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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武宜子 于 2012-1-17 02:35 编辑 3 E. p) D% f$ C3 b# _3 n1 c7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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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周末在美国,是个纪念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特金得日子。这是美国的底层民众当家做主的纪念日!三日闲暇在家,闲来无事就上网闲说经济学,以及那些纠缠不清的中国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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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趣谈,读者万万不要摆出在争议意识形态时才该有的的求真态度,更不用为了主义弄得刀光剑影吐沫横飞。再怎么样有争议的政经话题,到了如今21世纪这个岁月,真谛也许更多在戏说当中。尤其是网上文明,似真非假,连人名性别都不能太当真的virtual world,吵架骂娘动真气再睡不好,quixotic何苦来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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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s' t5 O4 ?" u: C4 X 如果读后感觉愤愤然,象是被踩了鸡脖因痛需要发作,请接受诚挚的歉意,因那是无心之过,我和你,谁也不认识谁,犯不着。文中有论及中国的政治人物,但中国社会也日趋透明,公众人物该有任凭人们戏说的肚量。4 C2 z7 Y9 r y3 V& L
( [ D: Z+ m' F/ r! F 效率和公平的经济学简述
* P; }. ?: _3 H4 S+ {% w经济学的话题,归根到底就是两个:效率和公平。大多数经济学家(尤其是主修微观的)都倾向于多谈效率问题:怎么用现有的资源把饼做的更大。宏观经济学无可避免地对公平问题比起微观学者来要谈论的多一些,但着眼点是增长:担心公平问题如贫富差距过大等,如果解决不好,会牺牲掉经济增长,也即那个经济大饼会缩小。, _+ ]8 E5 I7 z: x: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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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绝大多数理论,都在研究如何增大效率。这些理论的着眼点主要是如何描述和解释经济现象,并依据事实以科学的方法确立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英文里把这类以科学方法为依据的经济学叫做Positive Economics,因这些理论不受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左右,所以也叫做value-free economics(似乎是德文首用这词,原文是 Wertfreie Wirtschaftswissensch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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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Positive Economics外,西方经济学也涉及公平问题,这主要包括在Normative Economics中。但凡有关公平的经济学概念都不能避免主观判断的成分,所以Normative Economics就是基于各类人群的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判断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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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说,货币政策过多发放货币要引发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致使实际工资降低,低工资促使企业多雇工人,失业率因此下降(假定其他要素不变)。Positive Economics要研究的是货币增量和通货膨胀以及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用数据和事实以科学的方法来确定,当货币增量是n%时,通货膨胀上扬几个百分比,失业又会下降几个百分比。而不问通货应该是多少才有助于社会稳定?或是强调失业率应该维持在5%而不是10%,因为在10%,民众生活疾苦难忍。后两个问题中涉及价值判断,故属于Normative Economics范畴。- c* H8 r+ F) K& @) t9 D4 K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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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ve Economics中文译文是“实证经济学,这翻译还说得过去,因为是“用事实和科学方法做依据”。但也不尽如人意,因为看到“实证经济学”这五个字,容易让人想起“Empirical Economics”。虽然Positive Economics主要是论及理论上的因果关系,而各种因果也亟待Empirical经济学数理统计上的应证,但不能就此简单地说,Positive Economics就是实证经济学。positive和empirical在此有点撞车,因为他俩离得也确实很近。比如按几何定理,凡三角形的内三角之和,必等于108度,这是理论(theoretical); 由人去量测角度然后求和应验,这就是empirical了(实证),而positive包括了theroretical和empirical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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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Y. R! v1 G% n Normative Economics被翻译成“规范经济学”。如果 “实证经济学”的翻译有些牵强,那这个“规范经济学”就更加容易引起误解了,听上去好像这种规范经济学要讲究某一个规范一样(有没有“不规范经济学”?)。它的误解在于中国英语界对Normative一词的不理解,中国英文把这词的词义解释成:标准的(或是符合标准的);因是“符合标准的”,所以这词又被解释为“规范的”,“惯常的”,“一般的”,等等。于是,就有“Normative Economics = 规范经济学”一说。实不知,这儿的Normative指的是价值取向道德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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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错,Norm一词是有“标准”和“规范”的本意,但主要是指某种social norm,即带有道德是非观的社会规范。中国有很多师范大学,校名的英文翻译中都有 “Normal University”或“Normal College/Institute”这类英文词,这Normal和Normative都是来自Norm,讲究的都是价值取向道德判断。为人师表首先要讲究道德模范,要不然师范大学真就成了吃饭大学了(师范院校学生吃饭不花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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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又说回来,英中翻译话题通常都是“小曲儿好唱口难开”,我这么对着Positive Economics和Normative Economics横竖瞎批有点儿唬人,要是让我来翻译,还真难找着好词儿(真没多想过,以后多想想)。7 g' |1 H c9 K+ l y: 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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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大饼做大了但公平差了
! i3 o) X, V! X; `! v$ H对英文的理解虽然不甚了了,但中国经济在效率上的进步却是长足。如上言及,整体经济效率的改善,就是以原有的资源把饼做的更大。改革开放初始和三十年后的今天比,虽然人口增加了约4亿,中国的天还是那片天,地还是那块地,但中国的GDP却从位列孙山后到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以至于何时超越美国也成了不少人心中将成未成的现实(连爱坛都有了“中国经济何时超越美国?”这样的热帖)。8 F! e5 e& D1 O) E5 M!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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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GDP数字失真,统计手段和方法不完全透明。还有,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环保欠账巨大(以环保论,中国的天已经不是原来那片天了,虽还不至于暗无天日,至少已经是不见天日了),诸如此类的问题也都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问题都无法改变中国经济整体大饼空前增大的结论。9 x8 Z+ l. Q2 M, s
' t) Q6 ~) G# {! F1 q2 G9 e3 W& } 这种以生产角度谈论经济大饼增大,是说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productive/technical efficiency)大为改善了。但经济效率还有一种从消费者满意程度(或幸福程度)论及的效率,叫做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它说的是,针对于老式的财富分配,改革开放带来财富增值从而造成财富重新分配时,某些人满意程度的改善是否造成某些其他人的满意程度下降?如果每个人至少和原来的满意程度一样,那么因经济大饼增大而造成的重新分配就达成了帕类托效率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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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改革至今三十年,我们能不能说每个人都比三十年前更加幸福?恐怕有点难。如今思念毛时代的人们数量不少,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怀旧或是推崇赤贫条件下的平均财富。这一现象虽然有着“借古人贬今人”的成分,但很有可能是某一部分人的今天确实不如从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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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p2 L7 H- x# I/ m# \) ] 追求幸福是经济活动(俗话赚钱)的终极目标,但幸福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主观概念,实难用客观手段加以衡量,但每个人的幸福程度又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感受。如果可以用一种幸福曲线(函数)来衡量一个人的幸福程度,它会有着不同的自变量。它会随着对物质消费的增大而增大;也会有利他主义的成分,比如帮助别人,或为了下一代付出物质代价,或是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自我,这些都会提升个人的幸福(满意)程度。+ C; X2 q7 m( O) R(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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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三十年,中国人追求物质享受变得较前更加明确,甚至有物欲横流欲壑难填的极端现象。同时,利他主义行为下降了,至少在个人行为中,对弱势的关注变得淡漠了,甚至出现见死不救见老人倒地不扶等等这类狭隘的纯利己行为。因为过度追求物质享受,人们观念中单一的享乐主义严重,又因原有的利他行为以及由利他行为产生的幸福感的丧失,现在的某些人们不一定都比三十年前更加幸福。尤其是那些物质条件不富有但观念上依然追求享乐主义的贫困人群,心理上的缺失和物质上的匮乏会使得这群人的幸福感不如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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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严重的问题是,中国还有着经济大饼增大后如何公平分配和贫富悬殊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现象有两重,一是经改政策倾向富人,并造成政治权利和经济垄断的合法结合,这种政经结合在收入上的表现就是收入悬殊合法地急剧加大;二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还有另一种结合。如果前者是合法结合,那后者就该叫做非法结合。这种非法结合在对经济大饼的分配过程中,把原该属于弱势穷人或另一族群的财产据为己有,比如说贪污问题和克扣民工工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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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政商结合,前一种造成收入差别悬殊,后一种造成财富差别悬殊。收入和财富是两个相关联但又不同的概念。当然,岁月会将收入差别累积成财富差别。)' _4 ^2 o& j' Q1 r) `8 _
5 C' D1 s+ A3 X$ u8 T' M 可以这么说,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年,在Positive Economics和生产效率改善方面,成就斐然举世公认;在帕类托效率方面,不尽人意处难免;而在Normative economics方面,道德沦丧令人担忧。2 Y% ?" y M' I/ v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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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续 -- 有人告诉我,该用时髦词"土鳖扛铁牛",但我觉得那是个上联,下联是"海龟驮秃驴",横批:接着念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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