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上的花总
文 | 赵家鹏
去年年底的某一天,戴着口罩与墨镜的“花总”准备领取某媒体授予他的“年度知道分子”。登台的前一刻,主办方读出了他的真实姓名,这让“花总”出乎意料,他犹豫了一下,收下了口罩,径直走到镁光灯前。
和晶在场上问他:“对你的‘仇人’,有什么要说的吗?”
“花总”说:“我不怕。”
这个新浪微博上拥有20万粉丝的知名博主,在被称为大陆政务微博元年的2011年声名鹊起。他以给官员鉴表,并向网友公布疑似名表的款式和价格而闻名,被媒体视作网络反腐斗士。
悟空
1978年,“花总”出生在闽江上游的一座小城中。在告诉我他的出生地时,他拒绝让更多人知道他来自哪里。他比常人更懂得保护自己,也更敏感。上大学时,他像时髦的年轻人一样,追看网络连载的《悟空传》——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思考当下的问题,因为许多桥段与现实相似。
“你不可以不看《悟空传》,因为一只‘看晚霞的时候不做任何事’的猴子心如赤子,不可亵渎。”多年以后,“花总”对那些文艺腔依旧念念不忘。
猴子一直是他最喜欢的动物,他套用《大话西游》的台词:假如有来世,愿做一只在沙漠上抢劫脚底板的猴子。“猴子”甚至成了他在微博上对自己的称谓。
互联网没普及的少年时代,“花总”把几乎所有精力都花在了读书上。初中毕业前,阅读的书刊已经过万本。在中学的一个暑假,他蹲在马桶上翻完了一整本《外科手术学》。花总的父亲退休前是当地文化部门的官员,这个少年甚至利用“特权”决定了当地图书馆图书杂志的征订计划。后来他说:我看过司马南最早在《少年科学》上的反伪科学文章,看过丁之方在《科学画报》上介绍各大名表,也看过1950年代的《知识就是力量》上介绍的如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分娩……我其实很早就成为了“知道分子”。
1998年春天,“花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大事件,同窗H突发髓内胶质肿瘤,危在旦夕,H家家境贫寒,无力负担治疗费用。危急时刻,“花总”等人拿着中文系一位名教授撰写的求助信,冲进福建电信数据通信局,请求通信管理员在互联网上发送求救贴。被感动的管理员二话没说,在BBS发出了呼求贴。
由于预先知会了媒体,这一事件在线上与线下同时传播开来,求援获得了良好的效果,H最终得到救治,脱离险境。
H事件让“花总”第一次走进了电视屏幕。他回忆自己第一次面对摄像机时,话说得挺利索,下半身却抖个不停,摄像师只好拍上半身。第二年,“花总”成为了年级学生会第一个民选主席。
H事件让他第一次了接触网络,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由通讯协议构筑的虚拟世界的魔力,此后,“花总”开始逃课溜去了网吧。
他一边看着《南方周末》上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郭良连载的“跟我玩互联网”系列文章,一边开始学习建网站。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1999年国庆节,用两个小时掌握了HTML语言,开始在记事本上逐行写代码,做出了第一个网站。
这是一个年级文学刊物的同名网站,整个网站不用一张图片,源文件干净、整洁,页面分类清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典型洁癖患者做出的网站。直到现在,“花总”还会给自己发出的每一篇微博和文章贴上标签。
那时,“花总”像同龄的许多大学生一样,崇拜当时刚刚出版《47楼207》不久的孔庆东。甚至专门在网站上开辟了一个名为“孔家茶馆”的页面,刊载孔庆东的文章。时过境迁,至今“花总”还会每年为这个“化石级网站”缴纳域名费,但进入网站的超链接标题却被他标作了“伪文学青年”。
他当过法广、德国之声的业余监听员,还给外国媒体发介绍中国广播收听的稿件,成了第一个为“Passport to World Band Radio”写测评的中国人。
直到H在工作单位的宿舍中猝死,当年轰轰烈烈的往事再次浮起,无常之感猛然占据了心头。参加完H葬礼后,他并没有把葬礼的录像交给H的父母,他还保留着H康复后写给他的信,至今没有打开读过。
攻心
2003年,“花总”从福州北上,来到上海。“那时,没有公司肯要我,因为之前在电视台广告部做过实习生,才在这里找到一份卖广告的工作,底薪1800,天天往江苏、浙江、温州跑,找客户拉广告,遭受客户的白眼。”
他一直渴望去公关公司上班。在98年那场大事件中,他就敏锐地察觉到媒体想要什么故事,人们愿意听什么故事。他相信自己的天份,但没有从业经验,也无熟人引荐,只能在网上海投求职邮件。只有江宁路上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给他回覆了邮件。他领到了每月三千的薪水和“客户主任”的头衔。
在混到这块“敲门砖”后,他终于进入了一家著名公司,成了一个小AE(客户主管)。仅仅一年后,他成为了上海滩公关公司里最高产的方案写手——一夜可以写出一套一两百页的年度全案。在做了上百个案子,游走了几家公司后,他突然感到了疲倦,开始怀疑这个行业。
H的去世,让他一直心神不宁,甚至变得恐惧,不敢一个人住。一次半夜加班,偶然在电脑上点开梵文歌唱的《心经》,忽然感觉领会了《心经》里的意思。他说,那一刻,《心经》帮他消除了内心的恐惧。此后,他开始沉迷于佛教教义,甚至一度有过出家的念头。
我问他,为什么想出家?他想了想告诉我,“你很难想象千百年前,就有那样一个天才能写出、译出像心经这种绝顶优美而智慧的文字,这些东西才是值得你去追随的。”
从幼年时对大人间人情世故的观察,到成年后在公关公司对客户心理的揣摩,他相信自己似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读心能力。对人的研究成为了他后来工作的一部分,但在对公关行业产生怀疑时,他也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沟通欲望。
他开始厌烦见“无聊的客户”,开始失眠,开始不想起床,也开始对生活产生疑问:“变本加厉地捞钱,削尖脑袋力争上游。这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2007年初,“花总”踏上了飞往四川的航班。飞机降落到重庆,搭出租车南行,进入一个川滇黔交界的山坳里。这里有600个孩子和十来个乡村教师等待着他,准备迎接他们的新老师。
“花总”他负责一周八节课,初三政治与初二历史,有时候还会代上地理等文科课程。
他看来很快适应了新角色的转变。搬到了学校办公室中居住——这是学校对他的特别优待;开始和其他老师一起站着吃饭:一大盆青菜汤、一碟小菜,是教师们午餐和晚餐的标准食谱。
“花总”开通了一个支教博客,开始在上面撰写支教日记、同时募集捐助款项。一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一笔捐赠,一封400元汇款。更多的捐款随后而至,他激动地让孩子们在操场上组队摆成心的形状,感谢网友。
他给初二的学生上了支教生涯的最后一课。课时结束前,他在黑板上写了十二个字送给孩子:自信、坚韧、冷静、宽容、感恩。一些孩子开始哭泣。他把孩子们聚拢微笑着照了最后一张合影。放学后,孩子们滞留在校门口不肯走,哭着挽留“花总”去自己家里坐坐。学校的老师只好一个个点着名,勒令孩子们离校回家。
孩子们并没有回家,当天晚上他们结伴下了山,在过路必经的桥头,点燃了旧课本,取暖露营。第二日黎明时,校长载着“花总”下山,远远便望见火光,然后就传来学生们的欢呼声。“花总”却嘱咐校长,不要停车。后来他还记得,那次学生们哭成一片,车开出好远似乎还在挥手,他却连头都没敢回。下山前,孩子们将心里话写在纸上,叠作各种形状交给他,他至今却未拆开。
他说,害怕拆开,折不回去。后来他帮助学校捐过款、修过楼,再后来,他变得不愿意回想这段经历。他告诉我,前不久,在QQ上遇到当年教过的学生,学生们正在江苏一家台资厂做工,告诉他:日子很苦。他回复了三个字:我知道。再无联系。
支教最初的动机是想去体验另一种生活,当一个角色扮演者。“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孤岛上,我想到别人的岛上去,看看别人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在川南,他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然后发现,入戏太深了。
从四川回沪,他又换新公司,重拾对“人”的研究。他开始写作《攻心》,副标题是《有组织传播中的谎言、精神影响与精神控制》,是一本探讨群体中传播影响的著作。
潜伏
30岁,而立之年。“花总”的职业生涯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担任互联网上市公司总监,却卷入职场风暴,被迫辞职。职场大起大落后,他获得了一段空闲时间。“到别人的岛上看一看”的想法,再一次出现在他脑海中。
2009年春天,他从广州来到东莞最大的劳工聚集区长安镇。金融风暴中,“花总”面试工厂流水线上最低级的工人,底薪为750元人民币,“花总”被安排进了工厂印刷课,负责搬运纸砖。纸砖重量在五十斤至一百五十斤之间,每堆两列,每列九到十摞,在不赶货的时候,每天每个印刷课普工的搬运量在十吨左右。这在大陆沿海的制造工厂里,还算是比较清闲的工作。
进入工厂第五天,“花总”在搬纸砖时,被锋利的纸边划伤手指,简单包扎后,手指在次日开始肿胀。
“我感到恐惧,抑制不住地想逃离这里。这点伤根本不算什么,可即使没受伤,我也对终日从事这样高强度的体力活感到了绝望。我疯狂地怀念起往日时光的美好,迫不及待地要回到原来的生活中去。”这一天,他跟小王道别,用他自己的话说,“像溃兵般”离开了工厂。
他并没有离开东莞,离开工厂后,又在东莞、清远等地前后待了两月时间。其间,他在东莞的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开始体验更多的角色。
他应聘过给摩天大楼清洗玻璃的“蜘蛛人”。招聘方培训了他两个小时,便把他送上了高空。在东莞,经验从来不是问题。
他还碰到过一个云南算命师,付出了两百元人民币学费后,他从云南人身上学来了一套算命说辞。但算命生涯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刚招徕了两个顾客,同行便叫来了城管,将这个抢饭碗的新人赶跑了。
最危险的一次潜伏,是去“工人房”找工的经历。“工人房”,是贩卖民工非法中介组织,通过诱骗等手段,把工人送去黑工地,受骗的民工往往会遭到非人的劳动待遇,更甚者连报酬都领不到。
在广州的一处小巷,“花总”找到一间“工人房”。“工人房”的中介把他送到了清远一处黑工地。这是一个建筑工地,每天五点,工人会被准时轰起干活,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伙食待遇极差,按照他的说法,类似“猪食”。干了几日后,他的身上已经伤痕累累,胡子拉碴,浑身被晒得脱了皮,肤色黝黑,如同一个经年劳作的民工。他趁机搭上一辆公共汽车,逃回了广州。
他印象深刻地记得,回到广州,饥饿难耐,想去一家连锁快餐店购买食物,却站在门口自惭形秽,不敢进去。这样的担心并非没有来由,进入快餐店后,服务员盯着他,眼神中似乎被什么扎到了。
“这种被鄙视的感觉给我一种警醒。”他开始理解底层的民众,以及外界加在他们身上的偏见。他越发对媒体上“发言的人”产生警惕,“他们不了解这个国家”。
直到今天,他依然为东莞的城中村公寓交着租金,偶尔还会跑回去住上一段。
实验
去年5月23日,“花总”在微博上收到私信威胁。这是他在微博上第一次遭遇恐吓,“花总”难以窥知恐吓背后的内幕,出于安全考虑,他在微博上公布了恐吓信息。
消息灵通的媒体将话筒伸到了“花总”面前,匿名的恐吓同此前对“花总”世界奢侈品协会的质疑被联系到了一起。好奇心引发的“质疑”由此变成了与“恶势力”的打假斗争,“花总”的微博标签栏上在“不鉴表”、“逼范儿”外,从此多了一栏“反山寨协会”。
这不是第一次成为打假者。2011年,他因在微博上给官员鉴表,被网友视作“反腐斗士”。“花总”对“反腐斗士”的名号有些无奈,他说,鉴表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却变成“赶鸭子上架”。一度停止鉴表后,有网民问他:“你是不是放弃了当初理想?”几乎是在网友的鼓动刺激下,他又开始了鉴表,直到帐号被封。
新帐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开通后,他决定用微博做一个传播实验。
“我想验证两样东西,第一,微博传播到底怎么回事,我通过所扮演的角色,与网民的互动去观察大家的行为和习惯;第二,我也在‘办媒体’,我每天都在看微数据,看我后台访问量。”
实验开始后,他需要重新找到一个能够成为公共热点的题材,吸引关注。他想到了2011年,曾在旧账号上撰写的一篇名为《怎样在微博扮上流社会》的文章。此后,他开始仿照撰写各行各业的《装逼指南》。
《装逼指南》后来改名为《装腔指南》,被他做成了手机APP,截至目前,已经达到80万累计装机量,比他公司开发的证券APP用户还多。“我有一种善于制造热点的特质。”他就对自己的传播能力深信不疑,实验的结果似乎也证实着这一点。
他沉浸到了新一轮的角色扮演中,他不讳言,“花总丢了金箍棒”这个帐号的运营性质,也在微博上承认“花总”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而是他扮演的一个角色。
当他看到世界奢侈品协会美国官网源代码里的中文字符时,“装逼”实验再一次被现实所干扰。他贴出微博,认定这是个“山寨”协会,一场漫长的网络“打假”风波就此开始。
他刚刚受到网络匿名威胁时,曾想过利用社会资源迅速摆平这件事,一度甚至想把讨伐世奢会的檄文发到当时已有30万《装腔指南》的客户端上。
但他最终忍住了。他想知道,用一个普通人的理性回应方式,将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件事?
这是另一个实验。他在微博上公布威胁信息,搜罗行业知识分析对方的漏洞,跑到北京寻求媒体援助。在北京,他路过部委门口,忽然意识到自己正在扮演的是一个维权的公民。他克制着自己的公知欲,告诉自己不要入戏太深,但他越发感到恐惧。
“这比被‘工人房’送到黑工地,更让我恐惧。在黑工地,我觉得一切在我掌握之中,现在我不清楚对方的底牌,有许多未知的事情让我感到恐惧。”这一回,“花总”站在自己的孤岛上,被一望无际的海水包围。
6月中旬,他从上海飞赴广州,买了一张去越南的机票,同时在微博上向网友宣布:我跑路了。
在他跑路之前进行的采访中,我问他:“你的传播实验,现在有没有失控?”他说:“我一直在控制这个过程,到现在还在掌握。不过回头想想,这样也蛮可怕的,有点像玩火。”
这次采访结束后,我们有大半年时间没有联系。2013年3月,我再次拨通花总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了熟悉的疲惫声音。他一边向我谈起他的新计划,打算推出《装腔指南》杂志与视频节目,一边又传达出社交网络上角色扮演带来的压力。
我问他:“你担不担心有朝一日建立的角色突然崩溃?”
他说:“这是一个缓慢却终有一天到来的事情,我不担心。”说这话时,他身在老家,心在生病的母亲身上。摆脱不了的人性与情感,或许是“花总”与那条石缝中“悟空”的区别之一。
另一个区别是,“花总”站在自己的孤岛上,被一望无际的海水包围,他驾不起七色云彩。
“花总”避难记 时间:2013-09-18 10:19:47
文|林天宏 赵家鹏
“花总”先生这段时间很落魄。
他不敢用自己的身份证,只能暂住在用朋友身份证登记的酒店里,还要担心随时可能遭遇的警察查房。自家公司的那摊生意全部暂停,出门吃饭的时候,还时不时地留意一下身后,担心有人盯梢。
鼻梁上架着一副擦得一尘不染的无框眼镜,与白皙面庞上横过的浓眉相映,说起话来声音压低在40分贝内,如果不是随身的3部手机偶尔惊响,你很难将坐在对面的这个精神不振、像是打了场败战的男人,与微博上那个大红大紫的“花总”联系到一起。
在接受《人物》采访的时候,他刚刚从越南回到上海不久。在河内,他整整呆了一个星期。不过,这不是出差或者旅游,而是“避难”。
“避难”的缘起,来自2012年5月,“花总”开始在微博上质疑一个名为“世界奢侈品协会”的组织以及它的注册者欧阳坤,称其为“山寨公司”与“骗子”。 那条在花总看来只是“调侃”的微博一周之后遭到了对手的反击。一个多月来,双方缠斗不休,“花总”甚至收到了威胁人身安全的恐吓短信,以及种种盘外招数, 这让他感到不厌其烦。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混到这种境地。”他苦笑着说。
我有一种善于制造热点的特质
在今年5月之前,“花总”的生活完全可以用“意气风发”来形容。
在这场战斗之前,他是上海某移动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带领着团队开发一款股票类手机APP软件,在同类软件中口碑不错。作为“逼范儿”,他成日出入这个城市里的各个高档场所,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微博上,他也坐拥7万多粉丝,一呼百应。
他在微博上的声名鹊起,从去年开始。当时,这个刚刚开始玩微博的哥们,注册了一个名为“花果山总书记”的账号,开始鉴表。
他在微博上搜寻各级官员出席活动时佩戴手表的图片,并向网友公布疑似名表的款式和价格。在大陆政务微博勃兴的元年,这个给官员鉴表的草根微博,引发许多媒 体的关注与报道。在连续鉴定了94名官员的疑似名表后,他开始逐渐被网友视作“反腐斗士”。2011年,国外一家名为Ethisphere的智库,还将 “花果山总书记”选入“年度商业伦理最具影响力100人”。
鉴表最后的日子,他看到各式的表,会产生呕吐感。那时,他所在的公司“正处在快速成长期”,发微博却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这让他对现实生活产生了焦虑,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正从这时开始,他对微博传播的思考,越发深入。
不久后,“花果山总书记”在各大微博上突然消失,他又重新注册了新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再度现身微博。
新账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开通后,他决定用微博做一个传播实验。
“我想验证两样东西,第一,微博传播到底怎么回事,我通过所扮演的角色,与网民的互动去观察大家的行为和习惯;第二,我也在‘办媒体’,我每天都在看后台数据,学会打造经营一个新媒体。”
实验开始后,他需要重新找到一个能够成为公共热点的题材,吸引关注。他想到了2011年,曾在旧账号上撰写的一篇名为《怎样在微博扮上流社会》的文章。此后,他开始延续这篇文章的体例,撰写各行各业的《装逼指南》。他告诉我,这是一系列如同好莱坞剧本般精心设计过的文章。
这一系列“装逼指南”,语言风趣幽默,又不乏犀利,在微博上转发动辄成百上千。《装逼指南》后来改名为《装腔指南》,被他做成了手机APP,放到了苹果市场,截至目前,已经达到32万装机量,比他公司开发的证券APP用户还多,广告收入每月预期数万。
“我有一种善于制造热点的特质。”他对自己的传播能力深信不疑,实验的结果似乎也证实着这一点,他的粉丝也水涨船高,接近8万,最多的时候,一天能增加四五千。
我不清楚对方的底牌
如果不是偶然间看到那份名为“全球奢侈品牌100强”的榜单,也许现在,“花总”依旧一边忙活着自己的生意,一边在微博上优哉游哉地写着“装腔指南”。
今年五一假期,正在家中写新指南的“花总”,偶然看到一份名为“全球奢侈品牌100强”的榜单,其中包括了某些二线与闻所未闻的品牌,他隐隐感觉有些不 对,于是按图索骥,找到了发布榜单的世界奢侈品协会官网。通过查询国际顶级域名数据库,他发现这个自称总部在美国的国际性非营利组织,域名注册者是一个叫 欧阳坤的中国人,总部官网的HTML源码中亦出现了中文字符。
5月15日,“花总”将这一发现贴到了微博上。他的本意只是调侃。但不曾想到的是,8天后,“花总”突然收到了突如其来的恐吓私信。这是一个叫“东北追债兄弟连”的陌生ID发来的,警告他“不要断人财路”,否则“给你一刀”。
这是他在微博上第一次遭遇恐吓,“花总”难以窥知恐吓背后的内幕,按照他的说法,“被7万粉丝围观的自尊心驱使下”,他在微博上公布了恐吓信息。“我是刺 猬型人格。”他解释道,“不主动攻击,但浑身是刺,三触即high。更何况,我还有7万多粉丝呢,要是退缩,多没面子。”
微博粉丝热烈地转发与评论,迅速将此事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消息灵通的媒体将话筒伸到了“花总”面前,好奇心引发的“质疑”由此演变成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微博打假。
刚刚受到网络匿名威胁时,曾想过利用社会资源迅速摆平这件事,一度甚至想把讨伐世奢会的檄文发到30万《装腔指南》的客户端上。
但他最终忍住了。不明来由的威胁,反而激发了他的斗争积极性。“我想知道,用一个普通人的渠道斗争,将会遇到什么困难?有没有可能用关系和人脉以外的资源解决这件事?”
此后半个多月,事态不断升级。他在微博上公布威胁信息,搜罗行业知识分析对方的漏洞,跑到北京寻找各个相关部门投诉,并寻求媒体援助。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的时候,他一天内同时接受4家媒体的采访,相关的报道也陆续刊发。
由于媒体随后的介入,更多的疑点一一浮出水面,“世奢会”开始变得面目可疑。比如,“世奢会”声称是美国注册的非营利组织,实际是不折不扣的注册商业机 构;声称与众多奢侈品牌有合作,但一众奢侈品牌却并不承认与其有任何合作关系;前员工爆料称协会发布的各种权威奢侈品消费数据是员工在网上扒资料制作而成 的。就连欧阳坤本人学历也被曝有造假嫌疑,他以前当演员、开影视培训学校的经历也都被一一曝光。
“其实他(欧阳坤)是一个演员。”“花总”语带双关地评论。
不过,除媒体曝光外,其他的投诉方式,都如同打在空气上,没有激起任何反响。
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他不愿意多谈和那些政府部门交涉的细节。但他说,在北京时,看到某大院门前,聚集着许多眼神落寞的访民,忽然感觉心中某些东西陷入了冰封。后来,他在微博上写道: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四处求告的上访者,这一刻感到了绝望。
恐惧在随后达到顶峰。
除了收到各种恐吓私信外,2012年6月12日,欧阳坤还在微博上贴出了一张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就其报案“花总”敲诈勒索的立案决定书。次日,有记者确认了这个决定书的真实性。
“以前我觉得,坐拥7万多粉丝,又有专业技能,单纯地靠微博和我的社会经验,可以摆平这个事,但现在我发现不是。我不清楚对方的底牌,有许多未知的事情让我感到不安。”这一回,“花总”说,自己就像一只孤独地站在花果山上的猴子,被一望无际的海水包围,他感到束手无策。
我不是一个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混吃等死的人
猴子一直是“花总”最喜欢的动物。这来源于一本他大学时候最喜欢的网络小说《悟空传》。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出小说里孙悟空的经典台词:“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要这地,再埋不了我心,要这众生,都明白我意,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
1978年,“花总”出生在闽北的一座小县城里。这批在70年代尾巴上出生的年轻人,是大陆第一波会手握鼠标、用网景浏览器逛BBS的网民,他便是其中之一。
1998年春天,读大二的“花总”经历了人生中第一场大事件。这年,同窗H突发恶性肿瘤,危在旦夕。H家在闽西山区,家境贫寒,无力负担治疗费用。危急时 刻,“花总”等人拿着中文系一位名教授撰写的求助信,冲进福建电信数据通信局,被打动的管理员二话没说,在BBS上发出了求援帖。
由于预先知会了媒体,这一事件在线上与线下同时传播开来。后来,人们将之视为大陆互联网历史上最早的网络求援经典案例之一。在当时单纯的网络氛围中,求援获得了良好的效果,H最终得到救治,脱离险境。
这个年轻人第一次见识到了这个由通讯协议构筑的虚拟世界的魔力。
此后,“花总”开始逃课上网。往往教室前门刚点完名,他便从后门溜去了网吧。网吧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收费昂贵,一小时上网费约人民币20元。
按照他自己的说法,1999年国庆节,他用两个小时掌握了HTML语言,开始在记事本上逐行写代码,做出了第一个网站。这是一个年级文学刊物的同名网站,整个网站不用一张图片,源文件干净、整洁,页面分类清晰,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典型洁癖患者做出的网站。
“花总”第二次被网民认识,是在2007年,他办了一个颇有名气的支教博客。
那时,这个年轻人已经离开福州,北上上海,到一家著名的公关公司上班。很快,他成为了上海滩同行里最高产的方案写手,以及崭露头角的政府事务专家,开始在 媒体上撰写评论中美立法事务与政治游说的专栏—不过,在做了上百个案子、游走了几家公司后,他突然感到了疲倦,开始怀疑这个行业。
2007年初,“花总”踏上了飞往西南的航班。飞机降落到重庆,搭出租车南行,进入一个川滇黔交界的山坳里。这里有600个孩子和十来个乡村教师等待着 他,准备迎接他们的新老师。大多数人不知道,这个来支教的新老师为什么一直双手颤抖。因为上山的摩托就沿着悬崖边开,他紧紧抓着扶手不放,紧张过度。
这年3月16日,“花总”开通了一个支教博客。这时,IT工程师杰克多西写下“人们可以通过140个字符来改变世界”不过一个月,还要再过一个月他才能担任Twitter的CEO。中文网络上,微博尚未诞生,博客是人们分享见解和了解世界的首选方式。
按照他的说法,支教博客的设立,也是为了让外界了解这所学校。“花总”开始在上面撰写支教日记、同时募集捐助款项。一天之后,他收到了第一笔捐赠,来自浙江丽水的一笔400元汇款。更多的捐款随后而至,捐款名单里甚至有许多名人。
他激动地让孩子们在操场上组队摆成心的形状,感谢网友。他开始给孩子们开设诗歌课程,给孩子们拍各种各样的照片。在一张学生雕塑照片的配文里,他赞叹道:“如果教育条件好一些,他们也可以成为中国的米开朗基罗。”
“说到底,我不是一个埋头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混吃等死的人。我愿意关注公共事务,并且相信个人力量可以推动社会进步。而互联网这个工具,可以帮助我实现这个愿望。”他说。
这会是最后一次。心力交瘁。
耗不起
但这一次的微博打假,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强大。突然间,很多事情失控了。
恐吓的私信越来越多,恐吓者甚至声称,已经入侵了他的手机,掌握了“花总”的所有隐私。还有人假冒记者联系他,套问他的住址与电话。那天晚上,他正在广州 最奢华的酒店和朋友聊天,看到威胁私信后心神不宁,连夜赶回了深圳。那晚,他一直在给安全专家和新浪的管理人员打电话,核查黑客的来源。甚至和在香港的一 位知名黑客聊了两个小时,分析对手的招数。
后来,所谓的“黑客”被证明只是利用了新浪之前被盗用的一批账号,但他突然间意识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很多事情“已经失控了”。
没过多久,他又得到消息,对手在周末悄悄飞赴上海,扬言要通过警方抓捕他。6月8日,欧阳坤从虹口某派出所拿到了一张报案回执,这天是周五。双休日之后,对手给新浪发去了警方的立案决定书和协助调查函,以“花总”涉嫌敲诈勒索为名,要求新浪提供后者的个人信息。
这个吊诡的立案决定令很多法律界人士都感到费解,“花总”认为危险正在逼近。
6月中旬,他从上海飞赴南宁,买了一张去越南河内的国际联运火车票,同时在微博上向网友宣布:我跑路了。“我害怕。”他承认道,“我害怕的不是欧阳坤,而是藏在他背后的那些东西。”
原本,“花总”并没想过要避难。他甚至找了一家安保公司,为自己聘请了几天的私人保镖。但和一个朋友的电话,让他改变了决定。
电话是微博上的另一个草根名人王小山打来的。因为长期在微博上质疑蒙牛公司,王小山也听说有人要把他“跨省”带到内蒙古,他赶紧跟几个朋友借了点路费,直飞香港。作为同病相怜的朋友,他劝诫“花总”:“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去躲躲吧。”
经过一夜折腾,“花总”终于顺利出境,站在了越南首都河内的街头。“当时是早晨,不到入住时间。我只好先去街上溜达,结果就撞见了一场本地人的葬礼。”这让这个逃难者感到十分沮丧。
在越南的那些天,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怎么见人。有当地的微博粉丝知道他在越南,想带他出去玩,但是他“出于安全考虑”,没有接受邀请。
6月18日那天,他来了点兴致,出门吃饭。但吃着河粉,看着异国他乡的街头人来人往,却找不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突然间感到一阵悲凉”。
河粉没吃完,他就回到了酒店,开始总结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这天晚上,他在贴出的一篇名为《黄粱一梦三十天》的文章中,这样写道:“一个平日里洋洋自得、 左右逢源的‘精英’,一个以冷眼旁观为乐的玩世不恭者,居然也有‘上访’的一天。抛开那些平日辛苦累积下的关系与资源,我还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我 没有这些,是否会一无所有、寸步难行?这么多年,我是否只学到了这样的中国式生存?这一刻我感到了绝望。”
的确,在经营多年之后,“花总”说自己的交际圈里,还是有一些官员或者实权部门的朋友,但这些人里,知道他就是“花总”的人,几乎没有。他害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向这些朋友求援。
“没有人会喜欢和一个随时会在微博上爆料的人交朋友。”这个担任过某上市公司公共事务总监,深谙官场潜规则的年轻人说。
玩微博这么长时间以来,“花总”看过了很多在微博上维权却碰得头破血流的网友。以前,他会嘲笑这些人“不够专业”,他甚至觉得,“如果是我来做,一定会做得更好”。
但现在,他终于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很可笑。“我有比一般人强得多的丰富传播经验,有这么多媒体的协助,却还无力自救。但现在我可以理解他们。”“在这个熟人 社会里,只要没有人替你说话,现实的东西就能磨死你。即使你赤膊上阵,面对那个强大的你触不到边界的妖怪,我不是孙悟空,只是砧板上的鱼肉。”
在越南呆了一周后,他还是决定回国,继续这场已经没有退路的战斗。但他说,自己还是很后悔,卷入了这样一场纷争里。“不小心入戏太深。如果重新开始,我就 不会再选择这样的方式。也许就到调侃为止。无非就是内心不爽,其实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会是最后一次。心力交瘁。耗不起。”
And God said, Let us make man in our image, after our likeness: and let them have dominion over the fish of the sea, and over the fowl of the air, and over the cattle, and over all the earth, and over every creeping thing that creepeth upon the earth.
And God made man in his image, in the image of God he made him: male and female he made them.
And the LORD God said, It is not good that the man should be alone; I will make him an help meet for him.
the man is become as one of us, to know good and evil: and now, lest he put forth his hand, and take also of the tree of life, and eat, and live for ever:
斯宾诺莎的哲学我觉得很深邃也很感人,在逻辑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我没法将其贯彻到我的现实生活中,对我来说,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恶就是恶,很难让我看到其中的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没找到答案。
但是这些经典,是一开始就是这样吗?一开始不应该就是原教旨,能被精确地传递嘛,
所以人有一个强大无比的东西叫“自由意志”。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这个恐怕也有些偏颇,基督徒主要的信念不是进天堂,因为能进天堂的是极少数,是复活。如果信了上帝就永生了,要审判干什么,正义原则就没有
羅馬天主教教義將本罪和原罪分別開來。本罪分至於死的和不至於死的。
至於死的罪是由於嚴重的事件而犯下的罪,犯罪者完全明白該行為(或故意不作為)是罪而且是重罪,並且在主觀完全同意下實施該行為(或故意不作為)。犯下至於死的罪的人不能享受上帝的榮耀;犯罪本身就是拒絕神。如果不能得到諒解,至於死的罪的結果是永遠在地獄中受懲罰。
可恕之罪是不符合至於死的罪標準的罪。犯下可恕之罪並不會使犯罪者停止享受神的恩典,因為犯罪人並沒有拒絕神。但是可恕之罪傷害了犯罪者與神之間的關係,因此必須通過和解的聖禮或者接受聖餐禮與神和好。
至於死的罪與可恕之罪都有兩種懲罰的性質。他們都引起犯罪過失,導致永久的懲罰(永罰)與暫時的懲罰。和好是神的仁慈的表現,也表明了犯罪過失和永罰。煉獄和贖罪表明的是暫時的懲罰,以及體現神的公義。
羅馬天主教教義也將罪分為兩部分:罪首先是一種罪惡或不道德的行為,破壞了神的律法;其次是罪行導致的不可避免的後果。犯罪可能且的確會將某人被神和社會所疏遠。因此,天主教會堅持和好的對象必須同時是神和教會。
史老柒 如果地狱不能修行,那么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是在作死?
若非威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
若非威神,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
目犍连羅漢的母親做了很多壞事,死後變成了餓鬼,目連通过神通看到後十分傷心,就運用法力,將一些飯菜拿給母親食用,可是飯一到母親口邊就化為焰灰,目犍连大声向釋迦牟尼佛哭救[1]。
世尊表示目連雖已是神通第一,但個人的神通力不敵業力,因此必須找更多的羅漢以群力才能救拔,為此目連特別在洞穴外準備盥洗用品,等待結夏安居結束的修行羅漢使用盥洗,并於每年七月中以百味五果,置於盆中,供養十方僧人,。。。
再将功德回向目连的亡母,亡母承罗汉僧侣们的回向加持脱离饿鬼转生畜牲道做了一支黑狗,后来听目连说法七天而亡转生三十三天为天神,才算救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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