂志。江公怀因去不了苏区，在上海就酝酿了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叫“中国生产革命党”，这个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为何不用共产党呢？因为他知道共产党是已经成立的，有力量的组织，不能再以共产党的名义。按他自己所说的意思是，先做一个党外组织，等到能与共产党见面的时候，就把这个组织归属共产党，甚至可以取消中国生产革命党，（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组织。希望将来能融化在共产党的组织里，（或）接受共产党的指挥。同意这个组织的，还有一个人，也是发起人吧，张延哲，张文理。原来也是福建协和大学学生，两年后就去燕京了，他做过燕京学生会会长，后也去了美国，攻读农业经济。１９２９年３月，呃，是１９３０年，被苏联当专家请去了，在苏联工作了一年多，遇到“九一八”事变，张文理不愿意呆在苏联，就回来了，想抗日。他首先到北京，联系老同学，和同学们一直想组织一个政治团体，知道江公怀在上海，就到上海和公怀说了这个意思，他们达成一致（共识），发起这个中国生产革命党。江公怀继续在大夏大学做教授，写文章发表。除此之外，他用大量时间从事一本著作，《中国生产革命论》，他很认真地写作这本书，多数是根据马列主义理论（来分析），来发挥的。江公怀很有天分，很认真去研究，可以随时拈出对自己有用的词句等，一如基督徒读熟了《圣经》，随时可在某篇某节拎出句子来用。江公怀写作是多数有马列主义理论根据的，那时有个朋友来帮他写作，叫邱岛人，这是彭湃在海陆丰土改革命时的秘书，此人对共产主义马克思理论所懂的有限，但倾心信服马列主义，这个人也能写文章。彭湃失败后，由朋友介绍来与公怀合作，替他做抄写与油印，这本中国生产革命论，差不多有一百万字，当然当时没法出版，只是让邱岛人油印了几百本，让同情这个活动的人来读，邱岛人是胡愈之介绍给江公怀的。我到上海的时候，与江公怀碰头之后，决意与他们合作，就打电报给张文理，叫他来上海见面。文理也是我的同学，协大读两年又到了燕京，在协和大学我比他高班，大家见面都很亲热，对中国生产革命党这事，他更有理论，大家交流之后，决心去做，总的来说，在还没与共产党合作之前，先成立这个过渡性组织，能合作时，就（准备）取消这个组织。这样子一介绍，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江公怀，就是当时的军中小孟尝陈铭枢中国生产人民党的始作俑者，他后来参加闽变，在香港公开反蒋，并加入抗日大同盟，就不足为奇了。（“闽变”的时候，在福州，）那天，土桥在上坂的一间日本料理店上坂旅社，请我们五人（张圣才、江公怀、陈碧笙、高诚学、林荫）吃饭。我们按时去上坂旅社，与土桥谈话。好几个人都发言了，说话最多的是江公怀，他说你们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激怒了全中国人民，这种行为是不可能让中国人民原谅的，所以在中国争取好感是很难的！江公怀了解日本，指出日本的许多弱点；其二是陈碧笙，他是日本留学生，可以说日语，他用日语直接与土桥对话，我听得懂，他是坚决的反日分子，直接提出了许多警告。刘火子文存《香港有声了，追记1936年香港举行的鲁迅纪念会》一文记载说：這是一次政治性的集會。會場秩序井然，發言的除了香港大學的馬鑑教授講述魯迅生平以外，各方面代表性人物爭著登台發言。有個叫吳邁的上海律師，把花圈送到台上，端端正正地擺在魯迅像前，然後發表了鋒芒畢露的反蔣演說，博得台下一片掌聲。接著上台的是一個叫江公懷的經濟學家，詞鋒之激烈不下於吳邁。泓莹日志所载《黄猷先生口述实录》中，则有这样的披露：张圣才最早在上海办的杂志叫《石生》，封面有个地球，有支旗，是绿色，当时他在上海和江公怀联系，江公怀也叫江启泰。据张圣才先生的长子张石生回忆，他懂事的时候，江公怀常在鼓浪屿他家吃饭，是有点神经质的人，他是带枪的，他们常常在家里高谈阔论，当年在鼓浪屿的张家，房子是租来的，吃饭的人倒川流不息。黄猷先生说，人都是复杂的，江公怀最后得花柳病去世。关于“中国生产革命党”的创始人江公怀的资料很少，但网上还可以查到他当时写的，发表在《东方》上的文章。查江启泰，有《德化县志》和如下的百科词条：江启泰，字信和，又名少康，德化县水口乡祥光村人，生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民国8年(1919年)年底毕业于永春私立崇实小学，后就读于莆田哲理中学，民国16年底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福州协和大学政治系。民国17年春，任永春私立崇实初级中学校长，下半年调中国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工作。民国19年春，赴美公费留学，入哈佛大学经济系，修业3年，获得硕士学位。民国22年回国，从事政治活动，曾加入陈铭枢组织的“生产人民党”，参与陈铭枢的“闽变”公开反对蒋介石。闽变失败后，避居鼓浪屿租界。抗日战争时期，流落香港。民国33年，香港沦入日本侵略军手中，江启泰权衡时局，洞察形势，在报上发表《日本必败论》，痛斥日本法西斯侵略我中华的战争罪行！讨日檄文，洋溢着满腔爱国赤忱，恼怒了穷兵黩武的东洋日酋。因而被日寇杀害，终年40岁。毕竟江公怀是死于花柳病，亦或是死于日本人的子弹，看起来还是个问题。; 个人分类: 读书笔记|1297 次阅读|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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