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克妮丽雅收到了一个牧师转交的匿名信,信中说明了范隆受审的经过和“婚外情导致了背叛”的结论,并承诺为了她和她的女儿的名声,他们会对此永远保密。历史学家、《荷兰二战史》的作者路德涌(Loe de Jong)教授也采信了维姆的说法,把伊妮作为范隆的情人写进了他的专著里(在书中他隐去了范隆的真名而使用了化名范阿尔戈(Van Arkel),因为他出书时正逢可妮丽雅在竞选法院副院长一职【奇怪的是,我用她的娘家姓Cornelia ‘Non’ van Marle和夫家姓都找不到相关信息】)。
一
约翰范隆(Johan van Lom)1918年6月3日生于荷兰霍林赫姆(Gorinchem)。他从小喜爱音乐,能够出色地演奏钢琴小提琴和长笛;他聪明又有些多愁善感,亲友们都说他像个音乐家或者诗人,就是不像律师,可他偏偏是著名的莱顿大学法律系的学生,一个理想主义者。荷兰被占领后,当局要求所有大学生签署“雅利安宣言”,1940年11月26日,莱顿大学法学教授Rudolph Pabus Cleveringa发表公开演讲,号召学生们拒签,得到了广泛响应。次年夏,大学被当局关闭。
范隆被迫辍学后,他和同学克妮丽雅(Cornelia van Marle)一起申请到Bunker, Hendrix and De Pont联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职位,为大律师Jan de Pont工作。律师事务所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皇帝运河街401号Keizersgracht 401,在那里,他们主要客户就是被捕的抵抗者和犹太人。他们既要面对法庭的粗暴无礼忍气吞声笑脸相迎,又要面对被迫害者的殷切期望掩饰自己的无能为力,这一切让他们身心俱疲。克妮丽雅回忆说,范隆在那段时间里刻苦学习法律知识,而且他比别人更加同情犹太人和被捕的抵抗者,使用了最为积极甚至冒险的法律手段救助他们。第二年,1943年6月22日,他们在离办公室4公里的Zuider Amstellaan街44 号公寓结婚了。
1944年6月8日,范隆的女儿安娜降生。那段时间范隆很忙,都是伊妮在照料产前产后的可妮丽雅。当时德蓬斯(Jan de Pont)接手了一个大案子,而范隆是他的唯一助手。那个案子是给地下刊物《言论报》(Het Parool)的22个被捕人员辩护,官司一直打到德国的最高法院;从7月25日开庭,到8月8日结案,22人中有12人被判无罪释放,3人轻判,回荷兰服刑。
这个结果在当时是个了不起的大胜利,大律师德蓬斯的名气一下子又大了一倍,范隆自然功也不可没。《言论报》总编Wim van Norden在感谢他们的同时,邀请德蓬斯作为法律顾问,参与“40-44基金”的筹建工作;德蓬斯因工作关系谢绝了邀请,但是推荐了范隆。“40-44基金”目的是为抵抗组织成员提供养老保险,以及为牺牲的抵抗者家属提供抚恤。范隆参与了基金章程的草拟,这算是正式加入了组织吧,因为他在抵抗组织里有了代号/化名,叫“范阿尔戈(Van Arkel)”。
很可能是经范隆的引荐,伊妮结识了《言论报》的负责人并加入了他们的外围工作。她其实还在为其他的地下组织工作,但是没有告诉过范隆夫妻。范隆通过《言论报》的负责人,还有“40-44基金”的工作关系,逐渐接触到一些有影响的抵抗组织的高层人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LO( Landelijke Organisatie voor Hulp aan Onderduikers )的领导者范弗列特(Teus van Vliet)和地下银行NSF的高级经理亚普。
不久后克妮丽雅收到了一个牧师转交的匿名信,信中说明了范隆受审的经过和“#奸#情导致了背叛”的结论,并承诺为了她和她的女儿的名声,他们会对此永远保密。历史学家、《荷兰二战史》的作者路德涌(Loe de Jong)教授也采信了维姆的说法,把伊妮作为范隆的情人写进了他的专著里(在书中他隐去了范隆的真名而使用了化名范阿尔戈(Van Arkel),因为他出书时正逢可妮丽雅在竞选最高法院副院长一职【奇怪的是,我用她的娘家姓Cornelia ‘Non’ van Marle和夫家姓都找不到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