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在洞朗危机中输了吗？ - 爱吱声

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是对对峙的反应，还是对对峙结束的反应，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类情绪的反映，而不是人类理性的反映。正如上次我们所聊到的，“阴谋论”始终是愚昧者的自我解释。这次对峙的结束是中印两国理性外交的胜利，即双方外交谈判的结果。中印双方在对峙期间从来没有中断过对话和谈判。这里面哪有那么多的“阴谋”？

把双方结束对峙和经济方面的交往牵连起来，更是没有理性。中印两国之间一直有经济交往，并且越来越密切，这次对峙也没有影响到经济交往。没有任何理由相信中国是用经济手段和印度达成交易的。前两年，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菲律宾、越南的关系也非常紧张，但也没有影响到双方的经济交往。

即使中国有能力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战略问题，那么也表明中国的强大和外交的文明性。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灾难，不过很多人还是希望用战争和冲突来解决问题。这是人类的悲剧之所在。当然，这不仅仅发生在中国，而且也发生在印度，或者其他很多国家。

“阴谋论”根本站不住脚。首先，如同这些愚昧者自己都说了，中国对印度是贷款，而不是赔款。如果贷款是表示服软，那么现在世界上到处服软的国家就是美国，因为美国的银行体系给全世界其它国家提供的贷款最多。按照这个逻辑，美国就是当今世界第一弱国。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尤其是“一带一路”的继续，中国给其他国家的贷款会越来越多。

其次，“撤离”不是割地，印军如果已经退出了我国领土，我国军方没必要继续“站在”原地和印军“对峙”。用“撤离”来描述我国军队完成任务后离开对峙现场没有任何问题。自媒体牵强附会的咬文嚼字不过是哗众取宠，显示出自我愚昧的一面。

最后，这些自媒体称印度向我国贷款修铁路、配合我国“一带一路”是我国对印度服软，这种在逻辑上根本没有理由的言论会在国内互联网上竟有那么大的市场，这是我们应该思考的。在社交媒体时代，人们朴素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爱国主义情绪经常被利用，转化成流量和商业价值。

首先，中印之间大规模的置对方于死地的战争不会发生。两国都是地域大国，战争一旦发生，双方各自的生存能力都很强。更重要的是，两国都是核大国，局部的冲突也不至于诉诸于核武器。正是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将另一方置于死地，所以双方对战争的结果的评价也不相同的，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失败方，或者绝对的胜利方。

可能性更大的是，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胜利者，把对方称为是失败者。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对洞朗对峙结束的评价，中印两国内部也存在不同的观点。

不过，中印如果在这类对峙中一旦失控，出现类似1962年一样的军事冲突也不是不可能。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就实力而言，如果中印开战，中国在战场上必然会取得胜利——当然，如果失败，中国就会彻底失去崛起的可能性。但战场的胜利也不见得是中国的胜利。

如果中国取胜，那么印度就要二次蒙羞，就会成为中国永远的敌人。虽然印度成为敌人也不见得能对中国造成致命的威胁，但是印度完全有能力给中国制造麻烦。我们上次讨论过，无论是西藏问题、中巴关系问题、印度洋问题和眼前的“一带一路”问题等等领域，印度都是有能力制造麻烦的。

更严重的是，如果印度战败，那么完全有可能改变地缘政治格局。印度独立以来，其外交政策还是坚持独立的，它和所有大国打交道，但没有依附任何一个大国。但如果二次失败，印度有可能会放弃独立的外交政策，投入美国和日本等大国的怀抱，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正式联盟。如果这样，在这次对峙中，中国的胜利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招致更大更高层面国家利益的流失。

这样说并非虚构。实际上，美国和日本这年来一直想方设法拉拢印度。美国方方面面“宽容”印度，即使在核武器问题上也如此。日本更是要和印度建立“民主价值同盟”来围堵中国。这次对峙以来，美国内部就有人一直主张，美国政府应当表态，支持印度。中国和印度的长期对峙，或者是冲突甚至是战争，是符合美国利益的。

所以，看问题需要格局，因为格局决定了利益。这方面，还是需要学习毛泽东。中国在1962年冲突中取得了胜利，但马上撤回，并没有占领印度的领土。毛泽东还建议在中印边界上建立一个“缓冲区”，双方都不要进入。毛泽东试图用这个方法来求得30年的和平。结果，这个战略已经保持了50年的和平了。

今天，那些认为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军力强于印度，所以我们能轻松获胜的人，其实是无知与愚昧的体现。幸运的是，领导层保持着一场清醒的头脑，不会受社会公众的影响。

顺便说一点，外交政策不会受一部分“民意”的影响和制约，这也是中国制度的一个优越之处。一旦外交“民主化”，那么就完全没有外交了。中国在重大的外交领域，例如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俄罗斯和越南的边界谈判等，国内都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如果受制于这些声音，那么今天的中国会是怎样呢？执政党也是领导党。毛泽东曾经说过，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中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就是领导层不当人民的“尾巴”的结果。

不仅仅是网友，整个政策研究界大体上也就是这两种相反的声音。对于强调要对印度强硬，以此来保持对周边国家威慑的说法，看起来似乎有些道理，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强硬到什么程度？我们当然需要强有力的回应，但是强有力的回应不代表过度回应。

过度回应会将本来可控的冲突，变得失控。印军在这次事件的性质是非法越境，不是像1962年一样演变到了军事攻击。对于非法越境，我们在越境区域控制他们的行动，形成了对峙是属于正常反应。但是如果我方贸然开火，单方面将对峙变成军事冲突，就是不必要的过度反应。

其次，正确的反应是要建立在正确的预判上。印度在整个对峙期间，没有像中印1962年一样直接煽动明确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今天的印度具有非常强大的民族主义情绪，但莫迪并没有进入动员状态。莫迪在印度国庆阅兵时的表态，仅仅是提到印度有能力抵御外敌，并没有说具体的外敌是谁。这种表态的方式结合莫迪所选择的印度崛起路线（即通过大力发展经济实现印度崛起，详情请点击：郑永年：从印度国民的自信，谈中印两次冲突的相似与不同）来看，应当理解成对印度国内舆论的正常反应，而不是蓄意煽动针对中国的民族情绪。

其三，印度的发展并不像二战前日本的发展，经济服务于军事，印度目前的道路更多是用经济发展来为印度人民谋福利。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忘记了如何寻找战争和冲突之外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国在过去70余天的边境对峙处理并没有过度反应，这是国家理性的表现。实际上，并不是中国没有看到自己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优势，更不是担心一旦发生冲突中国会失败，但是领导层克制了诉诸于冲突方法的冲动，而诉诸于理性。当社交媒体上喊打喊杀的时候，双方都在寻找和平的、非暴力的解决方式。

首先，普京并非如网友想象的那样非理性。普京的确在国际上以强硬著称，但是外交如果是如此机械的你来我打，就不存在所谓的外交智慧了。普京实际上从来没有以如此机械地应对外交事件。举个例子，2015年11月，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事行动中，其战机就被土耳其空军击落。这次事件的严重性远超印军的非法越境，普京并没有不顾一切喊打喊杀，而是一贯的理性应对。

再者，对普京强硬外交的评级，不同的人的评价是很不相同的。普京的强硬外交广受国内民众的支持，但在国际舞台上，这种强硬外交并没有给俄罗斯这个国家加分。今天的俄罗斯面临严峻的国际局势，仍然处于相当鼓励的状态。这对俄罗斯各方面的发展并没有什么好处。

民族主义情绪在外族将战争强加给中国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当的民族主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往往也是致命的。近代以来，各国大概都经历了民族主义的崛起时刻。但一些国家（例如英国和美国）成功了，另一些国家失败了（例如德国和日本）。因此，我们要理清我们需要一种怎样的民族主义。这就要认清我们目前所处的国际形势。尤其在亚洲，当美国在亚洲的霸权衰落后，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取决于中国如何来履行作为大国的角色。

中国历史上早就有“王道”和“霸道”的争论。中国是亚洲的大国，其崛起必然会把中国至于一种天然的“领导”位置。这种“领导”作用如果应用的方式不妥，就会被称作“霸权”。霸权往往是恶的化身，因为霸权可以利用其国家力量，对他国实行强权政治，从政治和经济各方面控制他国，如二战前的日本；但“领导”也可以是善的化身，因为其也可以利用其它方面的影响力，协调各国的利益，解决国家间的纠纷。

国际政治关系是实际上的不平等与形式上的平等的混合体。我们在过去处于弱势时，习惯于看到了各国之间实际的不平等，但是我们忽略了原则和形式上的平等。现在中国强大了，如果中国也学以前的大国，赤裸裸地凭借国力妄图对国际秩序施加影响，那么必然会失去其合法性，将其它国家推向美国。所以国际政治上，大国的领导地位一定要具有道德性，和原则上的平等性。弱国服从于强国才能成为该服从而不是不得不服从。在这一点上，全盛时期的美国做得很好。

美国不管是政府的态度，还是媒体舆论，都倡导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美国实际是二战后对外军事行动最频繁的国家，但是很多国家也乐于服从美国的领导，核心就在于此。美国不会把自己的出兵在舆情上说成是维护其全球霸权，而是一种“大国责任”。

同样，我国民众在中国大国崛起的过程中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对内以一种正确的价值观共同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内舆情环境。这样才能让我国在国际上有一个善的大国形象，才能减少其它国家对我国不必要的抵触与防备，降低我国国际政治经济战略的执行阻力。

如果我国的舆情整天是义和团主义的喊打喊杀，是动不动就要灭掉印度，荡平日本，扫灭南海，我国的国际形象就会是一个亚洲和平的威胁，我国的经济崛起和军事崛起就会引发更多的猜疑和抵制。这点应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

今天，中国的电视和社交媒体到处充斥着军事和战争节目，而有关当局则是抱着“政治上正确”的态度而不管。或许出发点是为了爱国主义或者国防意识，但结果是培养着人们非理性的民族主义。目前西方很多持“中国威胁论”的团体，正是利用我们这样的国内舆情，在妖魔化我国的国际形象。如果我们国民对内不抵制这样的舆情，就会无形中帮助那些西方反华势力把本来的同盟和朋友推向对手的阵营。

我们的国民不应助长那些以喊打喊杀的极端言论哗众取宠，博取流量的自媒体。这是我们在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应有的爱国素质与责任。大国地位的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大国的国民。国民没有大国心态何以成为大国呢？那些以极端言论获取关注，实现个人商业利益最大化，而不顾国家舆情导向与国际形象者，实则与汉奸无异，是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客观的结果往往是牺牲国家利益。

具体到这次中印对峙，一个健康的、有利于我国大国崛起的舆情导向应该是理性的，我们强调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就算是最后冲突升级，我们出兵目的也是以公平的国际准则出发，维护藏南边境上多国的合法边界；而不是如某些公知所说要将印度这个国家从地图上抹平。

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当鼓励印度内部分离分子闹独立，也有人说印度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应当把印度打回“部落”社会。这些人说的可能是真的，但结果必然刚好相反。如果中国这样做，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印度民族国家，使得印度从今天的准“部落”状态快速转型成为一个整合团结的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大多数民族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本身都是在外力的威胁下形成的。

实际上，未来的中国，成败都在民族主义。中国今天的民族主义现状远远不足以支撑中国的崛起，更难支撑中国在国际上的道德地位。所以说，随着硬力量（例如经济和军事）的继续崛起，中国迫切需要建设软力量（例如“王道”和国际观点）。

一些人认为，中国应当鼓励印度内部分离分子闹独立，也有人说印度本来就不是一个民族国家，应当把印度打回“部落”社会。这些人说的可能是真的，但结果必然刚好相反。如果中国这样做，必然造就一个强大的印度民族国家，使得印度从今天的准“部落”状态快速转型成为一个整合团结的民族国家。近代以来，大多数民族国家包括我们中国本身都是在外力的威胁下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