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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社会流动性本来一直都很低 —— 你的祖先，你的命运（转） ... ... ... ...: gordon 2016-5-10 05:17; 高流动性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鲜明特征，这是社会学界长久以来的共识，不过在2014年出版的《儿子照样升起》中，经济史学家Gregory Clark选择了一个十分不同的视角来考察流动性问题，并得出了一些惊人的发现，本文是作者本人写的一篇摘要介绍经济历史学家Gregory Clark，在他的新书《儿子照常升起》中指出，剧烈的社会流动性一直是意外而不是规则。Clark审视了许多国家过去七百多年的历史，发现这些国家经济精英的组成具有惊人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人注定要成为中产阶级或者是工人阶级的一份子；公共政策的重点应该在于提高这些人的生活水平而不是增大这些人变富的几率。 ***************************************************************************** 美国社会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自1970年代就一直在攀升，然而近期一项大规模调查研究发现，社会的流动性在这段时间内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怎么回事呢？这项由哈佛和伯克利大学进行的研究其实只讲述了整个故事的一个方面。是的，流动性也许并没有变得更低，但更关键的是，流动性一直就很低。当你的目光扫过几个世纪，从更广义的度量标准审视社会地位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收入和财富，还包括职业、教育水平和寿命——你会发现社会流动性比我们许多人相信的，或希望的要低得多。在许多国家，比如瑞典（一个社会福利国家）、英国（工业资本主义诞生之地）、美国（历史上多样性最丰富的社会之一）、印度（一个受种姓制度拖累的年轻的民主国家），情况皆是如此。资本主义并没有导致广泛的、快速的社会流动。民主化同样没有，大众教育、裙带主义的衰退、以重新分配财富为目的的税收、妇女解放、甚至社会主义改革（比如中国），这些全都没有导致广泛的、快速的社会流动。你整体的人生际遇不仅仅能从你父母的社会地位，也能从你的曾-曾-曾祖父母的社会地位预测出来，准确程度足以令人吃惊。最新的研究表明，收入差异【编注：即偏离基准值的幅度】中，10%可以从你父母的收入得到预测。而我的同事和我估计，就广义的社会地位来讲，其差异幅度的50-60%都由你的血统决定了。高门注定跌落，而寒门势必崛起，两者向均值趋同——即社会学家所谓的“均值回归”—— 这个过程会发生，但需要10至15代人的时间（300至450年），比过去大多数社会学家估计的都要长得多。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姓氏是社会地位的一个有力指标，我们对其相关数据做了海量的分析，最终得到上述结论。这些数据来自八个国家：智利、中国、英国、印度、日本、韩国、瑞典和美国，并向上追溯了数个世纪。在所有国家中，来自精英家族的罕见或特别的姓氏在许多代之后在精英阶层的名单中仍占有很高比例。这是不是意味着个人对自己的命运毫无掌控之力？不。在现代精英统治的社会里，成功依然依赖个人奋斗。我们的发现只是表明，出人头地的欲望、发家致富的天赋和战胜失败的能力都有很大一部分来自遗传。我们无法确切知晓这种遗传的机制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基因在此出人意料地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他流行的解释——文化特质、家庭经济资源、人脉——则经不起推敲。因为我们的发现与这样一种直觉相悖，那就是：现代化，尤其是资本主义，已经弱化了血统对一个人生活际遇的影响。所以我有必要解释下我们是怎么得到这些发现的。让我们从瑞典开始。同丹麦、芬兰、冰岛和挪威一样，瑞典是世界上收入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让我们吃惊的是，我们发现当今瑞典的社会流动性并不比当今英国或是美国更高，甚至也不高于18世纪的瑞典。瑞典仍然存在贵族。这些贵族不再享有实际的政治权力，但他们的家族记录则被贵族院（Riddarhuset）——这一创立于1626年的机构存档。据我们估计，大约有56,000位瑞典人的姓氏同历史上的三阶贵族有联系。【译注：瑞典的贵族分为三个等级，领主（lord）、骑士（knight）和士绅（esquire）。】（比如《哈姆雷特》一剧中两个不幸人物的姓氏Rosencrantz和Guildenstern就在其中。）另一个精英群体的先辈则是崛起的教士、学者或商人，他们受过教育并于17世纪到18世纪之间把自己的姓氏拉丁化，比如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的父亲。1901年瑞典立法限制采用精英姓氏的行为，所以今天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大多出身于名门望族。考虑到瑞典社会的平等主义性质，可以预计拥有这些精英姓氏的人不会比其他瑞典人要混得好。事实并非如此。2008年我們所做的一項研究对斯德哥尔摩地区六个贫富不一的自治市进行了取样，研究发现拥有贵族姓氏的人，其应税所得（taxable income）要比拥有Andersson这一普通姓氏的人高44%。那些拥有拉丁化名字的人，其平均应税所得要比Andersson们高27%。有封号贵族（伯爵或男爵）的姓氏出现在瑞典律师协会登记名单中的比例是他们在全体国民中比例的六倍（对无封号贵族以及拉丁化姓氏，则是3倍）。在瑞典的医生群体当中，情况也是如此。 2000年至2012年，在乌普萨拉大学完成硕士论文的学生中，拥有精英姓氏的瑞典学生的代表率要比有着普通姓名前缀Lund-、Berg-的学生高60%到80%。【译注：文中多次用到“代表率”这个指标，是指被考察群体在某特征人群中的占比除以其在全国人口中的占比，若得数远大于1，则是过度代表（overrepresented），若得数小于1，则是代表不足（underrepresented）。】数世纪以来，均值回归化的趋势一直存在，但速度缓慢。在三所瑞典皇家学院，我们调查的样本人群中有一半在1740年至1769年间拥有一个精英姓氏；到 2010年，这个比例仅为4%——但是全体瑞典人中只有0.7%的人拥有这些精英姓氏，所以精英姓氏的高代表率仍显得非常突出。简而言之，瑞典近100年的社会民主化政策虽然创造了一个平等主义的社会，却没能加速社会流动性。如果我们在时间上回溯得更远——到中世纪的英格兰，又会怎样呢？我们估计十分之一的当今英格兰姓氏可以同其中世纪的祖先的职业联系起来——比如Smith（美国、英格兰和澳大利亚最常见的姓氏）、Baker、Butler、Carter、Chamberlain、Cook、Shepherd、Stewart and Wright。【译注：从Smith到Wright，这些姓氏分别对应着铁匠、烤面包师、管家、马车司机、封建领主的大管家、厨师、牧羊人、事务官、修船工。】税赋记录显示，大多数姓氏从1300年前后开始变成了可继承姓氏。我们对比了人群中这些普通姓氏和精英姓氏出现的频率，数据来源有几个，包括最早追溯至1170年的牛津与剑桥录取名单，和1384年以来的遗嘱记录。我们发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社会流动性不比现代英国差——这和静止的封建秩序这一通常印象恰恰相反。公元1300年一个目不识丁的村夫的后代仅仅需要7 代便可在1500年成为彻头彻尾的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分子——也就是说，他们的姓氏出现在牛津剑桥录取名单上的频率已经和今天差不多了。到1620年，根据遗嘱记录，有着像Butcher和Baker这样平民姓氏的人已经和有着诸如Rochester 和Radcliffe这种高贵姓氏的人一样富有了。比如著名的英国诗人乔叟（Chaucer），他出生在一个平凡的家庭——他的姓氏可能来自法语，意思是鞋匠——却成为了朝臣、外交家和国会议员。他的曾-曾孙甚至在理查三世时期被短暂地视作王位的继承人。当然，不管是在中世纪还是当代，社会流动性都是双向的。当乔叟的后代们飞黄腾达时，其他曾经辉煌的家族也在衰落。中世纪时的贵族姓氏Cholmondeley到了19世纪，已为许多农民拥有。在任何时代，天上掉下的馅饼（包括超凡的天才）都可以成就新的上层家族。预测具体哪些家庭会碰上这样的运气是不可能的。可以预测的是通向精英阶层的道路和重回平民阶级的道路。两个方向的流动都非常缓慢。虽然资本主义带来了种种创造性破坏，但工业革命并没有加速社会流动。举例来说，19世纪中期英格兰和威尔士最富有的15%的人当中，有181个贵族姓氏（当然，这些姓氏与中世纪的精英姓氏已有不同），我们发现，在1999年到2012年间死亡的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士的财富是普通人的三倍还多。如果你的姓氏很少见，而且拥有你的姓氏的人在1800年进入了牛津或剑桥，那么你被这两所大学录取的几率就比普通人高三倍。尽管对中学和大学教育的公共开支大幅增加，而且两所大学的录取条件也已变得更加公开、更加以实力为考量，但社会流动缓慢状况仍在继续。那么美国，这个自诩“机会的国度”，其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挑选了一些代表社会上层和下层的姓氏作为样本。上层姓氏的拥有者们一部分是1850年毕业的常青藤校友的后代，他们是绝对的富人，在1923-24年拥有少见的姓氏（那时对个人所得税支付情况进行公开检查仍是合法的），另一部分则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下层姓氏的拥有者则是美国黑人和1763年前在北美的法国殖民者的后裔，前者的祖先大多以奴隶的身份来到美国。我们只选择与上述背景紧密相关的姓氏——比如，Rabinowitz代表了美国犹太人，而Washington则是典型的美国黑人。我们采纳了两个衡量社会地位的指标：美国医学协会的内科医生名录和执业律师注册名单，以及注册时间，调查覆盖25个州，涵盖了此类人口的74%。我们发现，在20世纪初期至中叶，所有这些群体都如预想那样出现了均值回归的情形，只有犹太人和黑人除外——这反应了当时的现实状况：一是配额制限制了犹太人进入许多精英学校的机会，二是种族隔离，直到1960年代种族隔离才被全面视作非法。从1970年代起，整体而言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开始下降，而黑人的社会地位则相应地开始上升，至少医生名录反映出的状况如此。但这两种趋势都十分缓慢。比方说，按现在的速度，得过300年后，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在美国医生群体中的过度代表情形才会消失，甚至200年后，曾为奴隶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后代在医生群体中仍将存在代表不足的情形。不管是好是坏，姓氏总是包含有大量信息：拥有典型的犹太姓氏Katz的美国人，其平均寿命是80.2岁，与此相对的则是拥有Begay（或是 Begaye）这一与美洲土著紧密相关的姓氏的人，他们平均寿命只有64.6岁。新法兰西殖民地的白人后代比爱尔兰白人后代平均少活3年，前者的典型姓名是Hebert，而后者往往姓Doherty。不过要澄清的是，我们发现并没有证据显示某些种族天生就比其他种族过得好。在美国拥有非常高社会地位的族群包括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埃及科普特人、伊朗穆斯林、来自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基督徒，以及西非移民。法裔加拿大移民的后裔并没有种族歧视的烦恼，但同黑人一样，他们向社会上层的流动一直很缓慢。姓Chen（常见的华裔姓氏）的比姓Churchill的社会地位高。姓Appiah（常见加纳姓氏）的比姓Olson（或Olsen）的社会地位高，后者是常见的普通白人的姓氏。从美国最常见的姓氏中很难得出关于社会地位的信息（前五位的姓氏是Smith、Johnson、Williams、Brown 和Jones，他们都源自英格兰），因为这些人中有白人也有黑人。我们的发现在智利、印度、日本、韩国和中国都得到了印证。在中国的惊人发现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社会地位的难以撼动，即便是在一场共产主义革命之后（其残暴程度、阶级仇恨的强度和人口迁移规模前所未有），情形仍是如此。在中国，总共只有大约4,000种姓氏，其中最常见的100个占了85%的人口。不过我们仍选出了13种罕见姓氏，拥有这些姓氏的人在19世纪的科举考试成功者中的过度代表情形十分突出。在今天，这13个姓氏的拥有者在教授、名牌大学的学生、政府官员和公司高管中的占比也较高。在共产主义的时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性曾得到提升，但十分微弱。努力失败了。这些发现可能会让两种人吃惊，而这两种人通常在政见上互相对立：一是那些相信某些“文化”能比其他文化取得更大成就的人，二是那些将成功归因为家族资源和社会关系的人。文化这个范畴太过含糊不清，并不能解释家族地位的均值回归——不管是从高处回归还是从低处回归。美国上层社会群体是非常多元化的，这一点相当令人吃惊。在这些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中，你可以找到全世界几乎所有主要宗教和种族的代表——但没有来自欧洲的白人新教徒，这一群体往往被拿来佐证文化是取得社会成功的基础。穆斯林在印度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社会底层，但是伊朗穆斯林却是美国最精英的群体之一。家族资源和人脉并不是无关的。有证据显示，从早期的儿童教育到社会经济和种族的一体化教育，这样的项目能够为贫穷家庭的孩子带来持续的好处。但是此类项目提高社会流动性的潜力都是很低的。那些煞费苦心帮助条件不利儿童的社会，比如北欧的国家，已经取得了明显的、可圈可点的益处，但都没能改变这些儿童的相对社会地位。 “社会竞争力”——某种神秘的内驱力和能力的混合体——能够通过基因遗传，这一想法也许会让我们感到不安。但是对领养（在某些方面这可谓是最激烈的社会干预行为了）的研究却支持这一观点。对美国和北欧被领养小孩的一些调查研究极有说服力地表明，从这些小孩的生物学父母——而非他们的养父母身上——的情况更能预测出他们的生活境遇。比如在美国，被领养小孩的智商在他们还小时同他们的养父母相关，但是当他们成年了，这种相关性就接近于0了。被领养孩子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同他们养父母的相关性不大。上述研究，加上对不同类型的兄弟姐妹（同卵双胞胎、异卵双胞胎、同母异父或同父异母）之间相关性的研究，都表明基因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如果真是大自然主导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并且是低社会流动性的罪魁祸首，那岂不是说，从根本上而言，这就是一个悲剧？这要看你怎么想。来自社会底层的祖先会让某人在时隔许多代以后仍然处在社会底层，这样的观点与大多数人对公平的理解相抵触。但同时，上层精英对孩子们的大量投资——比如对学前教育一掷千金的曼哈顿对冲基金经理们——并不能阻止子孙们在长久的时间跨度中社会地位的衰落。我们的发现确实表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通婚会在长期内增加社会流动性。我们发现印度的社会流动性异常之低，部分原因便是宗教和种姓制度阻碍了这种通婚。只要婚姻奉行“非同类不婚”原则——拥有相似的社会地位，不管其种族、国籍或是宗教背景如何——社会流动性就会一直处在低水平。政治理论家罗尔斯在他里程碑式著作《正义论》（1971年）中提出，才干和内驱力的先天差异意味着，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社会，卑微出身带来的不利需要予以限制。我们不是暗示社会流动性低这一事实意味着那些帮助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的政策就是徒劳的——恰恰相反。瑞典，对生活并不宽裕的人来说，是个比美国更好的选择，而这是好事。让人们有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大范围的、快速的社会流动是无法通过立法来实现的。政府能做的是削弱先天不公平所带来的后果。我们会处在阶层光谱的哪个位置，基本上在我们出生时就已经决定了。基于这一事实，我们必须决定的是，由“族谱彩票”这一终归是无情而武断的因素所决定的赏罚额该有多大。; 39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离岸人民币汇率贬值导致离岸人民币利率飙升的原因（转）: 热度 3 gordon 2016-1-5 00:22; 离岸人民币汇率贬值导致离岸人民币利率飙升的原因很简单，就是市场上人民币少了。、可是，如果贬值大家都去卖掉CNH，市场上不应该有很多CNH吗，怎么反而流动性会紧张呢？这就要从银行的外汇交易说起了。大家都在卖CNH买USD，这个不错，但只说对了一半儿。举个例子，一个客户跑到商业银行将他的人民币换成了美元，商业银行会拿着人民币吗？他的美元从哪儿来？不会，商行的外汇交易是要管理外汇敞口的，给客户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的同时他也要做一个反向的交易，否则就是美元空头了。商行之间卖来卖去，最后卖给谁呢？只能卖给央行了。就这样人民币从客户手里流到了商行，又从商行流到了央行手里，这就意味着流出了市场，市场上人民币就少了。故事还没有完，央行不愿看到人民币大幅贬值，于是动用外汇储备，往市场上砸美元，供求道理很简单嘛，美元多了自然就便宜了。在砸美元的同时，央行收回了人民币，人民币又少了。以上虽然是讲故事，但是市场就是这样运行的。当客户将人民币换为外币，客户的人民币一般存款就减少了，银行通过信贷创造的货币都是建立在一般存款的基础上，所以存款减少人民币资金流动性就紧张。人民币并没有蒸发，只是从市场留回了货币当局。此外，一些做空人民币的机构需要融CNH后再卖掉CNH买USD,等到人民币被砸得继续贬值时再反向平盘，这也造成了市场上人民币紧张。 ************************************************************************************** 三篇文连着看，是一个系列 1、日元和美元（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5669 2、日元套息与A股（转） http://www.aswetalk.net/bbs/home.php?mod=spaceuid=663do=blogid=55679 3、离岸人民币汇率贬值导致离岸人民币利率飙升的原因（转）注：它的逻辑是，美债危机导致日元升值，日元升值导致人民币贬值，影响日元人民币套息，导致 “ 境内银行间市场” 利率价格走高。; 26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道理其实很简单（转）: 热度 1 gordon 2015-7-8 23:14; 注：道理其实很简单，有买有卖才是市场。（它做了好多不该做的事）一个危机的起源通常是一个源于现实高于现实的故事，譬如金融上古时代的英国南海泡沫就是起源于航海大发现的真实背景而讲的美妙故事，还譬如真实的改革和自我陶醉的改革牛。危机的第一推动力则通常来自于官方和半官方的利益集团，资本盛宴貌似是穷人翻身的机会但几乎无一例外最后都是给政府贡献税收和让贫富差距继续拉大。危机的发酵则必须要用杠杆，酝酿于02-07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初始于普通房贷，继而放松信用限制无节制放贷，进而用一系列衍生品放大规模加杠杆，当加杠杆成为习以为常的动作后，参与者便陶醉于超常的回报和超高的流动性（如A股每日成交量过万亿）误以为这些流动性会在下跌时依然存在可以轻松出逃。危机的爆发，通常只是个小事件但足以让部分市场参与者审视所持有的资产并打算套现，然而在没有新钱接盘时，此资产的流动性宣告停滞（流动性特指金融资产的可变现能力）。 08年某外资大行交易头目打电话要求另一家银行增加保证金时，对方说我们这个CDO的公允价值是99块，该交易员破口大骂去tmd的公允价值我给你开个双边65/75两边各10亿美元。所谓的价值在市场面前不堪一击，尤其是以停牌当鸵鸟的股票难道还值停牌前的价格？最后当次贷危机结束时那个CDO的真实价值连2块钱都不到。危机的诱因及之后的明显特征：流动性缺失。当多数金融资产无法变现时，会严重影响参与者的正常经济活动，想卖股买房也不行了，想卖股还贷也不行了。于是危机开始蔓延了。危机的推进，流动性危机变成信用危机。金融系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让各个参与者不再相信对方的信用度随着资产重估不断追缴保证金。而流动性缺失恶化缴纳保证金的难度和降低保证品的价值，最后某机构轰然倒下带来更严重的连锁反应。; 29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转）: gordon 2015-7-4 18:33; 摘要：市场流动性刻画市场的交易能力,融资流动性反映投资者的融资能力,两种流动性及其相关程度是衡量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为了控制与防范危机时期金融市场的风险.有必要准确分析和量化融资流动性与市场流动性的关系.以融资流动性和股票市场流动性为研究对象,以美国次级债危机作为研究背景,选择2000年1月3日～2008年4月30日作为样本区间,运用DCC-MVGARCH模型估计融资流动性与股票市场流动性之间的动态相关系数,并通过t检验对比金融危机前后两者之间动态条件相关系数的时间走势,以证实两种流动性在危机时期是否存在相互增强的促进作用.实证结果表明, 危机爆发前,融资流动性与股票市场流动性的动态相关性较低,且相对稳定,但危机爆发后,两种流动性的相关性显著增强 ,且波动程度变大,呈现出流动性螺旋的现象. 这一结论为危机中市场流动性突然消失提供了理论解释 ,并以此提出提升市场流动性的相关政策和建议. 次贷危机： 2006年 1 月3日 ~ 2007年 7月 25 日为流动性平稳期, 而 2007 年7月 26日 ~ 2008年 4月 30 日为流动性黑洞时期, 关于流动性黑洞的定义许多学者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M o rris等是这样描述流动性黑洞的, 流动性类似于银行挤兑模型中的挤兑现象 , 短视的交易者因为其他人卖出而卖出, 流动性黑洞的特点是他们似乎会把市场参与者本身的反应聚集起来, 更象热带风暴一样, 在爆发之前似乎要聚集更多的能量。陈灯塔等认为股市暴跌通常被称为流动性空洞, 甚至流动性黑洞, 其特征是价格在没有重要新闻事件的情况下暴跌, 而且在接下来的相当时段内陷入持续低迷的状态, 没有复苏回弹的表现。本研究将流动性黑洞定义为流动性的持续低迷, 没有反弹的迹象。注：次贷危机是怎么爆发的？就是互联网泡沫破灭，为了拯救互联网泡沫，搞了房地产，整了次贷危机。咱们是一样。次贷也是过于相信人，认为会 “自负其责”，负责个屌毛 *************************************************************************** 如何应对资产价格过度波动: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摘要】本文认为对资产价格的反应,要从其对总体流动性的涨缩角度进行分析。对资产价格是否做出事前反应,要根据是否存在流动性总量失度、结构失衡、情绪失控,特别是是否存在"流动性螺旋"来判断。对资产价格的事前反应,需将视角转移到融资杠杆以及其导致流动性螺旋式扩张机理上来,直接针对引发流动性螺旋的关键因素进行反应。很多实证研究表明股票市场的上涨对居民消费与企业投资的促进作用都是有限的但也有例外情况这种例外恰恰与流动性螺旋有关日本泡沫经济就是这样。; 20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日本才是流动性陷阱: gordon 2014-12-6 04:46; 兴奋剂打多到没效果，之前每次日元贬值都会带来以美元计价的日本股市大涨，这波反应非常微弱。流动性陷阱，是指当一段时间内利率降到很低水平，市场参与者对其变化不敏感，对利率调整不再作出反应，导致货币政策失效。 ***************************************************************************** 中国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在泡沫边缘。泡沫和实业争夺资金，导致利率升高。有时候是间歇式升高。（资金紧张，利率升高）泡沫的收益还不断兑现，当这类市场成为资金净流出时，即便是货币流速继续维持，也会对经济其它部分造成“货币紧缩” 冲击。央行已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刺破泡沫。就是拿根针，刺破泡沫，慢放气。注：说实话，这一段老大们，做的非常不错。放水，解决不了。硬刺破，硬着陆，还是解决不了。虎大，这一段时间估计是没看论文。虎大说是，流动性陷阱的钱出来了，这个解释，给我郁闷坏了; 28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驳万虎的“流动性陷阱论”: gordon 2014-12-4 12:17; 这个钱从哪儿来，首先要明白前面的利率升高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央行放的货币不少，但是利率还是很高。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很简单，泡沫和新兴产业争夺货币，调结构调不过来。一碗饭只够一个人吃，现在来了两人。这饭怎么吃？国际环境替我们做了解答，石油直接干倒。市场传言皇家荷兰壳牌有意收购BP，美国的油服公司合并。 ********************************************************************** 干死了一个，另一个吃饱了，就这么简单。流动性陷阱，流什么陷阱啊。注：谁能解释前一段利率间歇式上升？我这一段就能解释 ********************************************************************** 万虎可能不知道，螺纹期货都没人了，全跑股市了我的理论还可观察再也没有这么牛逼的理论了。注：点击看大图，更爽; 4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好消息：螺纹价格反弹: 热度 2 gordon 2014-10-21 08:28; 利益相关：我不是炒作螺纹的，就是判断一下宏观经济钢材出口剧增、国内供应减少，加之贸易商大量退出市场少了蓄水池，是本轮钢材现货反弹的起因。缺乏流动性的市场上涨和下跌都会显得急躁和冒进，目前华东市场螺纹的价格钢厂利润丰厚。 ××××××××××××××××××××××××××××××××××××××××××××××××××××××××××××××× 一切都在计委的掌握之中，呵呵注：好消息，至少不怕硬着陆了。大棒放哪儿，谁不 “ 限产保价 ”就锤谁。都一样，美国是怎么解决这个事的，呵呵 ××××××××××××××××××××××××××××××××××××××××××××××××××××××××××××××× 今年过去了，今年肯定是有惊无险过去了，就看明年怎么弄了。明年没有什么头绪，还是等今年数据出全再说吧，反正元旦、春节，还有一波消费。一月、二月问题不大。注：明年没啥问题，其实我估计很多人都成竹在胸了。呵呵，这帮家伙就是不知道后年怎么弄了。; 3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债务吞噬流动性（转）: 热度 1 gordon 2014-1-26 03:09; 注: 市场情绪有一种傻女孩般的情绪化，以为央行释放3750亿流动性就能带来美好未来，他们完全忽略了这只是一种短期资金注入，21天后就会撤离，同时也完全忽略了，这是全年最宽松的一月份，信贷冲刺的第一个月份，就需要央行如此规模的注入资金救命，难道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吗？许多对货币一知半解的人，捧着m2庞大的教条主义说中国资金尚宽，没有想明白在13年中国几乎没有去杠杆的动作之下，资金紧张到何种地步。而原因是债务周期的末端，债务本身在吞噬货币流动性，而经济循环降低造成的货币内生回缩正造成货币流动性塌陷。同时银行可怜的活期存款正迅速枯竭，因为各种余额宝迅速争夺了储户的现金。我们回到2013年注：N 年前，全世界都知道是咋回事。 ××××××××××××××××××××××××××××××××××××××××××××××××××××××××××××××××× 2013年12月26日 10:11:10 第一财经日报当我们在谈论流动性紧张时，我们到底是在谈论什么？ 6月、12月银行间资金紧张、利率大幅上行的表面原因，大家已经总结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存款准备金的缴存、财政资金投放、季末年末时点因素、“央妈断奶”…… 　　但这些因素，往年并非没有，为何流动性紧张偏偏发生在2013年？　　事实上，宏观意义层面，中国流动性并不缺乏：超过100万亿的货币供应量(M2)，在一年前还引发了货币是否超发的激烈讨论。但到了2013年，银行却出现了捧着一大碗水喊口渴的奇怪现象。　　如此看来，资金紧张似乎又是一个伪命题。既然如此，这两次银行间流动性紧张的本质原因何在？还有必要担心资金紧张可能常态化吗？　　真假降杠杆　　昨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继续下行，隔夜、一周、一月Shibor利率迅速回落。距离2013年年关仅有6天，若不出意外，这次流动性紧张已经成功完成“软着陆”，类似6月那次流动性紧张的情况将不会出现。　　危机度过之后，最好的补救措施就是冷静下来思考总结：为何流动性紧张频频光临？　　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不妨先从流动性谈起，中国会发生流动性危机吗？　　先看两组数据：截至2013年11月底，M2规模高达108万亿，约是GDP的2倍；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约20%，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高的。从宏观意义上来看，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危机”，真实的情况是对“涝”的担心应远超过对“旱”的恐惧。　　其实，也正是出于这种判断，在面对流动性阶段性紧张、资金利率攀升的时候，央行一直保持着政策的定力，没有大手笔放松“银根”。　　对于央行并未“放水”，市场上猜测颇多。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央行是有意执行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逼迫金融机构降杠杆。甚至更进一步看，是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主动降杠杆，以期达到化解金融风险、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目的。　　但简单地将三个宏观数据进行对比之后，会发现这种猜测远远站不住脚。预计到2013年年底，M2增速在14%左右，全年CPI增幅约2.7%，GDP增速7.8%。这意味着，CPI和GDP增速二者之和为10.5%，比M2增速还差3.5个百分点。在货币化进程临近尾声的情况下，如此高的差额，说明并不是在降杠杆。实际上，中国经济的杠杆倍数一直在增加。既然央行有充足理由保持定力，坚守不放水底线，那在这场流动性紧张的博弈中，主要问题就要归结到另一个主角身上了。　　最近几年，中国的金融创新可谓风起云涌，利率市场化进程已经在负债端提前开始预演。正因如此，有分析认为，流动性的紧张是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利率市场化的一个调适过程。这种变动可以从商业银行的资产端和负债端两个方面去考量。　　先看资产端，尽管利率市场化扑面而来，但在业务上，很多银行依然沿袭过去简单扩张、占有资产的惯性，缺乏灵活应对市场流动性和利率变化的准备和能力。甚至在监管层对信贷额度管控加强的情况下，通过所谓的同业业务创新，将资产特别是非标资产等迅速做大。　　而在负债端，居民理财意识的觉醒，传统的定期存款等理财方式已经满足不了居民的需求。一方面，以前的居民储蓄、对公存款，大量流向了银行理财产品；另一方面，余额宝、信托计划等产品又分掉了银行的一大杯羹。负债端越来越成为银行的“软肋”。　　明明知道负债难以组织，但商业银行仍执意选择做大资产规模的道路。说到底，还是对盈利的追逐战胜了对流动性风险的恐惧。这其中，迅速增大的同业业务就是问题的核心。　　同业业务在形式上表现为多市场、金融同业之间的资金往来，其对应的基础资产，比如各种票据、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等。但本质上都是为企业和项目提供融资，获得这些资金的主要以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这两类机构为主。　　由于对资金价格并不敏感，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就像两个资金黑洞一样，源源不断地吸收各类资金，债务规模越滚越大。　　同业业务做大之后，银行的一个症状表现就是，负债来源严重依赖同业资金。在平常时段还好，银行的这种紧平衡还能持续，但一旦临近季末、年末，冲基数的诉求驱使银行抢夺资金。瞬间，在银行间市场上，所有银行对钱的需求高涨，都在找钱，而资金的提供方却难觅踪迹，由此导致资金价格螺旋式上升。复盘整个流动性紧张的过程，央行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博弈已十分明晰。　　央行从金融稳定的角度出发，其诉求是银行应该合理安排资产负债总量和期限结构，合理把握一般贷款、票据融资等配置结构和投放进度。　　而金融机构的诉求是通过同业业务创新，做大资产规模，赚取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能承受高利率机构的利息。　　在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分工格局之下，央行主要负责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以及维护金融稳定，而银监会则负责监管具体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这两次流动性紧张事件中，我们看到，冲在最前面的一直是央行，银监会的身影则难觅。　　其实，针对当前同业问题，市场一直在传言银监会正在制定《商业银行同业融资管理办法》，即业界流传的“9号文”。9号文被认为有利于促进银行资产负债结构调整，以及更好地进行流动性风险管理。但时至今日，9号文尚未正式出台。　　早在今年8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人民银行牵头，成员单位包括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外汇局，必要时可邀请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有关部门参加。　　联席会议被视为解决监管真空和重复监管的重要抓手。在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季末流动性紧张之时，打出监管“组合拳”，发挥监管联动作用的必要性开始凸显。这其中，联席会议的作用有待更好发挥。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金融在相当程度上是实体经济的一面镜子，金融的问题是实体经济的反映。对“脉冲式”的流动性高度紧张，治本之策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改革，实现预算硬约束，真正抑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非市场主体的投资冲动。; 185 次阅读|6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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