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A3 E2 J" t4 a" Y五、从文化散文到文化苦情：情绪如何替代分析" S- X* K& L* T2 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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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z( P3 m$ t' f* q; L《文化苦旅》的"苦"字很有迷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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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方面确实概括了作者试图呈现的文化创痛——古迹的衰败、文物的流失、文化传统的断裂、知识分子在历史中的困境，这些确实可以用"苦"来形容。另一方面，这个"苦"字又为他的写作提供了一种预设的情绪导向和乱发感慨起兴地合法性。既然是"苦旅"，那么沉重就天然正确，悲凉也天然高级，叹息也必须得天然深刻。标题本身就预先告诉了读者应该用什么情绪来阅读这本书，这都已经不是高明的暗示，而是赤裸裸的宣示。作者似乎只要不断证明自己感到痛苦，就可以免于继续证明自己是否真正理解了痛苦的来源。这个做法说的粗俗一些，其实跟郭德纲当年给的那个标准挺像的——上了台说的越大声，调门起的越高的往往心里越是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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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实是一种看起很巧妙的修辞策略，不管余秋雨是否有意为之——虽然实际的效果和体验在因人而异之余，但对于真正思考的读者往往会在事后读出来作者的轻蔑与自己的浅薄。
) P# {, J7 E* C# _! u! n这也是我后来最不能忍受余秋雨的地方：他的许多文章并不是没有分析，而是分析经常被情绪拖着走。情绪不是思想之后的余波，而是思想之前的开路锣鼓。在很多篇章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顺序：作者先让自己进入一种悲凉或愤慨的情绪，然后在这种情绪的驱动下选择性地调用材料，最后用一个升华式的感叹来为全篇收尾。情绪在前，分析在后；或者更准确地说，分析不过是情绪的注脚。用更狠一点的比方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传销行为；一种预设了传销价值然后用更重看起来相当低劣的手段诱使人起反应的传播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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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历史散文当然可以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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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情感，历史写作很容易成为材料的堆积。司马迁写人物有情——"太史公曰"每每在叙事之后流露出深沉的唏嘘，但那种唏嘘是在完整叙述了事件始末、人物处境和时代格局之后才到来的。鲁迅写历史有怒有刺，可他的怒是建立在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洞察之上的，他不会凭空愤怒，也不会在还没讲清楚事情的时候就开始怒吼；刺也是极为精到的一针见血戳破那些伪装——这也都是基于更深层次的阐释。优秀的传记和非虚构作品也都带着作者的价值判断。但真正有力的情感，应该是在复杂理解之后仍然无法平息的震荡。它不是绕过分析，而是穿过分析；不是替代判断，而是深化判断。穿过分析之后还在的情感才是真实的情感。那种"哪怕我知道了所有的背景、所有的原因、所有的不得已，仍然觉得痛"的情感，才有真正的道德重量。
6 P; W& {5 x) P% T: W- a+ \, h, k余秋雨的问题恰恰在于，他常常太早抵达情绪之巅。
% T" L) |+ b1 G; ~% H3 A1 t$ M/ T* ]历史人物还没有展开，作者已经怜悯；制度背景还没有铺陈，作者已经悲愤；责任结构还没有辨析，作者已经升华。于是文章里的"苦"，便不再完全是历史之苦，也成了文体之苦、姿态之苦、表演之苦。读者如果不仔细辨认，会把文体的苦当成思想的苦，把姿态的沉重当成分析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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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道士塔》为例。余秋雨在文中几乎一开篇就确立了情绪基调——那种面对文化浩劫的锥心之痛。然后整篇文章在这个基调上运行，所有的材料选择、叙述节奏和句式安排都服从于这个基调。这当然写得精彩，可如果你抽出文中涉及"分析"的部分单独来看，会发现它们其实非常薄。为什么晚清政府对西北文物毫无保护意识？余秋雨归结为一种笼统的"封建官僚的昏庸"，这当然没错，但这和没有分析也差不多。斯坦因为什么能成功？因为他"狡猾"。这当然也没错，但一个"狡猾"二字就把殖民知识体系、国际学术政治和探险经费背后的帝国利益全部遮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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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会让读者沉浸在一种宏大的文化苦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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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读完之后觉得沉重，觉得惭愧，觉得民族文化一路走来多么不易，觉得自己也与有荣焉的参与了一次精神凭吊。而且这种凭吊是有满满地仪式感的：你翻开书页，你感到伤痛，你的眼眶微热，你合上书，叹一口气。这个过程很完整，也很让人满意。可是如果再追问一句：到底理解了什么？许多地方却答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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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文化受过伤，不等于能理解文化为什么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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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文明曾经失落，不等于就理解了文明如何失落。
, V [' Y7 ]8 v7 k知道一个人物令人痛惜，不等于理解他在历史结构中的处境。
* k* I* Q: `1 X- X+ M# B) G7 |知道一个地点充满苍凉，不等于理解它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技术和社会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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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别看起来像是学究式的较真，但其实关乎根本。因为如果一个社会只知道为自己的文化"苦"过，却不知道"苦"从何来，甚至连到底是不是“苦”都不太清楚，那么下一次面对类似处境时，它仍然只会叹息，仍然只会事后愤怒，仍然把复杂的结构性问题归结为某个人的愚昧或某种模糊的"历史悲剧"。苦情不能代替诊断，就像哭泣不能代替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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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的文章常常让人误把"感到沉重"当作"已经理解"。这才是它最隐蔽也最真切的浅薄。
+ x4 h \4 [7 r& ~1 f( H浅薄有很多种。最容易辨认的是无知的浅薄，材料少、见识窄、判断轻浮，一眼可见。稍难辨认的是油滑的浅薄，它用俏皮话和段子绕过严肃问题，读者虽然觉得有趣，但心里清楚没学到什么。最难辨认的是华丽的浅薄，它拥有大量文化名词，拥有庄严的语调，拥有漂亮的历史布景，拥有一套看似深沉的情绪调度。它不显得轻，它甚至显得过重；但重的不是思想，而是修辞。它的华丽恰好构成了它的伪装。你以为自己在读一篇有分量的文章，其实你是在一套精致的抒情装置里被带着走了一圈——甚至还因此而付出了金钱、时间和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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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最典型的问题，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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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太擅长让读者相信：只要我们一起悲伤过，就已经一起理解过。
' M: B1 \# L' [2 @5 t" \+ f* K' d可悲伤不是理解，悲伤最多只是理解的入口。若停在入口处，不往里面走，悲伤也会变成一种自我陶醉。而最危险的自我陶醉，正是那种带着"文化忧患"面具的自我陶醉——它不但让人停步，还让人觉得自己已经走得很远。
$ |4 Y& g$ C2 `' { H& c七、余秋雨现象：文化消费时代的高级安慰7 W- u7 z( u2 b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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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不仅是一本文集，也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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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它是现象，不只是因为它卖得好——中国现当代散文中卖得好的肯定不止它一部，而是因为它所代表的那种写作方式和阅读需求，深深嵌入了一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它的流行说明，在某个阶段，大众需要一种"有文化的情绪消费"。这种消费一定要有别于低级娱乐，它甚至还带有相当的精神郑重感。读者并不是在寻找轻松，而是在寻找一种可以显得不轻松的阅读；不是在寻找消遣，而是在寻找一种带有文明重量的自我确认。当然这种诉求是不是和河殇那种所谓的黄色文明在面对蓝色文明时的自卑与自省有渊源，就得自己判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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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恰到好处，恰逢其时地提供了这种确认。
% J8 @ ^3 l' F读《文化苦旅》，人们就可以觉得自己不是在普通旅游，而是在文化跋涉；不是在阅读散文，而是在参与文明凭吊；不是在接受知识，而是在承担历史记忆。这种体验很诱人。它把读者从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暂时拔起，放到一个更辽阔、更庄严、更有悲剧感的位置上。在一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里，人们的物质生活在改善，但精神生活的空洞感也在加深。人们需要一种东西来证明自己不只是在忙碌和消费中打转，而是和某种更大的东西相连。宗教信仰在这个社会中并不普遍，哲学阅读的门槛又太高，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恰好填补了这个缝隙：它比宗教更世俗，比哲学更感性，比纯文学更有知识附加值，比学术著作更有阅读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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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年轻时会喜欢余秋雨——包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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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不怕那些大词，甚至喜欢并需要大词。年轻人希望自己的情感有更大的容器，希望个人的孤独能与文明的孤独相连，希望一篇文章能迅速把自己从现实小事带到千年风沙之间。那种被宏大叙事席卷的感觉，对于一个尚在精神成长期的读者来说，本身就构成一种近乎生理性的快感。余秋雨的文字正好提供了这种电梯式上升：几段铺陈之后，读者已经站在历史高处，俯瞰废墟，心中苍茫。这种快感廉价吗？对于成年后的我来说，也许是的。但对于当年那个正在寻找自己精神位置的年轻读者来说，它曾经是真实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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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种上升太快了，就好像侯宝林相声里顺着手电筒光柱就爬上去的醉鬼一样。
0 q9 v/ m/ J9 r& G" z真正的文化理解不能做电梯，而是要山路十八弯。它需要一点点读材料，辨事实，分层次，承认自己的无知，修正自己的判断，接受很多结论只能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它并不总是让人获得崇高感，反而常常让人感到笨拙、迟疑、被复杂性困住。你读一本严肃的敦煌研究著作，可能读了五十页还在和年代考证较劲，读了一百页才刚弄清楚某一窟壁画的分期问题。这个过程不会让你觉得苍茫，只会让你觉得自己笨。但正是在这种"笨"的过程中，理解才真正在生长。余秋雨给人的，却常常是过于顺畅的崇高。他的文字帮读者跳过了那些笨拙的、迟疑的、不好看的环节，直接把结论和情绪端到面前。读者觉得痛快，觉得深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山顶——其实只是坐了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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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余秋雨现象"的本质：它把文化变成了一种高级安慰，把历史变成了一种可朗诵的悲情资源，把复杂的文明问题转化为读者可以迅速认领的精神姿态。
% I0 X. C) J, [, U2 Z- P& s它不像浅俗读物那样直接讨好读者，而是用悲凉、庄严、忧患来讨好读者。它让读者觉得自己没有被娱乐，而是被提升了；没有被消费，而是被唤醒了。这种讨好方式比直接的谄媚式讨好更高明，也更难被识破。一个人看完爆米花电影知道自己在消遣，但一个人读完《道士塔》反而觉得自己在承担文化使命——这两种消费的性质也许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不同，只是后者的包装更加考究，更能让人得到心理上的那种想像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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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成功的消费，往往正是让消费者感觉自己没有消费。
' S6 x& P* p2 d% M) v这句话听起来尖刻，但并非要否定每个读者当年的真诚。许多读者读《文化苦旅》时，确实是真诚的。我们真诚地为敦煌痛心，真诚地被阳关感动，真诚地相信自己通过阅读接近了文明深处。我自己当年也是如此——我不愿意追溯往事时把那份真诚涂改成无知。
/ o7 W- I: h! b }3 A问题当然不能归咎于读者的真诚，而在于这种真诚被一种过于熟练的文体引导到了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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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引导我们悲伤，却未必引导我们追问。
- {$ D( F1 |% _9 b r2 I它引导我们仰望，却未必引导我们辨析。
- G% h7 t+ P7 R; C" R4 u& N& ?它引导我们获得文化身份感，却未必引导我们进入历史结构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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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引导我们在感动中完成一次精神仪式，却未必引导我们在仪式之后继续追踪那些不那么好看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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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便是它作为"高级安慰"的微妙之处：它让我们在感动中停下，并误以为停下就是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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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文化启蒙应该让人停不下来——它打开一扇门之后，门里面应该有更多的门，有让人不得不继续走下去的困惑和好奇。可余秋雨的文章常常给人一种"读完了就够了"的满足感。那种满足感本身就是问题。真正有力的文章不会让你满足，它会让你不安。让你在好奇与不安的交错中发现新的境界，而不是如刚刚吃了一顿预制的食材一般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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