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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傻姑爷”吴文藻 —— 冰心: 热度 11 gordon 2014-1-14 07:50; 注：“吴门四狗”（冰心戏称同龄属狗的费孝通、林耀华、黄迪、瞿同祖），师母就是这样的人，徒弟们也只好认了。吴文藻在中国的学术地位直追胡适，在他之前只有 “ 社会调查 ” ，没有 “社会学调查”。冰心这样戏谑自己的丈夫吴文藻：马香丁羽毛纱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来真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这诗给清华的校长梅贻琦看了，被梅校长加了两句：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得交际花冰心只好自认“作法自毙”。这是1939年的事，冰心和吴文藻住在呈贡。吴文藻是云南大学教授；冰心在家带孩子，当作家。梅贻琦在西南联大。吴文藻真是“傻姑爷”、书呆子。这宝塔诗的前三句：“马、香丁、羽毛纱”的故事就足以证明：抗战前，在北平，冰心和吴文藻的孩子还小，不会说萨其马（一种点心），只会说“马”。一天，他们夫妇上街，冰心让吴文藻去给孩子买萨其马。由于吴文藻平时不太关心家务，到了点心铺，就向送货员“买马”，闹了笑话。 “香丁”,则是冰心故意捉弄吴文藻。一天，冰心和婆婆在花园赏丁香花。婆婆让冰心把吴文藻从书房里也叫出来一同赏花。吴文藻来了，却不知道赏的是什么花。就问：“这是什么花？”冰心忍不住笑答道：“这是香丁。”吴文藻居然点头道：“啊，香丁”。惹得大家都笑了。 “羽毛纱”是冰心要给自己的父亲做件夹袍，需要羽纱，让吴文藻到布店买。吴文藻到了布店却说不出布料的名称来，胡诌说要买“羽毛纱”，又闹了一次笑话。可是这“书呆子”，“傻姑爷”在云大历史上确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吴文藻，1901年生，江苏江阴人。五岁上学，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插初中二年级。1923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在新罕布什尔州达特默斯学院学习社会学。1925年如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社会学继续深造，并旁及了广泛的人类学知识，得到当时美国许多社会学、人类学名师的指点，为他终身从事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吴文藻取道欧洲、苏联回国，和冰心一道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并开展这些学科的研究。吴文藻非常重视西方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非常重视培养中国自己的人才。他提倡社区研究，主张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起来进行研究，并极力主张社会学中国化，他的主张在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是社会学、人类学的一次革命，被西方社会学家称作“是社会学的中国流派”。费孝通在谈到中国社会学发展史和自己的成长过程时，总是念念不忘“吴师文藻”先生对自己的指点何影响，不忘这位大师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吴文藻在燕京大学和费孝通是师生关系——尽管吴文藻仅比费孝通大9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燕京大学因为是美国教会办的，暂时未受到干扰，但作为爱国知识分子的吴文藻夫妇，觉得在日本占领区一刻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与云南大学联系，表示愿意帮助云南大学建立社会学系。对此，正为熊庆来校长求之不得。因为熊庆来早就看到云南这块多民族的土地，看到云南有丰富的人类学、社会学发展的丰富资源；熊校长早就提倡云南大学要结合云南的特点，充分利用云南地方资源开展教学、科学研究，为云南地方服务，而苦于无良师。 1938年11月，吴文藻夫妇取道天津、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来到昆明。吴文藻来到云大，帮助云大建立社会学系。同时，云大与燕京大学合作，利用庚款的资助，又成立了社会学研究室，开展社区实地调查。吴文藻任社会学主任并亲自主持社会学研究室工作。获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吴文藻走后，云大社会学研究室的工作便由费孝通主持。 ×××××××××××××××××××××××××××××××××××××××××××××××××××××××××××××××××××××× 故事出自冰心《我的老伴——吴文藻》吴文藻是个很厉害的人。1943年初，他就参加了“中国访问印度教育代表团”去到印度，着重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问题。同年的六月他又参加了“西北建设考察团”，担任以新疆民族为主的西北民族问题调查。一九四四年底他又参加了去到美国的“战时太平洋学会”，讨论各盟国战后对日处理方案。会后他又访问了哈佛，耶鲁，芝加哥，普林斯顿各大学的研究中心，去了解他们战时和战后的研究计划和动态，他得到的收获就是了解到 “行为科学”的研究已从“社会关系学”发展到了以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三门结合的研究。 1945年8月14日夜，我们在歌乐山上听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的消息。那时在“中央大学”和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我们的甥女和表侄女们，都高兴得热泪纵横。我们都恨不得一时就回到北平去，但是那时的交通工具十分拥挤，直到1945年底我们才回到了南京。正在我们作北上继续教学的决定时， 1946年初，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将军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约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文藻正想了解战后日本政局和重建的情况和形势，他想把整个日本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现场来考察，做专题研究，如日本天皇制、日本新宪法、日本新政党、财阀解体，工人运动等等，在中日邦交没有恢复，没有友好往来之前，趁这机会去日，倒是一个方便，但他只作一年打算。因此当他和朱世明将军到日本去的时候，我自己将两个大些的孩子吴平和吴冰送回北京就学，住在我的大弟媳家里；我自己带着小女儿吴青暂住在南京亲戚家里，这一段事我都写在1946年10月的《无家乐》那一篇文章里。当年的 11月，文藻又回来接我，带着小女儿到了东京。现在回想起来，在东京的一段时间，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文藻利用一切机会，同美国来日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学者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同行人士多有接触。我自己也接触了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日本同学和一些妇女界人士，不但比较深入地了解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同时也深入地体会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 ×××××××××××××××××××××××××××××××××××××××××××××××××××××××××××××××××××××× 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别 “行为科学”经常与“社会科学”相混淆。这两个领域互相有关联，都涉及人类的行为过程，但是对行为研究的尺度不同。行为科学研究社会系统内有机体内部或有机体之间的决策过程和交流策略，包括心理学等；而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系统的结构层次，及其对社会过程、社会组织的影响，通常包括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公共卫生、人类学和政治学等（E. D. Klemke, R. Hollinger and A. D. Kline, eds., 1988)。行为科学最常见的的研究内容：个体行为、群体行为、组织行为行为科学是西方现代管理科学的一个学派，泰罗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现的“科学管理”制度。由于生产发展的需要，许多学者探索比泰罗制先进的管理办法，他们进行种种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实验，试图改变劳动条件的办法找到劳动生产率的决定性因素。其结果证明：企业中人的因素比物的因素更重要，工人并不是只关注经济利益的“经济人”，而是有感情、有理智的“社会人”，职工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和心理因素影响的工作情绪。这种理论促进人们去研究人群关系，研究如何激励“士气”，如何创造心情舒畅的工作环境，以后发展成为行为科学。由此看来，行为科学对泰罗制来说无疑是进一步的发展。; 303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 <转>冰心学数学: 热度 3 gordon 2013-3-10 17:10; 第二个女人，我永远忘不掉的，是Ｔ女士，我的教师。我从小住在偏僻的乡村里，没有机会进小学，所以只在家塾里读书，国文读得很多，历史地理也还将就得过，吟诗作文都学会了，且还能写一两千字的文章。只是算术很落后，翻来覆去，只做到加减乘除，因为塾师自己的算学程度，也只到此为止。十二岁到了北平，我居然考上了一个中学，因为考试的时候，校长只出一个“学然后知不足”的论说题目。这题目是我在家塾里做过的，当时下笔千言，一挥而就，校长先生大为惊奇赞赏，一下子便让我和中学一年生同班上课。上课两星期以后，别的功课我都能应付裕如，作文还升了一班，只是算术把我难坏了。中学的算术是从代数做起的，我的算学底子太坏，脚跟站不牢，昏头眩脑，踏着云雾似的上课，Ｔ女士便在这云雾之中，飘进了我的生命中来。她是我们的代数和历史教员，那时也不过二十多岁吧。“螓首蛾眉，齿如编贝”这八个字，就恰恰的可以形容她。她是北方人，皮肤很白嫩，身材很窈窕，又很容易红脸，难为情或是生气，就立刻连耳带颈都红了起来，我最怕的是她红脸的时候。同学中敬爱她的，当然不止我一人，因为她是我们的女教师中间最美丽，最和平，最善诱的一位。她的态度，严肃而又和蔼，讲述时简单而又清晰。她善用譬喻；我们每每因着譬喻的有趣，而连带的牢记了原理。第一个月考，我的历史得九十九分，而代数却只得了五十二分，不及格！当我下堂自己躲在屋角流泪的时候，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着我的肩膀，抬头却见Ｔ女士挟着课本，站在我的身旁。我赶紧擦了眼泪，站了起来。她温和的问我道：“你为什么哭？难道是我的分数打错了？”我说：“不是的，我是气我自己的数学底子太差。你出的十道题目，我只明白一半。”她就软款温柔的坐下，仔细问我的过去。知道了我的家塾教育以后，她就恳切的对我说：“这不能怪你。你中间跳过了一大段！我看你还聪明：补习一定不难，以后你每天晚一点回家，我替你补习算术吧。” 这当然是她对我格外的爱护，因为算术不曾学过的，很有退班的可能；而且她很忙，每天匀出一个钟头给我，是额外的恩惠。我当时连忙答允，又再三的道谢。回家去同母亲一说，母亲尤其感激，又仔细的询问Ｔ女士的一切，她觉得Ｔ女士是一位很好的教师。从此我每天下课后，就到她的办公室，补习一个钟头的算术，把高小三年的课本，在半年以内赶完了。Ｔ女士逢人便称道我的神速聪明。但她不知道我每天回家以后，用功直到半夜，因着习题的烦难，我曾流过许多焦急的眼泪，在泪眼模糊之中，灯影下往往涌现着Ｔ女士美丽慈和的脸，我就仿佛得了灵感似的，擦去眼泪，又赶紧往下做。那时我住在母亲的套间里，冬天的夜里，烧热了砖炕，点起一盏煤油灯，盘着两腿坐在炕桌边上，读书习算。到了夜深，母亲往往叫人送冰糖葫芦，或是赛梨的萝卜，来给我消夜。直到现在，每逢看见孩子做算术，我就会看见Ｔ女士的笑脸，脚下觉得热烘烘的，嘴里也充满了萝卜的清甜气味！算术补习完毕，一切难题，迎刃而解，代数同几何，我全是不费功夫的做着；我成了同学们崇拜的中心，有什么难题，他们都来请教我。因着Ｔ女士的关系，我对于算学真是心神贯注，竟有几个困难的习题，是在夜中苦想，梦里做出来的。我补完算术以后，母亲觉得对于Ｔ女士应有一点表示，她自己跑到福隆公司，买了一件很贵重的衣料，叫我送去。Ｔ女士却把礼物退了回来，她对我母亲说：“我不是常替学生补习的，我不能要报酬。我因为觉得令郎别样功课都很好，只有算学差些，退一班未免太委屈他。他这样的赶，没有赶出毛病来，我已经是很高兴的了。”母亲不敢勉强她，只得作罢。有一天我在东安市场，碰见Ｔ女士也在那里买东西。看见摊上挂着的挖空的红萝卜里面种着新麦秧，她不住地夸赞那东西的巧雅，颜色的鲜明，可是因为手里东西太多，不能再拿，割爱了。等她走后，我不曾还价，赶紧买了一只萝卜，挑在手里回家。第二天一早又挑着那只红萝卜，按着狂跳的心，到她办公室去叩门。她正预备上课，开门看见了我和我的礼物，不觉嫣然的笑了，立刻接了过去，挂在灯上，一面说：“谢谢你，你真是细心。”我红着脸出来，三步两跳跑到课室里，嘴里不自觉的唱着歌，那一整天我颇觉得有些飘飘然之感。因着补习算术，我和她对面坐的时候很多，我做着算题，她也低头改卷子。在我抬头凝思的时候，往往注意到她的如云的头发，雪白的脖子，很长的低垂的睫毛，和穿在她身上稳称大方的灰布衫，青裙子，心里渐渐生了说不出的敬慕和爱恋。在我偷看她的时候，有时她的眼光正和我的相值，出神的露着润白的牙齿向我一笑，我就要红起脸，低下头，心里乱半天，又喜欢，又难过，自己莫名其妙。从校长到同学，没有一个愿意听到有人向Ｔ女士求婚的消息。校长固不愿意失去一位好同事，我们也不愿意失去一位好教师，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私意，以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一个男子，配作Ｔ女士的丈夫，然而向Ｔ女士求婚的男子，那时总在十个以上，有的是我们的男教师，有的是校外的人士。我们对于Ｔ女士的追求者，一律的取一种讥笑鄙夷的态度。对于男教师们，我们不敢怎么样，只在背地里替他们起上种种的绰号，如“癞虾蟆”、“双料癞虾蟆”之类。对于校外的人士，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看见他们坐在会议室里或是在校门口徘徊，我们总是大声咳嗽，或是从他们背后投些很小的石子，他们回头看时，我们就三五成群的哄哄笑着，昂然走过。Ｔ女士自己对于追求者的态度，总是很庄重很大方。对于讨厌一点的人，就在他们的情书上，打红叉子退了回去。对于不大讨厌的，她也不取积极的态度，仿佛对于婚姻问题不感着兴趣。她很孝，因为没有弟兄，她便和她的父亲守在一起，下课后常常看见她扶着老人，出来散步，白发红颜，相映如画。在这里，我要供招一件很可笑的事实，虽然在当时并不可笑。那时我们在圣经班里，正读着“所罗门雅歌”，我便模仿雅歌的格调，写了些赞美Ｔ女士的句子，在英文练习簿的后面，一页一页的写下叠起。积了有十几篇，既不敢给人看，又不忍毁去。那时我们都用很厚的牛皮纸包书面，我便把这十几篇尊贵的作品，折存在两层书皮之间。有一天被一位同学翻了出来，当众诵读，大家都以为我是对于隔壁女校的女生，发生了恋爱，大家哄笑。我又不便说出实话，只好涨红着脸，赶过去抢来撕掉。从此连雅歌也不敢写了，那年我是十五岁。我从中学毕业的那一年，Ｔ女士也离开了那学校，到别地方作事去了，但我们仍常有见面的机会。每次看见我，她总有勉励安慰的话，也常有些事要我帮忙，如翻译些短篇文字之类，我总是谨慎将事，宁可将大学里功课挪后，不肯耽误她的事情。她做着很好的事业，很大的事业，至死未结婚。六年以前，以牙疾死于上海，追悼哀殓她的，有几万人。我是在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得到了这个消息，车窗外飞掠过去的一大片的枫林秋叶，尽消失了艳红的颜色，我忽然流下泪来，这是母亲死后第一次的流泪。; 199 次阅读|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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