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知青五十周年祭

柳叶刀

一位插友的文章， 原转于历史讨论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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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五十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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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C; y! g9 A( O2019年是福建知青上山下乡五十周年纪念。全省多地都有知青自发组织的纪念活动。但热闹过去，又归于平静，没有看到回忆反思的文字。作为一个插队八年的“老”知青，很想说点什么，谈谈对“知青”问题的一点看法，对错与否不重要，只是表达个人对半个世纪前涉及千百万年轻人命运的那场运动的一点思考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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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68---1978，全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整整持续了十年。有1700万在校中学生卷入其中（其实还应考虑至少有同等数量的城镇居民也被下放农村）。这种有组织的由城到乡的人口大迁徙在人类历史上都没有先例（前红色高棉波尔布特政权也曾仿效中国将柬埔寨城市人口统统赶到农村）。与它的母胎“十年文革”一样，都是人类社会中史无前例的创举。“知青”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名词已收录在《现代汉语词典》条目中，成为一个历史的定格，被镌刻在当代中国文明史上，永不磨蚀。从这一点看，作为历史上重大群体事件的当事人，“知青”们应感到“自豪”，毕竟我们都还“青史留名”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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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一词按字面广义理解是“有知识的青年”。作为特定的时代符号，照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 特定历史时期的称谓，指从1968年代开始一直到1978年代末期自愿或被迫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做农民的年轻人，这些人中大多数只获得初中或高中教育。”应该说，这个定义基本是准确的。一是指出特定十年（1968--1978）；二是指出由城里到乡下做农民；三是只受过初或高中教育。第一点指出特定时期；第二点指出身份转换；第三点指出教育程度。后两点具有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学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

+ @/ c& D# ]7 G! V0 a' l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知青”就成为一个社会热点话题，影视作品、评论、回忆文章无数，知青自发的组织及活动层出不穷。对知青运动的整体评价呈现鲜明的两极化特征。褒则捧到九霄云外，贬则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价值观的分裂与对立再次显现了文革带来的后遗症至今难以消除。究竟对知青运动如何评价？我看还是要算算账才能清楚。算什么账？四本账：政治账、经济账、文化账、得失账。这四本账算清了，知青运动的正负作用自然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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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X3 B) ^; ?" u& Q$ W4 L一、政治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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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层政治设计与底层经济基础相脱节，导致知青运动兴速亡勃的必然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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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d3 s" r( T0 U黑格尔曾经说过：世界历史是精神在时间中自身发展的过程。从政治上理解，知青上山下乡也是某种（红色）精神在特定的历史年代自身发展的过程。

首先自1949年以后，新中国培养青年人的首要目标就是造就千百万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途径就是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文革前就出现了少数知青下乡与农民相结合的模范人物如董加耕、邢燕子等。其次，到了1968年，全国尚处于工厂停工、学校停课的混乱状态，文革初期红卫兵狂飙突进的造反精神已无用武之地。全国城市中几百万已达到就业年龄的青年学子如何安排已是燃眉之急。走工农兵相结合的三条道路实际上断了两条，只剩下一条路--那就是与农民相结合了。所以无论从培养接班人的政治理论高度，还是现实的劳动力就业安排考虑，到农村去，成了摆在绝大多数“老三届”面前的唯一出路，舍此之外别无它途。这就是当时处理城市青年学生走向社会的最佳顶层设计。这种设计既传承了建国以来让知识分子走工农兵相结合道路以期得以改造成为红色接班人的政治理想，又解决了城市知青安排就业出路问题。国情如此，势所必然。并不是由某个人的主观因素所决定，伟人的号召只是加速了这一历史进程，而没有改变历史的方向。但是，这一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的顶层设计，在过程得到实现了吗？知青下乡走与农民相结合，成为红色接班人的道路是否成功至少有两个标志。一、身份转变，成为农民。当时最时髦的口号叫作“广阔天地练红心，扎根农村一辈子。”二、思想观念转变，精神气质与农民相融合。从第一点来看，短期内实现了。知青下乡之日就是农民之时，即成为农村户口。从第二点看，却大谬不然。知青和农民仿佛油和水，情感与意识从根本上难以融合。知青在农民眼里永远是“学生”，是“城里人”。尽管你可以把扎根农村喊得再响，但骨子里你和农民就不是一路人。为什么？不是主观因素问题，而是当时城乡二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所造成的巨大城乡差别，根本无法杜绝知青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是趋利避害的人性与社会制度使然，并不取决于某个人的意志或某种崇高的理想或“精神”。知青下乡，你可以转换身份，你可以了解农村，你可以理解农民，但你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世世代代土里刨食的真正的农民。从这一点来说，知青运动的政治初衷与顶层设计不管多高尚，多美好，但现实的社会制度决定了，这些崇高的理想不过是镜花水月，一场乌托邦梦而已。马克思早就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意识形态，老百姓说屁股决定脑袋。所以，一切背离实际的政治顶层设计，其失败是必然的。

% P# s9 W+ l3 k- ~二、经济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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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_4 ~8 D" q8 L) r2 o知青运动打断了中国社会城市化发展的进程，是一种文明的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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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K- M1 b2 ?( U! q0 x1 B; R; P从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城市化进程是社会进步的首要标志。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人口向从事高附加值的工商业城市人口转移，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也是社会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志。中国社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主要原因就是这一发展趋势缓慢甚至停滞。自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城市化进程开始加速启动，城市人口开始加速增长，但这一趋势，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被中断。其典型的表征就是知青下乡与大规模的城镇居民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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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与城镇居民下乡实际上是一场强制性的“非转农”运动。把城镇居民大规模地驱赶到农村，由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这本身就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轨迹相悖。由工业文明向农业文明倒退。大量的年轻劳动力就业不是从事高附加值的工商业产业劳动，而是从事低附加值的农业产业劳动，这不但无助于社会财富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减少社会财富的积累，增加了农民负担，导致贫困增加。这在经济学上本身就是违反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倒行逆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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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B' O  u/ j: X+ _# G我是1969年1月24日到顺昌城关公社溪南大队第一生产队溪南村插队落户的。该村原有170余人，30多个全劳力。全村300亩耕地，一半以上是产量较低的山垄田。年产稻谷约15万斤。1969年初，该村接受了12位知青、20多位拖家带口下放的城镇居民，人口增加了近四分之一。我们可以算一笔收入分配账，看看这些城市人口转为农业户口后，该村贫富变化状况。

先算稻谷产量。年产15万斤稻谷，其中无偿上缴国家公粮（相当于农业税）约8千斤，卖给国家统购粮（硬性指标，国家以100斤9元收购）4万多斤，再扣除种子粮、饲料粮1万斤。真正村民年口粮9万斤。以原先村人口170人计算，人均谷物约530斤。如果加上下放城市人口40人，村人口为210人，在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人均谷物约430斤。也就是说，城市人口转为该村农业人口后，使原住民人均年分配谷物减少100斤。

8 I9 I5 I& }; N4 ?1 |! p$ \次算一下谷物收入。根据上述稻谷产量，真正能有收入的，只有4万多斤统购粮，以每百斤稻谷9元统购价计算，4万多斤统购粮收入最多4000元左右。即该村村民辛苦一年种稻谷的毛收入仅四千元，如果再扣除购买农药、化肥、塑料膜……等费用，全村可用于现金分配的谷物实际收入不足3000元。

三算一下劳动力价格。所谓劳动力价格在当时实际就是劳动力工分。该村原先有30多个全劳力加上妇女老人等辅助劳力，一年的总工分大约在12万分左右。如果仅凭谷物收入的3000元，那么，每个工分价值仅两分半。也就是说，一个全劳力每天赚10个工分，价值仅两毛五分钱。如果在粮食产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因城市人口下放劳动而增加的两万个工分参与分配，则10个工分价值进一步下降，大约为两毛一分钱。仅靠卖粮这点收入，该村农民是无法维持最低基本生活的。怎么办？只有依赖副业收入，提高工分产值增加收入。所谓副业就是上山砍木材。如果该村10个工分值要从两毛五分钱提高到一元钱左右，每年砍伐木材净收入就必须达到八千元以上。如加上城市户口，又必须增加2000元以上。因此砍伐森林，成为当时闽北农村提高生产队年收入搞副业创收的唯一途径。这就叫作“要想富，去伐木”。这种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生产方式，短期内虽然可以提高农民收入，但长期看却是不可持续的。因为毕竟木材砍得快，生长慢，终有无木可伐的那一天。七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原始林的减少，砍伐量大幅度下降，生产队工分值又掉下来。十个工分值两三毛钱成为常态。

; b' R# W8 F8 U0 @对树木的无序砍伐不仅是一种野蛮落后的生产方式，更是对生态环境的灾难性破坏。知青及其他城市人口下乡不仅没有改变当地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相反，由于人口的增加，加大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压力，使木材采伐量加大，加剧了这一生态环境破坏过程，造成危害至今难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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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笔者插队村子自1969年城市人口下放转为村里农业人口后，原村民无论从口粮到卖粮的现金收入都会减少。生活水准进一步降低。除非因城市人口的到来，使当地的谷物产量有较大地提高，如该村谷物年产量至少增加两万斤以上，才能保证原先的口粮与现金分配水平不至于降低。可惜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在当时的化肥农药等普遍奇缺的生产力水平下，要想增加粮食产量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城市人口转为农业人口后，除了带来一张嘴，两只手，并没有带来其他能提高生产力的东西，因此，农村的贫困面貌只会更甚，而不会得到改变。这就是当时知青及城镇居民下乡后，给原本就薄弱的农业经济带来负面效应的严酷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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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天之道，损有余，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补有余。”讲的是自然界的平衡与人类社会的不平衡的道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大量的城市人口转为农业人口，正是印证了老子的“人之道”。“损不足而补有余”这一非理性现象，社会发展的倒退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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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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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2 j9 j  O( m( k! l' O高等教育的缺失，使知青这一代人丧失了科技创新的能力，这不仅是它们个人的悲剧，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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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3 t6 c, ~& e2 P% Q8 q知青下乡务农，头上戴了一顶“知识”的帽子，似乎是把知识文化带到农村，对改变农村落后会起作用。但我们要问一句“知青”真的有“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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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俗称“老三届”）。下乡当知青时未满17周岁。可以说“青”是有，足足的青皮后生，但“知”却未必有。因为说是初中毕业，实际上初中只读过一年。数学大约念到一元二次方程。最基本欧几平面几何都未涉及。至于普通的物理化学更是闻所未闻。初中教育基本上可以说是空白。其实不光是我们初一学生，即使是当时“老三届”学历最高的1966届高三毕业生学习的知识也是很有限的。不过是学过最基本的数理化知识而已。这些知识只是清末引进西方现代教育体制后学校传授的基本常识。西方人早已发明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所以，“知青”一代的“知”是要打引号的，而“青”却成色十足，如假包换。

1 w) a' v/ R+ B: q2 {知青这一代人最大、最惨痛的损失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文化教育方面无可弥补与挽回的巨大损失。上世纪60到70年代，美国人登月，日本人及亚洲四小龙经济起飞，文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靠得是什么？靠的就是二战后新生一代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劳动力成为社会科技创新与进步的生力军。推动社会生产力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而我国这一代人在此期间绝大多数却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成为低素质的体力劳动者，只能从事简单低效的重复劳动。从1968年-1978年，十年中，1700万城市青年学子在砸烂旧教育制度的口号下，几乎完全丧失了接受完整高等教育的机会。实际上也就失去了科技创新的能力，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不错，知青这一代人确实在社会科学领域、在政治领域、在文化艺术领域都涌现出不少优秀人物，做出一定的成绩与贡献。但恰恰在推动社会发展第一生产力的科技领域内，人才凋零，作用甚微。文革后，在自然科学领域，“50”后人才几乎呈现一个断层状态。很明显地说明知青这一代人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缺憾。这对知青个人的生命进程还是全社会的文明进程来说，其损失都是无法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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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7 Y2 E4 o4 ~. G' v四、得失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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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过了上面三本账，我们就可以总体算算知青下乡得失账。首先从政治上，没有实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成为一代新人的政治目标。其次，在经济上，不仅没有推动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增添了农民负担。第三，在文化上，中断学业，成为低素质的劳动人口，丧失了科技创新能力，使社会发展进程减缓或止步不前。

) M1 l3 }5 ]% g( K( s/ s2 p# {有人说，知青下乡经风雨见世面，对个人成长有好处。从某个知青个体来讲，或许是如此。但对整个知青群体来说，个体生命的磨砺与群体生命失能的损失是难以相提并论的。“知青”这顶帽子，并不代表光荣与骄傲。恰恰相反，它是一代人的悲剧，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的悲剧与耻辱。所以总体上，知青运动不是得不偿失，而是有失无得。改革开发初期，一个中央高层领导针对知青运动得失讲过“四个不满意”的话。大意是：动员知青下乡，国家花了几百亿，却换来四个“不满意”。即：社会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很形象地说明了当时人们对知青运动得失的看法。

知青运动至今以半个世纪过去了，无论它的得失如何，对每个知青而言，那段经历都是刻骨铭心的。作为一个老知青，一生中有两个日子没齿难忘。一个是生日，一个是下乡之日。前一个是诞生之日，无此日，则无我，后一个是再生之日，无此日，则不是今日的我。于今奔“七”之年，前日无多，回首往事，下乡50周年，一瞬即逝，念岁月之悠悠，往事难以释怀，权以此文作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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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I: `5 [- n4 F" ?2019年12月14日

" N% V. L$ q  }( L6 ^& b2 s7 ^; u* g初稿，毕于福州。盛XX

脊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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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没到。

养活一个城市人要三家农村人的余粮。
% L3 D0 ?0 O3 s农村已经被工农业剪刀差政策压榨到极限了

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没有那么多企业来收留那么多劳动人口。城市的基础建设，工业建设，最初基本上靠压榨农民的工农业剪刀差积累。城市自身的造血功能还没有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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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 Z5 A) Q再没有就业机会的情况下，把人留在大城市，估计就像巴西墨西哥的动辄几十万人超级贫民窟那样

晨枫

作者错失了一个巨大的要点：知青下乡对大多数农民和农家子女来说，是第一次接触到外来的文明因素。没有这个“好奇心”和“城里人”的具体化，很难说是不是会有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大进城。穷则思变是要有具体的目标的。对于60-70年代的中国农民来说，“城里人”的生活和见识就是具体的目标。

( h& R8 M2 A/ O$ w2 y2 T知青中有从下乡经验中悟析人生的，也有更多没有。同样一顿饭吃下去，有人转化成能量，长肌肉，动脑筋，有人就直接变成屎，等明天接着吃饭了。能从生活（不管是什么生活）中悟析人生的永远是少数，多数人总是觉得各种乏味、荒废。“正常”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对很多人来说是无聊的一眼望到底的人生，“不正常”的知青下乡只是有一个容易敲打的目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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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以各种名目的聚会很多，但“在一起插过队”的聚会哥们是最铁的，可能与“一起当过兵”有一比。这种聚会不是比惨，而是共同体验导致的特殊凝聚力。

具体到知青这段时间是否浪费了，77、78、79届大学生一般公认与后来的大学生不同，他们的使命感和驱动力特别强，具有知青或者工人经验恰好是他们与后来大学生最大的区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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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 c; E' I% z# H5 z$ `至于损失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这是neither here nor there。知青不下乡，这也是文革中期，大学不开门，谈不上上大学。开门后，也只有工农兵学员，轮不到不下乡的知青。这是时代的问题，不是知青下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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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知青下乡与反城市化相连更是荒唐。城市化必然是与工业化相连的，中国真正的工业化是改开之后开始的，没有知青下乡什么事。另一方面，文革中工厂不开工，农民不种地，知青不下乡自己养自己，谁来养？还是那句话，这不是知青下乡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个人认为：知青下乡对知青个人来说，大多成为悲剧，但对中国的进步来说，还是得大于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