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斋：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中共早期党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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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中共早期“牵线人”与思想探索者（下）
% X2 {4 X- _9 K' F0 z, `四、莫斯科岁月，风云激荡：从中山大学副校长到悲剧落幕 (1925-1938)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中国大革命的序幕徐徐拉开，革命形势如火如荼。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为国共两党培养急需的政治和军事干部，共产国际于1925年决定在莫斯科创办孙逸仙劳动大学，即后来闻名遐迩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杨明斋因其丰富的革命经验、对苏俄情况的深入了解以及在党内的崇高资历，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郑重委派，于1925年10月在上海具体负责组织和选送第一批学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以高度的责任心和敏锐的洞察力，先后选送了两批优秀学员，其中包括了后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的一大批杰出人物，如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陈绍禹（王明）等。其中，第二批学员更是由杨明斋亲自率领，于1925年11月初从上海启程，远赴莫斯科。

学员们历经艰辛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杨明斋因其卓越的组织能力和在学员中的威望，受共产国际的正式任命，留在该校担任副校长，并具体负责中国留学生的总务管理工作。在中山大学任职期间，杨明斋工作勤勉不辍，生活极为简朴，为人谦和敦厚。他性情耿直，待人忠厚诚恳，加之当时已年逾四十，在中青年占多数的早期中共党员和留苏学生眼中，他是一位深得敬重、亦师亦友的长者。年轻的中国学生们都发自内心地亲切地称呼他为“叔叔”、“伯伯”。中共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在后来回忆党的历史时，也曾多次提及杨明斋，并饱含深情地尊称他为我们党历史上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从在中国直接参与党团组织和宣传鼓动工作，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承担行政管理和类似教导的职责，杨明斋的角色发生了转变。然而，他负责选拔并亲自护送大批学员（其中许多人日后成为中共高级领导干部）赴苏学习的经历，意味着他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精英队伍的关键“守门人”和重要塑造者之一，将其对干部培养的深远影响力延伸到了国际舞台。尽管“总务工作”听起来似乎平凡，但在异国他乡为外国干部设立的政治培训学校中，这必然涉及到大量的后勤保障、生活管理乃至一定的政治思想监督。他所树立的“忠厚长者”形象，也表明他在正式课程之外，对学生们产生了重要的言传身教和思想引导作用，其贡献在于未来领导集体的培养和塑造，其功绩彪炳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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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最终宣告失败。在这一中国革命历史上极其严峻的转折关头，杨明斋奉命秘密回国，先后在上海、平津等地区，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后因环境险恶，被党组织安排到河北省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今属唐山市丰润区）担任国文教员，以此为掩护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和深入的理论思考。正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这段沉寂而艰苦卓绝的岁月中，杨明斋结合中国革命的惨痛教训和对国际共运经验的敏锐观察，进行了深刻而系统的理论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晶，不仅集中体现在他于1929年出版的力作《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中，更直接地体现在他1930年初再次冒险赴苏后向共产国际提交的一份长达80页的详尽报告中。在这份凝聚着他心血与智慧的报告里，杨明斋以其一贯的耿直无畏和对革命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直言不讳地批评了自1927年以来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系列严重失误，同时也深刻指出了当时中共党内连续出现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巨大危害。俄文史料中提及杨明斋与苏俄早期华人共产主义组织及共产国际援助的紧密关联，这为他能够直接向共产国际提交报告并坦诚阐述自己的观点提供了必要的背景。杨明斋在1930年向共产国际提交的这份极具分量的批判性报告，是在他亲身经历了1927年中国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及其后中共在白色恐怖下的艰难挣扎，并且在共产国际自身尚未完全承认其政策失误之前完成的。这一石破天惊的举动，充分显示了他作为一名成熟的、富有远见的革命者的非凡勇气和卓越见识。他敢于挑战共产国际的既定权威，对当时高度集权、不容异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而言，无疑是极具风险的。这鲜明地表明杨明斋始终坚持以中国革命的实际利益为最高准则，以客观的分析判断为行动依据，而非盲目服从或教条式地坚持既定路线。这种致力于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事实中探求革命真理的宝贵精神，在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尤为可贵，但也可能为其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令人痛惜的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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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对陈独秀被开除党籍持有异议，并认为这是党内极端主义的表现，不利于党的团结。为了就此问题以及他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深刻看法直接向共产国际陈述，他于1930年初再次冒险进入苏联。然而，他的申诉和建言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与应有的重视。在1930年秋之前，他曾在哈巴罗夫斯克（中国旧称伯力）的扫盲站担任中文教员，之后又几经辗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在当地的《红星报》社和无线电台工作过一段时间。

不幸的是，他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以及耿直不阿的性格，在当时苏联日益紧张、猜忌丛生的政治氛围下，很快便为他招致了灭顶之灾。1931年，杨明斋突然以“偷越国境”的荒谬罪名被当作“叛逃者”逮捕，并被判处流放至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在那里从事繁重的勤杂工苦役。流放期间，杨明斋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与屈辱之中。据当时同在苏联的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述，杨明斋在托木斯克的生活非常拮据，但他依然保持着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耿直品格，对当时在莫斯科已成为中共显赫人物的王明等人颇为不屑，认为“王明是个乳臭未干的娃娃”，并掷地有声地表示“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在流放的极端艰苦条件下，他仍没有放弃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深切关注和独立的理论思考，继续埋头著述，笔耕不辍。这种在遭受严重政治迫害和极端人生困境时，依然坚守崇高信仰、坚持理论探索、保持独立批判精神的顽强意志，充分展现了杨明斋不屈不挠的人格力量和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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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8月，杨明斋的流放期满。他获准离开托木斯克，来到莫斯科，进入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先后担任过投递员、誊写员和校对员等卑微职务。身在莫斯科，他依然魂牵梦绕着灾难深重的祖国，曾向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写信，恳切请求批准他回国参加革命工作，但未获允许。其后，他又郑重提出恢复因流放而失去的中共党籍的要求，但也遭到了王明等人的无情拒绝和百般阻挠。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苏联国内开始了一场被称为“大清洗”的残酷政治运动（苏共党内称之为“肃反扩大化”），无数苏联公民和旅苏的外国共产党人遭到无辜的迫害甚至杀戮。身处漩涡中心的杨明斋也未能幸免于难。1937年，他曾一度被苏联内务部门认为是“动摇分子”而被捕，但不久后因证据不足而获释。然而，这只是暴风雨来临前短暂的平静。随着“大清洗”运动的愈演愈烈和日益疯狂，1938年2月7日，莫斯科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以精心捏造的“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的荒谬绝伦的罪名，再次将杨明斋逮捕入狱。一份共产国际的报告也提及杨明斋在1937年10月和1938年3月曾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捕。面对莫须有的指控和严酷残忍的审讯，杨明斋以沉默表达了他最后的抗争与不屈。最终，在未经任何公正的法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杨明斋被强加以所谓“偷越国境、擅离革命岗位、托派分子”等多项凭空捏造的罪名，被秘密判处死刑。

1938年5月26日，这位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贡献卓著的革命先驱，在莫斯科近郊阴森的布托沃射击场被集体枪杀，惨遭杀害，终年五十六岁（按1882年生年计）。他的遗体与其他无数遇难者一同被草草运往顿河公墓集体火化并掩埋，个人遗骨从此无处找寻，魂断异邦。杨明斋，一位中共的创始成员、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的重要联络人，最终却在苏联的政治风暴中，以“日本间谍和托洛茨基派恐怖分子”的罪名含冤而逝，这无疑是历史的巨大悲剧和无情讽刺。他的命运，是共产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中共党内派系斗争的残酷性（例如他对当时在莫斯科权势熏天的王明的尖锐批评）以及斯大林时代“大清洗”运动的偏执与残酷相互交织作用的悲惨结果，深刻揭示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外国共产党人在苏联所面临的巨大风险与身不由己的困境。他早年对国共合作方式、陈独秀问题的独立立场，以及1930年对共产国际和中共某些政策的尖锐批评，可能早已使他在莫斯科日益僵化和多疑的政治环境中被视为“不可靠”或“动摇分子”，最终不幸成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他的遭遇，不仅是个人的巨大不幸，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段令人扼腕、发人深省的惨痛历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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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苏联保存的杨明斋死前的侧面照片。

五、历史回响，精神永存：杨明斋的历史评价与当代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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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杨明斋的后半生充满了坎坷、屈辱与悲剧，但他在中国革命早期所作出的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和所展现出的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得到了包括李大钊、周恩来在内的多位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这些来自同时代人的直接而真诚的评价，对于我们今天重新认识和准确定位杨明斋的历史地位至关重要。它们是在杨明斋身处顺境、备受尊重时期形成的，而非后来的政治平反所追加，因此具有无可辩驳的珍贵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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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在与杨明斋接触并深入了解其早年毅然投身俄国革命、后又肩负神圣使命回国参与建党的传奇经历后，由衷地赞叹其“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短短八个字，如椽巨笔，精炼地概括了杨明斋勇于开拓未知、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胆魄和为理想一往无前的献身精神。

中共卓越领导人周恩来，在其后来的回忆中，也曾多次满怀深情地提及杨明斋，并尊称他为一位对建党多有贡献、受人尊敬的“忠厚长者”。这一评价，既高度肯定了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的实际功绩与关键作用，也由衷赞扬了他忠诚厚道、品格高尚、光明磊落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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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许多曾受教于杨明斋或与其并肩战斗过的早期党员，也对其留下了深刻而积极的印象。例如，曾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的开国元勋萧劲光大将回忆说，负责学社工作的杨明斋“是一个挺和蔼可亲的山东人，俄语说得很好”。而曾与杨明斋一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的伍修权同志，则饱含敬意地称赞他“不愧是一位老共产党员”。这些来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评价，共同勾勒出杨明斋作为一位革命前辈、理论导师和忠诚战士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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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公正虽然可能会迟到，但终究不会永远缺席。杨明斋在苏联“大清洗”中蒙冤被害后，其真实事迹和历史贡献一度被历史的尘埃所封存。直至半个多世纪之后，历史的公正才姗姗来迟。1989年1月，在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实行“公开性”和“新思维”改革的特定历史背景下，苏共中央通过决议，为在20世纪30-40年代以及50年代初根据非诉讼机关判决而遭到残酷迫害的数十万无辜受害者平反昭雪。杨明斋作为其中的一位受难者，被彻底撤销了所有强加于其身的不实指控，完全恢复了名誉。

紧随其后，在中国国内，对杨明斋历史功绩的重新发掘、整理和评价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的重要进展。1989年8月，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郑重批准，杨明斋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从1938年壮烈牺牲到1989年获得官方的平反昭雪与烈士追认，这长达51年的时间跨度，深刻地反映了中苏两国关系在历史长河中的曲折演变、斯大林时代政治迫害历史问题处理的极端复杂性，以及最终对那些曾被政治运动错误对待的历史人物的贡献予以承认的艰难历程。杨明斋的平反，是中苏两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过去所犯错误进行深刻反思与修正，以及对历史真相进行重新审视与还原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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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杨明斋牺牲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和相关史料的严重匮乏，其光辉生平事迹在国内鲜为人知，相关的党史研究也几乎是一片令人痛心的空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中国思想的解放和党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一批富有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学者开始关注并着手发掘这位被遗忘的先驱。其中，原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余世诚教授及其研究团队，自1979年起，以惊人的毅力和执着的精神，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对杨明斋生平事迹的艰苦卓绝的调查与考证工作。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查阅了浩如烟海的国内外档案文献，不辞辛劳地走访了诸多知情人和杨明斋的家乡亲属，甚至在1988年致信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询问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情况并得到了苏方的积极回复。经过不懈的努力，余世诚教授等人基本查清了杨明斋的生平轨迹、主要贡献及其在苏联的悲剧结局，取得了一系列具有突破性的重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高质量的论文、专著等形式公开发表后，在党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而强烈的反响。已故著名党史学家胡华教授高度称赞他们的研究是“党史人物研究的一个突破，填补了一项空白”；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顾问伍修权同志也为他们编著的《杨明斋》一书亲笔题词，高度肯定了杨明斋矢志不渝的革命精神。杨明斋的研究成果不仅被多种权威教科书、学术专著及《辞海》等大型工具书采纳吸收，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也增设了有关杨明斋事迹的陈列内容，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位先驱的贡献。学术界也开始重新审视杨明斋的理论著作，如《评中西文化观》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认为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地位值得进一步发掘和高度评价。余世诚教授等学者为发掘杨明斋事迹所付出的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努力，本身就是一段感人至深的学术追求史。这不仅集中体现了历史学者追求历史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貌的崇高职业操守和严谨学术良知，也生动凸显了研究那些身处国际政治漩涡和历史迷雾中的特殊人物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与艰辛。这种需要跨国查档、耐心求证、细致考辨的“学术侦探”式工作，其过程和成果共同构成了杨明斋历史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治学经验和精神财富。

结语：铭记先驱风骨，传承求索精神——让历史照亮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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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这位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一度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的先驱者，其卓著的历史贡献与不朽的精神风范，在沉寂了半个多世纪之后，终于重新焕发出其应有的璀璨光彩。通过对其光辉生平事迹的深入考证和深邃思想观点的系统解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早期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初步中国化探索、早期革命干部的精心培养以及中苏革命力量的沟通联络等多个至关重要的方面，都扮演了独特而关键的角色，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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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的一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追求革命理想、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生动缩影和光辉典范。李大钊赞其“万里投荒，一身是胆”，正是对其远赴异域投身革命洪流、后又义无反顾回国播撒革命火种的开拓精神与无畏勇气的精准写照。周恩来誉其为“忠厚长者”，则深刻道出了他忠诚可靠、品格高尚、深受同志们敬爱与信赖的人格魅力。更为可贵的是，杨明斋在风云变幻、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坚持真理、敢于直言的宝贵求索精神。无论是对国共合作方式的深刻质疑，对陈独秀被开除党籍的仗义执言，还是1930年向共产国际提交的充满忧患意识的批评报告，都鲜明地体现了他不唯上、不盲从，始终以革命事业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出发点的思想锋芒。即便在身陷囹圄、流放西伯利亚的极端逆境中，他依然坚守崇高信仰，笔耕不辍，顽强地展现了共产党人宁折不弯的钢铁意志和浩然正气。

然而，杨明斋的悲剧性结局也为我们留下了极其深刻而沉痛的历史启示。他最终蒙冤牺牲于苏联的“大清洗”运动，这一残酷的事实无情地揭示了特定历史时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政治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以及个人命运在巨大的历史惯性与险恶的政治漩涡面前的脆弱与无奈。它以血的教训警示我们，任何理想的追求都不能脱离对人道与公正的基本坚守，任何组织和运动都必须高度警惕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个人崇拜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杨明斋的命运，也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独立思考和坚持真理所具有的非凡价值与潜在的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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