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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多年以后哈梅内伊想起苏莱曼尼 [打印本页]

作者: 老票 时间: 6 小时前
标题: 多年以后哈梅内伊想起苏莱曼尼
本帖最后由老票于 2026-3-2 09:59 编辑

《多年以后，面对空袭的哈梅内伊，会想起为苏莱曼尼升起黑旗的那个下午》

原文来源：微信公众号大浪淘沙作者：赵皓阳

谁能代表伊朗人民的利益，这是一个首要问题。

唯物史观，核心就是这句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很多人看历史，总觉得改朝换代、社会变迁是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个人意志说了算，是某个明君开创了盛世，某个昏君搞垮了王朝。但唯物史观的核心逻辑则是：人类所有的历史，都得先建立在“人要活下去”这个最基本的前提上——要活下去就得种地、打猎、织衣、盖房、生产物资，这是一切社会活动的起点。你用什么工具干活、生产效率有多高，决定了人和人之间怎么分工、怎么分配财富、怎么定相处的规矩；而这些底层的经济规则，又决定了国家怎么管、法律怎么定、社会流行什么思想。

历史的大走向，从来不是某个人拍脑袋决定的，是这些底层的矛盾推着走的。它揭示的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客观规律，不管你喜不喜欢、认不认可，这个规律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人民史观，与唯物史观有些类似，但并不是完全重合：是在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强调人民群众是生产力进步、历史发展的主体力量。真正支撑社会运行、推动社会前进、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广大劳动大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活动。

人民史观要求把视线从少数人的功业叙事，转向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产、斗争、创造与牺牲，从人民的处境、诉求与实践中理解历史。任何政治力量、制度安排和历史叙述，最终都要接受人民实践和人民利益的检验。

简单说，唯物史观是一个“事实判断”，是一套可验证、可推导的分析公式，帮你拆解历史事件的底层逻辑，预判社会发展的大趋势，不管你站在哪个立场，它揭示的客观规律都不会改变。而人民史观更偏向一个“价值判断、立场判断”，它回答的是历史研究与政治实践应当站在谁这一边的问题。凡是站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一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推动多数人福祉与社会进步的力量，就应当得到支持与认同。即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标准，决定支持谁、认同谁，拥护什么样的道路与力量。

以这两个视角，我们来看一下伊朗的历史。

1951年，伊朗民族主义领袖穆罕默德·摩萨台在全民拥护下当选首相，随即推动议会通过《石油国有化法案》，决心将垄断伊朗石油命脉数十年、攫走超90%利润的帝国主义石油公司收归国有，让石油财富真正惠及伊朗人民。这场捍卫国家主权、代表伊朗人民根本利益的运动，缺严重损害了英美在中东的核心利益。

1953年，美国中情局（CIA）联合英国军情六处策划了臭名昭著的“阿贾克斯行动”，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民选摩萨台政府，重新扶持封建贵族巴列维国王执掌独裁大权。这场由帝国主义主导的阴谋，彻底打碎了伊朗民众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主权独立、经济自主、民生改善的希望，也让美国的形象从二战后的“雅尔塔灯塔”，沦为了践踏伊朗主权、掠夺资源、损害人民利益的头号仇敌，伊朗人民与美国之间的世仇，就此彻底结下。

复辟后的巴列维王朝，始终标榜自己是推动伊朗现代化、世俗化的“开明政权”，推出了赋予女性选举权、建立西式世俗教育体系、推进城市现代化等一系列看似进步的举措，比如巴列维时期伊朗女性泳装照与如今黑袍的对比，在社交网络非常流行。但这份所谓的“开明”，从始至终只局限于伊朗的上流社会。王室、官僚、买办资本家、大矿主与城市精英阶层，靠着垄断石油财富、依附西方资本，住进了德黑兰的西式豪宅，享受着和欧美发达国家别无二致的奢靡生活，独占了世俗化改革的全部红利；

而占伊朗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不仅完全沾不到改革的好处，反而因激进的世俗化政策冲击了传统的生活与信仰体系，连基本的生存尊严都难以保障，所谓的开明盛世，不过是少数特权阶层的专属狂欢。巴列维王朝依托石油暴涨带来的账面繁荣，和国民党政权的“黄金十年”高度相似：它们所谓的现代化建设，只撑起了德黑兰和上海滩少数地区的“花花世界，十里洋场”，遍地的西式商场、豪华酒店、娱乐场所，不过是买办阶层依附西方资本打造的虚假繁荣泡沫，全国绝大多数农村和中小城市，依旧处于极度贫穷和落后的状态，工业发展、基础设施、民生保障几乎一片空白。

整个巴列维王朝的经济有着彻底的买办属性：核心产业、技术、资本完全被西方掌控，不仅没有建立起完整、自主的民族工业体系，本土自主工业的建设成果甚至远不及此前礼萨汗时期打下的基础。这和国民党“黄金十年”连晚清的工业底子都没能守住的买办化困境如出一辙。于是，伊朗彻底沦为了西方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市场。石油财富的疯狂涌入，只养肥了少数买办阶层和“油老板”，但是贫穷和环境污染却留在了本地。

巴列维王朝末期，伊朗贫富差距被拉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占人口1%的顶层群体掌握了全国超半数的财富，数百万破产农民涌入城市沦为流民，底层民众的生存状况持续恶化。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伊朗通胀失控、物价飞涨，底层民众的生计彻底陷入绝境，而王室与买办阶层的奢靡腐败却变本加厉，伊朗民众积攒了数十年的不满彻底爆发。极端的贫富分化、彻底的买办经济、高压的独裁统治，最终让巴列维王朝的虚假繁荣彻底崩塌，催生了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从1978年开始，伊朗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罢工、示威与抗议运动，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学生乃至被打压的世俗反对派，都汇聚到了反对巴列维独裁、反对美国干涉的旗帜之下，最终在1979年彻底推翻了巴列维王朝的统治。这场革命的核心驱动力，从来不是单纯的宗教诉求，而是占伊朗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对贫富分化、阶级压迫、主权丧失的彻底反抗，是人民用自己的力量，终结了这个彻底背离民众根本利益的腐朽政权。

但是，正如我在《历史周期律的下行周期》一文中所反复提及的：我们必须意识到，取代落后的不一定是进步，还有可能是更加落后；取代“蓝党”的不一定是“红党”，还有可能是“黑党”。

1979年伊朗人民推翻巴列维王朝虽然被称为“伊斯兰革命”，但我们不能忽略伊朗左翼进步力量的贡献。伊朗的左翼进步力量，核心包括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伊朗人民党（图德党）、融合左翼反独裁主张的游击团体（如人民圣战者组织），以及产业工人工会组织。在 1978-1979 年的革命高潮中，左翼主导的全国石油工人大罢工，直接让伊朗石油出口归零、瘫痪了巴列维王朝的财政命脉，遍布全国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与街头抗争，彻底让伊朗社会经济运转停摆，从根基上动摇了王朝统治。

但这支力量始终极度弱小，核心原因有四点：

一是 1953 年英美政变推翻摩萨台后，巴列维王朝对左翼展开了长达 20 余年的系统性清洗，其组织体系被彻底打散，只能开展地下活动，完全没有全国性的公开动员网络；
二是派系林立、内部分裂严重，始终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无法凝聚反独裁的合力；
三是战略上出现致命误判，多数左翼团体将霍梅尼为代表的封建保守势力视为“民主革命同路人”，主动放弃了革命领导权，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最终在革命胜利后被宗教势力全面清剿。
更根本的是，左翼的阶级叙事始终未能触达占伊朗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底层民众，在有着千年什叶派信仰传统的伊朗，其理论远不如宗教口号直白、有号召力。

所以我们又看到了在世界革命中重复上演的戏码：左翼进步势力和底层人民用抛头颅洒热血推翻了旧势力，结果被右翼既得利益者窃取了革命果实。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刚刚成功、霍梅尼全面掌控国家权力后，便以“捍卫伊斯兰革命成果、肃清反伊斯兰敌对势力”为核心叙事，对曾在革命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左翼力量展开了分阶段、系统性的全面清算：先是在革命初期以统一国家武装为名，强制收缴人民圣战者组织、人民敢死队、伊朗人民党（图德党）等左翼团体的民间武装，瓦解其暴力反抗能力；随即通过官方媒体与宗教讲坛持续污名化左翼力量，将其扣上“苏联傀儡”“伊拉克代理人”“无神论者”“背叛伊斯兰”的帽子，彻底剥夺其政治合法性，同时关停所有左翼报刊、工会与群众组织，切断其与底层工人群体的联系。

1981 年左翼激进团体针对伊斯兰共和党高层的爆炸袭击事件发生后，宗教势力更是借两伊战争的战时状态，以“战时叛国”“通敌伊拉克”为名展开了大规模镇压行动，全面取缔所有左翼政党，逮捕、处决了数十万左翼活动家、核心领导人与支持者，剩余的左翼力量要么被迫流亡海外，要么彻底转入地下。1983年，就连同情进步力量的伊斯兰教派系和进步阿訇也被集中抓捕、强迫电视认罪。到 1980 年代中期，曾在推翻巴列维王朝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伊朗左翼力量被彻底清除出伊朗政治舞台，宗教保守势力借此彻底垄断了伊朗的全部国家权力，完成了对革命果实的全面窃取。“辩经大师”霍梅尼一边在政治力量上清洗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一边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进行根本性的“清算”，在1979年9月发表了著名的“人民不需要甜瓜和房子，人民需要伊斯兰教”的演讲：

有人会说：“我们流血牺牲，是为了让甜瓜变得便宜！”或者“我们牺牲了年轻人，是为了让住房变得便宜。”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为了换取廉价的房子而牺牲自己的孩子。唯有为了伊斯兰，人才能够献出生命。我们的先贤们也是为了伊斯兰献身的，而不是为了经济——经济并不值得为之牺牲。

那些奢谈经济、将经济视为一切基础的人，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人”意味着什么。他们以为人只是一种只知道吃喝的动物！对于一头驴来说，它的万物之基也确实就是它的“经济”（饲料）。

世间万物的基础是认主独一，是神圣的真理信仰，而不是肚子。那些将经济视为基础的人，将人从人性的高度贬低到了动物的层次，和其他畜生无异……

很明显，霍梅尼这次演讲就是唯心主义价值观与唯物主义价值观的激烈交锋，是右翼宗教力量和左翼进步力量的终极对立。否认经济基础而强调精神力量的首要性，是对唯物史观的彻底反动。

上帝、安拉、佛祖不会真的降下神罚，但是经济规律这个“看不见的大手”是真的能拍死人的。当霍梅尼自信满满说出“人民不需要甜瓜，人民需要伊斯兰”的时候，这个右翼保守宗教政权被拍死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如果以唯物史观来看，伊朗的现状很好分析：本质是其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深层结构性矛盾长期未能破解，叠加外部地缘干涉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冲击。伊朗始终未能摆脱对石油资源的单一依赖，完整的工业化与自主生产体系多次被打断，畸形的资源型经济结构，无法支撑起适配的现代生产关系与稳定的社会运行体系。

无论是巴列维王朝的买办和世俗化改革，还是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教合一体制，都未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伊朗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而美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极限制裁，进一步摧毁了其正常的生产循环，加剧了内部治理博弈与社会矛盾，最终形成了地缘对抗与经济恶化相互强化的恶性循环，这是伊朗困局背后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底层逻辑。

但是，谁来把这个落后政权送进历史的垃圾堆，又是另一个严肃的问题：是美国和以色列，还是伊朗人民？

所以如果以人民史观来看，就会出现一种“拧巴”的观点，伊斯兰保守势力就是伊朗人民的选择，当时投票的时候霍梅尼以98.2%绝对多数上台。那么伊朗人民选择了落后宗教势力，就代表了这具有“人民决定”的合法性了吗？

这又回到了本文最开头提出的——谁能代表伊朗人民的利益，这是一个首要问题。要破解这个看似 “拧巴” 的核心命题，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唯物史观与人民史观的辩证统一—— 既不能用静态的、一次性的 “民意投票”给宗教保守势力合法性盖棺定论，也不能用抽象的“历史必然”消解人民作为历史主体的核心地位，更不能用“伊朗政权存在结构性矛盾”为美国、以色列霸权主义干涉赋予任何正义性，所有的分析都必须以“具体的、历史的、动态发展的人民利益”这一根本标尺。

任何上层建筑的存续，都必须以适配经济基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前提，而这个前提是否成立，最终的评判者只能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1979 年伊朗革命的正义性，在于它终结了巴列维王朝的买办独裁与美国的半殖民控制，回应了当时伊朗人民最核心的利益诉求。但革命胜利后，伊斯兰保守势力通过清剿左翼、世俗反对派，彻底垄断了国家权力，其构建的政教合一体制，不仅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伊朗对石油资源的单一依赖、建立自主的工业化体系，反而用宗教管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用革命卫队与宗教权贵的利益垄断，复刻了新的贫富分化。两伊战争的巨大消耗、美西方长达半个世纪的极限制裁，最终的代价全部由普通伊朗民众承担——市场萧条、货币贬值、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底层民生凋敝……

当一个政权的上层建筑，已经无法适配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甚至持续损害最广大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时，它当年凭借契合人民诉求获得的合法性，必然会随着历史的发展、人民诉求的变化而逐步消解。这不是伊朗人民“选错了”，而是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没有永恒的合法性，只有永恒的人民利益。

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思考这个问题：在特定的历史范围中，人民选择了落后于保守，人民的选择违背了自身长远利益（以一个历史的、第三方的上帝视角来评判），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呢？

唯物史观从来不认为“人民会天然选择教科书里最先进的生产关系”，恰恰相反，它的核心逻辑是：人民的选择，永远基于他们当下最迫切的生存利益与核心诉求，而非抽象的意识形态先进度；人民的认知与选择，永远不可能超越他们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环境。

人民史观里的“人民”也不等于把某一时刻的主流民意永远神圣化。人民作为历史主体，有主动选择“落后势力”的权利，也有在后续历史中继续反思、纠偏、重新选择的权利。

人民当然会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拥抱“落后势力”，但是以一个更长视角来看，历史的震荡终究会让历史的轨迹回到“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个前进方向。这就像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农民阶级反压迫、反剥削的诉求是进步的，是推动封建社会调整生产关系的核心力量，但他们受历史条件限制，无法突破封建制度的框架，只能以改朝换代为最终结果，我们绝不能因此说参与起义的人民是“落后的、反唯物史观的”。至少在某个震荡的阶段，历史被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把。更重要的是，人民的选择从来不是一劳永逸的，人民史观的核心，是人民永远是历史的最终评判者。

伊朗 90% 以上的民众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这是客观的文化传统。所谓“人民史观”，从来不是“多数人信教那宗教就是对的”，而是政治势力“能不能回应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当年伊斯兰保守势力能获得全民支持，是因为它回应了人民的核心诉求——驱逐买办；今天它失去大量民众的认同，是因为它彻底背离了当年的革命承诺，买办是没了的，但是诞生了一批“新贵”。这才是“人民的基础”永恒不变的核心标尺。

确实，当年就是伊朗人民用98.2%的投票率把霍梅尼选了上去，但是伊斯兰保守势力掌权后，背叛了“石油财富归全民、实现社会公平” 的革命承诺，革命卫队高层和宗教保守势力成为了寄生在石油经济上新的吸血鬼，让底伊朗层民众再次陷入高通胀、高失业的民生困局。而伊朗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从1990 年代改革派的全民支持，到 2009 年的绿色运动，再到2022 年以“女性、生命、自由”为口号反对黑纱的全国性抗议，伊朗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行动修正历史走向，争取自身的利益。

这个过程中，当然有帝国主义阴谋煽动于破坏，但我们不能否认其中伊朗广大人民对于更好生活、更开明社会的诉求与向往。而这恰恰是人民力量最核心的体现 —— 历史不是一次投票就能定终身的，人民会在历史实践中不断觉醒、不断抗争，最终推动历史向着符合自己根本利益的方向前进。还有一点关键问题在于：伊朗伊斯兰保守政权能在四十余年里始终保有相当一部分群众的认同，核心原因之一，正是美国与以色列持续半个世纪的帝国主义干涉、制裁与军事威胁，彻底站在了伊朗全民族利益的对立面，让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从内部的阶级矛盾、经济矛盾，让位于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生存的对外矛盾。

伊拉克、叙利亚、埃及、东欧诸国在“颜色革命”之后乱象，也让民众在两害相权的现实选择中“比烂”——宗教保守势力怎么看也比美帝国主义及其扶持的买办势力更“眉清目秀”一点。从1953年美英策划政变推翻代表伊朗民族利益的民选摩萨台政府、扶持巴列维独裁封建买办政权的历史原罪，到1979年革命后对伊朗持续四十余年的极限制裁，再到常态化暗杀伊朗核科学家、定点刺杀伊朗革命卫队核心将领、动辄威胁对伊朗发动全面战争，美以的每一次敌对行动，都在不断唤醒伊朗民众刻在民族记忆里的殖民创伤，也让保守政权得以将自身塑造成伊朗民族尊严与国家主权的唯一捍卫者，用反霸权的民族主义叙事对冲内部的治理困境与民众不满。

更重要的是，美以的干涉始终以摧毁伊朗的独立自主发展能力、扶持亲西方买办政权为最终目标，这意味着一旦保守政权在外力冲击下垮台，伊朗只会重蹈巴列维时代主权丧失、财富被西方掠夺、民众陷入更深重压迫的覆辙，在这个关乎民族生存的核心底线面前，绝大多数伊朗民众哪怕对政权有诸多怨言，也绝不会站在外部侵略者一边，这正是宗教保守政权得以持续获得部分群众认同的关键外部支撑。

但是，上面的分析还可以反过来看：当对外无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独立的时候，这个宗教保守势力最后一点合法性就会被剥夺。伊朗当局如今的全面困局，本质是对内无法破解经济民生的结构性死局、对外无法筑牢国家主权与安全的核心防线，陷入了内外失序的恶性循环。

2020年苏莱曼尼遇刺前后的关键节点，其实是伊朗最后一个战略窗口。却被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动本质彻底葬送，最终滑向了慢性死亡的必然结局。

2020年1月美军对苏莱曼尼的跨境刺杀——这场公然践踏国际法的暗杀，让伊朗国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派系分歧、民众对民生的不满暂时让位于捍卫国家尊严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全社会形成了1979年革命后罕见的全民团结局面，国际社会也普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暴行予以谴责。

此时的伊朗，对内可以借此搁置内斗、推动打破权贵垄断的经济改革，用民族共识对冲制裁压力；对外也能依托道义优势重启伊核协议谈判、打破外交孤立，更能以苏莱曼尼留下的中东“抵抗之弧”为筹码，重塑对美以的地缘博弈主动权。所以这是伊朗最后的战略窗口。

虽然我对于宗教保守势力都是嗤之以鼻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苏莱曼尼确实是一位人杰，是伊朗越来越腐朽的宗教高层内少有的跨派系、跨阶层、兼具民间威望与实操能力的核心人物。

苏莱曼尼出生于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少年时做过建筑工人、纺织厂学徒，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以普通士兵身份加入革命卫队，从两伊战争的血火前线一步步晋升，没有任何宗教权贵的家族背景。终其一生，他保持着极度简朴的生活，无任何贪腐传闻，个人财产仅有一套普通住宅，与垄断伊朗石油、金融产业的革命卫队寡头、宗教权贵形成鲜明对比，这让他在伊朗底层民众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公信力。

苏莱曼尼是集情报、特种作战、外交统战、战略规划于一身的复合型战略家。他精通多国语言，能精准拿捏中东各教派、各派系的利益诉求，既能在前线亲自指挥作战，也能穿梭于中东各国的首都开展秘密外交，甚至能与逊尼派反以武装达成统战合作，突破了伊朗保守势力狭隘的教派对立思维。他极少公开露面，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却凭借数十年的反美反以实践，成为整个中东什叶派群体的精神图腾，甚至在逊尼派底层反霸权力量中也拥有极高声望。

在伊朗国内，他是唯一能同时获得保守派、改革派、军方、世俗民众认可的政治人物，是伊朗体制内仅有的能弥合内部分裂的凝聚点。在外交领域，苏莱曼尼给伊朗最大的战略遗产就是“抵抗之弧”：他以伊朗为核心，整合了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拉克什叶派人民动员力量、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与杰哈德等反美反以力量，形成了一条从地中海、黎凡特到波斯湾、红海的完整地缘抵抗知乎（作者原文错误，原样转发）。

这个网络让伊朗的威慑范围覆盖了整个中东的美军基地与以色列全境，哪怕伊朗本土被封锁，也能通过代理人力量随时对美以发起打击，彻底打破了美以对伊朗的地缘围堵。

苏莱曼尼之死也被增加了许多传奇色彩：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获取了美国要“定点清除”苏莱曼尼的情报，并亲自通知了他，但苏莱曼尼回应带有明显的“殉道愿望”色彩，大意是“希望如此，请为我祈祷”。按照纳斯鲁拉的说法，苏莱曼尼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死让美国和以色列陷于国际法的被动，更能够凝聚抵抗之弧反美抵抗意志。不管苏莱曼尼是否有“英勇赴死”的主观意图，纳斯鲁拉这番言论客观上让苏莱曼尼彻底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圣徒”。

苏莱曼尼遇刺后，伊朗全国爆发了数千万人参与的反美游行，中东各国云集响应，全民族的爱国情绪达到了顶点，保守势力本可借此搁置派系斗争，推动打破革命卫队与宗教权贵对石油、金融、进出口等核心产业的垄断，遏制通胀，改善底层民生，用民族共识凝聚长期民心，修复政权与民众的裂痕。

但愚蠢的伊朗高层却浪费掉了“苏莱曼尼最后的波纹”。保守势力反而借“肃清内鬼、捍卫革命”为名，继续系统性打压改革派与世俗异见力量，进一步强化了革命卫队对经济的垄断，让本就畸形的财富分配格局愈发极端，2020 年后伊朗通胀率长期维持在 30% 以上，青年失业率突破 28%，全民凝聚的共识很快被民生绝境彻底消解。

从外交视角来看，苏莱曼尼遇刺本是伊朗攥住国际法理高地、凝聚中东抵抗阵线、撬动对美博弈死局的外交窗口期，却被伊朗高层的犹犹豫豫、瞻前顾后、首鼠两端，彻底浪费。伊朗高层在强硬叫嚣与妥协退让间反复横跳，白白浪费多边斡旋的珍贵契机，反倒沉迷于“升起黑旗”这类自欺欺人的宗教符号表演——靠虚张声势的噱头伪装强硬。

最终，伊朗既无整合抵抗阵线的外交布局，也无对冲美以打压的实操手段，所谓“复仇宣言”沦为国际地缘舞台上的笑柄。这场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的外交摆烂，让伊朗彻底丢掉了苏莱曼尼用生命换来的外交主动权，那慢性死亡就是注定的结局。

简而言之，从唯物史观的视角来看，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动本质，就在于其构建的政教合一上层建筑，早已成为束缚伊朗生产力发展的最大枷锁，而他们为了维护自身权力，只会不断强化这套与经济基础完全脱节的上层建筑，绝不可能主动推动解放生产力的改革。

从人民史观的视角来看，当一个政权既无法回应最广大人民对温饱、尊严、发展的根本诉求，又无法承担起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生存的核心责任，它就彻底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合法性。

至于苏莱曼尼这样的人物，保守落后的体制中他的出现是一种偶然，他的才能、战略成果、牺牲最终被浪费是一种必然。当内外失序的恶性循环无法被打破，当政权彻底脱离了人民、背离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宗教保守势力的慢性死亡，早已是命中注定的历史必然。

多年以后，面对空袭的哈梅内伊，会想起为苏莱曼尼升起黑旗的那个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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