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应拒交社会抚养费

烟波钓徒

【连计划生育这种明显误国误民毫无政治压力的错误政策都因为极少数利益集团的阻力而无法改变，改革才是真正在做梦。】

张艺谋应拒交社会抚养费

2013年06月05日 08:08 来源于 财新网 | 评论（200）

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颠倒了正常社会该有的养育观念，让人们觉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但实际上，多生孩子是利他行为，在极低生育率的今天更是如此

梁建章
财新网“人口与经济”专栏作家。1999年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携程旅行网”，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任CEO，并从2003年起兼任董事会主席。
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现兼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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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新网】（特约作者 黄文政 财新专栏作家 梁建章）5月上旬，著名导演张艺谋涉嫌“超生”一事被媒体热炒，网络曝光张艺谋除了与现任妻子育有2子1女外，至少还与其他两名女子育有2女1子；再加上他与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大女儿，他总共至少已有7个孩子。
　　张艺谋是否涉及重婚或婚外情，这些问题自有法律界人士和公众来评判。本文仅就他生育了七个孩子一事发表评论。
　　直觉高估的生育率
　　衡量生育水平的核心指标是生育率，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每个女性平均生育孩子的数量。
　　社会学家李银河在题为《张艺谋，shame on you》的博文中说：“与很多西方国家的人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得轻，把家庭看得重，这就是为什么想让一位年轻、漂亮、富有的法国女人生孩子就像要害她一样，而想让一位年轻、漂亮、富有的中国女人不生孩子也像要她命一样。前者看重的是个人的快乐；后者看重的是家族的繁衍。”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李银河把现在法国和中国的生育状态完全搞反了。
　　据法国全国统计和经济研究所于2012年1月17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法国生育率为2.01。而据《2012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同年中国的生育率仅为1.04。法国女性平均生育孩子数几乎中国女性的两倍，真不知道李银河是如何得出“……法国女人生孩子就像要害她一样, ……中国女人不生孩子也像要她命一样”的结论。
　　中国大陆生育率这么低，是不是仅因为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呢？实际并非如此，无论是过去20多年的各种调查的结果，还是双独放开二胎的实践都显示中国大陆的生育意愿已经远远低于西方国家。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香港、澳门以及新加坡近年生育率都在0.9至1.2之间，远远低于法国。这些地区对生育不仅没有任何限制，反而大力鼓励。实际上，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早已经是全球生育率最低迷的地区，而华人社会在东亚则垫底。毫无疑问，现在中国人已经是全球最不生孩子的民族。
　　根据目前的男女性别比和女性年龄别死亡率，中国生育率的替代水平在2.2以上，即每个女性平均需要生育至少2.2个孩子才能维持总人口最终不衰减。生育率处于1.04意味着每一代人将减少至少一半。即便生育率处于1.4，那也意味着每隔一代人，出生人口将减少36%。中国未来的人口急剧衰减已经不可避免。
　　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根据直觉往往会高估生育率。假想全社会生一胎、二胎、三胎的家庭各占1/3，家庭平均生育孩子数是2，已经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2。再考虑1/8不孕不育的比例(新华网，2012),平均生育孩子数只有1.75。但如果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我们会发现每6个孩子中，来自一胎、二胎、三胎家庭的孩子分别是1个、2个、3个。在这个假想的情形下，独生子女仅占全社会孩子的1/6，来自三胎家庭的孩子却占到一半，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都是超生的孩子,生育率很高,人口会膨胀,但实际生育率却只有1.75，远远低于替代水平。换言之，一个社会需要有大量夫妇生三、四胎才能维持民族的正常繁衍。
　　本文作者之一1992年去美国念博士时，曾与同系一个美国同学Sterling Hilton争论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同学来自提倡多生育的大家庭，他自己一共9个兄弟姐妹，他妻子则有7个。他们夫妻自己当时的目标是五六个孩子，但最后仅有4个孩子，他们9个兄弟姐妹共有43个孩子。图1是这位同学最近寄来的家庭团聚时，他父母和所有晚辈的合照，其中有23人未到场。如果全部到齐有80人。

　　
图1 Sterling Hilton的父母及其晚辈，另外有23人未到场
　　按照直观感觉，身边的美国人有如此众多的孩子，那美国人口该爆炸了吧？但美国的生育率也只有2.06，基本处于世代更替水平。中国人在媒体上见到有人生七八个孩子常常大惊小怪，恰恰说明整个社会已经远远偏离了维持民族正常繁衍所需的生育状态了。张艺谋“超生”事件涉及的4个女人，一共生育7个孩子，生育率是7/4 = 1.75,甚至远低于替代水平2.2。因此，从民族繁衍的角度来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超生”，而是生得远远不够。现在的所谓“超生”不过是相对于人类历史上最极端的生育限制政策的“多生”而已。
　　中国生育率处于极低水平确定无疑。更可怕的是,即使全面放开生育,生育率几乎不可能恢复和维持到正常水平。不管生育政策是否放松，中国的生育率都面临三重下行压力。一是现代化进程；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经济将持续发展，这会进一步挤压生育率。二是东亚文化圈所面临的共同因素；在相似的社会发展下，东亚的生育率比其他地区更低；可能的原因是东亚文化更注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加重了养育孩子的现实和情感负担。三是中国城市长期的一胎化和计划生育宣传已经极大地改变了生育观念；过去30多年，城市已经逐步把一胎当成正常生育状态，农村在向城市看齐。
　　少子化推高平均养育费用
　　最为棘手的是低生育陷阱，也就是生育率长期处于低水平后将难以回升。当父母只有一个孩子时，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会不惜代价为孩子付出，推高养育物品和服务的价格。另一方面，少子化降低养育的规模效应，推高平均养育费用。按美国农业部（2012）的数据，家庭养育一个、两个、三个孩子的费用比分别是100、160、188。第三个孩子的费用只相当于第一个孩子的28%，所以养育越少，每个孩子的平均费用越高。中国没有类似的数据，但少子化会降低养育的家庭规模效应确定无疑。而且，少子化也可能会降低养育的社会规模效应。从2000到2010年，由于城市化和低生育率导致当地学龄儿童减少，中国农村小学数量减少过半，学生上学平均多走4公里（人民日报，2012年6月14日），增加了孩子与家长的负担。
　　因此，在少子化社会中，虽然养育孩子的总成本可能比正常养育二三个孩子的状态要低，但单个孩子的平均养育费用却更高。这让愿意多生的父母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对养育压力的判断来自对平均养育费用的感受。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比较，现代中国社会都不是最穷的，但中国城市很多夫妻感觉养不起孩子，背后的原因恰恰是现在社会平均生得太少。设想一下，如果全社会只有三分之一的父母生孩子，那孩子会比现在养得更金贵。反之，如果社会普遍养育二三个孩子，平均费用不会这么高，愿意多生的父母不会感到这么大压力，养育孩子的方式也会比现在更自然、更健康。长期低生育率把一种极不正常的生育状态变成了常态。生育率越低，对生育意愿的抑制越强，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育率，恶性循环。
　　另外，长期低生育率会导致未来社会极度老龄化，养老负担沉重，让育龄家庭不堪重负，这反过来也会抑制生育意愿，降低实际生育率，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高生育率时，降低生育率马上能缓解压力；但低生育率时，提升生育率短期内却会加大压力，缓解的效果要20年以后才能体现。因此，低生育率的惯性会比高生育率惯性更强劲，更持久，也更难应对。这也是为什么低生育率国家鼓励生育几乎没有成功地把生育率提到替代水平的先例，而中国的生育率比这些国家更低，鼓励生育将更加困难。中国的人口危机根本不是生育太多，而是生育意愿实在太低。
　　既然中国生育率这么低，为何人口现在仍在增长？其实，这不过是早期高生育率产生的惯性，也就是1960至今1980年代出生人口很多，他们的孩子虽然比自己一辈少得多，但却依然多于步入生命终点的老人。关键的是中国人口的增长已是强弩之末。如图2，中国现在每年出生的人数不到1700万，比起1990年代初已下降了40%。 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在经历补偿性反弹后，由于90后母亲数将锐减，出生人数几年后依然会雪崩式下滑，人口峰值不会超过14.5亿。等到60后开始老去，中国每年将减少上千万人，其衰减速度和幅度在人类历史上都将是空前的。从2030年到2070年，中国人口的下降幅度将达40%。相比之下，遭受所谓人口衰减灾难的俄罗斯在过去20年人口下降幅度不过3.4%，扣除移民的自然下降也只有7.8%。
　

　图2 中国每年新生儿数量（1950-2100年）
　　　注: 假设中国在2014年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生育率按与人类发展指数趋势相应的水平变化，包括补偿性反弹。
　　如图3所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总体上一直在下降，只在1950至1975年间从21.8%升至22.4%，上升不到一个百分点，部分原因还是人均寿命大幅延长。从1980至2012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更是从22.1%下降了将近3个百分点至19.3%，即使立即全面放开，如果不大力鼓励生育，按最乐观的估计，到本世纪末将降至5%，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将一落千丈。


　　图3世界主要文明人口相对比例的变化趋势（1820-2090年）
　　　注: 假设中国在2014年完全放开但不鼓励生育，其他国家的未来生育率按联合国中方案。
　　荒唐的社会抚养费
　　针对张艺谋超生事件，江苏省计划生育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情况属实，将按照《江苏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张艺谋征收社会抚养费。那么，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由是什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新闻发言人的解释是：“法律规定超生者必须缴纳社会抚养费，不是罚款，而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多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这种说辞极其荒唐。首先，孩子是民族的未来，养育孩子本质上是对未来的投资。多出生的孩子在成年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这些孩子成年之后也会创造更多的公共资源。如果说中国社会真的落后到不能给多出的孩子提供所需的公共资源，而必须要他们的父母来补偿社会，那么这些孩子在成人以后，社会就应该反过来去补偿这些父母，因为他们更多的孩子给未来社会创造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请问，现在有什么计划来补偿“多生”父母对未来的更大贡献？
　　其次，中国现在孩子占人口的比例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也远低于世界大部分国家的水平。过去的中国能够让所有父母自主生育的孩子，全世界的几乎所有国家也都能做得到，偏偏今天的中国不行？过去十年，中国农村小学因为生源不足等原因关闭了一半以上，无数希望小学被废弃。不仅农村，城市也因为孩子减少在关闭学校。前些年，北京市也因为生源急剧萎缩大量关闭学校，小学数量从2000年的近2000所降至2008年的1202所。到底是孩子太多而无法提供公共资源，还是孩子太少导致已有资源的巨大浪费？
　　再次，既然社会抚养费是让多生的父母来补偿养育他们的孩子所使用社会公共资源，那么这笔钱应该投入到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之中。但是实际征收的社会抚养费除了用来支撑现有的计划生育体系之外，有多少被投入到创造养育多生出的孩子所需的公共资源上？或者说，现有父母养育孩子所使用的公共资源中有多少是来自社会抚养费。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社会抚养费对创造养育更多孩子所需的“公共资源”的贡献基本为零。因此,即便在操作层面,社会抚养费也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
　　实际上，对所谓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是颠倒黑白。在传统家庭养老中，父母既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也是将来享受孩子赡养的受益者。在社会养老下，父母仅是养育孩子的付出者，但孩子将来支撑的却是整个养老体系，受益者是全社会。因此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既违背经济规律，也违反道义原则，因为不生或者少生者，年轻时付出少，年老后部分却靠他人孩子的劳动来养老,而多生的父母以自己的付出给社会贡献了更多的养老体系的支撑者，但却因此受到惩罚。这是何等荒唐？
　　2012年7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湛中乐等15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工作。其中建议之一就是取消社会抚养费。湛中乐表示：“取消或废除社会抚养费制度,不仅体现了对生育权作为基本人权的保护,还能避免现行社会抚养费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不公平和不平等现象。”
　　对多生者征收社会抚养费完全颠倒了正常社会该有的养育观念，让人们觉得多生孩子是自私自利，是占了国家的便宜。但实际上，多生孩子是利他行为，是利国利民，这在社会化养老的时代，特别是极低生育率的今天更是如此。父母生育孩子是以自己巨大的成本在给国家和民族做真正的贡献。社会抚养费制度乃至严厉的生育限制所基于的基本假设是“人的负担大于贡献”，这点从根本上来说是错误的。人口是民族之根本，也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人在成年前是物质财富的消耗者，工作后是财富的创造者。总体来说，人一生的贡献要大于消耗，否则人类社会不可能进步。
　　严厉化生育限制错在根上
　　在几十年一边倒的宣传下，在计划生育实施过程中的无数伦理悲剧下，在对多生者以征收所谓社会抚养费的名义进行的惩罚下，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生育控制政策的目标本身是否有任何道理，更忘记了当年的论证是多么粗糙和荒诞。甚至当社会付出的代价越大，人们潜意识中反而越有可能觉得这个政策可能对国家和民族有利。因为正常人的思维是，如果这个政策没有任何道理，为什么要让社会付出这么大代价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政策错得太离谱，人们在情感和情理上反而难以相信它是错的。
　　然而，我们要强调的是，严厉化生育限制恰恰就是错在根子上。如同本文作者于今年3月发表在财新网发表的系列文章所示，支持生育限制的各种观点听起来似乎都很有道理，但深入思考和分析却发现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全民族为之付出巨大牺牲的生育限制换来的是人口极度老化和急剧衰减，最终后果是消费和生产将同步萎缩，大部分行业会成为夕阳行业，投资意愿低迷，基础设施更新的动力和财力弱化，现有设施面临日益老化甚至废弃，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步伐将大幅度减缓，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甚至萎缩，国力衰退。长期低生育率将使中国的发展被釜底抽薪，中国的崛起将如昙花一现之后就迅速成为昨日黄花，中国世纪还未真正开始就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