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明斋：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中共早期党员（上）

xiejin77 · 发表于 3 天前

本帖最后由 xiejin77 于 2025-5-25 16:22 编辑

杨明斋：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中共早期“牵线人”与思想探索者（上）
0 E4 n2 g' z4 g2 r9 S, [引言：于无声处听惊雷——重拾被遗忘的先驱记忆

在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筚路蓝蓝缕的百年征程中，有些名字如雷贯耳，光耀史册；亦有一些身影，曾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却因种种缘由一度被岁月的尘埃所遮蔽。出于偶然的机会，我在梳理科学与玄学论战的过程中，意外的发现了一个特殊的人物：杨明斋。这是一位值得我们重新发现并致以崇高敬意的早期先驱。他不仅仅是中共早期“资格最老”的党员之一，更是中俄革命交流的“活字典”与关键桥梁，是中国共产党创建事业中不可或缺的“牵线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华夏大地早期传播的“播火者”，也是革命英才的“启蒙者”与“培育者”。他的一生，是惊涛骇浪时代中一位革命者积极求索、勇于实践、忠于信仰的生动写照。

然而，历史的叙事并非总是线性而完整的。杨明斋，这位在中国革命黎明时期便投身洪流的布尔什维克，其卓越的贡献与最终在异国他乡悲剧性陨落的命运，因其与共产国际早期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及那段敏感而沉痛的苏联“大清洗”经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得到应有的彰显与公正的评价。他的生平事迹，曾如同一段被历史遗忘的乐章，“鲜为人知，在党史研究上留下了一页空白”。这种“遮蔽”不仅是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漠视，更是对我们理解中共早期历史复杂性与多维度性的一种缺憾。

今天，我们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与对先驱的缅怀，拨开重重迷雾，依据日益丰富的中、英、俄文史料，系统地追溯杨明斋先生的人生轨迹，深入剖析其思想著述的核心价值，客观评价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关键作用与历史地位。本文旨在引领读者穿越时空，从他早年为寻求真理远赴沙俄、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洗礼的艰辛历程，到他作为“赤色使者”陪同共产国际代表来华、积极参与建党伟业、创办宣传与教育机构的先驱之举；从他以《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等力作振聋发聩的理论探索与思想锋芒，到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辛勤耕耘以及在苏联风云激荡岁月中的曲折遭际与悲剧落幕。

通过对杨明斋生平与思想的再研究，我们不仅试图清晰地回答：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发展究竟做出了哪些具体而关键的贡献？其思想观点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怎样的独特性、前瞻性与理论价值？其个人命运的悲剧性转折又揭示了那个风云激荡时代怎样的复杂性、残酷性与深刻教训？更重要的是，对这样一位曾被边缘化或叙事简单化的人物进行深入的、实证的再研究和再评价，本身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体现，是党史研究领域向着更 nuanced (细致入微)、更注重多方史料互证的学术范式演进的必然要求。这不仅是对杨明斋个人历史的还原与告慰，更是我们今天深刻理解中共早期历史多重面向、汲取历史智慧、传承红色基因的必要路径。

杨明斋生平与中共早期历史大事年表

时间	杨明斋生平事迹	中共早期历史及相关国际背景
1882年3月 (通说) 或1887年 (自填)	出生于山东平度，一个风雨飘摇的旧中国。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思潮涌动。
1901年	因家境与时代困顿，远赴俄国海参崴谋生，开启异国探索之路。	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民族危机深重。
1908年	转赴西伯利亚矿区，在艰苦环境中积极参与华工工人运动，初步接触并受到布尔什维克思想启蒙。	俄国革命运动暗流涌动。
“十月革命”前 (1917年前)	经过思想的淬炼与实践的考验，正式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发展。
1917年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十月革命”后	积极响应苏维埃政权号召，动员华工参加红军，保卫新生政权。后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升理论素养。	苏俄面临内外敌对势力的严峻挑战，进入国内战争时期。
1920年初	肩负共产国际使命，作为代表维经斯基小组核心成员，陪同维经斯基来华，担任翻译、向导及重要参谋，开启在中国传播共产主义火种的新征程。	共产国际于1919年成立，开始关注并指导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革命运动。
1920年5月-8月	在上海积极联络陈独秀等人，参与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进而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为中共创始人之一。	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开始酝酿和建立。
1920年7月-9月	为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培养革命干部，在上海创办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任社长，创办外国语学社并亲任校长，为早期党组织培养了大量人才。	早期党组织急需宣传阵地和干部培养基地。
1920年8月22日	积极参与并领导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其在新渔阳里6号的寓所成为青年团成立地点及早期团中央机关，为党培养后备力量。	早期党组织高度重视青年工作。
1921年6-7月	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代表之一（与张太雷），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决策。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7月在上海秘密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4年	出版重要理论著作《评中西文化观》，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文化问题，批判复古思潮，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探索。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大革命序幕拉开。
1925年10月-1927年夏	受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委派，负责选送大批学员（包括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担任该校副校长，为中国革命培养骨干力量。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旨在为国共两党培养干部，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输送人才。
1927年夏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形势急转直下，杨明斋奉命秘密回国，在白色恐怖下于平津等地坚持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和革命活动。	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1929年	在艰苦环境下完成并出版另一部重要著作《中国社会改造原理》，深刻反思大革命失败教训，系统阐述中国社会改造的道路与方法，强调“实事求是”。	中共开始独立领导武装斗争，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
1930年1月	为就中国革命及中共党内问题向共产国际陈述己见，再次冒险赴苏，并提交了长篇报告，对共产国际指导及中共党内“左”倾错误提出批评。	中共党内“左”倾错误开始抬头，并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1931年-1934年8月	因其独立见解和对共产国际政策的批评，以及复杂的党内斗争因素，不幸以“偷越国境”罪名被捕，流放至西伯利亚托木斯克，身陷囹圄。	苏联国内政治环境日趋紧张。
1934年8月后	流放期满后获准到莫斯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从事校对等工作，生活困苦但仍心系祖国革命。
1938年2月7日	在苏联“大清洗”运动扩大化的恐怖氛围中，再次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以捏造的罪名逮捕。	苏联“大清洗”运动（苏共称“肃反扩大化”）进入高潮，波及大量旅苏人员。
1938年5月26日	被以“日本间谍、托派恐怖分子”等莫须有罪名，未经公正审判即在莫斯科近郊的布托沃射击场惨遭杀害，结束了其光辉而悲怆的一生。
1989年1月	历经半个世纪的沉冤，在苏联实行“新思维”改革背景下，杨明斋终获苏共中央平反，恢复名誉。	中苏关系逐步正常化，历史问题得到重新审视。
1989年8月	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杨明斋被正式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历史功绩得到祖国和人民的承认。	国内对中共党史人物的研究不断深入。

一、负笈燕赵，远赴沙俄：早期经历与布尔什维主义的洗礼 (1882/1887-1919)

杨明斋的生命序章，书写于一个风雨如晦、旧邦亟待新生的时代。他降生在山东平度（具体生年有1882年与1887年之说，此差异亦反映了早期革命者档案的复杂性与考证的必要性），一个深受儒家文化浸润之地。家境虽不富裕，但他聪颖过人，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被乡人誉为“少年秀才”。然而，传统的经史子集并未能解答他对现实社会的深切困惑。他目睹清末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常发出“学业再好又有何用？”的慨叹。这种早熟的政治敏感与批判意识，已然预示了他未来必将挣脱旧有轨道的生命走向。

个人命运的波折与时代背景的黯淡相互交织。家道中落、青年丧妻等不幸接踵而至，进一步催化了他寻求变革的内在驱动力。在“闯关东”这一晚清山东贫苦农民普遍的求生之路的尽头，年仅19岁（按1882年生年计）的杨明斋选择了更为遥远和充满未知的沙俄。1901年，他抵达海参崴，在异国他乡的机械厂中，他不仅以辛勤的汗水换取生计，更以超乎常人的毅力与智慧，迅速掌握了俄语，并广泛涉猎英、日、法等多国语言。这扇语言的窗户，为他打开了通往一个崭新思想世界的通途。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俄国共产党人的报刊，开始系统了解俄国社会状况与风起云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思想观念随之发生深刻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海参崴的艰苦岁月中，他便展现出非凡的组织才能与教育热忱，倡导成立工人业余学校并亲自执教，这既是他服务同胞的朴素情怀的体现，也预示了他日后在建党初期于宣传教育领域的重要角色。

1908年，杨明斋的足迹延伸至更为艰苦的西伯利亚矿区。在苦难的华工群体中，他凭借出色的俄语能力、卓越的组织才干和日益坚定的革命热情，成为了工友们信赖的领路人，为他们读报、讲解革命道理，威信日隆。正是在这片冰天雪地中，他与布尔什维克党人建立了更为直接和深入的联系，并积极参与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一系列秘密活动。经过革命实践的反复锤炼与思想的不断升华，在俄国十月革命（1917年）爆发前，杨明斋已凭借其坚定的信仰和在工人运动中的杰出表现，光荣地加入了由列宁亲自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更有史料显示，因其特殊才能，他还曾被党组织秘密安排到沙皇俄国的外交部担任职员，利用合法身份为党搜集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情报。这一独特的经历，使他成为最早加入俄国共产党的中国人之一，也标志着他从一个朴素的爱国青年彻底转变为一名意志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带来了曙光，也极大鼓舞了杨明斋。他积极响应苏维埃政权的号召，动员了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加入苏俄红军，投身于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其后，他被郑重推荐进入著名的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KUTV）系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所由共产国际为培养东方各国革命干部而专门设立的高等学府，为杨明斋提供了正规的理论武装，使其革命信念更加坚定，理论视野更为开阔。学习结业后，他被分配到海参崴等地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为日后肩负起沟通中俄革命运动的重大使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赤色使者，建党先驱：沟通中俄与奠基伟业 (1920-1924)

1919年，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这场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思想格局，也引起了新生的共产国际对这片古老东方大国的高度关注。共产国际敏锐地判断，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已日趋成熟，遂决定派遣代表前往中国，考察革命运动状况，并联络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历史的重任，再一次落在了杨明斋的肩上。

1920年初（具体月份史料记载略有出入），杨明斋受俄共（布）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郑重指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格里戈里·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又译魏金斯基，在华化名吴廷康）工作小组的核心成员，以翻译、参谋和向导的多重身份，一同回到了风起云涌、百废待兴的祖国。此时的杨明斋，已非单纯的语言传递者。他凭借对俄国革命经验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国复杂国情的准确把握，在维经斯基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之间，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纽带与关键塑造作用。他的布尔什维克党员身份，以及在俄国革命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使其在共产国际代表团中具有相当的分量和话语权。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李大钊，在与杨明斋深入交流，了解其早年毅然投身俄国革命、后又肩负使命不远万里回国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经历后，由衷地赞叹其“万里投荒，一身是胆”。这八个字，不仅是对杨明斋革命勇气的肯定，更是对其卓越能力与坚定信念的高度概括。

在维经斯基小组的推动和杨明斋的积极参与下，中国的建党进程大大加快。在北京与李大钊会晤后，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南下上海，与陈独秀等南方地区的共产主义者接触，共同商议建党大计。1920年5月，上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宣告成立，杨明斋是其重要成员并参与实际工作。同年8月，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为基础，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又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杨明斋不仅是发起人之一，也由此光荣地完成了从俄共（布）党员到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转变，将自己的革命生涯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陈独秀因故离开上海的一段时间里，杨明斋更与李汉俊、陈望道等人共同主持上海党组织的日常工作，成为早期党组织的核心领导者之一。

为了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宝贵经验，并为初生的革命事业培养急需的各类人才，杨明斋在上海以极大的热情和魄力，主持创办了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机构：中俄通讯社（后改名华俄通讯社）和外国语学社。这两大机构的并立运作，体现了早期中共在共产国际协助下所采取的一种颇具远见的双轨策略：一方面通过通讯社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以影响社会舆论，播撒革命火种；另一方面则通过外国语学社进行集中的干部培训，以打造一支忠诚可靠、具备理论素养和外语能力的骨干队伍。这种对意识形态传播和组织能力建设并重的早期认知，对中共的初步发展和力量积蓄至关重要。

中俄通讯社约成立于1920年7月，由杨明斋亲自出任社长。这是共产国际工作小组在华建立的一个公开活动机构，也是中国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闻机构之一。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翻译、采编和发布有关苏俄、共产国际及国际工人运动的各类资料和新闻稿件，同时也向莫斯科传递中国革命的动态信息。据不完全统计，仅1920年至1921年7月间，该社就在上海各大报刊发表稿件达140余篇，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影响、增进国人对苏俄革命的了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几乎在同期，即1920年9月，杨明斋又在其位于上海法租界新渔阳里6号的住所（此地后来成为早期党团活动的重要中心），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并亲自担任校长兼俄文教员。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旨在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也是中共早期外语教育事业的开端。学社的教员阵容堪称豪华，多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骨干成员，如李达（教授日语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李汉俊（教授法语）、陈望道（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英语）等。学社招收了一批怀抱救国理想、追求进步的青年，其中不乏后来成为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人。学员们在这里系统学习外语（主要是俄语）、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积极参与上海地区的早期革命实践活动。为了统筹青年干部的培养和选拔工作，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杨明斋担任该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具体负责选派优秀青年赴苏俄留学、主持外国语学社的日常教学与管理，并协助上海党组织开展其他宣传教育工作。

杨明斋不仅是中共核心创建工作的关键参与者，也是早期地方组织活动的重要推动者。他在上海的住所新渔阳里6号，因其特殊地位和杨明斋的中心角色，逐渐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中俄通讯社、外国语学社等多个重要机构的活动中心和联络点，甚至上海机器工会的发起会议也在此召开。这一现象，即多个关键早期组织均依托杨明斋的个人住所运作，不仅凸显了杨明斋在早期建党过程中的核心地位和党组织对他的高度信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革命活动资源匮乏、环境险恶、组织形态高度集中和秘密的特点。

他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上海的工人运动。1920年10月3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正是在杨明斋的寓所内宣告成立。杨明斋以参观者身份出席会议，并被聘为名誉会员，还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深刻阐明组织工会的重大意义，号召工人阶级觉醒起来进行坚决斗争。上海机器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共早期组织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从理论宣传转向了实际的组织与斗争，为中共在上海的发起和最终成立奠定了重要的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

除了在上海的卓越贡献，杨明斋还利用其山东籍的身份和影响，回到家乡山东省，与当地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如王尽美、邓恩铭等人会面，交流建党经验，共同筹备和推动了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为马克思主义在齐鲁大地的传播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培养党的后备力量，团结和教育更广泛的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洪流，决定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鉴于杨明斋丰富的革命经验、成熟稳重的特质以及在青年中的威望，党组织郑重委派他具体负责青年团的筹建工作。杨明斋不负重托，积极引导俞秀松等青年骨干，共同研究和确定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宗旨、性质、组织机构以及任务和作用。1920年8月22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的住所——新渔阳里6号正式宣告成立，杨明斋是八位创始人之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开端，而杨明斋的寓所也因此成为中国青年团运动名副其实的摇篮和最早的团中央机关所在地。在青年团成立初期，杨明斋还一度代表党组织指导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这种在建党之初即着手建立青年团的举措，并由富有经验的杨明斋来主导，充分显示了早期中共领导层在组织建设上的深远战略眼光，即深刻认识到培养革命接班人、扩大群众基础对于一个新兴革命政党持续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这亦是列宁主义建党原则在中国的具体体现。

三、理论求索，著书立说：杨明斋的关键著作与主要观点考析

杨明斋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组织家和活动家，更是一位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笔耕不辍的理论宣传者和思想先锋。在极其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他以惊人的毅力投入理论研究与写作，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剖析中国社会的复杂问题，有力批判各种错误思潮，为风雨如晦的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

其传世的两部重要专著——《评中西文化观》（1924年出版）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1929年出版）——集中体现了他在理论探索上的重要成果与思想锋芒。

《评中西文化观》的问世，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东西文化论战”持续发酵的关键时期。当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复古主义思潮，以梁漱溟、梁启超、章士钊等名流为代表，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故纸堆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正是针对这一复杂的思想文化背景，运用新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对甚嚣尘上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思潮进行了系统而有力的批判。在该书中，杨明斋坚定地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立场，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多个层面，深刻剖析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种种谬误。他不仅批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盲目尊崇和对西方文化的简单排斥，更重要的是，他以开阔的视野和深邃的洞察力，尝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辩证地分析中国历史文化的特点与价值。例如，他独具匠心地引用《道德经》中“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经典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对“事物之全体性观察”上存在某种内在的共通性。同时，他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总根源，中国要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实现民族的独立与复兴，必须寻求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有论者精辟地指出，该书明确指出了中国受压迫剥削的旧道路是死路一条，唯有走十月革命的光明道路才能获得真正的拯救与解放。杨明斋的《评中西文化观》并非仅仅是一部抽象的学术著作，更是对20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核心议题——“东西文化论战”——的直接而有力的理论介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锐利武器，批判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同时又努力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发掘与辩证法思想相契合的元素，这体现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文化语境相结合的早期尝试，是一种萌芽状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宝贵探索。在同时代的中共领导人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将主要精力转向更为紧迫的现实政治问题，而瞿秋白等人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尚缺乏具体思想针对性之时，杨明斋的这部著作无疑是中共党人中系统地运用唯物史观对文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先行者之一。该书的畅销及其再版发行，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其在当时思想界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并成功地“解决了党内外思想认识上的一系列问题”。其学术价值也日益受到后世研究者的关注，认为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值得重新审视和高度评价。

继《评中西文化观》之后，杨明斋于1929年又一部力作《中国社会改造原理》问世。这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背景尤为特殊：时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惨痛失败之后，中国革命陷入前所未有的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运动面临着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杨明斋本人也生活在极度清苦和危险的环境中，但他依然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重困难，以顽强的意志完成了这部长达18万言的巨著（上卷于1929年2月在北平出版，下卷于同年6月写成并印刷发行）。《中国社会改造原理》一书，系统地论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现状，并以无可辩驳的逻辑和坚定的信念明确指出，中国要实现真正的改造与复兴，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书中不仅深刻阐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及其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还对当时革命队伍中出现的“骑墙、投降、滑头”等形形色色的投机分子和各种错误倾向进行了尖锐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同时满怀激情地鼓励真正的革命者要坚定“自己的信条”，尤其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难时刻更应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和必胜信念。此外，该书还前瞻性地讨论了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并特别强调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必须始终不渝地践行“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一切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反对任何形式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部著作完成于1927年革命低潮之后、白色恐怖与党内争论交织的复杂时期，其对“实事求是”原则的强调以及对机会主义的深刻批判，表明杨明斋正致力于从惨痛的失败中汲取教训，并为中国革命探寻一条基于现实、符合原理的正确道路。这不仅是一部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理论著作，更是特定历史情境下，一位勇敢而独立的思想者对时代挑战的深刻回应，也预示了他后来对共产国际和中共某些政策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求真务实的精神，如同红线般贯穿其整个思想脉络。

除了上述两部重要的专著外，杨明斋还在中共早期创办的刊物上发表过一系列重要文章，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其中，发表于1920年11月创刊的中共第一个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第一号，署名“A.I.〔杨明斋〕”的《列宁的历史》一文，尤其值得关注。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列宁的生平事迹、早年革命活动、思想发展以及布尔什维克党的艰苦斗争历程。从署名方式看，括号内的“杨明斋”明确指出了文章的作者或编译者身份。考虑到杨明斋精通俄语且有在俄国生活和参与革命的长期经历，由他来撰写或编译这样一篇介绍列宁的文章，具有天然的权威性和准确性。有俄文史料显示，杨明斋在将有关十月革命的俄文材料转述给中国读者时，曾对原文进行过相当程度的编辑和调整，例如对苏维埃人民委员会（SNK）的描述进行了大幅删减，而对秘密条约的内容则有所扩充，以更好地适应中国读者的关切和理解水平。这表明杨明斋在传播苏俄信息时，并非简单的机械翻译，而是扮演了积极的编辑者和内容重塑者的角色，有意识地引导中国受众对苏俄革命的认知。《列宁的历史》一文刊登在《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上，这一安排本身就凸显了该文在早期中共思想建设中的极端重要地位。它不仅是早期党员学习和了解列宁这位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直接窗口，也是系统引入布尔什维克建党思想和革命策略的重要文本。杨明斋通过这篇文章，将列宁的光辉形象和苏俄革命的宏大叙事生动地传递给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为其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思想参照和组织样板。

此外，杨明斋还曾积极参与《新青年》杂志改为党的机关刊物的工作，并为《共产党》月刊撰写其他重要稿件。从杨明斋的言论和行动中，我们也可以深刻窥见其朴素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据其后人回忆，杨明斋早年回家探亲时，就常常向家人和乡亲们谈论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道理，他说：“俄国有个列宁，穷人翻身了，中国要是走这样的路，就会好了”。这种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地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阶级解放与社会变革——的深刻认同和热切期盼。

在重大的政治和组织原则问题上，杨明斋也以其鲜明的立场和耿直不阿的个性著称于党内。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党内合作”方式的激烈反对。中共二大后，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中共中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对此，杨明斋基于对国民党本质的深刻认识，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敏锐地指出，国民党所宣扬的“宪法”等主张与北洋军阀并无本质区别，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有损共产党的独立性和原则性。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共产国际相关档案中，一份关于中山大学党员的批评计划案里，就明确记载了中共旅莫支部第八党小组对杨明斋的评价，其中有“左倾”、“对本党加入国民党的政策怀疑”等评语，这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他对国共合作政策的一贯保留态度。

除了对国共合作的立场，杨明斋在处理党内问题时也表现出其独立思考和坚持己见的宝贵品格。1929年，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下，作出了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定。对此，杨明斋不顾当时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清洗陈独秀支持者的严峻政治氛围，挺身而出，对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做法表示异议。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极端主义”，不利于党的团结，并因此遭到了中央的严厉斥责。杨明斋这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敢于坚持己见、甚至不惜与主流意见相左的态度，充分展现了他“为人正直，立场坚定，蔑视投机分子‘骑墙、投降、滑头’”的崇高品格。当然，这种耿直的脾气有时也可能表现为“对同志态度不好”，但这更像是其内在原则性的外化。杨明斋一贯的“左”倾立场（如对国民党联盟的深刻怀疑）以及他后来为陈独秀辩护的行为（即便这些立场在当时并不受欢迎，甚至违背了主流方针），共同勾勒出一个始终坚持原则、珍视意识形态纯洁性和（他所理解的）党的团结胜过一切政治权宜的共产党人光辉形象。这种独立不阿的品格，虽然可能在特定环境下导致冲突，但也正是他对自己坚定信念无比忠诚的生动体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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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明斋：一位不应被遗忘的中共早期党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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